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將我們引到了第二個也是最重要的共識上——兩聲槍響之間的確間隔了「幾秒鐘」。至於到底是幾秒鐘，他倆意見不一。然而，他們確實一致認為，兩聲槍響之間的時間間隔是可以明顯辨別的。其中一個人先開了槍，而另一人則故意等了一點時間，然後再開槍。這兩聲槍響不是在瞬間同時發出的。

同時，牧師、大學校長以及其他一些自封的公共道德代言人，利用伯爾和漢密爾頓之間的決鬥，在北部各州發動了一場反對決鬥行為的運動。曾經雖然非法但很光榮的決鬥，不久前還縈繞著貴族式魅力，披著中世紀武士的盔甲，現在卻被人們看作一種病態的儀式：那些所謂的紳士在這種儀式中相互開槍射擊，雙方的幼稚與不成熟盡顯其中。儘管當時決鬥在南方被保留下來，而且還以更加平民化的連續射擊形態存在於西部邊疆，但伯爾與漢密爾頓決鬥的污名，讓決鬥行為陷入了被動挨打的局面。這並不是說決鬥會完全消失，決鬥還會因某些非理性的欲求而苟延殘喘：這些非理性|欲求藐視任何文明的約束，在邊疆地帶、地下犯罪世界和少數民族聚集區盛行不衰，這些地方的法律權威根本就不名一文。然而，伯爾和漢密爾頓的決鬥，確實使潮流轉到了反決鬥的一邊，因為這次決鬥為決鬥反對者們提供了一個聚焦點，並且提供了決鬥是自我毀滅的生動教訓。伯爾和漢密爾頓的決鬥之所以成為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決鬥並蒙上傳奇色彩，原因之一就在於，它是警告人們不要進行決鬥的最難忘的事例。

7月4日，在辛辛那提協會舉辦的一年一度的獨立日宴會上，伯爾和漢密爾頓坐在同一桌。藝術家約翰·特朗布爾也在場，他敘述了當時的情景：「他們奇怪的舉止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但是幾乎沒有人知道這到底是為什麼。伯爾一反常態，一直沉默不語，臉色陰暗、愁眉不展。而漢密爾頓則興緻盎然地加入宴會中來，甚至還唱了一支老軍歌。」漢密爾頓唱的是《沃爾夫將軍之歌》，據稱這支歌是沃爾夫這位傑出的不列顛將軍於1759年光榮戰死在魁北克外的亞伯拉罕平原的前一天寫下的。因此，這支歌就成了一支不祥的預言之歌，特別是如下一節：

對此，最簡明的答案是，正如真正決鬥之後發生了言語決鬥一樣（這場決鬥的最終獲勝者是漢密爾頓的追隨者），決鬥之前也發生過言語決鬥，而在這次決鬥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則是伯爾。更詳細一些的答案是，兩人在決鬥之前進行的言語交鋒是長期個人敵意和政治分歧的高潮。這種敵意和分歧是共和國早期那種超動力政治文化的自然產物，而且事後看來，幾乎是必然產物。

這兩把手槍是滑膛槍，用的是很大的點54口徑子彈。潘德爾頓和范·內斯給它們上膛之後，潘德爾頓對漢密爾頓耳語道：「我是否要設置好微力扳機呢？」漢密爾頓回答說：「這次就不必了。」因此，在伯爾和漢密爾頓準備好去各自的指定地點之前，他倆都帶著火力十足卻極易走火的武器。若被這樣的武器在近距離擊中要害，受重傷甚至喪命的可能性極大。但是，滑膛槍固有的射擊不精確性，以及啟動擊錘、點燃火藥以將子彈推向目標所產生的強烈震動，都意味著與當時的大部分決鬥一樣，決鬥雙方即使受傷，也不可能是重傷。

