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為什麼亞當斯最後會邁出這麼重大的一步呢？這一步使他和傑斐遜在此後的十四年間一共寫了158封信，它們被普遍認為代表著獨立戰爭那一代人最高的智識水平，同時也是著名美國政治家通信中最令人難忘的信件。這些通信往來所依賴的友誼和信任實際上到1812年還尚未恢復。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促使亞當斯將自己的手伸過昆西市和蒙蒂塞洛之間的裂縫，而且針對傑斐遜的每封信，亞當斯都會寫兩封以上的信來回應？

亞當斯不是那種默默忍受一切的人。他對傑斐遜的嫉妒是顯而易見的，而且當他回憶過去的戰鬥歲月時，他那悸動的虛榮心就變得非常明顯了。這種虛榮心讓他將自己那些自吹自擂的結論告訴像本傑明·拉什這樣的心腹知己。最簡單的事實是，除此之外，這位老邁的「昆西市聖人」已經別無他事可做了。傑斐遜忙於履行總統的一切職責，而且在退休期間還要完成兩個主要計劃——改造蒙蒂塞洛和建立弗吉尼亞大學。然而，亞當斯唯一的計劃則深藏於自己的內心。他的關注點（實際上是迷戀）在於，把握自己記憶的內部結構，撰寫一部亞當斯版本的美國歷史，並讓自己在美國的偉人祠內擁有一大片寬敞空間。

亞當斯第一次生氣爆發是在1813年6月，而且在之後的六個月中不斷地爆發。（亞當斯寫了36封信，而傑斐遜只寫了5封信。）使亞當斯爆發的導火線，是傑斐遜於1801年寫給約瑟夫·普里斯特利的一封信被公開發表。約瑟夫·普里斯特利是英國科學家、著名的神學家。那封信中，傑斐遜順便提到了亞當斯，說他思想落後，反對任何形式的進步，是「古董」而不是「現代人」。「你在那封寫給普里斯特利博士的信中提到的你對我的看法，我表示完全不贊同，」亞當斯抗議道，「而且我強烈要求你提供證據。」傑斐遜察覺到亞當斯已經處在爆發邊緣，並給他寫了一封很長的回信。那封給普里斯特利的信是「一封秘密信件」，「我從來沒有打算以它來擾亂公眾的心神」。他提醒亞當斯，當時黨派間戰鬥如火如荼，二人都曾過激地貶低對方。而且，當時他的真正指向是聯邦黨人，那些人將他關於政府的思想污衊為危險的妄想。

剛開始通信時，亞當斯對傑斐遜還有強烈的憎恨之感，因為傑斐遜在他當總統期間，發起了對他的誹謗。到1823年，整個誹謗醜聞已經成了一種懷舊的笑話。亞當斯在報紙上讀到，傑斐遜編輯了「一本雜誌，裏面收集了許多誹謗、中傷和詆毀你的報道和宣傳手冊」。這是一個富有靈感的主意，亞當斯覺得要是他先想到這個主意該多好：「這輩子我是一個多麼傻的人啊！而且我的孩子們和孫子們是多麼笨的人啊！我們中沒有一個人曾想到，要做一本類似的集子。若我們想到了的話，我相信我做的集子可能比你做的更為精彩。」傑斐遜很遺憾地告訴亞當斯，那則傳聞不是真的，他並沒有編輯這樣一本關於誹謗的集子。然而，若他真這樣做了，「它當然不可能是簡單的一卷本了，而應該是一部百科全書」。

這就是傑斐遜的經典看法。他質樸優美的敘述結構使這一點變得更加清楚了：亞當斯佩服傑斐遜讓自己融入對未來歷史學家來說具有無限吸引力的歷史路線之中，是絕對正確的。傑斐遜從來都是以二分法來看待這個世界：輝格黨對托利黨，現代人對古代人，美國對歐洲，鄉村對城市，白人對黑人。我們可以繼續列舉下去，但均為非黑即白，沒有任何其他中間形態。亞當斯所謂的喜劇實際上是一出情節劇。傑斐遜現在告訴亞當斯的那個版本則將聯邦黨人刻畫成現代親英的托利黨人，是他們出賣了美國獨立戰爭的巨大遺產，他們就是「少數」特權者的腐朽保護人，聯合起來公然對抗傑斐遜領導的「多數」。

此外，亞當斯天生就能夠對歷史、對自己的生活，甚至對任何東西進行解構主義闡釋。他就是以這種方式來看待世界的。從脾性上說，他是衝動的、易怒的，在本質上就喜歡挖苦諷刺。他發表的所有政治哲學類著作，包括《為美利堅合眾國憲法辯護》和《與戴維拉對話集》，以及他未出版的自傳，都缺乏連續一貫的形式。它們不像是著作，而更像是筆記，裏面充滿了對自己內心對話的散漫敘述，這些對話都會從難以預料的角度引出另外的對話。他最堅定的敵人——主要是富蘭克林和漢密爾頓——稱他思想上的飄忽不定是他患有心理疾病的表現。最近一些研究表明，亞當斯的問題出在身體上：他可能患有甲狀腺功能亢進。然而，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分析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源的重要性不及系統說明這種狀況：他天生就沒有能力將自己的思想與他對這些思想的感受分割開來，這致使他不信任任何對人類行為的純粹理性描述，因為這種描述與他內心更熱情躁動的情緒是不相容的。正如他對拉什所說的那樣：「不要自己欺騙自己了，法國乃至整個歐洲都沒有什麼老修道士能夠無動於衷地看著一朵正在盛開的鮮花般的年輕處|女。」正是這種內心的躁動讓他更傾向於認為，所有宣揚某種道德的且充滿著傳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的完美敘述或故事，都不過是徹底的虛構。就像自然界不存在絕對直線一樣，此類東西對他而言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1805年亞當斯與本傑明·拉什恢復通信，他實際上在信中幾乎承認了漢密爾頓的結論。「我的一生中，許多時候我的內心是如此焦躁不安，」亞當斯懺悔道，「以至於我根本就沒有考慮到別人會從什麼角度來看待我說的話、我的行為甚至我的文字……當生命終結時，我留下來的那些蹤跡，我認為，肯定會讓後代感到非常困惑和迷茫。」與拉什的通信持續了八年之久，這讓亞當斯能夠直面自己內心的魔鬼，並且在一系列通信往來中將它們驅逐。總體來看，這些通信是他所有信件中最富有文采、最輕鬆愉快、最具有啟示力量的。拉什建議，他們不要討論那些俗套的話題，而要交流各自做的夢。

他們之間許多最令人難忘的通信沒有任何刻意表演或做作的痕迹，因為有很多話題可以讓這兩位聖人安全談論而不發生衝突，並且讓他們充分展示自己的語言才能。畢竟，他們是那個時代最有成就的寫信人；他們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已經在寫字桌前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行文風格，而且這種風格可以完美地表現他們不同的個性。因此，傑斐遜以華麗的方式描述了人的老化過程以及消殞。「但是我們這兩台機器已經運行了七十年或者八十年之久，」他這樣恬淡地寫道，「而且我們必須認識到，這兩台機器已經損耗很大，這一個中軸，那一個輪子；現在一個齒輪，待會兒一個彈簧就會脫落。不論我們能夠怎樣修補它們以再堅持一會兒，我們兩個人最後都會停止運轉。」亞當斯以類似的方式回了信，不過另外加了一些說明。「我有時候擔心『我這台機器』不會足夠快地『停止運轉』，因為我最害怕的就是『死在後面』。」這句話的意思是，他害怕自己變得年老糊塗，從而成為家庭的負擔。他接著開始「斥罵」傑斐遜，說他現在已經像老頭那樣說話了。所有在《獨立宣言》上簽字的人中，「你是最年輕的，而且在心力和體力上都是最具活力的」，因此最有可能成為最後的倖存者。就像家裡最後一個上床睡覺的人一樣，傑斐遜必須負責將爐火熄滅，「並用壁爐中的灰蓋住木炭」。

他正在進行我們現在所謂的心理療法：安坐在壁爐旁、被他自嘲地稱為「我的王座」的椅子上，與內心的魔鬼進行無休止的辯論。在努力撰寫自傳時，他不時地失去控制，使自傳完全成了對政敵連篇累牘的猛烈攻擊（毫不奇怪，漢密爾頓是主要攻擊目標），而且當他意識到他寫的東西不過是情感宣洩、缺乏一貫性的時候，這部自傳已經結束了（嚴格說來是寫到一半就結束了）。由於他的老朋友莫西·奧蒂斯·沃倫的三卷本《美國革命史》（1805年）沒有將他作為其中的主要人物，亞當斯對她大發脾氣。沃倫也以牙還牙。「我是如此難以把握你寫的那些段落的意思，對你雜亂無章地提到的憤怒、未經整理的信件也是如此迷茫，」她解釋道，「以至於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寫下評論。」沃倫最後以一種非常嚴厲無情的結論結尾，說亞當斯與她的通信完全是一些散漫的言語衝動，是「我曾經見過的最為強詞奪理、最為惡毒、最不切題的文字」。

1811年二人之間的距離縮短了：當時愛德華·科爾斯（傑斐遜的一個門徒）試圖勸說他的導師採取一種更直接和更堅定的廢奴立場，結果證明這是徒勞無益的，於是他就到昆西市拜訪亞當斯。亞當斯放出話來讓人知道，他與傑斐遜先生的政治分歧從來沒有影響過他對傑斐遜的友情。「我過去一直都喜愛傑斐遜，」他告訴科爾斯，「而且依然喜愛他。」當關於此次會面的消息傳到傑斐遜耳朵里的時候（不出亞當斯所料），傑斐遜就宣布自己已經轉變了。「這對我而言已經足夠了。」他在給拉什的信中這樣寫道。他又補充說，他知道亞當斯「從來都是一個誠實的人，而且許多情況下都是一個偉大的人，只是在某些做出判斷的時候有些倉促並犯下錯誤」。後面這句轉折將前面那句話縮小的隔閡又擴大了一些。傑斐遜繼續說道，「除了政治觀點這個唯一例外之外」，他總是看重亞當斯的判斷——此時，他們之間的隔閡就變成了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這句話無異於說，教皇在其他方面是從來不會錯的，不過在道德和宗教信仰問題上是個例外。

這就是亞當斯在1809年聽天由命卻苦樂參半的心情，當時拉什還沒有向他報告自己最為奇異的夢。他夢見亞當斯給傑斐遜寫了一封簡訊，祝賀他最近離開了公共生活。傑斐遜也以同樣的大度回應了亞當斯的寬宏大量。這兩位偉大的政治家在最後幾年中又恢復了通信，坦承他們各自都有錯誤與缺點，並交流了他們各自對美國獨立戰爭的理解，最終修復了曾經輝煌的偉大友誼。接著這兩個哲學王「幾乎同時步入墳墓，他們都很長壽，一同享受著祖國對他們的感激和讚譽……在他們無數的功績和榮譽之上，後人又加上了一點：他們既是對手，也是朋友」。

他回憶了1793年傑斐遜從華盛頓政府退休的情景，說這明顯是一次非常精明的戰術撤退，目的是要為自己最終登上「金字塔的頂端」（也就是擔任總統）做好準備。然而，共和黨人的新聞報紙卻將之描述成一種「毫無野心、毫不貪婪、大公無私的」舉動。不知何故，傑斐遜甚至能夠勸說自己真心相信，他不僅可以不受任何誘惑影響，而且能夠幸福地隱居於蒙蒂塞洛的山頂之上。「當一個人擁有兩個龐大政黨之一，而且他所屬政黨竭力宣稱他為人大公無私時，」亞當斯驚奇地說道，「甚至那些認為這種說法不過是一種謊言的人，也會因為他們如此頻繁地重複這種觀點而最終相信它是真的了。」

傑斐遜在政黨問題上的立場與他在奴隸制問題上的立場一樣，似乎包含著一種非常深刻的矛盾。在兩個問題上，他那種對外顯得正直無比的立場——奴隸制必須被廢除，政黨是腐化共和主義價值的罪惡力量——都與其個人行為和政治利益相悖。而且在這兩個問題上，傑斐遜都努力讓自己相信，這種明顯的矛盾不過是表面現象而已。就他積極在幕後參与1800年總統選舉而言，傑斐遜真誠地相信，聯邦黨人的勝利就意味著「1776年精神」的消泯。任何可以避免這種可怕結局的東西都應當是合理的。他之後多次否認了自己曾直接參与總統選舉活動，以至於他自己都開始相信自己的謊言了。這就是為什麼阿比蓋爾毫不留情地拒絕他個人關於這個問題的說法會觸動他的神經的原因所在。他不習慣於讓自己的話受到質疑，讓自己的種種借口被揭穿，哪怕由他自己來質疑和揭穿都不行。

