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在這個恐怖場景中到底處於什麼位置，這是很難決定的。畢竟，他應當對獨立戰爭的意義和目的有所了解，而且為確保其成功，他做的事情比任何人都多。（正如傑斐遜的批評者馬上要說的那樣，這個歸隱於蒙蒂塞洛的人在獨立戰爭期間沒有射出過一顆子彈。）起初，傑斐遜並不認為華盛頓應當為聯邦黨人的陰謀承擔什麼罪責，說這個身居政府中心的人對圍繞著他的各種陰謀渾然不知。儘管他沒有明說，但傑斐遜認識到華盛頓是美國唯一一個不可觸碰的人，任何試圖將他納入這種罪行之中的努力，馬上就會使傑斐遜本人在聯邦黨人的指責中陷入永遠的被動防禦狀態。

在寫下這些話的幾個星期之前，傑斐遜已經感到有必要讓華盛頓放心，不同於費城街頭巷尾的流言，他不應當對各種有關總統的流言負責，這些流言認為總統支持聯邦黨人反對絕大多美國人民的陰謀，總統只是一個老邁的挂名人物。毫無疑問，歷史記錄已經清楚表明，傑斐遜確實組織了這場污衊總統的運動，主要作戰基地就在弗吉尼亞州，總部就是蒙蒂塞洛。但傑斐遜是那種能夠通過測謊儀測試而被認定為誠實的人，因為他真誠地相信，他那更偉大事業的至高無上性，已經使對真實和謊言的傳統區分變得多餘了。

最後，這些被聯繫在一起的美國人民指的是什麼人呢？若華盛頓希望聯邦政府被視為「我們」而不是「他們」，那麼他是如何界定「我們」一詞呢？他將「告別演說」說給「朋友們和公民們」聽。儘管他認為這種稱謂將構成一個巨大的、無所不包的網，將美利堅合眾國不同地區的人們包括在內，但這個稱謂並不包括所有居民。他內心看到的大部分聽眾，是那些有足夠多的財產、有資格投票的白人成年男子。嚴格地說，只有這些男子才是公民。他告訴漢密爾頓，說他的「告別演說」是特別針對「這個國家的自由民階級」，這些人是指那些在小片土地上勞作並在家中生活的普通農民。這將婦女和孩子都帶到了政治圖景之中，當然，他們不是完全的公民，是美國人民的組成部分；他們的政治身份包含在家庭之中，並且由家庭的男性家長體現出來。婦女和孩子是二等公民，但毫無疑問是美國人。無土地的鄉下居民和貧窮的城市居民顯然在這幅圖景之外，儘管他們（更可能是他們的後代）隨著時間流逝最終能夠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因此，從未來的角度上看，他們也被包括在內。

如果這個新生國家有一座奧林匹斯山的話，所有那些次要的神都只能遠遠站在山坡下。唯一能夠和華盛頓爭奪最高地位的只有本傑明·富蘭克林，但是在1790年去世之前，富蘭克林本人已經承認了華盛頓的至高地位。富蘭克林以其典型的姿態，將自己的手杖遺贈給了華盛頓，好像是要幫助這位將軍邁向不朽之路一樣。「若說這是根權杖的話，」富蘭克林說道，「他應當得到它，而且完全與之相稱。」

傑斐遜這種極端反應到底可能意味著什麼呢？畢竟，從我們現代人的角度來說，華盛頓在針對《傑伊條約》的辯論中所發揮的行政領導作用，不過就是我們期待的一位強有力的總統所能發揮的作用，這樣一位總統在塑造外交政策方面的權力被視為理所當然。我們還知道華盛頓試圖走的路線是一條在英格蘭和法蘭西之間的中間路線，這條路線要求採取往返迂迴策略，以保持美國中立並避免戰爭。這條路線最終被證明是一種正確的政策選擇。但是，在這次事件中，后見之明並沒有讓我們看清楚懸浮在1790年代政治圖景上方的幽靈和鬼怪，而是讓我們看不到它們了。現在被我們描述為強有力的行政領導，在傑斐遜及其共和黨追隨者看來，不過就是一個君主的專斷行為。而且，事後看來是對國家利益的謹慎且有遠見的預測，在傑斐遜看來，就是對美國獨立戰爭的背叛。

「告別演說」的寫作方式，正如事後證明的那樣，幾乎是其核心主旨——必須讓狹隘的利益屈從於更偉大的事業——的最完美證明。幾代學者花費了大量筆墨，試圖確定到底是誰撰寫了進入新聞界並最終走入歷史書的那些語句。就像一個錯誤線索一樣，「告別演說」的作者問題讓歷史學家們陷入各種證據的迷宮之中，試圖發現誰才是真正的作者。同時，這次被追獵的對象卻安坐在證據網路中央，他們是如此的顯而易見，以至於被人們完全忽略了。換句話說，「告別演說」根本就是一次合作過程的產物。其中某些語句是麥迪遜寫的，大部分則出自漢密爾頓之手，而其中的所有觀點都是華盛頓的。實際上，「告別演說」的起草和編輯，是華盛頓敦促全體美國人民團結一致、集體前進的隱喻。

華盛頓對美國國家利益的最清晰描述，出現在他於1783年寫的「通函」之中，這是他作為總司令寫給各州政府的最後一封年度信函。他描述了一個全景式的、橫跨整個大陸的美利堅帝國前景，並且以超越他通常那種平淡、樸實、柔和的語氣（至少這一次）表達了一種設想：「置身於最讓人嫉妒的條件之下的美利堅公民，作為這片囊括了世界上全部種類的土壤和氣候、物產豐盈、生活便利的大陸的唯一主人，現在依據最近達成的令人滿意的和解，享有絕對的自由和獨立；自此以往，他們都將被看作這個最引人注目的舞台上的演員，這個舞台似乎是上帝格外挑選出來的，以展示人類的偉大和幸福。」

因此，他在擔任總統期間的外交政策核心，自然而然就是《中立宣言》（1793年）了。這份宣言稱，美國將只作為正在進行的歐洲衝突的見證人。他在擔任總統時經常說的一段話也強調了同樣的觀點，甚至還對美國這種主動遠離歐洲政治的可能期限做了估計：「這個國家的每一個真正朋友都必須看到和認識到，其政策不是捲入任何國家的衝突，而是避開它們的爭議和政治。若這些國家相互侵擾的話，我們將遵守中立原則。二十年的和平時光，加上我們可合理預期的人口和資源增長，再加上我們遠離強權的地理位置，將極有可能讓我們有能力在一項正義事業中，反抗地球上的任何強權。」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他在擔任大陸軍總司令期間習得的戰略教訓的全新應用。這種戰略教訓是，在獲勝成為可能之前，儘力避開與更強大的軍隊進行正面交鋒。我們可以稱之為「明智的拖延戰略」。在擁有后見之明的優勢條件下再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發現，擔任總統的華盛頓的戰略眼光和他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擔任總司令的戰略眼光一樣深謀遠慮、高瞻遠矚。他的「二十年」預估就體現了這一點，幾乎準確預言了1812年戰爭的爆發。

這是一個典型的華盛頓式思想：它植根于戰爭年代的經歷，簡單卻十分必要，它以當時尚在形成過程中的模式為基礎，試圖為未來增添發展動力。就像對波托馬克河的執迷一樣，他發起的建立國立大學的運動，從來沒有產生什麼結果。但是，這兩個計劃都是與更大期望聯繫在一起的設想。就國立大學而言，華盛頓意識到美利堅合眾國之所以還是一個形成中的國家，是因為其人民尚在形成之中。將龐大的、極度分散的、多樣化的人口凝聚在一起，確實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然而，致力於實現國家目標的機構就好像獨立戰爭中的大陸軍一樣，能夠縮短時間進程，推動美國走過發展必經的脆弱且問題重重的階段；這個階段中，分裂甚至內戰都存在很大的可能性。

內幕人士在六個月以前就覺察到這一天快要到來了。1796年2月時，華盛頓曾就起草某種形式的告別聲明找過漢密爾頓。不久之後，政府內部的消息網路嗅到了氣味。當月末，詹姆斯·麥迪遜寫信給正在巴黎的詹姆斯·門羅：「非常肯定的是，華盛頓總統不會在此次任期結束之後繼續擔任總統。」發表告別演說前夕，馬薩諸塞州的聯邦黨人領袖菲舍·艾姆斯預言，華盛頓即將發表的聲明將成為「開啟黨派競爭的信號」，但是實際上這種競賽已經在此前的春季和夏季非正式地、如火如荼地展開了。例如，在5月，麥迪遜就猜測（事實證明他的猜測是正確的）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總統競選，「傑斐遜可能是一方，亞當斯明顯是另一方」。仲夏之時，華盛頓本人已經開始向朋友們透露自己任期結束之時離開政府的強烈願望，「自此之後，天底下沒有什麼我能預見到的東西能夠再次將我從私人生活中拉回來了」。實際上，在整個第二任期期間，他就已經做出種種暗示，說自己「已經到了人生轉折期」，過於年邁無法勝任這項工作，並多次重複他的口頭禪：他渴望在弗農山莊的「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享受「光榮的孤立感」。

第三，當華盛頓談起要獨立於外國事務時，他對美國獨立到底意味著什麼的理解，比這個片語慣常體現的那種愛國精神要深刻得多。同樣，又是戰爭年代塑造並且堅定了他在這個問題上的信念，儘管產生這種信念的基礎在他領導大陸軍之前就已經存在了。簡單說來，華盛頓已經形成個人獨立觀和國家獨立觀，這種獨立觀與那種感情用事的忠誠或者轉瞬即逝的意識形態熱情毫不相干。他是一個堅定的現實主義者，對那種建立在人們夢想中的遠大前景有著本能的不信任，而且更鍾愛那種平淡無奇卻可觸知的現實，正是這種現實決定了勝利與失敗之間的分野。就其意識形態核心而言，華盛頓那種根深蒂固的現實主義，紮根於他對控制的敬奉：控制自己、控制所有能夠決定其命運的事件。就其智識核心而言，這種現實主義意味著他站在了傑斐遜的對立面。在傑斐遜看來，理想就是最高的現實，而且傑斐遜那種鼓舞人心的力量來自他對世界最終會符合他頭腦中的圖景的自信。然而，華盛頓認為所有此類圖景都是危險的幻夢。

偉大的設想，即使是華盛頓的那些已經被證明是先見之明的設想，也必須與短期歷史內的各種可惡細節相調和，直至長遠的歷史將這種設想變為現實。就華盛頓而言，其國家利益觀的最明顯推論是，在國家發展的醞釀時期要避免大規模戰爭。然而，問題恰恰在於為爭奪對歐洲乃至世界的主導權，英格蘭和法蘭西正在進行一場長達一個世紀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法印戰爭和美國獨立戰爭不過是次要表演而已，這場鬥爭直至拿破崙在1815年滑鐵盧大敗才結束。華盛頓對美國應該如何理解這場全球範圍內的衝突有著非常清晰的認識。「我認為我們都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因此不可能挑起任何事由，使我們捲入其中，」1794年他這樣寫道，「而且我衷心希望，我們不會因為其他國家的行為而被迫捲入其中。若我們能夠在不被打斷的情況下發展，這將是大自然和命運給我們的最大優勢，不需要很多年時間，我們就不僅能夠屹立於最受尊敬的國家之林，而且將成為地球上最幸福的人民。」

