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餐桌交易的另一面而言，他們已經冒了一種經過精心計算的風險：更為有利的財政條款，再加上在永久首都問題上的獲勝，會瓦解弗吉尼亞州對債務接管的強烈抵制。波托馬克河南部的幾個朋友已經警告他們，弗吉尼亞州對漢密爾頓金融計劃的廣泛敵意是任何形式的妥協都不能平息的。「不論經過何種修改，我擔心債務接管還是會被弗吉尼亞州認為是難以忍受的，」一篇典型的報道這樣寫道，「有關債務接管的論辯亦將是毫無助益的。」曾於1788年在弗吉尼亞州的批准憲法大會上被麥迪遜有力擊敗的反聯邦聯盟，有某種理由認定自己的事業並沒有被真正擊敗，只不過是在謀略上輸了罷了。聯盟新領導人帕特里克·亨利在亨利·李的大力幫助下，於1790年開始動員聯盟反對債務接管，而且在12月成功讓弗吉尼亞州立法機構通過了一項決議。弗吉尼亞州議會全面復甦了獨立戰爭中的豪言壯語，甚至還使用了為人熟悉的傑斐遜式語言，並以輝格黨傳統的反對英國的巨大力量，憑藉這項決議大力指責債務接管，認定債務接管是外國統治的新化身。就像英國以前的種種企圖，債務接管被描述成對弗吉尼亞州獨立的威脅。「在人類事務的發展過程中必定會帶來罪惡：它要麼讓農業對商業俯首稱臣，要麼改變聯邦政府的當前形態，對美國自由造成致命威脅。」

他們站在華盛頓寓所外面的大街上時，漢密爾頓對傑斐遜說，他為恢復公共信用而提出的整個金融計劃陷入了國會僵局之中。這份計劃于當年1月提交至國會。以詹姆斯·麥迪遜為首的南部議員，竭力阻撓漢密爾頓計劃中關鍵一條的通過，這條規定由聯邦政府來接管州債務。這幾乎瓦解了漢密爾頓的整個財政改革計劃。漢密爾頓顯得既消極又情緒化。若他的財政計劃最終被拒絕，當時看來這幾乎是確定無疑的，那麼「他將沒有什麼用處了，並且下定決心辭職」。沒有他的改革計劃和領導——這兩樣東西在他心中似乎難解難分——聯邦政府和整個國家就必定會崩潰。

例如，在有關償付國內債務的問題上，漢密爾頓認為，麥迪遜關於區分政府債券原始持有人和當前持有人的建議，是天真且有害的。確實，對於戰爭時代的老兵來說，這會造成某些不公正。但是，麥迪遜有什麼資格來向漢密爾頓宣講老兵們所做出的可敬犧牲呢？麥迪遜從來沒有在憤怒之下射出一顆子彈，現在卻要裝模作樣地將自己包裹在他從來沒有穿過的、血跡斑斑的軍服之中？更關鍵的是，原始持券人不是被迫出售他們手中的債券，他們是自由出售。而且，他們出售債券的理由多種多樣。對如此多的交易、價格和動機進行分類，無異於一場行政上的噩夢。實際上，任何提議要採取這種措施的人，都必定會被人們懷疑為一個樂見政府癱瘓的人。政府債券償付計劃的整體要義在於，超越重重含混不清的糾纏，從而確立一種能夠提升信用的、明確且易於識別的補償政策，並使這些債務集中在那些最有可能用它們為社會生產和發展服務的人手中。

漢密爾頓身邊那些令人恐懼的金融家不大可能認為這是一處特別友好之地。空曠和夏季的熱浪，與金融和商業機構所在的其他地方（主要是費城和紐約）比起來，都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制約因素罷了。通過選擇建都波托馬克河，國會不經意間將美利堅合眾國的政治首都和經濟首都分離開來。歐洲各大首都——柏林、倫敦、巴黎、羅馬和維也納——都是集政治、經濟和文化於一身的都市中心。美利堅合眾國幾乎是無意中做出將它們分離開來的決定。全功能國家首都中那種令人興奮的制度協同，比起那種極有可能侵蝕政客和金融家的腐敗，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人們都習慣性地認為麥迪遜是傑斐遜的忠實副手，是那個被稱為「偉大的合作」中年幼的一方。的確，在1790年代的政黨鬥爭中，麥迪遜成為傑斐遜的政治先頭兵，接著擔任了傑斐遜的國務卿，後來又繼任傑斐遜的總統職位，這些都與麥迪遜的性格有著很大關係。他們之後的關係模式是，傑斐遜提供宏大設想，麥迪遜則處理那些混亂的細節問題。（正如當時的俗語所言，若上帝被包括在麥迪遜要處理的細節之內，他也總是能夠在上帝蒞臨地球時前往迎接。）然而，即使是那個時候，麥迪遜習慣性的害羞和躲在傑斐遜影子下的意願，可能也掩蓋了他對二人合作關係的獨立影響。最公正的說法應當是，兩人的合作之所以如此順利，就是因為麥迪遜從未想過到底誰佔主導這個問題。或者，如約翰·昆西·亞當斯在描述這種親密無間的夥伴關係時所說的，這是「一種奇特的現象，就像磁性物質在物理世界中隱形的神秘運動一樣」。

麥迪遜之所以希望選在波托馬克河，既出於一種巧妙的精心算計，也出於一種帶有浪漫色彩的錯覺；傑斐遜、華盛頓和弗吉尼亞王朝的大部分成員都有這種錯覺，他們一致認為波托馬克河有著非凡的威力。就麥迪遜的巧妙算計而言，他足智多謀地反駁了在賓夕法尼亞州建都的優勢理由——賓夕法尼亞州在地理上位於中心地帶。（賓夕法尼亞人同樣也不乏智謀，他們說薩斯奎哈納河註定要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的中心，因為密西西比河西部地帶不可能加入聯邦，而加拿大東部則幾乎肯定會加入聯邦。）麥迪遜對這種賓夕法尼亞州地理中心論提出了質疑，他說判斷是否處於中心，既可以以人口分布來計算，也可以以地理位置為依據，因此這必須等到1790年人口普查結果出來之後再做決定。接著，麥迪遜又指出，若單純按南北軸進行地理測量，從北部的緬因州到南部的喬治亞州的軸線中間點恰巧就落在波托馬克河上，而且恰巧就是喬治·華盛頓的宅邸弗農山莊。麥迪遜要讓自己選擇的建都地點帶有上帝選定的意味。

在傑斐遜晚宴前的六個月中，麥迪遜經歷了一次轉變，或者說是再轉變，從國家主義的信仰轉變為弗吉尼亞傳統的革命信念。我們很容易純粹從個人角度來解釋他的轉變：傑斐遜從法國返回美國，並讓他的老同事回想起了真正事業的色彩，接著就一同向歷史進軍。只是事情並不這麼簡單。麥迪遜對這個新生共和國所面臨的選擇的理解，比獨立戰爭那一代中的任何人，都更加精妙、更加成熟。任何對其抉擇的粗糙解釋，都無法恰當說明他的多重忠誠問題，也無法理解他思考和解決它們的「麥迪遜方式」。

就像1790年的麥迪遜一樣，漢密爾頓當時也處在權力巔峰。他在三個月內一口氣完成了《關於公共信用的報告》中的四萬字，而且又以同樣的速度撰寫了《聯邦黨人文集》中的五十一篇論文。探索漢密爾頓思想淵源的學者們總會發現這種淵源的多樣性：亞當·斯密、雅克·內克爾、馬拉奇·波斯爾思韋特和大衛·休謨是最主要的影響者。其中，休謨又對他關於經濟增長的思想有著尤為深刻的影響（這與休謨影響了麥迪遜關於政治穩定的思想如出一轍）。另外，漢密爾頓喜歡對新政府面臨的財政問題提出集中化解決方案，這又與麥迪遜一樣，是緣於他在1780年代前途渺茫、四分五裂的邦聯權威下那沮喪不堪的經歷。最後，漢密爾頓《關於公共信用的報告》的歷史意義已經吸引了足夠多的專家的注意，這些專家將某種技術維度加進對報告的評價之中。從而，對諸如償債基金、聯合養老金制、浮動利率和流動性這些術語的掌握，已經成了充分理解其經濟學素養的關鍵。

但是，作為朋友就不應當提出這種威脅性的指控，說整個債務接管計劃是一場陰謀，這場陰謀旨在誘惑各州參加某種浮士德式的向魔鬼出賣自己靈魂的交易：如果進行此種交易，各州就會喪失如孩童般清白的政治外表。實際上，當憲法被批準時，這種想法已經被明智地拋棄了。債務接管並不是一場旨在摧毀各州政治完整性的陰謀，它不過是一個為了所有人的利益，合併各州債務，使經濟生活國家化的計劃。漢密爾頓想當然地認為，憲法所創造的新政府正如他在報告中寫的一樣，「具有能夠調動社會資源的權力」。而他作為負責財政政策的官員，就是上帝選擇的用以實施這種集體措施的工具。

