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與戴維拉對話集》中的文章成了他與傑斐遜的友誼出現第一道嚴重裂痕的起因。托馬斯·潘恩《人的權利》（美國版）的出版商印刷了在今天會被稱作「新書推薦短評」的宣傳材料，上面引用了傑斐遜的話（傑斐遜原以為沒有人知道他就是作者）。在這個短評中，傑斐遜順便提了《與戴維拉對話集》中的「政治異端理論」。每個人都知道這本書是亞當斯寫的。亞當斯極度憤怒，稱在所有人中，傑斐遜應當最清楚他在歐洲時並沒有皈依君主制。傑斐遜表達了自己的遺憾，並向華盛頓解釋道：「我擔心，出版商的不謹慎已經使我和這個朋友的友誼遭到了損害。對現今世界上最誠實、最大公無私的亞當斯先生，我有著無比衷心的尊敬。」之後，二人之間進行了讓人光火的通信。傑斐遜試圖提醒亞當斯，他們二人的珍貴友誼並不取決於他們對政府形式是否持有完全一致的看法。然而，明顯感到被傷害的亞當斯，則以其典型的好鬥風格回信稱：「我並不知道，你認為哪種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形式。在我們的嚴肅交談中，我想不起來有哪一次涉及什麼政府形式問題。即使我們曾經偶爾提到這個問題，也是淺嘗輒止，沒有什麼深刻解釋。」在表達完自己的觀點之後，亞當斯退回到了更為安全的地帶：「我們之間長達十五年的友誼，從未有過哪怕最短暫的中斷，而且在這次事件之前，我們也從來沒有對此表示過絲毫懷疑。這份友誼從來且現在依舊是我最為珍視的。」

還好，1735年，他出生在波士頓以南12英里的布雷茵特里，父親是農夫和鞋匠，他將亞當斯送到哈佛讀書，希望他將來能夠成為牧師。大學畢業后的十年中，他一直都在探索自己的靈魂，期望獲得神啟；與此同時，他先是當鄉村教師，然後成為實習律師來維持生計。1760年代中期，兩個重大事件決定了他的命運：其一，1764年他與阿比蓋爾·史密斯成婚，二人發展了一種平等而親密的合作關係；其二，他站出來領導了反對《印花稅法案》和反對不列顛對美洲殖民地實施的任何政策的運動。美國獨立成了神對他的召喚，成了他以近代清教徒般的熱忱來追求的使命：這個牧師的會眾就是美國人民。

這兩個決定在第二年都帶來了好處，當時直接宣布與法國開戰幾乎是毫無疑問的。那個靈活且肆無忌憚的法國外交部部長塔列朗拒絕接待美國和談使團，並接著派來三個代理人索取五萬英鎊的賄賂，作為開展任何進一步談判的前提條件。當亞當斯知悉了這個蠻橫無理的要求時，他馬上命令代表團返回美國，不過他並沒有向國會和公眾公開那些談及索賄行為的官方公文。阿比蓋爾說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決定」，因為「總統知道他無法打出自己最強有力的牌」。但是，亞當斯知道公眾對這個後來被稱作「XYZ事件」（得名于那三個法國代理人）的反應，肯定是極端愛國主義的、絕對好戰的。通過推遲公開這些公文，他贏得了時間。在這段時間中，特立獨行的格里則選擇留在巴黎，與法國外交家們就如何避免這場馬上就要到來的戰爭進行非正式討論。他送回來的報告要人們保持耐心，因為法國督政府內部越來越認識到索賄是一次嚴重的失算。約翰·昆西·亞當斯的歐洲消息網路也敦促應明智地拖延時間。儘管國會內部聯邦黨人不斷施壓和公開「XYZ事件」之後戰爭狂熱情緒不斷加劇，亞當斯依然想根據這些報告堅守著與法國和解的希望。

傑斐遜那種無與倫比的自我否定能力也有助於讓他們的事業保持純潔，至少在他內心深處是這樣認為的。1798年，他委託詹姆斯·卡倫德撰文誹謗亞當斯。此人是一個臭名昭著的專事誹謗和揭醜之徒，當時他剛剛泄露了漢密爾頓與瑪利亞·雷諾茲的通姦事件。在《我們面臨的未來》中，卡倫德不負傑斐遜所望。他將亞當斯描寫為「一個頭髮灰白的縱火犯」，並說他不僅決心與法國開戰，而且決心宣布自己為終身總統，並讓約翰·昆西·亞當斯成為他的接班人。當傑斐遜面對指控——位居副總統，卻還向卡倫德付錢，讓他撰寫誹謗總統的文章——時，傑斐遜宣稱自己對此一無所知。卡倫德隨後將傑斐遜寫給他的那些信件公開以證明他們的同謀關係，傑斐遜看起來驚訝不已，並稱這些東西表明，他隱藏得最深的秘密並不是那些他不讓自己的政敵知道的秘密，而是那些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

亞當斯對自己在獨立戰爭中的資歷是如此自信，以至於他認為自己不會招致這樣的指控。但是，當他就官員服飾在參議院進行演說，並建議以「陛下」或者「國王」來稱呼華盛頓時，他的話馬上就成了不少尖刻笑話的笑柄。其中就有人說，他曾長期滯留在英格蘭，染上了「貴族病」，可能更願意被人稱作「圓胖老爺」或者「布雷茵特里公爵」。傑斐遜對亞當斯萬分愚蠢的建議深表絕望，說這是「我聽到過的最荒唐的事情」。

后一點成了傑斐遜-麥迪遜合作關係中的一種信念，即亞當斯實際上是希望與法國開戰的。麥迪遜宣稱，亞當斯是「兩國和解的唯一障礙，而且如果戰爭確實爆發，他就是戰爭唯一真實的起因」。

這就是亞當斯的行為模式：首先，否認自己有什麼政治野心，這和傑斐遜很像；接著，直面這種野心，因為它們而產生負罪感，因為它們而坐立不安；最後，很不情願地承認它們是他的一部分。華盛頓的繼任者將會面臨「過度的壓力……而且極易踉蹌地摔倒」。哪個心智正常的人會希望得到這樣的職位呢？而且，他並不適合承擔所有的禮儀性責任：「我憎恨舉行招待會、發表演說、致辭、回答提問、宣言等諸如此類做作的、刻意安排的、違反常理的東西。」他對阿比蓋爾很陰鬱地說道。然而，他又揭示了對內心想法的再思考：「但這一切我都能夠做到。」

如果獨立戰爭資歷是評判的主要標準，那麼亞當斯幾乎是不可擊敗的。他的職業生涯（實際上他的一生）都是美國獨立戰爭造就的。反過來他也將美國獨立當作自己畢生的事業。或許富蘭克林和漢密爾頓可以算得上這群人中最沒有背景的，但是亞當斯如果出生在英國或者歐洲的話，終其一生都會是默默無聞的那種人。

然而同樣經常的是，亞當斯也利用二人的通信將自己的想法記錄下來，在參議院中沉默不語的處境妨礙了他公開交流自己的意見和看法。他抱怨道，參議院中辯論的質量比大陸會議差多了，儘管他個人對阿倫·伯爾流暢而冷靜的風格頗為著迷——他將阿倫·伯爾說成「像鴨子一樣肥胖，像烤雞一樣紅潤」。他很孤單，渴望妻子的陪伴，也渴望得到她的政治建議。「我希望坐在你身邊，每天晚上與你討論參議院中的辯論。現在我卻一個人坐在這裏，對各種政治可能性冥思苦想。」阿比蓋爾耐心聽完了亞當斯關於法國大革命註定要失敗的話，但比亞當斯更加樂觀一些。「我在天亮之前的幾個小時里都清醒地躺在那裡，反覆思考著法蘭西問題，」她寫道，「我目前的想法是，儘管他們有那麼多的陳規陋俗，他們勇敢的軍隊最終會為他們建立一個政府，儘管這個政府的性質到底是怎樣的，還很難預測。」

這些話不時地出現在他寫給阿比蓋爾的信中。當時阿比蓋爾待在位於馬薩諸塞州昆西市的家中，與像本傑明·拉什這樣獨立戰爭年代的老戰友在一起。亞當斯對自己被參議院放逐以及自己的聲音被壓制，感到深惡痛絕，就好像一匹充滿戰鬥激|情的老戰馬，現在卻在關乎共和國將朝何處去的緊要關頭，被放到牧場上吃草一樣。亞當斯就是亞當斯，他的苦惱在他對這種不公局面的激烈言詞中得到了多彩卻弄巧成拙的發泄。「我們獨立戰爭的歷史從頭至尾都是一個謊言，」他在1790年給拉什的信中這樣寫道，「整個事情的核心就是，富蘭克林博士的避雷針重擊了地球，接著就蹦出了一個華盛頓將軍。富蘭克林給他充上電，自此以後所有的政策、所有的談判、全部的立法機關和戰爭都由這兩個人掌控。」按照亞當斯自己的觀點，經驗和訓練已經讓他準備好了在贏得獨立戰爭並鞏固勝利果實的長劇中扮演核心角色。然而，他卻被驅逐到旁邊擔當個小角色，而那些遲來的人，比如漢密爾頓和麥迪遜，卻佔據著舞台中央。

若收到這樣一封信，亞當斯肯定會異常興奮（因為他們最近非常不自然的通信中充滿了虛飾語言，而且這封信看起來是在向他妥協），但是，這封信從來沒有寄出。相反，傑斐遜決心將它先交給麥迪遜，以確保措辭沒有任何不妥。麥迪遜提出了六個理由，來說明傑斐遜的姿態為什麼可能導致無法承受的政治風險。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一個無可爭辯的結論：「考慮到亞當斯先生的政治舉措有可能迫使共和黨持反對立場，以及我們所處局勢的極端不確定性，讓他持有這樣的書面文字——其中你個人的敏銳和情誼體現出對他的讚揚和信心——將有可能導致極端尷尬的場面出現。」簡言之，傑斐遜必須在他對亞當斯的個人友情——這種友情是顯而易見、廣為人知的——和他對共和黨的領導之間做出選擇。若傑斐遜的主要目的是向亞當斯表示一種懷舊的友好之情，那麼麥迪遜建議，通過將這封信的部分內容透露給他和亞當斯的共同朋友就可以做到。（事實上，麥迪遜已經處理了這方面事宜，他將傑斐遜的這些話告訴了本傑明·拉什，按道理拉什肯定會將它們轉達給亞當斯，他也確實這麼做了。）但是，傑斐遜不能讓自己捲入亞當斯政府的政策制定過程中，以免影響他在作為反對黨的共和黨中所扮演的領袖角色。

但是，這個讓人歡欣不已的緋聞（到了1998年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才藉助DNA技術得以確認）並沒有幫助亞當斯總統贏得1800年的選舉。實際上，亞當斯總統的壞運氣或糟糕的時機選擇一直持續到了最後。他派往法國的和平使團與法國達成了結束美法「准戰爭」的條約，但是好消息來得太晚，沒有對選舉產生什麼影響。而且，起初遭到亞當斯反對、最後被亞當斯視為多餘之物的新軍耗費聯邦預算的程度，已經迫使聯邦政府尋找新的收入來源。即使新軍被解散了（這是亞當斯的功勞，讓亞當斯感到安心不少），維持這支軍隊的花費也已經落在了選民頭上。亞當斯似乎不知怎麼回事，不但沒有得到他應得的政治獎賞，反而領受了完全應屬於他人的批評。

這是一個痛苦的個人決定，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決定。亞當斯在幾個星期里都對此一無所知。他從他們的共同朋友那裡得到的消息，都是強調傑斐遜接受失敗的大度。這聽起來不錯。阿比蓋爾依舊相信，傑斐遜應當是可以被信任的，而且兩黨聯合是一條正確路線，將一位著名的共和黨領袖（這個人可能是麥迪遜）包括在派往法國的和談使團之中也是一個精明的決定。另外，那些被亞當斯選來加入內閣的聯邦黨人（他保留了華盛頓的顧問們，這是他最大的錯誤）卻威脅稱，只要亞當斯試圖推行兩黨路線，他們就要全體辭職。（事後看來，這對亞當斯來說可能再好不過了。）假如傑斐遜同意恢複合作，這位即將就任的總統如何才能打破僵局，我們無從知曉。

傑斐遜所稱的「巫婆的統治」甚至已經開始呈現政治喜劇的形態，這部喜劇中遭到取笑的反而是聯邦黨人。例如在新澤西州，當一個喝醉酒的共和黨編輯被指控曾淫穢地提及總統臀部時，陪審團做出了無罪判決，理由為只要說的是事實，就可以作為一個合法成立的辯護理由。諷刺並不僅限於此。當詹姆斯·卡倫德因誹謗罪而在里士滿的監獄服刑時，他聽說了傑斐遜與一個名叫薩利·海明斯的黑人混血奴隸有性關係的流言。後來，他認定傑斐遜沒有為他攻擊亞當斯的工作而支付足夠多的金錢之後，便將這個故事昭告天下了。