傑斐遜設想中的最後一個更重要的內容，完全超越了國內政治中問題重重的現實情況。在傑斐遜看來，美國獨立戰爭不過是全球反暴政鬥爭的第一槍而已，這種鬥爭註定要席捲全世界。「這個自由之球，我極為虔誠地相信，」傑斐遜預言道，「現在正運轉得如此之好，它最終將席捲整個地球。」華盛頓認為，政治和經濟環境塑造了特定歷史時期的國家政策，也界定了一國的國家利益。與這種觀點不同，傑斐遜看到的是一個範圍更廣的全球意識形態衝突：在衝突中，所有國家要麼支持要麼反對美國於1776年宣告的那些原則。傑斐遜把他在美國國內看到的英雄和壞人之間的道德分裂，投射到國際舞台上。對傑斐遜而言，有關美國外交政策的所有具體決定都發生在這個範圍巨大、幾乎是整個宇宙的模式之中。

傑斐遜對華盛頓的態度在1794年發生了明顯變化。促成這種變化的催化劑是「威士忌暴動」，這是一次發生在西賓夕法尼亞州四個縣內的民間起義，目的是反抗對威士忌酒徵收消費稅。華盛頓將此次起義看作對聯邦政府權威的直接威脅，並召集了多達1.3萬名民兵進行鎮壓。傑斐遜認為，整個事件是大約發生在十年前的「謝司起義」的可恥翻版；這次起義中，美國農民以健康的、基本上無害的方式表達不滿，卻引發了過分的、沒有必要的軍事反應。儘管傑斐遜的本能反應是將整個令人悲痛的混亂局面歸罪於漢密爾頓，但是華盛頓為軍事行動提供正當性的演說，可不是那麼容易忽略的。

二十年來，在獨立戰爭和共和政府實踐的整個期間，華盛頓一直都是這個國家的舵手。現在他正航向自己的遲暮之年。他確立的這個先例現在看來可能是令人振奮的，可是在當時，最為耀眼和最令人難過的現實是，沒有華盛頓的美利堅合眾國這個事實本身是前所未有的。這份告別演說，正如幾位評論家所指出的，顯得有點奇怪，因為它並不是一份真正的告別演說，它從來就不是以口頭演說的形式發布的。因此，最恰當的說法是一封「告別信」，因為它在形式和語調上都像是寫給美國人民的一封公開信，告訴他們現在他們需要獨立前行了。

除了外表、語言和個性之外，更大的問題其實深嵌在獨立戰爭之後的美國政治文化中。實際上，美國獨立戰爭的要求很快就顯出利弊。捍衛獨立戰爭成果及其遺產需要一位超群出眾的領袖，他能夠將全國政府的能量集中在「非凡人格」之中。華盛頓投身於這項事業，而且在這一過程中，他變成了政治規則的受益者，最終被賦予了「共和國王」的角色；他所代表的國家權威，比任何諸如國會這樣的集體機構可能傳達的權威都要更有力、更直觀。

儘管仔細閱讀麥迪遜的「制憲會議辯論記錄」會發現華盛頓是正確的，而且實際上在制憲會議上，麥迪遜本人也堅定地反對侵蝕行政部門的外交權力，但傑斐遜還是得出結論，認定製憲會議希望眾議院在批准條約上擁有同等權力；眾議院是政府中擁有至高權力的部門，有權否決任何想要否決的條約，從而使行政部門「簽訂條約的權力徹底消失」。「我相信立法機關中的民選部門不會批准這份條約，」傑斐遜在信中這樣寫道，「從而讓我們擺脫這種臭名昭著的行為，這種行為實際上就是我們國家內的盎格魯人與英格蘭締結的旨在反對美國立法機關和人民的聯盟。」

另外一個例子是，1780年，約翰·安德魯少校與本尼迪克特·阿諾德合作向英國提供情報，試圖製造大陸軍在哈德遜河附近西點的戰略大潰敗時，被抓住了。從任何方面來說，安德魯都是一個行為舉止無可挑剔的模範英國軍官，不過不走運，在履行自己職責的時候被抓住了。包括漢密爾頓在內的幾位參謀，都懇請看在安德魯出色的人格上，饒他一命；華盛頓拒絕了這種請求，認為他們是感情用事，並指出如果安德魯成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麼戰爭極有可能發生大逆轉。接著，參謀們又支持安德魯提出的要求，希望作為一名軍官被槍斃，而不是像對待間諜那樣被絞死。華盛頓同樣拒絕了這個要求並解釋說，不論安德魯的個人品行是多麼有吸引力，他還是一個間諜。第二天安德魯被絞死了。

他在奴隸制問題上的沉默是戰略性的，因為他相信奴隸制是這個國家身上的一個毒瘤，目前要在不殺死病人的情況下將之切除是不可能的。一個有趣的問題是，華盛頓設想的美國未來圖景是否包括了廢除奴隸制后將成為美國公民的非洲裔美國人？對於弗吉尼亞王朝的大部分領導人來說，答案是明顯的，而且是否定的。即使像傑斐遜和麥迪遜這樣希望廢除奴隸制的人，也都想當然地認為被解放的奴隸必須被遷移到其他地方。華盛頓從來沒有贊成過這種結論，他也從來沒有接受傑斐遜在《弗吉尼亞筆記》中提出的黑人低人一等的種族主義理論。他傾向於認為造成黑人當前悲慘處境的不是自然而是教育；也就是說，他認為奴隸制是罪魁禍首，它阻礙了黑人智慧和責任感的養成：而在他們獲得解放之後，這些最終會逐步且自然地出現。九_九_藏_書

因為傑斐遜有自己的國家設想，而且對美國歷史到底將朝何處去或者至少應當朝何處去，有一種堅定的信念。他從骨子裡體悟到的未來告訴他，1776年的真正精神——這種精神已經在他起草的《獨立宣言》中得到了最充分表達——就是與過去所有形式的政治權威徹底決裂。像伏爾泰一樣，傑斐遜渴求這一天的到來：最後一個國王被最後一個祭司的大腸絞死。他內心看到的政治圖景上散布著暴君和腐朽朝臣的屍體，掃除了一切能夠壓迫美國人民，使他們無法追求正當幸福的制度障礙。托馬斯·潘恩的《人的權利》（1791年）比那個時代的任何一本書都抓住了他這種設想的核心。這本書描述了如下場景：封建主義的最後殘餘一被肅清，社會就發生了急劇轉型，一個烏托邦世界就會出現，這個世界中政府的主要管制已經內化于公民之中。最終，唯一合法的政府形式就是自治。

1796年9月19日，一篇致美利堅合眾國人民的文章出現在了費城的重要報紙《美國廣告者日報》的內版上。這份聲明非常簡單，體現出作者精心設計的平易措辭。它是這樣開始的：「朋友們，公民們：重新選舉一個公民來主持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的行政工作，已經為期不遠了……我認為此時將我的決定告知諸位是恰當的，尤其是考慮到這將有助於公眾意見的更明確表達。這個決定就是我將不再接受進入候選人名單。」這份聲明以未加任何頭銜的簽名結束，表現出作者的自謙姿態——「喬治·華盛頓，美利堅合眾國」。

華盛頓似乎能讓戰鬥中的子彈和炮彈碎片繞道飛行；他曾經將石頭扔過了舍南多瓦山谷中高達215英尺的天然橋；他被普遍認為是弗吉尼亞最好的騎手，在大多數獵狐行動中都居於領導地位。除此之外，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里，他一直擁有似乎免疫于任何疾病或者傷害的體格。其他士兵在游過浮冰擁塞的河流之後，都會出現凍瘡。其他政治家倒在路旁，因為他們缺乏應對政治壓力的非凡毅力。華盛頓不曾受過此類病痛之苦。亞當斯說，華盛頓擁有「沉默寡言的天賦」，指的是他有一種化沉默為雄辯的本能。這句話同樣適用於他的身體狀況，他的醫療記錄也呈現出一種雄辯式的空白。

傑斐遜譴責華盛頓的演說，認為那是「從《伊索寓言》和《大拇指湯姆》之類的東西中抽取出來的碎片」。在傑斐遜對聯邦黨人陰謀的新認識中，華盛頓是一個自己無意識的、有些可悲的同謀，就好像一個上了年紀的、已經熟睡的「船艙里的船長」一樣，毫不知曉「一個無賴領航員（也就是漢密爾頓）已經將船引入了敵人的港口」。華盛頓當然是美國獨立戰爭中偉大的老人，但是現在他的偉大已經被年齡侵蝕，從而使漢密爾頓得以「假借一個已經做了許多善事而足以掩蓋惡行的名字」行事。華盛頓對政府根本就沒有控制權，而且不經意間還對圍繞在他身邊的背叛行為提供了支持。事實上，華盛頓已經老邁不堪了。

生命的終點在1799年12月14日到來了。前一天，醫生針對他的肺炎實施的放血和水皰療法已經無濟於事，華盛頓讓醫生停止了這些野蠻治療，好讓他在平靜中死去。「我就要走了，」他告訴站在床邊的那些人，「將我體面地安葬，而且不要在我死還不到三天的時候，就將我的屍體放到墓穴中去……你們明白我的話嗎？」儘管他並沒有什麼永生的幻想，但他顯然害怕自己在還活著的時候被埋葬，或許他真的相信耶穌就是如此。他的最後一句話是：「脈搏很好。」他以慣有的自信，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感受著自己的脈搏。

眾議院在1795年秋冬兩季進行的辯論實際上是在麥迪遜更謹慎的領導和對憲法更狹隘的解釋之下展開的。（若按傑斐遜的立場行事，很可能會再次導致他本人擔任駐法公使期間所批評的由《邦聯條例》造成的不幸僵局，《邦聯條例》實質上是聽任國會的宗派鬥爭和國內政治的分離主義力量來左右美國的外交政策。）相反，麥迪遜說，《傑伊條約》的實施必須得到眾議院的批准，因為其中的全部條款都涉及資金問題。這樣做就能達到期望的結果：阻止該條約，同時避免對行政權力的正面攻擊。

然而，獨立戰爭的核心遺產恰恰包含著對君主制的痛恨和對任何集中化政治權威的懷疑。美國獨立戰爭的一個主要信條是——傑斐遜將它寫進了《獨立宣言》——所有國王，而不僅僅是喬治三世，本質上都是邪惡的。因此，共和國王這種概念本身就是對「1776年精神」的違背，就是一種詞語上的矛盾。華盛頓的總統任期恰恰就陷入了這種矛盾之中。他生活在早期美利堅合眾國的巨大矛盾之中：政治上對這個新生國家至關重要的東西，卻在意識形態上與這個國家想要代表的東西相悖。他如此幹練地履行了自己作為「非凡人格」的職責，以至於似乎違抗了共和傳統本身；他如此成功地成為國家權威的化身，以至於任何對政府政策的攻擊似乎都是對他個人的攻擊。