因此，當漢密爾頓及其追隨者宣稱，這次妥協使其金融計劃的核心內容獲得國會批准，即那種帶有集中化意味的財政改革制度化將難以移除的時候，將波托馬克河作為永久建都地點則使那些旨在帶領國家朝完全相反方向前進的政治觀念被制度化了。而且，對傑斐遜和麥迪遜個人而言，這也具有象徵意義。因為1790年妥協標志著他們的政治夥伴關係在中斷了五年之後，又開始恢復了。現在，「偉大的合作」才真正成為一種名副其實的聯盟。

其次，報告中還洋溢著漢密爾頓的信心：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集中是一種動力；它不是一種給國家帶來侵略性腐敗的集合，而是各種國家發展能量以相互促進的方式進行的融合。漢密爾頓對共和主義教條「集中的權力有固有的惡」的腔調充耳不聞，而這個調子正被弗吉尼亞州的異議者在新的「合併」標籤下盡情地重新演繹著。對漢密爾頓而言，債務合併簡直妙不可言。麥迪遜的參照系完全是政治的，是這樣一種理想化觀念：國家權力應當是分散的，受到許多分散而多樣的利益集團的自然制約。漢密爾頓的思維模式則完全是經濟的。他認為，讓資本集中在少數精挑細選出來的人手中，是商業投資和經濟發展的主要前提條件。他對政府債券原始持有人將債券賣給投機者這一點並不在意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更願意看到金錢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當金錢被分散出去，金錢就只是金錢而已；當金錢被集中起來，金錢就變成了資本。而他對接管各州債務、擴大聯邦債務表示歡迎的主要理由是，一旦這些債務被償還，國內外資產者就會信任聯邦政府，進而吸引新的投資。至少在這種有限的意義上，漢密爾頓認為國家債務是「國家的幸福」，因為它使資源能夠集中在富有企業精神、願意投資而不僅僅是消費的少數人手中。相反，對於麥迪遜而言，「國家債務就是國家的災禍」，而且「在代議制政府中，尤其如此」。

由於傑斐遜和麥迪遜的共同努力，後來的辯論將主要是南方人的聲音。他們大致明白將哥倫比亞特區建在波托馬克河上，是弗吉尼亞州對聯邦政府具有持久影響力的一種聲明。儘管他們內心那種鮮明的弗吉尼亞式美國觀有著傲慢和地區性的味道，但他們的自以為是確實反映了某種人口和經濟現實：弗吉尼亞州擁有整個國家1/5的人口，而且創造了整個國家1/3的商業。更重要的是，正如約翰·亞當斯所言：「弗吉尼亞人認為自己所有的鵝都是天鵝。」這句話的意思是，弗吉尼亞州精英階層的確相信，幾乎是它一手發動並領導了爭取獨立的革命戰爭。弗吉尼亞人習慣認為自己必須是任何形式的各州聯合的主導者。新首都的選址向這種自負獻了殷勤：它在地理上是弗吉尼亞州的投影。那種鮮明的弗吉尼亞式美國觀不過是一種幻覺，這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對它深信不疑，而且新首都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取悅了這種幻覺。

然而在1790年，若人們要談論「偉大的合作」，肯定指的是麥迪遜和漢密爾頓之間的合作。畢竟，傑斐遜在1784～1789年擔任美國駐法國公使期間，是麥迪遜和漢密爾頓二人領導了一場旨在擴大聯邦政府對州政府的主權權力的鬥爭。他們以「普布利烏斯」為筆名共同完成《聯邦黨人文集》，這兩位弗吉尼亞政治家後來的完美聯合可謂天衣無縫。當漢密爾頓於1789年9月開始撰寫《關於公共信用的報告》時，他首先徵詢意見的人之中就有麥迪遜。就是在那個時候，傑斐遜從法國給麥迪遜寫信，對聯邦政府獲得的處理國內事務的權力表示了極大懷疑，制憲會議上麥迪遜比任何人都更強烈地支持聯邦政府享有這些權力。

債務接管辯論的整個氛圍變得具有電磁一般的吸引力。以讓自己成為所有政治風暴的平靜中心而聞名的麥迪遜，不斷受到雙方厲聲指責的夾擊。以馬薩諸塞州九*九*藏*書的菲舍·艾姆斯為首的北方國會議員，指責麥迪遜阻撓漢密爾頓財政計劃的核心內容，威脅了共和國的生存。他們認為，若喪失這部分核心內容，聯邦就會瓦解。南部國會議員主要來自弗吉尼亞州，他們告訴麥迪遜，債務接管計劃證明了那些聯邦黨人的反對者、憲法的反對者，現在看來是多麼具有預見性，而他此前在批准憲法會議上做出的種種保證，以及《聯邦黨人文集》中關於聯邦憲法將被證明是美國獨立戰爭的頂峰而不是背叛的腔調，現在看來多麼像虛假的承諾。

最後，漢密爾頓的報告還充滿著對包括商人、銀行家和商業領袖在內的城市精英階層的尊奉，認為他們這些人是美國新興社會的核心人物。正是這些人將年輕時的他從熱帶地區的低賤生活中拯救出來，而且在他展現出自己的傑出才能時，他們就將他納入紐約的核心圈之中。漢密爾頓本人是追求名譽而不是財富的霍雷肖·阿爾傑式的英雄人物，但是他懂得銀行業、投資業和其中的投機。他可沒有像傑斐遜為自耕農寫下田園生活頌歌那樣，為商人和金融家唱田園詩式的禮讚。他的整個財政計劃實際上含蓄地承認了，商業是美國的經濟命脈，商人既是美國經濟的主要受惠者，也是美國經濟默默無聞的英雄。漢密爾頓並不像批評者經常宣稱的那樣，為了增加商人精英階層的財富而刻意制訂計劃。他制訂計劃的目的在於將他們的才能和資源引導到有利於公共利益的生產活動中去。作為知情人士他並沒有利用自己掌握的內部利率消息為個人謀取什麼利益。「但是您肯定記得關於愷撒妻子的那句格言，」漢密爾頓向亨利·李寫信時這樣寫道，「我認為這句格言適用於任何參与國家金融管理的人。」儘管如此，他過分信賴自己的某些投機者朋友；直到他在財政部的助手威廉·杜爾將個人資金和國家資金混合運作並構成犯罪時，他才解僱了杜爾。杜爾是他所信任的具有企業精神的投機者典型，但最終被證明是不值得信賴的。

麥迪遜當時處在最核心的位置，領導了眾議院對債務接管和建都地點這兩個問題的辯論。他享有著名的國家主義者和弗吉尼亞天賦之子的盛譽，在三十九歲時，就作為1780年代憲法混戰中最精明、最有見識的老手而聲名遠播。實際上，1790年麥迪遜已經度過了其美國政治家生涯中最具創造力的時期。諸多後世歷史學家認為，麥迪遜在那一時期對美國歷史上的政治科學做出了最具創造力的貢獻。

在投票決定政府債券償付辦法之後，是對債務接管的辯論。這場辯論加強了那種被出賣感，從而使事情變得更糟了。同樣，表面上看來，漢密爾頓的建議是簡單、誘人的。聯邦政府將承擔，或者說接管，各州政府的全部債務，其中大部分都源自獨立戰爭年代。美國不再有十三個不同的債務賬簿了，現在只有一個；這將使這個新生國家的財政政策能夠依憑對金融債務和解除債務所需稅收的整體把握而推行下去。2月24日，麥迪遜從自己在眾議院的席位上站了起來，指出這個問題比乍看起來要複雜得多，而且這個表面上合理的「債務接管」建議，在他看來，是一個非常不祥的主意。

如我們所料，這幾位歷史當事人對這個決定性問題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所選擇的立場。這反過來又意味著，漢密爾頓、傑斐遜和麥迪遜是帶著不同議程、不同經驗和不同故事來赴宴的。從麥迪遜開始述講這三位令人敬畏的巨頭，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如果讀者們讀過麥迪遜於1790年春天在眾議院發表的反對債務接管的演講，那麼你們可能會產生這樣的印象：他主要的反對意見都是經濟上的。大部分南部各州，也包括弗吉尼亞州，已經償還了大部分戰時債務。因此，債務接管計劃就給它們帶來了不公正，因為「迫使它們在已經履行責任之後，承擔那些尚未履行責任的其他州的債務」。麥迪遜順帶提出了一個想法（這個想法是經濟性質的，但顯示了麥迪遜內心更大的懷疑），呼籲在債務接管之前進行「結算」。正如麥迪遜所言：「我真誠地認為，只有當我們先以我們掌握的方式和手段，盡最大可能地處理好債務問題，然後再開始接管，這才是正確的和公正的。」換句話說，首先需要對各州應當被「接管的」具體債務數額進行官方估算，然後各州就必須向聯邦繳納相應的稅款以償還債務，最後才應就債務接管進行投票。根據他自己的粗略估計，弗吉尼亞州大約會將300萬美元的債務轉給聯邦政府，然後要通過繳納新稅種的方式向聯邦政府支付大約500萬美元。就像未能公正地補償政府債券的原始持有人一樣，這也是不公正的。