但是這怎麼可能呢？甚至傑斐遜自己也承認亞當斯並不契合這種嚴格的分析公式。「若你的目標和觀點被誤解了，」傑斐遜指出，「若其他人的措施和原則被錯誤地歸咎於你的身上——我認為確實如此——那麼你應當對它們做出解釋，你應當為自己討回公道。」一言以蔽之，若亞當斯有不同的話要說，若他從他們共同經歷的歷史旋渦中看到了不同的模式，那麼他應當將之記錄下來，留給後人去評判。

傑斐遜那種更為祥和的歷史觀點，正如亞當斯所預料的，在歷史書中取得了勝利，而且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依然是傑斐遜得到了神助。所有人，不論是當時還是現在的人，都毫不懷疑地認為這是上帝之聲。1826年7月3日傍晚，傑斐遜陷入了昏迷。他對圍在床邊的醫生和家人說的最後幾句可辨聽的話表明，他希望以戲劇性的方式安排好他離開人世的時間。「今天是7月4號嗎？」那天不是7月4號，但是他一直處於半昏迷狀態，久久不肯離去。直到那個魔術般的7月4日午後不久，他才撒手人寰。同一天早上，亞當斯突然病倒在自己最鍾愛的書椅上。他幾乎是在傑斐遜離開人世的那一刻陷入昏迷的。死亡很快就來臨了，大約是在那天下午五點半。昏迷期間有短暫的一瞬，他醒了過來，暗示再也沒有什麼能夠延緩這不可避免的最後一刻，但很明顯他在努力地拖延。他想對他的老朋友說最後幾句話，以示他最後的敬意：「托馬斯·傑斐遜成了最後的倖存者」，或者按照另外一種說法，「托馬斯·傑斐遜仍然活著」。不管是哪種說法，就那一刻而言，他錯了。然而，對整個時代而言，他無疑是正確的。

除了純粹的信件數量之外，亞當斯的信中所表露出來的活力反映了他更好鬥也更敢於對抗的脾性。傑斐遜的風格是流暢、抒情、抑揚頓挫而且節奏優美的。對他而言，詞語就像掠過紙面讓自己冷靜下來的微風。然而，亞當斯的風格卻是興奮、跳躍、大喊大叫而且淘氣頑皮的。對他來說，詞語就像被用來刺穿紙張或者在它們上方絢爛引爆的武器一樣。儘管亞當斯寫出了許多廣為傳頌的警句式段落，然而他的風格對於保持外交禮節來說，再糟糕不過了。傑斐遜則能夠保持克制，直到最後也堅持了自己的哲學王角色。如果一切由傑斐遜來設計，那麼他們二人之間半神半人式的對話肯定能夠完美詮釋為後代表演一出舞台劇的核心要義。然而，儘管亞當斯也發誓要保持西塞羅式的平靜心態，但從天性上來說，他沒有能力扮演這種角色。對他而言，唯一有意義的對話就是辯論，最終他和傑斐遜的對話也變成了一種辯論。這一點是理解這次對話的歷史意義的最佳途徑。

亞當斯一生中都傾向於認為，世界是他內心紛擾的情感投射在「那裡的存在」。與拉什誠實而親密的通信，使這種投射得以無拘無束地展現出來。他向其他人提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既尖銳又引人同情——似乎是一聲發自內心的痛苦吶喊：「我，可憐而無知的我，為什麼偏要以不同於這個時代其他偉人的面目，站在後代面前呢？」在他與拉什每月一次的通信中，亞當斯自己給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亞當斯和拉什的通信也有類似於《愛麗絲漫遊奇境記》中瘋帽子的特點，兩個人交換著自己的故事，分享各自知曉的奇聞軼事，看起來就好像是「亞當斯和拉什漫遊奇境記」一樣。然而，這出喜劇的背後卻掩藏著極為嚴肅認真的洞識。read.99csw.com

這個例外情況發生在1819年，當時《密蘇里妥協案》的通過引發了激烈辯論。此前，亞當斯與傑斐遜不僅在通信中迴避這個話題，而且他們也都曾宣稱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五十多年來它一直促使我思考，並帶給我巨大的憂慮，」亞當斯在1817年承認道，「一卷對開本也不能容下我對這個問題的苦思冥想。而且，結尾就像開頭時那樣，我的讀者和我自己依然不知道該如何解決它。」然而，傑斐遜則不斷地強調他在1805年形成的有關迴避這個話題的觀點。「我一直非常謹慎地確保每一次公開行為或公開聲明都迴避那個話題，」他宣布並解釋說廢除奴隸制是下一代的任務，「他們能採取進一步的行動，讓它走向終結。」

看起來，傑斐遜再一次成為理想化歷史的主要受益人了。這部分是因為他的自我欺騙能力能讓他以絕對的真誠否認其靈魂深處潛伏的虛榮心和野心，部分是因為塑造了他所有政治思想的道德範疇與歷史寫作所要求的浪漫化筆法完美契合。這些道德範疇是徹頭徹尾的幻覺——比如，法國大革命並不是美國獨立戰爭在歐洲大陸的翻版——這個事實，似乎並沒有另一個事實重要：這些範疇確立了一種強大的、極具誘惑力的神話，這種神話比混亂的現實更有吸引力。兩面手腕與自己性情的複雜結合讓傑斐遜成了信仰意志的化身。他逐漸開始相信自己的意念，因此他並不是活在謊言之中，而是活在虛構之中。

然而，按照亞當斯的記憶，「1774～1778年所有關於人與事的最為嚴峻的問題」都是極具爭議性和高度不確定的，通常「都是由某一個州的投票決定，而且這一票往往也是被個人決定的」。對於薩拉托加戰場上的士兵和費城走廊中的政治家來說，沒有任何東西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可以理解的：「當時的政策是碎裂斑駁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也如此。」現實中的美國獨立戰爭與亞當斯的記憶以及他靈魂深處的激蕩不安完全一樣，它們的實質都是混亂不堪的。這就意味著再現當時所有主要人物心中興奮的恐懼感，即他們不過是摸著石頭過河，在毀滅的邊緣跳著即席創作的生死舞蹈。

當然，這種虛構的場景馬上就會招致我們的批評。（以亞當斯的話來說，這不是歷史，而是神話傳奇。）然而，出於幾個原因，我們無法斷然否定這種略帶消遣意味的描述。首先，他們之間的友誼確實恢復了，而且在通信往來的過程中，他們也確實達成了和解。這方面的關鍵證據來得比較晚，出現於1823年，當時傑斐遜就報紙上的一系列信件做出了回應。這些信是亞當斯很早之前寫的，它們將傑斐遜說成一個口是心非的黨派主義政客。「請放心，我親愛的先生，」傑斐遜寫信給亞當斯，「我現在對那種試圖將荊棘種在年齡、價值和智慧之上，將毒麥種在兩個已經交往了近半個世紀的人之間的卑劣做法，已經不會有哪怕最膚淺的印象了。懇求你也不要讓你的心靈被破壞安寧的邪惡行為所打擾，請你將之拋在腦後吧。」亞當斯當時異常欣喜。他堅持要在早餐桌前將傑斐遜的來信大聲念給所有家人聽，並稱「這是寫得最好的一封信……我期望收到的就是這樣一封信，只不過它比我所期望的表達還要好」。他以亞當斯式的結尾結束了回信，說要「抵制政治家那種喜好抱怨的、焦躁不安的情感迸發」。最後，他簽下：「J.A.。現在已經八十九歲高齡了，他太胖了，因此不大可能再活多久了。」很明顯，這可不是什麼精心安排的伎倆。以前的相互信任已經完全恢復了。

他的第二樁罪行則更加針對個人了。這樁罪行就是，他誹謗了一個被他視為長期朋友的人。他提供金錢給卡倫德，讓他對亞當斯政府進行抨擊，儘管他知道這些抨擊都是對事實的嚴重歪曲。亞當斯沒有什麼當國王的野心，儘管他確實信仰一種強有力的總統形象。他並不希望與法國開戰，儘管他確實認為美國的中立應當優先於法美之間的聯盟。亞當斯在這兩個問題上的立場都與華盛頓的政策偏好相一致。然而，與華盛頓不同的是，亞當斯有自己的政治弱點，傑斐遜利用了這些弱點來為自己爭取政治上的優勢。即使嚴重歪曲事實是由麥迪遜或者共和黨內某個次要人物鼓動，那也足夠惡毒了。但實際上是傑斐遜本人發動誹謗和扭曲事實的，因此這就不僅是惡毒，而且是徹底的背叛了。就好像漢密爾頓躲在幕後辱罵攻擊伯爾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就亞當斯的情況而言，那些誹謗完全是不實之詞，這使他可鄙可惡的程度更深了。若亞當斯是一個決鬥規則的信仰者（實際上他不是，傑斐遜也不是），那麼對他人格的誹謗可能就是促使他尋求在決鬥場上用子彈說話的最好理由了。對合眾國早期的高層政治人物來說，他們之間的關係完全是個人關係，這種關係建立在相互信任之上。因此，只要公共問題和私人問題糾纏在一起，這種關係就極易導致背叛。

傑斐遜或許認為阿比蓋爾會將他們之間的通信給她丈夫看，然而亞當斯本人直到幾個月之後才看到了這些信。看完，他寫下了自己的評價：「整個通信過程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開始並持續的，今天早上在亞當斯夫人的請求下，我看了全部信件。此時此刻，我對它們沒有任何評論意見。」此後八年，昆西和蒙蒂塞洛之間變得死一般的寂靜。

人生的滄桑變遷又一次開始擠掉那些更具爭論性的話題。「不聽使喚的手腕和手指讓寫信變得緩慢又費力，」傑斐遜抱怨道，「但給你寫信時，我就沉湎於對久遠時光的回憶，那時我們年輕、健康，能從一切事物中獲得快樂，於是我就忘了殘廢般的手給寫信帶來的不便，寫起來流暢又歡快。我一度忘了我們正處於生命的冬天，忘了我們的鬢髮已經雪白，只能思考如何保持身體溫暖，如何打發我們那如重負一般的時光，直到死神用仁慈的手將我們都帶走的那一刻。」亞當斯表示贊同，他認為對過去的回憶是他們所遺留下來的一切，而且他喜歡只回憶那些美好的舊時光。「我懷著一種狂喜回憶那些黃金般的日子，那時弗吉尼亞和馬薩諸塞就像兄弟一樣一起生活和行動，」他回憶著並以頗為親密的口吻結束了這封信，「只要我還有一口氣，我就是你的朋友。」

我們能夠想到兩個有所交疊卻又相互衝突的答案。第一，兩人之間還有許多事情沒有了結，而且兩人都認識到，他們對何為美國獨立戰爭真義這一問題有著完全不同的結論。亞當斯認為，傑斐遜版本的歷史儘管是誤入歧途的，但註定要主導歷史書籍。與傑斐遜恢復通信就使他有機會對傑斐遜的觀點提出挑戰，並且用幾乎肯定也會成為歷史資料的書面文字來提出挑戰。亞當斯在早期一封信中寫道：「在各自向對方完全清楚解釋了自己之前，你和我都不應當死去。」但是兩個人都知道，他們不僅是在給對方寫信，也是在給後代寫信。

然而，若隱若現的光芒能夠做到一個完整故事所不能做到的。傑斐遜已經講述了自己的故事。由於不存在能夠與之比肩的、具有同樣吸引力的故事，因此他的故事註定要主導歷史書籍。亞當斯認為，傑斐遜的故事不是真實的，甚至懷疑是否存在什麼真實的故事。但是既然1813年夏季傑斐遜已經將自己的故事如此優雅地擺在了他的面前，亞當斯終於有了一個可以集中強大火力進行攻擊的目標。他知道自己在宏大敘事方面可謂無可救藥。創作重大歷史或者哲學著作所需要的才能，他也沒有。然而，他是一個天生的反對派，是一個天才的批判者，他的全部能量都體現在對其他人觀念中的固定目標進行智識對抗上。傑斐遜現在已經成了他要奮力攻擊的固定目標了。

