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含辛茹苦拉扯兒女成人的母親一樣，她害怕孩子有個什麼意外。

姐說，讓我試試。

那天，當母親疲憊不堪地回到家中，說楚蘭當兵走了，沒攔回來。大家都以為她是去了朝鮮。我們當時怕母親難過，表面上裝出也很痛惜的樣子，內心裡卻為姐姐高興。但當我們得知她去的不是朝鮮，而是新疆時，我們真正地難過起來。新疆，在湖南人眼裡一直是個遙遠、荒涼、寒冷，被發配充軍的、十分可怕的地方。就連一字不識的母親也知道那是一個去了后就再也回不來的地方。她決計一定要把女兒勸回來，於是，不顧一切地、幾乎是跑著到了長沙。她逢人便問招聘團在哪裡，在城裡轉了好多圈，終於找到了營盤街。到達那裡，她那一雙裹過的腳早已起滿了泡，連站著都很吃力了。

時值五六年冬天，我懷著滿腔熱情上路了。一過淮河，進入河南，景色就蒼涼起來。到了鄭州，我就想回去了。我也是一個人走的，獨自走在這遙遠的路上，想著從此告別故鄉的山水親人，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心中難免有些凄涼。但當我想母親都能去，我也一定能去。我是個男人，踏上的也算是一條追求理想之路，怎麼可能半途而廢呢？

這回輪到我和妹妹去送母親。母親一生沒出過遠門，姐姐她們還有一大批人同去，可母親則是孤零零一個人西行。我聽說火車已從蘭州通到了張掖，但我在地圖上沒有找到那個地方。我只看見了一條黑色的線延伸到了一片蒼黃的地方。張掖離新疆還很遠的，那麼遠的路，母親得坐汽車了，她能受得了嗎？我們都非常擔心，但母親去意已定，她說，我有五年多沒見女兒了，即使有啥事，能見她一面也就心滿意足了。我就是爬，也要爬到新疆去。

姐姐於1951年8月1日進入新疆哈密。見到那些高鼻樑、深眼窩、扎小辮的維吾爾族姑娘，她覺得自己好像到了異域他鄉。在哈密稍事停留，即向南疆重鎮喀什進發。喀什更是民族聚居區，一個女孩子不能獨自外出。到喀什后，她被分配到二軍醫院建設隊參加建院勞動。

隨著時間的推移，物質條件的改善，生活好起來，日子過得滿意了。但沒有想到升了官的丈夫，手中有了權，思想滑了坡，在「道德」的泥潭中屢屢失足，不僅葬送了自己的政ｒｅａd.９9ｃｓw.coｍ治前途，更使朱楚蘭蒙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擊。當初，她盼望他改過，但沒有想到他屢教屢犯，原先的夫貴妻榮變成泡影，別人投過來的是鄙夷的目光，這對於一個爭強好勝的女性來講，是多麼大的打擊啊！她不想要這個家了，長時間的精神痛苦和內心的壓抑，使她四十多歲就病倒了。1989年，終於離開了人世。

記得她在給母親的一封來信中說，在艱苦創業的年代，懷孩子時，周圍同事全是男人，只自己一個女人，有話沒處說，也不好意思說，就跟著大家一樣拚命幹活，孩子生下來時，跟前沒有老人，養育孩子沒有經驗，全憑自己一人操持。白天走進辦公室忙工作，下班回到家裡忙孩子，後來實在沒法堅持，委託一隨隊家屬幫助看管。生第二個孩子時，是1956年，當時正在安集海開荒建農場，連住的房子都沒有，孩子是在帳篷里出生的。

看著母親獨自一個人上了火車，我們感覺母親再也回不來了。不想，她一個人到了新疆，找到了姐姐那裡。收到姐姐的來信，我們真是不敢相信。但母親的確沒再回來，她成了我們家繼姐姐之後，第二個走向天山的人。

姐就寫了一封信來。我想母親在那裡，去就去吧。信寄出后不久，新疆發給湖南省人事廳的調函就來了。

因為姐姐朱楚蘭一個人進疆而全家出塞的事情，我原是萬萬沒有想到的。只記得五一年的春天細雨綿綿，薄霧蒙蒙，把天地淋漓得一派憂鬱。雨想澆灌一切，卻把新萌發的好多鮮花綠葉霉爛了。但那種拯救一切的氣息仍然洋溢在天地之間。那是一個不寧靜的春天，每個人都顯得浮躁，好像任何一個願望都會神奇地得以實現。朝鮮戰爭掀起的參軍熱潮一浪高過一浪，每一個人都能感知那半島上戰火的熱度和硝煙的味道。入朝作戰幾乎成了每個年輕人的夢想。

