戰爭進行當中我們沒得過任何獎勵。在戰爭結束時，上級對我說：「你們洗衣隊可以嘉獎兩個人。」我一聽就火了，憤憤不平，據理力爭說：

我們在沃羅涅日城外阻止了德寇的侵犯……他們每天狂轟濫炸，但是久久攻不下這座城市。德國飛機每天飛過我們莫斯科夫卡村。我還從來沒有見過敵人，只見到了他們的飛機。但我很快就意識到，戰爭就是這樣的……

我一直給士兵們洗衣服……整個戰爭期間就是跟洗衣盆打交道了。我們全都是手洗，棉襖啊、套頭軍裝啊都洗……衣物送來了，磨損得那麼厲害，骯髒不堪，爬滿了虱子。還有醫務人員的白大褂，幾乎都認不出來了，上面濺滿了血，大褂已經不是白色，而是紅色的了。舊的血跡是黑色的。第一遍水是沒法下手洗的，馬上變成黑紅色……軍裝沒了袖子，胸口上全是窟窿眼兒，褲子沒有了褲管。我們真是用淚水洗，用淚水漂啊。

我在戰前連騎自行車都沒有學會，在這裏卻開上拖拉機了。馬達長時間運轉，違背操作規程，很容易起火。我知道超負荷運轉是怎麼回事，也知道按照這種程序如何駕駛拖拉機——不能轉圈，也不能斜著往前開……潤滑劑和燃料全都按照戰時定額標準使用，得對每一滴油盡心負責，對每一個哪怕已徹底磨損的軸承也得視若性命。嘿，他媽的！……每一滴油都跟命一樣……

「我也會做飯。」

不知誰喊了一聲：

「不是的，媽媽。我都和你說過了，我們就是守護橋樑。」

在路上，我同安努什卡·拉克申科和阿霞·巴茜娜交上了朋友。她倆沒有什麼專長，我也知道自己不具備軍事專長。所以，不管人家要什麼人，我們三個總是步調一致地向前邁出三步。我們認為自己在任何位置上都能很快掌握專業知識。可是，人家根本不理睬我們。

我要送姑娘們回家了，真想送點東西給她們。她們全都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人，而那裡已經徹底毀於戰火了。我怎麼能讓她們兩手空空地回到家鄉呢？我們那時正好駐紮在一個德國村莊里，村裡有一個縫紉工場。我跑過去一瞧：縫紉機都在那兒，完好無缺。我真為此慶幸。就這樣，我們送給了每個要走的姑娘一份禮物。我當時的高興勁兒就甭提了，好幸福啊。這就是我力所能及為姑娘們所做的一切了。

反正……反正只要姑娘們的頭髮稍稍長出來，我就在夜晚偷偷給她們卷頭髮。沒有捲髮筒，我們就用松枝，用雲杉球果……嗯，至少能捲起些波浪來……

「是的，姑娘們，那裡是有匪幫。他們在和紅軍作戰。但是命令就是命令，應該去執行。有誰願意去，請向警衛隊領導提出申請，志願參加。」

1943年沃羅涅日解放的時候，我加入了戰時警衛隊。那裡清一色都是姑娘，全都是十七到二十歲左右，年輕美麗，我從來都沒有看到過這麼多漂亮的女孩們集中在一起。我第一個認識的是瑪露西亞·普羅霍洛娃，她還有個閨密叫塔尼亞·費多羅娃。她倆來自同一個村莊。塔尼亞不苟言笑，特愛整潔，井井有條，瑪露西亞就喜歡唱歌跳舞，總愛說些淘氣頑皮的歌謠。她最喜歡的是描眉化妝，在鏡子前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塔尼亞總是責罵她：「美麗不是畫出來的，你不如把自己的服裝好好熨平，把床鋪弄乾凈些。」我們警衛隊里還有個女孩叫帕莎·利塔夫琳娜，是個毫無顧忌的女孩，但她的女友舒拉·巴蒂謝瓦雅，則是既靦腆又謙遜，在女兵中是最安靜的。還有柳霞·利哈喬娃喜歡燙捲髮，一邊卷頭髮一邊彈吉他，每天睡覺起床都抱著吉他。姑娘中年紀最大的是寶莉娜·涅維洛娃，她的丈夫在前線戰死了，她總是一臉愁容。

就這樣，我們在第四十四自動裝甲坦克野外檢修場開始了工作。我們的工廠是建在汽車輪子上的。在稱為流動服務隊的汽車上安著幾種設備：銑床、鏜床、磨床、旋床，還有電站、澆注組和硫化組。每兩人一組，操作全部車床，一個人要不歇氣地連續干十二個小時。早、中、晚飯都由副手替換你。要是兩人中一個去出公差勤務，那麼，留下來的那個就得一氣工作二十四小時。常常要渾身是雪、渾身是泥地幹活，就是在敵人轟炸時，工作也不能停下。已經沒有人說我們是美女了。當然在戰爭中大家還是都憐惜美女，比平時更加憐惜，這是事實。不忍心參加她們的葬禮……不忍心給她們的媽媽寫陣亡通知書……嘿，他媽的！……

姑娘們都很聽我的話……

於是我們商量了一個辦法。這天晚上，我的姑娘們穿上了她們最好看的衣服來到小草坪上。一個姑娘對著飛行員那邊拉起了手風琴，他們聞聲趕來，跳起了舞。可是我們都說好了：絕不和任何一個飛行員跳舞。他們湊了過來，但沒有姑娘理睬他們，整個晚上，姑娘們只和自己的女伴在一起跳舞。最後飛行員們求饒說：「一個傻瓜出言不遜，你們卻怪罪我們大家……」