亞當斯並沒有因此而氣餒，反而在《波士頓愛國者報》（Boston Patriot）上發動了另一輪迴憶錄攻勢，目的是要「讓歷史記錄恢複本來面貌」。這馬上又讓他陷入一連串的情感爆發之中。「讓那些蠢驢對這些東西嘶叫或者大笑不已吧，」他忤逆地宣稱，「我已經準備好給我的批評者和敵人奉上足夠的食物，滿足他們那貪婪的胃口……我對他們的謾罵充耳不聞。」在為《波士頓愛國者報》撰寫冗長的回憶文章時，他還將自己比作一隻野獸，這隻野獸「用自己的牙齒咬住了一根繩索的一端，滑輪轉動將它慢慢往上拉，穿過爆竹和焰火風暴。它們不停地從它身邊呼嘯而過，發出耀眼的光亮」，然而，儘管「那令皮膚焦灼的火焰讓它呻|吟、悲痛、吼叫，它也絕不會放開繩索」。坦白講，他在忙亂卻徒勞無益的自我辯護中，已經讓自己處於半瘋狂狀態了。他每一次恢復自己聲譽的努力，都不過是肯定了漢密爾頓出版於1800年總統競選期間那個臭名昭著的冊子的真實性：亞當斯有著飄忽不定的本性，他往往無法控制自己的衝動情緒。

與傑斐遜通信的對話方式也與他的天性完美契合，因為這種方式使話題可以突然出現，突然消失，然後又突然插|進來，沒有任何刻意安排的偽裝。這種平等隨意的交談節奏與他內心時斷時續的情緒波濤再契合不過了。因此，亞當斯與傑斐遜在1813年之後爭辯的動態特性，是任何精心安排的體系都無法實現的。我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從中找出主要的爭論點，找出主要的順序結構，以理解這種辯論更為深刻的含義。同時，在整個過程當中，我們都清楚即使找到了連貫一致的順序結構，它也不過是我們自己的一種建構。

最後這句話，不僅是亞當斯和拉什之間的典型逗笑，而且也暴露了潛伏在整個亞當斯陣營中的自我本位動機：要確立一種更為現實的、非神化的美國獨立戰爭歷史。儘管亞當斯對這種被解構的歷史的堅持，毫無疑問是一種智識上早熟的體現，然而同樣毫無疑問的是，亞當斯打破戲劇化描述獨立戰爭年代的動機在於他那受到傷害的虛榮心。直接說來，那種歷史敘述沒有讓他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從本質上說，他對那些已被人們知曉和認作史實的虛構歷史的批判，就像一次打碎所有雕像的運動；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雕刻家未能把他的雕像刻畫得惟妙惟肖。

與這種關於潛意識的談話相契合的是，亞當斯和拉什的通信傾向於強調非理性者的力量。亞當斯回憶道，波士頓有一個法國理髮師，他用「輕微分裂」這個短語來表示有一點瘋狂的狀態。「長久以來我都認為18世紀的哲學家以及幾乎所有的科學家和文學家都有一點『分裂』……而且太陽、月亮和星星將它們那裡的瘋子送到這裏來了。」亞當斯以他對拉什一貫的輕鬆態度，寫了一段自嘲的笑話結束了信件：「我必須告訴你，我的妻子看了放在我桌子上的這封信后，命令我告訴你，她『認為我的大腦也有點分裂』，我自己也幾近於半癲半狂了。」

名單下面離漢密爾頓不遠的就是他以前的朋友兼總統職位繼任者傑斐遜了。儘管他對傑斐遜的憎恨要少很多，然而他所受的傷害可要多很多。他們曾經一起完成了那麼多成就。1776年一起與時局抗爭，1780年代在歐洲代表美國，華盛頓掌權期間超越了政治上的不同見解。然而，在他自己擔任總統期間，亞當斯相信傑斐遜出賣了他以及他們之間的友誼。然而，傑斐遜是以如此間接、如此狡猾的方式完成這一切的，就好像一個入室搶劫者沒有留下任何指紋一樣。傑斐遜是「一個如影子一般的人」，亞當斯現在這樣認為，這個人的性格「就像大河一樣，深不見底、無聲無息」。當評論其他政敵時，亞當斯表現得相當有「文采」。例如，托馬斯·潘恩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森林之神……是一隻介於豬和狗之間、野豬騎在母狼身上而最終生產出來的雜種」。然而，談到傑斐遜的時候，這種「有聲有色」的諢名以及不相關的形象就不那麼容易出現了。當一個人的核心品格難以捉摸時，就很難具體地談論這個人了。

傑斐遜坦承，他只有一次認為亞當斯的決定是「針對個人的不友好行為」。這個不友好行為是，亞當斯在擔任總統的最後幾個星期任命了許多聯邦黨人來填補法官職位空缺。這些法官——被帶著某種誤導性說成「午夜法官」——是在總統選舉之後任命的，因此就讓傑斐遜沒有機會來自己選擇法官。（最主要的不友好行為是，任命約翰·馬歇爾擔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可以說約翰·馬歇爾是亞當斯最持久的反傑斐遜遺產，這部分是因為馬歇爾在法官之中享有權威，部分是因為傑斐遜和馬歇爾相互鄙視。）但是這種不友好行為，正如傑斐遜所言，「為友誼留下了一些可以被原諒的東西」，因此「在思考了一段時間之後……我衷心地原諒了這一點，又回到以前那種對他（亞當斯）的尊重上來」。

亞當斯在被解構的美國革命史上的權威源於這個無可爭議的事實：他當時「身處締造國家的現場」。從1765年的《印花稅法案》到1801年從總統之位上退休，亞當斯一直都是其間大部分（若不是全部的話）關鍵時刻的參与者，而且他與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有過親身接觸。這馬上就讓他所喜愛的天定真相揭露者的身份獲得了高度的可信性，他已經準備好揭開隱藏在所有關於獨立戰爭的激|情描述背後的混亂現實。例如，對美國獨立的支持從來都是脆弱的，它隨著戰場上的每一次成敗左搖右擺，而這種成敗往往純粹是運氣問題。又如，將國家首都建在波托馬克河的決定實際上是一次密室交易，其中隱藏的討價還價和賄賂是如此之多，以至於沒有哪個人能夠徹底披露整個事情的真相。九九藏書

接著，傑斐遜做了一次至關重要的坦白，並說了幾句類似道歉的話。亞當斯之所以成為批評的目標，是因為他是聯邦黨人的領袖。然而，傑斐遜從來都清楚，不能將老套的黨派思路套在亞當斯頭上。「我恰巧把你點了出來，儘管整封信表明我心中想的只是那些聯邦黨人，」傑斐遜這樣解釋道，「事實上，我親愛的先生，我們從來都沒有認為你是我們所指責的那些措施的始作俑者。這些措施被放在你名字的保護傘下，而我們當時確信他們這些人非常需要得到你的認可。」（請注意這裏用了「我們」，相當於間接承認這是共和黨有組織的一次運動。）實際上，亞當斯不過是恰巧出現在共和黨的火力之中罷了，而這些火力本來是指向聯邦黨人的漢密爾頓派系。「因此，你將會極大地冤枉我，」傑斐遜最後說道，「如果你認定那些針對你之前的秘密敵人和現在的公開敵人的攻擊，是對你的攻擊。」

按照傑斐遜的說法，亞當斯和傑斐遜過去是肩並肩地與親英分子戰鬥，並且作為一個有活力的團隊共同在歐洲為美國服務，接著又返回美國，共同在新的聯邦政府中供職。之後，那種經典的分化又出現了：

傑斐遜對亞當斯的回應主要是做出兩種區分，這兩種區分都明顯指向更為樂觀的方向。其一，他認同存在一種以「美德和天分」為基礎的「人間的天賦貴族」。另外也有一種人為的或者說「冒充建立在財富與出身之上的貴族，這些貴族沒有絲毫的美德或天分」。他們之所以致力於在美國建立共和政體，不就是想選出天賦貴族，阻止虛假貴族的權勢，從而「從穀殼中篩選出穀粒來」嗎？而且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及之後，當以他和亞當斯為象徵的「兄弟會」最終成為共和選舉程序的受益者時，這所發生的一切不正是一種篩選過程嗎？

這種情況不會發生。拉什同時也與傑斐遜保持通信聯絡，以某種帶有誤導性的方式對傑斐遜說，亞當斯表示渴求與他和解，而且所剩時日已經不多了。「我敢肯定，如果你能夠先做出表示，亞當斯先生的心一定會為之感動，」拉什解釋道，「現在他已經搖搖晃晃地走到了墳墓邊上，他希望倚靠在自己的革命朋友的肩膀上。」但是，傑斐遜不會上鉤，他認定這次如果與亞當斯通信，結果肯定會和上次與阿比蓋爾通信一樣：當時他恢復友誼的努力遭到了阿比蓋爾的斷然拒絕。現在是輪到亞當斯來消除隔閡的時候了。隨後兩年的情形一直如此：這兩位聖人都繞著圈子，像老邁的狗一樣在他們自己的土地邊緣吠個不停，用鼻子嗅著和解的可能性，但就是不願意主動縮短他們之間的距離。

然而，他們都預料到北方和南方之間存在著迫在眉睫的地區對立危機——他們的合作所代表的正是南北合作。「將來捍衛聯邦的困難，」亞當斯警告道，「恐怕將比你和我、我們的父輩兄弟建立聯邦時遇到的困難還要大。」傑斐遜表示贊同，儘管這個話題觸及了一切問題中最具爆炸性的一點——未被明確提及的奴隸制。縱使一向直率的亞當斯也承認，這是個禁忌話題，是雙方共同確認的禁區的一部分。除了一次引人注目的例外情況，亞當斯和傑斐遜之間的對話，不僅深刻揭示了塑造美國獨立戰爭歷史的相互衝突的觀念和意識，而且也象徵著美國獨立戰爭一代人對所有分歧中最刺眼的一個所採取的沉默政策。

第二，這種和解以及之後的通信讓亞當斯可以與傑斐遜一道，成為獨立戰爭這部歷史劇最後一幕的明星。亞當斯在退休后的大部分時間中都對這種計謀譴責不已，認為這是對歷史的巨大歪曲。然而，也是在同一時期，他對這種計謀能給願以神秘姿態示於後人的任何人所帶來的巨大好處，驚訝不已。只要他能克制自己，只要他可以說一些歷史希望聽到的話，只要他可以像一尊活雕像一樣讓自己融入這種歷史模式之中，那麼他就還有可能贏得通向不朽的門票。

最終，走出決定性一步的是亞當斯。1812年1月1日，一封簡短但真誠的信從昆西市飛到蒙蒂塞洛，轉達了一些關於亞當斯家庭的消息，並提到另外寄來的包著「兩件家庭手工品」的包裹。拉什當時異常興奮，而且完全相信他已經成功促成了一次偉大的和解。「我對你和你的老朋友傑斐遜之間的通信感到十分欣喜，」他帶著勝利的驕傲向亞當斯宣布，「我認為你和他是美國獨立戰爭一北一南兩大支柱。有人發表演說，有人撰寫文章，有人投入戰鬥來推動獨立戰爭，然而你和傑斐遜卻為我們所有人而思考著。」亞當斯以祝賀的口吻回信，將自己的自豪掩蓋在笑話面具和非常具有欺騙性的偽裝之下：「你的夢已經結束了……然而你的預言卻已經實現了！你創造了奇迹！你讓從來就沒有相互仇恨的兩大力量和解了……簡而言之，拜你的魔法所賜，居住在昆西市和蒙蒂塞洛的兩個強大的、頹敗的君主，現在又復活了。」之後，亞當斯又故意以同樣詼諧的口吻開始將他在昆西市的住所稱為「蒙蒂奇洛」，他說它的意思是「非常小的山峰」，這樣稱呼的目的是尊重傑斐遜的「蒙蒂塞洛」，因為其意為「小山峰」。他堅持認為，拉什在讓他和傑斐遜複合上實際並不需要做那麼多。沒有任何重大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東西處在危險之中。「它不過是一個水手遇見了自己失蹤了二十五年的水手兄弟，」亞當斯開玩笑地說道，「於是打了一聲招呼：『你最近如何，傑克？』」