在去往弗農山莊的路上，他在亞歷山大市停留下來，發表了一次演講，強調他將忠於「告別演說」所闡明的那些原則。「烏雲會——毫無疑問會經常——出現在事件的發展過程之中，懸浮在我們的政治利害之上，」華盛頓講道，「但是，對這些原則的堅定遵守，不僅能驅散烏雲，而且會在經歷這些短暫的陰暗之後，讓我們的未來變得更加明亮。」他絕對相信自己將永遠是正確的，儘管共和黨媒體製造的這些「短暫的陰暗」——法蘭西是美國的國際盟友，聯邦政府是美國的國內敵人——曾多次使華盛頓感到絕望，並不時暴跳如雷，這也是華盛頓的典型脾氣。（即使隱居在「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華盛頓還是繼續訂閱了10份報紙。）他比美國歷史上任何一位領袖，都更堅定地走自己的道路，更習慣於讓歷史證明他是多麼正確。但是他在弗農山莊最後兩年半的生活一直是陰雲密布，因為他擔心自己最後的忠告會被忽略，與之伴隨的是，他在歷史中的位置也將被人唾棄。

漢密爾頓刪掉了「花白頭髮」「他一生中最精華的時期」以及「他的過失，不論數量多大」；他將這段文字調到了「告別演說」的最後而不是開頭，這樣就顯得不那麼悲天憫人，而更像是不卑不亢的最後表白。華盛頓意識到了這種變化，並對漢密爾頓讓他「顯得不那麼自我」表示感謝。也就是說，漢密爾頓的草稿掩蓋了總統的傷口，或至少阻止總統過於張揚地顯露它們。

7月30日，他將自己的勞動成果送給了華盛頓。華盛頓認為，漢密爾頓的草稿「非常公正，以至於應該向人民反覆灌輸」。他唯一有保留的地方就是這份文件的長度。「我想，即使是一份大報的所有欄目，也會很難容下當前草稿的全部內容。」華盛頓這樣說道。他最後又補充說：「要麼就是我可能錯了。」（他確實錯了。）漢密爾頓並不像華盛頓那樣相信自己已經出色完成了工作，於是馬上重新起草文件，兩個星期之後他將新稿送交華盛頓。但是，華盛頓更喜歡最初的那一稿。

然而，年齡和身體疲憊僅僅是整個答案的一部分。或許最簡單明了的說法是，華盛頓離職不僅是因為他聽到了死神的耳語，還因為他受到了傷害。他未曾被獨立戰爭中的子彈傷害，卻在第二任期內被反對派言論傷害了。例如，在他的告別演說發表之後，本傑明·富蘭克林·貝奇的《曙光報》（Aurora）上出現了一封公開信。在這封信中，那位總是惹事的托馬斯·潘恩慶祝華盛頓的離去，實際上也是禱告他立即死去，接著又預言「整個世界將為決定您到底是個叛國者還是一個騙子，您到底是放棄了好原則還是從未堅持過什麼好原則而感到為難」。

人們對「告別演說」的反應也遵循了往常熟悉的模式。絕大多數公眾飽含熱淚、激動不已，為美國政治的核心人物離開政治感到遺憾，但同時也認為他的訓導正如某個內閣成員所言，「是美利堅合眾國人民心聲的最全面記錄與表達」。共和黨人則將他反對國內政治分裂、避免捲入外國事務的警告，斥為「一顆病態心靈的惡毒之語」。在《曙光報》中，本傑明·富蘭克林·貝奇重新發表了以前對華盛頓的指控：華盛頓是一個叛國賊，在獨立戰爭中曾與英國人一起搞陰謀活動。「在某種意義上這個人確實是無與倫比的，」華盛頓談到貝奇時說道，「他誹謗中傷的本領只遜於其厚顏無恥的個性，而且二者都是無人能敵的。」華盛頓總統最後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將自己對貝奇指控的反駁存放在國務院。歷史學家很久之前就發現，貝奇的指控是基於偽造的英國政府文件。1797年3月，華盛頓離職了，當時在他耳畔回蕩的是無數支持者的歡呼，當然還有極少數批評者的吼叫。

如果說法蘭西在這場國際戲劇中是革命英雄的話，那麼英格蘭就是反革命壞蛋。傑斐遜在《獨立宣言》中譴責喬治三世和英國政府的高度道德化語言，至少對傑斐遜而言，並不僅僅是宣傳。它們反映了他真誠的信念：英格蘭是一個本質上腐化的社會，是君主權力、貴族特權和宮廷陰謀的堡壘。由於華盛頓曾在八年時間中將美國士兵送上與不列顛生死決鬥的戰場，因此我們或許會認為，華盛頓應當對他從前的敵人持更敵對的態度。但是，他沒有。傑斐遜的「反英情緒」之所以更加強烈，部分是因為這種情緒更加道德化，是他腦海中的道德範疇所自然得出的道德結論。（如果他想誣衊一個政治對手，他可以用在這個對手身上的最糟糕稱呼就是「盎格魯人」了。）對傑斐遜而言，法蘭西代表著最明亮的未來，英格蘭代表著「過去的死亡之手」。因此，他反對《傑伊條約》的核心理由是，他確信這個條約將使美利堅合眾國站在錯誤的歷史一邊。「盎格魯人最終獲得了他們想要的條約，」1796年他還待在山頂上時就這樣說道，「而且目前來看，也已經戰勝了共和主義事業。」他們的勝利儘管讓人心痛，但已經暴露出弱點。現在很明顯的是，「除了總統對人民的巨大吸引力外，沒有任何其他東西能夠支撐他們，而總統的繼任者如果是一個獨裁者的話，將被共和主義意識推翻……與此同時，我們請保持耐心」。

1790年返回美國后不久，傑斐遜就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美國獨立戰爭，至少是他所理解的美國獨立戰爭，已經被國外勢力僭取了。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傑斐遜眼中這一切的元兇和反獨立戰爭的核心人物，就是漢密爾頓；而且，在這幅政治圖景上，最讓人擔心的就是漢密爾頓的金融計劃。這個計劃的前提就是要建立一個更加強大的聯邦政府，這個政府將擁有英國議會曾經對各個殖民地行使的許多權力。在漢密爾頓惡魔般的領導之下，美利堅合眾國似乎又重新創立了獨立戰爭所摧毀的那種政治和經濟制度——國家銀行就是這種逐步加劇的腐朽的最明顯象徵。傑斐遜看到了一場徹頭徹尾的陰謀。在這場陰謀中，那些徹底疏遠了作為主體的農業利益（他這樣寫道：「他們都居住在城市之中。」）的銀行家、投機者、聯邦官員以及少數有權勢卻只知空談的保王派，已經竊取了獨立戰爭精神，現在正準備在紐約和費城的聯邦政府走廊內和投資公司緊閉的大門後面，將它絞死。

漢密爾頓最終屈服了，不過是很勉強地屈服。最後，他將一個只有兩句話的段落不協調地插在「告別演說」的中間部分，它呼籲「建立傳播知識的機構」，並無關痛癢地敦促「公眾意識啟蒙」。華盛頓表示不滿意，但決定略過這個問題。然而，他要讓漢密爾頓知道，有些東西喪失了，他建立國立大學的想法是與某個更大的問題聯繫在一起的。「通常，在青少年時代，友誼已經形成，習慣也已確立並將長久堅持，」他解釋道，「來自美利堅合眾國四面八方的青年人被聯繫到一起，而且會不同程度地發現，世界上並不是只存在讓聯邦內不同地區之間產生嫉妒和偏見的理由……除了獨立戰爭讓美國不同地區的人們聚集起來一起，進而消除了這種印象，還有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呢？一個世紀的交流往來都無法實現七年戰爭所成就的東西。」ｒead.９９ｃsw•coｍ

或許，年齡本身就足以讓華盛頓義無反顧地回到弗農山莊。毫無疑問，如果說有人應當在「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安度晚年，那麼這個人就是華盛頓。或許，正是這種奇特的直覺讓他總是能夠抓住主要和次要之間的差別，讓他從骨子裡認識到，再擔任一屆總統意味著他將死在任上。退休使他避開了讓生物規律結束任期的命運，也避免了開創帶有終身君主制意味的先例。對他兩屆總統任期先例的過度沉迷，使我們忽略了他自動退休所確立的另一項更為根本的原則，即政府職位應當超越任職者的壽命，美國總統制與歐洲君主制有著根本區別：不論總統是多麼不可或缺，在本質上他們都是用完可拋的。

更為具體的是，華盛頓指出在他離開國家舞台後，為了彌補他不在的缺陷，要擴大而不是縮小聯邦政府的權力。他建議，國會開展新一輪的聯邦計劃：制訂新計劃以鼓勵國內製造商；補貼農業改良；建立一所國立大學（這是他不斷重複的觀點）和一所國立軍事學院；擴建海軍以保護美國在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航運；增加聯邦官員的薪資，以確保擔任政府公職並不取決於私人財富。直到1825年約翰·昆西·亞當斯在就職演說中提出類似的計劃，這個計劃一直都是涉及內容最廣泛的擴大聯邦政府權力的總統計劃。在1796年的環境下，華盛頓似乎在說，美國唯一共和國王的離任，使創建於聯邦層次上、被制度化的中心力量變得有必要，以此替代他個人的凝聚作用。

福契特急件中所記載的內容與我們根據學術研究所知道的內容，並不完全一致。根據福契特的說法，倫道夫索取了賄賂，從而參与了支持「威士忌暴動」的神秘計劃。儘管在這項指控上倫道夫肯定是無辜的，但是福契特急件的總體意思和語調都表明，倫道夫表露了自己對華盛頓政府的內政外交持反對態度，對旨在復辟君主制的「金融家階層」的崛起表達了悲痛，譴責了將美國貿易置於「英格蘭厚顏無恥」的奴役之下的行為，並且還說自己是政府內「愛國人士」的唯一喉舌，是將頭眼昏花、令人悲哀、完全處於困惑之中的華盛頓拉回理智的最後一線希望。倫道夫這些不幸的話語並不完全是一種背叛行為，正如他在餘生徒勞無益、含混不清地解釋的那樣。實際上，他不過是在說傑斐遜向朋友們說的、門羅在巴黎向任何人說的那些話時，被抓住了而已。那種認為金融家和君主主義者策劃的險惡陰謀已經在華盛頓的眼皮底下控制了聯邦政府的觀點，在弗吉尼亞州精英階層中流傳得十分廣泛，以至於他們自己根本沒有意識到，他們的那些話在反對這種觀點的人看來，是多麼具有陰謀性質。

在那些難以置信的故事中，某些恰巧是真實的。愛德華·布雷多克將軍1775年在匹茲堡外對法國軍隊的進攻以失敗告終，年輕的華盛頓與丹尼爾·布恩一道將倖存者召集起來，儘管這個過程中他先後從兩匹馬上跌落下來，外套上有多處彈孔，褲子上也多處被擦破。1781年在約克鎮，在一次炮火攻擊的槍林彈雨之中，他站在一堵矮牆上達15分鐘之久，完全不理會那些試圖拉他下來的助手，直到他完全探清戰場形勢為止。當華盛頓開口談論國家命運之時，人們洗耳恭聽。

