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許多人曾幫助過我。我要感謝荷蘭萊頓美國清教徒前輩移民博物館（American Pilgrim Museum）的Jeremy Bangs和Carola de Muralt，他們讓我了解到17世紀荷蘭人的生活特點，還花了整整一個下午帶我在他們獨一無二的博物館中參觀，那真是一次美妙的經歷。紐約大學歷史學榮譽退休教授（Patricia Bonomi）在我啟動這個項目時就為我提供指導，還在我向項目終點衝刺的過程中給予鼓勵。紐約州立圖書館的彼得·克里斯托夫（Peter Christoph）與我分享了他發現這些荷蘭語手稿並將它們翻譯出來的辛勞往事。紐約地底博物館、南街海港博物館的考古學家Diane Dallal幫我將曼哈頓下城區的峽谷中的「新阿姆斯特丹」轉換為可視化影像。史學家兼作家Firth Fabend在許多方面，特別是在了解北美洲的「荷蘭特質」自17世紀以來的變遷以及評價這個殖民地的功過方面，給予我幫助。「新尼德蘭」的朋友們邀請我在他們2003年的年會上發言，這給了我一個機會，使我得以表達對這個荷蘭殖民地的一些觀點。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的傑出史學家、研究「新尼德蘭」及其居民方面的權威——威廉·弗里霍夫（Willem Frijhoff）為人慷慨大方，為我提供了絕妙、及時的建議，並鼓勵我關注阿德里安·范·德·鄧克（Adriaen van der Donck）。出生於荷蘭的學者Elisabeth Paling Funk是研究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的權威，她幫助我解開歷史的謎團，併九-九-藏-書為我翻譯了一些17世紀的詩歌。紐約公共圖書館的Wayne Furman以及該圖書館的紐約史和系譜學部門的員工們在我的研究過程中為我提供了便利。我要向紐約早期歷史領域的權威——丹佛大學的Joyce Goodfriend致謝，她與我就歷史和史學家的觀點進行了有益的談話，為我提供了建議和忠告，還向我介紹了奧爾巴尼的一家餐館——Jack's Oyster House。美國國家美術館的Anne Halpern在我研究阿德里安·范·德·鄧克的肖像時為我提供了幫助。皇後學院的歷史學教授Leo Hershkowitz曾用同樣優美的文字描寫過「新阿姆斯特丹」的猶太人和「特威德老大」，世界上很少有人像他一樣了解紐約歷史，他的觀點令我獲益良多。紐約州檔案館的管理員Maria Holden帶我初步了解了如手工藝品般的，有關紙張、墨水及其保存方法的荷蘭語文獻。

7月4日上午，陽光燦爛得令人目眩，在萊頓市的Stadscafe的露台上，阿姆斯特丹大學的Jaap Jacobs拓寬了我在17世紀美國殖民史方面的視野，讓我不僅將這段歷史視為後來的美國歷史的伏筆，更是歐洲歷史以及英國與荷蘭共和國之間的全球力量鬥爭的一部分；我還從他關於「新尼德蘭」和17世紀的「寬容」概念的佳作中獲益頗多，而且他正在撰寫彼得·施托伊弗桑特（Peter Stuyvesant）的傳記，我們討論了這個暴躁易怒的人物。我還要感謝Joep de Koning，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收集「新尼德蘭」地圖的人，他與我交談、分享見解，並且給我機會盡情參觀他https://read.99csw.com獨一無二的收藏品。感謝紐約貝德福德Fox Lane高中的Dennis Maika，他關於1653年紐約市政章程的重要性，以及該殖民地後來發展壯大的論文和觀點在塑造我自己的思想方面發揮了作用。感謝東英吉利亞大學的Simon Middleton，他為我提供了關於尼德蘭現代共和主義的建議，而且同樣熱衷於研究范·德·鄧克的他給了我很多鼓勵。感謝南街海港博物館的主管Peter Neil；感謝「半月號」（Half Moon）的船主Chip Reynolds帶我登船並讓我對這艘船有了感性認識；感謝17世紀荷蘭食品方面的權威Peter Rose為我研究烹飪知識提供了幫助；感謝紐約波坎蒂科山區洛克菲勒檔案館的Thomas Rosenbaum給我機會參觀該機構收藏的17世紀荷蘭語公證記錄，那些收藏品令人嘆為觀止。感謝Ada Louise Van Gastel在阿德里安·范·德·鄧克研究方面付出的努力以及對我的鼓勵；感謝紐約市尼德蘭中心的Hanny Veenendaal傳授我荷蘭語的基礎知識並幫助我翻譯和閱讀古老的荷蘭語文獻；感謝Greta Wagle歡迎我加入「新尼德蘭迷之家」，讓我接觸其成員並進行了總體而言是很愉快的交往；感謝荷蘭泰爾斯海靈島貝豪登豪斯博物館（'t Behouden Huys Museum）的館長Gerald de Weerdt與我分享他對荷蘭航海業的相關見解；感謝西康涅狄格州立大學的Laurie Weinstein幫助我了解荷蘭人、英國人、印第安人之間的互動情況read.99csw.com；感謝Thomas Wysmuller與我探討荷蘭歷史並熱心支持我。