兩天後我們出發了。上級給我們派出一列貨運火車，車廂里鋪著乾草，瀰漫著草味。

「要知道在那邊是有反革命匪幫的！……」

於是他們就接受我了……

我被送到高爾基市的通信學校學習郵政信使課程。課程結束后就參加了作戰部隊，第六十步兵師，負責一個團的郵政信件。我親眼看到前線的戰士們收到家信后如何一邊親吻信封一邊痛哭。很多官兵的親人都被敵人殺死，或者是在敵占區度日，不能寫信來。那個時候我們還以陌生的姑娘的名義寫了很多信給戰士們：「親愛的兵哥哥，我是一個與你素不相識的女孩，我寫信給你，是想知道你是怎麼打擊敵人的？你什麼時候能夠帶著勝利勳章回家？」我們整夜整夜地坐在那兒寫信……為了戰爭，我寫了數百封這樣的信……

「讓我們認識一下吧，我就是那個政治指導員！」

「隨便您派我幹什麼，就是烤麵包也行。」

「我知道。」

「不，這不可能！人家給我講過她的事……」

我是五一節結的婚……6月22日戰爭就爆發了。第一批德國飛機進行了空襲。戰前我在西班牙兒童保育院工作，孩子們都是1937年從西班牙送到我們九*九*藏*書基輔來的……那時是西班牙內戰……德寇空襲時，我們都不知所措，而西班牙的孩子們已經開始在院內挖壕溝了。他們倒是全都懂……我們把他們送到後方，然後我到了平札州。上級交給我的任務，是組建一個護士訓練班。1941年年底，由我主持了這個訓練班的考試，因為所有的醫生都上前線了。我給學員們發了證件后，自己也申請上前線。上級把我派到斯大林格勒，進了陸軍野戰醫院。我在周圍的姑娘們中間是最年長的，至今還和我保持友誼的索尼亞·烏特魯戈瓦雅，那時才十六歲，剛剛讀完九年級，就進了這個醫務訓練班。我們到了前線，都第四天了，索尼亞還坐在小樹林里哭。我走到她身邊：

「這兒就是那個政治指導員的住處，您不知道她有多麼厲害嗎？」

「上面來了一個文件，要我們出兩個人上前線，可我沒人可派。本來想自己去，可是又放不下這倒霉的小村子。又不能派你去：你是疏散來的。或許你還是能去的吧？我這兒有兩個小姑娘：你和瑪麗亞·烏特金娜。」

我們三個姑娘中，最「有文化」的就算我了，可是要我去當文書，那不行！這叫「憐香惜玉」？我忘記了軍隊的紀律，直接就怒吼起來：「我們都是志願者！是來保衛祖國的！我們必須參加作戰部隊……」

我是倒退著把拖拉機開進地里的：這台斯大林格勒出產的拖拉機，變速箱里的大部分齒輪都已經老掉了牙。原因也很簡單，變速箱是從那些行駛了兩萬公里、在設備賬上已報廢的拖拉機上拆下來裝成的。還發生過這麼一件事，一位和我一般大的女拖拉機手薩羅契卡·戈占布克竟然沒發現散熱器漏水，結果把馬達弄壞了。當然又是一頓臭罵：「嘿，他媽的！」……

有一次，我們到了一個營地，那裡駐紮著空軍飛行員，整整一個飛行大隊。您想想吧，他們都在盯著我們看，而我們卻穿得破破爛爛、邋邋遢遢。於是，這些花|花|公|子輕蔑地說：「真了不起，原來是洗衣大姐們啊……」我的姑娘們聽了這些話差點氣哭了：「指導員，您瞧他們……」

「沒關係，我們會報復他們的。」

拖拉機停在地里，落滿了雪。我們把它們從雪裡拖出來打掃乾淨。天冷得滴水成冰，手只要碰到金屬，立刻就被粘去一層皮。緊緊擰住並且生鏽的螺絲釘好像焊死了一樣，逆時針方向擰不動，我們就試著往順時針方向擰。在這節骨眼上，好像故意為難似的，生產隊長伊萬·伊萬諾維奇·尼基金像是從地里突然鑽出來一樣。他是集體農莊唯一的正規拖拉機手，也就是我們的老師。他恨得抓耳搔腮，不住地亂罵髒話。「嘿，他媽的！」……他罵的聲音倒是很輕，但是我還是一下子就哭了出來……

華麗婭還穿著單薄的衣服，天氣已經挺冷了。我就把自己的軍大衣送給了她。我的華麗婭就這樣走了……

政治部主任轉過身去對生產隊長說：「你為什麼沒有照看好自己的小姑娘？我怎麼能把孩子們送交法院受審！」

於是我對他說：

1942年11月10日，我們按照指令，準備了十天的食品，共有二十五個姑娘，鑽進了一輛破卡車的車廂。我們一路上高唱著《軍令已下達》這首歌，不過把「投身到國內戰爭中去」的歌詞改為「保衛自己的國家」了。我們在卡梅申宣過誓，然後出發沿著伏爾加河西岸步行走到了卡普斯金崖口。預備役團就在那裡安頓下來。那兒有幾千名男人，我們混在裏面簡直讓人發現不了。但是從各部隊到此補充兵源的「僱主」們，也是盡量不想看見我們，總是想法擺脫我們……