當麥迪遜站出來反對他的償付計劃時，漢密爾頓感到驚訝又迷惑。2月11日，麥迪遜在眾議院發表了長篇演講，認為漢密爾頓的計劃是對獨立戰爭的否認，並提出了自己的償付計劃，稱之為「區別償付」。這是一個典型的麥迪遜式表演：完全是理性的，在邏輯上無懈可擊，而且帶著那種讓人放鬆戒備的溫和。他指出，正義在政府債券的原始持有人一邊，而且正義是必須實現的。當前的持券人有契約義務的理據，這種義務也是必須遵守的。因此，麥迪遜以律師般的精確提出了選擇方案：「我們必須從以下三種方案中選擇一種。同時償付兩類人；償付一類人，而拒絕償付另一類人；依據某種平等原則在他們之間做出妥協。」（20世紀研究這種推理模式的人稱之為「金髮姑娘原則」，後來稱為「三角分析原則」。）當然，麥迪遜傾向於第三種方案。但是，眾議院以36票對13票否決了他的動議。這是他在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之後，第一次遭遇的重大立法失敗。

當麥迪遜開始研究漢密爾頓提出的償付國內債務的建議時，第一個讓他擔憂的問題出現了。一方面，漢密爾頓的建議看起來非常直接：所有持有政府債券的公民都應當得到政府以債券面額做出的補償，也就是得到政府最初承諾的全額補償。但是許多政府債券的原始持有人（這些人大部分是美國獨立戰爭的老兵，債券是對他們在戰爭中服役的補償）已經將債券以部分面值的價錢賣給了投機者。而且，漢密爾頓計劃的公布導致了一陣購買政府債券狂潮，當時知悉這個計劃的銀行家和投資者全力買進，希望能夠獲得可觀的利潤。麥迪遜注意到了這次購買狂潮，並抱怨說，那些肆無忌憚的投機者「依然在聯邦內部和邊遠地帶搜索，希望能夠將政府債券從那些原始持有人手中購買過來」。因此，這幅圖景在他心目中就凝固成一種本質上的不公正：那些在獨立戰爭中身經百戰的老兵，被金融家騙走了他們應當獲得的公正報償。著名的費城醫生、傑出的革命家本傑明·拉什則敦促麥迪遜阻止這種對「1776年精神」的出賣。「獨立戰爭中，我所看到的人們對壓迫者的憤怒，」拉什憤怒地說道，「都不及現在我每天聽到的對這些人的憤怒……這些人馬上就要收穫獨立戰爭的全部利益了，而這一切都是以喪失獨立戰爭獲勝的勇氣和財產為代價。」

他之所以希望達成妥協，還有一些現實原因。作為之前擔任過外交公使的現任國務卿，傑斐遜不需要別人來教導他美國債務情況的國際影響。只有償還了外債，在阿姆斯特丹的荷蘭銀行家們那裡恢複信用，美國才能在歐洲的資本市場得到認真對待。傑斐遜在巴黎生活期間，經歷了不少事情才明白這一點。因此，他比麥迪遜更敏銳地認識到，漢密爾頓的財政目標是至關重要的。若沒有信用，新政府就會成為外國人眼中的笑柄。於是，當那些給麥迪遜寫信譴責債務接管的弗吉尼亞人也給他寄來信件時，他並不像麥迪遜那樣給予明確支持，只不過在言詞上更難以捉摸罷了：「在我看來，不論這個問題最終以何種方式解決，它都將是那些給我們帶來最大困難的問題之一。」他在給自己的女婿的信中這樣寫道。在亨利·李極力向他拋出債務接管法案通過後的末日災難式預言時，他勸說亨利·李要有耐心，要相信國會的智慧。「而且，」他非常圓滑地寫道，「國民的聲音或許將會被聽取。」儘管這些話含糊不清，傑斐遜這樣寫的目的是為了撫慰他的弗吉尼亞同僚們。「我的職責讓我不能介入這些問題之中，」他在舉行那次晚宴前的一個星期還曾向喬治·梅森這樣解釋道，「我不想假裝自己有能力決定這些問題。總而言之，我認為在一個像我們這樣的政府之下，互相妥協和讓步是十分必要的。」

抓住弗吉尼亞人政治情結的核心詞是「合併」：「新政府的朋友們否認要進行合併時，實際上卻正在考慮合併。」這個詞表達了一種政治恐懼，這種恐懼感在反對1788年憲法和解的反聯邦主義者中間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他們認為，各州會被新成立的聯邦政府無形吸收。這個詞還與意識形態上的恐懼感遙相呼應。這種意識形態上的恐懼感，是反對英國議會和喬治三世政令強行收繳稅款的一種有效武器，使人們認識到一旦存在專制權力，那麼所有的自由將煙消雲散。最主要的是，這個詞代表了一種對被大怪物吞噬、被生吞活剝、最後被徹底消化的潛意識恐懼。若麥迪遜曾勸說自己相信，這些有歷史根據的恐懼感已經因為新政府的建立而被消除了的話，那麼債務接管辯論則表明，它們依然非常鮮活地存於人們心間。實際上，因為這些恐懼感與那場成功的反英戰爭具有歷史和修辭上的關聯，所以它們成為整個政治文化中一支最強大的力量。

麥迪遜對弗吉尼亞人不信任情緒的狂熱表達到底做何感想，我們很難知道。和約翰·亞當斯一樣，在把握熱情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的作用方面，麥迪遜是美國國內最在行的。然而，與亞當斯不同的是，麥迪遜對自己的熱情採取了一種完全壓制的方式。他寄回老家弗吉尼亞州的那些信，都傾向於承認債務接管的威脅是真實存在的，但同時仍建議人們要有耐心。而且，它們從內容和形式上都敦促人們放棄那種認為末日即將到來的態度。漢密爾頓的財政計劃確實是籠罩在新落成的聯邦大樓之上的不祥陰雲。但是現在就談論從聯邦中分離出去，不僅為時尚早，而且還會產生反作用。畢竟，當華盛頓擔任總統，傑斐遜擔任國務卿，而埃德蒙·倫道夫擔任司法部長（麥迪遜或許還應當將自己在國會的顯著存在加上去），弗吉尼亞州的利益就不大可能被忽視。至於聯邦政府中北方同僚們的威脅性辱罵，就聽之任之吧。「若我們要繼續成為多數，」麥迪遜自信地寫道，「我們就應當甘冒他們預言的那種危險。」與此前關於償還政府債券的辯論不同，這次在州債務接管問題上，麥迪遜有足夠的票數。債務接管的法案永遠不會通過。

而且，達成交易當天，傑斐遜給他弗吉尼亞州的忠實追隨者詹姆斯·門羅寫了一封長信，提前告訴他這個與後來發生的妥協精確一致的消息。就像麥迪遜和大部分弗吉尼亞人一樣，門羅堅決反對債務接管。傑斐遜讓門羅相信，他同樣認為這個措施是令人厭惡的，「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我看到了屈服的必要……這是為了整個聯邦，為了讓我們免遭所有災難中的最大災難」。他甚至清楚說明了自己為什麼使用這些預警詞語。國會對漢密爾頓的財政計劃和國家首都選址的辯論導致了全面的立法癱瘓。如果這是對憲法下新聯邦政府的第一次檢驗，那麼政府實際上已經悲慘地失敗了。除非出現突破性進展，否則整個國家層面上的共和政府實踐都會「潰決並消失，各州又將各行其是」。美利堅合眾國要麼和平瓦解，要麼發生內戰，除非能夠達成某種政治交易。「這裏，我們不必屈尊去談論那些交易。」傑斐遜這樣寫道（暗示要讓此種交易奏效，就不能公開討論）。正在秘密進行的談判，將讓債務接管對持門羅那種觀點的弗吉尼亞人覺得更可口一些：債務接管與永久建都波托馬克河進行交換。「若不做出這種妥協的話，」傑斐遜警告說，「我擔心我們就必須做出一個比這更糟糕的妥協。」收到傑斐遜的信之後，門羅立即回了一封信，提出了警告。傑斐遜描述的政治交易不可能被弗吉尼亞州接受。在弗吉尼亞州，債務接管被認為是一劑「致命毒藥」，建都波托馬克河則「重要意義甚少」。九-九-藏-書

若我們對歷史的時間順序給予適當的尊重，麥迪遜的思想在傑斐遜回到美國政治舞台之前，就已經開始發生變化了，這一點是很清楚的。促使麥迪遜思想發生變化的因素是漢密爾頓的《關於公共信用的報告》，這份報告於1790年1月提交給國會。（傑斐遜直到3月才回到紐約。）漢密爾頓的財政目標與麥迪遜在制憲會議和《聯邦黨人文集》中極力提倡的國家觀點是一致的。根據漢密爾頓的計算，美利堅合眾國的總債務已經達到了令人生畏的（至少就當時情況來說是這樣的）7710萬美元。其中，外國政府債務為1170萬美元；國內債務為4040萬美元，這些國內債務主要發生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期；另外2500萬美元是州債務，這些債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獨立戰爭遺留下來的。讓麥迪遜開始擔憂，接著又害怕的，不是漢密爾頓恢復公共信用的目標，而是他實現這個目標的方式。