亞當斯試圖以自嘲的方式，讓自己從君主制的沼澤中脫身，宣稱他只不過是想讓行政部門擁有與立法機關的可怕權力相抗衡的機會。「許多小魚一起會吃掉大魚，」他開玩笑地說道，「除非大魚能夠將所有小魚都吃光。」他寫信給本傑明·拉什時說，若所有正式頭銜都要被醜化，那麼或許拉什的孩子應當開始以「本」（Ben.）來稱呼他們的父親。

既然他個人的雄心壯志已經為人所知，既然阿比蓋爾已經上船，二人的合作就開始高速運轉起來了。1796年3月和4月，亞當斯夫婦開始評估各州可能出現的選舉團投票情況。他擔心新英格蘭可能不會支持他擔任總統，她卻相信新英格蘭肯定會堅定地支持他。（她是對的。）來自紐約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報告表明，亞當斯的主要威脅——傑斐遜——在那裡的人氣直升。亞當斯預見到他們二人在選舉團投票中的爭奪將非常激烈，甚至可能與傑斐遜打成平局，這將使整個選舉過程進入眾議院。或者，假設傑斐遜以非常接近的票數位列第二，這樣傑斐遜豈不就成了副總統？（直到憲法第十二修正案通過之前，選舉人一直都是分別對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進行投票，而不是對由兩個候選人組成的競選搭檔進行投票。）難道這種局面不會將總統和副總統置於「對立的陣營」，從而導致「國家事務危機」嗎？阿比蓋爾認為這種猜測只是一種沒有必要擔心的假想而已。（事實證明她錯了。）而且，她依舊對傑斐遜心存一點幻想，認為傑斐遜完全能夠加入亞當斯這邊。「儘管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儘管他以前曾經是托馬斯·潘恩《人的權利》的支持者，儘管他經常在為人處世上犯錯誤，我並不認為他是一個不真誠或者腐朽的人物。」而且，所有這些對未來不幸和危機的不安猜測，她批評道，都有悖於一個要成為國家最高官員之人的身份。阿比蓋爾還說，最近她做了個夢，夢中她正坐在一輛馬車上，突然有幾個很大的炮彈向她飛過來。但是，炮彈都在到達她的馬車之前在空中爆炸了，爆炸所產生的金屬碎片也在中途落到了地面，沒有任何危險。這是一個明顯的信號：停止無用的擔憂。選舉人和上帝站在他們一邊。

有希望擔任總統的有二三十人，其中塞繆爾·亞當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帕特里克·亨利和詹姆斯·麥迪遜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是，任何人列出的名單中，佔據頭四名的名字幾乎都是一樣的：喬治·華盛頓、本傑明·富蘭克林、約翰·亞當斯和托馬斯·傑斐遜。當然，到1796年時，華盛頓已經完成了自己的總統使命，富蘭克林也已經與世長辭，只剩下亞當斯和傑斐遜這兩個選擇了。到1796年春，總統將在兩人之間誕生。

所有這些都是非常真實的，然而儘管他自己有所保留，卻沒有聽從像約翰·馬歇爾這樣溫和聯邦黨人的建議，最終仍然簽署了這些法律。（甚至最終對這些法律表示了支持的漢密爾頓，也對《懲治叛亂法》所開創的危險先例感到極端害怕和心寒。）然而，阿比蓋爾卻沒有什麼反悔的表示。「沒有任何東西會起作用，除非國會通過一個有關懲治煽動叛亂的法案。」她在1798年春天寫信給自己的姐姐時寫道。只要通過了這樣的法案，「公眾的憤怒就可以落到他們（共和黨編輯們）忠實的頭腦上……在其他任何國家，貝奇及其所有的報紙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已經被查封了」。她對丈夫的愛，她作為總統保護人的角色，使她已經不再有任何疑慮。她甚至敦促根據《客籍法》將在瑞士出生的當時擔任眾議院共和黨領袖的阿爾伯特·加勒廷驅逐出境。她說，加勒廷「這個表裡不一、狡猾、多餘的卡西烏，這個被輸送到美國的外國人」，由於發表了「妨礙他們的事業且阻止他們實現偉大目標」的演說或者提出了此類憲法修正案而犯下叛國罪行。加勒廷和傑斐遜陣營中的其他成員一樣，應當被看作「背叛國家的叛國賊」。ｈttｐｓ://ｒeaｄ.9９cｓw•ｃｏm

儘管到了1790年代他們兩人之間已經到了無條件信任對方的地步——1790年代他們共同領導了共和黨人反對聯邦黨人的內政和外交政策，但是他們的合作關係缺乏亞當斯-傑斐遜合作關係的戲劇性：亞當斯與傑斐遜的合作關係似乎象徵著新英格蘭和弗吉尼亞之間的緊張關係，象徵著對立的意識形態和脾性為了共同事業而結合。麥迪遜在脾性上站在傑斐遜的對立面——他不會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掃無遺，會更加細緻和精確，是散文而不是傑斐遜式的詩歌。但是，由於他總是屈從於傑斐遜的意志，因此他們之間從來就沒有發生過那種能夠透露內情的衝突，而正是這種衝突使亞當斯和傑斐遜的合作顯得生動。如果說亞當斯與傑斐遜之間的裂痕，是他們合作的魔力之源，那麼傑斐遜和麥迪遜的聯盟則好似流水無痕，雖然不那麼具有魔力，卻更加流暢，默默地發揮著效用。

傑斐遜對法國大革命的激|情——儘管法國大革命過於瘋狂、過於血腥——讓亞當斯忍受不了。傑斐遜認為法國大革命的一系列事件與美國獨立戰爭相聯繫的看法，在亞當斯看來，簡直是瘋了。（「丹東、羅伯斯庇爾、馬拉等都是一些狂暴之徒，」他在1793年寫信給約翰·昆西·亞當斯時稱，「毀滅的種子已經被播種進了法蘭西的土地，它們都會發芽長成巨大的怪物。」）他開始將傑斐遜說成一個危險的夢想者，他就像大部分弗吉尼亞人一樣，由於欠下英國債權人的債務，以至於他對歐洲事務的判斷都被一種充滿極端敵意的反英國病誤導了，這種反英國病已經使他無法對美國的海外利益進行客觀估計。他需要「從他的債務中脫身……並且按照自己的收入來安排生活」。事實上，傑斐遜已經「被自己的夢想和因反對憲法和本屆政府而變得酸刻的脾性給毒害了」。

選舉過程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幕是由漢密爾頓提供的，儘管它發生得太晚，對選舉結果沒有什麼影響。10月，漢密爾頓撰寫並私下印刷了一本長達54頁的手冊，對亞當斯的品格進行攻擊，將他描述成一個本質上就不沉穩的動物，一個受虛榮心和自己對獨立的理解驅使的人，一個由抽搐和暴怒組合而成的人，根本「不適合享有最高行政首腦之位」。亞當斯以與自己典型的冷靜態度不相符的方式對這種人身攻擊做出了回應。「我相信，」他說道，「這對漢密爾頓的傷害比對我的傷害還要大。」他是對的。由於這本冊子出來得太晚，根本沒有影響太多的投票者，而其中的誹謗謾罵倒是讓所有人看到了聯邦黨內部的深刻分裂，而且大部分讀者也都認為漢密爾頓本人失去了理智。就政治角度而言，漢密爾頓的小冊子純粹是政治上的致命行為，或許是一種自殺行為，和他後來決定在維霍肯與阿倫·伯爾決鬥的行為，沒有什麼兩樣。他的聲譽自此再也沒有恢復到原來的狀態。

這解釋了他最早做出的也是最具爭議的兩個決定。第一個決定是，他堅持讓埃爾布里奇·格里加入派往法蘭西的和談使團。格里在某種意義上是新英格蘭版本的本傑明·拉什，是一隻與亞當斯夫婦關係密切的可愛的牛虻，但是他的意識信念卻以不可預測的形態懸浮於整個政治圖景之上。最近的風向將他帶入了共和黨陣營，使他成了法國大革命的堅定辯護者。這就是阿比蓋爾認為格里「腦袋裡有根歪筋」的主要原因。亞當斯本人也警告格里不要將法蘭西此時發生的一切與美國獨立戰爭混淆。「法國人推行共和政府的能力，」亞當斯堅持認為，「還比不上費城街頭烈日曝晒下的雪球，連一個星期的時間都堅持不了。」儘管阿比蓋爾對格里有所保留，亞當斯還是希望讓格里加入和談代表團，以證明他的兩黨合作原則，同時也為了確保他能夠從自己信任的朋友那裡得到坦率的報告。

儘管如此，她還是密切關注著共和黨報紙上高度黨派主義的對話，並且定期向丈夫彙報反對黨的詭計和指控。當《曙光報》的一篇文章說亞當斯「老邁、醜陋、禿頂、瞎眼而且跛腳」時，她開玩笑說只有她一個人擁有這方面的私人知識，可以為他的身體狀況作證。公眾對「XYZ事件」的反應致使美國國內對法國支持者的敵意驟然升溫。阿比蓋爾高興地注意到威廉·科貝特的反傑斐遜社論出現在了《箭豬公報》上。這些社論將傑斐遜描述成「這個國家內部法國化那一派」的總頭目，而且是「美國督政府」的主要成員之一。她很高興地報告了人們在7月4日的祝酒詞：「願約翰·亞當斯能夠像參孫一樣，用傑斐遜的顎骨殺死成千上萬的法國人。」她告訴亞當斯在費城街頭流傳的舉行支持法國的遊行示威計劃，據說組織者正是「所有大惡棍中的超級惡棍，背叛祖國的賣國賊——陰間的卑劣之徒傑斐遜」。她預測，共和黨領袖們「將……最終在公眾眼中獲得類似於獨立戰爭親英分子的地位」。

傑斐遜與麥迪遜的合作在這個極度不穩定的時期達到頂峰。這個頂峰就是他們一唱一和地起草了《肯塔基決議案》和《弗吉尼亞決議案》。傑斐遜於7月2日和3日到蒙彼利埃拜訪麥迪遜，討論如何應對《懲治叛亂法》（第二天參議院就通過了這部法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聯邦黨人認為這是慶祝7月4日獨立日的最佳方式。）他們一致認為必鬚髮動一次宣傳攻勢，反對傑斐遜所稱的「巫婆的統治」。當年8月和9月，傑斐遜一個人在蒙蒂塞洛撰寫了後來人們所稱的《肯塔基決議案》。其中的主要觀點是，《懲治叛亂法》是違憲的，因為它侵犯了各州公民控制自己內部事務的天賦權利；每個州「在這份協議規定的情況之外都有一種天賦權利」——在憲法沒有特別指明屬於聯邦政府管轄範圍的那些情形下——「來推翻其他人對屬於它們的權力的僭奪」。這是關於州權的最為經典的表述方式。此外，他還提出了一個總觀點：聯邦法律可以被各州宣布為無效，而且若聯邦國會或者法院蔑視它們的決定的話，它們還擁有退出（傑斐遜稱之為「分離出」）聯邦的合法權利。如果說《懲治叛亂法》是對公民自由的嚴重威脅，那麼傑斐遜的響應則是對聯邦政府統治權以及整個聯邦命運的嚴重威脅。

若后見之明讓我們可以客觀描述當時的歷史環境（這種歷史環境反過來又決定了限制亞當斯總統政策的歷史參數）的話，那麼它還要求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歷史環境的主要參与者中，沒有哪個人擁有超凡的洞察力，從而能夠讓他們看清楚歷史到底為他們準備了什麼。（他們相信自己正在創造歷史，沒有任何其他道路可走。）實際上，聯邦政府的政治制度和權威性還太幼嫩、不成形，根本無法有效應對這個新生國家內政外交方面的種種挑戰。

阿比蓋爾讓自己的回信與丈夫內心對註定之事的漫長求索契合起來。沒有錯，總統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一個最令人不快的位置：充滿了荊棘，到處都是牢騷，總有人來挑你的錯，對你誹謗中傷、謾罵詆毀」。但是（她迎合亞當斯內心的反轉），「上帝之手必須有人去接納，註定之事必須有人去完成」。這是否意味著，她願意讓亞當斯成為總統候選人，並且若他當選，她也樂意接受呢？阿比蓋爾拒絕回答這個問題，直到1796年冬末才鬆口。「我的雄心是不要做羅馬的頭號人物。」她略帶羞怯地說道。她唯一的政治雄心就是「統治我丈夫的心靈。那是我的王位所在，而且在那裡我可以擁有絕對權威」。若亞當斯被選為總統，那麼這是對他一生為國家服務的「過度卻光榮的獎賞」，而他自然需要一個「會圍繞著你，打理你的鬢角，照料你的咳嗽，併為你沖一杯熱咖啡的妻子」。亞當斯的回信簡直是狂喜不已：「嗨！嗬！哦，親愛的！我願永遠做你最貼心的朋友。」有她站在自己身邊，亞當斯就根本不需要什麼內閣了。