最後，亞當斯告訴傑斐遜：「對我而言，你將貴族分為天賦貴族與虛假貴族是缺乏根據的。」在理論上，人們可能能夠區分財富與天賦，但在實踐和一切社會當中，它們緊密聯繫在一起、糾纏不清。「貴族的五大支柱，」他指出，「是美貌、財富、出身、天賦和美德。前三個支柱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壓倒后兩個或其中的任何一個。」可是，根本就不存在所謂前三個支柱壓倒后兩個的問題，因為傑斐遜所謂「虛假的」和「天賦的」品質在人性中是被混合在一起的，而且這種品質又融于社會之中，人們根本就不可能做出傑斐遜那種明確的區分。

讓他感到遺憾的是，由於身體狀況不斷惡化，他不能親自參加慶祝活動，無法加入「那一小幫人，當時與我們在一起的那群傑出人士中還健在的人」。（《獨立宣言》的簽署人中只有三人健在：亞當斯、傑斐遜和馬里蘭州的查爾斯·卡羅爾。）於是，他提供了關於「那群傑出人士」事迹的傑斐遜式描述：

阿比蓋爾對傑斐遜的辯解充耳不聞。在她看來，傑斐遜的否認正好證明了他的口是心非。他捲入幕後的政治陰謀是眾所周知的。阿比蓋爾最初不肯承認這一事實，因為如她所言：「我的心在接受那些被理性強加的信念方面，是比較遲緩的。」即使現在，她承認：「我心中還留存著對你的友愛之情，哪怕現在對你的尊重已經煙消雲散了。」但不容否認的是，為了贏得選舉，傑斐遜將自己的榮譽都抵押出去了。批評他的那些聯邦黨人一直指控他是一個只有黨派而沒有原則的人。「請原諒我，先生，」阿比蓋爾最後說道，「我擔心你確實如此。」

於是，「意識形態」給傑斐遜提供了一個政治上極具誘惑力的親法政綱。這一政綱具有強大的理論優勢，而不論在現實中它已被證明是多麼錯誤。傑斐遜曾認為，法國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潮流，而英國不過是過去的遺迹。「我為你推理時的雄辯和敏捷而折服，」亞當斯說道，「然而，我懷疑你的結論。」是英國，而不是法國，註定要成為19世紀歐洲的權力中心。亞當斯的預言成真了，儘管他和傑斐遜一樣，懷疑英國打美國的算盤——這種懷疑是他們共同經歷美國獨立戰爭的永恆遺產。「從尚在搖籃時起，英國人就被教導要輕視、嘲弄、凌|辱和污衊我們。」亞當斯這樣描述英國人，並以他最無情的、最現實的語氣補充道：「不列顛永遠不是我們的朋友，直到有一天我們成為它的主人。」事實證明，亞當斯和傑斐遜都如此強烈地反對英國，以至於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從而沒有預見英美兩國會在整個維多利亞時代及此後的歲月中結成聯盟。

儘管國會在密蘇里問題上的論爭，從本質上看，是對是否將奴隸制擴展到全國的論爭，但是沉默原則左右了整個眾議院的意見交鋒。眾議院只將注意力集中於聯邦權力與州權這一憲法問題上，而不是奴隸制問題本身。對傑斐遜來說，他對這個問題居然正在被討論而感到憤慨。「但是，密蘇里問題是一個會讓國家分裂的問題，它會讓我們因為發生叛亂而失去密蘇里地區。而且，我們還會失去什麼，這隻有上帝才知道，」他向亞當斯如此抱怨道，「從邦克山戰役到《巴黎條約》，我們從來沒有面臨過如此不祥的問題。」傑斐遜完全清楚，關於聯邦許可權問題的憲法論爭僅僅是為了掩蓋迫在眉睫的、更為深刻的問題而已，並這樣對亞當斯說：

在接下來的四十年中，關於奴隸制及其向西部擴展問題的論爭經常以爭論建國者意圖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兩位毋庸置疑的建國元老都宣稱他們對獨立戰爭精神遺產中有關奴隸制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傑斐遜的觀點直接促成了後來被史蒂芬·道格拉斯信奉的「人民主權」原則、約翰·C.卡爾霍恩的州權主張，以及最終南方邦聯的成立。亞當斯的觀點則直接導致亞伯拉罕·林肯形成了「國家被奴隸制分裂」的主張；使人們相信，廢除奴隸制是美國獨立戰爭那一代人遺留給後代的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道德問題，也讓北方聯盟憑藉內戰中的勝利確立了聯邦主權至上的信條。談及奴隸制時，似乎沒有任何單一的說法，有的只是一些相互矛盾的原初意圖。

亞當斯也收到了來自聯邦和州委員會關於獨立五十周年紀念活動的邀請函。直到最後，他都有些不情願，而且還一度抵觸；他堅持認為，7月4號不是真正的獨立日，確切地說沒有什麼正確的獨立日。《獨立宣言》的通過，只是一件沒有任何重大歷史意義的裝飾性|事件。當昆西市的一個代表團前來拜訪他，並邀請他為當地慶典說幾句話時，他卻敷衍了事。「我將讓你們獨立到永遠。」他回答道。當被要求對這句話做具體解釋時，他拒絕了。「無可奉告。」他堅決地說道。

亞當斯馬上回了信。「又是一場夢！我對你做這樣的夢沒有反對意見，只不過這不是歷史。或許它會是一種預言。」接著他以挖苦諷刺的態度開始陳述他與傑斐遜的關係，並宣稱「我與我所了解的傑斐遜之間的友誼從來沒有過哪怕極為短暫的中斷」。不失時機地說了這個謊之後，亞當斯又滑稽地逞強起來：「你應當記得，傑斐遜對我來說不過是個孩子。我比他至少年長十歲，在政治生活上比他至少年長二十歲。我敢說，我是他的政治導師，而且他整個政治生活中的全部善行都是我教給他的。」有誰會記自己學生的仇呢？另外，考慮到傑斐遜的晚輩地位，由傑斐遜來主動做出和解姿態，難道不是更合適嗎？「若我收到他寄過來的信，」亞當斯最後尖刻地說道，「我肯定會確認我收到了這樣一封信，並給他回信。」總而言之，傑斐遜必須先伸出和解之手。

1790年代末，同一種模式又奏效了，當時傑斐遜接受了關於歐洲事務的兩個錯誤觀念。其中之一是，傑斐遜認為英格蘭正在「搖搖晃晃地衰落下去」，它的經濟正在崩潰，而且「肯定馬上就會陷入破產，從而無法保持其海軍優勢」。第二個錯誤觀念是——「這個觀念更加錯誤也更加致命」——法蘭西代表未來的發展趨勢，它「會建立一個自由的共和政府，甚至一種堪為典範的民主制，君主制和貴族制將被永遠廢除」，所有這些都將和平地、不流血地發生。事實證明，在這兩個問題上傑斐遜都犯了錯。而且，亞當斯對傑斐遜的兩種觀點均表示了不贊同，並被證明是正確的。然而，儘管傑斐遜過分低估了英格蘭，同時過分高估了法蘭西，他的聲譽和受歡迎度卻與日俱增。「我肯定會記得這一點的，」亞當斯回憶道，「因為我對法國大革命的觀點使我遭到了在獨立戰爭年代結識的所有朋友的冷遇，他們都傾向於站在傑斐遜那邊。我的觀點使人們對我攻擊謾罵，竭盡詆毀之能事，但同時對傑斐遜先生讚頌有加。」

追隨亞當斯的麻煩並不是那場似乎伴他而來的暴風雨，而是那些藏在他內心深處的、始終與他如影隨形的東西。阿比蓋爾在1801年7月發現，他在田間與其他雇傭工人一起工作，一邊揮動鐮刀，一邊念念有詞，咒罵著他的政治對手。從我們所知道的他的私人信件中，我們了解到漢密爾頓是其敵人名單上的第一名。他說漢密爾頓是「一個蘇格蘭小販乳臭未乾的私生子」，「像波拿巴一樣有野心，卻沒有波拿巴勇敢，而且要不是我，他肯定將讓美國捲入一場與法蘭西的戰爭以及一場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內戰之中」。

亞當斯已經開始認定自己正好就是傑斐遜的對立面。「沒有人會為我建陵墓或者紀念雕像，」他無可奈何地寫道，「沒有人會為我撰寫歌功頌德的傳奇歷史，或者說些諂媚頌揚的話語，讓我能夠以光彩奪目的面貌示於後人。而且，我也無法以我的真實面目示於後人。所有這些，除了最後一點之外，都是我所深惡痛絕的。」要直面不具吸引力的現實是需要時間的，亞當斯在整整嚷叫了十年之後才認識到這一點。現在，亞當斯因與拉什共同將絕望編織成喜劇而感到如釋重負。然而，亞當斯認識到這一點也是自然而然之事，因為他將自己的整個職業生涯用來向所有人宣講那種不吸引人的現實。如果說傑斐遜似乎註定要向人們講述他們希望聽到的甜言蜜語，那麼亞當斯現在承認自己擔負著與之相反的使命：將他們應當知道的東西告訴他們。

「你提到的貴族，」他對傑斐遜說，「偏偏是全部統治理論與實踐中最難伺候的動物。」在《為美利堅合眾國憲法辯護》一書中，亞當斯不惜用三卷的篇幅堅持不懈、不厭其煩地說明，政治權力總是會落入少數傑出個人和家族的掌控之中。無論是中世紀法國的封建貴族、伊麗莎白時代英格蘭的貴族大土地所有者、新英格蘭殖民地的商人階層，還是弗吉尼亞切薩皮克的大種植園主家族，歷史都無一例外地證明多數總是屈從於少數。為什麼呢？「我認為這是萬能的上帝在人類天性構造中的安排，並且讓這種安排成為宇宙的一部分，」亞當斯回答道，「哲學家和政客可能對此嘟嘟囔囔、冷嘲熱諷，但是他們永遠不能擺脫它。他們的唯一辦法是想辦法控制它。」根據亞當斯簡單明了的陳述，貴族之於社會正如激|情之於人的個性，儘管易受規則的遏制，也可被巧妙地引導，卻是不可能完全拆除的永久性裝置。「你可能認為你能夠清除它，」亞當斯警告說，「但是貴族就像潛水多時的水鳥再次起來時它的羽毛會更亮一樣。」傑斐遜所有關於人類平等的讚歌，無非是一場騙局，這場騙局迎合了人類對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的強烈渴望。「精神與肉體的不平等，已被萬能的上帝安排在了人類天性之中，」亞當斯鄭重地說道，「因此，任何手段或者政策都不能使它們平等。」九-九-藏-書

傑斐遜的信讓阿比蓋爾憤怒不已，儘管她保持了克制。「你高興地談到了一些讓我必須回信的話題。」她這樣開了一個帶著不祥意味的頭。傑斐遜認為自己是受害方，有一種道德上的優越感，因此可以原諒她丈夫。這種想法本身，就是荒謬的。既然傑斐遜談到了政治背叛問題，那就請傑斐遜先生「原諒我在這裏自由討論……這種討論打碎了之前讓我感覺尷尬的枷鎖」。鬱積已久的憤怒噴涌而出：「現在，先生，我完全坦白地告訴你，到底是什麼切斷了以前的友誼紐帶，而且我要讓你看到，我現在對你的看法已經與我曾經的看法非常不同了。」

這是他們之間通信的決定性時刻。1813年夏季，對話已經不再是兩位國家元老之間的靜態圖景，而變成了對獨立戰爭遺產的兩種不同理解之間的競爭。所有以前不可討論的話題現在都已經擺到桌面上來，因為他們之間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得以恢復。亞當斯靈魂的最佳引導者永遠是阿比蓋爾。7月15日，她將一個短箋附在了丈夫的信中，這是自她九年前與傑斐遜關係破裂之後，第一次與傑斐遜通信。「已經有好些日子了，我都一直希望在我丈夫的信中找個地方附上一個老朋友的問候，」她這樣寫道，「自我們相識以來，不論經歷了什麼變化和曲折，我一直都珍視並保存著我們之間的友誼。我將永遠是你真誠的阿·亞當斯。」阿比蓋爾的話像以往一樣，是最為可靠的信號。傑斐遜已經被寬恕了。二人之間的友誼儘管已經封存了很久，卻從來沒有完全死去。這種已經恢復過來的友愛和信任之感，已經使他們可以按照亞當斯之前的那句宣言行事了：在向對方完全清楚地解釋了自己之前，你和我都不應當死去。

