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振穎是1937年12月出生的，1951年參軍時剛過完十三歲生日。這麼小來到新疆，除了部隊的培養鍛煉，就是自己闖，後來還蠻有成績的。她祖父與徐特立是同學，解放後由徐介紹進了湖南文史館工作。父親畢業於湖南大學，英語很好，解放前在洋行做事。解放后，她父親失業了，後來經一個同學介紹到漢口一家銀行工作，沒工作幾個月，就因腦溢血逝世了。她母親畢業於長沙美術專科學校，在她兩歲時就不幸去世了。她在家中排行老四，高小畢業，因無錢讀書，正在著急，聽說到新疆后可進學校，就決定要去。開頭分到二十六師文工隊，還沒報到，文工隊就解散了，她就到了九軍醫院，當了一名小護理員。按說她那麼小，自己還需別人照顧呢，卻護理起病人來了。第二年，她分到了化驗室學化驗，五三年就到了二十六師衛生處化驗科，騎著馬，去為「九二五」起義官兵查梅毒，把二十六師所有連隊都跑遍了。那時的很多生物試劑——包括檢查梅毒的抗原——都是她自己製作。她就從那裡起步，發表了很多論文。國內的馬鼻疽菌和星形奴卡氏菌就是她首次發現的。

從那以後，她總要想辦法迴避這方面的事，但無論怎樣也迴避不了。

她那時最喜歡唱的就是《共青團員之歌》，這首歌給她的鼓舞太大了，她至今唱起來還會熱淚長流。到了蘭州后，她並不安心，一心要奔赴祖國的邊疆，一心想到新疆去。

在1952年入疆的湖南女兵中，共有兩百名湘女分配在八一農學院農學系學習農業生產技術，佔全系總人數的百分之四十，按文化高低分編成一個本科班，三個大專班，兩個中專班。

訂了婚退掉就行了。

我被分在中專班。我們中專班主要是學習植棉栽培技術和糧食作物的管理以及植物保護。萬事開頭難，我們的學習條件非常差，一無課本，二無講義，全靠自己記筆記，下課後，同學們再互相對筆記，完成自己的作業。學習雖然很難，但學習空氣很濃，大家的考試成績都能達到優秀。

的確，那時的人都追求一種崇高向上的東西。

一直等了兩天，才終於等來了救援的車，把他們接到新疆。她留在了新疆軍區機要處。

歐陽桂斌是湖南攸縣人，1952年入伍的，在伊犁土改團工作過九九藏書，走遍了伊犁牧區，住過羊圈，嚼過冰，啃過饢，學會了說維語，表現是很好的。當時就是因為對這種分配婚姻說了幾句話，就說她對革命同志沒有感情，入團時沒有被通過。

我可能是因為極度的恐懼，嚇得大叫了起來。

我想跑，但一雙腿好像栽在了那裡，邁不開半步。我想撿塊石頭給自己壯膽，但怎麼也彎不下腰。我只有大喊，救命呀，救命呀——

出發時正是元月。寒冷的河西走廊蕭條得荒蕪一片，孤獨的一輛卡車上坐著四十個人，架著兩挺機槍，直到二月初才顛到了猩猩峽，那裡的氣溫零下四十攝氏度，晚上十二點，剛過七角井，車就翻了，好在人員沒有傷亡。天太冷，大家用被子把自己包住也不管用。男同志就喝酒，讓她也喝，說能禦寒。她不會喝酒，喝了幾口，反而覺得更冷，後來就凍得沒有知覺了。

這些大帽子一壓，女兵們就沒辦法了。

可我才十六歲。

路上見不到一個人，抬頭一看，發現前面約一百多米處有一隻狼正在那裡蹲著。「獨狼難對付」，當時我害怕極了，豆大的汗珠直從頭上往下淌。心想，我工作還不足兩年，才活十八歲，就這樣被狼吃掉，不是太可惜了嗎？嚇得既不敢吭聲也不敢向前走，感到渾身都是麻木的。

但你檔案上明明是十八歲。

說起孩子的事，還有李道揆，她是八一農學院本科班畢業的，後任農八師農科所副所長，受到過農業部的表彰。她五八年在一四八團任生產股股長，不但要指導生產，還要兼管農、林、牧業和水利，忙得不可開交。一天，她正在地頭勞動，忽然感覺肚子疼痛難忍，她走到蘆葦地邊，小便后，掉下來一個血淋淋的東西，她用紙包好拿回家，請醫院護士查看。護士看后說，李股長，你小產了，是個女嬰。她聽后，心情難過極了，深思了一會兒，對這位護士說，我小產這件事，請你保密，一定不要告訴任何人，因為還有很多工作等待我去做。這位護士用同情的、難以理解的眼光看著這位年輕的大學生，問道，你的身體行嗎？沒關係。護士只好把這個秘密埋在心裏。第二天，李道揆又到了地頭。