由於當時面臨著因決鬥和謀殺而定罪的危險，由於報紙編輯們將他比作本尼迪克特·阿諾德這樣的叛國賊典範，由於牧師們都在佈道中稱他的行為是中世紀正義觀念的粗暴再現，伯爾灰溜溜地逃離了紐約，聲名掃地，馬不停蹄地逃往喬治亞州。

簡要回顧伯爾和漢密爾頓之間的敵對歷史，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背景知識，但是要充分明白伯爾最後為什麼會提出那些指控，以及漢密爾頓為什麼私下承認這些指控是正當的，我們就必須知道，漢密爾頓究竟具體說了伯爾些什麼。這整個期間，漢密爾頓結下了大量政敵，他對他們提出了極端嚴厲的批評（反之亦然）。實際上，漢密爾頓的主要政敵是傑斐遜而非伯爾，其次是約翰·亞當斯。這不僅符合邏輯，也符合政治，因為傑斐遜是當時處於反對黨位置的共和黨的名義領袖，而亞當斯則是聯邦黨內溫和派的領袖。這些人認為漢密爾頓的政策有時候過分了，而且他那種好炫耀賣弄的處世風格總是令人不快。但是在漢密爾頓的無賴名冊中，伯爾總是佔據著頭號位置；漢密爾頓對他的評價，確實非同一般。

到了最後，我們還是無法下定論。極有可能的情況是，伯爾內心鬱積的對漢密爾頓的憎恨當時已經達到極點，以至於當那個人站在自己的視野之內時，伯爾根本就無法理性計算自己的得失。幾乎可以肯定，也與所有可以獲得的證據相吻合的是，漢密爾頓先開槍了，但故意射偏。他在船上說手槍中依然有子彈的唯一合理解釋是，他當時處於半昏迷狀態，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或者，可能性更小一些的是，這是潘德爾頓和霍薩克編造出來支撐他們對決鬥的敘述。有可能但無法獲得相關證據的是，伯爾自己也射偏了。也就是說，他那致命的一槍是一次意外。實際上，伯爾一方的敘述最能解釋疑問的特徵之一是（這個特徵提高了該方敘述的總體可信度），該方認為伯爾是經過思考之後才有意識地開槍。（若想減輕伯爾的罪責，為什麼要強調兩次射擊之間的時間間隔呢？）在瞬時即逝但致命的幾秒鐘，伯爾腦海中的想法能夠解開人們對其個人品格的全部疑問。但是，這些想法和伯爾的大部分隱秘想法一樣，永遠地遺失了。

人們通常認為的決鬥地點，即維霍肯平原，是具有誤導性的。實際上，人們若沿著伯爾和漢密爾頓的路線前進穿過哈德遜河，然後在現在的林肯隧道上游不遠處登陸的話，人們將看到一座高150英尺的懸崖峭壁。任何試圖翻過這座峭壁的人，到達頂部后都不可能再進行什麼決鬥了。決鬥的真實地點是一個狹窄的平台，大約10英尺寬、40英尺長，離水面只有20英尺。這是個經常發生決鬥的地點，因為它相對來說與外界隔絕，而且要到達這裏也比較困難。根據事先約定，伯爾一方于早上將近7點時先到。他們一到達就開始清除平台上那些雜亂的灌木和石塊。

漢密爾頓確實是有意識地開了槍，而且是先開槍的。但他故意不瞄準伯爾，讓子彈射向伯爾身後上方的雪松。這樣，雖然他沒有保留自己的第一槍，但確實故意射偏了，從而遵守了他在決鬥之前寫下的決心。同時，不了解漢密爾頓想法的伯爾，確實知道漢密爾頓的子彈已經呼嘯地從他的頭頂飛過，擊中了他身後的雪松。根據決鬥規則，伯爾此時做出反應，瞄準漢密爾頓的要害並開槍射擊，是完全合理的。

