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再回新疆，即使它當時對我而言無疑是地獄。

回疆的路變得那麼漫長，如果不是為了孩子，我真想從飛奔的火車上跳下去。我絕望極了。

我是無辜的，但在好多不明真相的人的心目中，好像我也是共謀者，有些人甚至認為，如果沒有我，就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總之，閑言碎語很多，人們看我的目光也不一樣了。我從此背上了黑鍋。我的命運從此改變，使我本應該很順利的人生從此充滿了坎坷。

我當時非常感動，但我只能告訴他，我已訂婚了，我不能接受別人的愛了。

我和他們不能說有什麼真正的愛情，但我懷念他們，也感謝他們與我共度苦難的時光。我們是苦難中的攙扶者——苦難中的相互攙扶——哪怕僅僅是從心靈上的，對我們這些普通人來說，也顯得尤其珍貴。

他是政治處主任，已有妻子兒女，他的邪惡、自私和極端我至今還心有餘悸。我當時才十六歲，還不知道情感是什麼，即使對愛有所嚮往，也和其他少女一樣，是白馬王子式的。他在我的心目中，既是領導，也是父輩。我不知道他會對我懷有非分的企圖。他對我除了關心之外，平時也看不出有什麼不適當的舉動，直到那顆手榴彈猛然炸響。

我當時已十九歲，在這個年齡，誰不渴望和嚮往美好的愛情呀，可這裏卻是一個不談愛情、讓愛情滾開的地方。

說句實在話，我當時並不知道王永富是誰，部隊一般都叫官職，我只知道他是「協理員」。政委見我答應了，就把王永富叫到他的辦公室，讓我們見了個面。沒想當天下午，王永富就打了結婚報告，要我簽字。我當時既感到驚訝，又感到可悲和好笑。我當即就把那報告扔到火里燒掉了。我說你等著吧！

這比什麼都可怕，是的，比什麼都可怕……

我在一個資料中看到，中國共有三次離婚浪潮，一次是解放初，一次是「文革」期間，一次是改革開放后。這第一次的情況尤為複雜，除了國民黨陣營中因為大量的人員逃到台灣或海九*九*藏*書外造成夫妻分離外，也有共產黨內的不少幹部因進了城，當了官，受了新環境的影響，要離開糟糠之妻的。新疆部隊當時也有許多這樣的事情發生。他們革命前大多出身於農民家庭，而北方不少人在成家時，就是父母為他娶的童養媳，多年操持家務，加之生活本來的艱苦，又大多一字不識，革命成功后，她們自然不是他們想要的「官太太」。女兵們年輕，有知識，在部隊這個等級分明的組織里，如果以前沒有結婚，作為領導，只要看上誰，就可以娶誰，這無疑是很具誘惑力的。所以不少人寫信回家去離婚，但像這位主任這樣極端的，的確罕見。

此案當年曾震動新疆部隊。

但我沒有想到政治處主任會盯上我。他是有妻子兒女的人，所以女兵們跟我一樣，都很信任他，覺得他既是首長，也是長輩。他給我談了之後，我當即就回絕了。他再次找我后，我不敢去了，想儘可能地避開他，就給他寫了一封簡訊，大意是說，你已有家庭，我不可能答應你，你也不應該這麼做。沒想他最後喪心病狂，要害死妻子和兒子，來達到自己罪惡而卑劣的目的。

我一直認為，人的情感是複雜的，它既有美麗光明、動人心弦、讓人魂牽夢縈的一面，也有灰暗複雜、難以琢磨、讓人傷心痛苦的一面；它可以給你帶來幸福，使你的人生上升到一個圓滿的境界，也可以給你帶來傷害，把你帶進命運的冷宮。我就屬於後者。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這種東西對人的傷害會很大。

我回到了塔里木。回來就聽說與我一起入伍的戰友周向榮被打成特務后，被折磨成了神經病，住在醫院里，我要去探望她，他們不讓。還有戰友覃筱薇，父親是國民黨的師長。1956年反胡風時，要學校必須劃一個「胡風分子」，她因為平時愛寫詩，就把她劃上了，開除了學籍、軍籍，發配到焉耆種馬場，和一個獸醫結婚了，「文革」開始，她自然逃不脫受折磨的命運，但她一直挺著，我從湖南回ｒｅａｄ.99ｃsw.cｏm來，聽說她已自殺了。