麥迪遜從來沒有像傑斐遜那樣對亞當斯有過什麼個人好感，因此讓他來領導醜化亞當斯動機和品格的行動，會容易一些：

1777年大陸會議決定讓他到巴黎與富蘭克林會合，同法國就聯盟事宜進行談判。他在1779年回國了幾個月，剛好讓他有時間幾乎是單獨起草馬薩諸塞州州憲法。接著他就回到了巴黎，繼續就結束這場戰爭的和平條約進行談判。這次經歷造成了他對富蘭克林的終生敵意：富蘭克林發現約翰·亞當斯有著令人不可忍受的嚴厲，而且過於勤奮。（亞當斯認為，富蘭克林對法國動機的看法過於天真：法國當然是反英國的，但是它並不親美；他還認為富蘭克林過於陶醉於自己作為在巴黎的終極美國人的地位。）直到1788年，他都待在歐洲，首先是與傑斐遜共同就新生美國的法律承認問題以及從阿姆斯特丹的荷蘭銀行那裡貸款等事宜進行談判，接著作為美國派駐聖詹姆斯王朝的第一任公使來到倫敦。正是在這裏，他的這個長久信念得到了確認：英格蘭「對我們的在乎還不如其對塞米諾爾族印第安人的在乎」。他無法出席制憲會議，這讓所有人都感到遺憾，因為他和麥迪遜被認為是美國國內在政府問題上最有學問的兩個人。他利用自己在倫敦的閑暇時光寫下了長達三卷的政治哲學著作，題目是「為美利堅合眾國憲法辯護」，該書強調了強勢行政部門、兩院制立法機構和制衡原則的優點。他及時回到了美國，從而被選舉為美利堅合眾國第一任副總統，這被大部分觀察家，包括亞當斯本人在內，解釋為民眾對他為美國獨立做出的歷史貢獻的承認。美國那些偉人中，富蘭克林已經年邁體衰，因而亞當斯此時得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

對傑斐遜來說幸運的是，肯塔基州立法機關決定刪除他的草稿中有關宣布聯邦立法無效的那部分，因為這種對聯邦法律的公開蔑視似乎是過度的，而且帶有不必要的危險性。麥迪遜更為理智一些的最終作為《弗吉尼亞決議案》發表的觀點，也在全國新聞界流傳，並努力實現著同一個目標——譴責《懲治叛亂法》。不過，麥迪遜並沒有宣布聯邦立法無效這樣的觀點。事實上，《弗吉尼亞決議案》將「外僑與叛亂法」描述為對憲法「令人擔憂的背離」，它們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論自由保障。麥迪遜沒有挑戰聯邦政府的權威，相反，他訴諸聯邦政府所提供的保障，並含蓄地表明，是聯邦法院而不是各州是憲法的最終裁判者。可以說，傑斐遜的思想路線從邏輯上是最終被南方邦聯於1861年採納的「憲法的契約理論」的開端，而麥迪遜的觀點則是現代司法審查原則以及憲法保障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原則的濫觴。

在亞當斯陣營中，沒有哪個人能夠認識到這是一次歷史的轉折，相反他們都認為這是一種道德墮落的不祥徵兆。亞當斯尖刻地說道：「傑斐遜有一個政黨，漢密爾頓也有一個政黨，而國家卻沒有。」如果道德本身不再是美國政治生活中的一種理想，那麼它在公共生活中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如果亞當斯式的政治家是一種時代錯誤（實際上正是如此），那麼亞當斯的總統任期正好是這種錯誤逐漸消逝的紀念碑。1800年2月，亞當斯簽署了《孟特芳丹條約》，正式結束了與法國的敵對狀態。讓他失去民心的政策和自己獨特的風格確實發揮了作用。現在，他帶著這種信念解甲歸田了。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已經「駕著船……進入了一個和平安全的港口」。

順著美國歷史回頭望去，我們很難發現還有哪個總統像亞當斯總統那樣，被一個外交政策問題以及國內對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巨大分歧所主導。實際上，亞當斯的總統任期可能是下面這種真實歷史現象的最經典例證：前任總統遺留下來的政治情況決定了后一任總統領導力的具體參數。也就是說，是歷史塑造了總統，而不是總統塑造了歷史。憑藉后見之明來看，傑斐遜對1796年的戰略估計越來越像一種真知灼見：不論是誰接任華盛頓的總統職位，他都註定要失敗。

1790年代，那種可以存在合法的反對黨的觀念尚未在政治文化中形成，因此政黨的演化發展是在將「政黨」視為污辱性詞語的環境下進行的。實際上，獨立戰爭的領袖們缺少適當的詞彙來描述他們正在創造的政治現象。而他們所繼承的語言卻將真正的政治差異和分歧固定在誇大和凸顯兩黨的不可調和性的框架之中。就像傑斐遜一樣，亞當斯認為這種僵局是一種相互信任的瓦解。「你可以為我作證，」他寫信給兒子約翰·昆西·亞當斯談論傑斐遜的反對黨時說道，「我是多麼不希望放棄他。帶著同樣的不願意，我不得不將他看作一個心靈已經被偏見拘囿的人……不論作為一個哲學家他是多麼的明智和科學，但作為一個政治家，他不過是一個孩子，不過是政黨的玩偶。」

因此，這兩個1796年總統競選的主要對手，不僅都擁有無可挑剔的獨立戰爭資歷，而且作為一個團隊而贏得榮譽。在獨立戰爭那一代中，有幾個推動了歷史發展的合作典型：華盛頓和漢密爾頓在獨立戰爭中的合作，以及後來在華盛頓第二任期內的合作；漢密爾頓和麥迪遜在撰寫《聯邦黨人文集》上的合作；麥迪遜和傑斐遜在協調共和黨反對漢密爾頓金融計劃和後來反對《傑伊條約》上的合作。但亞當斯-傑斐遜合作是所有合作中最偉大的一例，這部分因為他們兩人的重要影響力和相互對立的政治立場。在他們二人之間做出選擇，就好像是在美國獨立戰爭的大腦和心靈之間做出選擇一樣。

傑斐遜對這種不斷升級的政黨戰爭的解釋，是極富諷刺意味的，因為正是他推動了個人信任的最終崩潰，而且也正是他拒絕了亞當斯伸出的再續舊好的橄欖枝，從而徹底拋棄了黨派合作。但是，傑斐遜在這個方面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邊哀嘆長久以來一起共事之人的分裂，一邊親自築起加劇這種分裂的隔離之牆。聯邦黨人和共和黨人一樣，都指責對方是心胸狹隘的黨派主義者，從來沒有承認也從來沒有明確意識到，他們自己的行為也符合他們貼在敵人身上的黨派主義標籤。

根據憲法，副總統的職責有二：在總統死亡、生病或者被剝奪職位之時，執掌總統之位；在參議院中擔任臨時總統，只在需要打破參議院投票僵局時投票。在擔任副總統的八年中，亞當斯所投票數——至少三十一次，甚至可能多達三十八次——比之後任何一位副總統所投票數都要多。這部分是因為當時參議院的規模比較小，更容易出現僵局。但是，在亞當斯初次試圖參加辯論之後，參議員們決定副總統是不能被允許說話的。亞當斯在給阿比蓋爾的信中寫道：「每天都要聽別人說話達五個鐘頭，而且我還不能自由開口說話，這絕對是一種懲罰；特別是當我聽到的內容在我看來都是過於幼稚的、輕率的、沒有經驗的時候，就更是如此了。」這是一個巨大的諷刺：這個在大陸會議上不知疲倦地呼籲獨立的演說家，在新政府的立法機構中卻必須保持沉默。「我的職位，」他抱怨道，「對於一個自由之子來說，是一種過於嚴重的限制。」美國政治辯論的最大火山被要求只能私下裡爆發幾下。

幾天之後在宣誓就任副總統的儀式上，傑斐遜開玩笑說自己對議會程序的記憶已經生鏽了，這是一個明顯的信號：他打算將自己的時間花在觀看參議院辯論這種沒有什麼損害的事情上。在亞當斯於3月13日宣誓就任總統之後，亞當斯寫信告訴阿比蓋爾，華盛頓當時曾低聲囁嚅道：「啊！我現在已經完全退出，你卻完全進去了！看看我倆之中誰會是最快樂的人。」毫無疑問，華盛頓離職的場景佔據了媒體報道的主要篇幅。亞當斯告訴阿比蓋爾，這就好像「一個太陽已經完全降落，而另一個正在升起一樣（儘管不那麼絢麗多彩）」。有著更敏銳歷史直覺的評論家則注意到，行政權力的第一次交接進行得很順利，幾乎可以說是平淡無奇。傑斐遜在就職儀式結束之後馬上啟程返回蒙蒂塞洛，去組織他的「共和黨流亡政府」，並等待不可避免的災難落在他的老朋友亞當斯總統頭上。對亞當斯來說，他現在已經失去了傑斐遜這樣一位同事，而且聯邦黨人的內閣成員全都忠於漢密爾頓，他只剩下阿比蓋爾了：她是他可以真正信賴的唯一合作夥伴。他對她發出的帶有強烈愛意的呼喊之中，混雜著某種絕望成分。「我一生之中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需要你的建議和幫助，」他懇求道，「時局關鍵而危險，你必須在我身邊幫助我……你只能讓我們的農場隨風而去了。沒有你，我將一事無成。」九_九_藏_書

不幸的是，除了他們二人分開時的通信之外，我們對他們在一起時說了些什麼，毫不知情。在國會開會的那幾個月中，他們每周通信兩到三次，其中大部分內容都是輕鬆的私人內容。「任何男人，哪怕他已經六十歲了，都不應當一次離家超過三個月。」阿比蓋爾在他離開她回到費城后不久就寫信抱怨道。「哦，這樣的話我就可以將自己的頭靠在你的懷中了，」亞當斯回信時寫道，「但是你怎麼能提什麼『六十歲』呢？若我此刻就在你身邊的話，我馬上就可以向你證明我還沒到四十歲呢。」

傑斐遜和麥迪遜甚至試圖讓自己相信，亞當斯虛構了所謂的「XYZ事件」，目的是要動員群眾支持他宣布與法國開戰。傑斐遜和麥迪遜兩人還相互告知，塔列朗並沒有那麼愚蠢，也沒有那麼寡廉鮮恥，以至於會試圖從美國和談代表團那裡索取賄賂。亞當斯組織了「一次對法國政府的誹謗」，這是其「詐騙伎倆」的一部分。麥迪遜不認為亞當斯拖延公布關於索賄事件的文件是為了避免出現公憤而要求開戰的混亂局面，更不認為這是謹慎明智、富有政治家風範的決定。相反，他認為這是亞當斯為了製造最大殺傷力而精心設計的。「亞當斯先生願意與法蘭西和解的聲名確實是絕妙非凡的。」麥迪遜挖苦道。他的意思是，亞當斯完全不配享有這種聲名。當傑斐遜虛情假意地說，他的這位老朋友曾是獨立戰爭原則的忠實追隨者時，麥迪遜反駁道：「他在歷次演說中給出的每一個答案，都越來越暴露出他所真實追隨的原則……廢除英國王權看起來並不是他的獨立戰爭原則之一。至於他是否總是這樣坦白，只有那些在1776年了解他的人才最為清楚。」一句話，傑斐遜應當從懷舊的記憶中脫離出來。亞當斯就是個叛國賊。

毫無疑問，兩人之間存在重要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差異，這種差異構成了他們1790年代站在對立的黨派立場上的基礎。然而，兩人意氣相投，曾共同經歷過獨立戰爭和對他們的人生產生重要影響的事件，因此亞當斯和傑斐遜在個人情感層面的緊密關係超越了純粹的哲學思想上的差異。他們是經歷了1776年痛苦與歡欣的「兄弟會」成員。不管後來有什麼分歧，都不可能動搖這種根深蒂固的親密關係。他們了解、信任甚至熱愛對方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

傑斐遜是偉大的戰略家，麥迪遜是靈活的戰術家。「我將一直心甘情願地聽從你的命令，」1794年麥迪遜這樣寫信給傑斐遜稱，「而且，若情況需要我會繼續給你寫信。」傑斐遜當時剛剛開始在蒙蒂塞洛隱居，沉醉於自己的退休生活，而麥迪遜則剛剛回到費城的政治戰爭之中。麥迪遜的信重新開啟了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合作。而且，它還象徵著傑斐遜競選總統活動的開始，儘管傑斐遜本人並不知情，甚至還特意進行自我否認。

亞當斯總統面臨的所有內政外交挑戰，在傑斐遜和麥迪遜眼中，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他們在拒絕亞當斯拋過來的橄欖枝、承擔起領導反對黨的職責之後，馬上就將隊伍緊密團結在他們的信念之下，並將亞當斯所遭遇的幾次危機都看作瓦解聯邦黨人的絕好機會。他們真誠地認為，聯邦黨是一種有組織的、反對美國獨立戰爭真義的陰謀。「就什麼也不做、只爭取時間而言，我們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傑斐遜寫信給麥迪遜時說道，如何與法國交往，以及漢密爾頓派和傑斐遜所稱的「亞當斯派」在「聯邦黨陣營內的深刻分裂」，給共和黨帶來了政治優勢。共和黨的政治議程要想獲得勝利，聯邦黨人的政治議程就必須失敗。儘管亞當斯從來沒有完全屬於任何一個黨派範疇，而且最終決心讓自己與雙方都保持距離，但是作為聯邦黨內當選總統的領袖，他不可避免地成了共和黨有組織的反對行動的目標。