1800年的總統選舉是伯爾此種行為最顯著也最具政治意義的例子。伯爾讓眾議院對選他還是傑斐遜為總統進行了三十六次投票，但在整個過程中，選舉團的大多數人早已明確表明傾向於選擇傑斐遜。伯爾可能以沒有積極尋求聯邦黨的幫助來為自己辯護。然而，他也從來沒有拒絕這種幫助。毫無疑問，他這種難以理解的沉默帶來了不良後果，因為這使眾議院做出安排的時間延長了，而且也使傑斐遜確信伯爾是永遠不可信任的。

伯爾符合喀提林這一角色嗎？漢密爾頓對伯爾的指控是真實的嗎？這是一個令人著迷的問題，然而考慮到伯爾那無與倫比的掩蓋動機、隱蔽路線和銷毀私人信件的技能，要清楚明確地回答這個問題，是不現實的。但引起漢密爾頓注意的伯爾的政治行為，絕對容易讓他被人指責為美國的喀提林。不論是在紐約州的政治迷宮中，還是全國層面上聯邦黨人和共和黨人的黨爭中，伯爾都有著讓自己處在敵對派別中間位置的絕對天才：這樣他就可以隨時投靠最需要他的那一邊了。

他們不同的家族背景也造就了氣質上和風度上的反差。伯爾血統高貴，這讓他的貴族式舉止顯得底蘊深厚、與生俱來。相反，漢密爾頓那種銳氣、無畏的風度，是他有意識培養出來以克服自己的貧賤出身。看不起漢密爾頓的約翰·亞當斯曾說他是「一個蘇格蘭小販的乳臭未乾的私生子」。儘管亞當斯這句話的目的是要侮辱他九*九*藏*書，但從字面上看，亞當斯的確是正確的。

他將自己置於政治派別鬥爭的中間地帶，可以說這是他具有獨立性的跡象。就像華盛頓一樣，為伯爾辯護的人可能這樣說，伯爾拒絕讓自己的政治信念為任何黨派服務。然而，當華盛頓試圖超越1790年代的意識形態戰爭時，伯爾似乎傾向於在敵對陣營幕後活動，然後突然出現在承諾給他更多好處的一方中。若華盛頓是那種將公共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道德典範式領袖，那麼在某種程度上，伯爾就是華盛頓的對立面：他利用公共利益來為自己高深莫測的目的服務。

但是，這不過是這個故事的一半而已。那些新英格蘭的聯邦黨領袖之所以願意招納伯爾，是將伯爾當作他們一個更大計劃的一部分，其目標無異於要瓦解美利堅合眾國。（當亨利·亞當斯說「合眾國早期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時刻」時，他指的就是這個計劃。）他們計劃讓新英格蘭在傑斐遜連任之後脫離出去，同時佔領紐約；接著與分離主義運動聯合起來，建立一個聯邦黨控制的、由北部諸州組成的邦聯。伯爾在形式上的確拒絕做出將紐約交給分離主義者的任何承諾，但他同樣也不會拒絕這種陰謀。

然而，漢密爾頓的區分是有問題的，因為那種假定的人身攻擊和政治批評或者私人行為和公共行為之間的界限，總會被現實選擇所超越。要抵禦公共生活中的各種迷惑，個人品格是至關重要的。例如，就伯爾而言，政治生活中的誘惑包括：1801年，支持還是背叛傑斐遜；1804年，決定與其他聯邦黨人密謀促成北部邦聯；或者幾年之後，將美國西南部從美國分離出去。在這些選擇之中，個人品格都發揮了作用，因為共和國形成時期的政治形勢所造就的種種誘惑，讓國家領袖的道德素質接受了真正的考驗。