亞當斯指出，傑斐遜之所以誤解了法國大革命的意義（是真正誤解了，並不是出於政治目的而利用法國大革命做文章），是因為一種錯誤的思考方式，這種思考方式被一個新法語單詞恰當地表達出來：意識形態。是拿破崙讓這個詞流行起來的，而最初使用它的則是法國哲學家德崔希伯爵。傑斐遜讀了他的許多著作，並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亞當斯坦言，他之所以對這個單詞著迷，是因為「這個普遍原則，我們能夠從我們不能理解的事情上獲得快樂」。到底什麼是「意識形態」？他開玩笑地問道：「它是否意味著白痴？精神失常科學？精神病學？譫妄之學？」按照亞當斯的解釋，這個詞是法國哲學家發明的，而且這個詞不但成了他們那種烏托邦式思考方式的核心，也成了他們「蠢蛋學派」的主要信條。這個詞指的是像完善人性、社會平等這樣的理想和願望；那些哲學家錯誤地相信，因為這些理想和願望存於他們的腦海之中，所以它們是可以在這個世界上實現的。亞當斯聲稱，傑斐遜就是以這種法國式方式思考的，並將他想象中的誘人前景與歷史條件所允許的非常有限的可能性混淆了。然而，對傑斐遜思想中幻想成分的批評者們，比如亞當斯，當在事實上暴露他們的幻想本性時，反過來卻被指控為拒絕了理想本身。

另一個始於1815年並貫穿餘下所有信件的爭論，則與法國大革命有關。亞當斯喜歡在信中對別人提及這個話題，特別是本傑明·拉什，因為整個事件證實了他原來的擔憂，而且正是這件事情在1790年代給他和傑斐遜的友誼帶來了最初的裂痕，也是後來1800年總統選舉中亞當斯遭受共和黨人抨擊的核心理由。然而，是傑斐遜最先在信中提起這個話題的，而且完全以一種和解的語調：「你的預言……最終被證明比我的預言正確，但在對事實的具體估計上並不准確，因為這一系列的動蕩所造成的不是100萬人而可能是800萬～1000萬人的毀滅。在1789年，我沒有想到動亂會持續如此之久，更沒有想到它會造成如此多的流血犧牲。」傑斐遜接著承認，亞當斯對法國大革命所持的批評態度，是他不受歡迎的主要根源。既然拿破崙最終被打敗了——當時「滑鐵盧」一詞剛剛到達美國——而且結果已經特別清楚，因此傑斐遜可以大度地說，「因為那種你有理由抱怨的——而我又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機會深刻體悟到的——對信任的背叛」，亞當斯理應得到道歉。

儘管亞當斯確定了之後對話的基調，然而是傑斐遜在不經意間為對話提供了一個更大範圍的框架，辯論就是在這種大框架下展開的。他實際上一直在修正自己在給普里斯特利的信中將亞當斯說成「古董」的不公正評價。現在他希望向世人表明，他同意亞當斯的觀點：儘管科學的進步是無可爭議的，然而某些政治原則卻是永恆的真理，這種真理不僅古人明白，而且現代人也清楚。「現在攪動美利堅合眾國的政治黨派，亘古以來就已經存在了，」他這樣寫道，「而且事實上，輝格黨和托利黨這兩個術語不僅適合於人類文明史，而且也適用於自然。這兩個詞指明了不同個體的不同脾性、特質和心靈。」這是不是傑斐遜在迂迴曲折地表明，他和亞當斯實際上是在進行一種永恆的政治辯論呢？我們順著這封長信往下看就會清楚，傑斐遜實際上是試圖將他與亞當斯的友誼和最後一次對抗置於一個更大的背景之中，用更為客觀的歷史透鏡來審視它們。

亞當斯在一年多的時間中一直表現良好。不過也有一些小風暴，主要是他譏諷傑斐遜未能讓國家為1812年的戰爭做好準備，特別是在建設海軍上過於疏忽大意。建設強大的海軍一直是亞當斯最大的心愿。傑斐遜永遠都保持著外交風範，他從來沒有明確承認亞當斯建立強大海軍的觀點是正確的。但當戰爭早期美國艦隊在海上打贏了一些戰鬥時，傑斐遜客氣地說：「我們小規模海軍所取得的勝利……更應該歸功於你而不是其他大多數人，因為你是最早也是堅持提倡建立海防力量的人。」那些帶有火藥味的問題已經被過去的歲月塵封。兩個人都知道，觸動它們會讓好不容易達成的和解又陷入危險之境。

然而，他們確實健在。並且在美國獨立五十周年紀念日來臨之際，邀請函從四面八方雪片般地飛向蒙蒂塞洛與昆西市，人們邀請這兩位元老與世人共同分享他們擁有的與美國獨立戰爭有關的全部智慧和經歷。雖然正患有嚴重的腸道功能紊亂（最後證明這是致命的），傑斐遜還是傾盡全力，為生命中最後一次富有激|情和雄辯的演講做準備。幾天來他忙於起草一封致華盛頓市美國獨立日紀念活動籌備委員會的信，不斷刪刪改改，認真程度不亞於當年起草《獨立宣言》。

1820年之後，他們之間的通信已經失去了爭論的鋒芒，重新回到那種輓歌似的、靜物畫般的模式。1819年發生了最後一次小風波，當時報紙上登載了據稱是北卡羅來納州梅克倫堡縣一小群市民於1775年5月起草的一份文件，而且該文件的語言風格與後來傑斐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十分相似。亞當斯讓傑斐遜注意這一情況，並指出他要是早知道這件事就好了：「我本可以在《獨立宣言》發表前的十五個月，讓這份文件在大陸會議中不停地迴響。」沒有別的事比這件事更能觸動傑斐遜的內心了，因為其「《獨立宣言》之父」的身份是讓他流芳千古的主要功績。他迅速給亞當斯回了信，並堅決認為「那份文件完全是偽造的」。同時他強烈要求亞當斯對之保持懷疑，「直到有確切且嚴肅的證據證明它是真實的」。亞當斯很快向傑斐遜保證他現在相信「梅克倫堡文件不過是杜撰之物」。然而，他在同別人通信中的說法卻與此相反。「若說梅克倫堡文件和傑斐遜的《獨立宣言》之間不存在什麼淵源的話，」他調侃地說，「現在我可能馬上就會相信，我眼前這一簇美麗的繡球花不過是一件偶然的作品。」

獨立戰爭在這一點上最主要的精神遺產當然是迴避和沉默。傑斐遜之所以拚命反對就密蘇里問題展開爭論，正是因為它有悖于這一精神遺產。「在獨立戰爭最黑暗的時刻，」他在1820年寫道，「我的憂慮都不及我為此擔憂之深切。」在他們就這個問題進行的最後交流中，亞當斯暗示自己也會遵守這種心照不宣的沉默法則，將擔憂帶入墳墓：「我已經看到，奴隸制就像烏雲一樣籠罩著這個國家長達半個世紀之久……我可能會說我已看見黑人軍隊在空中來回行進，身上披著閃閃發亮的鎧甲。我對這個現象感到如此恐懼，以至於我以前不斷地對南方紳士們說我無法理解這個問題；我必須將它留給你們處理。我決定不贊成那種違背你們的判斷而將任何措施強加在你們身上的做法。」無論是獨立戰爭還是初生的共和國，若沒有南方各州的支持，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亞當斯就只能聽任弗吉尼亞人擔任反奴運動的領袖。到了1820年，他們還是未能完成使命，傑斐遜自己就是這一失敗最明顯的象徵。然而，亞當斯選擇了繼續遵守他保持沉默的誓言，至少他對傑斐遜是如此，從而讓友誼超越了他在道德上的保留，並同時使昆西市與蒙蒂塞洛之間的對話，成為獨立戰爭那一代留下來的那個最成問題的精神遺產的最後證明。

大部分現代讀者通過閱讀這些信件，能夠充分感受到傑斐遜的筆杆子才能，因此當他們發現亞當斯實際上更加善辯，說出了一些最可引用的話時，未免會有些吃驚。例如，在傑斐遜長篇敘述了北美大陸印第安人的起源之後，亞當斯否認了有關這片大陸最初居民的所有理論：「我認為是一個回頭浪子在與他的女友歡鬧嬉戲的過程中，搭乘海燕蛋殼船來到了美利堅，自此將他們的戀情之果在這裏散播開來。」當傑斐遜認為應當發展一種本土語言，並認為它應該源於田野鄉間，而不是像塞繆爾·約翰遜這樣的人編纂的英文詞典時，亞當斯的回信可謂火花四濺。在他看來，所有英國人編纂的字典都是美國獨立戰爭徹底摧毀的不列顛暴政的遺迹。「我們不再受約翰遜編纂的詞典的約束，」他宣稱，「正如我們已經不受英格蘭教會法的約束一樣。」塞繆爾·約翰遜有什麼權利來否定約翰·亞當斯擁有創造詞彙的自由呢？他堅持認為：「就像這個學究式的犬儒學者兼僧侶一樣，我同樣有權發明新單詞。」

當然，亞當斯過去十多年來試圖做的正是這些。而且，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他努力的成果是無數讓人迷惑不解、充滿痛苦的抗議，永無止境的長篇斥罵，以及受損自尊的無畏展示，所有這些都導向一個非常讓人不安的結論：除了由偽裝成歷史學家的小說家虛構出來的模式之外，根本就沒有什麼其他模式。亞當斯那種與傑斐遜不同的敘述，在他用無數詞語疊砌的雲霧之中若隱若現。涇渭分明的輝格黨和托利黨與亞當斯對1770年代政治形勢的理解是不相符的。根據他的猜測，大約有1/3到1/2的美國人對政治是漠不關心的，只知道隨波逐流。1790年代的分裂也與傑斐遜所言不同，因為那些支持和反對建立一個更為強大的聯邦政府的人實際上都是輝格黨人。毫無疑問，華盛頓和他都沒有認為自己是獨立事業的背叛者。他們認為聯邦黨人的計劃是切實實現美國獨立而不是背叛。傑斐遜對「少數」和「多數」的區分除了具有諷刺意義之外——只有少數弗吉尼亞人願意觸碰那個塑造了他們的生活、創造了他們的財富，並將一條漫長的陰影投射在他們神聖榮譽之上的禁忌話題——在波托馬克河以南完全行不通。

毫無疑問，兩位元老之間的情感紐帶被修復了，最終友誼也恢復了。他們用不著再擺出夥伴的姿態了；或者換言之，他們擺出的姿態反映了他們內心對彼此的親密感。從某種意義上講，感情的彌合之所以出現，是因為他們垂暮之年的通信使兩位聖人得以直面和討論對他們共同經歷和創造的歷史的不同看法。傑斐遜做出了不少|修|正和一些至關重要的讓步。在最後一次宣洩中，亞當斯則火藥味十足地、激動地表達了對傑斐遜式歷史建構的強烈反對。人們可能願意相信，而且這也是有一定依據的：他倆都在對方身上看到自己在智識和氣質上的不足之處；實際上，他們具有互補性；只有當兩個人結合在一起時，美國獨立戰爭歷史的碎片才能夠拼合起來，形成一個整體。但更世俗的事實是，他們從來都沒有正視，也從來沒有充分解決他們之間所有的政治分歧；他們只是命長，從而超越了這種分歧。

儘管針對《梅克倫堡宣言》的簡單交流觸及了這些重要的意見分歧，然而外交式對話還是阻礙了他們開誠布公。到1820年，亞當斯也停止他那種振聾發聵的方式，採用了傑斐遜式溫和的兩面派姿態，寧願冒虛偽之險，也不願失去友誼。儘管他的文章依舊辛辣，但爆炸般的直率已經偃旗息鼓，尤其是在1818年10月阿比蓋爾逝世之後。（當她躺在床上彌留之際，亞當斯保持了鎮靜，但對身邊的親戚說：「我希望我能夠躺在她身旁與她一起死去。」）傑斐遜總是聲稱，每一代人都不可能超越他們的天年而繼續徜徉人間，幾乎每個人都有將自己埋于地下、為下一代人掃清道路的道德義務。如今兩位元老似乎都意識到他們已經活過了天年。回首一生，傑斐遜寫道：「就像視察戰場一樣，所有人，所有人都死了：唯獨我們自己仍徘徊在新一代中，而我們不了解這一代，這一代也不了解我們。」