宣傳隊隊長是宣教股股長兼的，當時組織上已分配給了他一名四川女兵。沒想他這山望著那山高，又要找我談。我當即就回絕了。我說我不會談對象，因為這不健康，是思想問題。他每次來找我，我都這麼說，把他頂得啞口無言。最後他只好作罷，把扣押的信還給了我。我這才知道姓王的男兵給我來過信。

不久，我考上了軍區衛生學校。雖然這婚姻是強加給我的，但我已答應嫁給他，就絕不改口。所以在學校時，有人追我，我都以我已訂婚為由來回絕了他們。還有一個一起參軍的同學，他是為我來新疆的，到烏魯木齊分兵時分開了，他不知我去了哪裡，他考到了瀋陽外貿學院。畢業后，他又要求來到了新疆，他到處打聽我的下落，終於得知我在衛校，就向我講了他為我做的一切。

我不知該往哪裡去。

根據他事後的交代，他為了達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決定先借他八歲兒子的手殺害他的糟糠之妻。他有意把手榴彈放在孩子夠得著的地方，讓他在他母親面前玩那危險的玩意兒。手榴彈冒了煙，在地上打著轉，眼看就要爆炸了，在那千鈞一髮之際，孩子的母親看見了，她不顧一切地把兒子抱在胸前，撲出了屋子……

我當時內心的恐懼可想而知。

我們在焉耆住在一個破敗的喇嘛廟裡，後來又搬進一個馬廄里，在馬槽里填上苞谷芯子，就成了床。

1953年初，要調一批幹部到北京去，當時連級幹部可以結婚了，別人給我介紹了組織股協理員，出於好意，讓我通過這種途徑離開這個讓自己痛苦的地方。這位協理員年輕、厚道，有文化，我當時也就同意了。但組織上認為去北京的人都必須是思想純潔的，不同意我們在新疆結婚，讓我到北京再說，並且讓我晚一點再走。協理員先去北京，他到了北京后，就給我來信，但信被扣掉了。他是從這裏出去的，自然知道沒收到我回信的原因，第二封信他就把寄信地九-九-藏-書址寫成了「湖南寧鄉」。他們以為是老家來的信，就交給了我。從信中我得知他馬上要發調函來，但後來的信肯定又被扣壓了，所以我再沒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我知道這裏不會放我走，也就死了調走的心。

我活著，所以，我現在可以說，我是個勝利者！

作為一個普通百姓，我們的苦難顯得微不足道，但我們不能遺忘。

我偷偷參軍，臨走之前才告訴奶奶。沒想那是我與奶奶見的最後一面，沒想那次告別成了永別。

為了孩子，我後來與1956年支邊來疆的一位河南青年結了婚，他是連隊的材料員，他守著自己的母親，一直沒有結婚，他是個好人，與我一起把四個孩子哺養成人。但不幸的是，他在1996年也因癌症去世了。

得知他的死訊，我當時根本不敢相信那是事實。但我連去見他最後一面、向他遺體告別的權利都沒有。

我退休了，我常常找一些反映那個年代的書來讀，我沒有讀到一點良知。

是的，我只是歷史漩渦中的一滴水，是苦難攪拌機中的一粒沙，無論幸與不幸，都不是自己能把握的，自己能做到的，就是盡生命的全部能量，去承受苦難。當苦難結束，自己仍然活著，這就意味著苦難已被戰勝。

此案發生后，許多人以為我怎麼怎麼樣了，對我有許多誤解。但通過立案調查，我只寫了那樣一封回絕他的信，我沒做任何不當的事情。領導對我是信任的，但我牽涉到這個案件，所以打眼的事——比如演齣節目呀什麼的都不讓我參加了。這使我內心十分痛苦。我多麼想離開這個對我充滿了偏見和歧視的地方呀。

沒想我回到故鄉以後，那裡比新疆更亂，鬥爭也更加殘酷無情。我不但自己沒有得到庇護，還馬上給父親帶去了災難，因為他女婿是反革命，他接受我們，就是叛徒。斗他，也斗我。我只好凄惶地留下老大和老三，帶上老二和老四返回新疆。

