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回顧過去我發現，自己愛表現的性格多半受母親影響，她很有表演的天分，喜歡氣派的東西。雖然是個傳統的家庭主婦，母親也渴望萬眾矚目。母親是蘇格蘭人，有一次，她坐在電視機前看伊麗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禮，一看就是一天，她完全被盛大華貴的場面吸引住了。父親在旁邊不耐煩地踱來踱去，對母親說：「天啊，瑪麗，把電視關了吧，沒什麼好看的，他們只不過在作秀罷了。」但是母親並不理會。父母在這個問題上看法大不相同——母親認為豪華氣派有時是很重要的，父親卻認為那只是表面文章，他腳踏實地，只相信效率和能力。

有時候看到歷史不停地重演，也很有意思。比如說，父親在弗拉特布希地區搞建築，另外有兩個同行在附近跟他一起開工。父親每次都會比他們提前三四個月完工，而且活做得最好。父親建的走廊漂亮又寬敞，公寓面積也大，所以房子很快就能租出去，時氣不好也不受影響。相反，他的競爭者之一，工程沒等建好就破產了，於是父親就會買下對方的工程。這種事情我不止見過一次。

高中畢業一年後，父親建了第一所房子，那是一處單戶住宅，位於皇後區的伍德黑文。建房花了不到5000美元，父親以7500美元賣出。父親的第一家公司名為「特朗普母子公司」（Elizabeth Trump & Son），因為建公司時他尚未成年，很多法律文書都要祖母代簽。成功賣出第一處房子后，他用賺的錢又蓋了一所，就這樣一個接一個地蓋了起來。房子都位於在皇後區的工薪族社區，像伍德黑文、霍里斯、皇后村等等。對於一直住在又小又擠的公寓房裡的工薪階層來說，父親建的磚房價格公道，又有別墅風格，向住戶傳達了新的生活理念。房子賣得非常好，幾乎供不應求了。

父親講價時還有一個優勢，就是人很實在。比如，雖然把價格講的比較低，但是父親會告訴承包商：「你看，跟我幹活，你可以按時得到全部報酬，別人誰能這麼跟你保證？」父親還會告訴承包商，跟他幹活效率很高，不會耽誤他們接下一份活。因為父親的建築項目很多，他總能說服承包商以後繼續為他效力。父親的話總是令人信服。

我既不屬於那小部分人，也不屬於大部分人，而是「第三類人」：以智取勝，討他喜歡。而且，當時他是學校棒球隊教練，我是隊長，我的表現也讓他很滿意。同時，我還知道了怎麼跟他相處。

有位老師對我影響很大，他就是西奧多爾·杜比安斯。老師原是海軍一名軍官，身體素質相當強。他戴著護帽將足球頭槌射門，能把球門柱撞斷，但是他的頭卻安然無恙。他不允許任何學生頂撞他，特別是那些有特殊背景的學生。如果誰敢不聽，就會很嚴厲地教訓他。我很快就發覺，自己在身體上不是他的對手。有一部分學生不服他，結果最後都被收拾了；大部分同學都對杜比安斯唯命是從，成了膽小怕事的人。

我很早就意識到自己不會做父親做的房產生意。父親原來在皇後區和布魯克林區出租廉九*九*藏*書租房，面向低收入人群。雖然他的生意很成功，我卻覺得這樣賺錢太慢，我想做大型、刺|激、有吸引力的生意。我不希望別人提到我時，只會說：「那是弗瑞德·特朗普的兒子。」我要走出去干一番自己的事業，創造自己的知名度。好在父親自己將生意打理得不錯，這樣我就可以放心地在曼哈頓闖蕩。無論在哪，我都不會忘記父親教給我的東西。

1922年，父親高中畢業，因為要養家就沒有繼續上大學，他去皇後區給一位建築師的木匠做了助手。父親手藝精湛，其他方面也很在行。雖然剛入行，父親卻表現出了干這行的天資。即使現在，他還能心算5縱行數字相加的結果。通過夜校學習加上自己的悟性，父親進步很快，他給自己的工友們傳授了很多幹活的巧辦法，比如用鋼曲尺做椽子。

上小學時，我就表現出了自信、好勝的特點。小學二年級時，我居然給音樂老師來了個「熊貓眼」，因為我覺得他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音樂。為此，我還差點被學校開除了。我並不是以此為榮，只是以此向大家說明，我確實是在很小的時候，就不害怕勇敢地說出自己的想法。現在長大了，我會用自己的智慧而不是拳頭去反擊別人。

我很高興自己能順利畢業。畢業后我回了家，開始給父親打工。我依然能從父親那裡學到很多東西，也是在那段時間，我開始想換一種工作方式。

1964年，我從紐約軍校畢業后，冒出了去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電影學院念書的想法。當時我對電影業很著迷，崇拜山姆·戈德溫和達里爾·扎努克這樣的紅人，最喜歡路易·比梅耶。不過後來，我還是決定老老實實在房地產業發展。