在之後的十年時間里，設計和建設這座將以華盛頓命名的城市的每一步，都是華盛頓監督完成的。就像一次軍事行動一樣，雖然有許多軍隊，但是指揮官只有一個。1790年秋末，傑斐遜給華盛頓寫信，說儘可能早地開始建設該城具有政治上的緊迫性：「麥迪遜先生和我本人都努力敦促……在十年時間里，他們每年都在這座新城市中建設十所優良的私人住宅……如果他們真這樣做的話……這就成為確保將政府搬遷到新城的一種手段。」一旦建築物拔地而起，費城的希望就會破滅。當眾議院通過《建都法案》之後，麥迪遜在演說中指出，許多觀察家都預測，建都波托馬克河的方案會被撤銷，首都將繼續留在費城。他詰問道：既然「無法制定條款來規定法令不得被撤銷」，「但為了這個目的，我們除了通過一部法律之外，還能夠做些什麼？」他得出結論：「但是我以為，公共利益會得到某種尊重，政府在這件事情的絕對信心不會落空。」將執行該法案的行為變成由華盛頓、傑斐遜和麥迪遜領導的行政行為，這表明儘管政府在這件事情上有「絕對信心」，他們也絕不會冒任何風險。

建都問題自從1789年被國會首次提出以來，就討論得十分激烈。憲法規定國會要確定「政府所在地」，這個地方面積不得超過一百平方英里，從臨近各州購置。問題在於首都應該定在哪裡。從一開始，國會代表們在定都地點問題上輕易達成一致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一位報紙編輯曾冷嘲熱諷地寫道：「為新帝國選擇建都地點的通常習慣是，聽任專制君主做出任意的、突然的決定。」儘管這顯然不是共和制方式，但或許因此可以允許有一個例外。這位編輯寫道，既然喬治·華盛頓「從來沒有給他的國家提過什麼糟糕的建議」，「讓他指著一幅地圖說『這裏』」不是很切實可行嗎？

然而，對於像麥迪遜和傑斐遜這樣的弗吉尼亞人來說，杜爾並不是一個例外，而是一般情況。弗吉尼亞州的紳士們在心理上無法認同漢密爾頓對以操控利率謀生的投機者所表現出來的親近。他們衡量財富的最終標準是土地，而不是什麼流動形態的資本。在他們看來，投資銀行家們和投機者們根本就沒有為社會做出什麼生產性貢獻。這些人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將證券倒來倒去，並調整一些數字而已。在這裏，問題的核心既不是富人和窮人的對抗，也不是少數人和多數人的對抗，因為弗吉尼亞州的種植園主們就像紐約或者波士頓的富裕商人一樣，也是少數精英人物。真正的問題是農業財富和商業財富的對抗。

托馬斯·傑斐遜對這則故事的敘述證明了在一個理想的傑斐遜世界中，歷史是以自然、平淡的方式展開的。1790年6月中旬的某天，他與漢密爾頓不期而遇。他們都是華盛頓政府的內閣成員，傑斐遜是國務卿，漢密爾頓是財政部長。兩人當時都在總統辦公室外面等候華盛頓。漢密爾頓不像平日那樣自信和光彩照人。傑斐遜認為，他看起來「陰暗、消瘦，而且極度沮喪」。至少按照傑斐遜的描述，漢密爾頓是一個失魂落魄的人。

後來這個「建都問題」變成了國內政治的一場噩夢。所有的地方選舉團——新英格蘭地區、中大西洋地區以及南部地區——都為己方選擇的地點提出了各種合乎情理的理由。十二個州——羅得島直到1790年6月才在國會中出現——都提出了建都於自己州內的計劃，或者支持將首都建在其他許諾可以以商定的價格給它一些間接利益的地點。各州之間的討價還價因另外兩個政治因素而進一步複雜化了，這基本決定了國會無法在這一問題上達成一致。其一，立法必須先後獲得參眾兩院的通過，因此一旦某個方案在國會某院獲得進展時，另外一院中的反對力量就已經動員起來了。其二，國會必須先選擇一個臨時建都地點在十至二十年內承擔首都職能，然後再決定永久建都地點並用這些額外時間做好接納聯邦政府的準備。這種區分使國會辯論出現了大混亂，引起了議員們的疑惑：一旦臨時建都地點被確定下來，以後是否可能被放棄？因此，當傑斐遜到達紐約時，十六個候選地點已經被提出，但是沒有哪個地點獲得了多數票。它們是安納波利斯、巴爾的摩、卡萊爾、弗雷德里克、日耳曼城、紐約、費城、波托馬克河、薩斯奎哈納河和特倫頓。由於賓夕法尼亞州位於中部地帶，該州內的某些地點略佔優勢。

傑斐遜和麥迪遜採取的策略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完全是帝國主義式的。人們可以感覺到，麥迪遜無與倫比的政治能力在整個過程中發揮著作用，同時還可以預見到十三年後傑斐遜力促購買路易斯安那地區時那種毫無畏懼的大胆行為。關鍵的策略是，不能讓建都問題再次回到國會，否則波托馬克河將會在政治上遭受被千刀萬剮的凌遲之刑。傑斐遜對這一點尤其明確：「如果失去了確保定都波托馬克河的當前局面，我們就不可能再將之爭取回來，（因而）依賴國會、弗吉尼亞州或者馬里蘭州議會的任何幫助都是危險的。所以，應當採取措施，在不求助那些機構的情況下，馬上執行建都法案。」然而，購買土地的款項、具體地址的選定、建築師的任命以及大量不可預見但不可避免的實際情況似乎都需要立法批准，這怎麼可能做到呢？這個問題的答案使我們回憶起建都問題第一次出現在國家議程上時，那位報紙編輯以半開玩笑的方式提出的建議：讓喬治·華盛頓來決定吧。傑斐遜在1790年8月提出，關於首都地址、規模和構造等一系列決定，應當被完全納入行政自由裁量的範圍之中，即「在任何一點上，都必須服從總統的自由裁量」。

他是很不情願地來的，部分原因在於他一生都沉默寡言。這可以追溯到獨立戰爭年代以前他在弗吉尼亞的生活，當時他第一次走出藍嶺的層層薄霧，到威廉和瑪麗學院求學，師從喬治·威思學習法律，而且贏得了弗吉尼亞東部精英階層的有限度接納。他以寫反對不列顛侵略的文章而聞名，但是在辯論中往往找不到他的蹤影。大陸會議上，約翰·亞當斯說他是美國獨立的忠誠鬥士，說話卻很少超過兩三句，即使是在委員會會議中。他持久且不朽的聲名源於他在1776年6月起草的《獨立宣言》，但是在1790年時幾乎沒有人知道傑斐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當時《獨立宣言》還被認為是整個大陸會議的傑作，而不是某個人的作品，當時它還未獲得19世紀時的象徵性意義。

傑斐遜還將自己的一個極端烏托邦的建議告訴了麥迪遜，說每一代人都是一個主權體，因此為一代人制定的法律可能在大約二十年之後就失效了。麥迪遜以其溫文爾雅、不裝腔作勢、邏輯性極強的方式指出，這個建議確實不錯，確實是一個令人神往的概念。但是若認真思考，它就不過是一副無政府主義藥方，與麥迪遜個人努力建立一個穩定的憲法架構的政治方向完全背道而馳了，這個架構將被當代和未來的美國人民持久地信任和尊崇。由於我們知道麥迪遜不久就要成為歷史上最熱誠、最強大的傑斐遜主義者，因此如下一點就更富啟發意義了：1790年以前，他們在憲法問題上走向了不同的立場。

毫無疑問的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對財政計劃所引發問題的理解，以及對弗吉尼亞州強大的政治編隊為反對他的財政計劃而在波托馬克河以南集結的理解，完全沒有麥迪遜式的模稜兩可。一旦漢密爾頓在自己信仰的前進道路上碰到了重大障礙，他會本能地讓自己進入攻勢狀態，而且從來不會回頭，也從不等候落伍者。不論目標是約克鎮的英軍據點、紐約州法律界和商界精英對自己的崇拜，還是批准憲法，漢密爾頓採取的模式都是一樣的：以高效率的爆發來釋放自己的強大能量；以那種張揚的、別擋我的路的方式（這種方式恰巧與麥迪遜偏好的秘密行動相悖）將自己的個性強加于相關事件之上；以那種認為自己的總體設想和細節把握都更優秀的態度，來激怒溫和謹慎的同僚們；當事情發展證明他是正確的時候，就更加激怒他們。

即便是如下這個事實，對解決債務接管問題也沒有什麼幫助：弗吉尼亞州地主階層中有相當比例的人，包括傑斐遜本人在內，都對不列顛和蘇格蘭債權人欠下了沉重的債務。那些債權人提高利率的速度，超過了他們從煙草和小麥中獲得的利潤的增長速度。因此我們不得不猜測，那些受困的弗吉尼亞貴族階層會將漢密爾頓及北部城市商業精英視為要榨乾他們血液的不列顛銀行家的翻版。我們對弗吉尼亞種植園主的精神狀態（拒絕讓他們的消費習慣受制於他們所處的經濟困境；大多數人都不承認他們馬上就到了要宣布破產的境地）思考得越多，我們就越可能看到，對規制債權債務關係的經濟原則的故意忽視，已經成了他們那個世界中引以為榮的事情；這些事情根本就不是一個有產紳士應當認真對待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為自己聽不懂漢密爾頓到底在談論些什麼而感到相當驕傲。九_九_藏_書

