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我們希望事實不是如此，但「若怎樣歷史就會怎樣」的想法往往根本就不是真實的歷史：這種歷史總是將過去的經驗和人們當前偏好的信念糾纏在一起。然而，雖然1790年沒有任何逐步解放奴隸的計劃被提交至國會，但這樣一個計劃涉及的所有要素都已經在辯論中出現了。而且，1790年3月，當國會正在激烈辯論之時，一位名叫費爾南多·費爾法克斯的傑出弗吉尼亞人起草了《美利堅合眾國黑人解放計劃》，並最終於12月在費城發表。費爾法克斯的計劃充實了傑斐遜在《弗吉尼亞筆記》中提出的粗略框架。六年後，另一位弗吉尼亞人聖喬治·塔克甚至提出了一份更詳盡的計劃。總之，是歷史記錄本身而不是我們那種似乎無所不知的想象，提供了必要的證據，使我們可以重構對支持奴隸制論調的回應。這樣做的時候，我們並不是在痴心妄想，而是試圖評估在1790年推行全國奴隸解放計劃的歷史可行性。在那個歷史時刻，將奴隸制推上滅亡道路的概率有多大（如果存在這種概率的話）？

南方腹地的目標（現在已經得到了馬薩諸塞州和弗吉尼亞州的支持）是，擱置委員會報告，並再一次威脅任何進一步的討論都將意味著聯邦瓦解，威廉·勞頓·史密斯將之比作「起錨讓聯邦隨風漂流」。然而，麥迪遜需要的不僅僅是終止辯論。他希望確立一個先例，以明確憲法在奴隸制問題上對國會權力的模糊界定。因此，他對眾議院最終接受委員會報告（我們馬上就要談到報告細節）的決定（29票對25票）表示了歡迎，因為他已經決心利用這次機會來確立憲法先例。若在20世紀，麥迪遜希望成就的東西可能必須通過最高法院的判決才能夠實現。但是1790年的最高法院不幸成為聯邦政府中無權無勢的第三部門，而且司法審查原則尚未確立。麥迪遜希望利用眾議院對委員會報告的投票，來確立一個裡程碑式的先例，以禁止任何全國性|奴隸解放計劃。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預估的補償費用是反對逐步解放奴隸的強大理由，而且這個理由得到了之後絕大多數相關學術文獻的支持。由於每一個被解放奴隸的估價不同（從100美元到200美元不等），人們對補償費用的估算也不盡相同。最高的估計是，若要解放1790年全部的奴隸人口，需要支付的總成本是1.4億美元。由於當年聯邦預算還不足700萬美元，因此以成本高昂為由反對解放奴隸似乎是正確的。實際上，對這些數字思考得越多，就越能意識到任何進一步的思考都是徒勞的。某種證據表明，當時傑斐遜內心的推理正屬此類，這使他從解放奴隸的倡導者轉變為一個沉默的、聽天由命的、主張拖延奴隸問題的人。

這是關鍵條款。與委員會報告的妥協性相一致的是，它通過否認國會有權通過任何逐步解放奴隸的立法，給了南方腹地所要求的保障。但是它還對國會立法的禁止附一個期限——只「在前述期限內有效」，也就是說，在1808年以前才有效。實際上，委員會報告將考慮奴隸解放的日期推遲了，使之與禁止奴隸貿易的日期一致。南方腹地可以隨心所欲，但只能在有限的時間內這樣做。1808年之後，可以隨心所欲的就是國會了，屆時所有的憲法限制都將過期失效。

事情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幾個之前站在貴格會請願者一邊的北方眾議員，現在則對局面超出了他們的控制而表示遺憾。馬薩諸塞州的菲舍·艾姆斯則對眾議院捲入「抽象命題」的爭論之中感到奇怪，並敦促擱置委員會報告。傑克遜站起來感謝艾姆斯及其他北方同僚們，說他們終於看清了局面，重新回到了曾使北方和南方合作的和解精神上來。走廊中的貴格會請願者之一約翰·彭伯頓在他的日記中寫道，眾議院內的不同派別很明顯達成了某種交易，「這是一個投桃報李的問題」。（彭伯頓推測已經達成了一項秘密交易，馬薩諸塞州會在奴隸制問題上支持南方腹地，而南方腹地則以支持債務接管作為交換。若確實如此，那麼傑斐遜在6月舉行的晚宴，就成了比我們先前認識到的更複雜的地區間談判的高潮了。）但是，所有關於幕後交易的說法，不過都是猜測而已。麥迪遜極少留下什麼蛛絲馬跡。

1787年南北雙方在費城都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一方面，憲法沒有包含任何讓新成立的聯邦政府採取逐步廢奴政策的條款，也沒有明確將奴隸制置於通向毀滅的道路上。另一方面，憲法也沒有具體、明確地規定，奴隸制是波托馬克河以南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一種永久性的、受保障的制度。就奴隸制而言，憲法的顯著特徵就是對它的迴避。憲法既不是一份「廢奴契約」，也不是什麼「死亡契約」，而是一種謹慎的模稜兩可。當規定限制奴隸貿易的起始年份或者為選舉國會議員而將每個奴隸當作3/5人時，憲法用詞的曲折委婉——它從來沒有提及那個禁忌詞語——徹底暴露了其刻意迴避的態度。精心制定這種不做任何明確承諾的條款的潛在原因，是再明顯不過的：對奴隸制問題做出任何非此即彼的明確規定，都將使憲法無法獲得批准。

這個場景的象徵意義是尖銳而辛辣的，它深刻渲染了一位典型美國人及其追求的逐步解放奴隸事業的逝去。不論眾議員們當時是否知道，他們同意佩戴的哀悼徽章表明，即使獨立戰爭那一代人以其全部的傑出才能，也不能直面或者解決這個悲劇性的難題。

這個問題非常棘手，這在關於憲法起草和批准的辯論中顯得更加清楚。儘管憲法的最終定稿對奴隸制諱莫如深，這個問題卻總是出現在閉門辯論之中。麥迪遜認為奴隸制是制憲會議上最根本的分歧之源，這絕非言過其實。「各州組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團，這不是由於它們大小不一，」麥迪遜這樣說道，「而主要是因為它們是否有奴隸……這種分歧並不存在於大州和小州之間，而是存在於北方各州和南方各州之間。」

然而，傑克遜並不因有憲法保障而感到安慰。他指出，這個名不副實的「公誼會」溫和笑容後面，隱藏著更陰毒的動機。「若藉助聯邦政府的干預，整個奴隸貿易被廢除了，」他這樣說道，「我擔心這會讓人們相信，這是政府要徹底解放奴隸的前奏。」簡而言之，貴格會教徒提出的結束奴隸貿易請願，實際上是一種障眼法，他們的整個計劃是要廢除奴隸制度本身。

和往常一樣，華盛頓是對的。國會已經將逐步解放奴隸從政治議程中排除出去了，而且1790年春季的這個決定已經成了具有普通法效力的先例。例如，1792年11月，當另一份貴格會請願書在菲舍·艾姆斯的支持下被提交國會時，威廉·勞頓·史密斯讓他的同僚們注意1790年的那次辯論。眾議院已經決定不再讓自己捲入「一群好管閑事的狂熱者的狂言亂語」之中，而且決定「這個問題不能再被提及」。這份請願書後來被撤回了。四十多年後，即1833年，丹尼爾·韋伯斯特同樣引述了這個先例：「我對國會在奴隸和奴隸制這兩個問題上到底擁有什麼權力的觀點是，國會無權干涉奴隸的解放問題。1790年眾議院就是這樣決定的……而我不知道自那以後眾議院還有過什麼與此不同的觀點。」

有一個人站出來回應此種挑戰。這個人無疑是獨立戰爭那一代中最年長，或許也是最智慧的人。事實上，他應當算是獨立戰爭之前那一代，是對諸位建國之父產生重要影響的祖師級人物。1790年3月，本傑明·富蘭克林已經非常年邁，而且疾病纏身。他在如此長的時間中都是美國歷史圖景上的必然風景，而且比很多同時代人長壽（他曾與科頓·馬瑟交換過奇聞軼事，是喬納森·愛德華茲的同時代人），以至於任何有關他馬上就要不久於人世的報道都顯得不可信。他的最後一齣戲似乎註定要永久地演下去，他是美國的不朽偉人。若20世紀的攝影師能夠駕著時間機器回到從前，拍攝下獨立戰爭年代的歷史圖景，富蘭克林將出現在幾乎每一幅圖景之中：在費城大陸會議期間簽署《獨立宣言》；在巴黎起草與法國的戰時條約，接著幾乎獨自一人（協助約翰·亞當斯）與大不列顛達成了和平條約；到費城參加制憲會議，並在憲法文本上簽字。即使當時沒有高超的攝影技術，富蘭克林的形象（帶著一絲冷淡的沉思之笑，眼鏡後面炯炯有神的雙眼，禿頂，灰白頭髮搭落在肩頭）也比任何一個美國人的面容更出名、更為人熟知。

我們只能猜測，在這個短暫時刻過去之後，詹姆斯·麥迪遜的良心上到底掠過了一些什麼樣的想法和感受。麥迪遜比任何人都清楚有關奴隸制的辯論到底將什麼東西置於危險之境。他知道，美國獨立戰爭到底許諾了些什麼，而且奴隸制違反了此種許諾；富蘭克林在去世之前，提醒所有相關人士，對奴隸制的沉默就是對獨立戰爭遺產的背叛。在4月22日舉行的紀念富蘭克林的活動上，麥迪遜站起來發表了眾議院對這位偉人的最後頌詞：

富蘭克林在這份由賓夕法尼亞州廢奴協會提交的請願書上簽名有力證明了，麥迪遜更為鍾愛的戰略——平靜地接受這些要求，然後讓它們被遺忘在國會之中——是不起作用的。事實上，整整一天中，為了以全體會議形式討論這些請願書，眾議院只好將有關債務接管和定都地址的辯論擱置一旁。在持續了四至六小時的辯論中，國會議員們說了一些以前不曾在任何全國性論壇上說過的東西。

同樣還有一個新因素馬上就要進入1790年的國會辯論之中，這個因素同樣使原來隱藏在模糊地帶、心照不宣的東西，開始為人所見、為人所知。或許，第一屆國會最不具爭議性的立法是關於進行1790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立法。這是一項關鍵立法，因為必須掌握精確的人口數據，才能夠決定各州在眾議院中的代表名額。在貴格會請願的辯論進行之時，當時人口普查收集到的信息如下：