華盛頓指出的「一條道路」要求印第安人認識到，反抗白人的人口擴張無異於自殺。唯一現實的解決方法是，印第安人接受不可避免的結局，放棄他們那種需要佔據大片土地的狩獵和採集經濟，將農業作為首選的生活模式，並最終經過數代以後逐步融入更大的美國社會之中。華盛頓承認他要求得可能太多了，「要走上這條道路似乎有些困難」，因為它意味著壓抑印第安人本能的抵抗慾望，並放棄為他們所珍視的部落價值觀。正如他已準備好退休一樣，華盛頓實際上是在催促印第安部落退出印第安生活方式。「我給你們提的建議，」他帶著某種悲傷情緒寫道，「也正是我自己馬上就要做的。幾個月之後，我將離開這個偉大的城市，退隱於農田。在那裡我將採取措施增加牛、羊和其他有用牲口的數量。」如果印第安人能夠沿著他的足跡，那麼印第安人與白人和平共處的局面就會自然到來，而他們逐步融為單一美利堅民族的願望也將在下個世紀實現。不論現代美國人認為華盛頓的建議中有多少道德缺陷和文化強權因素，這個建議的兩個主要特點是很清楚的：其一，它符合他那種認為歷史只能提供有限選擇的毫不妥協的現實主義精神；其二，它將印第安人放到了被稱作美國人的民族大家庭之中。

第二年，傑斐遜試圖與華盛頓維持表面上的友誼，因此以弗吉尼亞紳士的口吻給他寫信，對政治和外交政策避而不談，只集中討論諸如他在蒙蒂塞洛的農作物輪作計劃、天氣的反覆無常、種植的野豌豆和小麥，以及施肥的最好方法（這是一種強有力的隱喻）。華盛頓以同樣的方式回信，直到傑斐遜寫給菲利普·馬澤的那封信（那封談到了美國的參孫和所羅門的信）在報紙上發表出來為止。自此以後，弗農山莊與蒙蒂塞洛之間的所有通信永久停止了。

隨後的一個月中，那一稿的多個修訂本在二人之間來來回回好多次，華盛頓敦促漢密爾頓要說得透徹明白，並要他做一些增刪。「我要將這份文件中所有被標記為不重要的段落刪除，」他在8月25日寫道，「而且，正如你所看到的，我用鉛筆寫了一些旁註，我請你對這些旁註進行更深入成熟的思考。」如果漢密爾頓認為有必要做其他一些修改，那麼他應當「清楚地使用插入、刪除標記，或者在旁註中說明，以免發生任何錯誤」。華盛頓要求，未經他的許可，不得在最後一刻對文稿偷偷進行修改。當定稿準備在9月交付印刷時，他還親自修改了1086行中的174行，並從頭至尾複查了標點符號——這是他最後的審查。正如印刷商親眼觀察到的：「他簡直是字斟句酌。」因此，這樣的結論似乎是公平的：這份「華盛頓告別演說」，並非徒有虛名。

在1790年代上半葉，美國政治生活中最接近不證自明的真理的人物，只有喬治·華盛頓。作為那個時代的傳奇，美國人自1776年（也就是說在國家尚未成立之時）就將他視為「國父」了。在他1789年擔任總統之時（讓其他任何人擔任總統在當時都是不可想象的），關於華盛頓聲望的各種神話已經如雕像上的常春藤一般瘋狂生長起來，華盛頓本人完全被籠罩在一種無所不能的光環之下，使區分他作為凡人所擁有的才能和他的那些英雄主義成就變得幾乎不可能。

到了1796年，他已經開始起草最終遺願和遺囑了，他詳細寫清各項條款，確保在其妻子逝世之時，他的所有奴隸都將獲得解放。他甚至還寫下了更為詳細的設想：弗農山莊那時將被劃分成一塊塊土地賣出去，所得收益的一部分將被用來在未來幾十年中幫助他那些獲得解放的奴隸及他們的孩子。他在這一點上的行為就像往常一樣，比他的話語更具有說服力，因為這些行為表明，他甚至在自己死後攬了一個責任：幫助他生前的那些奴隸在美利堅合眾國的邊界內向自由過渡。他是否還設想過，黑人和白人在未來某個時刻會和諧地生活在一起，這是不清楚的。但是，他將這個問題置於懸而未決的做法，在弗吉尼亞州的政治精英中都是非常罕見的。

最後再舉一個例子。1778年法國參戰後不久，大陸會議的幾個成員就開始遊說法國入侵加拿大，說加拿大主要是法國人，因此法國在那裡取得軍事勝利的可能性更大。華盛頓提出一些理由來反對這種計劃，但將反對這個計劃的最深刻原因私下透露給了大陸會議主席亨利·勞倫斯。他擔心「大量法國軍隊進入加拿大，並佔據該地的首府，當地人民會出於血緣、習慣、禮儀、宗教以及以前的政治聯繫等因素而忠於這些軍隊」。法國是美國的天然盟友，可是一旦他們在加拿大安頓下來，就很難指望他們會離開。「我擔心這將是一個過大的誘惑，任何依據通行政策行事的國家都難以抵住這種誘惑。」他接著向大陸會議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這是他對各個國家的動機的最清楚表達。「人們總是傾向於走極端，」他解釋道，「對英格蘭的憎恨可能讓某些人陷入對法國的過度信任之中……我個人衷心接受新盟友對我們的善意情感，而且合理地珍視其他盟友的這種情感。但是，這是一個建立在人類普遍經驗之上的公理：在利益約束範圍之外，沒有哪個國家是可以被信任的，而且沒有哪個謹慎的政治家或者政客敢置這個公理于不顧。」根本就不存在永遠的國際盟友，只有永恆的國家利益。

這種設想的視野是不同凡響的。華盛頓在年輕時代曾與英國人並肩作戰，將法國人趕出北美。美國獨立戰爭取得勝利后，英國人也被趕了出去。整個大陸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幅員遼闊的美利堅莊園，人們可以在不受外國勢力限制的情況下自由擴張。（毫無疑問印第安人要麼被同化，要麼被征服。西班牙人佔據了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帶，但西班牙人不過是在美利堅人口壓倒他們之前暫時掌管這一地區罷了。）在獨立戰爭那一代的領導層中，華盛頓從來沒有在歐洲旅行或生活過，如果說這不是獨一無二的，至少也是非同尋常的。（他唯一一次離開美洲大陸就是他年輕時去巴貝多島。）因此，他對新生美利堅國家的設想完全是西方化的。之後幾代人面臨的主要任務就是，鞏固美國對北美大陸的控制，不惜代價地排除任何阻礙或者偏離這個中心任務的事物。

第二，當1796年華盛頓談論國家團結之時，他說的那些話正是他在獨立戰爭中所作所為的迴響。儘管他輸掉的戰鬥比他打贏的戰鬥要多，儘管他在戰爭的頭兩年不停地犯下代價慘重的戰術錯誤（這些錯誤差點斷送了整個獨立戰爭），但到了1778年，他已經對自己要推行的軍事戰略有了基本理解。在他看來，佔領土地——他將之說成「據點之戰」——是毫無意義的，戰略的關鍵在於大陸軍本身。如果大陸軍始終是一支團結而高效的作戰力量，那麼美國獨立戰爭事業就能夠繼續下去。英軍可以佔領波士頓、紐約和費城，實際上也確實如此。英國海軍可以毫髮無傷地封鎖並轟炸美國的海港，事實上也的確是這樣。大陸會議可以像一群鴿子一樣被從一個地方趕到另一個地方，正如實際發生的那樣。但是，只要華盛頓可以讓大陸軍團結一致，英國人就不能贏得這場戰爭，就意味著英國人最終會認輸。

這是把握華盛頓在1796年離開公職的動機的核心背景。他實際上是在通過主動辭職宣稱，自己內心最忠誠的信念和那些批評者一樣，都是共和的。他實際上是在向他們做出回答，不是用語言，而是用決定性的行動。而且，這也是理解他的告別演說的適當起點。華盛頓實際上是在以美國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仁慈君主的身份發表最後聲明。不論告別演說經過兩個世紀的不斷解釋已經具備了何種意味，華盛頓希望用它告訴國人，如何在沒有他、沒有國王的情況下，維護國家的團結和意志。

華盛頓立即拒絕了他們讓他成為「美國愷撒」的提議，並譴責整個計劃是對他們曾為之浴血奮戰的事業的背叛。接著，他以戲劇化的姿態，從口袋中拿出了一副眼鏡。「先生們，請允許我戴上眼鏡，」他大聲說道，「因為我的頭髮已經花白，我現在只知盲目地服務於自己的祖國了。」據稱，當獲悉華盛頓打算拒絕成為「美國愷撒」時，不是別人，正是喬治三世本人說道：「如果他真的這樣做了，他將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言出必行。1783年12月22日，華盛頓將權力交給了國會，當時國會正在安納波利斯市開會。「既然我已經完成了賦予我的使命，」他宣布，「我將退出這個偉大的舞台。」由此，他成為被授予了權力的領袖的最高典範，因為他是如此願意放棄權力。

《傑伊條約》在塑造美國外交政策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1794年，華盛頓派首席大法官約翰·傑伊到倫敦，希望與英國達成一項現實交易，以避免在美利堅合眾國還沒有準備的時候，再次與英國發生戰爭。1795年傑伊帶回來的條約，承認了英格蘭海軍和商業的霸主地位，並且隱含支持了一種親英的美國中立政策。這份條約認可英國享有對從美國進口的商品繼續徵收關稅的權利，同時給予英國商品最惠國待遇，它還含蓄地接受了英格蘭可以強行徵募美國水手。另外，它要求美利堅合眾國就獨立戰爭前的剩餘債務對英國債權人進行補償，這些債務的大部分是弗吉尼亞種植園主階層欠下的。作為交換，英國人同意將美國商人關於被沒收貨物的要求提交仲裁，並且遵守他們在1783年《巴黎和約》中做出的從西部邊疆據點撤走軍隊的承諾。總而言之，《傑伊條約》是對1778年法美聯盟的背離，而這一聯盟在獲得法國的軍事幫助、贏得美國獨立戰爭上發揮了巨大作用。九*九*藏*書

另外，它也是對華盛頓在1790年代被污衊為君主復辟的辯護。他說的是，如果最初沒有一個共和國王，那麼這個新生的准國家，可能不會有機會完成它的長遠使命，可能在短期內就會消亡。在某種意義上，華盛頓是在為他的總統生涯辯護，說這是共和主義原則的關鍵例外。沿著這條路走下去，當征服這片大陸的共同經歷和純粹的時間流逝使美國人民成為一個更具凝聚力的民族時，居於共和主義精神核心的自由主義習慣就可以被充分地表達出來。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心必須堅持住。這裏的中心是指一個擁有充分權力迫使公民繳稅和服從法律的強大聯邦政府。大陸軍的老兵，比如漢密爾頓和約翰·馬歇爾，完全能夠理解這個關鍵點。有趣的是，作為反對派共和黨的主要領袖——傑斐遜和麥迪遜——卻從來沒有在大陸軍中服役，他們顯然無法理解。