我們的通信員阿尼婭·卡布洛娃躺在草地上……一顆子彈射中了她的心臟，她要死了。就在這個時候，天上飛過了一群排列成人字形的仙鶴。我們全都抬起頭望向天空，阿尼婭也睜開眼睛，看著天空說了句：「真可惜，姑娘們。」她停頓了一下，又對我們笑笑，「姑娘們，我是要死了嗎？」就在這時，我們的郵差克拉瓦跑來了，一邊跑一邊高叫著：「你不要死啊！你不能死啊！你家裡來信啦……」阿尼婭並沒有閉上眼睛，她一直在等待著……

按照戰時法律，這就應該抓去送審了，罪名是：疏忽怠工和蓄意破壞。

我早前從來沒有聽說過斯特雷這個城市，現在就是我們要守護的一個地方。我不喜歡這個恐怖的小城，日日飄蕩著哀樂，天天有人被埋葬：要麼是警察，要麼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我們再次看到了死亡。我和一個女孩佳麗雅·克洛波金娜交上了朋友，後來她就犧牲在那裡。我還有另一個女伴……也被刺死在夜裡……我自從到了那個地方后，就完全沒有再說笑過……

我們從斯大林格勒乘輪船，然後轉乘火車，在一天深夜兩點鐘到了梅德韋吉茨車站。人潮把我們帶到月台上，因為我們兩個都要凍成冰棍了，動都動不了，只好站在那兒，抱在一起，免得倒下去被人踩斷骨頭。有一次我親眼看到一隻青蛙從燃燒的氧氣中跳出來掉到地上，摔得粉身碎骨。幸虧有和我們一起來的什麼人還記得我們。來了一輛裝滿人的四輪大車，他們就把我們拴在車子後面，給我們穿上棉襖說：「你們得走走路，不然會凍死的。身上沒暖過來，不能讓你們上車。」我們起初一邁步就倒下，但又爬起來走，後來乾脆跑了起來，就這樣跑了十六公里……

「你真是個好姑娘，到了部隊會發給你一雙皮鞋穿的。」

……

我的故事很不起眼……

「能發給我一副裹腿嗎？」我反問。

我們也陷入過包圍圈，我和大伙兒一樣，邊打邊突圍。我說不出自己到底殺過人還是沒殺過人。反正就是一邊開槍一邊逃出重圍，和大伙兒一樣。

點到我的名了：「你呢？」

我很奇怪：「您考慮我什麼事呀，大叔？」

整整四年戰爭我都是在車輪上度過的……我們按照「綉錦農莊」或「科盧羅農莊」等指示牌四處奔波，在市場上徵集煙草、香煙和打火石，如果沒有這一切，士兵們是不能上前線的。在一個地方收購后，還要繼續上路。有時我們乘汽車，有時我們坐馬車，更多的就是步行，和一個或兩個士兵一起。到前線戰壕時，所有的東西都在自己身上扛著背著，因為不能趕著馬匹，那樣德國人會聽到馬蹄作響，所以全都壓在自己身上，就像駱駝似的，而我的身材是非常瘦小的……

戰場在逼近。10月17日，法西斯佔領了塔干羅格。人們紛紛離家疏散。外婆自己留下不走，把我和妹妹送走了，說：「你們都還年輕，要逃生去啊。」我們走了五天五夜，到達了奧勃利夫斯克。平底涼鞋扔掉了，我們是光著腳走進這個哥薩克鎮的。火車站站長提醒所有人：「你們不要等客車了，就坐上露天車皮走得了。現在我給你們去張羅機車，把你們送到斯大林格勒去。」真走運，我們爬上了運燕麥的車皮。我們光著腳丫子踩進燕麥里，用頭巾裹著臉，彼此緊緊依偎著，打起盹兒來……糧食早吃光了，並且是身無分文。最後那幾天，哥薩克女人就勻給我們一些東西吃，我們不好意思接受，因為沒什麼好報答的。她們就勸我們：「吃吧，九_九_藏_書可憐見的，現在大家都在受苦，應當互相幫助。」我暗暗發誓，永遠不忘這些善良的好人。永遠不能忘記！不管怎樣，都不會忘記。

於是，整個白天我就做飯，到晚上再去給戰士們洗洗衣服，還去站崗。當人家對我喊「哨兵！哨兵」時，我卻怎麼也回答不出來，因為一點力氣也沒有，甚至出聲的力氣都沒有了……

「索涅奇卡，你怎麼還在哭啊？」

我長得很像我爸爸……一看就是他的女兒……

「我會洗衣服！」

我讀完了師範學校……等拿到畢業文憑時，戰爭已經爆發了。既然開戰了，我們也就沒有畢業分配，被打發回各自老家。回到家裡沒過幾天，就接到通知要到兵役委員會去。媽媽不放我走。不錯，我那時還年輕，只有十八歲。媽說：「我送你到哥哥家裡去，對別人就說你不在家。」我說不行：「我是個共青團員呀！」兵役委員會把我們集中起來，如此這般地動員了一番，要求我們婦女去為前線烤麵包。

我的父親米隆·帕夫洛維奇·連科夫，由一個沒文化的小夥子成長為一名國內戰爭時期的紅軍排長，是一位真正的共產黨員。他犧牲的時候，我和母親正住在列寧格勒，我身上所有的優點都應歸功於這座城市。我對讀書著迷，被麗吉婭·察爾斯卡雅的愛情小說感動得痛哭流涕，對屠格涅夫的作品愛不釋手，還喜歡讀詩歌……