接著，伯爾和漢密爾頓來到平台中央，聽取對他們的最後指示。漢密爾頓作為被挑戰方，優先選擇位置。他選擇了上遊方向或者說靠北的那邊。這可是一個糟糕的選擇，因為早晨的陽光和河面反射的陽光會正面照射在他的臉上。按規定決鬥雙方必須相隔十步遠，因此他倆幾乎都到了這個平台的邊緣。根據事先約定，當兩個決鬥者都準備好時，潘德爾頓會說「舉槍！」，接著兩個人都可以舉起手槍，朝對方射擊。若其中一人開槍先於另外一人，那麼未開槍一方的助手會說「一、二、三，射擊！」若決鬥者在這之後還是沒有開槍，那麼就喪失了一次機會。當出現這種情況或者雙方都射擊但均未擊中對方時，雙方則要開會決定，是繼續下一輪決鬥，還是認定決鬥的光榮義務已經完成。

1804年7月11日，第一道曙光剛剛劃破天際，阿倫·伯爾就離開了他靠近曼哈頓南部、位於里士滿山（Richmond Hill）上的住所。那天晚上他和衣睡在長沙發上，這位美利堅合眾國的副總統畢生都是切斯特菲爾德勛爵如下這句格言的忠實信徒：紳士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只要他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有自己的風度。因此，伯爾上校——這個軍銜是他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的驕傲象徵——就這樣體面地穿著類似絲綢的衣服（實際上是羽綢做的），帶著冷淡沉靜的表情來到了哈德遜河岸邊，就好像一位天生的貴族正在趕赴一次與命運的約會一樣。

我們集中精力討論決鬥平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因為漢密爾頓一方的敘述在歷史記載中佔據了統治地位，而這種敘述卻極可能是錯誤的。當我們順藤摸瓜地來挖掘這個歷史插曲中的事實因素時，不經意間忽略了一個最明顯的問題。這兩位美國著名政治家為什麼要到那個平台上來？沒錯，他們之所以到了那裡，是因為伯爾向漢密爾頓發起挑戰，而漢密爾頓認為，若拒絕伯爾，自己的名譽將會受損。問題是，漢密爾頓到底做了什麼而激怒了伯爾？到底是什麼東西讓兩個人都甘願冒這麼大的風險？

漢密爾頓對伯爾全面且記錄更完整的指責發生在1800年末和1801年初，當時眾議院正在就伯爾和傑斐遜的總統競選僵局進行辯論。每個人都知道傑斐遜是漢密爾頓不共戴天的政敵；傑斐遜簡直就是上帝安排的讓漢密爾頓難以捉摸的人物，其使命就是顛覆漢密爾頓旨在建立一個強大聯邦政府的宏大計劃。因此，漢密爾頓對傑斐遜的強烈支持，並稱「目前來看並不是一個那麼危險的人」，而且擁有「還算正直的品格」，都不過是他蔑視伯爾的潛台詞。「至於伯爾，則幾乎一無是處，」漢密爾頓這樣說道，「甚至他最親密的朋友也對他的個人品格不敢苟同。除了打劫國家，他無法在經濟上翻身。除了個人擴張之外，他的政治原則沒有任何其他源泉或目標……只要可能，他肯定會攪亂我們的制度，以獲得永久權力和隨之而來的財富。他就是美國的喀提林。」

正如那個年代的大部分決鬥最終都不是以死亡或嚴重受傷結束的那樣，那個年代中大部分榮譽問題的談判，最終也不是以決鬥結束的。伯爾和漢密爾頓之間的爭論註定要在這兩個方面都成為例外。當伯爾將要求擴展到他的整個政治生涯，接著又拒絕接受漢密爾頓對人身攻擊和政治批評的傳統區分時，漢密爾頓實際上已經陷入了困境。雙方又交換了更多信件，這個過程中潘德爾頓一直在尋找一個體面的退出途徑。他抗議說，伯爾的要求「已經改變很多了，並擴大了原來提出要求的基礎」，實際上是要求漢密爾頓為「自他與伯爾認識之日起出現的任何謠言負責」。但是伯爾沒有退讓，反而再三強調漢密爾頓十多年裡「說的那些有損他名譽和榮譽的話」，要求他做出無條件的道歉，而漢密爾頓所堅持的區分和限定「就是他確實給我造成了那些傷害的證據」。1804年6月27日，伯爾的耐心已經耗盡。「雙方往來通信的時間已久，這就證明令我方滿意的補償……是不可能獲得的，」范·內斯解釋道，「他認為除了我在這裡有幸傳達的簡單信息之外，再提出任何其他建議都是徒勞無功的。」這個簡單的信息是：「到維霍肯見面。」