對於我們來說這是熟知的歷史，然而對於他們卻是未知的未來。儘管1790年的辯論表明，他們對未來會如何有著濃厚的興趣，但辯論卻根植於他們最熟悉的過去，即根植于剛剛結束的成功推翻大不列顛暴政的獨立戰爭，根植于將十三個州團結為一個更有凝聚力的聯邦制國家的創舉。1790年辯論的全部分歧的核心在於，人們對後來被稱作美國的「最初意圖」有著不同的理解。具體來說，就是獨立戰爭對於奴隸制到底意味著什麼。人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他們看來，1776年和1787年這兩個奠基性時刻哪個具有更深遠的影響。而且，他們的觀點也幾乎完全取決於他們的地理位置和人口情況。

最後，1790年的人口普查明確無誤地證明了那些認為未來站在他們那邊的廢奴主義者實際上是在自己迷惑自己。因為這時奴隸人口總數已經接近70萬，而發表《獨立宣言》時只有50萬。儘管獨立戰爭期間暫時停止了奴隸貿易，儘管北方的廢奴行動正在穩步推進，南方的奴隸人口卻依然以與美國總人口相同的極高速度增長，這意味著每二十至二十五年就會翻一番。考慮到任何制約全面解放奴隸計劃的政治現實，即對奴隸主的補償、被解放奴隸的重新安置以及足夠進行經濟和社會調整的實施時間等，奴隸人口變得越多，奴隸解放計劃在政治和經濟上就會越棘手。（南方腹地在1790年提出的論辯理由之一是，奴隸人口已經使解放奴隸變得不可能了。）179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廢除奴隸制的機會之窗不是正在打開，而是正在關閉。不僅奴隸人口變得難以處理，而且與1776年相隔越久，獨立戰爭之火就會變得越小，變革思想就越不重要了。歷史學家所謂的「獨立戰爭時代也會死亡」指的就是，廢奴行動的政治意願必須與時間賽跑。實際上，獨立戰爭時代的意識形態的逐漸消隱，以及逐步擴張的奴隸人口，這兩個因素正合力縮小政治選擇的餘地。我們現在有了后見之明，因此可以提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主張：貴格會教徒當時正是在呼籲，在逐步解放奴隸事業可能還有一絲成功希望的最後時刻（如果存在這樣一個時刻的話），果斷採取行動。

但這些不過是一些短暫插曲而已，插曲中的種種許諾從來沒有實現過。獨立戰爭精神中最可見的、最持久的反奴隸制思潮，也僅局限在戰爭期間及其結束后不久的北方各州。佛蒙特州（1777年）和新罕布希爾州（1779年）在州憲法中規定奴隸制非法。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在一次判決中宣布奴隸制違憲（1783年）。賓夕法尼亞州（1780年）和羅得島州（1784年）通過了在各自轄區內立即終止奴隸制的法律。康涅狄格州（1784年）也緊隨其後，實施了逐步解放奴隸計劃。切薩皮克灣以北、奴隸人口最多的兩個州，即紐約州和新澤西州，因奴隸眾多而負隅頑抗。儘管1780年代的多個逐步解放奴隸計劃被挫敗了，但北方各州的奴隸制辯護者也只是在一場就要失敗的戰鬥中掙扎而已。對北方各州而言，廢奴問題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不是是否廢奴的問題。

考慮到辯論過程中議員之間的明顯分野，最後43票對11票一邊倒的投票結果就顯得有些奇怪了，多數議員贊成將這些請願書交給一個委員會審議。反對票中有7票來自南卡羅來納州和喬治亞州的議員。這兩個州的議員們沒有哪個願意成為該委員會的成員。最後，該委員會得到指示，在本次國會開會期結束之前，委員會需向全體眾議員提交調查結果。眾議院對新生美國所面臨的這個根深蒂固的難題的公開探討，就這樣結束了，至少是暫時結束了。read.99csw.com

然而，在他去世之前，富蘭克林對廢除奴隸制的堅定支持影響了國會辯論，而且激勵了幾個北方代表鼓起勇氣去回應南方腹地支持奴隸制的主張。富蘭克林的聲望在交鋒中成了催化劑，當時南卡羅來納州議員史密斯試圖貶低富蘭克林的觀點，說「即使是偉人也有老邁之時」。這促使賓夕法尼亞州議員們反駁道：富蘭克林的反奴隸制觀點「並沒有證明他已經落後於時代，而是證明了他的心靈和思想依舊充滿活力」；只有富蘭克林看起來依然能夠「說美利堅的語言，並號召我們回到我們的第一原則上去」；他們指出，富蘭克林的批評者們不過是暴露了自己支持奴隸制立場的荒唐性，這清楚地表明，「在世界舞台和美國國會的講壇上，奴隸制的最堅定鼓吹者，是一種政治現象……他們公然藐視和嘲笑所有信念」。賓夕法尼亞州的威廉·斯科特也因為富蘭克林辯護而變得熱血沸騰起來，他對南方腹地在憲法問題上的立場進行正面進攻。「我認為，僅僅說制憲會議上北方和南方之間達成了一種諒解，這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憲法是一份正式文件，不是一堆不成文的諒解；憲法中曾經提到過奴隸制嗎？這些南卡羅來納人有什麼資格告訴國會可以做什麼和不可以做什麼呢？「我認為，」斯科特最後說道，「無論何時，只要國會認為奴隸制是一種美國社會不可容忍的特徵，那麼國會在禁止這種恥辱的特徵時，……就不應當受到任何阻攔。」他大約連續說了一小時。後來證明，他的發言是在眾議院中發表的反奴隸制言論的高潮。

當時傑克遜手邊有好幾本書，於是他就為同僚們朗讀了起來，目的是要證明權威人士也與他持相同觀點。所有權威中最受人尊敬的——聖經中的上帝——在《舊約》的好幾個段落都支持了奴隸制。而且，最近對非洲部落文化的可靠研究也表明，奴隸制是非洲人的一個長期傳統，因此那些在美國的非洲奴隸，只不過是在這個國家經歷他們本來就要經歷的狀況而已。或許，他們若在自己的祖國，會比這裏更受壓迫。

除了永恆不朽、無所不在、多才多藝而且永久值得被視為榜樣之外，富蘭克林還是獨立戰爭時代所有著名政治家中擁有最敏銳時機感的人。他在1776年的決定性時刻所扮演的關鍵角色，致使大部分觀察家都忘記了這一點：事實上富蘭克林是愛國事業的後來者，他在17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倫敦，試圖為賓夕法尼亞州爭得一個皇家特許狀。而且，他在1765年支持了《印花稅法案》，並在1771年的時候還主張繼續留在英國政府的框架之內。但是此時他已經穿越大西洋回來了，並在那場重大辯論中站在了美利堅一方。他是一位剛剛投身於這項事業的人，並憑藉自己傑出的國際聲望，迅速躍入了政治領導最高層。他被派到法國就戰時聯盟進行談判，並在法國內閣已經準備接受這種想法之時，及時出現。他在足夠長的時間中領導了美國與英格蘭就締結和平條約所進行的談判，然後於1784年將其職責交給傑斐遜，當時正逢美國在歐洲的外交活動陷入困境、徒勞無功之時。（當傑斐遜被問及他是不是來替代富蘭克林的時候，傑斐遜回答說，他是富蘭克林的繼任者，因為富蘭克林是不可替代的。）富蘭克林以一個征服者的身份返回費城，而且他的返回可謂恰逢其時，成功獲選為出席制憲會議的代表。

兩項具體的妥協很好地說明了這一趨勢：用既能夠掩蓋制憲會議上深刻的道德分裂，又能夠使雙方都宣稱己方獲勝的詞語，來精心打造關於奴隸制問題的政治交易。第一個撲朔迷離的交易，涉及奴隸制向西部擴散的問題，而且實際上這項交易是在費城舉行的邦聯國會上達成的。邦聯國會最後通過的、最具影響力的法案之一是1787年7月的《西北條例》（Northwest Ordinance）。該條例第六條禁止將奴隸制擴展到俄亥俄河以北地帶——這個決定可以被合理地解釋為實現在即將加入聯邦的各州中全面廢奴（1784年傑斐遜提議的法案內容）的第一步。然而，該條例還可以被理解為對西南部奴隸制的默示支持（事實證明正是如此）。無論如何，《西北條例》的通過，對制憲會議的代表們來說是一個福音，這不僅因為它將一個可能導致分裂的問題從議事日程上排除出去，還因為它提出來的解決方案既可以被理解成對北方有利，也可以被理解成對南方有利。

儘管辯論過程中國會議員之間的分野涇渭分明，但是弗吉尼亞州代表們的立場卻模稜兩可。例如，約翰·佩奇似乎對這些請願書表示出最響亮的支持。他警告那些南方腹地的同僚們，他們對終止奴隸制和奴隸貿易的反對具有誤導性。真正的威脅是沉默不語。當時，佩奇解釋了自己的想法。在他看來，有關這次辯論的報道最終肯定會被南方奴隸們知道，當奴隸們了解到國會不願意考慮如何改善他們的狀況或結束他們的悲慘命運時，他們就會失去任何希望。後果將是奴隸起義，因為「如果說有什麼東西會誘使他（奴隸）起來造反的話，這樣的打擊肯定是其中之一」。

詹姆斯·麥迪遜也站起來，發出了他經過冷靜推理后的警告。他的喬治亞州同僚實際上是有些反應過度了，這位同僚充滿激|情的論辯儘管無疑是發自肺腑的，但確實既會讓人誤入歧途又會起反作用。貴格會教徒的請願「照例」是要被聽取，然後再交由一個委員會來審議。換言之，若這個問題被國會以例行公事的方式處理，而且國會沒有為此產生無謂的紛擾，那麼它很快就會從人間蒸發掉。按照麥迪遜所言，「人們不會注意，因此這個問題根本就不會擴散到國會大門之外」。然而，傑克遜那種過激的反對意見就好像在夜間戰鬥中發生的空中爆炸一樣，會使人們都注意這個問題，而這正是貴格會教徒們所希望的。若傑克遜能夠克制自己，那麼這次請願就會自然消退，而且「絕不會發展到必須就阻止非洲奴隸貿易做出任何決定的地步，也不會讓那些奴隸主因猜測聯邦政府打算在全部州內廢除奴隸制而感到恐慌」。麥迪遜讓傑克遜放心，因為「國會中的紳士是不會考慮這樣的問題的」。