這是一種典型的傑斐遜式視角。這種視角認為，美國獨立戰爭就像一次爆炸，它使美國脫離了英國，脫離了歐洲，也脫離了過去的自己；而且，美國獨立戰爭打響了註定要席捲全世界的擺脫壓迫、爭取自由的全球性鬥爭的第一槍。在他的表述中，所有形式的權威若不是源於其自身內部，就註定要受到指責，註定要處於永遠的守勢。美國獨立戰爭不僅將英王和英國議會的暴政拒之門外，它還公開反對一切手握任何強權的政治機構，包括1790年代由聯邦主義者建立的聯邦政府。

同一時期，在給約翰·泰勒——著名的弗吉尼亞州種植園主和政治思想家，當時他也對亞當斯的「貴族」觀點提出了質疑——的信中，亞當斯讓約翰·泰勒注意當下情形的諷刺意味。我這個新英格蘭農場主兼製鞋商的兒子，卻要受你這個擁有大量地產的奴隸主（大部分財產都是約翰·泰勒從他妻子那邊繼承而來的）的指控：你滿腦子只有貴族思想。「如果你認為我這樣說過於針對你個人了，」亞當斯向泰勒解釋道，「那我承認也希望它是針對你個人的。因為這樣對你來說更有衝擊力。」儘管確切地說，傑斐遜的情況也是如此（他擁有約200個奴隸和1萬英畝土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從他岳父那裡繼承下來的），可是亞當斯從來沒有如此直接地拿這個問題質問傑斐遜。（他最多不過是拿「蒙蒂塞洛」和「蒙蒂奇洛」之間的區別開玩笑。）亞當斯完全打算將傑斐遜看作發動並保全了美國獨立戰爭的天賦貴族階層中的一位國家締造者。然而與弗吉尼亞王朝中的大多數人一樣，他之所以成功擠入美國獨立戰爭的精英階層，並不僅僅因為他的天賦與美德。

亞當斯欣然接受了拉什的建議，並且宣布自己隨時準備「以夢還夢」，與老朋友展開競賽。拉什最初講了他在1790年做的一個「奇怪的夢」，夢中一個瘋狂的流浪漢向群眾許諾，他可以「喚來雨水和陽光，並可以讓風從任何一個他喜歡的角落吹來」。拉什將這個雄辯的瘋子解釋為一個象徵性形象，代表了這個新生國家中所有宣稱能夠塑造公眾輿論的政治領袖。亞當斯隨後寫信回應：「我夢見，我站在凡爾賽市曠野中心的斷頭台上，周圍是兩億五千萬集會者。」但這些集會者不是人，它們都是「皇家動物園中的居民」，包括獅子、大象、野貓、老鼠、松鼠、鯨魚、鯊魚等。當他開始向它們宣講「所有生物都應當遵循自由、平等和友愛原則時」，它們卻開始相互廝殺。最後，他被迫逃離現場，「背部的衣服被扯下來了，而且從頭到腳都可謂體無完膚」。九_九_藏_書

他們在社會平等以及精英在領導和統治美國的作用方面一直存在重大爭論，此種爭論貫穿於他們1813～1814年的通信之中。雖然他倆從來沒有明確說過，但是他們談論的顯然是他們自己和獨立戰爭那一代其他顯赫人物。傑斐遜那封關於「少數」與「多數」的長信，以及信中「人民權力還是貴族權力應占統治地位是一個永恆的政治問題」的論斷引發了這場爭論。連一向好鬥的亞當斯也意識到這是一個雷區，因此他小心翼翼地從大家容易達成一致的一點開始討論。「確實如此，」他對傑斐遜說道，「少數人與多數人的劃分是一個和亞里士多德一樣古老的問題。」而且在亞當斯看來，它們之間永不止息的衝突，正是現代人在政治方面還要多多請教於古人的主要原因。在建立起某種爭論的共同基礎之後，亞當斯轉向一個曾常常使他陷入政治困境的方向——在創造歷史方面，精英們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他回憶道，三十年前當他和傑斐遜都在倫敦的時候，第一個鼓勵他「寫一點有關貴族政治的東西」的人，正是傑斐遜。「不久之後我就動筆了，而且自那以後我一直在寫這個方面的文章。但我是如此不幸，以至於從來沒有人能夠真正了解我。」

只有熟諳1790年代歷史的人，才能夠認識到傑斐遜在此做了一個多麼大的讓步和多麼深刻的個人懺悔。亞當斯立即捕捉到了這一點。「我不知道如何回復你的信，」他寫道，「但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安慰。」因為傑斐遜不僅承認他對法國大革命的樂觀估計是錯誤的，而且他也承認為了削弱亞當斯的總統職權，共和黨——包括他自己在內——確實利用法國大革命大耍手腕。傑斐遜正在努力修補那種被亞當斯家族合理看作背叛的「異常行為」。最終，他說了，對不起。

其次，這種對話是以幾乎不可能的對等方式結束的，這使得整個故事以及講述故事的方式，籠罩在一種戲劇性的奇特效果之下。拉什曾預言，這兩位國家元老會達成和解，最後「幾乎同時」步入墳墓。然而，他們兩個人離去的時間比拉什所想的還要一致。（沒有哪個嚴肅的小說家敢於設想這樣的結局。）實際上，他們在相隔不到五小時的時間內相繼去世，那天是1776年向全世界宣布《獨立宣言》的五十周年紀念日，而且他們去世的時刻幾乎就是《獨立宣言》被宣布的時刻。你可以稱這是一個奇迹，是一個意外，或者說這是兩顆強大的心靈刻意按照戲劇腳本規定的時間同時死去。無論如何，歷史就這樣發生了。

亞當斯通常是那一群人中末日情緒較重的一個，然而這次他卻表現出傑斐遜式較為樂觀的姿態。「我希望找到某種和善的或別的方式，來解開這個錯綜複雜的結。」他這樣建議道。他對和他通信的其他人則更加直截了當，儘管對傑斐遜並不如此。「黑人奴隸制是個非常巨大的罪惡，」他在給威廉·都鐸的信中寫道，「並且我完全反對允許奴隸制進入密蘇里地區。」而且，他歡迎傑斐遜所憎恨的那種論爭。「現在我們必須解決奴隸制的擴散問題，」他對自己的兒媳說道，「否則即使不導致分裂，也將磨滅我們的民族性，並種下災禍的種子。」至於那個憲法問題，他認為聯邦對西部地區的權力已經被一個明確的先例規定下來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先例正是傑斐遜購買路易斯安那地區。

在傑斐遜眾多的通信之中，他從來沒有收到過這樣的信。沒錯，他有自己的誹謗者，然而聯邦黨人通常是在公共媒體上攻擊他，他可以而且確實將這種攻擊當作黨派主義的輿論宣傳，並對它們嗤之以鼻。然而，阿比蓋爾的指控卻是私下的、個人的，是來自他所尊重的親密朋友的。而且，這些指控完全超出了政治上的黨派主義，關涉榮譽和信任問題。他的第一反應就是明確指出共和黨和聯邦黨雙方都在1800年選舉中說謊並歪曲事實，他遭受的「誹謗與謊言」和亞當斯所遭受的是等同的。（這完全是真實的。）接著，他認為「了解我們的任何人，都不大可能相信我們曾經捲入那種骯髒的事情」。實際上，在讓卡倫德誹謗亞當斯一事上，他沒有發揮過任何作用。（這是謊話。）「不論那些人如何挑我的毛病，」傑斐遜懇求道，「我都已經學會了置之不理。」然而對像阿比蓋爾這樣的朋友而言，「我知道這些朋友的心靈充滿智慧，只需要指出事實，就可以使他們的心靈恢復常態，我無法無動於衷」。

這一聲明中催人上進的豪言壯語並非傑斐遜首創。「背負著馬鞍」和「穿著馬靴、配著馬刺、準備駕馭大多數的少數幸運者」是從理查德·蘭波（Richard Rumbold）上校——一位1685年被判犯有叛國罪的清教徒軍人——所發表的一篇著名演說中摘取出來的，當時他是在絞刑架上進行演說的。傑斐遜有好幾本英國歷史書，這些書都轉載了蘭波的演說。（或許作為將死之人，像蘭波一樣，傑斐遜認為他完全有權聲稱這些豪言壯語是他自己獨創的。）然而，借來的雄辯文辭只是傑斐遜本來就很具感染力的演說的一個小方面而已。總而言之，它將問題置於極其崇高的高度：在那裡，所有答案都是不證自明的，而且根本不需要做出什麼真正的選擇。這正是這篇演說散發著令人陶醉的魅力的根源所在。傑斐遜的偉大設想浮現了。它超越了糾纏不清的具體細節，激勵著人們前進，就好像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大爆炸理論一樣，現在它將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傳播到整個世界，它已不再為任何人所懷疑，而且也不再被|操控在哪個人的手中。

在對亞當斯離任之前任命法官的做法進行了猛烈辯護之後，阿比蓋爾直接攻擊了傑斐遜的品格。她宣稱，在亞當斯的整個總統任期內，傑斐遜一直利用自己的副總統職位，來破壞傑斐遜被選民選來輔佐的那個人的政策。這已經壞透了。然而，最嚴重的冒犯行為發生在1800年選舉期間。傑斐遜在那次痛苦而激烈的競選中，犯下了「最黑暗的誹謗罪，並說了最嚴重的謊言」。表面上看似冷淡、超然的傑斐遜，暗中卻僱用了諸如詹姆斯·卡倫德這樣的造謠中傷專家，對亞當斯進行最為蠻橫無恥的誹謗：亞當斯精神失常，亞當斯試圖加冕稱王，亞當斯計劃讓約翰·昆西·亞當斯接替自己的總統職位。「這些，先生，我認為是對個人的傷害，」阿比蓋爾說道，「是砍掉戈耳迪之結的那把利劍。」臭名昭著的卡倫德後來轉而攻擊傑斐遜，並指控他與他的家務奴隸薩利·海明斯有性關係，這是極富諷刺意味的，而且也是完全罪有應得的。「你所珍愛的毒蛇，」她心滿意足地說道，「最終反過頭來咬了養育它的那隻手。」因此，若有什麼需要原諒的話，這種原諒應當都是由亞當斯所賜。同時，傑斐遜應當搜尋一下自己的靈魂。她最後用文字摑了傑斐遜一個耳光：「朋友之傷，源於忠誠。」

傑斐遜在理解一封信的語氣語調上通常都有著非常敏銳的感覺，然而這一次，他沒有注意到阿比蓋爾寫下的明顯的警示，認為她的來信是一種恢復友誼的邀請。他抓住機會回憶了一下他和亞當斯長久的政治合作歷程。「友好之情陪伴我們度過了許多漫長的、重要的歷史時刻，」他寫道，「我們從政治經歷和反思中得出的不同結論，從來沒有影響過我們相互之間的敬意。」儘管他倆曾兩次同台競選總統，然而傑斐遜堅持認為「我們從來沒有成為對方的障礙」。政治對立從來沒有銷蝕他們之間的尊重之情。

在1811年聖誕節，亞當斯寫信給拉什，說他完全清楚拉什正在好心充當他和傑斐遜的中間人。「我清楚知道，拉什，你正在懇求傑斐遜給我寫信，就像你正在懇求我向他寫信一樣。」亞當斯還知道拉什會將自己的信編輯之後再發給傑斐遜，刪去了其中可能具有冒犯性的段落。在這封聖誕節信件中，亞當斯回顧了他與傑斐遜的全部政治分歧，談到了幾個嚴重的爭論（比如，「客籍法和煽動叛亂法案」、法國大革命、美國海軍等），還輕鬆談論了他們兩人的差別（例如，亞當斯擔任總統時每周只舉行一次招待會，而傑斐遜總統的整個任期就是一個大招待會；傑斐遜認為自由偏愛直發，而亞當斯則認為捲髮「和直發一樣都是共和主義的」。）這就是亞當斯希望轉達給傑斐遜的基調：依然對傑斐遜的原則和政策持有懷疑和異議，但是完全能夠以幽默和外交家式的冷靜來控制自己的對話；火依然在燃燒，但獨立戰爭那一代人的大火山至少已經平息下來了。