二姐朱楚馥從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后，分配到岳陽一所中學任教；姐夫朱荻畢業於北京大學，五七年被九*九*藏*書打成「右派」后，下放到河南焦作教書。當時兩人分居兩地，政治壓力又大，加之家中除了二姐自己和弟弟以外，都去了新疆，所以，五九年二姐也以探親為由，帶著九歲的弟弟到了新疆，安排在農八師中學教書。當時已不讓姐夫教書了，把他下放到了農村勞動。他寫了一封信來，說自己是「右派」，到新疆來要不要。二姐去請示了農八師領導，那時真是思賢若渴。一聽是北大畢業的，當即就讓他來，說來這裏只要好好工作，完全可以保護他。

在姐姐六歲時，身為湘潭市一礦山小職員的父親就去世了。母親帶著我們姐弟三人依靠礦山救濟和親友資助度日。1946年，內戰烽火再起，礦山倒閉，民不聊生，一家生活無著落。母親攜子女奔長沙老家，尋找族人資助，怎奈他們生活也非常困難，勸母親將姐姐及妹妹送人作童養媳，將兒子送孤兒院，自己改嫁。母親想著童養媳受人欺凌，一家人分崩離析，抱著孩子痛哭起來。她寧願一家人在一塊挨餓，也不願把孩子送人。就這樣，她帶著一家人來到湘陰縣外婆家，由外婆做主，改嫁到姨父家（姨母早已去世），兩家合為一家，六個子女八口人，靠種幾畝薄田過日子。一年收成，交了租子，只夠吃半年，後半年只能吃糠咽菜，湯湯水水苦熬。

五十年過去了，一家人在新疆成家立業，生兒育女，由一個人發展到四代近五十口。除了還未成人的第四代，大多是知識分子。大姐十七歲入伍，母親四十四歲入疆，她們都已埋骨天山。雖然業績平凡，但自從建國之初毛澤東主席借鑒歷代西域屯墾戍邊的成敗得失，將駐新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近二十萬官兵集體就地轉業至今，能發展到二百多萬人口，能在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上開墾出一千四百多萬畝耕地，修建六點四萬公里水渠，九十三座水庫，年產糧食十多億公斤，年產棉花一萬一千萬公斤，興建一千三百多個工礦企業，工業總產值達到三十多億元，擁有商業機構近三千個，在1988年的商品零售總額達到十八億多元；修橋築路近兩萬公里，有高等院九九藏書校十二所，中等專業學校三十七所，普通中學近六百所，小學一千二百余所；有科研機構一百多個，衛生機構六百五十多個，這些輝煌的不凡成就正是因為有這些普普通通的人。

進入二軍醫院，是朱楚蘭人生奮鬥的開始。她們一群湖南姑娘被安排住在一幢國民黨軍隊的舊營房裡。房屋十分破舊，曾發生大樑斷裂、房頂下塌，砸死兩名湖南女兵的事。她們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建設營房。女同志負責和泥巴、搬土坯、運房泥。湖南妹子打得赤腳，脫了鞋子、襪子就往泥里踩，也不怕扎。搬運土坯時，沒有運輸工具，姑娘們就用背包帶、綁腿布捆著背，一背就是八塊，有時背到十二塊，每塊土坯十二斤重，一個姑娘要背一百多斤的東西，在工地上來回跑，肩磨破了，腿跑腫了，也沒人叫苦。背完土坯就是上房泥，兩個姑娘抬著一個抬把，一推一拉往房上跑，真是累極了。每天汗流浹背干十多個小時，回到宿舍，每人一盆涼水，洗臉、洗腳、洗澡全是它。女孩子的更大苦處是，每逢例假來了，還不好意思說，照樣幹活，有時血水順著褲子往下流。在湖南，姑娘們是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大苦的，但大家想著當兵幹革命，勁頭十足，心裏高興。

最後，我想起了湖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作家劉鳴泰率領記者在新疆採訪時，口占的一首詩，就把它作為我的結束語吧——

第三個就是我。

但我沒想到的是，二姐和弟弟隨後也來了。

朱楚蘭婚姻上的遭遇是不幸的。小時候，因為家裡窮，孩子多，生活苦，差一點給人家當童養媳。參軍后，在工作中她有了自己的意中人，但組織上給她介紹了一個在革命戰爭中作出過貢獻的老同志，並反覆做工作，勸說她為革命作「貢獻」。她作為一名青年團員，懂得應該聽組織的話，也懂得為革命作貢獻是光榮的。最後，她經不起輪番「轟炸」，嫁給了一個比她大十三歲的戰鬥英雄。臨結婚時，她接受不了這一「事實」，連夜跑了出來。後來，在同志們的勸說下，心緒才慢慢平靜，與他生活在一起。