另一件讓我失望的事情是父親的生意利潤太低。錢都是省出來的，房子建得沒有奢華可言，更別提什麼設計風格了，所有的房子幾乎都一個模樣：正面用普通的石料，內有四面牆，外觀筆直。用紅磚蓋房子並不是因為人們喜歡紅色，只是因為它便宜。

13歲那年，父親決定把我送到軍事學校，認為軍事化管理對我有好處。我對這個決定感到毛骨悚然。不過，事實證明父親是對的。從八年級開始，我開始在紐約軍校（New York Military Academy）念書，一直讀完高中。那段時間我學會了嚴以律己，還學會了要把好勝心用在取得成績上。高中期間，我曾被授予隊長一職。

最後，我們都明白了強扭的瓜不甜，於是讓弗雷迪如願做了他喜歡的事情——開飛機。他搬到了福羅里達州，做了一名職業飛行員，供職于環球航空公司（TWA）。他還喜歡釣魚和遊艇。那段時間也許是弗雷迪人生中最快樂的日子了。我比弗雷迪小八歲，有一次，我居然對他說：「弗雷迪，知道你在幹什麼嗎？你在虛度你的人生。」現在想起這件事，我感到非常後悔。

初涉職場，父親的工作模式讓我有點吃不消，主要是身體上吃不消。當時我經常跟收租者到處討租read.99csw.com，干這個活沒有好體格是不行的，因為如果有人賴賬不還，你就得拿大塊頭嚇唬他們。

我的妹妹伊麗莎白，性格溫和開朗，但是沒什麼野心，她在大通曼哈頓銀行（Chase Manhattan Bank）工作。哥哥弗雷迪，也許是我們家最不順的人。我們的父親是個好人，也是個經商能手，吃苦耐勞，性格堅強。哥哥卻一點兒也不像父親，他長相不錯，喜歡參加聚會，性格豪放，對生活充滿激|情，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敵人。父親很希望哥哥能子承父業，但是弗雷迪偏偏對經商毫無興趣。他很不情願地跟父親一起工作，對房地產沒半點興緻。在貪婪的承包商和態度粗暴的供應商面前，他總是強硬不起來。由於性格迥異，父子兩人難免有衝突，多半以弗雷迪的失敗告終。

羅伯特小我兩歲，比我安靜且更易相處，我們的關係一向很好。一天，我倆在家裡的遊戲室玩積木。我想用積木搭一座大高樓，可我的積木不夠。於是我就向羅伯特借他的積木，他說：「好，不過用完了你得還給我。」我用光了我們倆的所有積木，建了一座很漂亮的大樓。由於實在太喜歡，我乾脆用膠水把這座大樓給固定住了，羅伯特的積木就這麼「貢獻」給了我。

起初我選擇了布朗克斯區的福特漢姆大學（Fordham University），因為它離我家很近，我跟辦校的耶穌會關係也很好。可是兩年後，我開始想，既然必須上大學，為什麼不努力上一所最好的大學呢？於是我申請了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並被錄取。那個年代，想經商的人必須去沃頓念書。哈佛大學商學院確實培養了很多上市公司的行政總裁，但是真正成功的企業家幾乎都是從沃頓走出來的，像索爾·斯坦伯格、倫納德·蘭黛以及羅恩·佩雷曼，這些名家數不勝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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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我會走路的時候，就跟父親一起去建築工地了。我和羅伯特總會在工地揀很多飲料瓶，回家攢起來賣掉。少年時代，每次放假回家，我都跟父親學做生意，學著跟承包商周旋，參觀樓盤，討價還價，等等。

出於本能，父親打算將生意做大。1929年，父親開始建造大一點兒的房子，面向稍微富裕一些的人群。與小型磚瓦房不同，父親這次建的是殖民風格、都鐸王朝風格、維多利亞王朝風格的三層小別墅，地點在大家後來熟知的皇後區牙買加小區，我們的第一個家也建在這裏。經濟大蕭條時，房價下跌，父親轉而做起了別的生意。他買了一家破產的貸款公司，一年之後將其賣出，賺了一些錢。父親還在伍德黑文建了一家自助超市，成為比較早開始做超市生意的人。超市剛建好，當地的肉店老闆、裁縫、鞋匠就紛紛前來租賃地方。各類商業集中在一起，方便了消費者，超市生意也很成功。沒過一年，父親想轉回房地產生意，於是把超市高價賣給了金·庫倫。