漢密爾頓生命的最後幾天還發生了幾件同樣讓人感到辛酸的事情，儘管在決鬥馬上就要到來時人們才意識到這一點。7月3日，也就是辛辛那提協會舉行宴會的前一天，漢密爾頓在自己的新農莊舉行了一次宴會。赴宴的客人包括威廉·肖特，他曾在巴黎擔任托馬斯·傑斐遜的私人秘書，是傑斐遜的終身門生。被邀請的人還包括阿比蓋爾·亞當斯·史密斯及其丈夫，他們是約翰和阿比蓋爾·亞當斯夫婦的女兒和女婿。傑斐遜是漢密爾頓的主要政敵，亞當斯則是他在聯邦黨內的最主要反對者，漢密爾頓曾經公開宣稱亞當斯精神錯亂，根本就不適合擔任總統。從對客人的選擇上可以看出，漢密爾頓以這種方式向人們聲明個人攻擊和政治批評並不等同。大約同一時間，他還為長子寫下了《論謹慎》一文。這篇文章說，若謹慎「算不上什麼傑出的美德……它至少也是一種非常有用的美德」。接著，他寫下了自傳式的警告：「有時候最傑出的人就是因為缺乏這種美德而黯然失色，或者無法獲得他們本應獲得的成功。有待養成這種美德的人，還易於結下眾多敵人，而且有時候還會陷入……莫大的困境和險境之中。」

由於是伯爾向漢密爾頓提出決鬥的，因此由漢密爾頓來選擇武器。他選擇了一對定製的、裝飾精美的手槍，這對手槍的主人是他的妹夫約翰·丘奇。除了華麗的外表之外，它們還有兩個特別之處。第一，它們已經在兩次決鬥中使用過了，其中一次發生在1799年，當時丘奇射落了伯爾外套上的一枚紐扣；另一次發生在1801年，當時漢密爾頓的大兒子菲利普，就是在離維霍肯決鬥點只有幾碼遠的地方，為了捍衛他父親的尊嚴，受了致命傷。第二，它們都內設了一種秘密裝置，即可以扣動的微力扳機。若沒有微力扳機，要大約20磅的壓力才能扣動並射擊。配以微力扳機后，就只需要1磅的壓力了。漢密爾頓知道微力扳機的存在，但是伯爾並不知情。

霍薩克幾乎認為漢密爾頓就要死在現場。然而，經過幾分鐘的搶救之後，失去意識的漢密爾頓開始正常呼吸了。因此，他們抬著他來到了河邊。在回去的途中，漢密爾頓曾經醒過來一次，對霍薩克咕噥著：「潘德爾頓知道我第一次並不想射中伯爾上校。」當一個槳手想移開漢密爾頓的手槍時（當時手槍放在椅子上），漢密爾頓警告他說：「小心這把手槍。它還沒有退膛，扳機還沒有扣下去。它可能會走火傷人。」這顯然意味著漢密爾頓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把槍已經開過火了。到達靠近紐約市那邊的河岸后，他們抬著漢密爾頓來到附近的詹姆斯·貝阿德家中。貝阿德是漢密爾頓的老朋友，也是他的政治追隨者。在那裡，霍薩克給他用了大量的鴉片酊，然後就只能束手無策地等待最後時刻的到來。漢密爾頓在1804年7月12日下午兩點溘逝，當時他的周圍有紐約市大主教本傑明·摩爾、大衛·霍薩克、妻子伊麗莎白和七個不幸喪父的孩子。