史密斯還領導了南方腹地就另一個重大文本所展開的辯論，這個文本不是聖經，而是憲法。按照史密斯的說法，憲法制定者們早就意識到，各州代表團之間的主要衝突將發生在依賴奴隸的人和不依賴奴隸的人之間。後來會議上達成了部分諒解：北方各州同意不干涉南方各州的財產權利。除了憲法中的具體條文之外（憲法規定在計算國會代表席位時，奴隸人口至少應當部分計算，而且規定要在憲法獲得批准之後繼續保護奴隸貿易二十年），當時會議上還達成了一個默示但被廣泛接受的諒解：新成立的聯邦政府不能從事任何干涉南方奴隸制的行為。南方各州均是在達成這種諒解的前提下才通過了憲法。「正因如此，它們才批准了憲法，」史密斯宣稱，「除非那部分內容得到承認，否則它們是不會加入聯邦的。」他對這些貴格會教徒提交的請願書所表現出來的不安，根植於他的這種信念：當前對這些請願書的辯論就是對那種諒解的違背。

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出現了一個斷層。這是一片神秘地帶，他的想法從一個方向進入，最後卻從相反方向出來。例如，當費城醫生、廢奴主義者本傑明·拉什敦促他支持貴格會請願時，麥迪遜回答道：「儘管我感受到了你們的論辯力量，可是我不能接受這種論辯所指向的觀念。」當被要求解釋他那種理論上的反奴立場和實際中深陷自我強加的廢奴障礙之間的矛盾時，麥迪遜提供了幾種不同回答。有時候，他說這涉及弗吉尼亞州的選民。「作為授予我目前享有的地位的那些人，」他解釋道，「據我所知，在那種類型的財產上有巨大利益，並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此問題。」有時候他又說這是個時機問題。他以弗吉尼亞州種植園主階層那種激進但斷裂的方式表示：「奴隸制是一種道德和政治的惡。無論是誰，若能夠在自己州內提出某種總體的、理性的且開明的計劃，來逐步解放黑人奴隸，他都會贏得祖國的高度讚揚。然而，我認為目前將這個問題提交國會是非常不恰當的。」

不錯，制憲會議代表們曾就奴隸貿易及在徵稅與選舉上如何計算奴隸人口等問題進行了廣泛討論，但是這些討論都是閉門進行的，而且受嚴格的保密規定約束。（麥迪遜對這些討論的非正式記錄，也是最完整的記錄，沒有在他生前發表。）另外，奴隸制在這個新國家秩序中的地位問題，也曾於1788年在幾個州的憲法批准大會上出現過。但是這些在州層面上進行的討論，通常都集中在各州對憲法的解釋上，而不是憲法中對這個禁忌問題的模糊處理上。（諸如「奴隸制」「奴隸」「黑人」這樣的字眼，沒有被寫入最後的憲法草案之中。）如果推動了1787～1788年憲法和解的政治領袖們當時被允許就這個問題發表言論，他們肯定會說，這個問題過於重要，過於具有爭議性，不適合公開談論。

弗吉尼亞州的真正立場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樣具有原則性。它的種植園中已經有足夠多的奴隸了，因此反對奴隸貿易有經濟上的道理，正如反對解放奴隸一樣。梅森認為，憲法在這個問題上大錯特錯：「他們已經做了他們本不應當做的事情」（延長奴隸貿易），「卻沒有做他們本應做的事情」（明確禁止聯邦干涉他所謂的「我們的內部利益」）。埃德蒙·倫道夫在弗吉尼亞州憲法批准大會上，清楚說明了梅森所指的「內部利益」到底為何。倫道夫以他那種轉彎抹角的方式支持批准憲法，因此他有必要反駁梅森對奴隸制的擔憂。「我會告訴你們，」他對弗吉尼亞同僚們說，「南方諸州，甚至是南卡羅來納州，都認為這項財產是安全的。」而且，除了梅森之外，「弗吉尼亞州代表團中沒有哪個人對廢奴有過絲毫的懷疑」。一句話，弗吉尼亞人嘴上說的是北方論調，可是腦袋裡裝的卻是南方思想。

當代表請願者發言的賓夕法尼亞州議員托馬斯·斯科特承認，憲法確實限制了國會終止奴隸貿易的權力，但對奴隸制本身未置一詞時，辯論就開始了。正如斯科特所言，「若我是美利堅合眾國的一名法官，當這些人來到我的面前要求獲得解放時，我不知道我到底能夠走多遠。但是，我確信我會儘力走到最遠。」這時，傑克遜評論道，如果喬治亞州的哪個法官也持相同態度，那麼這位法官的「任期肯定是短暫的」。

在這個決定性時刻，麥迪遜式魔法讓他如願以償。國會組成了一個全體委員會，來修改這份報告的措辭。在操控議會運作上，麥迪遜是無與倫比的。弗吉尼亞州代表們已經得到了指示，動員足夠多的力量支持對這份報告進行修改。不少北方代表，主要是馬薩諸塞州和紐約州的眾議員，明顯已經被說服支持這些修改，儘管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被許諾了什麼。最後，上面那七個決議被減少到三個。對奴隸貿易徵稅被放棄了，第七項決議及其關於貴格會請願者的高尚目標的模糊宣言，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之所以將其刪掉，是因為修改了第二項決議。現在它規定：「國會無權干涉奴隸的解放，亦無權干涉任何州對他們的處置。在這個問題上任何人道且正確的政策所要求的任何規制，完全由各州決定。」在對這些措辭進行辯論的過程中，麥迪遜對它們所表達的全新意思做了最清晰的註釋，他解釋道，這種修正拋棄了對國會反奴隸制行動的十八年限制，使「任何時候解放奴隸的任何企圖」都是違憲的。實際上，眾議院最終通過的報告，已經使任何有關奴隸制的辯論，變得永遠違禁。最初將奴隸制置於毀滅之路的努力，已經轉化成毀滅任何企圖解放奴隸的聯邦計劃的決定。眾議院以29票對25票決定使這個修改稿永久有效。當時喬治·華盛頓大鬆了一口氣，在寄往家鄉弗吉尼亞州的信中寫道：「奴隸制問題終於被平息，而且不大可能再死灰復燃了。」

北方各州採取的逐步解放奴隸計劃無須應對安置問題，因為那裡的黑人人口一直相對較少。波托馬克河以南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為約90%的黑人人口居住在那裡。任何解放計劃都需要改變這種種族人口結構，至少需要將相當比例的黑人遷移到其他地方。但是，到底往哪裡遷移呢？美國殖民協會後來的失敗以及賴比瑞亞殖民地的後勤和經濟困難表明，任何將黑奴大規模遣返非洲的計劃都是不切實際的。更可行的選擇是，按照四十年後印第安人遷移計劃中的路線，將他們遷移到美國西部。然而，在1790年，儘管人們有一種建立大陸帝國的幻想，但路易斯安那地帶尚未被購買過來，而且密西西比河地區依然在西班牙人手中。儘管在密西西比河東部建立幾個黑人「家園」並不是不可能的（不少反奴隸制鬥士的私人通信中曾提到這種方法），但是這種規劃在當時和現在都是難以想象的。hｔｔpｓ://rｅａd.9９ｃsｗ.ｃｏｍ

因此，任何試圖把握麥迪遜在奴隸制上的核心立場的努力，都是徒勞的。除了他將整個問題本身視為一種禁忌的信念之外，根本就不存在此種核心。一方面，就像傑斐遜和弗吉尼亞王朝的其他成員一樣，麥迪遜認為像南卡羅來納州和喬治亞州那樣為奴隸制進行公開辯護，是一種道德上的尷尬。另一方面，他又認為任何試圖廢除奴隸制的努力在時機上都是不成熟的，在政治上都是不現實的，而且會起反作用。因此，他就這個問題的談話和寫作方式可以被稱為一種「開明的模糊策略」。例如，我們不妨來看看麥迪遜在眾議院辯論高潮寫下的文字：「若這一荒唐事並不讓國家代表們感到羞恥的話，那麼那些追求自由和人道精神的人也不要為此感到遺憾。沒有任何其他東西能更有效地推進這些想法和情緒的擴散。這些想法和情緒正在秘密地瓦解奴隸制，而那種錯誤的狂熱正竭力要讓奴隸制躲避尚未到來的危險。」拐彎抹角的句法、否定詞、大量修飾語以及爐火純青的委婉，讓人不知所云。乍看像是譴責奴隸制辯護者的文字，不知怎麼就折了回來，最終成了對「這個問題居然進入了國會辯論」的擔憂與困惑。本來似乎是反奴隸制的論辯，中途卻轉成了一團語言迷霧，像烏雲一樣遮蓋了整個問題。

將南方立場描述為南方腹地的立場可能更恰當一些，因為弗吉尼亞州不持這種立場。這種立場的最主要鼓吹者是南卡羅來納州和喬治亞州，而證明立場正確性的任務則幾乎完全落在了南卡羅來納州代表團身上。南方立場的確立基礎得到了南卡羅來納州代表查爾斯·平克尼的公開闡釋。他說：「南卡羅來納州和喬治亞州不能沒有奴隸。」南方腹地代表們需要的是，自由輸入非洲奴隸來耕作種植園。他們還需要自由地將奴隸制擴展到西部地區，聯邦法律不得禁止在這些地區推行奴隸制。最後，他們需要在憲法中添加一個具體條款，禁止聯邦立法限制奴隸主的財產權。也就是說，他們需要一種憲法保障，讓奴隸制在南方腹地繼續繁榮興旺下去。南卡羅來納州的皮爾斯·巴特勒和約翰·拉特利奇最清楚地表達了南方各州的憂慮。巴特勒解釋說：「南方各州希望得到的保障是，它們的黑人不會被奪走。」拉特利奇補充說：「南方各州人民不可能當那种放棄重要利益的大傻瓜。」隱藏於他們立場之中但清楚無誤的主旨（這一主旨後來成為南卡羅來納人在1832年「拒行聯邦法危機」中打出的一張王牌，而且這張王牌後來還被1861年的分離主義者更大胆地使用）是，若聯邦政府有任何推行全國性廢奴政策的意圖，他們就會脫離聯邦。