我則比較幸運。我很早就開始接觸商業，而且是自願的，這一點跟很多迫於父親壓力去經商的人不同。我敢於挑戰父親的權威，他九*九*藏*書也很尊重我，我們之間更像是一種公事公辦的關係。有時我會想，如果我沒有走上經商這條路，我和父親會不會相處得這麼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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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頓讓我明白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學習成績不代表一切。上學后，我很快發現我的同學根本沒那麼獨一無二或令人敬畏，我一點兒也不比他們差。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得到了沃頓的一紙文憑。雖然這張文憑在我眼裡沒什麼，可很多跟我做生意的人把它看得很重，認為它是權威的象徵。綜上所述，這個大學我上得很值。

1936年，父親跟我親愛的母親瑪麗·麥克勞德結婚了。父親自己沒能上大學，經濟富足之後，就資助他的弟弟上了大學。在父親的資助下，我的叔叔，約翰·特朗普不僅上了大學，還獲得了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學位。現在他是一名物理系教授，也是全國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也許因為沒上過大學的緣故，父親總帶著一種敬畏感去看那些上過大學的人。其實很多情況下，那些人沒有什麼過人之處。父親根本就不比那些大學教授差，如果有機會上大學，父親一定是個優秀的學生。

1949年，我剛滿3歲，父親開始修建濱海天堂公寓區（Shore Haven Apartments）。當時這種大型公寓樓盤比較少，父親憑此成為紐約市郊最成功的開發商之一。父親的工程講究方式方法，所以整個項目完成得非常出色。那時，為中低收入者建房的地產商，都會得到政府財政支持，因此，海洋天堂公寓項目讓父親從聯邦住房管理局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得到了1030萬美元貸款。這筆錢是政府在公正基礎上對工程總體評估算出的結果，裡面包括給父親7.5%的利潤。

在我成長過程中，父親弗瑞德·特朗普對我的影響最大。從父親那裡我學會：棘手的生意要強硬，激勵別人很重要。我還學會了，做生意的四個步驟：進入、動工、做好、退出，每一步都要講方法、講效率。

在軍校我是一名優秀的學生，但我並不是最用功的那一個。我對學校作業不感興趣，好在它們比較簡單。很早我就明白，學校教育只不過是為人的終身發展起到打基礎的作用。

父親出租的房子都是受房租管制條例保護的，他雖然堅持不懈、吃苦耐勞，可是得利很少。這種生意要想賺錢，只能努力降低成本，所以父親是個很有成本意識的人。無論面對拖把和地板蠟供應商，還是大項目承包商，父親都會狠狠講價。父親知道每樣東西的價格，這是他的一大優勢，沒人騙得了他。比如，父親知道安裝一套建築物的自來水管道系統需要40萬美元后，就知道怎麼跟承包商講價了。這並不是說要把價錢講到30萬美元，承包商總要賺一點的，但是，起碼可以把價格控制在60萬美元以內。

1934年，大蕭條基本結束，可貨幣還是沒有升值，於是父親打算建低價房屋。這次，他選擇了布魯克林區比較貧窮的弗拉特布希（Flatbush），那裡地價便宜，父親九-九-藏-書覺得會有很大開發空間。他再一次預感正確。三個星期里，父親賣出了78棟房子。後來的十幾年裡，父親在皇後區和布魯克林區建了2500多棟房子，成了一名成功的地產商人。

我那時還小，沒有意識到我們都誤解了弗雷迪，把他想成了一事無成的人。其實，他能開心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也許是因為始終得不到家人理解，弗雷迪變得灰心喪氣，他開始酗酒，情況急轉直下。在他43歲那年，弗雷迪離開了這個世界。他本可以生活得很幸福，卻苦於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許他曾經找到過，但是家裡人卻沒有給他追尋的機會。我真希望自己能早點想明白這一切。

離開父親的原因，其實並不完全因為自己長的不夠強壯，或是嫌父親賺錢太少。真正的原因是，我有了開闊的視野和更高的理想。如果只在紐約市郊發展，我永遠都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

我學的第一招討租技巧是敲門時不要站在門的正前方，應該靠牆站著，伸手敲門。第一次聽到這個技巧時，我很是不解， 「為什麼這麼做？」我問一位收租者。他對我的疑惑很詫異，他告訴我：「如果你靠牆站，只有你的手會有危險。」看我還是沒明白，他繼續說：「干我們這一行，不得不防，如果你不合時宜地敲了一個公寓的門，很可能被開槍射中。」

我的家庭非常傳統。父親是一家之主，負責在外打拚，養家糊口，母親是個典型的家庭主婦，不過，她可不是每天只知道打橋牌或煲粥。我們家一共有五個孩子，母親既要照顧我們，還要做飯、洗衣服、做手工，同時，她還在當地一家醫院做慈善。我們家房子很大，但我們兄妹幾個從不自詡為富家子弟。從小父母就教育我們錢來之不易，還讓我們懂得艱苦奮鬥的重要性。我們家庭成員的關係非常親密，直到今天，我和家人都是最親密的朋友。我的父母從不愛慕虛榮，父親一直在布魯克林羊頭灣（Sheepshead Bay）Z大道（Avenue Z）一座辦公樓里辦公，那座樓是父親1948年建的，而且從沒想過搬離那裡。