但在當時，這些矯揉造作的姿態或解釋根本就沒有多大意義（如果存在意義的話）。真正有意義的而且大多數讀者認為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喬治·華盛頓要退休了。當然，人們也馬上領悟到這個決定在憲法上的意義：華盛頓在連任兩屆總統之後自動放棄了總統職位，確立了一個直到1940年才被富蘭克林·羅斯福打破的先例。（這個先例於1951年被憲法第二十二修正案重新確認。）但是，即使是這個在確立總統輪換制的共和原則上發揮關鍵作用的里程碑式先例，相比于另一個更為根本的政治和心理認知，還是顯得黯然失色。

華盛頓最後平靜地表達了他對《傑伊條約》的支持。「我在用自己的最大能力，來確立我們的國家特性，它將在我們的責任和正義所允許的範圍內，儘力獨立於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但是，不知為什麼，他已經「被指責為一個國家（法蘭西）的敵人，處在另一個國家（英格蘭）的影響之下。而且，為了證明這一點，我的政府的每一個行為都被攻擊得遍體鱗傷，遭到了最惡毒的曲解。他們只說一個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且用的是最誇張、不體面的詞語，這些言詞甚至都不曾用在臭名昭著的古羅馬暴君尼祿身上，也很少用在一個普通的扒手身上。但是，寫到這裏已經夠了。在表達我的感受上，我已經超出了原來的打算，走得太遠了」。（言外之意是，即使瞥一眼我的靈魂，也是你——我以前的朋友——所不配的。）

這種擔心的部分原因在於他的居住地點。弗農山莊位於弗吉尼亞州境內，而弗吉尼亞州已經成了共和黨反對派的大本營，共和黨人的目標就是顛覆華盛頓所代表的外交立場和整個聯邦政府的正面形象。實際上，弗農山莊成了敵對區內的一塊飛地，被忠實于弗吉尼亞模式的鄰居包圍著。曾經是最傑出的弗吉尼亞人的華盛頓，在他們眼中，已經站到了對立面。儘管華盛頓以前是全能的解決問題之神，現在他卻成為棘手的問題，是被安放在弗吉尼亞城堡中央的特洛伊木馬。華盛頓將餘生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放在監督建設新首都——此時早已決定新首都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事實，更加證實了他們最強烈的擔憂。因為那座城市和它註定要擁有的名字，正如傑斐遜及其追隨者所認為的，象徵著一場威脅弗吉尼亞所捍衛的一切的陰謀。就華盛頓而言，他催促自己的後輩到哈佛讀書，避開弗吉尼亞州甚囂塵上的地區主義教育，從而以這種方式回應他的弗吉尼亞批評者。他似乎越來越以在「致切羅基族」信中看待印第安部落的方式，來看待弗吉尼亞州了。美國的命運正指向一個方向，若弗吉尼亞州的部落領袖們決心背道而行的話，那就由他們去吧；他們顯然站在了歷史發展的錯誤一邊。

沒有被提及而且理論上應當被排除在外的最大群體就是黑人了，黑人中約90%是奴隸。華盛頓在「告別演說」中對奴隸制隻字未提，從而維護了國會在他擔任總統早期就已經採納的正式立場：沉默。當然，沉默可能表達出許多東西。但對華盛頓而言，未明說的信息是，已經為這個最具爭議性的問題設置了延緩期限；這個問題比任何其他問題都更可能將脆弱的聯邦摧毀，而他認為聯邦是他一生的成就和主要的政治遺產。由於「告別演說」的主要目的是確認這種遺產並推動實現他的國家設想，因此華盛頓最不想提的事情，就是這個可能對整個事業造成最明顯威脅的問題。就像1790年的麥迪遜一樣，他希望奴隸制被排除在美國的政治議程之外。然而，與麥迪遜不同的是，而且與大多數弗吉尼亞人不同的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在華盛頓看來，延緩解決奴隸制這一政治問題的期限在1808年就應當結束，屆時憲法將允許禁止奴隸貿易。

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語言問題。以前從來沒有過什麼共和國行政首腦，因此除了那些歐洲宮廷和國王建立起來的口頭傳統之外，就沒有其他詞彙來描述這樣一種新事物了。在另一種意義上，這是一個個性問題。華盛頓骨子裡是一個倔強而拘謹的人，他總是呈現出一種超然的姿態，而且習得無可匹敵的維持距離感的技巧。這的確強化了他的威嚴，但是有點過頭，這位威嚴的人幾乎成了「國王陛下」。

儘管華盛頓的眼睛從來沒有變過顏色，而且具有前瞻性，但他無從知曉（這並沒有多大影響）未來的人們會從他的文字中領會多種意思。正確理解告別演說的起點是，華盛頓的核心思想是牢固建立在自己擔任美國最高軍事和行政首腦的經驗教訓之上。除非人們相信思想就像候鳥一樣可以從一個世紀飛向另一個世紀而不發生任何變化，否則理解他的真實意思的唯一方法，就是再現當時的具體環境。華盛頓並沒有宣稱自己是根據對哲學論文或著作的獨到見解而向國人開出新穎的處方，他不過是在提醒國人記住他從個人經驗中習得的那些神聖原則。這些原則是如此常見和根本，以至於它們正處在被同時代人忽略的危險之中；它們又是如此徹底地紮根於美國獨立戰爭，以至於更久遠的後代幾乎完全看不到它們。

和華盛頓所有的基本設想一樣，這一點也是事後看來才顯得如此顯而易見。許多同樣面對更強大敵軍的傑出軍事領袖——漢尼拔、羅伯特·E.李和拿破崙——最終都被打敗了，這正是因為他們認為勝利就是贏得戰鬥。華盛頓認識到，勝利意味著讓體現在大陸軍之中的國家目標延續下去。如果他能夠在英軍最終崩潰之前保持軍隊團結，那麼空間和時間就都會在他這一邊。歷史正是這樣發生的。

第一，承認華盛頓的巨大聲譽並不完全依靠其謹慎的權力實踐，而更多的是建立在他放棄權力的非凡才能之上，這是至關重要的。事實上，他是一個懂得退出的大師。幾乎每個人都把他1796年的退休看作其1783年辭去大陸軍總司令情景的重現。當時，大陸軍已經獲得勝利，但駐紮在紐約州紐堡的官兵因未獲得薪俸而蠢蠢欲動，很難控制。在軍官策謀叛亂的會議上，華盛頓突然現身。他們的險惡陰謀包括進攻國會、在西部為自己劃一片土地，所有這一切據稱都要由華盛頓領導。

麥迪遜在1795年冬季和1796年春季國會的激烈辯論中，一直是這個條約的反對派領袖。起初，他得到了絕大多數支持，並認為自己的立場是牢不可破的。但隨著時間一周周地過去，他直接體會到了1790年代美國政治生活的最重要原則：不論是誰與華盛頓針鋒相對，他都註定要失敗。到3月時，麥迪遜的多數已經瓦解了。約翰·亞當斯曾充滿困惑地說：「麥迪遜先生看起來擔心得要死。他臉色蒼白，形容枯槁，憔悴不堪。」當4月眾議院進行決定性投票時，麥迪遜將自己的失敗歸咎於由「銀行、英國商人和保險公司」牽頭的「貴族政治、盎格魯主義和重商主義的作用和影響」。傑斐遜則更加直白。他的結論是，《傑伊條約》之所以獲得通過，是因為華盛頓的巨大威望——「他一個人壓倒了他們所有人的影響」。傑斐遜的沮喪感在幾個星期之前就達到了崩潰的頂點，當時他寫信給麥迪遜，引用了華盛頓最喜歡的約瑟夫·阿狄森戲劇《加圖》（Cato）中一句著名台詞，並將它用在華盛頓身上：「作為對他德行的一種詛咒，他們已經毀滅了他的國家。」

儘管這份條約的一些具體條款對英國有利，但研究這個問題的大部分歷史學家所達成的共識是，《傑伊條約》是有利於美利堅合眾國的一項精明交易。它實際上是賭英格蘭而不是法國將成為未來的歐洲霸主，這在後來被證明是有先見之明的。它認識到美國經濟對英國的嚴重依賴。在某種意義上，它是「門羅主義」（1823年）出台的早期預告，因為它將美國的安全和經濟發展與大不列顛艦隊連在一起：後者在整個19世紀為前者提供了價值無法估量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它將美國與英格蘭作戰的時間推遲到美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有能力作戰之時。

現代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曾經根據政治領袖管理世俗事務的不同視角，將他們區分為刺蝟與狐狸：刺蝟知道一件大事情，而狐狸知道許多小事情。華盛頓就是一隻典型的刺蝟。他知道的那件大事情是，作為一個國家的美國，它的未來在於西部，在於其在隨後的一個世紀中要發展成為大陸帝國。他將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建設運河上，而且與那些弗吉尼亞老鄉們一樣錯誤地相信，波托馬克河是通達內陸水系的直接通道。他從骨子裡認定美國人民的能量必須沿著那個方向奔流而去。歐洲可能囊括了世界上全部的文化中心和當前強大的國家，但就美國的國家利益而言，這一切不過是一時雜耍和偶爾消遣而已。未來就在於他年輕時曾經探索過的那些森林之中。當他於1783年第一次辭職時，他就已經本能地認識到了所有這一切。

在1790年代的美國，華盛頓的形象無處不在，在繪畫中、報紙中、紀念盒中，在硬幣上、銀器上、碟子上、家庭小擺設上。人們對他的親密情感似乎會永存下去。他的指揮官身份已經成了獨立戰爭年代每一個重大事件的核心特徵：1775～1783年大陸軍的關鍵人物、1787年制憲會議主席，以及自1789年以來擔任這個羽翼未豐的聯邦政府的第一任最高行政首腦。他讓獨立戰爭時代的狂想曲變成了有血有肉的可感知的現實，是美國唯一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華盛頓是引力核心，防止美國獨立戰爭步入混亂軌道；他是穩定的中心，圍繞在他的周圍，獨立戰爭的能量才能得以形成。正如當時一句流行的祝酒詞，他是「將所有的心靈團結起來的人」。他是宙斯、摩西和辛辛納圖斯三者合一的美國偉人。

我們可以輕鬆而簡潔地表達出告別演說的主題，卻難以充分理解它。在宣布自己的退休打算之後，華盛頓用幾個段落來論述國家團結的必要性。他譴責過度的黨派主義，尤其是政黨旨在維護既得利益的意識形態和區域利益集團漠視合作、對立鬥爭的情況。接著，華盛頓開始討論外交政策，呼籲嚴格保持中立，讓美國外交獨立於歐洲的複雜事務。華盛頓並沒有使用常被認為是他開創的「糾纏不清的聯盟」一詞［實際上，傑斐遜在他的第一次就職演說（1801年）中首次提出這種說法］，但他表達的獨立於歐洲的外交要旨，確實早於傑斐遜具有相同意義的提法。整體而言，他要表達的主題總結起來是：對內團結、對外獨立。就這麼簡單。