至少，在漢密爾頓看來，是伯爾的獨特之處才讓他每次都未能經受住考驗。儘管獨立戰爭那一代中沒有人希望扮演喀提林的角色，然而，伯爾似乎在每個機遇到來之時都試著扮演了這個角色。換句話說，若伯爾和漢密爾頓之間的糾紛在法院而不是在決鬥場上解決的話，若人們承認這一法律原則，即所言為實就能成為對誹謗指控的合法抗辯（有趣的是，這個原則正是漢密爾頓在生前最後一個案件中堅決主張的），漢密爾頓幾乎肯定會取得勝利。hｔｔpｓ://reａｄ.９９cｓw.cｏm

就這些達成一致意見的方面來看，要完全解釋漢密爾頓一方對決鬥的敘述，並不那麼容易。漢密爾頓一方的關鍵點是，伯爾先開了槍。如果我們贊同這個假設前提（潘德爾頓和漢密爾頓的追隨者認為事實就是這樣的），那麼，既然漢密爾頓來維霍肯決鬥時已經下定決心不向伯爾射擊，他就不可能先開槍。相反，是伯爾在漢密爾頓還舉著手槍的時候，開了槍。接著，伯爾射來的子彈給漢密爾頓帶來的衝擊讓他扣在扳機上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抖動了一下，從而射出了子彈。但是，子彈卻越過了伯爾的頭頂，沒入了樹叢中。范·內斯宣稱，自己曾在第二天重返那個決鬥平台，發現伯爾站立點後方約4英尺遠、12英尺高的地方，一棵雪松的一根樹枝被打斷了。這種敘述和漢密爾頓後來在船上說的話相吻合，當時他似乎認為自己的手槍中還有子彈。顯然他沒有意識到伯爾的射擊已經讓他不經意間也開了槍。然而，若我們接受漢密爾頓一方的敘述，又應該怎樣解釋兩次槍響的時間間隔呢？如果漢密爾頓一方的說法是正確的，兩次槍響就應當幾乎是瞬時同步發生的。

這個故事最簡明的敘述是這樣的：

現在伯爾已經氣血上涌了。若漢密爾頓早些時候對人身攻擊和政治批評做出區分，這個事件可能會被扼殺在搖籃之中。然而，現在除了全面、無條件地對此前關於其個人品格和政治觀點的所有言論道歉之外，伯爾是不會滿意的。「現在，單純的否認或者聲明已經不頂用了，」范·內斯解釋道，「除非這種否認或聲明是全面的，可以完全打消人們的這種觀念：那些有損伯爾上校名譽的謠言是從漢密爾頓將軍那裡開始的，或者是從他所說的話正當引申出來的。」漢密爾頓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了。他必須進行一攬子道歉。「以不具體指明時間和地點的方式，撤回或者否認所有此類聲明，或者否認有任何指責伯爾上校的意圖，」范·內斯最後說道，「是漢密爾頓將軍可以做的唯一補償。」此後，當雙方通信中的這部分內容被公開時，脾氣古怪的弗吉尼亞州政治家、決鬥老手約翰·倫道夫評論道，漢密爾頓當時已經成了「一隻垂死掙扎的狐狸」，伯爾則是「一隻健壯的老獵犬」，堅決要捕獲它的獵物，「要堅定不移地追捕下去……絕不讓自己被引開或者迷惑」。

在漢密爾頓寄出這封信的一瞬間，他的命運就已經註定了。他不僅錯過了否認自己對伯爾說過冒犯性話語的機會，還以輕蔑的語調和毫無必要的挑釁性威脅，加劇了言語攻訐。伯爾的回復簡潔鋒利。「經過認真的考慮，」他寫道，「我發現您坦言珍視的誠實與優雅風範，在您的信中沒有絲毫的體現。」然後，他將這種攻訐提升到更激烈的層面：「我原來相信，軍人的坦率和紳士的真誠會讓我看到一份直率的聲明。」但是，將此種希望寄託于漢密爾頓這樣一個口是心非的人身上，無異於與虎謀皮。漢密爾頓缺乏「敢做敢當的精神和寬宏大量的胸懷」。