現在我一向她提起那件事，她就咯咯笑起來。

我起初很高興，可是我馬上就看到了，在農莊主席身後掛著一幅宣傳畫：「姑娘們，握緊方向盤！」

我趕緊熄了火，跑到檢視孔那兒，打開蓋板一看，上面黏糊糊的機油沾著一層金屬細屑，兩副軸承都已經磨得粉碎！我跳到地上，抱著輪胎大哭起來，這是我在戰爭中第二次哭鼻子。我真該死：剛才明明看出是什麼油質了！助手瑪塔也害怕起來。剛才我真該厲害地跟生產隊長爭辯一下的，可是卻沒有，迂腐的書生氣啊！

上尉表情窘迫，回答說是因為他看我們很可憐：「她們要是隨隨便便去了哪個單位，會像山雞一樣被打死的。」

我自己也熱愛蘇維埃政權，熱愛斯大林，熱愛伏羅希洛夫，熱愛所有的國家領導人。這些都是爸爸教我的。

警衛隊長講話：「我知道，巴比納同志，你是第一個參加的。而你們所有人，姑娘們，年輕人，也都很勇敢。戰爭是結束了，你們本可以回家的，但你們還要出發去保衛自己的祖國。」

告訴你吧，我當時毫不懼怕，根本沒有這種感覺。只是一次最猛烈的空襲后，我的一顆蛀空了的牙齒鬆動了。即使這樣，也沒鬆動多久。戰後的五年裡，我身體的各部位常常出現莫名其妙而又難以忍受的疼痛，我不得不去找專家診斷，要不是因為這個，我迄今還會把自己看成是絕對勇敢的人。一位很有經驗的神經病理學家在得知我的歲數后，驚愕了：「才二十四歲，全身植物性神經系統就遭到了徹底破壞！往後你到底打算怎樣生活？」

「你能去嗎？」主席又問。

「但她是個女人啊。」

他們只好走開了。

「聽著，同志們，我先要讓大家高興一下：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了。還有，就在昨天，二十一野戰洗衣隊的洗衣女工們抓了兩個德國俘虜……」

我們在貯糧窖里用鏟子翻動糧食，以免霉爛，接著又是收蔬菜。手上磨出了很硬的老繭，嘴唇也裂開了，臉被草原的陽光曬得漆黑。如果我與村姑們還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我知道很多詩歌，在從地里回家的長長道路上，我一口氣能背出許多詩。

我回答說，我打算好好過日子。最重要的是我還活著！戰爭中我是那麼夢想活下來！不錯，我是活了下來，可是戰後的安生日子沒有超過幾個月，我就開始全身關節腫脹，右臂疼得要命，不聽使喚，視力不斷衰退，還有腎下垂、內臟轉位，等等。就像後來弄清楚的那樣，植物性神經系統全亂了。我在整個戰爭中的夢想就是繼續學習。但對我來說，大學卻成了第二次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我提前了一年大學畢業，否則真沒精力讀下去了。戰爭的四年中，我就穿著一件軍大衣度過冬天、春天和秋天，還有一件發白的褪色軍便服……嘿，他媽的！……

我記得最清楚的事情是我不想給死亡者拍照，死人的照片我不能拍。我總是在士兵們休息的時候、抽煙的時候和說說笑笑的時候給他們拍照，特別是在授予獎章、勳章的時候。可惜的是當時我沒有彩色膠捲，只有黑白膠捲。要是有彩色膠捲的話，在授予戰鬥團旗幟的時候，我就可以拍得很美很美……

我那時正在讀八年級，但沒有讀到年底。我是偷偷跑到前線去的，衛生專列上的姑娘們全都是我這個年齡。

有一天……在下地工作之前，我打開齒輪箱蓋子檢查油質，發現了一些乳漿。我忙喊生產隊長來，說應該注入新機油了。隊長走過來，用指頭蘸了點機油，捻了捻，聞了聞，說：「甭擔心！可以再干一天活兒。」我急忙說：「不行呀，您自己說過的嘛……」他打斷我的話：「我真是自作自受，倒叫你給咬住不放了。知識分子就是難弄。嘿，他媽的！……我命令你開，就這樣開！去吧。」……我只好開著拖拉機下地了。拖拉機冒著煙，熱極了，叫人喘不過氣來。今天還真是有些奇怪：軸承怎麼不對勁啊？我覺得拖拉機在不斷跳動，趕忙停下來，好像又沒什麼了。等到再踩油門，它又跳動起來！又過了一會兒，我的坐墊下面突然間「突突突」地震動起來！

「一、三、四、二。」

紀律是不能動搖的。有一次我從房間里走出來，看到一個大尉正好從我屋子旁邊走過。他看到我，停了下來。

「我是洗衣隊的政治指導員，我知道洗衣女工的勞動有多麼繁重，她們當中有很多人都得了疝氣，手上起了濕疹，姑娘們都很年輕，洗衣機也沒有她們洗得多，她們就像牽引車一樣負重。」上級問我：「您明天能再上報一些需嘉獎者的材料嗎？我們再獎勵一批……」於是我和隊長又研究嘉獎人員名單，一夜未睡。結果，很多姑娘獲得了勇敢獎章和戰功勳章，還有一位洗衣女工被授予了紅星勳章。這是一位最優秀的女工，她時刻不離洗衣盆，往往在大家都筋疲力盡、累得躺倒時，她仍在埋頭洗。她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婦女，她全家人都死了。