當漢密爾頓將這一段的草稿交給約翰·傑伊，讓他提意見時，傑伊表達了對這種寫作風格的崇拜，但認為論點有些許不妥。「我認為，」他在給華盛頓的信中這樣寫道，「說我們從來不應當指望得到其他國家的幫助，可能並不十分嚴謹，因為這種斷言似乎意味著，國家總是循著或者總是應當循著利益動機行事。」傑伊的意見來得太晚了——「告別演說」已經交到了印刷商手中——而且可能也不會產生什麼影響。華盛頓的意思完全就是漢密爾頓所表達的意思。傑伊認為英格蘭未來對美國會有善行，就好像傑斐遜認為法國會與美國團結一致一樣，都不過是多愁善感，是國際關係真實世界中的幼稚幻想而已。

同樣是在這封「通函」中，他奠定了隱含于其國家設想中的責任和機會，並用最具詩意的語言寫成。「我們帝國的基礎並不是建立在蒙昧時代或懷疑時代，而是建立在一個偉大時代：與此前任何時代相比，這個時代中人類的權利得到了更好的理解和更清晰的界定。」接著，他開始具體說明在過去兩個多世紀里——後來這段時期被稱作「啟蒙時代」——積累起來的人類知識寶庫，並認為在某種意義上，那是西部尚待開發的無盡自然資源在智識或哲學上的對等物。正是這兩種豐富的哲學和物質財富寶庫的偶然結合，決定了美國的國家利益並使之與眾不同。「在這個幸運的時期，」他寫道，「美利堅合眾國作為一個國家出現了。如果公民無法得到完全的自由和幸福的話，那就是美利堅合眾國自己的過錯了。」

除了措辭嚴謹、節律恰當之外，漢密爾頓的主要貢獻是讓華盛頓免於陷入個人情緒之中。5月的草稿中，華盛頓將下面這段文字放到了靠近開頭的地方：

由於華盛頓的戰略思想就是告別演說中提到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內容，由於那個時代的每一位美國政治家都認為中立原則是一個無可辯駁的公理，因此告別演說似乎就是無可爭議的，其傳達的主旨也是不容置疑的。但當時的人們並不是這樣認為的，部分是因為在美國中立政策應當是怎樣的問題上，獨立戰爭那一代人中存在一種深刻的分裂（華盛頓試圖超越這種分裂）；還有部分原因是當時的政治高層中，流行著另一種對國家利益的設想，而且這種設想也可以被認為是美國獨立戰爭的遺產之一。所有這些都在華盛頓的第二任期內有關《傑伊條約》的辯論中，發生了正面衝突。衝突造成華盛頓擔任總統期間的最大危機，造成對其君主傾向的最惡毒攻擊，而且也是我們理解告別演說中每一詞句的直接背景。ｈｔｔpｓ://reａｄ.９9cｓｗ•ｃｏm

因此，當華盛頓坐下來撰寫他的告別詞時，三個主題馬上就從政治圖景之中浮現出來，抓住了他的注意力：第一，他需要證明，儘管即將退休，但他依然掌握著國家，那些關於他已年邁不堪、無法處理政務的謠言是明顯錯誤的；第二，他希望為國家鋪設一條中間道路，而且以一種溫和方式，把最激烈的批評者推向辯論的邊緣——在那裡，他們歇斯底里的指控、火藥味十足的語言和悸動不已的道德確定感，將隨風飄逝；第三，這位自願走下政壇的偉人，希望利用最後這次從公共舞台退下去的機會，解釋自己對美國獨立戰爭真義的看法。總而言之，它意味著人民團結一致，正如以前的大陸軍那樣，因此那些利用外交政策對國內政治搞分裂活動的人，儘管打著美國獨立戰爭原則的旗號，但都在無意之中顛覆了他們宣稱要為之戰鬥的事業。這是他最後一次走上戰場戰鬥，他要將自己的標準樹立在戰場中央，讓軍隊在他周圍集結起來，而不是在對邊緣地帶不切實際的衝鋒中迷失方向，他還要以身作則地告訴他們，他們只有堅守他劃定的陣地，才能再一次大獲全勝。

這個合作過程在四年前，即1792年5月，就開始了。當時華盛頓找到麥迪遜，要他幫忙撰寫一份告別演說詞。當時確信自己在一任屆滿后肯定要退位的華盛頓，之所以選擇麥迪遜，是因為他最信任的兩個朋友漢密爾頓和傑斐遜，正因黨派鬥爭而忙得不可開交。麥迪遜為自己與華盛頓的三次談話做了大量記錄，然後起草了一份文件，這份文件的許多關鍵語句都是以總統的語氣寫成的——「政府中的黨派精神正成為新的困難之源」，「我們都是同一個國家的孩子」，國家的「主要利益是一致的……氣候和土地的多樣性自然地形成了不同地區之間的雙向關係」，並形成了「一個親密的、永久的聯盟」。麥迪遜建議不要向國會以口頭演說的形式發表「告別演說」，而是以「向人民直接發表演說」的形式在報紙上刊登出來。後來，華盛頓聽從其全部內閣成員的勸告，不情願地答應再擔任一屆總統。因此，他就將麥迪遜起草的告別演說收起來，以備他日使用。

他可能而且也確實設想了將印第安人包括在內。1796年8月末，在他對「告別演說」做最後修改之時，華盛頓寫下了「致切羅基族」。從嚴格的法律角度來說，密西西比河以東每個印第安部落都算得上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由土著居民組成的、位於不斷擴張的美利堅合眾國境內的准國家。當然，那裡正是問題所在，而且無法避免的悲劇也正是在那裡上演。在華盛頓的設想中，美國人民的西進是義無反顧、不可阻擋的。「我同樣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大量思考，」他向切羅基族宣布，「而且衷心希望各印第安部落和他們的白人鄰居，能夠盡情地享受讓生活舒適幸福的所有美好事物。我還考慮了如何做到這一點，並發現只有一條道路可以讓他們最終到達這個理想結局。我希望所有的印第安部族都能夠走上這條道路。」

隨後的幾個星期中，國內所有主要的報紙都轉載了這篇文章，儘管只有《新罕布希爾快報》給它加上了將永載史冊的標題——「華盛頓的告別演說」。當時人們幾乎馬上就開始對文章內容展開了辯論，一個生動而愚蠢的論辯出現了：它到底是華盛頓寫的，還是漢密爾頓寫的。在之後更長的時間里，這份告別演說獲得了超越一切的不凡地位，與《獨立宣言》和林肯葛底斯堡演說一道成為對美國必須永久遵循的原則的基本宣言，莊嚴的語調也使它成為充滿陳腐智慧的政治場景中的永久試金石。19世紀末，國會讓在華盛頓誕辰日朗讀這份演說成為一項強制性儀式。同時，幾代歷史學家在美國外交研究者的帶領下，將解釋這份告別演說變成了一種專門研究，並對蘊含其中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和美國兩黨政治做了無數評論。

或許，以行動體現共和黨人思想的最極端例子就是詹姆斯·門羅。他是一名狂熱的傑斐遜追隨者，當時擔任駐法國公使。儘管在傑斐遜的聯盟中，他不是什麼思想家或者政治戰略家，但是門羅以其幾近狂熱的方式接納了共和黨人信仰的核心內容，這彌補了他在思想方面的缺陷。他讓法國人放心，《傑伊條約》是不可能被國會批准的，而且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渴望同法國人一道與英國人鬥爭，美國政府隨時準備向法蘭西政府貸款500萬美元以支付其軍事開支。而當這些瘋狂的預言都落空時，他卻告訴他們說，法國政府應當冷靜而堅決地拒絕所有來自美國總統的訊息，因為總統顯然是代表貴族盎格魯人的，而且馬上就會被人民趕下台。與此同時，法國應當在公海上對美國船隻進行報復。當法國人在1796年春季真正開始這樣做，而且沒收的第一艘船名叫「弗農山莊」時，門羅認為這是富有詩意的正義向人間宣示的神諭。而且，他希望本傑明·富蘭克林·貝奇的《曙光報》能夠發表他從巴黎寄回來的一些抗議《傑伊條約》中最令人憤怒條款的秘密公報（當然是以假名）。所有這一切都是美國派往法國政府的正式使節做出來的！

他那鋼鐵般體格中的裂縫，隨著年齡增長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他在1787年制憲會議開始之前病倒了，差點錯過了這個重大的歷史時刻。接著在1790年，就任總統之後不久，他染上了流感，當時這種病正在紐約州肆虐，差點因為肺部感染而死去。傑斐遜關於華盛頓的言論是充滿矛盾、極不可靠的，但正是他記錄了華盛頓身體狀況開始下滑的時刻：「他那種不同尋常的堅定語調，已經開始鬆弛了；對工作的倦怠，對寧靜的渴望，還有那種讓其他人替他採取行動甚至思考的意願，已經悄悄侵襲了他的心靈。」1794年，當他騎著馬在新首都地區遊盪時，他的背部被嚴重扭傷了。騎馬打獵的生涯結束了，美國最佳騎手的歷史盛名也隨之煙消雲散，華盛頓再也不能以同樣的自信安坐在馬鞍之上。年過花甲之後，他結實的肌肉開始鬆弛；筆直的站姿也開始向前傾斜，就好像他總是被風推著似的；他的精力也在漫長的一天結束之時開始衰退枯萎。敵對的報紙含沙射影地談到了華盛頓的老態。即使副總統約翰·亞當斯也承認，華盛頓在某些公共儀式上顯得迷離茫然，完全需要照稿宣讀了，就好像演員不是在表演，而只是在念台詞一樣。

漢密爾頓對華盛頓思想狀態的敏銳把握，只有一次讓華盛頓感到失望。然而這次辜負和它所導致的「告別演說」缺失的那部分，打開了一個更大的窗口，通過這個窗口我們可以看到華盛頓試圖描繪的整個國家設想。1796年起草告別詞的過程中，華盛頓一直催促漢密爾頓加上一段在波托馬克河新首都里建立一所國立大學的內容。漢密爾頓不同意添加這樣的內容，他合理地論辯道，這樣一個具體建議不適合出現在要在更高層面上發揮作用的演說之中。漢密爾頓提議將這個建議放在秋天向國會提交的最後咨文中，可能會更好一些。但是華盛頓堅持說，他希望這個想法是「告別演說」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坦白地說，」他解釋道，「我對將這個建議提交立法機構的效用深表懷疑。國會可能會歪曲我賦予它的重要性，而這一點足以促使我在退出政治舞台的最後時刻，以某種方式，將這個問題告知公眾……好讓人民思考這個措施的重要性。」

還有些文章完全是荒謬的，也出現在《曙光報》上。它們稱最近獲得的大不列顛戰時文件表明，華盛頓是一個秘密的叛國者，在本尼迪克特·阿諾德與英軍狼狽為奸之前，他都一直打算出賣美國人的事業。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華盛頓的批評者屬於少數派，其支持者遠遠多於這些人。例如，對潘恩的反駁立即紛紛出現了，這些反駁將潘恩說成「那個著名的酒鬼和異端」，他詆毀華盛頓聲譽的行為「就好像一隻爬蟲將自己的毒液噴向大西洋或將它那骯髒的涎水噴向太陽一樣徒勞無益」。事實上，潘恩當時那已頻遭質疑的聲譽，再也沒有從這次事件中恢復過來。在獨立戰爭年代，攻擊華盛頓是政治自殺最快捷的方式。