第一，他對漢密爾頓揮之不去的懷疑已經發展成完全的不信任，接著又演化成強烈的個人憤怒。兩年來，漢密爾頓一直躲在幕後向亞當斯的內閣發出各種指示。儘管亞當斯對這些東西有著模糊的認識，他卻並沒有太在意。畢竟，他從來就沒有怎麼注意自己的內閣。然而，1798年夏季，漢密爾頓勸說國會內的聯邦黨人授權建立一支數量龐大的「臨時軍隊」（後來被稱為「新軍」），規模在1萬～3萬士兵，以應對可能馬上就要到來的對法戰爭。亞當斯支持軍事準備的原因在於將它當作讓法國人看到美國政府堅定決心的外交手段。而且他強烈傾向於建立一支海軍，他認為海軍是「浮動的炮台和防衛屏障」。建立常備軍對他來說是一件具有內在危險性且非常昂貴的事情。「陸軍在任何地方都是昂貴的，」他向國防部長解釋道，「而在我們這個國家顯得比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加昂貴。」既然與法國的衝突發生在公海之上，有什麼必要的理由建立陸軍嗎？「目前來看，」他說，「法國陸軍到達美國本土的可能性比法國陸軍登陸天堂的可能性都要小。」

亞當斯的這種風格或許可以被稱為「開明的剛愎自用」，這種風格實際上是尋求各種機會來展示（往往是以惹眼的方式）他做出自我犧牲的高風亮節。他為被指控犯下「波士頓大屠殺」之罪的英軍辯護，並在離美國獨立尚有一年時召開的大陸會議上堅持認為美國已經獨立，而且還要求人們對總統職位持有一種更為尊崇的態度——儘管人們因此而指控他是一個君主主義者。這些全都是亞當斯風格的一部分，一種藐視傳統、充滿敵對意識的脾性，這種脾性使他易於被他人疏遠。（約翰·昆西·亞當斯以及亞當斯的曾孫亨利·亞當斯在下一個世紀中都表現出了這種風格，這表明這種脾性源於亞當斯家族血統之中。）亞當斯總統在1798年面臨的政治局勢恰好激起了他心中那種過度的道德感。儘管阿比蓋爾在整個過程中都伴隨他左右，但對亞當斯本人而言，這個過程是他與自己內心的魔鬼和懷疑情緒合作的過程，是他個人的獨立宣言。

隨後的幾個星期中，亞當斯和傑斐遜採取了兩種恰到好處卻完全不同的政治戰略，以應對他們在政治上有點尷尬的重修舊好。這兩種戰略都承認，不論誰繼任華盛頓的總統之位，都可能面臨無數問題，這部分是因為華盛頓第二任期內外交政策上的深刻分歧，但更重要的是因為上天註定了華盛頓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美國人，是無法替代的。雖然始於這個共同的起點，但這兩種戰略之後卻走上了完全對立的行為路線。

歷史正是如此，因為亞當斯派出的那個代表團最終與法國達成了終止美法「准戰爭」的外交協議，亞當斯的決定成了華盛頓外交思想的第一次實質性行動。而且，它也成了美國獨立於歐洲戰爭的先例，而這個先例將在隨後的一個多世紀中影響著美國的外交政策。然而，在當時黨派戰爭如火如荼的環境下，亞當斯的單方面行為無異於一種政治自殺。「他承受了一個不受歡迎的措施給他帶來的全部壓力，」阿比蓋爾說道，「他知道這種壓力……會以連珠炮一樣的謾罵落在他的頭上。正如他預想到的，他被政敵辱罵、誹謗。這種局面在當時就已經想到了。然而，對他這一決定的最大反對聲卻來自他的朋友圈。」阿比蓋爾的意思是，亞當斯選擇了疏遠聯邦黨人的主流政策，聯邦黨人的主流派也將其政策看作親法之舉，而且只有傑斐遜及其共和黨人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箭豬公報》的社論也已經轉向反對亞當斯了。聯邦黨人中盛傳的流言說，他們這位昔日黨派領袖已經完全心智失衡了。（亞當斯得意揚揚地寫信給阿比蓋爾說，他現在可以用《懲治叛亂法》來查封聯邦黨人的新聞機構了。）他是那種不歸屬於任何黨派的總統。

他的聲譽被兩個幾乎是災難性的挫折損害了，其中一個是他無法控制的，另一個則要歸咎於他自己的反覆無常。前一個挫折是，亞當斯不幸成了他所描述的「人類曾經發明或者想象過的最不重要職位」的第一個佔據者。後來擔任副總統的那些人不斷補充和延長著那種半幽默式的抱怨：副總統就是被囚禁在了肅穆莊嚴的政治監獄之中（例如，「這個職位連一桶唾沫都不值」），然而是亞當斯最先編造出那些笑話的，因為他是第一個經歷這種矛盾的美國著名政治家：儘管離最高權力只有一個心跳的距離，卻只能在政治的死胡同中憔悴凋萎。

接著，亞當斯心中看到了整幅恐怖的圖景。漢密爾頓的目的是讓「新軍」成為他個人的權力工具。毫無疑問，要請華盛頓出山來擔任這支軍隊的總司令，然而同樣可以預見的是，已經年邁的華盛頓將軍肯定會將實際的指揮權交給他以前的副官。亞當斯懷疑，這個他以前不信任、現在極端厭惡的漢密爾頓，認為自己就是美國的拿破崙，準備宣布軍事管制法律，並且以國家的唯一拯救者的面目出現。阿比蓋爾贊成亞當斯的想法，並稱漢密爾頓是「波拿巴第二」，懷揣著不可告人的建立帝國的野心。（若他們能夠讀到漢密爾頓的私人通信，他們可能會發現，漢密爾頓的計劃是非常宏大的：他計劃讓自己的遠征軍挺進弗吉尼亞，像對待「威士忌暴動」一樣鎮壓在那裡負隅頑抗的共和黨人；接著軍隊取道路易斯安那地區，進入墨西哥和秘魯，將所有居民從法國人和西班牙人的統治之下解救出來，並讓他們成為不斷擴大的美利堅合眾國的公民。）儘管亞當斯贊同「外僑和叛亂法」，但漢密爾頓帶領這樣一支軍隊的可能性將使整個共和政府完全被一種經典的終結行為扼殺，也就是軍事獨裁。沒有人比亞當斯更清楚這種歷史發展模式，也沒有人，甚至是傑斐遜，比亞當斯更加痛恨漢密爾頓。阿比蓋爾說亞當斯決定與法國政府重啟談判是「政策上的大手筆」，因為這個決定避免了與法國的戰爭，從而一舉瓦解了漢密爾頓建立陸軍的理由。

由於當時不存在任何組織完整、充分的現代政黨體系，亞當斯就將自己的兩黨政府計劃以肯定會被媒體挖出來的信件和談話的方式，非正式地透露出來。傑斐遜就是這樣知道了亞當斯正考慮採用一種大胆的策略，來應對總統任期內最為嚴峻的問題。比如，派一個類似傑伊使團的代表團到法蘭西，這次是商談一個旨在避免與另外一個歐洲強權發生戰爭的條約。而且，亞當斯也讓人們知道，他正考慮讓傑斐遜或麥迪遜來領導這個代表團，即將共和黨的領導層納入外交政策的制定程序中來。當麥迪遜聽說了這個傳言時，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報紙上說，要派一個特派公使到法蘭西去，」他寫信給傑斐遜，「而且那個人就是我。我沒有理由認為這個故事的前半部分有什麼真實性，而後半部分也純粹是天方夜譚。」

能夠為這個問題提供一個清晰答案的法律框架當時還不存在。就現代標準而言，傑斐遜積极參与發動反亞當斯輿論的行為，以及向諸如貝奇這樣的親法激進分子泄露情報的做法，幾乎已經構成可以彈劾的叛國罪行了。然而在討論《傑伊條約》期間，漢密爾頓也對親英分子有過不謹慎的信息泄露行為。而且，他在幕後秘密指示亞當斯內閣的行為也瓦解了行政部門的權威，若在現代這種行為可能早已讓他進監獄了。然而，當時距離憲法的通過和批准才十年的時間，到底什麼是叛國或者煽動叛亂還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在沒有得到歷史認可的情況下，關於這方面的判斷就更成問題了。由於在美國獨立戰爭宗旨和憲法所確立的原則上缺乏一致意見，聯邦黨人和共和黨人都不過是漂浮在一片相互指控和黨派偏見的海洋之上而已。中心之所以不能控制局勢，是因為根本就不存在什麼中心。

儘管我們並不能肯定，但確實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在說服亞當斯支持被統稱為「外僑和叛亂法」的四項立法上，阿比蓋爾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些臭名昭著的立法無疑是亞當斯擔任總統期間犯下的最為嚴重的錯誤。它們的目的是要將在國外出生的居民驅逐出境或者剝奪他們的公民權。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是法國人，他們傾向於支持共和黨人。而且，它們還規定發表「反對美利堅合眾國的任何虛假的、誹謗性的、惡毒的作品」的行為將構成犯罪。亞當斯直到臨終之際還在宣稱這些法律從來沒有得到他的支持，它們的主要支持者是國會中的聯邦黨人激進分子，他很不情願地在這些法律上籤了字。

接著，他們還談到了有關總統選舉的敏感問題。儘管沒有明說，亞當斯知道——這意味著阿比蓋爾也知道——總統職位是對他在獨立戰爭中的貢獻的正當獎勵。沒有其他任何人（或許除了傑斐遜以外）能夠與他對獨立事業的貢獻相提並論。如果他不是將副總統之位作為獲得總統職位的墊腳石，他憑什麼願意在那黃金般的年代沉寂于副總統職位的陰影之中呢？就像傑斐遜一樣——實際上，就像那個時代每一位自尊自重的政治家（或許伯爾除外）一樣，亞當斯根本就沒有競選這個職位的意圖。（伯爾有這種意圖，而且採取了行動。）「我決心在這個愚蠢而邪惡遊戲中，做一個沉默的旁觀者，」亞當斯向阿比蓋爾解釋道，「並且將它當作一出喜劇、鬧劇或者一次體操表演來欣賞。」接著，他補充說明了自己的一個坦率想法：「但我不知道不擔任總統我該怎麼生活下去。」

在國內事務上，亞當斯繼承了一種過度緊張的政治氣氛，其與國際層面上混亂爭鬥的不祥和棘手相比，可謂毫無二致。在多個意義上，這確實是一種史無前例的局面：他的副總統實際上是反對黨領袖；他的內閣只忠於對華盛頓的記憶，其中幾個成員認為此種記憶就體現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身上——當時漢密爾頓已經正式退出政府；政治黨派正逐步固化成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陣營，可是任何一方都沒有將對方視為除背叛者之外任何其他東西的語言力量或精神力量；整個共和政府實驗的核心信念——這種信念認為內政外交政策的權威性源於公共輿論——將一種全新的影響力賦予read.99csw.com媒體，而媒體當時卻還沒有發展出任何穩定的行為規則，以區分謠言和真實報道。這是一劑製造政治混亂的藥方，像華盛頓那樣的堅韌不拔者要控制這種混亂都必須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任何其他人，包括亞當斯在內，都根本沒有多大的成功機會。

死去的是亞當斯的政治觀和自我認知。這種政治觀和自我認知認為，共和國有一種長遠的集體利益，這種利益應當與黨派主義分離開來，而且應當讓它完全不受政治的影響；而美國政治家的責任就是要讓公共利益獲得神聖地位，同時還要有意識地忽略和愉快地遺忘特定選區的黨派主義訴求。1800年以後，亞當斯所謂的「君主主義原則」已經在美國政治文化中消亡了，與之一同逝去的還有華盛頓和亞當斯對「黨派主義道德」的強烈蔑視。這種蔑視從來都取決於在獨立戰爭年代的資歷（那些親自參与了國家創建過程的人被視為可被信賴的或會以負責任的方式行事），但隨著人們對獨立戰爭的記憶逐步淡化，那些信任光環也逐漸褪色了。當然，傑斐遜可以而且的確是那個「兄弟會」中的一員，然而他被選為總統卻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人民」已經取代「公眾」，成了政治智慧的主要來源。沒有哪個領袖能夠可信地宣稱自己將超越黨派爭議。正如傑斐遜在華盛頓下台時所領悟到的，美國總統自此以後必須永遠是某個政黨的領袖。