亞當斯和傑斐遜內心都知道他們各自所扮演的角色，而且清楚他們是一對已經退休、沒有野心、無可爭議的西塞羅式元老。我們可以從多個層次來解釋他們在1812～1826年的對話，然而它們在現代之所以還有吸引力，主要是因為這種對話的輓歌式語調：兩位偉人以老練的寧靜回望著他們締造的美國獨立戰爭，傳達他們對所有永恆話題的內心獨白，超越二人的政治分歧進行對話，超越時代向我們說話。如果我們在內心勾勒出一幅圖景來展示這種對話，那麼傑斐遜肯定以他雕像般的姿態挺拔地站在那裡，雙臂習慣性地交叉在胸前，而比他矮得多的亞當斯則在他身邊不停地踱來踱去，情緒緊張而動作豐富，仰著頭對天空說個不停，偶爾停下腳步，抓住傑斐遜的衣領，向他表達一個不相關、不切題的觀點。

這段時間傑斐遜太忙了，根本無暇為失去一個朋友而感到憂傷。他的第一個總統任期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總統任期，其頂點是購買了路易斯安那地區（1803年），這讓美國領土面積實際上擴大了一倍。然而，他的第二任期卻是由一系列內政災難和外交失敗組成，其頂點是臭名昭著的《禁運法案》（1807年），它給國內經濟帶來了重創，也沒有最終避免迫在眉睫的與英格蘭交戰。亞當斯對傑斐遜總統的評價混合了對其政策的公正批評和對其個人品格的偏見：

同樣，對所有這些偉人的英雄主義描繪都是一種浪漫主義歪曲。例如，富蘭克林確實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和散文大師，然而他同時也是一個思想空洞的政治家和冒牌的外交家：在巴黎時他將大部分時間用在去各種沙龍與年輕女士調情上。華盛頓是美國無可爭議的鼻祖，然而他更像一名演員而不是領袖，他擅長於「以莎士比亞式的……優秀來進行富有戲劇性的表演」，擺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姿態。而且他讀書少，很少親自撰寫講稿，根據他的一位內閣成員的說法，他「不可能在不拼錯單詞的情況下寫成一個完整的句子」。總而言之，那些弗吉尼亞人是高度理想化的歷史敘事的主要受益者，儘管亞當斯曾說：「高地上沒有哪個傢伙會比我所認識的每一個弗吉尼亞人更具排外情結了。」這些弗吉尼亞人同樣也擅長利用亞當斯所謂的「吹噓者」，或者按我們的話來說，「左右逢源者」或公關專家。「拉什，這些吹噓者是唯一能夠扼殺醜聞的人，」亞當斯這樣寫道，「你和我從來沒有僱用他們，因此醜聞總是圍繞在我們身邊。」當拉什帶著某種頑皮的口吻說，亞當斯本人享受到了聯邦黨內「吹噓者」的支持，並特別提到了威廉·科貝特的時候，亞當斯說自己當時完全不知情。「現在我以我的榮譽和我們兩人的真誠友誼做擔保，我從來沒有見過科貝特這個人的臉，而且即使我在我那隻喝粥的碗里遇見他，我也不認識他。」

亞當斯本人對傑斐遜的複雜情感最終通過阿比蓋爾表露出來。這是一段心酸痛苦的經歷。1804年，傑斐遜的次女瑪麗亞·傑斐遜·埃普斯在分娩期間死於併發症。阿比蓋爾決定寫一封慰問信，並解釋說：「各種原因讓我一直沒有執筆寫信，然而現在我心靈上的強烈情感衝破了種種羈絆。」她在信中回憶了自己當時照顧剛剛到達倫敦的九歲瑪麗亞的情景。阿比蓋爾向傑斐遜坦言道：「一段時間以來，我以為這一生不會有什麼事情會再激起我們相互之間的同情了。」然而失去一個孩子的痛苦超越了她理性上的克制。她希望傑斐遜知道，此時她的心與他在一起。

這種洞識在很早之前就被發掘和詳述，它對被人們經歷的歷史和被人們記憶的歷史進行了區分，這種區分在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中得到了最為著名的描寫刻畫。（這個核心洞見是：所有毫無裂縫的歷史敘述都不過是後來建構而已，這種觀念是對傳統歷史解釋的後現代主義批判的核心。）在拉什的影響下和回應拉什夢中靈感的過程中，亞當斯認識到，那些將美國獨立戰爭寫成歷史的人，優先考慮的是選擇與戲劇模式完全契合的事件和英雄，從而歪曲了那些真正參与創造歷史的人在彼時彼刻更混亂、更不連貫的體驗。傑斐遜起草《獨立宣言》一事就是此種戲劇化歪曲的一個完美例證。在這些浪漫的文字之中，美國獨立戰爭成了魔術般的靈感時刻，它不可逆轉地將人們帶向美國獨立這一必然結論。

亞當斯的本能反應是，馬上發射幾輪能夠闡明真相的炮彈，揭露傑斐遜對他擔任總統期間的不實描述（這些不實之處已經被傑斐遜承認了）。亞當斯寫道：「在這封信中，除了讓你我滿足之外，我沒有其他什麼想法。」他又補充說：「我的聲譽在過去五十年中，已經成了公眾嘲笑的對象，而且也將成為後代人嘲笑的對象，我已經認定我的聲譽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氣泡，飄蕩在夏日變幻無常的空氣之中。」傑斐遜曾提到，「外僑和叛亂法」是兩個黨派相互憎恨的元兇。「由於你的名字要作為副總統出現在那些法律中，」亞當斯說道，「我的名字則是作為總統出現，因此，我不明白為什麼你不應當像我那樣對它們承擔責任。」傑斐遜用了「恐怖主義」這個詞來表述1790年代末高度緊張的氛圍。亞當斯於是瘋狂地回憶起當時圍住其住所的群眾，抗議他向法國派遣和談使團。「我毫不懷疑當時你已經熟睡在哲學的寧靜中了，」亞當斯尖刻地寫道，「可當時有1萬人（甚至比這更多）正在費城街頭遊行……你認為到底什麼是恐怖主義呢，傑斐遜先生？」傑斐遜將黨派爭鬥的主要責任推到了漢密爾頓一派頭上，然而亞當斯則認為雙方應當各打五十大板。「兩黨都人為地挑起了恐怖行為，」他最後寫道，「而且若我被當作一名證人傳喚並宣誓作證的話，那麼除了以這種粗俗的話——『將他們都裝進袋子里，然後不停地搖晃袋子，看看誰能先出來』——來回答之外，我無法再給出更真誠的回答了。」不論對傑斐遜而言這看起來是多麼不合時宜，約翰·亞當斯已經決定以藐視一切政黨政治的態度步入墳墓。

就措辭而言，亞當斯的辛辣在二人通信中更加令人印象深刻，這部分是因為亞當斯本人在這種交流的投入比傑斐遜要多。他之所以寫下了更多值得傳誦的段落，是因為他寫得更多。當來自昆西市的信件洪水似乎要淹沒蒙蒂塞洛時，他為如此頻繁、高產地寫信而向傑斐遜道歉。傑斐遜反過來也道歉說，他每年收到的信件超過1.2萬封，而且所有信件都要求他回復，因此要讓他跟上亞當斯的步伐是很困難的。亞當斯回信說，他收到的信件只是傑斐遜收到的一小部分，而且他對大部分信都不會回復，這使得他可以將自己那日益衰弱的精力集中在傑斐遜這邊。

傑斐遜的解釋簡直精巧機敏至極。這種解釋將他們友誼的破裂歸咎於漢密爾頓一派，傑斐遜很清楚亞當斯對這些人是深惡痛絕的；接著，他讓亞當斯與他一起，至少是事後一起，站到那次辯論的共和黨人一邊。當然，亞當斯的問題是，他從來不願意與任何黨派站在一起。實際上，他從來都以道德楷模自居，認為自己是華盛頓那種半君主式的行政首腦，超越任何黨派。傑斐遜這封信的明顯（若說未明說的話）意思是，這種令人羡慕的姿態在美國政治生活中已經沒有立身之所了。亞當斯讓自己陷入了新情況下黨派主義火力交鋒之中。最重要的是，從友誼角度來說，傑斐遜承認他對亞當斯的幕後批評確實是一種刻意歪曲。儘管這並不能算作真正的道歉（實際上，是他無法控制的力量命令他做出了這種歪曲行為），但至少是一次重大的讓步。

他們已然成了活著的紀念物了！1824年，法國人馬奎斯·德·拉法耶特——美國獨立的一位重要支持者——最後一次訪問美國。蒙蒂塞洛與昆西是他此次訪問的必經之地。每到一處（他們的）重聚都會吸引眾多的圍觀者，其中有人聲稱看到了兩個鬼魂跨越時代飄然而至，這是他們為了當代人的福祉而最後一次顯靈。美國雕刻家約翰·亨利·布羅維爾（John Henri Browere）也拜訪了這兩位聖人，並要求他倆坐姿端正，以便從他們面部套取模型，目的是為了設計並製造逼真的頭像——製造偶像的現實頭像。（傑斐遜發現，這個要不間斷地將石膏般熱熱的液體從頭上澆下去的過程，是如此不舒服，以至於他發誓要「和各種半身像以及肖像永別」。）他向亞當斯的最後道別，也表達出那種覺得自己如同活雕像般的奇怪感覺。他將寫給亞當斯的最後一封信，交給了他的孫子托馬斯·傑斐遜·倫道夫，當時他正在去往波士頓的途中，會在昆西市停留。「像其他年輕人一樣，他希望在暮年的冬夜，能夠對他身邊的人講述自己從生前的英雄歲月學到了什麼，以及他有幸目睹了哪位著名的阿爾戈式英雄。」對大多數出生於1820年代的美國人來說，美國獨立戰爭早已作為神聖的歷史時刻而被人們銘記許久，那個時候的許多英雄人物已經享受了面見上帝的特權。因此，當想到他們之中還有少數幾個人健在，真是一件令人尷尬的事情。九*九*藏*書

儘管他勇敢做出了漠不關心、毫不在意的姿態，然而事實上，亞當斯對傑斐遜逐步成為那個年代的主要人物之一的事實耿耿於懷。根據亞當斯的記憶，傑斐遜在大陸會議上扮演的是一個非常小的角色。而他，約翰·亞當斯，則發表了那麼多振奮人心的演說，這些演說最終讓猶疑不決的同僚們決心與英格蘭決裂。但與此同時，傑斐遜就像一個害羞的中學生一樣躲在黑暗角落，完全被懾服了，「以至於在整個大陸會議過程中，我從來沒有聽到他一次連續說三句話」。然而，現在每年的獨立日卻使《獨立宣言》的象徵性意義在公眾記憶中變得越來越重要，遮蓋了更加混亂卻更具歷史真實性的事實，並讓傑斐遜這個配角搖身一變，成了這出歷史劇的主演明星。「如果歷史上曾經有過什麼非常事件，」亞當斯抱怨道，「有哪一次非常事件的效果能比得上傑斐遜撰寫的《獨立宣言》呢？」沒錯，傑斐遜是一流作家，這也是他——約翰·亞當斯——最終選擇傑斐遜來負責起草這份著名文件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傑斐遜並不是什麼有權勢之人，只不過是個起草人而已；他寫下的那些文字，不過是讓在大陸會議以及各殖民地立法機關盛行不衰的觀念以一種熱情奔放的方式表達出來而已。亞當斯實際上領導了大陸會議的辯論，最終促使這些文字得以通過。而當代表們修改他的文字時，傑斐遜只是沉默不語、表情陰鬱地坐在那裡。實際上不過是「舞台穿插表演」的東西，現在卻在人們的記憶中神聖化了，並且儼然成了獨立戰爭歷史劇中的決定性時刻。「傑斐遜偷了舞台效果之後逃跑了，」亞當斯悲嘆道，「整個舞台的輝煌也被他竊取了。」

最後，他們之間的通信可以被看作兩個端坐在奧林匹斯山上的神之間的漫長對話，因為他們都決心給人以這種印象。「年老之後的喋喋不休到底要將我帶到哪裡去呢？」傑斐遜帶著修辭色彩地問道，「帶到政治之中，可是我已經徹底離開了它……我已經放棄報紙，代之以塔西佗和修昔底德、牛頓和歐幾里得；我發現自己現在更加幸福了。」亞當斯後來以展示自己的經典作品閱讀史和文學天賦的方式回通道：「我經常閱讀修昔底德和塔西佗，而且是從很早就開始（這些作品的風格是那麼典雅、深刻而迷人），現在我已經厭倦了它們。」接著，亞當斯開玩笑說：「我的『老年絮叨多話』狠狠地報復了你的『老年喋喋不休』。」