然而，這種推理中的錯誤，對於任何稍稍具有漢密爾頓智慧的會計師或投資銀行家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逐步解放計劃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將成本分攤在數十年之內，從而使全部成本無須一次付清甚至也不會落在一代人身上。例如，在聖喬治·塔克的計劃中，政府購買奴隸和付款的過程要持續到下一個世紀，這無疑會拖延解放全部奴隸的日期，但是由於將成本分攤給了遙遠的未來，因此大幅度減小了當前成本的衝擊力。1790年的重要問題並不是總成本，而是在分攤成本的情況下，為解放奴隸啟動一個全國基金（經常被稱為「償債基金」）的初期成本。當時各州和聯邦政府的債務總額是7710萬美元。據合理估計，啟動逐步解放奴隸計劃將使國家債務總額達到1.25億美元。儘管這個數字讓人畏懼，但是在財政上並不是不可能的。而且若將之合併到獨立戰爭所導致的總債務額之中，這個數字就更可接受了。

所有逐步解放奴隸計劃都假定，奴隸制是一個需要政治解決方案的道德和經濟問題。而且，它們還認為，實施這個方案必須綜合考慮速度和節奏兩個方面，即計劃必須儘快付諸實施，以免不斷膨脹的奴隸人口使之變得更加不可能，但也應當逐步實施，以便更容易地消化解放奴隸的成本。每一個鼓吹逐步解放的人還做出了另外兩個假設。其一，奴隸主會得到補償，補償資金部分來自某種國家稅收，部分來自出售西部土地的收入。其二，絕大多數被解放的奴隸要安置在其他地方：費爾法克斯計劃傾向於仿照不列顛建立獅子山殖民地的模式，在非洲建立一個類似殖民地；另有計劃提議「本土」地點，即在美國西部某個地帶；其他計劃則更傾向於在加勒比地區選擇安置點。

而且還不止於此。1782年弗吉尼亞州議會通過了一部法律，這部法律允許奴隸主自行決定解放他們的奴隸。到了1780年代末，該州獲得解放的奴隸人數已達到了12000人。與此同時，托馬斯·傑斐遜正在撰寫《弗吉尼亞筆記》（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這是他一生中出版的唯一一本著作。在這本書中，他提出了一項計劃，讓所有於1800年以後出生的奴隸最終都能夠獲得自由。1784年，傑斐遜還向聯邦國會提交了一項議案，要求在美國西部地區禁止奴隸制。這份議案只差一票而未獲通過。人們無須成為一個無可救藥的空想家，就能夠看到美國獨立戰爭所帶來的思想大爆炸，這次爆炸摧毀了奴隸制賴以存在的整個根基，而且它的衝擊波以不可阻擋之勢將廢奴能量擴散出去：奴隸貿易被普遍認為是一種犯罪行為；奴隸制在北方各州徹底滅亡；奴隸制是否向西部地區擴張看起來是不確定的；弗吉尼亞州看起來是廢奴思潮的灘頭陣地，這種思潮終將橫掃南方；讓美國共和精神與獨立戰爭后的現實狀況相協調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馬薩諸塞州的埃爾布里奇·格里試著對南方同僚們說一些調和的話，儘管帶著濃重的北方腔調。他在冗長、散漫的演說中認為，奴隸主們現在面臨的困境確實是悲劇性的，而且這種悲劇不是他們自身的過錯，他們是「被第一代殖民者拉入了奴隸貿易」。但是，避免了此種命運的北方各州的主要使命，並不是對南方各州的處境聽之任之，而是要將它們拯救出來。這不僅是一種政治責任，而且對奴隸主和奴隸來說都是「人道的」。因此，貴格會教徒提交請願書就不是叛逆的或不當的行為。這些請願書「就像任何其他提交國會的文件一樣有價值」。接著，格里指出，如果以當時的市場價格來購買奴隸，那麼，他個人估計國家需要向奴隸主支付1000萬美元的補償金。至於他是如何做出這種估算，我們並不清楚——他的估算比現實要低很多，但是他提出的資金來源卻是非常清楚的：選民不會接受交納足以支付這些費用的稅額，因此唯一可行的方式是，利用出售西部土地所得的收入來設立一個國家專項基金。至於奴隸貿易，這種可鄙的貿易結束得越早，對每個人就越有好處。

就像劃破夜空的一道閃電，1790年2月國會大廳內的初步交鋒，第一次在全國人民面前暴露了這種意見分歧。委員會3月8日時已經基本完成調查報告工作，因此這個問題不會無聲無息地消失，也不會被埋沒在議會的某個墳墓之中。南方腹地代表們站起來表達他們的憤怒之情，對這個禁忌話題又一次被許可進入公共視野表示不滿。威廉·勞頓·史密斯指著那些站在走廊里的廢奴主義者說，他們就像「盤旋在我們頭頂上的惡魔」。詹姆斯·傑克遜甚至還向走廊中的貴格會教徒展示他那帶著威脅的面容，咒罵他們是徹頭徹尾的瘋子，接著發表了一通情緒化、不連貫的長篇演說，以至於記者們根本無法記錄下他說的話。他的主要論點似乎是，任何接受那個委員會的報告的決定，都將無異於瓦解聯邦。

南方腹地議員們論辯的新奇性，應該放在當時的環境下來理解。論辯中提及的具體問題是新的，但他們的態度卻是為人熟悉的。在獨立戰爭年代，沒有哪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曾考慮過（更不用說支持了）兩個種族共存的美國社會。例如，1776年，當大陸會議委派約翰·亞當斯、本傑明·富蘭克林和托馬斯·傑斐遜設計美利堅合眾國國印的時候，他們製作了一個圖案來描繪美國人的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法國、德國和荷蘭血統。圖案中根本就沒有非洲人或者印第安人。因此，這次支持奴隸制的論辯，利用了這種前提假設：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特質儘管是潛在的，卻是長久存在的。在1790年以前，根本就沒有必要在國家論壇上明確陳述這些假設，因為當時沒有人對奴隸制進行正面攻擊，從而也不需要直接或者系統地回應。

這解釋了幾個南卡羅來納州議員的初步反應，他們反對將這些請願書在國會大廳內大聲朗讀出來。例如，阿迪內斯·伯克就警告說，那些請願者已經「吹響了煽動騷亂的號角」，因此他要求清除走廊中所有的旁聽者和記者。傑克遜認為自己也聽到了號角聲，不過是「內戰的號角」。來自南方腹地的所有發言者的立場似乎都是，憲法不僅禁止國會就奴隸制或奴隸貿易立法，而且它還禁止國會中的任何人公開提及這些問題。若這就是他們的立場的話，那麼事態發展馬上就證明，這是一種註定要失敗的觀點。

儘管富蘭克林的健康狀況正在迅速惡化，關於國會內支持奴隸制辯論的新聞報道還是引起了他的注意，並使他最後一次在新聞界出現。他以筆名「希斯托里克斯」（Historicus）發表了一篇模仿喬治亞州議員詹姆斯·傑克遜的演說的諷刺文章。這是一種典型的富蘭克林風格，讓人想起他當年面帶微笑卻極具殺傷力地提出摧毀大英帝國的最可靠手段的情景。這次，他宣稱自己注意到，傑克遜為奴隸制的辯護與一個世紀前一位名叫西迪·穆罕默德·易卜拉辛的阿爾及利亞海盜的演說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各州批准憲法大會上的辯論更加表明，被憲法捆綁在一起的各種不同觀念的不可調和性。例如，在馬薩諸塞州和賓夕法尼亞州，反對憲法的人對憲法默示接受奴隸制的繼續存在提出了反對意見。（這種默示接受體現在兩個條款上：一個條款規定，當分配國會眾議員席位時，奴隸人口按其實際人口的3/5計算；另一個條款規定，允許奴隸貿易再持續二十年。）然而，支持憲法的人向他們保證，這種部分的、有限的妥協恰恰反映了這種行將消亡的制度不過是在苟延殘喘而已。賓夕法尼亞州的詹姆斯·威爾遜預言，解放奴隸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儘管時間比我希望的要更長一些，但是將照樣給整個國家帶來賓夕法尼亞州所追求的那種逐步變革」。至於西部地區，威爾遜確信，國會「絕不會允許在這些新州中存在任何奴隸」。另外，路德·馬丁站出來反對憲法，理由是憲法中對奴隸制的保護「致使我們在世界上每一個真正自由的友邦面前顯得卑鄙可恥」。馬丁或許是第一個公開認為憲法是「死亡契約」的人，同樣也是之前制憲會議代表中第一個將「地方間妥協」鄙視為一種腐敗交易的人。但是在勝負難辨的投票中，他的馬里蘭州同僚們拒絕了他對憲法的解讀，認為這種解讀過於悲觀主義了。

最徹底、最引人注目的辯論發生在弗吉尼亞州。作為擁有最多奴隸人口（29.2萬）和最多自由黑人人口（1.2萬）的州，弗吉尼亞州的人口結構看起來是絕對南方式的。只有南卡羅來納州的黑人人口密度超過了它（南卡羅來納州是60%，而弗吉尼亞州是40%）。然而，弗吉尼亞州的觀念立場聽起來卻是非常北方的。或者更準確地說，弗吉尼亞州的政治領導層欣賞弗吉尼亞所扮演的「1776年原則」的主要代言人，這些原則將奴隸制永遠置於陰影之下，並似乎讓弗吉尼亞州處於與南方腹地對立的境地。我們必須記住，是傑斐遜建議在整個西部地區禁止奴隸制。麥迪遜儘管最終支持了那個3/5條款，卻承認他因這個規定而感到不安，並坦言「在某些方面，它看起來有些不倫不類」。最值得注意的是，弗吉尼亞人執著地反對奴隸貿易。麥迪遜及其同僚喬治·梅森都因為制憲會議上達成的「地方間妥協」延長了奴隸貿易而譴責這種妥協，而且梅森最終還因此而投了憲法的反對票。至少從表面上看來，弗吉尼亞州似乎是唯一一個美國革命意識依舊強大得足以摧毀奴隸制的南方州。