對於婚姻這個問題，很多人沒一點思想準備。反正，那個時候，你不結婚，就有人老找你的麻煩，每年總結，都有一大堆意見。婚一結，這些意見就沒有了。

說起湖南女兵，就迴避reaｄ.99cｓw.cｏｍ不了說她們的婚姻問題。因為人們把我們稱為「荒原上的第一代母親」。大多數婚姻雖然是苦澀的，但它實現了保衛邊疆，建設邊疆的願望，讓新疆屯墾不再一代而終。我們也的確因為在這裏養育了自己的兒女，而把根扎在這裏了。

1960年冬天還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我們到下八戶開墾新農場，所有的人都住進了地窩子。團長和政委有一間辦公的小平房，但孩子和保姆住在地窩子里，團長王敬玉的愛人劉櫻桃也是湖南女兵。有一天，一個地方上的老鄉開車經過下八戶，他沒看清地窩子，也不知道地下住著人，把車開到地窩子上去了，一個輪子掉了進去，正壓在劉櫻桃住的地窩子上，把地窩子壓塌了。保姆嚇得大聲喊叫，慌忙把一個孩子從泥巴里扒出來，但另一個孩子被壓死了。劉櫻桃正在地里勞動，當保姆抱著那個夭折的孩子哭著跑到地里，她一看孩子就大聲叫起來，又是拍，又是喊，但孩子再也不能活了。她當時就一頭栽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後來，她的手術成功了，但阿勒泰沒有去成。

劉玲明是石河子大學助理研究員，她五一年到新疆后，分到了駐紮在奇台的六軍十七師四十九團休養連——也就是後來的衛生隊——當護士。到后不久，部隊就開到了北塔山、將軍戈壁和準噶爾盆地深處去剿匪。那些土匪騎術很好，竄得比兔子還快。剿匪部隊開到哪裡，她們就跟到哪裡。正是冬天，到處冰天雪地，氣溫零下三十多度。在那樣的情況下，她們洗繃帶都只能用冷水；吃的饅頭，在懷裡焐上好幾個小時，裏面的冰還化不掉。休養連的女護士只有五個人，所以在那半年剿匪的時間里，她基本上沒睡過囫圇覺。

兒子就這樣成了聾啞人，後來找了一個聾啞媳婦，我有了個孫子，因為我內心對兒子一直十分內疚，所以決心一定要培養好孫子。孫子遂我心愿，品學兼優，是美國樹華獎學金獲得者。對不起兒子在孫子身上補，我晚年的全部心血都在孫子身上。

狼愣了一下，後退了兩步，然後繼續向我逼過來。

但我是來搞建設的，婚姻是我自己的事。

後來新疆軍區機要處需要人，她第一個要求去，領導同意了。

狼可能感覺到了我的恐懼，九九藏書它站起來，向我逼近。

就在這危難之際，發現前面有燈光。原來是一位澆水的男同志，當時我高興得不知說什麼好，就繼續大聲喊叫，有狼呀，快救命啊！那位軍墾戰士一邊向我跑來，一邊大聲說，小姑娘，不要害怕！我來了！這時，狼見了燈光，害怕地跑了，我謝過這位同志，就趕快朝連隊跑。那天我死裡逃生，多虧了那位澆水的同志，這件事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遺憾的是，我當時因為緊張，連他的名字都忘了問。

我是個普普通通的人，我對自己選擇來新疆沒有任何遺憾。只有一件事一直讓我心懷愧疚，那就是對兒子沒盡到做母親的責任，他病了三天後我才趕回去，致使兒子終生痛苦。

我們是八一農學院首批畢業的學生，也是兵團農業戰線上第一代技術員，絕大多數人都兢兢業業戰鬥在天山南北。

「文革」時她被正式下放。因為她哥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她從華東師大畢業的弟弟也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所以好多人一心想把她也打成反革命。她當時把毛主席語錄背得很熟，任何問題都可以用語錄回答，別人抓不住她什麼把柄，就只有讓她下放勞動，挖廁所，種蘋果。後來，甚至讓她去生產「九二○」農藥，她雖然沒受過培訓，但照著書上講的，硬把農藥給做出來了。「文革」結束后，她負責一四八團的教育工作，直到1989年退休。

學院的教室和宿舍都是破舊不堪的兵營，全是平房。我們五百多名學員入校的第一課就是參加整修校舍勞動，女兵們和男同志一樣干，不怕苦不怕累，背土塊一個比一個積極，最多背到十二塊，肩背爛了也不休息，鞋破了就光著腳干，人多力量大，經過半個多月的勞動，我們的校舍便煥然一新。

這之前，衛生隊隊長想跟她結婚，她不，隊長就關了她一晚上禁閉。她還是不。後來一個種甜瓜的老兵送給她一個甜瓜吃，隊長就說她跟老兵有不正當關係。

不讓她去，她就不報到。正與上面鬧著，未想身體不爭氣，她鼻竇化膿引起了視網膜發炎、化膿。當時新疆只有西北醫科大學分來的唯一一個醫生能做手術，但這種手術他從來沒有做過。所以機要處決定把小曹轉回蘭州，但她堅決不走。她說，她既然來了，就是死，也要死在這裏。