因此，從傑斐遜的角度來說，亞當斯建議的實質就是他倆聯合起來，背靠背地站在那片死亡區域內。傑斐遜的第一直覺就是接受亞當斯的邀請。在祝賀亞當斯獲得選舉勝利並明確告知他「我從來沒有在任何時候希望出現與此不同的結果」之後，傑斐遜對政府必須妥善協調黨派紛爭提出了警示。「自你在《巴黎條約》上簽字以來，」傑斐遜以不祥的口吻指出，「我們的視野之內從來沒有如此陰霾密布。」然而，他感到很高興，也很榮幸自己能夠發揮建設性作用，以推動國家度過這段困難時期並復興「1776年精神」——「當時我們正在為祖國的獨立而戰」。他結尾處做了一個模糊的許諾，表示要再續從前的合作關係。

除了追隨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英雄這個極為艱巨的任務之外，亞當斯還面臨雙重的兩難境地。一方面，國家已經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上與法國私掠船展開了一場未公開宣布的戰爭。最主要的政策問題是顯而易見的：美利堅合眾國到底應當宣布與法蘭西開戰，還是尋求外交解決？亞當斯選擇了后一種路線，就像華盛頓一樣，他願意以任何代價來維持美國的中立。除此之外，他還開始建立海軍，這將使美利堅合眾國有能力進行防禦戰爭——如果與法蘭西的談判以失敗告終。

第二，亞當斯從身處普魯士的兒子約翰·昆西·亞當斯的報告（這些報告是建立在約翰·昆西·亞當斯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關係網路之上）中發現了新證據，這些證據表明塔列朗現在渴望與美利堅合眾國維持和平。1799年1月亞當斯的次子托馬斯·波爾斯頓·亞當斯從歐洲返回美國，帶來了約翰·昆西·亞當斯提供的最新文件，這些文件表明塔列朗不僅會接待美國和平代表團，而且還可能對美國在過去三年中損失的船隻貨物進行賠償。不論亞當斯2月做出的決定在外人看來是多麼衝動，該決定實際上是亞當斯以自己的親兒子——具有戰略意義的、最值得信賴的心腹——提供的外交建議為基礎，並經過認真思考而得出的結果。

儘管傑斐遜更了解實情，但他還是附和了麥迪遜的觀點。他將流傳在國會走廊中的謠言告訴了麥迪遜，這個謠言的大意為曾經有人聽見亞當斯宣布，「這就是我對法國的不信任之所在，他們一旦同意與我們達成一項對我們如此有利的條約，我認為拒絕這個條約就是我的責任所在」。（實際上，亞當斯當時正在聽取格里關於與法國重啟和談的懇求。）流傳在費城街頭的另一個謠言也沒有逃過傑斐遜的耳朵：華盛頓已經放出話來，說他不贊成亞當斯的外交政策。（實際上恰恰相反，華盛頓認為亞當斯的外交政策有效實踐了他長期遵循的美國中立原則。）另一個謠言又說，亞當斯正暗中破壞將首都遷到波托馬克河的計劃（這同樣是不真實的）。接著，當1799年2月亞當斯出人意料地宣布要向法國再派一個和談代表團時，傑斐遜告訴麥迪遜，這個「千里挑一的決定」是亞當斯迫不得已而做出的。傑斐遜掌握的可靠證據表明，塔列朗已經威脅泄露亞當斯此前的和談計劃細節，並以此要挾亞當斯就範。「請注意，我說的這一點不過是猜測而已，」傑斐遜告訴麥迪遜，「但是這種猜測是以我們眼皮底下的眾多文件和種種跡象為依據的。」（其實，所有文件和跡象都是虛構的。）

麥迪遜不聲不響地組織著共和黨人旨在讓傑斐遜接替華盛頓的活動。1795年10月阿倫·伯爾造訪蒙蒂塞洛，目的是討論將紐約的選舉人票拉到傑斐遜一邊，並以此作為讓他競選副總統的交換條件。其他一些共和黨活躍人物，比如眾議院發言人約翰·貝克利，則集中處理另一個關鍵州——賓夕法尼亞州——的各個政治派別。另一邊，聯邦黨人的編輯和辯論家則開始對抗這場為傑斐遜開展的競選運動，並大力進行反傑斐遜的輿論宣傳：擔任弗吉尼亞州州長時，面對不列顛軍隊他沒命地逃亡，顏面掃地；他是一個頑固的親法派；他是一個理論夢想家，「更適合於在大學里做教授，當哲學社團的主席……但顯然不適合擔任一個偉大國家的第一號人物」。當這一切在傑斐遜身邊如火如荼地進行時，他卻坦言自己對參加總統競選毫不知情。他可以將手放在聖經上發誓自己從來沒有被告知這些計劃中的任何一個。

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傑斐遜真誠地認為——麥迪遜也強化了他的這種信念——聯邦黨人正在全國範圍內實施的政策和計劃（它們構成了聯邦政府的龐大議程，這個議程讓美利堅合眾國與英格蘭而不是法國更接近）代表了對「1776年精神」的背叛。「外僑與叛亂法」的通過以及新軍的建立，更加確認了聯邦黨人的政治議程違反了美國獨立戰爭的主要信條這一事實，這些使人們聯想起英國議會對殖民地新聞界所施加的限制，以及當年駐紮在各個殖民地大城市內的英國軍隊。對這些措施的反對，在以前被視為美國人民合法表達異議，現在怎麼可能是叛國行為呢？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亞當斯夫婦合作的最後一項重要責任是，監督將聯邦政府遷移到波托馬克河的整個過程。儘管行政部門的全部資料不過就7個箱子，但阿比蓋爾還是對最後這件雜事所帶來的身體負擔十分不滿。她同樣對總統府內寒冷的、幽暗的、尚未完工的房間深感不滿。此後的幾個星期中，傑斐遜能否成為下一位長期住戶尚不清楚，因為最後的選舉人票統計結果表明，傑斐遜和伯爾所得票數相同。有謠言稱，亞當斯當時打算馬上辭職，好讓仍然是他的副總統的傑斐遜接任他，從而阻止一場憲法危機。亞當斯放出話來，說選舉人選擇的明顯是傑斐遜，而且傑斐遜也明顯更加優秀一些，而伯爾「就像一隻氣球，裏面充滿著可燃氣體」。最終，眾議院在第36次投票中選擇了傑斐遜擔任總統，危機過去了。

由於一連串的壞運氣、糟糕的時機把握及其共和黨敵人高度集中的政治戰略，亞當斯卻意外獲得了不錯的選票統計結果。他的表現遠勝於聯邦黨人在國會議員選舉中的表現，那些聯邦黨人在共和黨人取得壓倒性勝利的情況下失去了眾議院中的席位。除去紐約州，他贏得的選票數實際上比他在1796年贏得的多。由於阿倫·伯爾精明的政治操作，紐約州的12張選舉人票全部投給了傑斐遜。早在1800年5月，阿比蓋爾（她是亞當斯一方選定的計票人）就曾預言「紐約州將是決定選舉天平傾向的關鍵」。根據最後的統計結果，她的丈夫以65票比73票落在了傑斐遜和伯爾之後。

與此同時在昆西市，這個朋友正帶著自己的政治野心玩著策略。亞當斯的夥伴是阿比蓋爾，她的政治直覺能夠與麥迪遜的非凡技巧比肩，而且她對丈夫情緒化天性的了解超過其他任何人。她是他的紅顏知己，是他可以將自我懷疑、虛榮心和內心想法和盤托出的唯一對象。然而現在，傑斐遜已經走到了對立面，而且他們的友誼已經弱化到禮貌地儘力迴避交往的地步，阿比蓋爾成了亞當斯的主心骨，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成了他唯一的合作夥伴。亞當斯每年都有長達九個月的時間離開費城，除了費城夏季令人窒息的熱浪、每年的黃熱病以及讓他感到厭惡的工作等原因之外，還因為他需要到她的身邊去。

第三，從蔑視兩黨政治議程的獨特行為原則中，亞當斯獲得了深刻的個人滿足。再次向法國派遣和談使團使他不再受民眾歡迎，使大多數觀察家認為這是一種政治自殺。這些反而讓他堅信：這個決定是正確的。在他看來，設計總統職位的目的就是要讓總統超越政黨爭吵，並超越各個政黨所認定的所謂的國家利益。更具說服力的是，其最大能量的最充分展示總是發生在（他所理解的）長遠公共利益與眼前政治情勢相衝突的時候。

亞當斯的幾個最親密朋友——塞繆爾·亞當斯、埃爾布里奇·格里、本傑明·拉什、莫西·奧蒂斯·沃倫——都是熱誠的共和黨人，卻依舊被他信任。他特別願意寬恕或者忽略政治分歧，只要對方是1776年「兄弟會」的成員之一。正如菲舍·艾姆斯所言，他「內心有一種獨立戰爭情結，而且崇拜被獨立戰爭……合法化的人格、原則和方式，並且……對任何在獨立戰爭年代找不到基礎且不在當時就已贏得的聲望嗤之以鼻」。根據這個標準，比起那些只不過是這出獨立戰爭歷史劇勉強的或邊緣的參与者（堅定的聯邦黨人），傑斐遜是一個更可靠的同事。「他（傑斐遜）的才能我非常了解，」亞當斯在給格里的信（他知道這封信肯定會傳到蒙蒂塞洛）中寫道，「而且，我從來都相信他的榮譽和真誠，他對祖國和朋友的熱愛。」

但是，這個傳言是真實的。阿比蓋爾支持這個計劃，而且這個想法可能又是她首先提出來的，儘管亞當斯夫婦之間的通信內容十分親密無間、重疊交叉，使我們根本無法確定誰是這個計劃的主導者。當這個試探氣球飄到另外幾個忠實的聯邦黨人那裡時，他們也不相信；因為在他們看來，它就好像故意將特洛伊木馬放入聯邦黨人的城堡中一樣。亞當斯聽到了聯邦黨人的反應並告訴阿比蓋爾，若這種反應太過頑固，那麼他將威脅「辭去總統職位，並讓傑斐遜來領導人民走向和平、富裕和強大，只要他願意」。無論如何，他確信兩黨協作將使制定完全中立的外交政策更具可能性，這種政策正是華盛頓試圖確立而且也是美國人民所需要的。「我們將既沒有約翰牛，也沒有路易狒狒。」他向阿比蓋爾開玩笑地說道。他對兩黨中不贊同其想法的那些人的回答是一個蔑視群雄的片語：「閉嘴」。

作為一個資深的傑斐遜觀察家，亞當斯對這位朋友離開公共生活的決定表示了懷疑。「傑斐遜認為這樣做就可以獲得一種謙虛、溫和、恭順的美名，完全沒有任何野心或虛榮心，」他向約翰·昆西·亞當斯解釋道，「他自己甚至可能自欺欺人地相信了這一點。但是若有機會到來，整個世界將會看到，他自己也會感到，他實際上像奧利弗·克倫威爾一樣野心勃勃，儘管沒有能力成為軍人。」在某種意義上，亞當斯所表達的意思是，他比傑斐遜本人還明白是什麼樣的心理力量促使傑斐遜歸隱蒙蒂塞洛。儘管傑斐遜窮盡複雜的推諉手法使人們無法看清他的內心對話，但亞當斯已經感覺到傑斐遜的退出只是暫時的，這兩個老同事不久之後就要展開爭奪總統職位的戰鬥了。偉大的合作註定要成為偉大的對抗。

讓事情變得更糟糕的是，他在參議院的職責還使他遠離了內閣討論。華盛頓很少就政策問題諮詢他，明顯是認為副總統職位是參議院中的職位，因此讓亞當斯參与行政決策過程，就違反了權力分立原則。當被朋友們問及他遭到總統內閣孤立的情況時，亞當斯往往敷衍地以憲法原則回應。「行政權力完全不在我的職權範圍之內，」他說道，「因此若我捲入其中的話，將讓局面變得非常微妙，因此我儘力避開它。」他十分渴望被內閣諮詢，但是也過於自傲，不願意把自己往前推。他堅定地支持了華盛頓政府的所有主要計劃，包括漢密爾頓的金融計劃、鎮壓威士忌暴動、《中立宣言》以及《傑伊條約》，儘管他對這些計劃的制訂幾乎沒有任何影響，而且私下裡還對漢密爾頓與銀行家和投機者的關係頗有保留。很難想象，這個從來都富有戰鬥精神的、極易衝動的美國獨立鬥士變得無關緊要、不為人注意，然而，這就是副總統職位使他陷入的困境。

當亞當斯對華盛頓沒有受過什麼正式教育且對經典著作缺乏了解進行嚴厲評論時，阿比蓋爾斥責了他：華盛頓是除了她丈夫以外唯一能夠保持客觀的人，因此不應當在他背後說三道四。若是其他人如此直接地糾正他的錯誤，亞當斯肯定會像維蘇威火山一樣爆發了。然而，由於這種政治建議來自阿比蓋爾，他打心底里表示歡迎。「將更多的建議告訴我，」亞當斯懇求道，「這比我在整個星期聽到的國會辯論都更富有成熟的思想、優雅的風格和傑出的智慧。」阿比蓋爾認為此種讚揚完全是為了取悅她。「我的信是多麼混雜不堪啊——政治、家裡的瑣事和農業上的趣聞——請你用它們來點燃你的雪茄煙吧。」然而，他盡情品嘗它們，並將它們全部保存了下來。