失望於1780年代州政府的政治混亂和《邦聯條例》的先天脆弱，麥迪遜著力推動要求召開「制憲會議」的運動。他對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政府的論證，成了所有妥協和最終憲法文件全部修正意見的核心，這使麥迪遜當仁不讓地享有了「憲法之父」的榮譽。然後，在約翰·傑伊的適當推動下，他與漢密爾頓聯合起來，撰寫了《聯邦黨人文集》，這本著作當即被認定為美國的經典之作，尤其是書中堅持的共和政府若擴展到廣闊的疆域和多樣化人口之上，會比其他政府形式更穩定的觀點。在弗吉尼亞州憲法批準會議上，他戰勝了由帕特里克·亨利領導的、似乎是不可戰勝的反對派。這讓弗吉尼亞聯邦黨人約翰·馬歇爾認定，亨利可能是歷史上最雄辯的、最具說服力的鬥士，但麥迪遜在使人信服的能力上更勝一籌。接著，麥迪遜起草了《權利法案》並提交至第一屆國會。總之，在1790年，麥迪遜處在自己的權力巔峰，人們普遍認為他是繼喬治·華盛頓和本傑明·富蘭克林（于當年逝世）之後，這個新生國家中最有影響力的政治領袖。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進入傑斐遜那難以捉摸、迷宮一般的頭腦走廊中。我們足以認為，傑斐遜描述餐桌交易的核心是真實的，儘管這種描述過分簡化了那個關鍵時刻所發生的歷史。也就是說，當時還同時進行著好幾個秘密會議，而且政治關係網路甚至比傑斐遜的不完美記憶還要錯綜複雜。最重要的是，傑斐遜寓所中的討論，只不過是正在進行的更大討論的一部分而已。而這場更大的討論似乎關係到共和國的生死存亡及其後來的政治形態。我們對這個場景中的人物觀察得越久，對他們的聲音聆聽得越多，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的變化就越大。這個問題不是傑斐遜說的是否為真話，而是為什麼傑斐遜、麥迪遜和漢密爾頓這樣比較明智的政治家，都確信這個剛剛成立的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是不穩定的、成問題的。為什麼批准債務接管法案具有威脅性？為什麼波托馬克河具有象徵性？儘管傑斐遜對這個故事有相反的描述，我們還是要問：到底發生了什麼？

「政府所在地的問題已經成為一個迷宮了，」麥迪遜在給一位弗吉尼亞同鄉的信中這樣寫道，「在這個問題上，選票沒有帶來任何線索，而且根本就沒有辦法在一封信中為你講清楚。」國會內外的政治手段和花樣已經十分猖獗，以至於麥迪遜被加封了決案「大刀」這個非正式頭銜。「若大刀願意放棄波托馬克河，那麼這個問題就很容易解決了。」一位賓夕法尼亞人寫信給傑斐遜時這樣寫道，「然而，您肯定會說，那就好像讓賓夕法尼亞人向紐約人投降一樣，是不可能的。因此，當我看到那些一本正經的政治家提出種種理由時，我就感到好笑；因為我知道，對這個問題有最終決定權的是地方利益。」儘管弗吉尼亞人不認為他們的利益只是地方利益，到傑斐遜晚宴前夜，在波托馬克河建都的前景都已經暗淡，麥迪遜高超的政治談判技巧，只能做防守之用了——協調足以反對賓夕法尼亞州獲勝的力量。

1790年妥協的最顯著之處是，它規避了一次當時許多政治家都認為對新生共和國構成了威脅的政治危機。但是它也使推動這些政治家行動的各種關於美國未來的互不相容的設想，暴露于青天白日之下。就某種意義而言，它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故事，現代新生國家中革命政權的暴力瓦解使人們對這個故事再熟悉不過了：團結一致地對付帝國主義敵人，消滅共同敵人之後，領導層就分化瓦解了，人們為建設新生國家提出的不同議程必定會相互競爭和排斥。歷史已經證明，確保革命果實比獲得革命勝利要艱難得多。在傑斐遜家晚餐桌上達成的協議可謂是政治和解的極致，而且它也暴露了使獨立戰爭那一代的領袖們分成不同陣營的尖銳差異：忠於地區還是忠於國家，農業經濟優先還是商業經濟優先，秉持分散的社會理想還是統一的社會理想，建立一個無能的聯邦政府還是一個強大的聯邦政府。人們之間的妥協防止了這些衝突在聯邦政府初生脆弱之時爆發，但是沒有解決這些衝突。這種妥協不過是贏得了時間，使辯論可以繼續下去。

儘管這從來不是傑斐遜或麥迪遜的主觀意圖，但是國家首都孤立的地理位置和它完全是一座新城的特點，具有更深刻的政治意義。最初及隨後的幾十年之中，它不過是一片空曠土地而已。那些停下來詢問如何去美國首都的早期觀光客，經常因被告知他正站在首都的中心而感到驚詫。對聯邦政府的侵蝕性權力感到恐懼的任何人，肯定會產生一種明顯的踏實感：權力中心幾乎是不為人所見的。或者，若像傑斐遜那樣將城市視為國家的病痛，將農業價值觀念看作美國的主流美德，那麼華盛頓（特區）似乎就是這個新生共和國完美的首都了。若政治權力的集中或者合併會觸動人們的主神經，會讓人們想起倫敦或巴黎的宮廷官員正在謀划剝奪普通公民權利的恐怖場景，那麼美國首都就又一次成為針對這種恐懼感的視覺治療術：它沒有法院，沒有走廊，更沒有什麼公共建築。它象徵權力分散的勝利，而不是權力合併的凱旋。

傑弗遜和麥迪遜兩人在弗吉尼亞州的許多朋友和同事，都敦促他們將漢密爾頓的計劃看作外國人佔領全國政府的確鑿證據，這個計劃給了他們足夠多的正當理由退出聯邦。傑斐遜和麥迪遜稱同他們一樣感到擔憂，而且認同他們的政治原則，但並不認同他們的分離主義衝動。他們兩人的戰略與此不同：不會拋棄聯邦政府，而是佔領它。就像新首都一樣，這也將成為弗吉尼亞州的一種擴展，或者至少是弗吉尼亞人對獨立戰爭的意義及美利堅合眾國的意義所持觀念的一種延伸。傑斐遜將監督並協調這次作戰，併為之提供言論基礎：這種言論基礎與「1776年精神」有著獨特的聯繫。而麥迪遜將實際領導軍隊前進，並親自參与必要的政治鬥爭。儘管這並不容易，而且需要十年時間才能夠完成，但是，歷史上真實發生的就是如此。

這場交易最後的這個方面，並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因此傑斐遜在自己的敘述中將之完全省略了。但他當時立即寫信給弗吉尼亞州的朋友，認為新的債務接管法案將減少該州的總體責任，因此被接管的債務和要向聯邦政府繳納的稅額，最後將被奇迹般地證明是完全相等的（3500萬美元）。「因此她付出的就和得到的一樣多，」他洋洋得意地說道，「這個法案雖沒讓她贏得什麼，但也沒有讓她失去什麼。」也就是說，債務接管實際上不過是一句廢話。而且，若將永久建都波托馬克河這個因素加到這個等式中，整個金融計劃就應當讓大部分弗吉尼亞人笑逐顏開了。傑斐遜這樣預測道：「我們的農業和商業將更具活力，因為靠近新首都將使每年流經我們州的總數額增加50萬美元。」傑斐遜當然不過是在猜測而已，而且永久定都波托馬克河的更大意義實際上超越了任何純粹的經濟預測，但是他給這項交易添加了光澤，確實是有道理的：這是三個層面上的交易——永久建都地點、修改後的債務接管方案和債務結算，而弗吉尼亞州在每一個層面上都取得了勝利。

我們不知道在1790年春夏之交，紐約到底進行了多少場秘密會議，舉辦了多少場政治晚宴。然而，我們確實知道，傑斐遜家裡的那次著名晚宴並不是像他所說的那樣，是唯一一個此類事件。首先，漢密爾頓在財政部的首席助理坦奇·考克斯與傑斐遜和麥迪遜於6月6日會面，應當是討論了弗吉尼亞州的債務，以及債務接管對該州應當向聯邦政府支付餘額的影響。其次，大約與此同時，漢密爾頓會見了賓夕法尼亞州代表團的成員，希望他們支持債務接管（這是漢密爾頓最優先考慮的事情），作為交換，漢密爾頓將促使臨時首都和永久首都都設在賓夕法尼亞州境內。這項交易沒有實現，因為漢密爾頓沒有能力拉到足夠多的票數，以確保賓夕法尼亞州能夠在建都地址的拉鋸戰中獲勝。最後，且最為重要的是，來自弗吉尼亞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代表於6月15日見面，雙方同意達成一種政治聯盟：讓費城成為臨時首都，同時重新提名波托馬克河作為永久首都的所在地（這是弗吉尼亞人取得的一項重大勝利）。賓夕法尼亞代表之所以接受這種妥協，可能是出於這種想法：一旦首都從紐約搬到費城，那麼就不大可能再搬遷了。毫無疑問，還有更多的晚宴、秘密會議和秘密討論，只不過它們未被歷史記錄罷了。但是，我們確切知道的那些場合則確鑿地證明，在傑斐遜晚宴上達成的妥協，不過是一場持續談判的最後一章而已，這時分歧之所以得以消除，不過是因為基礎已經打好的緣故。