別人都羡慕她，但她並不願留在那裡，覺得那裡太舒適了。那時的人都追求一個英雄夢，她一心想去阿勒泰。當時那裡連汽車都沒有通，是新疆最艱苦的地方之一。

我們以檔案為準。

剿匪結束后，她們團開到烏蘇，參加獨山子建設，現在獨山子已是個城了，當年卻只是一片戈壁灘。領導說，要在那裡建一個工業城，大家當然很興奮，有了一種做夢的感覺。不想，到獨山子沒多久就讓她結婚了，她當時才十六歲。

有一天，他們突然把一張已經按了手印的結婚證明放在了她面前。可這個手印不是她按的，她當即就說，你們這樣做太殘酷了，我爸已給我訂了婚。

我們這一代人順順利利的時候少，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就整得你夠嗆，要生活下去全憑個人的毅力。

曹福民是土生土長的長沙人，當兵之前，她在楊開慧的母校湖湘女中讀書。她五○年就考上了志願軍的文工團，但可能是出身地主的原因，沒有讓她去。第二年她參加了西北軍區幹部招聘團，到蘭州后，分配在西北軍區機要處。

那是當初想當兵，自己把年齡報大的。

我們這一代人是毛澤東思想教育出來的，熱愛工作，寧願虧了自己也不願虧公家。我當技術員時，要經常下連隊蹲點。我的孩子當時才兩歲，沒人照顧，就請了個保姆。有一次，保姆到處找人帶信說孩子病了，不會說話了，讓我趕快回去。當時正是莊稼抽穗揚花的時節，我得把連隊防治病蟲害的工作指導完，因此耽誤了一天。等我趕回去，把兒子帶到醫院一檢查，醫生說他的耳朵聽不見了，話也不會說了。我當時一聽，就癱倒在地，失去了知覺。

還有，就是1955年7月的一件事。那天我一大早步行到團部開完會後，天色已經晚了。回連隊還要走八公里路，是回還是不回呢？大家都勸我不要回去，可我想到棉田裡棉鈴蟲十分嚴重，耽誤了治蟲時間棉花就要減產，救災如救火，我晚飯沒吃就離開了團部，心想摸黑也要回連隊，一個人走著走著，到了離連隊還有三四公里路的地方，路兩旁長著比人還高的蘆葦和芨芨草，晚風一吹，「刷刷」直響，讓人毛骨悚然。

1954年新疆軍區與建設兵團分開，她分到了兵團秘書處。第二九九藏書年她結了婚，丈夫是兵團組織部幹事。她在秘書處的工作就是送送文件，很輕鬆自在。她不幹，要求到農七師。這樣，她丈夫也就跟她一起下來了。她丈夫到農七師當團委書記，她到一三二團當青年幹事，不時在準噶爾盆地南緣的荒原與戈壁灘上奔波。「反右」開始，她們夫妻雙雙受到了衝擊，都被下放到柳溝一場勞動。場里給了他們一間小平房，不久，她丈夫被弄到山上鍊鋼，她帶著兩個孩子繼續參加勞動。

不管怎麼說，我們熬過來了，生命本身把那些東西戰勝了。現在回想一下，生命高居在了那些東西之上。可以這麼說吧，我們無愧於父老鄉親，也無愧於這一片熱土。如果家鄉的親人要問50年代初來新疆的辣妹子現在怎樣了，就請你轉告他們，就說我們很好。最後，我寫了一首詩，想獻給我的故鄉，獻給我的親人——

1954年4月，我們中專班的同學以優異的成績，帶著所學的專業知識離開了學校，走上工作崗位。那天，我們有十六位同學從兵團駐地石河子出發去農七師，當天出師不利，汽車到沙灣縣便發生故障，走不成了。怎麼辦？接我們的同志說，你們別急，我已向師里電話聯繫好了，一定會來車接大家。等了整整四個小時，只等來一輛馬車，我們就拿出青年人的勇氣，異口同聲地說，把行李放車上，我們大家走路。一路上，同學們唱著歌，說說笑笑，三十多公里路，走了五個小時，到達師部駐地炮台，劉振世師長、史驥政委帶領很多機關幹部熱烈歡迎我們，那時已是晚上九點多鍾了。

學習期間，王震司令員經常到學院檢查工作並和同學們交談，問寒問暖，和大家說說笑笑，看不出一點官架子。有一次，他來到我們班宿舍一看，說，好，內務整潔，被褥疊得有稜有角，像個當兵的。他還教育我們要好好學習，掌握好專業技術，畢業以後要服從分配，安心紮根邊疆，為各族人民服務。接著他又問我們有什麼困難，一個學員用湖南長沙口音說我們沒有鞋子。他風趣地說，那沒關係，等你們畢業後分配了工作，結了婚，不就有了孩子嗎？說得我們的臉都紅了。急得那位同學連忙說，我說的是穿的鞋子，不是小孩子，引得王震哈哈大笑。

這是為了更好地搞建設。你不要看不起老同志。人家是共產黨員，是為了革命才沒有結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