12月28日，傑斐遜給亞當斯寫了封祝賀信，對「曾經發生的或被人設計好的各種旨在分裂我們的小事情」表示遺憾，並且否認自己有任何捲入總統競選的意願。「我沒有統治人的野心，」他解釋道，「這是一件痛苦且不討好的差事。」他還不厭其煩地駁斥那些有關他不願意在老朋友兼對手的手下供職的謠言。「我可以明確地說，我沒有任何拒絕擔任亞當斯先生副手的情緒。我一生之中都是他的副手，在大陸會議上是他的副手，在外交戰線上是他的副手，而且在我們的文官政府中也是他的副手。」昆西市內，阿比蓋爾正反覆強調她的持久信念：相信傑斐遜會重新和她的丈夫交好。「你知道，」她對亞當斯說道，「我和那位先生的友誼已經經歷了他的錯誤和缺點的考驗——我對他的缺點和錯誤並非視而不見。我相信他還是我們的朋友。」

儘管在華盛頓第二任期內聯邦黨人和共和黨人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政治分野，而且新聞界里那些狂熱的評論者也以黨派主義的方式相互猛烈攻擊，但是政黨標籤和以具體問題為導向的公共平台的重要性，仍然比不上候選人的獨立戰爭資歷。二十年過去了，對「1776年精神」的記憶依舊清晰，擔任總統的主要條件依舊是個人在1776～1789年獨立鬥爭中所扮演的歷史角色。只有那些在這項事業風雨飄搖之際，勇敢站出來並在全國範圍內推進這項事業的政治領袖，才有資格成為美國總統。

曾經，這兩種完全不同的風格確實磨合得不錯。亞當斯和傑斐遜在華盛頓的第一個任期內保持著真誠的關係，儘管幾乎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他們站在聯邦黨人和共和黨人正逐步擴大的裂縫兩端。亞當斯因居副總統之位而幾乎被封住了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傑斐遜儘管私下建議麥迪遜如何能最好地對抗漢密爾頓的金融計劃，但他同時是華盛頓政府的一員，這種局面對維持他們的友誼也有所幫助。1793年，亞當斯加入美國哲學學會時，是傑斐遜陪他去的。亞當斯對阿比蓋爾說「我們依然關係很好」，意思是他們之間的友誼維持下來了。不過，只是勉強維持下來。

費城新聞界流傳的說法表明，亞當斯之所以會如此衝動地做出這個決定，是因為那位機敏非凡的妻子當時不在他身邊，無法勸說他不要做出這個決定。決定前的兩個月中，不論是在公開的還是私下的場合，亞當斯都一直抱怨自己比一個「遁世者」強不了多少，而且他「很希望健談的妻子能在身邊」。阿比蓋爾注意到《箭豬公報》上有一篇社論對她不在亞當斯身邊表示遺憾。「我想，」她寫信給亞當斯時說道，「他們將希望利用某個人來保持公共對你的興趣。」亞當斯宣布派遣新和平使團的行為再次證實了若沒有阿比蓋爾，亞當斯不是喪失了心態平衡，就是完全失去理智。亞當斯拿這些說法開起了玩笑。「它們應當能夠滿足你的虛榮心，」他寫信給阿比蓋爾時說道，「這樣你就可以安心養病，重回我的身邊。」阿比蓋爾也同樣以開玩笑的口吻回信，但是發出了支持亞當斯決定的明顯信號：「若真這樣的話就好極了。可是，這位老婦人會告訴他們，他們錯了，因為她認為這個措施是政策上的大手筆。」

如果說亞當斯家庭內合作所發揮的主要作用是將他隔離起來，並最終讓他遠離兩黨之間的意識形態戰爭，那麼傑斐遜和麥迪遜之間的合作所發揮的主要作用是，製造一些東西來強化各自對亞當斯總統的攻擊，這種攻擊往往不惜放棄最基本的事實準確性。在他們心目中，國家面臨著巨大的政治危險，聯邦read.99csw.com黨人帶來的威脅已經使整個共和政府實驗處於危險之境，這場戰鬥是一場殊死搏鬥，僅將對方當作俘虜關押起來是不行的。他們讓自己相信，亞當斯就是敵人，並用所有的證據來證明這個頑固不化的、極端成問題的信念。

當麥迪遜就憲法問題發表言論或者寫下文字時，傑斐遜總是言聽計從。他向弗吉尼亞州的共和黨人一再強調，他堅信「我們聯邦契約中的真正原則」將所有內政問題留給了各州；若聯邦國會未能廢除《懲治叛亂法》，「我們就應當從那個我們如此珍視的聯盟退出來，而不是放棄我們所保留的自治權利」。然而，傑斐遜於1799年9月造訪麥迪遜之後，他同意軟化自己在退出聯邦上的立場。「這不僅是因為我尊重他的判斷，」正如他自己所言，「還是因為除了出現大量嚴重侵犯州權的情況之外，我們不應當說什麼從聯邦分離出去的話。」或者，按照他寫在《獨立宣言》中的文字，只有在發生「一系列濫用職權和強取豪奪的行為」之後，才可以談論退出聯邦的問題。麥迪遜謹慎且不聲不響的干涉將傑斐遜從那些革命式分離主義的暗示中解救出來，並且巧妙掩蓋了他們在憲法上的巨大分歧。他們合作的需要和團結一致對付聯邦黨人的需要，戰勝了他們在美利堅合眾國聯邦主權範圍上的水火不容。

政治生活中只有幾個普適法則，其中一個法則指導了共和黨人在亞當斯總統任期最後一年的行為。這個法則就是，當你的敵人正在忙於自我毀滅的活動時，不要去干涉他們。在聯邦黨人開始根據《懲治叛亂法》對共和黨人的編輯和作家發起控訴時（當時一共提起了十八項指控），這一點就已經非常明顯了：人們普遍認為這種起訴就是一種政治迫害。大部分被告人成了當地的英雄人物或者國家的烈士。麥迪遜馬上總結說：「我們的公共疾病可能會不治自愈。」意思就是，聯邦黨人的律師以如此厚顏無恥的黨派主義指控和襲擊共和黨人的歷史觀，只能促使人們轉向他們所試圖扼殺的事業。而且，對外國人的指控也使得聯邦黨人後院起火：原來堅定支持聯邦黨人的紐約州愛爾蘭移民和賓夕法尼亞州德國移民，現在大規模地轉向支持共和黨人。

他倆是不諧和的一對，但是每個人似乎都認為歷史將他們聯結到一起。所有人一眼就能看出兩人之間的不諧和：亞當斯是一個又矮又胖、勇於承認錯誤的新英格蘭人，而傑斐遜則是一個又高又瘦、端莊寡言的弗吉尼亞人；亞當斯易怒、好鬥，而且能言善辯，他最喜愛的交談形式就是辯論，而傑斐遜則總是冷靜、自我克制和謎一樣的人，他認為辯論是對他自己腦海中自然和諧之音的違背。我們可以繼續羅列下去：一個是北方佬，另一個是南方種植園主；一個是辯論家，另一個是作家；一個是一隻牛頭犬，另一個是一隻灰狗。他倆是美國獨立戰爭那一代中最奇怪的一對。

事實情況是，一場非常戲劇化的面對面遭遇戰推動了情節發展。1797年3月6日，亞當斯和傑斐遜與華盛頓一道在費城的總統府進餐。亞當斯了解到，傑斐遜不願意加入內閣，而且傑斐遜和麥迪遜都不願意加入去往法國的和談使團。傑斐遜了解到，亞當斯正在與那些聯邦黨人顧問搏鬥，那些人反對傑斐遜在政府中發揮任何顯著有力的作用。吃完飯之後，他們一起沿著市場街走到第五大街，那裡與傑斐遜起草《獨立宣言》的地點只隔了兩個街區：大約在二十一年前，亞當斯在大陸會議上曾激烈地為之辯護。正如傑斐遜後來回憶的那樣：「我們相互告別，自此以後他從來沒有就這個問題說過哪怕一個字，也從來沒有就政府準備採取的任何措施諮詢過我。」但是，傑斐遜本人當然早已決定，他更願意扮演一種反派角色：反對他正式供職的政府。

信任是至關重要的。在1790年所有有關內政外交的爭議中，亞當斯和傑斐遜都站在不同的立場上。而且，他們都對對方做出了非常苛刻的評價，這種評價植根於他們在美國獨立戰爭應當採取什麼路線上所秉持的對立信念。然而，亞當斯的這種傾向是獨一無二的：只要建立了個人信任和友好的基本關係，那麼政治及意識形態上的嚴重分歧都是可以商量的。在亞當斯的思維體系中，親密關係勝於意識形態。

由於亞當斯在參議院第一次會議時說的那些話——當時還沒有決定副總統不得參加參議院辯論，亞當斯本人也要對使自己變成邊緣人物的局面負一定責任，這個問題只不過是一個小的禮儀問題：國會議員們應當如何稱呼總統。儘管這根本不是什麼翻天覆地的問題，但由於美國人對君主制的過度懷疑——此種懷疑瀰漫在任何有關總統在剛剛批准的憲法下有多少權力的談話之中，因此它依然具有象徵意義。任何支持建立強有力的行政部門的人，都極易招致這樣的指控：這個人是個准君主主義者，是美國獨立戰爭中共和原則的背叛者。

由於華盛頓所享有的崇高地位，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在1796年之前成功避免了真正競爭性的總統選舉。如果當時出現了競爭性總統選舉，如何讓它不導致國家分裂，直到今天還是人們不斷猜測與思考的話題。儘管在關於《傑伊條約》的辯論中已經出現了少量的、常規化的政黨機制，但當時還不存在任何類似於現代政黨的有組織的運作結構。選出選舉人以組成選舉團，各州採用的方法大不相同。而且，候選人可以公開拉選票的觀念本身就違背了一種原則假設：這種行為本身就代表候選人承認自己不配擔任聯邦職務。

正是獨立戰爭將他倆拉到一起。他們在大陸會議期間曾肩並肩地工作，二人都堅定地反對與英格蘭講和，都是起草《獨立宣言》委員會的成員。1784年，他們又在巴黎相聚。在那裡，傑斐遜成了亞當斯家中的非正式成員，而且正如阿比蓋爾·亞當斯所言，「傑斐遜是我的另一半能夠以完全自由和自我保留的方式進行交往的唯一一人」。第二年，傑斐遜又到倫敦並在亞當斯夫婦家待了數星期之久。在那裡，這兩位美國公使，一起忍受了喬治三世對他們的侮辱：當時在一次正式的宮廷儀式上，喬治三世故作賣弄地不理睬他們。亞當斯從來沒有忘記那個場景，他也從來沒有忘記當時站在他旁邊的朋友。

另一方面，讓已經足夠糟糕的局面變得更加糟糕的是，聯邦黨人和共和黨人之間的辯論已經墮落成一種意識形態戰爭。每一方都真誠地認為對方是美國獨立戰爭核心原則的背叛者。曾存在於華盛頓第一個總統任期內的政治共識，已經被聯邦黨人和共和黨人在「威士忌暴動」和《傑伊條約》上的爭執打得支離破碎，到1797年則已經瓦解得蕩然無存了。當傑斐遜將這種崩潰描述成舊交故友之間的信任喪失時，他道出了捲入這種極端黨派主義、如糞便一般惡臭的政治文化中的許多人的心聲。「那些一生都很親密的朋友，」傑斐遜說道，「為了避開見面而走到街道兩邊，並將頭扭到另外一側，生怕可能要不得已手碰一下帽檐相互致禮。」他第一次使用了「隔離之牆」這個短語，這個短語後來因被他用於描述政治與宗教之間的適當關係而聞名。然而在這裏，這個短語指代的是聯邦黨人和共和黨人之間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分歧。「政治和政黨仇視摧毀了這裏每一個人的幸福，」他在給女兒的信中寫道，「他們似乎認為自己就好像火蛇一樣，火是構成他們的基本元素。」

最了解傑斐遜的觀察家是詹姆斯·麥迪遜，至少就他們各自的職業生涯而言是這樣的。在與亞當斯的合作關係中，傑斐遜是年輕的一方，而在與麥迪遜的關係中，他是年長的一方。由於年齡和政治經驗，傑斐遜總是傾向於尊重亞當斯，同樣出於年齡和政治經驗的考慮，傑斐遜主導了他與麥迪遜的關係。他們二人的合作早在獨立戰爭年代就在弗吉尼亞開始了，並且在1780年代得到鞏固：當時傑斐遜居於巴黎，麥迪遜則成為他關於國內政治事件的最可靠的消息來源，特別體現在憲法的起草和批准上。後來證明，這是麥迪遜最具創造力的時期，也是他唯一一段完全脫離傑斐遜影響而獨立行事的時期。