這個新生國家如何順利度過發展過程的第一個后華盛頓時期呢？在「告別演說」中，華盛頓大致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將你們自己看作一個國家；讓地區和政治差異服從於美國人這個共同的身份；將聯邦政府看作一個代表了你們的集體利益的盟友而不是敵人（若你們願意，將聯邦政府稱為「我們」而不是「他們」）。隨後的12月，在國會第八次也是最後一次發表咨文時，華盛頓給出了一個更具體的指示。批評他的共和黨人將《傑伊條約》說成一份與魔鬼達成的協議，認為它必將導致內政與外交上的大災難。然而，審視美國政治全景后，華盛頓看到一切已經開始平靜下來：與南部和西部邊疆印第安部落的條約正在商談之中；英國人正根據《傑伊條約》從西部駐地撤軍；由於與大不列顛恢復了貿易，美國經濟發展勢頭迅猛，貿易帶來的財政收入使國家債務的償還速度大大快于預期。政治全景上的唯一暗點就是法蘭西了，其巡洋艦正在阻攔美國在西印度群島的航運活動。華盛頓建議對與法蘭西共和國的「准戰爭」局面保持耐心，並預言（事實證明他是正確的）「正義、坦率和友誼的精神……將最終確保勝利」。他似乎是在說，信心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在這種信心被正當化后，更是如此。

在整個「告別演說」中，華盛頓一直在勸誡美國人民，要將自己視為一個有著共同命運的整體。對我們而言，它聽起來毫無新意，這是因為我們就站在華盛頓設想的未來場景之中。但是，他關於國家團結的勸誡，與其說是一種描述，毋寧說是一種期望；與其說是提醒了我們曾經的狀態，毋寧說是預測了我們可能變成的樣子。實際上，華盛頓在進行這種勸誡時，刻意使用了國家團結已成為既定事實的語氣，目的是讓國家團結聽起來更容易實現。儘管華盛頓清楚地知道，事實絕非如此。最終，「告別演說」主要是一個對未來的預言，以及如何將它變成現實的諄諄教誨。

對華盛頓的主要指控是，他讓自己變成了一個準國王。「我們給了他一個國王才能享有的權力和特權，」紐約一家報紙這樣寫道，「他就像國王一樣主持早朝，他像國王一樣接受生日祝福，他像國王一樣僱用他的舊敵，他像國王一樣把自己封閉起來，他像國王一樣把其他人也封閉起來，他像國王一樣接受顧問們的意見或者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這其中幾項指控完全是別出心裁的錯誤指控，而這些指控中的真實成分就是華盛頓成為權力化身的事實。他曾乘坐由六匹淡黃色的馬拉著的華麗馬車巡遊費城；騎馬時，他的白色種馬身上常搭著美洲豹皮、安著金邊馬鞍；他曾在在公共典禮上接受桂冠，如加冕禮一般，等等。他對以上這些事實沒有絲毫的後悔之意。而且，當紐約市民尋找另一尊雕像來替代被推翻的喬治三世的雕像時，他們選擇了華盛頓的木製雕像，這讓某些批評者把他稱作「喬治四世」。

儘管這很難說是真實的，但這種解釋有一種明顯的好處，即它可以讓傑斐遜提出聯邦黨人的陰謀正在華盛頓身邊有聲有色地進行著，同時卻不直接觸及華盛頓本人。傑斐遜在公開場合也很謹慎，從來沒有表達過對華盛頓的不滿。但是在私人通信中，他說華盛頓是一個已經度過了盛年的老邁士兵，只知宣讀不是自己親筆撰寫而且也不能完全理解的講稿，正在無能的模糊邊緣徘徊著，往昔的偉大已經隨風而去，剩下的只是馬上就要腐朽的空殼。這類信件中最著名的一封（之所以著名是因為非傑斐遜所願，這封信最終出現在新聞報紙上），就是《傑伊條約》被通過時寫的。傑斐遜在給他的義大利朋友菲利普·馬澤的信中寫道：「若我告訴你那些走到異端的變節者、戰場上的參孫們和議事會中的所羅門們（但他們的大腦現在已被英格蘭娼妓吸引住了）的名字，可能會使你驚奇不已。」由於只有一個人配得上美國的參孫或所羅門這種稱號，因此傑斐遜憑藉那一貫的謹慎，使他在不提及名字的情況下表明了意思。任何人都清楚他意指何人。

更糟糕的是，有關這個條約的辯論引發了一次憲法危機。或許，能夠說明華盛頓當時獨特地位的最生動例證是，制憲會議決定讓華盛頓保管秘密討論的會議記錄。因此，只有華盛頓一人能夠完全接觸到制憲會議的正式記錄，並且利用這些記錄來辯稱，制憲者的明確意圖是，將簽訂條約的權力授予政府行政部門，只要得到參議院2/3的多數同意即可。然而，麥迪遜本人保留了自己詳細的「制憲會議辯論記錄」，並將它帶給當時歸隱於蒙蒂塞洛的傑斐遜。

答案很簡單：年齡。在華盛頓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里，身體強健一直都是他的無價財富。身高接近6英尺4英寸、體重略超200磅的他，比同時代男性整整高出了一個頭。（約翰·亞當斯稱，華盛頓每次都被選為國家行動領導人的原因，就在於他總是屋子裡面個子最高的。）若對他的身體特徵進行客觀描述的話，他幾乎就像一個醜陋的畸形人：臉上布滿麻點、齲齒嚴重、眼窩深陷、鼻子過大、臀部肥厚、手腳大得驚人。然而，當這些東西被放在一起並運動起來時，整個形象卻放射出莊嚴的光輝。正如一位傳記作家所言，他的身體不只是佔據空間而已，似乎還將周圍的空間重新組織了一遍。他不僅以其龐大的身軀在屋內佔據了主導，而且幾乎就是一種電磁式存在。「他的舉止是如此莊重和威武，」本傑明·拉什說道，「以至於歐洲任何一個國王站在他身邊，都好像是他的男侍從。」九_九_藏_書

儘管如此，這類攻擊仍然在華盛頓的第二個任期屢見不鮮。雖然華盛頓總是擺出那種慣常的、不為所動的姿態，但他還是被這些攻擊深深地傷害了。「然而這些攻擊，這些不公正且令人不快的攻擊，將不會使我的行為有任何變化，而且它們也不會對我的心靈產成絲毫影響。」儘管華盛頓不像亞當斯或者傑斐遜那樣，讀了數量驚人的著作，但他絕對是個酷愛讀報紙的人。（他在弗農山莊訂閱了10份報紙。）他那種完全不理會的姿態只是一種姿態而已。「因此，狠毒盡情地投出它的飛鏢，」他解釋道，「但任何世俗的力量都無法剝奪我因清楚知道自己從未蓄意犯下任何錯誤而得到的安慰，不論我曾出於其他原因而犯下的錯誤是多麼不可計數。」這種超然卻大胆的自我辯護，似乎是在以間接的方式確認，批評者已經觸動了他的神經。

華盛頓的回答就是為了讓傑斐遜知道，傑斐遜宣稱自己無辜就好像是有罪的人在為自己辯護一樣，而且對於誰在他背後說各種壞話，華盛頓知道的比傑斐遜認為的要多得多。「若我以前曾經對你有過什麼懷疑的話，」華盛頓這樣寫道，「那麼你說的那些保證，就已經將我的這種懷疑趕到九霄雲外去了。但事實是，我從未對你有過任何懷疑。」（你的辯解本身就肯定了我對你的懷疑。）接著，華盛頓將遮蓋他心靈的那塊帘子掀開了，好讓傑斐遜看到他內心的真正感覺：「既然你提到了這個問題，因此如果我們還掩飾這一點——你的所作所為對我而言是一種侮辱——就顯得不坦白、不真誠或者不友好了。」（我已經識破你的花招了。）「你對你那些朋友和故交將我描述成，而且他們也將我描述成，一個處在危險影響下的人物。」（我的消息來源是無懈可擊的。）「我對此的回答從來都是，我從來沒有發現傑斐遜先生的行為之中，有什麼能夠讓我內心產生認為他不真誠的懷疑。」（我沒有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正好四年之後，這一天到來了。1796年5月15日，華盛頓將退休演說的第一稿寄給了漢密爾頓，這次無論怎麼勸說都不能改變他的決定了，他決定宣布自己將離開公共生活。這份文件的一部分重複了麥迪遜在1792年起草的內容，這是具有高度諷刺意味的，因為當時麥迪遜已經成了國會中反對華盛頓政策的主要領袖，成了他以前反對的黨派精神的最生動實踐者了。（聯邦黨人稱麥迪遜是反對派的「將軍」，稱麥迪遜的導師、隱居在蒙蒂塞洛的傑斐遜為「大元帥」。）華盛頓將麥迪遜之前起草的內容加進來的原因有二。其一，它以清楚而強有力的語言表達了一個他現在還想說明的主要觀點：讓宗派和意識形態差異服從於更大的國家目的，由於這種觀點是某個似乎已經忘記了這個訓誡的人寫的，從而顯得更能喚醒糊塗麻木之人；其二，將之包括在內相當於公開說明他四年前就想退休，因此他現在的決定不過是實現了他長久以來的一個願望而已。

然而，《傑伊條約》帶來的長遠利益對於身在局中的大部分美國人來說，是完全不可見的。華盛頓覺察到這份條約將不受歡迎，因而試圖在參議院投票表決之後公開它的具體條款。但1795年夏天時消息走漏了，並且迅速傳播開來，正如麥迪遜所言，「以電的速度到達了美國每一個角落」。傑伊後來稱，每天晚上整個東海岸都被抗議者燒毀他的畫像的大火照亮了。在紐約，漢密爾頓試圖向人們解釋條約時，被一顆石頭擊中了頭部。約翰·亞當斯回憶說，華盛頓在費城的住所被「無數群眾圍困起來了，這些人日復一日地喧鬧著，要求與英格蘭開戰，並詛咒華盛頓，還大聲叫嚷著法國愛國者和高尚的共和者終會勝利」。任何對不列顛經濟和軍事力量的讓步，不論在戰略上是多麼精明，看起來都是對獨立戰爭的背叛。華盛頓預言，經過幾個月的冷靜思考，「當激|情最終屈從於理性，風向可能會發生轉變」，但與此同時，「這個政府在與法國和英國的關係上，就好比一艘夾在卡力布狄斯漩渦和錫拉岩礁之間的船，腹背受敵」。