我本來完全應該稍微等一等：再過四個月我就滿十七歲了。就算九*九*藏*書沒有十八歲，至少有了十七歲，那就誰也不能把我趕回家了！在區委還算一切順利，可是在兵役委員會就非得幹上幾架不可了。需要檢查年齡和視力，而且優先考慮的是年齡……當他們指出我的年齡問題時，我就罵兵役委員是官僚……並且宣布絕食。我就坐在兵役委員的辦公室里，兩天兩夜沒動地方，他吩咐送來的麵包和開水都被我拒絕了。我威脅說我馬上就會餓死，但我要寫下遺言，說明誰是造成我死亡的罪魁禍首。兵役委員大概既不害怕也不相信，但他真的把我送去體檢了。所有項目的檢查都在兵役委員旁邊的一個房間里進行。大夫檢查了我的視力后，遺憾地攤了攤手，這時兵役委員笑了，說我餓肚子白費勁了，他很同情我。可我回答說，我正是因為絕食才什麼都看不到的。我走向窗戶，湊近那張可惡的視力表大哭起來……哭啊哭啊……一直哭到背熟了最下面那幾行圖形為止。然後我擦乾眼淚，說我準備再接受一次檢查。就這樣，我通過了。

我丈夫總是反覆地對我說：「睜大眼睛好好看看吧！這就是史詩！史詩啊！」

「上校同志，您想給上級打報告就打好了，隨您的便。可我還是得嚴明紀律。我的隊伍要有良好的秩序。」

「我不知道蓮娜會怎麼樣。你瞧這段時間去醫院之後她的臉色都成了什麼樣子。她都不像自己了，總是沉默不語，跟誰都不說話，只是在夢中大哭大喊。她以前那些笑容和開心都到哪兒去了？你知道她以前是多麼快樂的姑娘。現在她再也不說笑了。」

我不慌不忙地回答說：

戰爭在進行，我在成長。每到晚上，我都和爸爸一起唱《國際歌》，唱《神聖的戰爭》，爸爸還拉手風琴伴奏。到我一滿十八周歲，爸爸就帶我去了兵役委員會……

司務長問我：「小姑娘，你多大啦？」

「兩副。」我回答。

「我的天！她從來沒笑過，總是一臉氣勢洶洶的。」

我們所有人都是穿著軍隊制服。我媽媽第一次看到我穿軍裝時，臉色變得煞白：「你決定參軍了？」

「這是怎麼搞的？你們把非軍事人員關禁閉？」他們問我。

「你燒壞過軸承嗎？」

爸爸早已不在了，可是我還繼續愛著他。當有人說我爸爸這樣一批人相信斯大林是愚蠢和盲從或者是因為懼怕斯大林的時候，我絕對不信。他們是真誠地相信列寧思想，真正是始終如一的。請相信我，他們都是善良而誠實的人，他們倒不是相信斯大林和列寧，而是相信共產主義思想，就像後來所說的那樣，是相信有人情味的社會主義，相信要為所有人謀幸福，要為每個人謀幸福。他們是一批夢想家，一批理想主義者，但絕不是盲從的人，我絕不認為他們是盲目追隨者，絕不同意這樣說！在戰爭中期，我們也有了優質的坦克和飛機，有了精良武器，但是如果沒有信念，我們也不可能打敗如此兇惡的敵人，希特勒的軍隊是強大而有紀律的軍隊，他們征服了整個歐洲。沒有信仰，我們不可能打斷他們的脊梁骨。我們的主要武器就是信念，而不是恐懼。我對您說的是一個誠實黨員的心裡話，我是戰爭期間入黨的，至今也是共產黨員。我不以為有黨員證是恥辱的，我從來沒有拋棄過黨證。從1941年開始，我的信念就沒有改變過……

弗蘭克村，又叫五一集體農莊。集體農莊主席聽說我是從列寧格勒來的，而且念完了九年級，高興得很：「這很好，你就留在這裏助我一臂之力吧，頂替會計員。」

我現在還經常做戰爭夢……我知道做了些什麼夢，但是卻很少記得住細節，不過會留下感覺，那是在戰爭中的什麼地方……我又回到了戰場……在夢境中，一瞬間就可以完成在現實生活中需要很多年才能做到的事情。還有一次我把夢與現實混淆了……我夢見那是在季莫夫尼基，我剛下班回來躺了兩個小時，轟炸就開始了。嘿，他媽的！……我心想，寧可被炸死，也不能讓這兩小時的甜蜜睡眠被破壞。附近發生了劇烈的爆炸，房子都搖動了，可我又沉入了酣睡之中……

我一時沒有反應過來：「到哪兒去？」

「我不坐辦公室，」我對主席說，「只要能教我，我一定會開拖拉機。」

那時我們渾身衣服都爛了，我們就是想領到一些日用品！

首長沉默了一會兒，嘆了口氣說：「好吧，一個到廚房，一個到倉庫，那個有點文化的，到司令部來當文書。」停了一會兒又補充說，「真是憐香惜玉。」

後來我們交好運了：找到了媽媽。媽媽也來到這個集體農莊，我們又有了家。有一天，媽媽突然對我說：「我想，你應該到學校去。」

他們經過了幾次交涉，事情總算過去了。從這兒以後，隊長在我面前再也沒罵過娘。我倒是學會罵娘了……嘿，他媽的！……狠狠地罵人……

聽著媽媽的話，我的眼淚都流出來了。

而今天……就常有記者到我這裏來問：「您給犧牲者拍過照片嗎？在戰場上……」我就開始找……我很少有犧牲者的照片……如果有人死了，小夥子們都請求我：「你有他生前的照片嗎？」我們去找他活著時的照片……為了看到他的微笑……