儘管過去八年中傑斐遜和亞當斯之間的怨恨不斷累積，儘管傑斐遜在過去四年中對亞當斯總統造成了很多傷害，但阿比蓋爾依然堅持讓她的丈夫在她動身前往昆西市之前，邀請「以前的朋友」來吃點蛋糕、喝點茶。他們的這次談話沒有留下什麼記錄，儘管傑斐遜告訴麥迪遜，他對亞當斯夫婦十分了解，因此確信「氣氛將是自由而寬鬆的」。然而，在總統就職儀式當天，當傑斐遜沿著仍然滿是木樁的賓夕法尼亞大街走向尚未完工的國會大廈時，亞當斯並沒有出現在他身邊。亞當斯不願意出現在就職儀式上，他搭乘那天早上四點鐘的馬車出城去與阿比蓋爾會合了。此後的十二年中，他沒有與傑斐遜說過哪怕一個字。

事實證明阿比蓋爾只對了一半。選舉人投票情況是按照地區界限進行的，亞當斯得到了新英格蘭，而傑斐遜得到了南方。12月各州的統計結果紛紛出來，亞當斯多次發脾氣，阿比蓋爾勸慰他保持鎮靜。聯邦黨人選擇了亞當斯和南卡羅來納州的托馬斯·平克尼分別競選總統和副總統。漢密爾頓的幕後操作有讓平克尼勝過亞當斯的危險，儘管漢密爾頓宣稱，他的主要目標是將傑斐遜完全踢出局。曾經一度，當平克尼似乎就要獲勝，亞當斯將位列第二時，這個昆西市聖人爆發了：平克尼是一個「無名小卒」，在「無名小卒」手下服務的那種恥辱是他所不能忍受的；若他最後還是位列第二，他將辭去副總統職務。然而，12月30日，弗吉尼亞州和南卡羅來納州的選舉結果表明，亞當斯在這兩個州都得到了1張選舉人票。亞當斯停止了憤怒，開始慶祝。「約翰·亞當斯一生中從來沒有感到如此平靜。」他在給阿比蓋爾的信中寫道。這是一次險勝，他以71票對68票戰勝了傑斐遜，平克尼緊跟傑斐遜之後，而傑斐遜的競選拍檔伯爾則被遠遠甩在了後面。

每當麥迪遜提出這樣的戰術性建議，傑斐遜幾乎總是言聽計從。然而，他希望麥迪遜知道，這是有代價的。「亞當斯先生和我本人從獨立戰爭開始就是真摯的朋友，」他解釋道，「我們遠離了曾經將我們團結在一起的政治鏈條的事實，並沒有讓我對他內心的正直有過絲毫的懷疑。我希望他知道這一點。」說過這些話並將它們恰當地記錄在自己的靈魂深處后，傑斐遜同意泄露這封信的部分內容，這就足夠讓他問心無愧了。「至於讓我參与亞當斯政府，」他接著說道，「若他指的是內閣的話，我的責任和個人傾向已經為我關上了進入內閣的大門。」所謂「責任」，傑斐遜指的是領導反對亞當斯總統的共和黨的責任；而所謂「個人傾向」，傑斐遜指的是他個人對亞當斯提議的那種內閣討論和政策辯論的厭惡。傑斐遜最後說道：「我不可能願意每天都像一名角鬥士一樣到角斗場上去，並在每一次對抗中殉難。」傑斐遜並沒有承認自己選擇將對黨派的忠誠置於高於對亞當斯的忠誠的位置（對於傑斐遜而言，意識形態是建立密切關係的最好基礎）。相反，他傾向於從個人角度來做出決定。他根本就不願意也沒有精力在擔任政府職務的同時，還為共和黨的政治議程辯護。儘管從心理上他無法把自己當作一個政黨領袖，但事實上他已經是政黨領袖了。

這種論述似乎是為了讓自己招致誤解，事實情況也正是如此。終其餘生，亞當斯生活在陰雲之中，人們懷疑他要在美國復辟君主世襲制，並且一旦被選為總統，他完全可以封自己為終身國王並讓兒子約翰·昆西·亞當斯繼承王位。他可以在末日審判到來之前一直辯稱這樣的指責是荒謬的——它們確實荒謬，而且他也確實一直在如此辯論。然而，亞當斯已經為自己貼上了「君主主義者」的標籤，這個標籤將在長久的時間中、在歷史書籍中聒噪不已。由於華盛頓自己沒有孩子（國父華盛頓幾乎肯定是不能生育的），他就不那麼容易遭到此種要讓兒子繼承職位的指控了。（有趣的是，在美國前六位總統中，只有亞當斯有男性繼承人。）如果說華盛頓是一個尚可信賴的准君主式總統的話，那麼亞當斯就是不可信任的秘密君主。

聯邦黨的情況也是如此。傑斐遜和麥迪遜的合作不僅要讓共和黨人奪得總統寶座，而且正如傑斐遜所形象描述的那樣，他們更大的目標是「讓聯邦主義陷入無底深淵，永無翻身之日」。當麥迪遜宣布共和黨人的事業已經「完全獲勝」時，他不僅是指共和黨人已經贏得了總統選舉而且控制了國會，還是指聯邦黨已經完全陷入混亂之中了。儘管此後的十多年時間里，聯邦黨人在新英格蘭依然保留了一些孤立的權力據點，但作為曾經主導了何為美國正確道路之辯的全國性運動，它已經成了強弩之末。傑斐遜當時並沒有發明「1800年革命」這個術語來表達共和黨人的節節攀升；歷史學家也沒有將這個術語解釋成一個更加尊奉民主的政治派別的興起，這種解釋傑斐遜可能也只能非常模糊地理解，如果說他能夠理解的話。（實際上傑斐遜認為共和黨的勝利代表了「1776年精神」的復興而不是什麼革新，代表了對聯邦黨人試圖界定的1787年憲法和解的拒斥。）但是，更符合歷史真實情況的是，當時沒有人知道共和黨人的勝利意味著聯邦政府將取得積極的進步。然而，有一點是清楚的：華盛頓和亞當斯政府所呈現的某種特定形態的政治和政治領導方式，已經被成功推翻並遭受了決定性失敗。傑斐遜和麥迪遜之間的合作是未來的政治生活形態，而亞當斯夫婦的合作則是過去的政治生活形態。

最遲到1796年夏季，當華盛頓退休已成定局，傑斐遜競選總統一事人盡皆知、滿城風雨之時，傑斐遜還宣稱對競選計劃毫不知情。麥迪遜曾在蒙彼利埃逗留了四個月，而儘管蒙彼利埃離蒙蒂塞洛只有幾英里遠，麥迪遜還是沒有去看望傑斐遜，因為他擔心自己會被迫進行可能打亂傑斐遜推諉手法的談話。「我沒有見過傑斐遜，」他在給門羅的信中用暗語寫道，「而且，我認為這是讓他不必向他的朋友解釋自己根本就沒有參加這次爭奪的最好方式。」因此，傑斐遜成了美國最後一個認識到這一事實的人：他正在與他那位來自馬薩諸塞州的老朋友爭奪總統之位。

亞當斯這一方的合作幾乎帶有部落合作性質。儘管亞當斯本人作為一名政治家和外交家經驗豐富，但是他沒有任何擔任行政領導的經驗。他從來沒有擔任過州長，傑斐遜卻擔任過。他從來沒有擔任過軍事指揮官，而華盛頓擔任過。他認為聯邦黨人領袖的身份不僅不合乎體統，而且與他作為總統的責任完全不兼容：總統應當像華盛頓那樣超越黨派爭議，並像一位只關注國家長期利益的「愛國的國王」那樣做出決定。結果是，協調國會或內閣內部政治派別的念頭，從來就沒有在他的腦海中出現過。相反，他寧願依賴於自己的判斷以及家人和值得信賴的朋友的建議。

阿比蓋爾早期對亞當斯和傑斐遜之間競爭——橡樹對柳樹——的描述，被證明是對未來的正確預言。或許，最能體現傑斐遜更具靈活性的事例發生在外交戰線上。在整個亞當斯主政時期，傑斐遜及其共和黨追隨者一直認為，法國大革命就是歐洲大地上的美國獨立戰爭，因此法蘭西就是美國的主要國際盟友。但是，當拿破崙推翻了法蘭西共和國並宣布自己是全權的軍事獨裁者時，傑斐遜馬上順應時勢轉變了自己的立場——正如亞當斯預測的那樣。「讓……（美國人民）認識到他們自己的性格和所處局勢與法國人有著本質的差異，」他在1800年說道，「而且，不論共和主義在那裡的命運如何，我們都有能力讓共和主義在這裏神聖不可侵犯，這是至關重要的。」這就是華盛頓和亞當斯在長達十年的時間里一直竭力推行的外交中立政策，傑斐遜曾將它譴責為對「1776年精神」的背叛。傑斐遜的轉變是如此迅速，以至於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他是如何敏捷地放棄共和黨人對抗兩屆聯邦黨人政府的最主要武器的。現在，傑斐遜和麥迪遜都清楚，這個武器已經沒有必要了，因為共和黨在州一級的更出色組織，幾乎確保了他們在馬上就要到來的總統選舉中獲得勝利。https://read.99csw.com

阿比蓋爾對批評《傑伊條約》的共和黨人做出尖銳的回應，稱他們是「沒有任何頭腦的雅各賓黨人和黨派主義的傀儡」。亞當斯表示同意，儘管他同時還認為，那些「極端的」或者過分的聯邦黨人對英格蘭的熱愛和共和黨人對法蘭西的迷戀一樣，都是誤入歧途的。「我希望不幸和敵對會讓約翰牛的脾氣變得緩和一些，並且讓他們為自己的傲慢吃點苦頭，他們現在還不夠謙虛。如果我沒有錯的話，將他們的囂張氣焰打下去將註定是美國的命運。然而，我同樣希望，這個令人厭惡的任務不要馬上強加到我們頭上。」與華盛頓一樣，他也認為《傑伊條約》是一次精明的（若說是苦樂參半的話）交易，它或許能夠將與英格蘭的戰爭推遲一代人之久。同時，他希望英格蘭和法蘭西拚死戰鬥。至於喬治三世，則是個「永遠不可能恢復常態的瘋狂的傻瓜」，然而在獨立戰爭年代，「他的呆傻正是我們獲得解救的良方」。

1798年春，國會開始就《懲治叛亂法》進行辯論，傑斐遜最擔心的是這個法案可能是專門針對他的。他向詹姆斯·門羅抱怨說：「因為我被發現與法國督政府有著罪惡的通信往來，因此我的名字在整個城市流傳。」聯邦黨人的報紙文章指控傑斐遜通過在美國的親法機構將信息傳遞給法國政府，並且與《曙光報》——共和黨的主要輿論陣地——的主編本傑明·富蘭克林·貝奇經常會面。傑斐遜私下向麥迪遜承認這些指控基本上都是真實的。儘管他是亞當斯政府的第二號人物，但正如國會中的聯邦黨人領袖所描述的那樣，他還是「反對黨的生命與靈魂所在」。傑斐遜為自己辯護，宣稱他與貝奇的會面並不是秘密進行的，他確實與貝奇見過很多次，但他並不像聯邦黨人所指責的那樣，是與他「關起門來」秘密會面的。而且更為基本的是，傑斐遜根本就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是煽動叛亂或者叛國。相反，他指控說，實際上是那個經過正當選舉程序而成立的聯邦黨人政府犯下了叛國罪行。

若說亞當斯和傑斐遜是作為美國人——1776年作為美國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的早期鬥士，1780年代作為美國駐歐洲的兩位主要使者——而走到一起，那麼傑斐遜和麥迪遜則是作為弗吉尼亞人而結盟，兩人都致力於確保弗吉尼亞州的利益在全國政府中獲得勝利。儘管這是一項更為狹隘的事業，但它具有一個更協調、更集中的政治議程的全部優勢，在這種議程中兩人都扮演著清晰的角色。

傑斐遜在沉默寡言方面是個大師，特別是當他有不同意見的時候。但早期從蒙蒂塞洛發出或者泄露的信件表明，他事實上願意考慮並同意以之前偉大合作中的個人信任為基礎，建立兩黨政治聯盟。他多次強調自己的說法（這種說法既是真誠的，又是具有誤導性的）：當他知道自己成了總統候選人，感到無比尷尬。「直到我發現我的名字被一致推舉了出來，與亞當斯先生的名字競爭為止，」他寫道，「我一生中都從來沒有與任何人就這個問題交換過哪怕一個單詞。」事實上，他之所以宣稱自己感覺很尷尬，是因為他被迫與這樣一個人競爭：他認為這個人更像是自己的兄長，而且也因為年齡和經驗，更有資格擔任總統。「幾乎沒有人相信我真正的想法，」他寫信給自己的女婿稱，「然而，這絲毫不影響我希望自己位列第二而不是第一的想法的真實性。」當佛蒙特州選舉人票的爭議可能導致最終出現平局並使選舉進入眾議院時，傑斐遜放出話來，說他願意將佛蒙特州的選舉人票計算到亞當斯頭上，「以避免在如此早的時候就出現什麼假總統現象」。他的這種姿態看起來是大度與寬容的典範。