3月16～17日的眾議院辯論中，南方腹地支持奴隸制的論辯核心，主要在於不屈不撓地將注意力集中在廢奴計劃的不現實方面。的確，他們的論辯揭示了廢奴主義者的兩個主要弱點：其一，那些認定奴隸制將在獨立戰爭之後自然死亡的空想家，都是一些天真幼稚的烏托邦主義者，1790年人口普查體現出來的南方現實狀況證明了他們是多麼荒謬；其二，北方各州推行的逐步解放奴隸計劃對於整個國家來說是行不通的，因為北方各州的奴隸人口只佔全國奴隸人口的10%左右，而且對於馬里蘭州以南各州而言，解放奴隸的成本以及後期安置他們的困難是難以克服的，簡單地說，黑奴數量讓解放他們的計劃行不通。

至少在辯論層面上，美國獨立戰爭的基礎是平等主義原則，這種原則使奴隸制永久地畏縮在防禦位置。而且，就當時來看，這些原則似乎還使任何辯論中的反奴隸制觀點，具有決定性優勢。傑斐遜在最初起草的《獨立宣言》中，就將奴隸貿易描述成罪惡的英國君主設計的旨在玷污無辜殖民地人民的陰謀。儘管大陸會議在確定《獨立宣言》終稿時，將這個段落刪除了，但還是表達了一種近乎狂想的意識：美國獨立戰爭是偉大的勝利時刻，也是世界歷史上重大的變革時刻，所有建立在人壓迫人基礎之上的法律和人類關係都將被永久廢除。而且，不論《獨立宣言》中天賦權利部分（「我們認為這些都是不證自明的真理。」）在後來顯得多麼不合實際和過猶不及，在獨立戰爭的大熔爐中，它的確熱情地表達了一種廣泛的信念：奴隸的完全解放不僅馬上就要到來，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解放奴隸是這次光榮革命的自然結果，它讓美國人民從與大不列顛政府相關聯的中世紀道德中解脫出來。如果在奴隸制這個問題上，聖經是一種與此矛盾的理論淵源的話，那麼《獨立宣言》這份世俗的美國聖經，則毫不含糊地要求廢除奴隸制。九*九*藏*書

這些結論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確的呢？從一種嚴格的歷史視角來說，我們永遠無法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由於北方或上南方地帶沒有一個人站起來回應南方腹地議員們的觀點，再加上以前從來沒有任何逐步解放奴隸的全國性計劃被提交國會進行嚴肅討論，因此我們得到的只是一種高度的沉默，這種沉默本身也成了一個有待人們解釋的重要歷史證據之一。對這種沉默的兩種解釋互為補充，且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其一，很難對南方腹地的論辯做出回應，因為他們那種致命的分析之中帶著足夠的真實性，讓眾議院其他成員相信，奴隸制問題是無法解決的；其二，任何對奴隸制採取一致行動的可能性，都被南卡羅來納州和喬治亞州脫離聯邦的威脅壓倒了，因為若連實施解決方案的國家都不復存在，又談何全國奴隸解放計劃？或許，正如某些歷史學家所說，南卡羅來納州和喬治亞州不過是虛張聲勢罷了。但是，這個引人注目的歷史事實是無法迴避的：沒有人敢走上前去揭穿它們的虛張聲勢。

如果我們對1790年國會辯論貴格會教徒請願書時的美國總體局勢做出概括的話，那麼在奴隸制這個問題上看似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根本沒有什麼東西是清楚的。實際上，2月的初步辯論只不過精確反映了美國國內人們對奴隸制命運的不同的、對立的思想狀態：一方強調的是據稱在1776年就已經簽發的廢除奴隸制的期票；另一方則強調1787年達成了允許奴隸制繼續存在的君子協定，而以弗吉尼亞人為首的中間派別，則採取了騎牆策略，建議對奴隸制採取溫和的方針，以免這種分歧致使國家出現地區分裂。各方都可以合理地宣稱，他們以獨立戰爭的精神遺產作為自己的立場支撐。而且，各方似乎都認為，歷史和未來都站在他們那一邊。

最明顯不過的是，這些數字更精確地確認了一個不證自明的事實：奴隸制是一種正在北方死亡、正在南方繁榮的區域現象。紐約州和新澤西州則是例外：這兩個州是北方唯一繼續抵制任何關於逐步解放奴隸立法的州，這並非偶然。總體來說，人口分布情況和意識形態之間——黑人人口與白人人口的比例和對廢除奴隸制的態度之間——存在直接且幾乎是完全的對應關係。當南方腹地支持奴隸制的眾議員們提出種族論辯（黑奴解放之後兩個種族之間的關係到底會怎樣？）時，1790年的人口普查則讓人們幾乎能夠準確預測出這個問題的答案。在黑人人口達到了一定比例的任何地方，奴隸制都是一種確保種族隔離的優先選擇方案。

回過頭來看，富蘭克林最後的領導姿態，鞏固了他作為一個對未來有著深刻把握的偉人的歷史聲譽。但在那時，另一種對領導能力的合理詮釋也流行於政府最高層。例如，約翰·亞當斯儘管公開反對奴隸制，而且其獨立戰爭功績毫不遜於任何其他人，但當參議院拒絕審議貴格會教徒的請願書時，他作為參議院主席，還是贊同了參議院的決定。作為紐約奴隸解放協會創始人之一、反奴隸制倡導者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也對眾議院辯論表示遺憾，因為這次辯論擾亂了他的最優先事項，也就是讓他的金融計劃獲得批准。而至高無上的開國之父喬治·華盛頓也認為，眾議院中的辯論是令人尷尬而危險的，必須阻止；儘管他個人曾經發誓不再購買任何奴隸，而且讓世人知道他的最大心愿就是「採取某種計劃，以漸進、可靠、不知不覺的方式廢除這個國家的奴隸制」。傑斐遜或許同意參議院的結論，儘管他在私人通信中還是像往常一樣對這個問題緘默不語。這些傑出的領袖人物敏銳地察覺到，任何關於奴隸制的直接討論，對這個依舊脆弱的美利堅合眾國來說，都意味著巨大的政治威脅。正是詹姆斯·麥迪遜首次對奴隸製表達了這種態度。

事實正如他所願。該委員會報告包含了七項解決這個突出問題——根據當前憲法，國會在廢除奴隸制問題上，被賦予了什麼權力？——的決議。第一個決議讓南方腹地感到高興，因為它確認了憲法禁止任何在1808年以前限制或禁止奴隸貿易的聯邦立法。第四個決議則是向北方利益做出一種姿態，它確認國會可以對奴隸輸入徵稅，以在不禁止奴隸貿易的情況下為奴隸貿易設置障礙。第七個決議是對貴格會請願者的一種肯定表示，它宣布「在任何情況下，在國會權力所及之處，國會都會實現這些請願者的高尚目標，只要這些目標是可以依據正義、人道和善政等原則推進的」。但是，這種故意模糊的許諾到底意味著什麼？具體說來，國會的權力到底有多大呢？這個問題的答案隱含在第二個決議中：「根據對憲法的公正解釋，國會同樣被禁止干涉奴隸解放，不論這些奴隸是已經生活在各州的、在上述期限內將要輸入各州的，還是將要在各州出生的。」

這個規則的唯一例外是上南方地區，包括馬里蘭州、弗吉尼亞州和北卡羅來納州。那裡的奴隸人口眾多，尤其是弗吉尼亞州有著龐大的黑人奴隸人口，但是自由黑人人數也是如此（「所有其他自由人」）。從嚴格的人口分布角度來看，弗吉尼亞州對解放奴隸所帶來的種族惡果的恐懼，應當與南卡羅來納州相同。然而，該州自由黑人的不斷增多也準確反映了該州種植園主階層推行的各種逐步解放奴隸計劃，以及至少有一部分奴隸主願意以美國獨立戰爭的邏輯行事。弗吉尼亞州龐大的人口總數，因讓人生畏的種族人口比例和在聯邦政府中的政治權勢，而顯得更加突出，這一切都使弗吉尼亞州成為一個關鍵州。任何廢除奴隸制的全國計劃要想獲得成功，就必須讓弗吉尼亞州充當排頭兵。

這些具有威脅性的猛烈攻擊確實拖延了時間，但南方腹地仍然缺少票數。3月16日，該委員會已經準備好向國會提交報告了。傑克遜和史密斯也已經先後準備好對此做出回應，他們的回答是美國歷史上對贊成奴隸制立場的最徹底的公開表達。事實上，直到美國內戰爆發前夕，南方那些為奴隸制辯護的人在之後七十年中為奴隸制說的每一句辯詞，都會在隨後兩天內如洶湧波濤一般奔涌而出。

若說富蘭克林的非凡天賦在於他能夠巧妙地超越政治陣營，使自己到達一定高度，從而看清地表的主要生態並對那些爬行者的行為進行機智詼諧的評論，那麼詹姆斯·麥迪遜的優勢則恰恰相反。他生活在細節之中，在具體的時代背景中創造自己的奇迹，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具備戰術素養，從而能夠更加靈敏地動員地面力量。如果富蘭克林和麥迪遜站在同一戰線，兩人就是一個所向披靡的夢幻組合。但在1790年，他們站在不同的立場上。

接著，傑克遜開始長篇大論地談起了上帝的意志。按照他的描述，上帝明顯是贊成奴隸制的，不僅有聖經中的多處文字作證，還有喬治亞州每位牧師的聲明作證。除了上帝的偏向之外，幾乎每一位可敬的喬治亞州公民——這些人的生計依賴奴隸勞動——都承認，用傑克遜的話來說，「沒有這些奴隸的勞動，大米就不可能進入市場」。威廉·勞頓·史密斯傾向於讓其他人來解釋所謂的上帝意志，但是他支持了這位喬治亞州同僚，認為奴隸制是讓選民享有繁榮經濟的前提條件之一。他指出：「這就是那片土地上的農業狀況，沒有哪個白人有能力完成諸如排干沼澤和清理農田這樣的任務，因此如果沒有奴隸，這片土地上的人口就會減少。」

同時，在南卡羅來納州，憲法對奴隸製做出的那些讓馬丁憂慮的保障，卻被該州許多代表認為是不充分的。查爾斯·平克尼憑藉自己對憲法真義的解釋，推動了該州批准憲法：

談到承諾，在1787年國家建立之時，就已經制定了一份「神聖協議」，「將大家匯聚到一起，各自放棄一部分自身利益以保留其他利益」。接著，傑克遜就暢談在制憲會議上達成的「地方間妥協」，「正是因為這個原則，南方各州才同意了幾乎可以被稱作東西部各州航行法的那部法律」。南方各州做出此種妥協的條件是，保留奴隸貿易二十年。貴格會教徒現在卻要國會撕毀這份協議，違背了作為南方腹地加入聯邦的基礎的那份諒解。