我們在老家時曾聽說她們到新疆當兵滿三年後就能回來。沒想到第三年時，收到姐姐的信，說九_九_藏_書她已經結婚，又過了不久，知道她的第一個孩子已懷上了。我們當時就感覺她不會回到湖南來了。

我當時在湖南省稅務局工作。之所以去新疆，主要還是因為思念母親。還有就是覺得大西北艱苦，能鍛煉人。剛好我寫信給姐時，幹部處的人見我的字寫得好，信也有文采，就半開玩笑地對姐說，我們這裏需要你弟這樣的人才，你能不能把他也動員過來呀。

我們真想勸阻她，因為她的確不知道新疆有多遠。我找到一幅中國地圖，給她指烏魯木齊，說到那裡有上萬里路呢，你自己看看吧！母親倔強地說，只要沒遠到天上去，我就能到那裡。

我還要說的是，如果說當年讚揚左宗棠的那句「湖湘子弟滿天山」的詩，還只是前人的一個夢想的話，如今這個夢想已經變成了現實。

這是命運，這也是這片土地對我們的恩賜。

姐夫當時已一無所有。他背著幾本書，就偷偷地跑出來了。一路上他沒錢，也沒吃沒喝，受盡了苦，終於到了石河子。他到后就被安排在農八師中學教高中物理。他是這裏的第一個北大畢業的知識分子，也是這裏的第一位物理老師。後來姐姐和姐夫都成了高級教師，都榮獲過農業部「從事農墾教育三十年」榮譽證書，他們為兵團培養了大批人才，早已是桃李滿天下了。

在二軍醫院幹了半年多，組織上了解到朱楚蘭和其他幾名姑娘是學織布的，正好軍區後勤部要在莎車建一個紡織廠，就把她們調到莎車紡織廠工作。到廠的第一項任務，也是建廠，蓋廠房、蓋宿舍。這期間，朱楚蘭一直擔任班長。後來，由於她有初中文化，表現又好，領導上把她調到軍區後勤部皮革廠任文教。1953年因婚姻關係，調獨立工程三團三營任記賬員。

那時火車已通到清水。冬天的北方景色真是蕭條，讓人越往西走，越覺心寒。我是初出湖南，在鄭州轉車之後，我能大概聽懂他們的話，他們卻聽不懂我的湖南話了，交談不了，旅途異常寂寞。

這一切在我們看來，太不可思議了。真的無法想像姐姐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地方。當read.99csw.com她懷第二個孩子時，母親就想過去幫她。但姐姐想著自己在安集海開荒，吃得差，住的又是地窩子，勞動強度又那麼大，怕母親見了傷心，就沒答應。直到她懷第三個孩子搬到石河子時，才答應讓母親去。

朱楚蘭是老大，她最懂事，最體諒父母的苦衷，小小年紀就挑起家庭重擔，起早貪黑、洗衣做飯、餵豬生產。後來看著家裡困難重重，她又去一家織染坊當學徒，學織布，工作之餘還給人家帶小孩、洗尿布。后因織染坊倒閉而回家，她馬上又到長沙，找到父親的一個朋友家，幫助幹家務，以減輕家庭負擔。經受了人間各種生活磨難，使她懂得了人生不易，要自強自立。正當她千方百計謀求生活出路時，恰好新疆招聘團在長沙招人。她得知這一消息后，異常興奮。迅速把消息告知曾跟隨孫中山先生參加過辛亥革命，併為同盟會會員的叔祖父。叔祖父表示支持。

我就這樣走了三十五天，終於到了冰天雪地的石河子。

她無疑已是我們的故鄉。

母親找到招聘團領導，一定要讓女兒回家。哪知招聘團人員只是好言相勸，說一千道一萬就是不放人。無奈，母親登上列車，聲言要跟著女兒一起走。車到高家坊，她見女兒仍無回心轉意的意思，自己不可能再往前走了，只好下車，母女倆揮淚而別。下車后，母親望著北上的列車，怔怔地呆若木雞。女兒看著母親下車，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失聲大哭起來，她望著站在鐵路旁的母親，永遠忘不了母親的背影。火車隆隆西去，姐姐跟招聘團北上到達西安。此時，她的思家心緒再也按捺不住，常常一個人跑到城牆上，面對南方，暗暗哭泣。

我主要從事文秘宣傳工作，主持和參与編修了五部史志著作，近三百萬字。弟弟是一名基層領導幹部。

雖然我們全家來疆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和許許多多來自五湖四海的兒女一樣，被這塊神奇的土地吸納到了這裏。

母親就是這樣，當年她是那麼擔心自己的孩子去那個地方，但為了孩子，她卻什麼也不怕了。她說，人家能去，我也就能去；人家在那裡能活命，我照樣能活命。母親這時變得多麼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