傑斐遜同樣非常珍視這份友誼，以至於他寧願否認自己正在逐步形成如下信念：亞當斯不幸「上了君主主義聯邦黨人的當」，而且——儘管不是有意的——把自己的巨大威望給了反對獨立戰爭原則的、愈演愈烈的陰謀，而這些原則正是亞當斯和傑斐遜曾竭盡全力創造的。至少傑斐遜寫信給其他人時是這樣說的。給亞當斯寫信時，他宣稱自己對《與戴維拉對話集》的評論被曲解了，他當時實際上「根本就沒有指向你的任何文章」。這絕對不是真話，然而，在傑斐遜的觀念中這是一種可以被原諒的事實歪曲，因為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維護他與亞當斯的友誼。亞當斯的風格是針鋒相對、大聲吶喊、激昂論辯，然後再擁抱對方；而傑斐遜的風格是儘力迴避、製造借口，然後讓自己相信一切如故。

第二個決定是，他任命約翰·昆西·亞當斯擔任美國駐普魯士公使。他兒子對此表示反對，說亞當斯對自己的任命肯定會被批評為一種任人唯親的做法，而且會激起類似於亞當斯正在培養他為總統接班人的指控。「你的理由根本就經不起任何考察，」亞當斯回擊道，「這是我所知道的你那些觀點裏面基礎最不穩固的一個。」這是一種典型的亞當斯式的虛張聲勢，對自己明知是正確的政治意見大聲否認，因為這個建議是完全政治性的、純粹自我保護性的而拒絕聽取。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兒子能作為他個人在歐洲外交中心的消息前哨。「我希望你繼續無所拘束地給我寫信，」他寫信補充道，「但寫給其他部門時，可要更加小心謹慎一些。」他將是自己的國務卿，而且寧願相信兒子對歐洲事務的深刻了解，而不是什麼官方報告。

然而總體上，亞當斯的內心是非常憤懣的，並試圖為自己辯護。作為一個從來就認為自己有責任對拳擊場上的每一次鈴聲都做出回應的拳擊手，亞當斯拒絕放棄這個信念：新的美國政府需要強大的行政力量。在發表于《美利堅合眾國公報》上的三十一篇論文中——這些論文後來被收錄進《與戴維拉對話集》（Discourses on Davila）並出版——他論辯道，所有穩定的政府都必須堅持他所謂的「君主制原則」，即要有一個核心人物，這個人被授權體現國家意志，並保護普通公民免受更加富有、出身更好的那些人的權力欺壓。他繼續論述道，大部分歐洲國家在可預見的未來內，可能依然需要保持君主世襲制，以使這些國家能夠逐漸轉向完全的共和體制。

到1793年傑斐遜從國務卿的職位退下來的時候，二人的友誼在亞當斯的記憶中，就只剩下一些懷舊的模糊蹤跡了。「我在如此長的時間中習慣於對他的能力和良好脾性做出積極評價，」亞當斯向阿比蓋爾傾訴道，「以至於我無法對這次事件（傑斐遜退休）沒有絲毫的遺憾……但是，他不夠坦率，他固執地反對所有形式的政府權力，以及隱藏在外表之下的偏見……已經幾乎讓我對這件事無動於衷了，我不會為之傷心落淚……他的心靈現在已經被激|情、偏見和派系鬥爭毒害了。」

在整個統計選舉人票的過程當中，傑斐遜一直刻意保持著無動於衷和不知情的姿態。很明顯，他意識到自己是候選人之一。麥迪遜將對各州的選票估計送到蒙蒂塞洛，而且這種選票估計在當地報紙上也有報道。儘管傑斐遜宣稱自己正忙於對蒙蒂塞洛的改造和作物輪作計劃，無暇顧及此類事情，然而他內心的某個隱秘處肯定正密切關注著一切，因為他在正式結果出來的兩個月之前，就曾經預測亞當斯將以3票優勢取勝——最終結果正是如此。

麥迪遜秘密地安排著具體事務。他明白——實際上這是他們二人合作的一個關鍵方面——若要傑斐遜重返政壇，就必須讓這位良師益友在內心維持這種幻覺：自己根本不可能重返政壇。傑斐遜需要我們現在所稱的「推諉」，這不僅是為了他的政治生涯，而且是為了他私人生活的寧靜。在傑斐遜與麥迪遜的合作中，麥迪遜不僅負責處理瑣碎的具體細節，還負責將傑斐遜與他本人靈魂深處悸動不已的政治野心隔離開來。

這絕不是什麼表面文章，它是傑斐遜思想的最高一層。在這個外表之下，他與亞當斯一樣，一直執著地關注喬治·華盛頓留下來的巨大陰影。他以不屬於自己典型風格的隱喻向麥迪遜坦白：「總統（華盛頓）在泡沫馬上就要破裂之時離開是很幸運的，這樣只能由其他人收拾殘局了。然而，儘管他的離開發生在各種困難開始出現的時刻，但你將看到這些困難將被歸咎於新一屆政府。華盛頓還像往常一樣，有憑藉別人的良好作為而獲得讚譽和將困難留給後來者的絕好運氣。」他確信「沒有哪個人離開總統之位時的聲名，會比得上他登上總統之位時的聲名」。當與一個法國朋友在蒙蒂塞洛散步時，他更詳細地說到了自己對棘手的政治形勢的戰略把握：「在美利堅合眾國目前的局面下——已經出現了兩黨分裂，而且兩黨相互指責對方背信棄義和叛國……這個高高在上的職位（總統位）被危險的礁石環繞著，而且最傑出的人也未必能夠完全避開它們。」儘管華盛頓能夠超越黨派，但「美利堅合眾國的下一任總統只能是屬於某個黨派的總統」。根本就沒有什麼安全的中間路線，只有一片註定要被雙方的交叉火力掃蕩的無人區域。

因此，發生的一切都是高度即興的、高度個人化的。亞當斯基本上不理會他的內閣——反正其中大部分成員都忠於漢密爾頓，而是向自己的家庭尋求建議，這實際上就使阿比蓋爾成了他非正式的女性內閣成員。傑斐遜恢復了與麥迪遜的合作關係，不過現在調換了角色：傑斐遜開始在費城的聯邦政府中指揮作為反對黨的共和黨，而麥迪遜則從自己隱居的蒙彼利埃往外傳遞政治智慧。儘管聯邦政府的中心是費城的總統辦公室和國會辦公室，但真正發揮作用的權力中心卻是兩個以信任為基礎所建立起來的政治合作關係。在未能復興獨立戰爭年代的偉大合作之後，亞當斯和傑斐遜帶著各自的親密朋友，分道揚鑣了。

阿比蓋爾是亞當斯沒有正式頭銜的內政部長。從最實際的角度來說，亞當斯根本就沒有什麼內政政策，因為他相信將注意力放在流變的公眾輿論以及新聞界中如火如荼的黨派鬥爭上，是與他作為總統的正確姿態不相符的：總統應當對搖擺的國民心態保持不聞不問。阿比蓋爾傾向於強化行政獨立的信念。她解釋道，傑斐遜就像一棵柳樹，枝條會隨著任何政治風向而彎曲搖擺；而她的丈夫卻像一棵橡樹：「他可能被連根拔起，他可能被砍倒，但是他從不彎腰。」

儘管亞當斯因對自己的懷疑而深感苦惱，但他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的事業。到1774年召開大陸會議時，他和他的表哥塞繆爾已經成了新英格蘭反對不列顛權威的著名人物。在大陸會議內部的辯論中，由於約翰·亞當斯譴責與英格蘭達成任何妥協，由於他的《政府論》（這篇文章後來成了數個州制定憲法的指導文件），他獲得了「獨立事業的阿特拉斯」美譽。當大陸會議的其他代表還在繼續尋找避免與不列顛決裂的途徑時，亞當斯就堅持認為獨立戰爭已經開始了。他成功說服華盛頓擔任大陸軍總司令，並親自選擇傑斐遜來起草《獨立宣言》，這是旨在贏得弗吉尼亞對獨立戰爭的支持的兩個戰略決定。他擔任戰爭和法令委員會主席長達一年多的時間，並在戰鬥最激烈、最不確定的時候，扮演了戰爭部長的角色。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亞當斯內心似乎同時考慮了三個原因，正是這三個原因決定了其外交政策方向。直到當時，外交政策還在聯邦黨人和共和黨人水火不容的政治議程之間左右搖擺。

現在看來，這是唯一正確且現實的政策。然而，談判要想成功，法國就必須有一個足夠穩定的政府，而且它還要充分相信美國的力量，才會與美國進行嚴肅的和談。這些條件在亞當斯擔任總統期間都不具備。直到拿破崙作為獨裁者出現為止，法國政府——最終被稱為「督政府」——一直都不過是由不斷變化的政治派別組成的徒有虛名的聯合政府，它根本就不可能保持什麼連貫一致的政策或者方向。而且，從法國人的角度來說（從英國人的角度來說情況也一樣），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在涉及面甚廣的英法爭霸戰中，至多不過是一個擾人心煩的小因素而已，更多情況下根本就沒有任何重要性。總之，國際層面上根本就不具備解決亞當斯總統任期內核心問題的重要條件。因此，這個問題是不可解決的。

亞當斯戰略的核心特徵是，把傑斐遜奉為心腹，並讓他進入自己的政務會議。也就是說，建立一個兩黨政府，其中傑斐遜可以享受被總統諮詢併發揮自己的影響力，而這是亞當斯本人擔任華盛頓政府的副總統時所沒有享受到的。亞當斯開始在他知道肯定能傳到傑斐遜那裡的私人交談中透露這種想法。這個想法確實傳到了傑斐遜那裡。「我的朋友們告訴我，亞當斯先生談論了我們之間的偉大友誼，」傑斐遜說道，「而且對與我共同主持政府的前景表示滿意。」亞當斯傳達的信號是，1776年的合作已經復活了。若說沒有哪個領袖能夠獨自填補華盛頓離任所留下的巨大真空的話，那麼亞當斯和傑斐遜二人的重新組合——這種組合在完成以前的政治任務中表現得不同凡響——可能至少有機會維護華盛頓已經確立的領導國家的傳統。阿比蓋爾支持這樣的想法；而且，這可能是她首先提出來的主意，因為她相信傑斐遜和她丈夫之間的政治分歧，並沒有摧毀兩人在過去二十年的交往中建立起來的好感和信任。

當然，亞當斯本人必須為批准這種黨派主義立法成為法律而承擔責任，這些立法後來損害了他的歷史聲譽。然而，即使如他一直所堅持的那樣——「外僑和叛亂法」從來都沒有得到他的熱情支持，阿比蓋爾對這些立法毫不含糊的支持也肯定會讓他簽署這些立法。換言之，如果她曾經反對過這些立法，我們就很難想象亞當斯會採取他後來的那種行為。這一次，信念和親密關係使他誤入歧途。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亞當斯擔任總統期間做出的最為重要的（也是最為成功的）決定，是當阿比蓋爾在昆西市時做出的。當時阿比蓋爾正逐漸從風濕熱中康復，而那些反對這個決定的聯邦黨人卻將這個決定歸咎於她。這明顯是亞當斯一時衝動而做出的決定，他於1799年2月18日宣布派另外一個和談使團到法蘭西。國會中的一位聯邦黨領袖西奧多·塞奇維克稱自己當時就好像「被雷擊了一樣」，並總結了其他同僚的反應：「若讓世界上最惡毒的心靈和最傑出的頭腦來選擇一個最具毀滅性的措施，必定是亞當斯所採取的那個措施。」時任國務卿但不忠於亞當斯政府的蒂莫西·皮克林（亞當斯後來對他深惡痛絕）也說自己像「被雷擊了一樣」，並且敏銳地對亞當斯的動機進行了一番描述：「亞當斯做出這個決定根本就沒有徵求政府內部任何人的意見，而且正是因為他知道我們肯定都會反對這個措施。」阿比蓋爾本人則稱，新英格蘭的所有聯邦黨人都為之驚奇不已：「他們就像一群受到驚嚇的鴿子，根本沒有人做好響應這一舉措的準備。」

隱居期間，一方面，傑斐遜的信件對政治避而不談，總是強調他對翻修蒙蒂塞洛的種種設計、作物輪作計劃、將日內瓦大學遷移到弗吉尼亞州的奇怪建議，以及製造肥料的最佳流程等。他寫給麥迪遜的信也是以「蒙蒂塞洛的傑斐遜」——從政治家轉為農民、隱居在「我那偏僻的故鄉」的傑斐遜——為特徵。政治問題偶爾也溜進他們的對話之中，就好像一株異國植物出現在各種野豌豆之中。另一方面，麥迪遜的信充滿了來自首都的政治新聞——漢密爾頓的背叛行為和據稱他在財政部偽造財政簿記的行為、華盛頓對「威士忌暴動」不祥的過激反應、反對《傑伊條約》的社會風潮，其中很多信是用暗語寫的，目的是防備到郵局刺探消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