從1787年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在制憲會議上，他試圖提出一項建議，呼籲將一項原則聲明寫入憲法，譴責奴隸貿易和奴隸制，並毫不含糊地表示：新美利堅合眾國的憲章要求政府致力於最終解放奴隸的事業。但是一些北方代表連同幾位賓夕法尼亞州廢奴協會成員，勸說富蘭克林撤銷他的提議，理由是這將使脆弱的地區間妥協處於危險之境，進而也將使憲法處於危險之境。因此，提交給第一屆國會的印有富蘭克林簽名的請願書，基本上是他曾試圖在制憲會議上提出的建議的翻版。現在，憲法已經得到了批准，新的聯邦政府也已經成立，富蘭克林就再次要求宣布，奴隸制與奠定建國基礎的獨立戰爭原則不相容。這位善於把握時機的偉人，向他的祖國獻上的最後一條建議是，宣布奴隸制是美國社會的異物。

傑克遜首先發言，長約兩個小時。他始終不敢相信，這個由頭腦冷靜的立法者組成的高貴機構，居然會允許這些「不可靠的貴格會教徒」以他們那顫抖的良知來控制國家議事日程。其中一個請願者——不切實際的社會改良家沃納·米福林——承認他是在一次暴風雨中被閃電擊中后才接受反奴隸制思想。國會之所以被選舉出來，是要做國家這艘船的掌舵人，使之穿越險惡的未知水域，而不是將一群一心想抵達希望之鄉但註定會讓這艘船沉沒的空想家帶上甲板。

而且，在舉行制憲會議的許多年前，一份更根本的諒解在費城達成，當時這一諒解被寫入法律。此種諒解根植于這樣一個事實：殖民地時代的奴隸制已經成為南方各州的特徵，成了波托馬克河以南的美國社會的永久組成部分。「如果正如某些人所宣稱的那樣，這是一項犯罪的話（我否認這種說法），」傑克遜解釋道，「那麼應當為此負責的是大不列顛，而不是那些現在擁有這些財產的美國居民。」在傑克遜看來，北方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令人難以容忍的，因為北方佬的論辯將地理上的偶然事件和歷史情勢的產物，說成一種故意罪惡。無可爭議的事實是，奴隸制不過是「在憲法批准之前就已經確立的、現在已經無法修正的諸多習慣之一」。當十三個殖民地聯合起來反抗大不列顛時，「沒有人提過這個問題」。而且，當國家於1787年成為一個更團結的整體時，「聯邦也全盤接納了與各州聯繫在一起的壞習慣」。這個默示的卻得到充分理解的地區間協議（費城達成的「地方間妥協」不過是強調了這一協議）說明奴隸制是一種不證自明的現實，儘管在共和國意識形態框架里看起來比較異常。這種現實與傑斐遜那不證自明的真理共同存在。傑克遜說道，「這個習慣，這個奴隸制習慣已經被確立了」，而且所有負責任的美國政治家都同意「讓南方各州自行決定這個問題」。反奴隸制的理想主義者可能更喜歡生活在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中，而在這個世界，那些太美好的東西反而無法實現。1790年的美九_九_藏_書國是一個現實中的世界，負載著諸如奴隸制這樣的歷史遺產。因此，它是一個過於真實而不可能美好的世界。傑克遜並沒有像兩三代以後的南方辯護者那樣，再進一步苦心論證奴隸制實際上是一種「積極的善」，但他確實以無可置疑的語氣強調，奴隸制是一種「必要的惡」。

那些認為這是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第一次登台亮相的歷史學家，將這種意識形態描述成一種全新的「解釋」或者「發明」，這種解釋和發明的目的是將關於奴隸的辯論局限在一個更加具有偏向性的框架內。這些歷史學家的觀點是，挑戰奴隸制促使種族（或種族主義）觀念第一次在辯論中被明確提及出來。然而，這些觀念一直都潛伏在獨立戰爭那一代人的心智之中。美國獨立戰爭留下的關於奴隸制的遺產，不是一份要將之終止的默示協定，或者兩個地區之間達成的繼續容忍奴隸制的君子協定，而是一種經過精心計劃的戒律：這個問題根本就不能被討論。奴隸制是不得向外人張揚的家醜，或者是房間里的大象。支持奴隸制的論辯中真正讓人感到新鮮的，不是那些被表達出來的觀念或者態度，而是這種表達本身。

喬治亞州眾議員亞伯拉罕·鮑德溫插|進來表示支持史密斯對美國憲法的理解。「那些親歷了制定憲法的紳士們」——鮑德溫本人也是其中一員——「不可能不記得這個問題給那次會議帶來的痛苦和困難。」鮑德溫宣稱，1787年在費城達成的主要協議是，排除北方各州對南方各州奴隸制的任何影響。「若紳士們回顧一下那次會議所走過的路程，」鮑德溫說道，「他們將發現當時是以極大的謹慎寫下這些文字的，目的是為了它們不會被輕易抹除。」當前國會任何重新討論那部分諒解協議的企圖，都會導致這個國家在剛剛誕生之時就不幸夭折。

在這種故意的模糊含混之中，麥迪遜的一個信念卻體現了他一貫的清晰性：奴隸制是一個爆炸性話題，必須將之從這個新生國家的政治議程中排除。這是一個禁忌，是因為它暴露了弗吉尼亞州立場的內在矛盾性，這種立場更接近於南方腹地的立場；這是一個禁忌話題，還因為它比任何其他爭議都更具摧毀整個聯邦的政治潛能。富蘭克林希望在一切變得太晚、無法採取決定性行動之前，根據獨立戰爭的原則將奴隸制納入國家議程。麥迪遜則希望將奴隸制從國家議程中排除出去，因為他堅信這種決定性行動不是帶來弗吉尼亞州種植園主階層的毀滅，就是造成整個國家的毀滅。（在許多弗吉尼亞人看來，這兩種情況根本就是一回事。）「南方各州的真正策略是，」他向一位弗吉尼亞州同僚解釋道，「盡量讓奴隸制悄無聲息地存在下去。」然而，那些弄巧成拙的南方腹地議員卻破壞了這種戰略。現在麥迪遜已經下定決心，抓住這些人威脅脫離聯邦所創造的機會，讓國會清楚地表明如下立場：拒絕承認聯邦政府有廢除奴隸制的任何憲法賦予的權力。這可謂以弗吉尼亞州的方式成就了南卡羅來納式的解決方案。

除南方腹地代表之外，沒有人站起來回應傑克遜的發言。第二天，即3月17日，威廉·勞頓·史密斯又站在演講台上說了兩個多小時，重複了傑克遜的大部分觀點，這中間從未被人打斷過。若說傑克遜傾向於一種手舞足蹈式的、不斷擊打講台的講話方式（這種方式讓人聯想起宗教復興運動中做巡迴演說的長老會教徒的風格），那麼史密斯則更喜歡像南卡羅來納州的貴族那樣，以西塞羅式從容不迫和抑揚頓挫的語調說話。儘管風格不同，但他們的論點是完全一樣的：憲法已經明確規定，奴隸貿易在1808年以前不得終止；地方間協議認可了早已紮根于波托馬克河以南地區的奴隸制；任何企圖重新討論這個協議的行為都意味著聯邦的瓦解；人口和種族現實使任何解放黑奴的計劃都是不可行的，對於那些居住在大量黑人中間的南方白人來說，更是如此。史密斯也引用了傑斐遜《弗吉尼亞筆記》中的話，開始預測美國出現大量自由黑人的種族影響：「若黑人不與白人通婚，他們將永遠都是黑人；解放他們並不會將他們洗刷白凈，這是不容爭議的。若他們與白人通婚，那麼白人種族就要滅絕，美國人民將成為黑白混血兒。因此，無論在何種情況下，解放黑人奴隸這種想法都是愚蠢的。」

到此為止，支持奴隸制的全部主張已經完全展現出來了。從這個重大時刻向後看，傑克遜和史密斯的演說後來在19世紀成了南方為奴隸制辯護的老生常談，這種辯護最終輸在了美國內戰的戰場上。從此刻向前看則會發現，以前從來沒有人提過如此大胆或如此系統的觀點。的確，他們以憲法為依據進行的論辯，是對1787年制憲會議和幾個州憲法批准大會提出的觀點的總結。但是，這種認為奴隸制必須被無條件接受為聯邦國家的永久特徵之一的無恥觀點，若不是全新的話，至少以前從來沒有在國家論壇上被充分解釋過。另外，以種族為基礎的論證，將美國社會變成一個種族混合的社會表述為奴隸解放的後果之一。由於它試圖將南方和北方之間的地域歧見，轉變成一種全國性的白人聯盟對黑人聯盟的鬥爭，從而為這場辯論開啟了一個新的維度。

幾個北方國會議員站起來反對那種認為聖經和憲法支持奴隸制的說法。紐約州的約翰·勞倫斯說，如果基督徒一邊讀著「山上寶訓」，一邊還認為這種佈道與奴隸制一致，那才奇怪呢。就憲法而言，勞倫斯認可其中的某些條款承認了奴隸制的存在，並且規定對那些願意繼續輸入更多非洲人的南方各州提供暫時保護。但是，以勞倫斯的觀點來看，人們達成的更大諒解是，奴隸制是美利堅合眾國的一種異常現象，它之所以在短期內是可以被容忍的，完全是因為人們達成了這樣一種明確的共識：從長遠來看，它終究是要被終結的。賓夕法尼亞州的斯科特贊同這些觀點，指出這裏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文件不是憲法而是《獨立宣言》，後者明確宣布「一個人將另外一人視為私人財產是不可能的」。

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威廉·勞頓·史密斯馬上站起來支持傑克遜的反對意見。史密斯同意，貴格會請願者的愛國心極成問題，是應當遭到譴責的。但是他認為，這位喬治亞州同僚根本沒必要拿這些可悲怪異之人的可信度做文章。剛剛獲得批准的憲法已經明確禁止國會在1808年以前，通過任何廢除或者限制奴隸貿易的法律。（美國《聯邦憲法》第一條第九款第一項規定：「對於現有任何一州所認為的應准其移民或入境的人，於1808年以前，國會不得加以禁止。」）當前國會裡的幾個成員恰巧也曾擔任過制憲會議代表，他們都可以證明，若無該條款，費城或其他幾個南方州是不可能批准憲法的。除了這些依然溫熱的記憶之外，憲法語言是毫不含混的：聯邦政府不得在建國后的二十年內，干預奴隸貿易。因此，這些貴格會請願者就是在要求獲得早已被宣布不可得到的東西。