我還要感謝Coen Blaauw，西密歇根大學的Jośe Brandão，紐約州立圖書館的Marilyn Douglas，Howard Funk，Dietrich Gehring，得克薩斯州農工大學的April Hatfield，紐約歷史學會的L. J. Krizner，紐約大學的Karen Ordahl Kupperman，Hubert de Leeuw，《紐約系譜與傳記記錄》的編輯Harry Macy，從《紐約時報》編委會退休的Richard Mooney，紐約州立圖書館和檔案館的員工們，「新尼德蘭之友」（Friends of New Netherlard）的Hennie Newhouse，Martha Shattuck，紐約市地標保護委員會的Amanda Sutphi，哈佛大學的Martine Julia van Ittersum，新罕布希爾大學的Cynthia van Zandt，Loet VeJmans，紐約荷蘭學會會員兼de Halve Maen的主編David William Voorhees，「新尼德蘭之友」的Charles Wendell，以及中田納西州立大學的James Homer Williams。

特別感謝Firth Fabend、Charly Gehring、Leo Hershkowitz、Joep de Koning、Tim Paulson、Janny Venema以及Mark Zw九*九*藏*書onitzer閱讀我的書稿並給出寶貴的評論和批評意見。本書經他們的指正有了很大的改進，當然，如有任何錯誤之處，責任在我。

沒有查爾斯·格林（Charles Gehring），就沒有這本書。這位「新尼德蘭項目」（New Netherland Project）的主管耗費30年的時間翻譯了「新尼德蘭」殖民地的荷蘭語手稿記錄。在兩年多的時間里，除了將譯稿出版，他還歡迎我進入他的工作區，允許我利用他搜集的資料，給我提供建議、向我介紹許多情況，並通過其他各種途徑為我提供幫助。從越南菜到微釀啤酒，在奧爾巴尼海濱和阿姆斯特丹運河邊，他一直是我的嚮導。查理，我要向您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我還要感謝「新尼德蘭項目」的珍妮·維尼瑪（Janny Venema），她也為我提供了類似的幫助，我們之間建立了友誼。她花費數日為我謄寫尚未出版的手稿，還給了我一本關於17世紀的荷蘭語手抄文稿閱讀方法的初級讀本。她使長期以來被奧爾巴尼市淹沒的貝弗韋克鎮（Beverwyck）重現於我面前。

我還要向我的團隊致謝。我的經紀人也是我的朋友Anne Edelstein抓住了我腦海中一閃而過的念頭，並讓這一切成真。Laura Willams在選題策劃初期提供了建議，Emilie Stewart在最後階段協助過我。Anne Hollister和Elisabeth King核查了事實並以謹慎的態度和高雅的品位檢查了書稿。在寫作初期，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Tim Paulson聆聽我漫談我的觀點，推動我著手開展工作，而且一直為我提供明智的建議。雙日出版社（Doubled九_九_藏_書ay）編輯Bill Thomas從開始階段就支持這一項目，並且始終以其飽滿的熱情和敏銳的批評眼光給予全力支持。我還要感謝雙日出版社的Kendra Harpster、John Fontana和Christine Pride。此外，在倫敦，環球出版社（Transworld）編輯Marianne Velmans表達了她對於英荷問題的看法，並以深刻的洞察力評價了這部書稿。

以上是對生者的感謝。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的腦海中曾閃過一個念頭，那就是阿德里安·范·德·鄧克和彼得·施托伊弗桑特的靈魂正在我身邊的某個地方徘徊：前者也許是注意到有人打算將他從被淹沒的歷史中拽出來，後者也許是察覺到自己可能可以挽回形象，而不再是漫畫式的歷史人物。我還感覺到另一個靈魂的存在，只是它的存在感沒有那麼強烈——我要對已故的Barbara W. Tuchman表示感謝。首先，她樹立了注重史實又強調敘述技巧的作家模範；其次，作為第一批受歡迎的歷史學家之一，她在自己最後一本書《第一次敬禮》（The First Salute）中承認了為人們所忽視的，荷蘭人對美國早期歷史的貢獻；最後，對我來說也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她為了紀念自己父親而向紐約公共圖書館捐獻遺物，這促成了韋爾特海姆研究室（Wertheim Study Room）的建立，本書的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在那裡完成的。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妻子Mamie Henricksson在這個項目進行的幾年中包容我，她與我分享了美好的時光，並且陪我度過了一些確實不那麼好的日子。她是我一生摯愛，我的一切都歸功於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