麥迪遜第一次發表反對建都薩斯奎哈納河的演說時，波托馬克河更浪漫的一面進入了辯論。他當時似乎爭辯說，與人們的常識和地圖上顯示的情況相反的是，波托馬克河源頭實際位於薩斯奎哈納河源頭的西邊。他的意思似乎是，波托馬克河上游靠近馬里蘭州和賓夕法尼亞州之間的邊界。一條名叫康納科契克的小河在那裡注入了波托馬克河；而且，那裡幾乎和薩斯奎哈納河源頭的地理位置是一樣的。這個弗吉尼亞大人物的幻想開始了：它是到達俄亥俄山谷的唯一直接水道，接著利用俄亥俄山谷的水系，可以到達密西西比河。麥迪遜提到的康納科契克小河，引發了一些國會議員的懷疑和譏諷。「必須對此進行調查，」一位馬薩諸塞州議員說道，「看在常識的份上，請告訴我們康納科契克小河到底在哪裡？」（或許他應當再加上這句話：這條小河的名字是如何拼寫的？）弗吉尼亞州以外的人一致認為：「在美國知道地球上還有這樣一條河流的人，簡直是大海撈針。」那些的確知道這條河存在的極少數人全都是印第安人。因此，麥迪遜偏愛的建都地點是一片只適合於打獵者和隱居者生活的「印第安人棚屋地帶」。

傑斐遜提議或許他能幫上什麼忙。「考慮到這件事情當時面臨的局面，」傑斐遜回憶道，「我認為達成某種觀念調和的第一步是，讓麥迪遜先生和漢密爾頓上校對這個問題進行一次友好的討論。」儘管當時傑斐遜還忍受著一個多月的偏頭痛所造成的經久不消的後遺症，儘管他不久前才搬到位於紐約市少女巷57號的新寓所中，傑斐遜依舊提出在家裡舉行一次私人晚宴，以便讓幾位主要局中人單獨會面，試著讓那些棘手的政治障礙在酒精和紳士般談話的溫和影響下，被化解于無形。

漢密爾頓也注意到弗吉尼亞州聲明中潛伏的分離主義威脅。他警告說，這是「那種必須被扼殺的精神的第一次表現，否則它就會扼殺美利堅合眾國的憲法」。回到1787年9月，當時制憲會議即將完成它的使命，漢密爾頓做了一個預測：新創設的聯邦政府要麼「完全戰勝州政府，並將它們的地位降到完全從屬的程度」，否則「在幾年的時間中……針對州政府和聯邦政府之間權力邊界的鬥爭……將使聯邦瓦解」。弗吉尼亞州對待債務接管的態度，使他的預言看起來真是一種先見之明。約翰·傑伊和漢密爾頓持有相同的看法，傑伊是《聯邦黨人文集》以「普布利烏斯」為筆名的合著者之一。但是他沒有向麥迪遜表露過任何東西，因為麥迪遜到底持何種立場，當時已經看不清了。他到底是一個弗吉尼亞人，還是一個美國人？他認為這個新國家的奠基時刻是1776年，還是1787年？這些重大問題正如將首都建在波托馬克河上一樣，都是傑斐遜寓所中那次晚宴留下來的遺產。九九藏書

他在戰時擔任弗吉尼亞州州長的那段經歷，是以非常糟糕的方式結束的：英軍放火焚燒弗吉尼亞州首府時，他卻騎著馬逃離了，丟盡了臉面。儘管後來被認為沒有犯下什麼過錯，但他還是發誓再也不擔任公職了。喧囂的政治不合他的脾性；只有當他隱居在山頂或者重新設計蒙蒂塞洛的宅邸時，他才會感到怡然自得。他總是為退休做好準備，為了避開妻子早逝給他帶來的痛苦記憶，他接受了在巴黎的外交職位。他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作為富蘭克林的繼任者，他贏得了類似富蘭克林的法國化身的聲名。1789年當他被邀請在新政府中擔任職務的時候，他的反抗完全是發自肺腑的，但是麥迪遜一直都能夠說服他。更重要的是，華盛頓，美國唯一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將他視為必不可少之人。傑弗遜沒有拒絕喬治·華盛頓的邀請。

那次餐桌交易的第三方，即晚宴的主人，是托馬斯·傑斐遜。當他稱麥迪遜和漢密爾頓兩人都比他更了解這個問題時，他並不是在擺他那種典型的外交姿態。畢竟，他結束五年的法國大使生活回到美國才短短六個月，而且3月才開始擔任國務卿。另外，他當時還想著其他一些事情：大女兒馬莎的婚事，在紐約找到合適的寓所，撰寫有關度量衡的長篇報告，閱讀巴黎寄過來的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新聞報道。慢性偏頭痛的發作也使他在5月的大部分時間中都無力從事任何事情。事實上，傑斐遜的頭痛與弗吉尼亞王朝領袖們的集體生病幾乎同時發生。當時麥迪遜患了痢疾；埃德蒙·倫道夫滯留在弗吉尼亞州，照顧差點因難產而死的妻子；最具不祥意味的是，喬治·華盛頓染上了流感，而且後來還出現了醫生認為有生命危險的肺部感染。「你無法理解這種情況下國家所面臨的危險。」傑斐遜在給他以前在巴黎的秘書威廉·肖特的信中這樣寫道。而且還補充說，華盛頓的去世極有可能意味著整個國家實驗的突然終止。

如果讀者們讀過麥迪遜同一時期的通信，你們肯定會產生一個很強烈的印象：這裏的問題比賬簿清理要深刻得多。讓弗吉尼亞州和南部大部分州遭受如此的經濟不公正——南卡羅來納州是個例外，因為它還未償還大部分債務——是非常糟糕的。債務接管是一種超越了純粹金錢問題的邪惡徵兆，它涉及的是權力。聯邦政府打著承擔各州債務、為各州做好事的幌子，隱晦地甚至是偷偷摸摸地享有了對所有州的經濟主權。正如麥迪遜以其典型的含蓄方式向傑斐遜所說的那樣，債務接管「將給弗吉尼亞州造成特別的困難」，而且「由於債務接管增加了對聯邦立法機構的力量及其人員的信任，該措施就更應遭到反對」。簡而言之，弗吉尼亞州實際是被要求將自己的命運託付給聯邦政府的集體智慧和美德。按照麥迪遜的看法，債務接管主要關涉的並不是金錢，而是控制、信任和獨立。

兩年之後，傑斐遜得出結論，門羅是正確的。1792年他告訴華盛頓，那天晚上與漢密爾頓達成的交易，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政治錯誤。事實上，前文引述的傑斐遜對那次餐桌交易的描述，就是他向華盛頓表達悔意后寫下的，或許就是在1792年。當時他對自己捲入其中表達了深深的懺悔。「那是不公正的，」他終於認為，「只是出於一種純粹的對聯邦瓦解的擔憂才默認的，當時我們的政府還處在嬰幼期。」那位從來都動作敏捷的漢密爾頓成功地讓傑斐遜支持了債務接管，而這種接管當時已經成了「那個投機集團賴以成長的主要基礎」。用傑斐遜的話來說，這個投機集團後來還實施了險惡的陰謀，「試圖改變美國政府的政治局面」。因此，或許我們承認傑斐遜對這個故事的描述具有可信性的最後一個理由是，他寫這些話的時候不是在吹噓自己的政治影響力，而是在坦露自己的深深悔意。當一個人最終自認為是傻瓜時，還有什麼必要去編造故事嗎？

他長得可不像個領袖。身高只有五英尺六英寸，體重不足140磅，「矮小的傑米·麥迪遜」具有圖書管理員或學校校長那種單薄虛弱的外表，永遠掙扎在某種致命疾病的邊緣，沒有能力過日常生活。他於1769年離開他父親在弗吉尼亞蒙彼利埃市的中等規模種植園，到普林斯頓讀書（阿倫·伯爾是他的同班同學）。年輕的麥迪遜曾經暗示自己可能馬上就要死了。（事實證明，他比所有獨立戰爭那一代的領袖都長壽。他在生命晚期這樣說道：「我比這麼多同時代人活得更久，因此，我不應當忘記，我可能被人認為活過了天命。」）他不僅看起來像那種無足輕重的人——身材矮小、面無血色、體弱多病——還極度害羞，就像在聚會場合總是本能地要躲在房屋角落裡的客人。

批評他這種攻擊性脾性和「救世主漢密爾頓」般魯莽舉止的人，或許可以合理地宣稱，這些都是漢密爾頓對自己低賤出身（實際上是私生子）的過度補償。一些採取相同解釋路徑的傳記作家曾提出，那種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驅使著他來到維霍肯，與阿倫·伯爾進行了致命決鬥。然而，如果說不安全感是漢密爾頓那令人難以置信的能量的主要來源的話，那麼我們的結論就必須是，美國歷史上這種最具創造力的缺點，是上帝在最恰當的時刻謀划製造出來的。