從長遠來看，《獨立宣言》的自由主義價值觀確實獲勝了。但是我們還需要認識到一點：從短期看，在獨立戰爭期間及其剛剛結束后的時間中，人們普遍認為奴隸制已經開始走向滅亡。例如，在1776年，當大陸會議投票表決廢除1774年不從英國進口的協議之時，它保留了禁止輸入非洲奴隸，這是反對重啟奴隸貿易的明確聲明。六年戰爭造成的人力匱乏催生了數種解放奴隸計劃的出現。根據這些計劃，奴隸們能夠獲得解放，奴隸主會因這些奴隸在戰爭期間服兵役而得到補償。儘管這是軍事危機催生的緊急計劃，而且最終被南卡羅來納和喬治亞的種植園主階層拒絕，但是這些計劃似乎都是對未來的預言。戰爭行將結束時，美法聯盟中的傑出人物拉法耶特將軍，敦促華盛頓宣布解放弗吉尼亞的全部奴隸，而且讓這些人以佃農身份在該州西部定居。

新英格蘭地區及中大西洋地區的大部分代表，直接利用革命遺產中鼓舞人心的思想，論證奴隸制與共和價值觀互不相容，這種價值觀正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基礎。他們要求立即終止奴隸貿易，要求明確聲明各州加入聯邦的條件之一為禁止將奴隸制擴展至西部地區，而且要制訂與北方各州已開展計劃相類似的全國計劃，逐步解放黑奴。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對北方在奴隸貿易上的立場的最強有力說明，來自馬里蘭州的路德·馬丁。他認為奴隸制是「一種與惡魔進行的可鄙交易」，與「獨立戰爭的原則不一致，而且與美國人民的品格不相稱」。對北方在廢奴問題上的立場的最充分表達，則是由古弗尼爾·莫里斯提出。莫里斯是個紐約人，但以賓夕法尼亞州代表的身份出席會議。他將奴隸制描述為一種實際上阻礙了南方經濟發展的「禍根」，而且是「受貴族歡迎的憲法的最顯著特徵」。莫里斯甚至提議為補償奴隸主而向全國徵稅，稱自己寧願交稅為美國的全部黑奴贖身，也不願讓這樣一部憲法拖累子孫後代。從馬丁和莫里斯的演講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最清晰雄辯的觀點表達（這種觀點後來被廢奴運動的領袖們採納）：奴隸制是一個不容討論的問題，現在是開始徹底廢除奴隸制的適當且幸運的時機，而且在這一長遠目標上做出的任何妥協都是一種「死亡契約」。

因此，重新安置問題相比于補償問題似乎更難以解決。雪上加霜的是，任何全面的逐步解放奴隸計劃都只能在國家層面上，由有權力為整個國家的長期利益採取行動的聯邦政府執行，這就使奴隸制多了一把保護傘。與漢密爾頓的金融計劃非常相似的是，任何有效的解放計劃都會引來對類似於「權力合併」的極度擔憂，弗吉尼亞人比任何其他州的居民都更認為這種「合併」是一種極大威脅。（實際上，至少對於某些弗吉尼亞人來說，他們最害怕的就是，聯邦權力被以這種方式運用。）這樣，所有以憲法為依據反對聯邦政府過度行使權力的理由，也將破門而入，使任何塑造公共政策的努力顯得更有問題。

麥迪遜在奴隸制問題上抓住了「弗吉尼亞人騎牆態度」的核心。一方面，他認為那些支持奴隸制的膽大妄為的論辯是「不恰當且令人羞恥的」，說那些南卡羅來納州和喬治亞州同僚們的「放縱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失禮行為」。就像大部分弗吉尼亞州同僚一樣，他希望人們知道，他更希望奴隸貿易能夠儘早結束，並認為奴隸制「是一種深刻的弊端」。他稱自己為南方腹地代表們支持奴隸制的言論感到不安，同時對北方朋友們的高尚立場深表讚賞。

公正地說，第二項交易可以被稱作制憲會議上達成的最重要的妥協，它甚至比大州和小州之間在參眾兩院代表席位分配上所達成的「偉大妥協」還要重要。我們可以將此次妥協描述為「地方間妥協」。麥迪遜認為這是在費城達成的所有秘密交易中最重要的一個，這是絲毫不為過的。「在航運和奴隸制這兩個問題上達成的諒解，」麥迪遜說道，「已經在聯邦的不同地區之間達成了。」這項交易包括了選票交易：新英格蘭地區同意支持將奴隸制再延續二十年，來換取南方腹地的支持，以使國會投票批准聯邦商業法規時，只獲得簡單多數的贊成票，而不是2/3以上的絕對多數。就《西北條例》而言，雙方都可以宣稱自己獲勝了。而到底哪方才是真正的獲勝者，只有時間才能給出證明。（約翰·C.卡爾霍恩後來的結論是，若南方腹地認為這次交易是對未來下的賭注的話，那麼南方腹地就輸了這場賭局。）

另一個主要障礙是如何安置獲得自由的奴隸，這個問題乍看起來和補償費用一樣令人生畏，而且思考過後可能更是如此。歷史學家對這個問題的可行性研究不及對補償問題的研究深入，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致使這個問題成為解決奴隸的障礙之一的種族偏見。他們擔心對這個問題的分析本身，可能會被解釋成對當時流行的種族主義和隔離主義的支持。兩個讓人不快卻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是：其一，不涉及此類內容的任何解放奴隸計劃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性；其二，當時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存在真實的、雙種族的社會模式，而且之前的歷史記載中也找不到此種模式。

他說，毫無疑問，這種相似性一定是一種巧合，因為傑克遜明顯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不可能做出什麼剽竊之舉。但是，傑克遜的論辯和措辭幾乎與海盜一模一樣，只不過傑克遜是用基督教為奴役非洲人辯護，而那位非洲人是用伊斯蘭教為奴役基督教徒辯護而已。據說那位阿爾及利亞海盜曾這樣寫道：「這個原則，即燒殺擄掠和奴役基督教徒是不公正的，是絕對有問題的。」當接到一份要求他停止抓捕歐洲人的請願書時，他在阿爾及爾的國務會議上辯論道：「繼續抓捕歐洲人乃國家利益之所在，因此請拒絕這份請願書。」而且，這位海盜先生也提出了所有用來反對廢除奴隸制的理由：「但是，誰來補償那些奴隸主的損失呢？我們國家會這樣做嗎？我們的國庫資金是否足夠……而且如果解放了奴隸，我們該怎麼處理他們呢……我們的人民不會與他們通婚，否則就會受到玷污。」富蘭克林繼續寫道，這位阿爾及利亞海盜還說，那些當奴隸的基督教徒「與我們生活在一起會更好，若讓他們留在歐洲，他們會陷入你死我活的宗教戰爭之中」。富蘭克林的這篇具有明顯指向的諷刺文章被從波士頓到費城的數家報紙轉載，儘管沒有被波托馬克河以南的任何報紙轉載。這是他的最後一次公開行動。三個星期之後，即4月17日，這位建國元勛終於與世長辭。九*九*藏*書

接著，傑克遜讓同僚們來看看「我們的國務卿傑斐遜先生」的觀點，並開始閱讀傑斐遜的《弗吉尼亞筆記》中關於「當奴隸們被解放時，到底該做些什麼」的段落。他們要麼被就地融合，要麼必須遷移到其他地方。傑克遜宣稱，由於傑斐遜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如此著名，他可以輕鬆背誦出來。這兩個種族是不可能平等地生活在一起的，因為「白人有著根深蒂固的偏見，黑人有著成千上萬的傷痛記憶；白人的偏見、兩個種族之間的自然差異，以及其他許多將我們劃分成派別的因素，都決定了除非消滅其中一個種族，否則衝突就永不會消失」。或許北方佬中有幾個人也不同意傑斐遜的觀點。或許那些貴格會教徒同意種族混合併希望「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黑人的兒子，或為自己的兒子迎娶黑人的女兒」。儘管北方的黑人人口相對要少一些，然而那裡的種族隔離模式表明，大部分北方白人都贊同傑斐遜觀點——「融合」是不可能的。在黑人人口比北方多得多的南方，「融合」更不可想象的。

那種認為獨立戰爭是一股強大潮流，註定要將奴隸制從美國大地上清掃出去的狂熱想法，實際上帶來了錯誤的樂觀精神，並且催生了一種誤導性的、廢奴勢在必行的感覺，這種感覺讓人們的主觀能動性都顯得多餘。（當歷史馬上就要揭曉全部答案時，為什麼還費盡心思地制訂計劃呢？）而且，獨立戰爭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在於，它的直接或短期目標都是政治性的：趕走皇家總督，重寫各州憲法，實際上這些憲法當時已經具備獨立戰爭認可的許多共和特徵。然而，廢除奴隸制與趕走大不列顛官員或修改州憲法是不同的。在紐約州和新澤西州，或者說在整個波托馬克河以南地區，奴隸制已經以足以抵擋任何邏輯或道德訴求的方式，嵌入了美國社會結構。與此同時，它還得到了獨立戰爭強大精神遺產的保護：人們有權在不受他人武斷干涉的情況下處理自己的財產，尤其是在他人居住在遙遠之地，或者宣稱具有某個甚為遙遠的政府權威之時。沒錯，「1776年精神」中確實有一些激進暗示，這些暗示能夠對財產權的不可侵犯性提出挑戰，但是這些原則之所以成功，就在於它們只是一些潛在的暗示而已。也就是說，它們成功的秘訣在於，它們是以隱晦的方式在整個19世紀逐步揭開自己的平等主義含義。若要遏制奴隸制的瘋狂擴張，若要切除這個危險的毒瘤，就必須立即行動。只要它們依舊只是暗示而已，就根本不會有任何助益。