其實，所有人都想回家，但又害怕回家。沒有人知道在家鄉等待我們的是什麼……

第二天，我們去參加幹部會議，政治部主任頭一件事就說：

我只讀過很少的書……所以無法講得很好聽……我們的工作就是給士兵們換衣服、洗衣服、熨衣服，這就算是我們的英雄行為了吧。我們全是騎馬，很少乘火車，馬匹真是苦死了，也可以說，我們是一路步行到達柏林的。如果回憶我們做過的全部事業，就是這樣的：我們幫助衛生員背過傷員，在德聶伯河畔搬運過炮彈，因為不能用大車運，只好捧在懷裡硬是走了好多公里，我們挖過掩蔽部，我們鋪設過橋樑……

我站在那兒莫名其妙。他又說：

「莫非您想跟她認識認識嗎？」

大概因為我態度很堅決，上校居然馬上讓步了：「要去作戰部隊就去吧。那兩個姑娘到流動組開機床，這個利嘴姑娘，去裝配發動機。」

「十八歲了，幹嗎？」

我們是工程兵……就是修建鐵路、搭建浮橋、構築掩體。前線就在旁邊，我們只能在夜間挖戰壕，以避免被敵人發現。

工作很繁重。那時聽都沒有聽過什麼叫洗衣機，全是手洗……全靠女人們的雙手……我們每到一地，上級就撥一間茅屋、木房或掩蔽部給我們，我們就在裏面洗衣服。為了先滅虱子，必須先用一種專門的凱牌肥皂水浸泡，然後再洗凈烘乾。滅虱劑是有的，可是當時滅虱劑已經不頂用了，我們只能用凱牌肥皂。這種肥皂非常難聞，氣味簡直嚇人。而在這間房子里，我們不但要洗衣、烘衣，還要在裏面睡覺。上級規定每個戰士洗衣服的肥皂定額是二十到二十五克，全都發到我們手中。這肥皂像土塊一樣，黑乎乎的。很多姑娘因為長期洗衣負擔過重https://read.99csw.com和緊張過度而得了疝氣病，還有很多人雙手都被凱牌肥皂腐蝕出了濕疹，指甲脫落，我們都以為指甲不會再長出來了。不過，只能歇上一兩天，就又得去洗衣服了。

我們的克拉瓦在阿尼婭身邊坐下，打開了信封。這是阿尼婭的媽媽寫來的一封信：「我親愛的，心愛的女兒……」我旁邊站一個醫生，他說：「這真是個奇迹，奇迹啊！！她居然還活著，這是違反全部醫學定律的……」一直到讀完了她媽媽的信……阿尼婭方才閉上了眼睛……

我們也做伐林工作。我那個班裡基本上都是女孩子，都非常年輕。男人沒有幾個，因為這是非戰鬥部門。我們怎麼伐樹？所有人一起砍倒一棵樹，然後把它拖走。整個班就圍繞一棵樹。我們手上都磨出了血淋淋的水泡……肩膀上也是血……

我聽到身後有人說話，轉過身一看，糟了！集體農莊主席、拖拉機站經理、政治部主任都來了，當然，還有生產隊長伊萬·伊萬諾維奇本人。都怪他不好！

媽媽卻哭了起來：

過了兩天，聽說戰爭結束了，我們都被集合在榮譽室開會。警衛隊隊長納烏莫夫同志說了一番話。

在經歷過這一切之後，重新坐到課桌邊，解習題，做作文，背德語動詞變位（而不是直接去打德國法西斯），這該有多麼不習慣！而此時敵人已逼近了伏爾加河！

納烏莫夫停頓了一下，接著說：

「你們為什麼只要男人？我也是個拖拉機手！」我說。

戰爭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我告訴你一件……

在庫爾斯克會戰時，上級把我從醫院調到了野戰洗衣隊當政治指導員，洗衣員都是非軍事人員，所以通常是這樣：我們坐在大車上，車上堆放著大水桶、洗衣盆、保溫桶，最上面坐著身穿五彩繽紛的裙子的姑娘們。這一下，誰見了都大笑著說：「洗衣大軍來了！」……人們把我叫作「洗衣政委」。過了好長時間，我的姑娘們才穿得不太刺眼了，就像俗話說的那樣，馬馬虎虎過得去了。

我從來沒有打過槍，我的任務是每天給戰士們燒粥，為此我還得過一枚獎章呢。對於這枚獎章，我從來不當一回事：我又沒有打過仗！我只管燒粥，燒大鍋湯，搬鍋灶和大桶，它們死沉死沉的……我記得，連長有一次很生氣地說：「我真想開槍把這些大桶都打穿……這樣勞累下去，戰後你還怎麼生孩子呀？」後來有一次他果真把所有的大桶都開槍打穿了。結果不得不到村裡又找來了一些小一點的桶。

我們從軍列上下來時，一個魁梧的大鬍子叔叔來接我們，可是誰也不肯跟他一起走。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但我也沒問。我是這種人，不願當積極分子，從來不幹挑頭的事。反正我們大家都不太喜歡這個大叔。後來又來了一個漂亮的軍官，真是個美男子！他勸動了我們，我們就跟他走了。等我們到了部隊，在那兒又遇上了這個大鬍子叔叔。他笑著說：「噢，調皮鬼們，怎麼不肯跟我一塊兒來呀？」