他向戰痕累累的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發出晚宴邀請，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簡單說來，傑斐遜不能容忍人際衝突。他總在辯論中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辯論本身讓他感到不快。他聽到自己內心發出的都是按上帝法則運轉的世界的和諧、愜意與可靠之音，因此，辯論在他眼中就成了蔑視自然秩序的雜音。麥迪遜比當時任何人都更了解傑斐遜，他知道傑斐遜思想中的某個地方有一條看不見的底線，這條底線上存放著傑斐遜極其珍愛的個人和政治理想。若越過這條底線，你就會引發脫韁野馬般的憤怒，就像《獨立宣言》中對喬治三世的控訴。（傑斐遜不認為這些場合是在辯論，而認為是在進行至死不渝的聖戰。）若不越過那條底線，他就會顯得非常禮貌、通融，對黨派政治的存在感到發自內心地悲痛。這毫無疑問是他1790年6月時的立場。

問題就在於此。之所以這樣說，並不僅僅因為麥迪遜及弗吉尼亞州的選民聽到「合併」和「國家化」這類詞語，就好像夜間聽到警報一樣；或者如漢密爾頓最欣賞的一位傳記作家所言，並不僅僅因為這位財政部長「更善於解決財政危機，而不是修補政治利益」。真正的困難在於，漢密爾頓的計劃是其無畏而魯莽的個性的切實體現。實際上，如果人們能拋開計算和償付各州與聯邦債務的具體條款，往後退幾步，那麼理解漢密爾頓報告的宏大設想，以及其中決定美國發展走向的隱含假想的最好方法，或許是將它看作漢密爾頓把自己獨特的個性和思維模式，強加在這個新興國家不穩定形勢之上的具體體現而已。

對於麥迪遜來說不幸的是，波托馬克河神話在很大程度上只局限在弗吉尼亞人之間。馬薩諸塞州的費希爾·艾姆斯說，一貫明智的麥迪遜顯然中了什麼聖經式符咒，才將波托馬克河與「橫穿天堂的幼發拉底河」搞混。這些話說出了那些不認可麥迪遜式幻想的國會議員的心聲。弗吉尼亞人當然可以自由地繼續他們那些有關波托馬克河的夢想，可是與此同時，國會還必須完成這樣一個嚴肅的任務：在這個世界上而不是在麥迪遜想象中的某個地方，選擇一個建設國家首都的地址。到了1790年6月，麥迪遜本人幾乎不抱任何希望了。「若國會做出的任何安排正好遂了我們的心愿，」他坦白地說道，「那麼這必定是多種既幸運又吉利的原因共同造成的結果。」當然就是在這裏，進行某種交易的偶然希望走進了歷史圖景之中。

傑斐遜高約六英尺二英寸，比麥迪遜和漢密爾頓都要高一些。而且，他當時已經四十七歲了，足以算得上他們的前輩，有資格得到他們對長兄般的尊重。然而，他的身高和年齡都不能彌補他因在國外待得太久而錯過1780年代末期憲法變革的缺陷。麥迪遜一直寫信告訴他制憲會議上的辯論（世界上沒有比這更好的消息來源了），而且麥迪遜還澄清了當時在弗吉尼亞州憲法批准大會上流傳的、關於傑斐遜對憲法持冷淡態度的種種流言。這些流言事實上是真實的，儘管在所有的憲法問題上，傑斐遜從來都遵從麥迪遜更加出色的判斷。正因為這樣，他才會毫無政治保留地接受華盛頓政府發出的擔任第一任國務卿的邀請。此外，他認為在外交政策上美國應當用一個聲音說話，這也促使他接受這個職務。除了這些基本層面上的事實之外，傑斐遜對聯邦權力的觀點是不為人知的，這部分是因為他沒有參与1787～1788年的大辯論，部分是因為他自己的思想尚未達到麥迪遜那種專業性和法律上的明確性。「我不是一個聯邦主義者，」他在1789年宣稱，「因為我從來沒有將我的全部意見交由任何黨派的綱領裁判……若我不參加黨派就不能進入天堂的話，那麼我寧願不去天堂。」臨時首都紐約可不是什麼天堂，但是他同意於1790年春天去那裡，帶著自己沒有公開的政治忠誠和崇高的政治原則，它們還未受到已經被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發展成為一門藝術的內部鬥爭的浸染。

儘管麥迪遜為了建都波托馬克河的政治目的，可能確實有扭曲事實的嫌疑，然而，這確實是他和許多弗吉尼亞人都相信的事實。在最近十年中，傑斐遜和華盛頓一直通信討論改善波托馬克河的航運狀況。這種討論基於這樣一種前提：波托馬克河可以將廣闊的美洲內陸和切薩皮克灣連接起來。這是一種被高漲的期望和地理的無知激發出來的錯誤觀念。它後來更讓傑斐遜相信，劉易斯和克拉克的探險會發現一條貫穿北美大陸的水路，但實際上這種水路根本不存在。我們可以將有關波托馬克河的幻想一直追溯到約翰·史密斯，他於1608年第一次考察了被阿爾岡昆印第安人稱作「波托馬克」的河口，「波托馬克」的意思是「貿易區」。對獨立戰爭年代的弗吉尼亞人來說，波托馬克河的神話從殖民地時代開始被人們相信，當時弗吉尼亞西部地區根本就不存在什麼邊界——從理論上和法律上來說，弗吉尼亞的西部邊界不是密西西比河，就是太平洋，這就使弗吉尼亞人習慣認為，波托馬克河就是美國通往西部的大門。神話一旦確立之後，其自身就獲得了一種更有趣的生命力，這包括人們出版《波托馬克河雜誌》（Potomac Magazine）這樣的出版物。在這本雜誌中，波托馬克河被說成是由泰晤士河、塞納河和萊茵河匯聚而成的大河流；它與阿納卡斯蒂亞河的交匯處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港灣，那裡可容納「一萬艘像挪亞方舟那麼大的船」。read.99csw.com

當傑斐遜和麥迪遜來到費城，參加國會在這個臨時性首都舉行的第一次會議時，當地報紙充斥著對弗吉尼亞州的刻薄評論。

更具體說來，傑斐遜為了方便敘述而將餐桌談判的前期談判排除在外，從而歪曲了整個事實，因而給這則故事穿上了浪漫外衣：只要能夠維持適當的氣氛，三位著名的政治領袖就可以解決一個非常棘手的全國性問題。實際上，當時永久建都波托馬克河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在這方面，漢密爾頓根本不需要拉什麼選票，儘管一些證據表明，他本人同意促成這個交易，因而敦促他在紐約州和馬薩諸塞州的朋友不要破壞它。麥迪遜需要再拉到三票才能夠確保債務接管得以通過——這裏，傑斐遜的計算是精確的——而最終有四個人改變了自己的立場，這四個人都是來自靠近波托馬克河地區的國會議員。那天晚上完成的主要事情最可能的是，達成了一項重新計算弗吉尼亞州債務及其應當承擔的聯邦債務份額的協議。實際上，麥迪遜獲得了他一直要求的東西：在進行債務接管之前先對債務進行清理結算。漢密爾頓則做了他曾非正式暗示過的事情：巧妙地處理數據，讓弗吉尼亞人對債務接管感覺更加舒服一些。

問題並不在於麥迪遜不願意失敗。（與傑斐遜不同的是，麥迪遜能夠真正從容地接受失敗。）相反，是因為麥迪遜內心形成了這樣一幅不祥圖景：愛國的士兵們遭到了一群只關心利潤的投機者的巧取豪奪。或者說，他內心形成了一幅與此略微不同的圖景，這幅圖景關於這個初生的全國政府。按照麥迪遜的設想，全國政府應當是匯聚最能幹、智力上最傑出的官員的高貴競技場，這些人是從魚龍混雜的州政府中挑選出來的最優秀者。然而，現在卻被一群可憎的金融家和銀行家佔據了。耶穌曾經將這些人視為社會蛀蟲，從神廟中趕走。美國獨立戰爭的果實，至少在麥迪遜看來，正在落入敵人之手。

這一切都不錯，但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這些極有價值的洞察不過是一些次要情節，我們千萬不要被它們引入歧途，自得其樂地認為眼前的樹木就是森林。漢密爾頓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本質上是很簡單的：美利堅合眾國的經濟陷入了外債和內債糾纏在一起的混亂局面，他決心處理這種局面，並通過恢復政府信用的方式來打下堅實的財政基石。他會依憑自己對美國商業潛力敏銳而精準的把握，來實現這一切。但是，他沒有考慮那些反對他的國家主義觀點的人會對因此出現的體系抱有何種看法。

換言之，傑斐遜促成了一個具有深遠影響的政治交易：麥迪遜同意讓漢密爾頓財政計劃的核心條款通過，作為回報，漢密爾頓則同意讓國家首都建在波托馬克河。若真實情況的確如此的話，那麼這個故事就應當和《密蘇里妥協案》和《1850年妥協案》平起平坐，可算作美國政治上標誌性的政治和解之一了。而且，幾乎確定的是，被我們稱為「1790年妥協」的這次事件，也算得上美國歷史上最有意義的晚宴了。