至今尚有許多女兵講起我的苦命，還嗟嘆不已。但好多人根本不知道我身在何處，只知道我在九_九_藏_書塔里木。而塔里木是苦難和危險的代名詞——它又是如此廣闊，你剛才也說了，你一直希望採訪我，但你環塔里木盆地採訪結束后，仍沒有我的消息。如果不是石河子的陶勇幫你打聽到我的音信，我也沒有跟你講述這一切的機會。

組織上又接著給我介紹了協理員王永富，是政委親自出面介紹的。大意是說，你出了那樣大的事，你就不要犟了，趕快定下個人來，以免別人說長道短，說三道四。

我是1950年12月參軍的，當時剛滿十六歲，正在長沙周南女中讀初中。在這之前，我已報名去參加志願軍，但年齡不夠，沒讓我去，然後又考上了十二兵團文工團，但因我是獨生女，四歲時就跟奶奶過，奶奶捨不得我走。她對我說，你等我三年，三年後我死了，你再走。我就開玩笑地對奶奶說，你要活一百歲呢！我沒有聽奶奶的話，沒想奶奶三年後真的去世了。我當時正經歷我年輕人生中突如其來的一場風暴，沒想又失去了最親的親人，心中的悲傷真是難以言表。

當時，要求每天寫日記，並要求說真話，日記最後要檢查，就像檢查小學生的作文本，若裏面流露出什麼「思想問題」，檢查后就得受批評。機關還檢查信件，我最恨這一點。有一個一起入伍的姓王的男兵，是大學中文系畢業的，我們在招聘團認識，他分到喀什后，常給我來信。宣傳隊隊長把信扣下了，有一天，他來找我談話，說我思想有問題，不健康。我問有什麼問題，怎麼不健康了。他說你在跟別人談戀愛。我說我沒有，他說組織上了解我的情況。

畢業后，我本來可以留在烏魯木齊，但我要求回到焉耆，以實現自己的諾言，我與王永富很快就結了婚。以後就隨著他在塔里木來回調，在這種共同生活中，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像那個時代的很多婚姻一樣，彼此雖然談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但可以說有了所謂的「革命友誼」——我只能這麼說。後來，隨著四個孩子的陸續出世，我們的關係因孩子而得以維繫和加深。

九*九*藏*書當時我最大的孩子十歲，最小的才四歲，看著四個嗷嗷待哺的孩子，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丈夫死了，接下來的目標就對準了我，孩子們也受到歧視。為了孩子，我決定逃回湖南去，希望故鄉能夠庇護我們。

到了焉耆，我分到二軍六師十七團宣傳隊，任副班長，其他人則繼續往前走。我當時聽說喀什出產大米，就想到喀什去。我們當時最關心的就是有沒有米飯吃。有些地方太荒涼，湖南女兵不下車，別人端一盆米飯過來，湖南女兵就下來了，心想，這裡有米飯吃，還不錯；對付不下車的山東女兵，則是抱來一捆大蔥。

我千里迢迢回到故鄉，卻經受了這樣的打擊，天地之大，卻沒有我們母子的立足之地。當我踏上火車，回望故鄉時，我抱著孩子號啕痛哭起來……

王永富也是個苦命人，十四歲被國民黨抓了壯丁，十八歲——也就是1948年被俘，當了「解放戰士」，由於他作戰勇敢，立過很多功，解放當年就入黨了，不久又提了干。沒想「文革」一開始，就把他打成了「階級異己分子」，後來又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他六八年被迫害致死，時任農二師三十二團政治處主任。

父親被打成叛徒后，日子非常難過，根本照顧不了孩子，1970年，剛滿十一歲的老大帶著老三，自己從長沙回來了。他們找到農二師駐烏魯木齊辦事處，辦事處知道是我的孩子后，打電話讓我去接。沒想我當時身不由己，遲遲動不了身，待我趕去，孩子已自己搭採購站的車回到了家中。

我含著眼淚答應了政委的「提媒」。

是啊，這幾十年來，我被命運驅趕著，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哪有時間和心情與朋友和老鄉聯繫啊，除了幾個特別好的朋友，沒人知道我的下落。

手榴彈爆炸了，孩子的母親受了傷，孩子平安無事，但他的意圖卻暴露無遺，他被判了三年刑。

因為我是城市貧民，出身很好，所以一到部隊后，組織上就不停地出面為我介紹對象。給我介紹過參謀長、營長、教導員、股長，我都沒有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