我安慰她：

……

於是我同意了。

活兒很重。我們共有八個大烤爐，每到一個被破壞的村鎮或城市，就要把烤爐架起來。架好烤爐，又需要柴火，二三十桶水，五大袋麵粉。我們這些十七八歲的姑娘，搬的都是七十公斤的麵粉袋，我們兩個人一抓就扛起來了。或者是四十個戰爭麵包放在擔架上，像我這樣的身子骨根本抬不起來。我們日日夜夜地烤麵包，這幾盆的面還在發酵，那幾盆的面已經快做成麵包了。敵人炸敵人的，我們做我們的……

「還不是這該死的小村子！都得怪這該死的小村子……」

說說我爸爸……我親愛的爸爸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聖潔的人。我這一生從來沒有見過比他更好的人，他總是教育我：「要是沒有蘇維埃政權，我什麼都不是，就是個窮光蛋，給富農扛長活兒的。是蘇維埃政權給了我一切，讓我受了教育，成為一名橋樑工程師。所以我把自己的一切都貢獻給祖國政權。」

「不，她現在是一名軍人。戰後她才會重新成為一個女人。」

他站在那兒，不敢過來。他心裡有數，可是卻一言不發。嘿，他媽的！……

「是這樣，」他說，「我們不收不夠年齡的人。」

少校對我們點名，逐個詢問：「你會幹什麼呀？」

「難道要別人去替你把十年級讀完嗎？」

「我的天哪！您怎麼從這兒出來了，您知道這屋子裡住的是誰嗎？」大尉對我說。

「我看，你是個好姑娘，要是你再會做飯的話。」

戰前我過得很幸福……待在爸爸媽媽身邊。我爸爸是從蘇芬戰場上回來的，回家時右手已經少了一根手指頭，我總問他：「爸爸，為什麼會有戰爭？」

戰爭這麼快就來了，我還沒怎麼長大呢。明斯克居民開始疏散，我們被送到了薩拉托夫。我在那兒的集體農莊里幹活。有一次，村蘇維埃主席把我叫了去。

戰爭開始時……我是十九歲……我住在弗拉基米爾州的穆羅姆市。1941年10月，我們一批共青團員被派去修建穆羅姆市——高爾基市——庫列巴基的汽車公路。當我們從勞動第一線返回時，又被徵集入伍了。

「給她剪個男人頭。」

我值班后回到家。帶著滿臉淚痕倒在床上，只要一閉上眼睛，就又看到了那一切……媽媽下班回家了，米佳舅舅也回來了。我聽到媽媽的聲音：

和我一起向前跨出來的還有身邊兩個女友呢，上尉只好做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嘿，他媽的！……

我們在沼澤地中行軍，戰馬經常陷入沼澤而死掉。汽車也呼哧呼哧地開不動……士兵們就用身體拖拉大炮。用人力拉著裝有糧食和服裝的馬車行進，還有馬合煙草的大箱子。我看到過一個煙草箱子怎樣飛落到沼澤地中，引起一片破口大罵……戰士們很珍惜彈藥，也很珍惜煙草……

「我親愛的女兵們，」他說，「戰爭是已經結束了。不過昨天我接到命令說，西部道路還需要警衛隊戰士們去保衛安全。」

一般說來，非軍事人員是不得關禁閉的，但你跟前兒這一百多個姑娘，對她們怎麼管理呢？比如，我們這兒空襲警報常常要到夜裡十一點才解除，可是她們誰也不把它當一回事，總是千方百計地逃出去——姑娘家到底是姑娘家。我只得把幾個姑娘關了禁閉。有一回，附近部隊的首長到我們這兒來，恰好在我的房間里正關著兩位。

但我也很愛護自己的姑娘們。我們洗衣隊里有個很漂亮的姑娘，叫華麗婭。有一次，上級有事把我叫去司令部，十天沒回來。回到洗衣隊時，我聽說華麗婭這些天常常回來很晚，在偷偷和一個什麼大尉來往。好啊，好啊，原來在幹這種事！兩個月過去，我聽說華麗婭懷孕了。我把她叫來：「華麗婭，這是怎麼搞的？你現在到哪兒去好呢？你后媽（她沒有母親，只有后媽）也還住在掩蔽部里呢。」她哭了，對我說：「這都是您不好，要是您不離開，就什麼都不會發生了。」——她們和我在一起，就像和母親、和大姐姐在一起。

那天來了一個姑娘……我就不知道該怎麼給她剪髮了。她有一頭秀髮，天生自然卷的美麗長發。指揮員進入掩蔽部說：

我被列入文書編製……說定了我到司令部去做這項工作……上級對我說，我們知道您戰前曾經在照相館工作，那就在我們部隊負責照相吧。

「小姑娘，我一直在考慮你的事。」

他聽了我的話，挺奇怪：「不可能吧！那麼，說說拖拉機的操作規程。」

一個姑娘回答：「我會擠牛奶。」另一個姑娘說：「我在家幫媽媽煮過土豆。」

要洗的軍裝堆積成山……還有棉襖、棉背心……我現在一想起來，胳膊還酸脹呢。冬天的棉衣很沉，上面的血跡都凍硬了。我常常在夢裡見到這些情形……一座座黑色的大山在我面前……