當國會議員們繼續對理論上的波托馬克河建都地址進行尖刻的嘲諷時（為什麼不將新首都建在車輪上，這樣就可以推著它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去），傑斐遜和麥迪遜已經在馬里蘭州和弗吉尼亞州的鄉間估測地形了。華盛頓聽取了他們的報告，在1791年1月做出決定：將首都建在從喬治敦開始向東一直延伸到波托馬克河河口的一百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傑斐遜注意到，華盛頓似乎對自己的選擇保持著「不同尋常的沉默」，或許是因為華盛頓的弗農山莊靠近這片地域，而且在這片地域內，他擁有面積可觀的土地。他可能還感到些許的不自在，因為這個靠東邊的選址與麥迪遜在之前辯論中所論述的相矛盾。當時麥迪遜給人的印象是，他會優先選擇靠近賓夕法尼亞州邊界的更西邊的地點。（那些帶著首都會靠近賓夕法尼亞州的想法而認可建都波托馬克河的賓夕法尼亞人，徹底失望了。或許將新首都的中央大道命名為賓夕法尼亞大街，是華盛頓做出的彌補姿態吧。）無論如何，決定已經做出了，而且這個決定不會再更改。沒有哪個美國人準備質疑華盛頓如此迅速的決定，至少不敢公開這樣做。

就接管州債務這個問題而言，在漢密爾頓看來，麥迪遜的反對意見不僅是不合乎邏輯的，而且會產生災難性後果。麥迪遜本人在1780年代不是在多個場合鼓吹由聯邦政府接管州政府債務嗎？他倆不是以「普布利烏斯」的名義一起論證，需要建立一個對各州享有主權的全國政府嗎？制憲會議上麥迪遜本人不是要求明確承認聯邦主權的最熱誠鼓吹者嗎？要計算出不同的州債務數額，必然會出現大規模的計算問題。由於以弗吉尼亞州為代表的南部各州行政管理混亂，賬務記錄馬虎，因此困難確實不可小覷。但是，最後的數據並不是已經刻在石頭上無法改變了。若弗吉尼亞州希望對這些計算結果進行協商，沒有問題，這是一個可以在朋友之間解決的問題。

但是否真的如此？歷史的結論或至少大部分歷史學家的主要觀點是，這個故事基本上是真實的。漢密爾頓和麥迪遜確實在1790年6月末在傑斐遜的寓所中見了面。7月9日，眾議院通過了《建都法案》，該法案在建都於費城達十年之久之後，將國家首都定在波托馬克河地帶，這是以32票對29票通過的。7月26日，眾議院以34票對28票通過了聯邦接管州債務的法案。麥迪遜投了反對票，但是，與傑斐遜描述的一致，他沒有以之前表現出的「執著」來領導該法案的反對派。當時一些政治觀察家和新聞編輯都明確認為，一定做了什麼秘密交易，才使投票發生逆轉，從而打破在這兩個問題上的長時間僵局。例如，一位對此不滿的紐約編輯說得非常明白：「讓國會從這座城市遷移出去的真正原因，只需憑藉這幾天發生的事情就可以向人們解釋清楚了。我們看到，將永遠讓參眾兩院多數派感到恥辱的是，賓夕法尼亞和波托馬克河利益集團已經被2150萬美元收買了。」這個數目恰巧是被聯邦政府接管的州債務總額。

這些都是大部分弗吉尼亞人牢記於心的獨立戰爭時的信念。例如，亨利·李就告訴麥迪遜，有關債務接管的辯論讓他想起不久前那些光榮的日子：當時弗吉尼亞議會拒絕承認英國議會對殖民地徵稅的權力。「在我看來，」亨利·李寫道，「我們南部人民將必定成為奴隸，除非我們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因獨立戰爭的勝利而被神聖化的1760年代和1770年代的激進思潮，現在從與麥迪遜通信的弗吉尼亞人口中奔涌而出。他們將債務接管等同於《印花稅法案》，將聯邦國會等同於英國議會，將所謂的「固執、傲慢的北方多數派」等同於大不列顛。「您的感受如何呢？」李這樣煽情地問麥迪遜，「難道您對憲法的熱愛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它應當給您的祖國帶來毀滅嗎？」李所謂的「祖國」，指的是弗吉尼亞州。

麥迪遜的外表不僅具有欺騙性，而且實際上幫助他獲得了權力。在弗吉尼亞王朝那些張揚的演說家中，他是不起眼的，不具有威脅性的，但也是公認的不會惡意傷人的辯論大師；這種論辯一次次地被證明具有決定性作用。他似乎沒什麼個人議程安排，他看起來也沒什麼個性，然而當開始統計選票時，他那一方几乎總會獲勝。他在論辯中表現出來的羞怯會讓人在幾個方面放鬆警覺：他是如此溫文爾雅，如此願意讚揚他人，尤其是他的對手，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將自己的全部怒氣發泄在他的身上，除非這個人想被人當作一個好鬥的大傻瓜；他是如此克制，以至於給人留下內心隱藏著無盡信息的印象，讓人覺得這個演說者不會以他的博學來壓得你喘不過氣來；然而，若你允許，他完全能夠再說上好幾個小時，或者直到你方投降為止。他的身體缺陷意味著，麥迪遜式論辯沒有任何常見的情緒上的矯揉造作，但以其純粹的、流暢的思路沁人心脾。或者，如一位觀察家後來所言：「我從未見過如此弱小的身體內隱藏著如此博大的心靈。」實際上，他的風格就是沒有什麼風格。

接下來的七十年中，直到1861年美國內戰爆發之前，這個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的核心政治智慧是：沒有必要刻意做出這些選擇。但是，承認這些不過是相互競爭的方案，不過是美國獨立戰爭核心遺產的不同版本的觀點，早在1790年夏天就第一次出現了。憲法並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它只是提供了一個有序的總體框架，在這種框架之下辯論才得以繼續下去。而且，若認為這些問題完全是或主要是憲法問題，這從歷史角度來說是不正確的。針對聯邦主權與州主權的法律辯論，不過是討論其他形式的國家前景時最容易把握的著手點、在政治上最安全也最適合的方式罷了。

傑斐遜對那天晚上（最可能是6月20日，星期天）真實情況的敘述，具有某些誤導性和為自我服務的特徵，但由於這是唯一留傳下來的歷史記錄，再加上傑斐遜那簡潔迷人的用詞，呈現出晚宴本身的優雅情調，因此值得我們給予更多的關注：

但是這項交易真的能成功嗎？傑斐遜和麥迪遜竭盡全力，不僅在當晚的晚宴上，而且在此後的數月之中都是如此：當時他們擔保，這個問題的答案絕對是正面的。波托馬克河突然之間勝出，這幾乎讓每個人都驚訝不已，因為自1790年春天開始，它就落到了候選地址的最後一名了，然後在未經任何國會辯論的情況下，又突然以某種方式冒了出來。儘管7月通過了《建都法案》，但人們普遍對能否建成這個新首都存有懷疑。正如紐約一位詼諧的作者所說的：「房屋和廚房還遠未建成，還需要種植樹木，而且街道尚需命名。」費城新聞界尤其不敢相信這一切，宣稱：「讓人們在岩石層疊的荒蠻之地清理出一塊地方，供國會每年只使用四個月，而在剩餘的時間中讓野獸橫行，這絕對是有悖于常理的事情。」國會的一致意見顯然是，一旦定在費城，首都是不可能再次搬到某個荒無人煙、完全假想出來的地方去的。「這將被普遍認為……不過是一次純粹的政治花招罷了，」一位國會議員這樣說道，「可能還誘使人們做出這種推斷：你們現在正虔誠地將密西西比河、底特律河或者威尼皮普洛克池塘硬說成是康納科契克河。」

首先，整份報告的字裡行間透露著這種暗示：一個新權威出現，而且已經開始掌權。它主要的精神特質已經超越了人的個性問題（儘管一定存在漢密爾頓的個性因素），甚至還超越了這個報告是否合憲的問題（儘管這份報告明確宣稱聯邦政府主權是不容置疑的）。更徹底的是，這份報告指出，美國暗藏的巨大經濟能量，要完全發揮其潛能，不僅僅需要放任自流。顯然，漢密爾頓並不是第一個認識到這一點的人：北美大陸是一個巨大寶藏，這個寶藏一旦被打開，就能夠帶來無與倫比的繁榮。然而，他在這方面是獨特的：他認為要調動這些資源，就需要在國家層面進行一致管理和戰略協調。麥迪遜似乎認為，傑斐遜則在更大程度上認為，國家的經濟政策不應當成為經濟復甦和增長的自然運轉的障礙。但是漢密爾頓認為，經濟發展的條件是需要人為創造出來的，而且還需要對其進行持續監督。他的模型是英格蘭：建立國家性銀行，商業受到政府規制，有權傾朝野的財政大臣。當然，從波托馬克河以南民眾的視角來看，這些正是美國獨立戰爭要永久拋棄的制度和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