這種方式的核心要素就是間接迂迴。麥迪遜是這方面的大師，他深諳隱於幕後和非正式談話的策略，以至於他最顯著的政治成就——包括他對憲法的影響和對托馬斯·傑斐遜思想的持久影響——永遠都是深藏不露的，我們看到的只是鐵屑在磁場內的無聲移動。麥迪遜的影響力在3月23日眾議院辯論中體現了出來，當時委員會已經提交了報告，眾議院要對其進行投票。

直到最後，這種把握時機的獨特天賦都在發揮作用。1787年4月，富蘭克林答應擔任改革后的賓夕法尼亞州廢奴協會的新任主席，讓反對奴隸製成為他生命中最後一項事業。幾乎在六十年前，即1729年，當他還是費城的一個年輕印刷商之時，就開始出版貴格會反對奴隸制和奴隸貿易的宣傳品了。從18世紀中期直至獨立戰爭年代，他都一直支持安東尼·貝內澤特和貴格會的其他廢奴主義者，而且他還不時地公開反對那種認為黑人天生就要低人一等或者種族差異是不可改變的說法。然而，儘管富蘭克林的反奴隸制立場是清晰明確的，但是他曾一度擁有幾個家務奴隸，而且他從來沒有讓廢除奴隸製成為自己的優先目標，或者以自己全部的卓著聲望來反對奴隸制。

當時任何可完成獨立戰爭年代遺留下的一項偉大事業的機會之窗，現在都已經關緊了。正如前文所述，或許這個窗口（如果確實存在過這樣一個窗口的話）到了1790年就已經被關閉了，因此眾議院的辯論和決定，不過是給已經被種族人口結構、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假想和既得經濟利益關閉的窗口，再加上封條而已。在兩百多年之後，我們依然不大可能徹底地證明，麥迪遜那種對政治優先事項的理解是錯誤的，也無法證明富蘭克林的優先考慮不會將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瓦解于無形。或許，將輻射全國的奴隸制問題從國會轉移到教堂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更為可取的。在教堂之中，奴隸制可以作為一種國家應當清除的罪惡，而不是一個需要政治解決的社會難題來受到譴責。無論如何，這就是所發生的一切。

在1790年要對奴隸制採取任何決定性行動，都會因以上這些因素，遭遇巨大甚至是不可能逾越的障礙。成功的可能性簡直微乎其微。然而在1776年戰勝世界上最強大的陸海軍的可能性，以及在1787年十三個獨立州聯合起來建立一個統一的共和政府的可能性，同樣渺茫。可是，偉大領袖們在這兩件事中披荊斬棘，化腐朽為神奇。廢除奴隸制也同樣是與這些成就處於同一水平的巨大挑戰。即使是英雄式領袖，能否在這件事上獲得成功也都是不確定的。因為（也是最具諷刺意味的）使獨立戰爭真正完成的努力，看起來完全悖于將各州團結為一個統一國家的努力。

麥迪遜的想法明顯不那麼古怪離奇，儘管也是有問題的。作為制憲會議的核心人物，麥迪遜強調，1787年憲法為各州明確了多種法律義務。儘管憲法確實規定國會在1808年以前不得限制或結束奴隸貿易，但是它並沒有禁止眾議院談論這個問題。他們可以討論他們願意討論的包括逐步廢除奴隸制在內的任何問題，儘管他認為，國會不可能採取任何「意在解放奴隸」的重大行動。然而，國會可以「對將他們（奴隸）引入西部地區的行為，進行某種規制」。麥迪遜說，這是一個他認為「絕對值得考慮的思路」。至於就奴隸制的未來所達成的默示諒解，是建立在廢除奴隸制這個前提之上，還是建立在永久保護奴隸制這個前提之上，麥迪遜則未置一詞，儘管這是個關乎全局的重要問題。

然而，事實證明，這種令人振奮的願景不過是一種幻想。事實上，獨立戰爭口號的假定前提混淆了真正的現實：不論奴隸制在純粹的意識形態上看起來是多麼反常，它們深嵌在美國社會結構的多個層次或層面之中，這些層次或層面完全不受任何空想願景和革命預期的影響。

就在傑斐遜舉行歷史性晚宴的幾個月之前，美國國會發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實際上，大部分政治領袖都認為這是一件妨礙國會工作的尷尬事件。1790年2月11日，兩個貴格會代表團（一個來自紐約，另一個來自費城）向國會提交了請願書，呼籲聯邦政府立即結束非洲奴隸貿易。這被視為一個糟糕的干擾事件，因為它的煽動性提議打亂了國會對債務接管和建都地址的討論。幾個南方議員立即宣稱，貴格會這種多管閑事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喬治亞州議員詹姆斯·傑克遜對這樣的請願居然被嚴肅的議事機構討論，感到極為惱火。他說，貴格會教徒都是一些無知之人，這些人試圖用他們那種珍貴的極為純凈的聖水，來凈化每個人的罪惡靈魂。而且，他們的愛國之心是值得高度懷疑的。他們在剛剛過去的反對英國殘暴統治的戰爭中，以尊重他們極為珍愛的良知為由，一直袖手旁觀。這些頑固的綏靖主義者在那些獨立戰爭的老兵中間，配享有什麼地位嗎？用傑克遜的話說，這些老兵「冒著自己的生命和財產危險，為國家爭來了自由和財產」。

然而，第二天，也就是2月12日，傑克遜那令人害怕的預言似乎馬上就要成為現實了。因為就在那天，眾議院接到了另一份請願書，這份請願書是賓夕法尼亞州廢奴協會提交上來的。它敦促國會「以其賢明，採取為其權力所允許的措施，推動奴隸制之廢除，並阻止任何形式的奴隸貿易」。正如傑克遜警告的那樣，反奴隸貿易的人現在已經聯合起來了，要結束整個奴隸制。而且，這份新請願書還提出了另外兩點，這兩點加劇了諸如傑克遜這樣的人的恐懼感。第一，它宣稱奴隸制和奴隸貿易與美國獨立戰爭所追求的價值觀不相容，它甚至建議國會，履行政治職責，「制訂從美國國民性中消除此種不相容性的措施」。第二，它對那種認為《聯邦憲法》禁止聯邦政府在二十年內製定任何反對奴隸貿易的法律的觀點，提出了挑戰。它認為，憲法中的「普遍福利」條款，授權國會採取任何其認為「必要且正當的」行動，來消除人口|交易的恥辱，並「支持讓所有黑人恢復自由」。最後，讓它更具有煽動性的是，這份請願書上有本傑明·富蘭克林的簽名。富蘭克林的愛國心和國際聲譽是毫無爭議的；實際上，如果美國有偉人祠或萬神殿的話，只有華盛頓才可能與他並列其中。

我們可以帶著當時議員們都未掌握的知識，來聆聽這場發生於1790年的辯論。因為我們今天已經充分了解他們在當時只能隱約感覺到的東西（若他們能夠感覺到的話）：奴隸制將成為美國歷史隨後七十年中的核心問題；美國獨立戰爭之後的幾十年中，由於未能對解決奴隸制問題採取決定性行動，致使奴隸人口出現了大規模增長，而美國政府的法律和政治原則也在不斷妥協之中，與奴隸制盤根錯節地糾纏在了一起；最終有超過60萬的美國人，將在這個國家歷史上流血最多的戰爭中死去，而且這場戰爭對社會造成的衝擊和創傷，將在之後至少一個世紀中都無法平息。

富蘭克林之於美利堅，正如伏爾泰之於法蘭西，都是人類成功到達現代社會的標誌。（當這兩位著名的哲學王在巴黎的集會民眾之中擁抱時，場景可謂轟動一時，就好像諸神來到地球並宣布啟蒙時代已經到來一樣。）作為美國最偉大的科學家、最靈活的外交家、最有成就的散文作家、最有智慧的偉人，富蘭克林以其無與倫比的氣質和風範，超越了所有的凡夫俗子。在霍雷肖·阿爾傑之前一個多世紀，他就創造了阿爾傑所描述的那種角色，並將之稱為「貧窮的理查德」：一個自始至終都自學成才的、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他總是能夠及時地出現在歷史前進的潮流之中，並且總是能夠以其獨特的隨和姿態永久地渲染彼時彼刻：在電閃雷鳴之際握住風箏線；當大陸會議將傑斐遜最珍愛的幾個段落刪除之時，他陪伴傑斐遜散步，以其機智不停地安慰傑斐遜；在巴黎戴著浣熊皮帽讓人為自己畫肖像；當代表們在憲法上簽字時，他詼諧地說，是的，刻在屋內前面那把椅子上的太陽現在似乎確實在冉冉升起。

因此，那些鼓吹解放奴隸的人必須面對非洲奴隸人口規模所帶來的棘手困境，即這些人一旦獲得自由，就必須被遷移到其他地方。除了天文數字般的成本之外，這些被解放的奴隸要被安置到哪裡去呢？那些鼓吹將他們送回非洲的人，最好去研究一下英格蘭最近為在獅子山建設一塊黑人殖民地所付出的努力：在那裡，大部分獲得自由的奴隸不是死亡，就是遭到當地非洲部落的重新奴役。那些鼓吹將他們送到美國西部的人同樣需要三思：「美利堅民族就像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正在快速覆蓋地球上更多的地方，在這片廣闊大陸上拓展他們的定居點，不論多麼偏僻、遙遠，只需短短的時間，美利堅民族就會在那裡定居。」再者，廣闊的西部土地已經許諾給印第安人了，這些人對黑人鄰居的反應極有可能是不仁慈的。如果任何人能夠對這個問題提出一個負責任的解決方案，傑克遜宣稱自己定會採納。但在敲定解決方案之前，所有有關解放奴隸的討論都必須停止。

然而，若進行更仔細的考察，弗吉尼亞州不過是一幅更加模糊不清的圖景，這幅圖景正是當時整個國家的真實寫照，而且也是憲法所竭力體現的。因為在弗吉尼亞人的反奴面目，以及在捍衛獨立戰爭原則中的先鋒角色之下，他們反對將自己對奴隸的控制權讓渡給任何聯邦機構，哪怕只是極其微小的部分。他們到底是生活在矛盾之中還是謊言之中，這真是個有趣的問題。不可否認的是，弗吉尼亞州領導層發現自己處在這樣一種特殊境地之中：一方面承認奴隸制是一種惡，另一方面又堅持認為聯邦政府不能在奴隸制問題上有任何作為。梅森對奴隸貿易的強烈反對，實際上與他提出的憲法必須保障「那種我們已經擁有的財產權」互相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