有一天，從前沿陣地上回來了一群小戰士，是讓他們來休假的。可憐的小傢伙們，渾身骯髒，累得不成樣子，手腳都凍壞了。大家特別害怕烏茲別克和塔吉克地區的嚴冬。在他們老家那兒，常常有太陽，很暖和，而這兒往往冷到零下三四十攝氏度。他們身上暖和不起來，只能由我們來喂飯。他們自己都拿不住湯匙吃東西了……

我也是這樣想的。

上級派人到我們醫院傳達說，沃羅涅日城下有一列火車遭到轟炸，命令我們立即趕赴現場。在那裡我們放眼看去……看到了什麼啊？到處是被炸碎的血肉……我都說不出話來！我記得主治醫生是先來到的。他大聲喊道：「擔架！」那時我是最年輕的，剛滿十六歲，他們全都看著我，怕我昏倒過去。我們沿著鐵軌，一節一節地爬上車廂查看。已經沒有人可以放上擔架了：車廂燒毀了，已經聽不到任何呻|吟或哭喊聲，已經找不到完整的人形。我的心跳簡直要停止了，嚇得閉上雙眼。等我們回到了醫院，所有人都倒下了，有人把頭放在桌上，有人癱在椅子上，就這樣睡著了。

我們回到了宿舍，每個人都在自己床上躺下，大家非常安靜。誰都不想再背井離鄉到那麼遙遠的地方去了，誰都不想在戰爭結束后還要面臨死亡。第二天，我們又集合起來開會。我坐在主席台桌子後面，桌上覆蓋著紅布。我想我是最後一次坐在這張桌子後面了。

1945年3月8日這天，我們正在過婦女節。我們燒了熱茶，還好不容易弄到一些糖果。我的姑娘們從屋裡出來時，突然發現從樹林里鑽出兩個德國兵，自動槍掛在身後……是兩個傷兵……姑娘們立刻把他倆收拾了。我作為政治指導員，理所當然地向上級寫了一份請功報告：今天，3月8日，洗衣女工俘虜了兩個德國兵……

不過，當「司機、拖拉機手、機械員，向前三步走」的口令一發出，我們應聲跨出了隊列。這次的「僱主」是一個年輕上尉，他沒能夠擺脫我，因為我不是向前跨了三步，而是跨了五步。他怔住了，默默地盯住我，不開口。

我說，她厲害不厲害我從沒聽說過。

我從部隊上寫了一封信回家，告訴爸爸我在修建和保護橋樑。這是我們全家人的快樂！爸爸使我們家裡人都愛上了橋樑，我們從小就喜歡橋樑。每當我看到那些因轟炸或爆破而毀掉的橋樑，我都會難過得哭出來，我對待橋樑就像對待一個寵物，而不是一個戰略設施……我一路上親眼看見大大小小几百座橋樑遭到破壞，戰爭中首先就是要摧毀橋樑，那是第一目標。每當我們通過了毀塌的橋樑時，我總是要想：要重新修復它們，又得需要多少年啊？戰爭也是在扼殺時間，扼殺人類的寶貴時間。我清楚地記得，每一座爸爸建立的大橋是花了多少年時間。他每天夜裡都坐在那兒看圖紙，即使是周末也不休息。戰爭中我感到最痛惜的就是時間。爸爸的時間……

我們的工作就是照料傷員，喂水、喂飯、送便壺——這些活兒全是我們干。有一個比我大一些的姑娘和我一塊兒值班，一開始她很照顧我：「如果他們要便壺，你就招呼我。」傷員們傷勢嚴重：有的沒有手臂，有的沒有腿。第一天我還叫那位姑娘遞便壺，可是她也不可能整天整夜跟我在一起，後來就留下我一個人值班了。於是傷員也這樣喊我：「小護士，便壺！」

坐在衛生列車上……我記得，頭一個星期我一直在哭：第一，因為離開了媽媽；第二，我睡的是上鋪，那兒算是我的「小房間」，可後來堆滿了行李。

大家鼓起掌來。

「好吧，我收下你。就為了你的說話誠實。」他點點頭，走開繼續問別人去了。

瑪麗亞是個高個子姑娘，身體已經成熟，而我呢，又瘦又小……

「怎麼你不懂，我已經三天沒見到我媽媽了！」她回答我。

「謝天謝地，我可不敢！」

「我們不要小孩子上前線。你還是共青團員？這非常好，就請你幫助集體農莊幹活去。」

部隊首長在會見補充人員時，問上尉：「你怎麼把這幾個姑娘帶來了？」

有一次，我把便壺遞給一個傷員，可是他不接過去，我這才發現他沒有手。我腦子裡馬上閃過一個念頭，想象著該怎麼辦。我站了好幾分鐘，不知如何是好。您明白我的意思嗎？我確實應該幫助他……可是我不知道男人那個是怎麼回事，從來沒有瞧見過，甚至在訓練班上也沒人跟我們講過……

我的專業嘛……我的專業就是給男人理髮……

拖拉機站長也心裡有數，問道：「壞了幾副軸承？」

我老實地承認我燒壞過兩副軸承。

「戰爭很快就結束。你要儘快脫掉你的大衣。」

我覺得我記得的東西太少了。總共沒有幾件事情！我再想想吧……等你下次再來……

那是1941年夏天……六月底我們家人一起去頓河的外婆家做客，走在半路上就遭遇了戰爭。攜帶軍事委員部特急件的信差騰雲駕霧般地策馬飛馳。哥薩克女人們唱著歌，喝著酒，號啕大哭著，送哥薩克男人上戰場。我趕到鮑柯夫斯克鎮，到了區兵役委員會。那裡的幹部生硬而乾脆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