賺錢的同時，父親為中低收入者建了很多質優價廉的房子。現在已經沒人做這種生意，因為它既無利可圖，又沒有政府補貼。直到今天，父親在皇後區和布魯克林區建的廉價房還是中低收入者的首選。

我的姐姐瑪麗安從蒙特霍利約克學院（Mount Holyoke College）畢業后，跟母親一樣，先做了一段時間家庭主婦，照顧兒子，操持家務。但她遺傳了父親的幹勁和雄心，於是，等兒子大衛13歲了，姐姐重回學校念起了法律。她的畢業成績很優秀，畢業后開了一家私人律師事務所，在美國檢察官辦公室做了五年聯邦檢察官。四年前，她成了一名聯邦大法官。瑪麗安真是一位傳奇的女性。

我依然記得建特朗普大廈時父親來施工現場的情景。大廈正面是玻璃幕牆，比磚牆值錢很多，而且，我們用的是加了隔熱膜的昂貴玻璃。父親看了玻璃幕牆之後說：「真是浪費，下面四五層用這個，上面用普通磚塊就行了。九九藏書反正也不會有人抬頭看。」真絕了，在57號大街和第五大道交會處的優越地段建大廈，父親居然讓我省錢。這件事讓我很有感觸：畢竟，父親做的都是中低收入者的生意，難免這麼想。同時，我也意識到，離開父親自己闖蕩是對的。

另外，父親是個專註而且很有理想的人。很多工友只滿足有個工作，父親卻要把工作做精做好，期望得到提升。從我記事起，父親就跟我說：「人最重要的是熱愛自己從事的事業，因為這是唯一一件你能做出成就的事情。」

從小我就是個孩子王，不過，跟現在一樣，當時也是有人喜歡我，有人討厭我。我在我們那個小圈子裡挺受歡迎的，其他孩子總喜歡追隨我。少年時期，我喜歡搞惡作劇，可能骨子裡就是有愛惹事的基因吧。我把氣球裝滿水亂扔，把唾沫吐得老遠，在運動場和生日會上搗亂。我並無惡意，只是想證明自己很大胆。弟弟羅伯特很喜歡說我干過的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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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讓他知道，我不怕你，但是非常尊敬你。這是一種微妙的制衡。像杜比安斯這樣強勢的人，如果你跟他對著干，一旦他發現你的弱點，就能輕而易舉擊敗你。但是，如果你也很強勢，但是你尊重他，他就會真誠對你。這不是我冥思苦想的結果，而是一種直覺。明白了這一點，我們相處得非常愉快。

父親給了我很大的自我空間，可是我卻發現，這個世界沒我想得那麼迷人。我從沃頓畢業滿懷希望的步入社會，卻發現這個世界只有最壞，沒有最好。比方說，當時很多房客嫌麻煩，就把垃圾直接從窗子里扔出去，而不是倒在垃圾焚化爐里。於是我搞了一個培訓，教房客使用垃圾焚化爐。大部分房客能認真學習，但是那些冥頑不化的人讓我覺得自己是在浪費時間。

同時，父親也是位嚴格的僱主。每早6點，他都會去工地親自指揮，這幾乎是他的個人專場秀。如果覺得誰做得不好，父親就會親自上陣，因為所有活他都能上手。

父親對承包商催得很緊，向供應商砍價也很兇，所以他能提前完工，還省下100萬美元預算。可能「暴利」就是像父親這樣高強度工作的開發商賺出來的吧，不過，這種行為後來被禁止了。

父親是艱苦創業的典範。他1905年出生於新澤西州。我的祖父幼年時代從蘇格蘭來到美國，經營一家旅館，生意還不錯。祖父患有肝硬化而且酗酒成性，他在父親11歲那年去世了。祖母伊麗莎白為了養活三個孩子，做了一名裁縫。當時我的姑姑16歲，名字也叫伊麗莎白，叔叔約翰，只有9歲。父親排行老二，作為家裡第一個男孩，理所當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擔。父親開始打零工，什麼活都干，他去水果店運水果，也給建築工地的搬運工擦鞋。父親對建築業很感興趣，高中時，他開始念夜校，學習木工活，以及怎樣做規劃和評估，想學一門以此為生的手藝。父親16歲時，已經有了第一件木匠作品——為鄰居建的一座容納兩輛車的車庫。那時中產階級的人剛開始買車，很多人家裡沒有車庫，父親便開始做可拆卸車庫的生意，每個車庫要價5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