確切地說，亞當斯的觀點是與傑斐遜相反的。它缺乏傑斐遜式敘述所具有的激|情雄辯和樂觀，這是因為亞當斯的觀點是建立在其漫長職業生涯中逐漸內化的偶然感之上。對亞當斯來說，美國獨立戰爭依然是一個實驗，就好像一艘船揚帆駛入了其他船從未成功穿過的未知海域一樣。沒有地圖或者航海圖來指導共和政府如何從民意中獲得權威與合法性：民意這種模糊不清的權力之源，就像海洋中的波濤一般起伏不斷、變幻莫測。而他是首航船員中的一員，甚至最後也曾掌舵，因此他和其他船員一樣，比大多數人都更清楚地知道，這艘船好幾次都差點被撞毀、沉沒。而且，在整個1790年代，船員們一直都在就什麼才是正確的航線這個問題激烈地爭論。傑斐遜似乎認為，一旦船在英國碼頭起錨並卸下了歐洲行李，它就會自動駛進康莊航道。亞當斯認為他比傑斐遜知道的更多，而且他將帶著這樣的信念走向墳墓，即一個按照聯邦主義模式建立起來的握有實權的聯邦政府，是他們沿最初航線行進而取得的一項成就，而不是對這種航線的背叛。若沒有一個權力強大的中央政府來駕駛這艘依然脆弱的美利堅合眾國巨輪，新一代船員必然會駕著這艘巨輪，撞上那個巨大的奴隸制暗礁，最後沉沒。這一暗礁正如死神一般地潛伏在不遠處，甚至傑斐遜也承認，這是「一個會讓國家分裂的問題」。

他們談到來世，與其說是一個面見上帝的機會，毋寧說是他們與「兄弟會」成員交談的機會。正如傑斐遜所說：「也許我們能夠再次相遇……與我們的舊同僚相遇，並從他們那裡收到讚揚的印璽。」亞當斯同樣認為，天堂重聚會讓他們嘲笑各自人性中的荒誕和弱點，儘管他只有在富蘭克林對自己的罪行做了適當懺悔之後，才會同這個偉人談話。天堂只是一個隱喻而已。有據可查的是，亞當斯認為對生命永恆的信仰比生命是否永恆更重要。「若被揭示或者被證實沒有來世的話，」他告知一個朋友，「我給每個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建議就是，在我們還能自主決定自己的生活時，去吸食鴉片。」或者如他對傑斐遜所說：「（若沒有來生）即使我們曾遭受朋友的失信，我們也要永不知情。」他倆將賭注壓在來世，將自己的信件準備好留給後世，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不朽只有在那裡才可能成真。而且兩個人都認為，他們寫給對方的信正是這一最後安排的頂石。

亞當斯認為他跋涉500英里回到昆西市，意味著他最終退出了政治舞台，這再正確不過了。到家的時候，他注意到穀倉旁邊的空地已經長滿了野草，這讓他隨口說了一句輕率的話：他「成功地用……榮譽和美德換來了肥料」。他返回家裡的那天，下了一場暴風雨，他認為這是上天的一個預兆，預示麻煩將緊跟著步入他的退休生活——這種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言：「以自然元素的發酵來替代道德、智識和政治世界的革命。」作為一個曾經推動那些政治革命的人，他曾宣稱自己在暴風雨中也會從容不迫。然而現在，在他六十六歲高齡的時候，渴望一點安寧難道有什麼不自然嗎？「現在已經遠離了所有的陰謀，而且已經擺脫了攪動這個世界的所有或大或小的激|情，」他解釋道，「我希望我能夠享受到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多的寧靜。」

然而，對於他以前的朋友、居住在蒙蒂塞洛的傑斐遜來說，這些東西確實是存在的。在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時間中，傑斐遜一直致力於讓自己的頭腦和心靈處於其個性的不同區域。自1807年開始，傑斐遜的名字開始不時出現在亞當斯寫給拉什的信件中。在此之前，傑斐遜一直是一個不可涉及的禁忌話題。當拉什讓亞當斯談談他與傑斐遜在獨立戰爭早期的合作關係時，亞當斯說了一個經典的否定句。「當你說現今世界上沒有哪個人比我更了解傑斐遜時，你真的是大錯特錯了，」亞當斯強調道，「我幾乎對他一無所知。」然而，亞當斯逐漸讓傑斐遜溜進了他們的對話之中，並說傑斐遜謎一般的性格註定要讓他佔據歷史書的很大篇幅。

再沒有什麼東西比這更遠離真實情況了。亞當斯生生不息的虛榮心，沒錯，現在已經得到了某種控制。但是，他對他們二人友誼出現過裂痕的否認（難道有過什麼破裂和背叛嗎？），明顯是一種虛張聲勢的姿態。甚至在他們恢復通信往來初期，就已經暴露了他們掩藏在表面之下的緊張關係。傑斐遜原以為——這是合情合理的——所謂的「兩件家庭手工品」指的是亞當斯家裡自己織的兩塊布料，既是美國經濟應對英格蘭封鎖的象徵，也是對他們過去一起加入美國獨立運動的美好時光的恰當暗示。因此，傑斐遜在回信中就大談特談家庭手工業的好處，以及對1760年代抵制英貨運動的美好回憶，可是最後他卻發現亞當斯所謂的「家庭手工品」不過是一個隱喻而已。他送來的禮物原來是約翰·昆西·亞當斯最近完成的兩卷本著作《論修辭與辯論》。

亞當斯從梅克倫堡事件中獲得了巨大的滿足，而他之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為他相信傑斐遜是一個剽竊者，而是因為他認為將整個重心都置於一個人、一個時刻和一個文件上的做法，扭曲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真實歷史。儘管《梅克倫堡宣言》後來被證實是偽造的，但它還是準確反映了亞當斯的判斷力——有許多舞台或者劇院正在上演著獨立運動劇目，而且除了1776年7月4日那天之外，還出現了其他許多高潮。在自傳中，他選擇了將1776年5月15日認定為最具決定性意義的時刻，因為正是這一天大陸會議通過了每個州都需要制定新憲法的決議。（巧合的是，正是亞當斯起草並推動大陸會議通過了這一決議。）在亞當斯看來，這一決議才真正具有決定性意義，因為它創立了獨立又中立的美國政府體系。它也意味著，獨立戰爭是對植根于舊殖民地經驗的新政治原則的積極且負責任的承諾，而不僅僅是脫離英格蘭的消極聲明和與過去的徹底決裂，這似乎是傑斐遜的《獨立宣言》想要說明的。根據亞當斯的觀點，這個決議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它與過去的聯繫；而這種聯繫，在傑斐遜看來，則意味著它完全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革命。

最後，亞當斯家族的幾個朋友，終於從這個在其他方面頗饒舌多嘴的元老身上，得到了一點回報。他承認，美國獨立戰爭時代已成為「人類編年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新開始」，但是它的意義還有待評判。他不確定由建國一代確立的共和原則能否在外國土地上生根發芽。無論是歐洲還是拉丁美洲都沒有做好這種準備。即使在美國國內，那些原則的命運也成問題。他警告說，美國「註定要在未來歷史中留下最光彩或最黑暗的一頁，這取決於一點：那種最終將會被凡俗心靈塑造的政治制度，到底是被正確利用了，還是被濫用了」。當被要求為子孫後代擺個姿態時，他卻選擇了丟給他們一個挑戰。

其二，傑斐遜認為，亞當斯關於貴族權力的描述是適用於歐洲的。在那裡，封建特權、家族爵位和更為有限的經濟機會，使等級制度得以維繫。而在美國，沒有什麼封建侯爵，也沒有什麼家族盾形徽章，而且「只要願意，人人都可能擁有土地，自創家業」。因此，美國不可能容忍虛假貴族的存在。傑斐遜指出（其實這是沒有根據的），也許由於新英格蘭仍保留封建主義殘餘，從而誤導了亞當斯。馬薩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仍苟延殘喘著「某種對特定家族的尊敬，而這些家族幾乎將政府公職變成由他們的家族成員世襲的職位」。而在弗吉尼亞州，獨立戰爭期間就通過了廢止長子繼承製的法律。傑斐遜稱「這些法律，由我自己起草，將斧頭砍向了虛假貴族的根基」，從而為發展以個人功績和此時確實不完善的機會平等機製為基礎的政治制度，掃清了道路。傑斐遜最後得體地給這封信結了尾。「現在，我已經就一個我們有分歧的問題陳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說道，「這不是為了爭辯，因為我們的年紀已經太大了，以至於都不能再改變自己的觀點——這些觀點都是我們長期探索與反思的結果，而是為了你在以前的信中寫的那句話：在向對方完全清楚地解釋了自己之前，你和我都不應當死去。」

亞當斯不能徹底地看穿的和傑斐遜憑直覺理解的，是「貴族」這個詞在獨立戰爭后的美國政治文化中已成為一個「侮辱性詞語」。縱使亞當斯的觀點——精英在整個歷史過程中掌握了過大權力——是正確的，縱使美國獨立戰爭那一代人之所以成功建立了一個共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小群天才政治家在共和事業最早、最為脆弱的階段掌控了權力，「共和貴族」與「共和國王」一樣都是自相矛盾的短語。它違反了獨立戰爭精神遺產的核心——人民是所有政治權力至高無上的根源。因此，拒絕精英身份、為「多數」而不是「少數」說話的政治精英，是可容許存在的唯一一類政治精英。共和黨人在1790年代最先抓住了美國政治文化的這一基本事實。而與共和黨人同屬社會或經濟精英階層的聯邦黨人卻敗下陣來，因為他們沒有抓住這一點。亞當斯可以至死都堅信，美國的共和主義實驗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為它成功利用了最優秀、最傑出公民的才能和能量（這些公民就是以他和傑斐遜為代表的「兄弟會」）。但是，只要他將他們稱為「貴族」，無論是天賦的貴族還是虛假的貴族，他似乎就是在公然蔑視共和精神本身。

我們可以合理地肯定，在這簡短的連珠炮中，阿比蓋爾不僅是在為自己說話，也是代表她丈夫說話。亞當斯夫婦指責傑斐遜犯下了兩樁嚴重罪行，這兩樁罪行違反了約束獨立戰爭那一代領導層的不成文的政治榮譽法則。傑斐遜的第一樁罪行（這樁罪行在我們今天聽來可能既離奇又不合時宜）是，他親自捲入了自己的總統競選運動，而且是只帶著一個目標來開展選舉活動的：贏得總統選舉。這就是控訴傑斐遜是一個只有黨派的人的核心之義。這種行為在19世紀中葉變成了政治生活中一種可接受的甚至為人所期望的特徵，而且至今仍是如此。然而，在獨立戰爭那一代人的歷史環境下，讓自己忠誠于某個政黨是不合法的。這種行為違反了當時人們認定的擁有管理公共事務資格之人所必須具備的兩個素質：美德與公正無私。華盛頓和亞當斯都沒有在他們自己的總統競選中發揮直接作用。甚至連傑斐遜本人，作為打破這個傳統的第一位總統，也感覺到有必要隱晦行事。接著，當遭到阿比蓋爾的責難時，他馬上就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行了全盤否認。根據歷史記錄，傑斐遜實際上是那個年代最強烈反對政黨影響力的人。他認為黨派忠誠是「一個自由且道德的官員的最終墮落」，並宣稱「若我必須屬於什麼黨派才能進入天堂的話，那麼我寧願不進天堂」。

亞當斯反駁了傑斐遜以上兩個區分。歐洲確實受累于貴族傳統和財富分配不均，美國沒有達到如此程度。但是，除非你相信從歐洲遷入美國之後，人性會發生某種神秘的變異，或者相信美國獨立戰爭帶來了人性的根本轉變，否則財富和權力競爭在美國同樣會帶來不平等的結果。「畢竟，」亞當斯說道，「只要存在財富，個人和家庭就會努力積聚財富……我還要強調，只要財富及積聚財富的理想被社會承認和接受，財富的積聚就會發生，並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因此，傑斐遜關於美國無階級的看法就是一個肥皂泡似的夢，因為問題的根源不在歐洲封建主義，而在於人性本身。就拿傑斐遜口中弗吉尼亞州的平等主義情形來說，「沒有哪部喜劇比這更有趣了」。在這裏，亞當斯將自己局限在切薩皮克地區仍占統治地位的種植園主階級，而沒有提及那裡40%的人口遭受奴役的事實——一種可怕且不祥的封建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