一方面，從華盛頓的角度來說，憲法創立的共和國創造了一個法治政府，一旦經正當選舉產生的代表們做出了決定，這個決定就必須得到遵守。這就是為什麼他採取如此堅決的行動去鎮壓「威士忌暴動」，為什麼他希望《傑伊條約》一旦被國會通過就必須執行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從傑斐遜的角度來說，所有抑制獨立戰爭自由脈搏的法律和條約，都是不合法的。這就是為什麼他認為對「威士忌暴動」的鎮壓是應當譴責的。難道這些賓夕法尼亞州的農民不是在抗議他們不同意的稅收嗎？至於《傑伊條約》，哪個心智正常的人會接受作為大英帝國新殖民地的地位呢？不遵守和反抗不公正的法律條約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難道這不是美國人民應當遵從的更高級法律嗎？難道不應當再一次與那些值得信任的法國兄弟手挽手勇敢前進嗎？在這種規則下，那些嚴格意義上不忠的、背叛性的政治行為，就成了唯一能夠得到美國最神聖的獨立戰爭原則支持的行為。

或者在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外交政策問題上，思想依然是華盛頓的，但是以漢密爾頓的語言寫出來：

極端程度稍弱一些卻更能體現這種精神的另一個例子，在1795年8月華盛頓決定將《傑伊條約》提交參議院審議時，浮出了水面。在傑斐遜之後擔任國務卿的是埃德蒙·倫道夫，就像門羅一樣，他是弗吉尼亞王朝的第二梯隊成員之一。他之所以能夠被委以此種職位，是因為他對華盛頓有著毫不動搖的忠誠。然而，他的主要政治習慣卻是在需要他明確表達自己對某一項決定的信念時，都會搖擺不定。可憐的倫道夫，一個本來很體面的人，居然昏了頭，同意與即將離開美國的法國公使約瑟夫·福契特會面。福契特將這次交談的要點記錄在一份急件中，這份急件後來在海上被一艘英國巡洋艦截獲了。英國人迫不及待地將它轉給了美國政府。在華盛頓向全體內閣成員大聲朗讀這份急件之後的第二天，倫道夫就提交了辭呈。

例如，在1778年，當愛國宣傳者熱情地歌頌美國獨立事業具有更高的道德性時，華盛頓私下對一個朋友說，儘管道德確實是一個神奇且必要的術語，但它遠不足以贏得這場戰爭。「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去這樣想，」他寫道，「他們可以從古老的故事中，找到在道德影響下取得偉大成就的例證；但不論是誰，若將道德力量看作進行一場漫長而血腥的戰鬥的充分基礎，最終都會發現自己被欺騙了……有時候道德可能足以促使人們去行動，去忍受許多困苦，去面對許多困苦；但是，若沒有利益的驅動，道德是不會持久的。」

漢密爾頓本人也算得上一位藝術大師，他能夠在時間緊迫的條件下寫出氣勢恢宏的散文。這一點在整個獨立戰爭那一代人中，無人可與其比肩。即使在「告別演說」中，我們還是可以領略到漢密爾頓的獨特文筆。例如，儘管華盛頓同意漢密爾頓對1787～1788年憲法和解的看法，但是只有漢密爾頓才能夠以如下方式將它寫出來：

因此，儘管傑斐遜可以帶著真誠的信念談論美國的中立和避開歐洲爭鬥的必要性，從而聽起來與華盛頓很相似，但是他的美國中立概念是明顯不同的。他並不認為英格蘭和法蘭西之間為爭奪歐洲霸權而發生的衝突，與美國的長遠利益是毫不相關的。相反，他認為法國大革命正是「1776年精神」在歐洲大陸的延續。他承認，法國大革命中偶然出現的暴力和誤入歧途是一些可悲的變化；但是他堅持認為，這不過是將在全球取得勝利的革命鬥爭的短暫一章而已。「我相信，他們（法國人）將取得完全的勝利，」他在1794年寫道，「而且那些入侵法國的暴君將顏面掃地，隨著事態發展，註定要點燃歐洲人民的怒火，歐洲人民將起來反抗那些膽敢讓他們捲入這種不道德行為的人，並最終將讓國王、貴族和祭司走向他們曾長期以別人的鮮血浸染的斷頭台。」法國大革命一度出現了狂熱情緒，他認為所有批評法國大規模屠殺的人，都對其中涉及的歷史問題茫然不知。「整個地球能否自由正取決於那場鬥爭，」他在1793年說道，「請問曾經有什麼時期能以如此少的鮮血，換來如此豐厚的獎品嗎？我自己也為獻身這項事業的烈士而深感悲慟。然而，我並不希望它失敗，相反我更願意看到半個地球都因之而人煙荒蕪。即使每個國家中只剩下一個亞當和一個夏娃——自由的亞當和夏娃——也比現在的狀況要好。」

華盛頓發給漢密爾頓的告別演說第一稿的第二部分集中談論了外交政策問題，這些問題主導著他的第二個任期。他完全知道漢密爾頓支持《傑伊條約》。（他甚至還建議漢密爾頓在為他撰寫辯護詞之前先諮詢一下傑伊。）但他還是希望漢密爾頓知道，他或傑伊的親英偏向不得在任何程度上溜進這份文件之中：它應當強調美國的中立，並「促進這個國家真正的、永久的利益」。字裡行間表露的必須是華盛頓的觀點，而不是漢密爾頓的觀點。漢密爾頓可以是起草人，但作者必須是華盛頓。「我總是急於比較與我交換意見的那些人的觀點，」華盛頓這樣解釋道，「並再將這些觀點（不受這些觀點約束）與我自己的觀點相比較，儘力從中汲取全部有益的內容。」漢密爾頓根本不需要得到有關這個過程的詳細指示。這個過程與華盛頓擔任大陸軍總司令期間和參謀們發展出來的，後來被他運用於內閣之中的那個過程別無二致。所有重大決定都是集體行為，其中顧問們就像車輪輻條一樣，通常以書面形式做出各自的貢獻。但最終的決定、最終的語詞選擇，卻是由車輪中心決定的，這個中心總是華盛頓。

這種不經意的簡單，加上神諭般的特點，已經使告別演說成了歷史評論的永久對象。整個19世紀以及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人們關注的主要是有關外交政策的部分。美國孤立主義的支持者，將華盛頓的告別演說奉為圭臬，而其他一些人則辯稱嚴格的孤立從來不是華盛頓的本意，或者美國的強勢崛起已經使華盛頓的智慧不再重要了。更晚近的時候，告別演說的前半部分內容被重新發現，這部分呼籲要保持一種共識政治，排斥那種針對單一問題的政治運動，反對將美國劃分為多個以種族、民族或性別為基礎的選區。告別演說已經證明，它能夠在不同的時代披上不同顏色的外衣，而且只要您願意，它還可以讓顏色的深淺明暗變化不停。

除了二人斷絕純粹的私人關係之外，除了華盛頓的被背叛感和傑斐遜的口是心非腔調之外，這個故事還提供了一條價值不可估量的線索：理解華盛頓坐下來寫告別演說詞時，腦中思考的更宏大、更客觀的政治問題。這些問題已經超越了他失去傑斐遜的友誼這件事（儘管這種友誼很重要），因為傑斐遜的行為不僅是對信任的背叛，也反映了獨立戰爭那一代人在獨立戰爭真義上的根本分歧，以及分歧所導致的對美國永恆的國家利益的不同看法。當時使用的那些詞語，或者說後來的歷史學家為把握這次辯論的核心而使用的詞語，不過是一些標籤而已：聯邦黨人對共和黨人、親英的美國中立政策對親法的美國中立政策。隱藏在《傑伊條約》辯論背後的是，那些將美國獨立戰爭的能量用於實現國家建設的更高目標的人，與那些認為這種做法無異於背叛獨立戰爭的人之間的深刻衝突。

漢密爾頓還意識到，他不僅被要求為當時的人而寫，而且也要為後代而寫。「我的目標是，讓這份文件重要且持久有益，」他這樣向華盛頓說道，「避免所有隻屬於當前的例外，包含將持久生輝、經得住時間檢驗的思想和精神。」他花了整整兩個月的時間修改華盛頓的草稿，擴充並強化了麥迪遜關於超越黨派分歧、團結在全國政府的民選代表周圍的那部分內容。

那麼，漢密爾頓的貢獻在哪裡呢？其主要是，確保對華盛頓思想的詳細論述能夠在一個強有力的修辭框架中展開，這個框架從頭至尾都將保持一種莊嚴而尊貴的語調；確保在論述華盛頓觀點的過程中，保持懇切和恰當的輕重緩急，體現十足的自信與從容：這種自信與從容對華盛頓關於國家本身的論述來說，具有核心意義。漢密爾頓對華盛頓的語調有著幾乎完美的把握，他的政治生涯就是從獨立戰爭中（作為一個參謀官）為華盛頓撰寫信件和備忘錄開始的。因此，他在讓自己的傾向和風格屈從於華盛頓的更大目標方面，可謂手到擒來。儘管整個起草過程是一個合作過程，但是要區分哪部分是漢密爾頓完成的，哪部分出自華盛頓之手，幾乎是不可能的。

他是認真的嗎？對勞累的政治生活的哀嘆和對退隱田園的大力讚美，已經成了獨立戰爭那一代（特別是弗吉尼亞王朝）領導人慣常的甚至是程式化的姿態。每個人都知道西塞羅和維吉爾描述的、以辛辛納圖斯為代表的晚年隱居經典模式。宣布自己要脫離喧鬧的政治生活，回到原野或者農場的自然節奏之中，這幾乎成了一種修辭慣例。如果說華盛頓的退休之歌以「葡萄樹和無花果樹」為特徵，那麼傑斐遜的告別則以偶像化的「我的家庭、我的農場和我的書籍」為特徵。這種特徵後來變得如此普通，以至於如西塞羅般充滿抱負的約翰·亞當斯宣稱，弗吉尼亞人已經用盡了西塞羅式的行為表現。「看起來讓自己變得偉大的方式就是退休，」他在1796年給阿比蓋爾的信中這樣寫道，「政治植物是如何在陰影之中生長起來的，這真是令人感到驚奇。」華盛頓甚至在1789年就任總統之前就威脅稱自己要退休了，而且在1792年第二次當選之前也重複著同樣的威脅。儘管在這些情況下華盛頓都是真誠的，但他對體面退休的偏好總是被另一種更公開的美德壓倒，這種美德本身被其他政界人士的一致判斷強化了：華盛頓，也只有華盛頓，才是不可或缺的。為什麼在1796年會出現不同的結果呢？

對於華盛頓來說，第一點是十分重要的。那些激烈的批評者當時正叫囂著，華盛頓對不受歡迎的《傑伊條約》的支持將使他在1796年不可能當選，因此他決定退休並不是一種真正自願的行為，而是對政治現實的被動認識。漢密爾頓試圖讓華盛頓相信，他在這一點上可能過於敏感了，他若確實想參加第三次競選，肯定能夠輕鬆獲勝。（漢密爾頓顯然是正確的。）但是，華盛頓不希望人們對他自願的退出決定有絲毫的懷疑。這既是個人尊嚴問題，也是重要的政治先例。通過將麥迪遜在1792年起草的內容包括在內，他相當於告知世人他甚至不想擔任第二屆總統，這樣就增加了他自願拒絕第三個總統任期的可信度。正如華盛頓所言：「它即使不會將某些攻擊完全化解，也將讓攻擊變得乏力……那些確信我已不再受歡迎、毫無再次當選總統希望的人，會毫不客氣地對我進行狂轟濫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