至少在漢密爾頓看來是這樣。好像是為了證明他在1801年總統選舉危機中的可疑行為並無任何不妥，伯爾在1804年競選紐約州州長時又重複了這種行為。儘管當時還是傑斐遜的副總統，伯爾已經意識到，共和黨人打算在傑斐遜競選總統連任時甩掉他。因此，當紐約州的聯邦黨領袖找到他，希望他能夠成為紐約州州長競選的候選人時，他表示願意改變黨派關係、以聯邦黨人的身份參加競選。就是這個決定讓漢密爾頓再一次將伯爾比作美國無原則的喀提林，而這番話又導致了含有「卑劣」這一冒犯性詞語的報紙文章。

我們要完全理解在漢密爾頓眼中伯爾到底帶來了多大危險，是很困難的。因為我們知道，美國人的共和政府實踐是註定要成功的。我們知道，這樣設想和建設的國家可以而且確實存活了下來，並且日益繁榮，成了世界歷史上存活時間最長的共和國。漢密爾頓及其同時代人不僅不知道這些，而且他們眼前的政治圖景是一片危險的流變地帶，國家法律和制度都沒有形成穩固的架構。或者，如果人們願意從生物學角度而不是建築學角度來思考的話，政治機體還需要發展自己的免疫系統，以抵禦會侵害所有新成立國家的各種政治疾病。因此，漢密爾頓對伯爾的批評若顯得過分誇張，這並不是因為漢密爾頓是個妄想狂，而是漢密爾頓對這個被稱作美利堅合眾國的幼小植物的真實脆弱性所做的切實反應。這場決鬥確實關涉良多。

這一切意味著什麼呢？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這意味著漢密爾頓變成了日漸衰微的聯邦主義事業的烈士，伯爾則成了自本尼迪克特·阿諾德以來最為人不齒的全國政治領袖。實際上，決鬥后不到一年，伯爾就與不列顛官員進行了秘密接觸，這種接觸的目的是要佔據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大部分，使其落入不列顛的控制之中，並由伯爾擔任這片土地的總督。或許伯爾這樣做的理由是，既然他已經被人們看作又一個本尼迪克特·阿諾德了，何不好好享受一下類似叛國行為所能帶來的豐厚果實。

所有這些都表明，就要到來的決鬥讓漢密爾頓重新思考自己過去秉持政治異見的激烈程度，以及在高度個人化的辯論中所表現出的不謹慎。那些傾向於從漢密爾頓的最後一些日子中尋找自殺意圖的人，可能會對此類花絮大做文章。然而，外人可見的、可獲得的主要證據，不過表明了漢密爾頓正在質疑自己那種過分張揚的個性，這種個性在一定程度上讓他陷入了今天的僵局。漢密爾頓並不認為去維霍肯與伯爾見面就意味著他要見上帝了。但是隱約迫近的受傷甚至死亡的危險，使他將注意力放在了自己那種好挑起事端的處世風格之上。他並不是想自殺，而是感到後悔；他腦海中出現的不是死亡，更多的是反省。

人們聽到了兩聲槍響，漢密爾頓被擊中了。那顆一盎司重的子彈擊中了他的右肋，形成了一個直徑兩英寸的洞，這個洞離臀部四英寸。子彈擊毀了他的胸腔，從肋骨上彈離，接著向上穿過肝臟和橫膈膜，擊裂了第二節腰椎，並最終停留在那裡。即使利用現代醫學的全部知識，漢密爾頓體內受到的傷害也足以讓他死亡，最樂觀的情況也不過是終身殘疾。考慮到當時醫學的局限，漢密爾頓根本沒有任何生還的希望。漢密爾頓也立即意識到了自己的處境。當霍薩克醫生衝過來檢查他的傷勢時，他平靜地說道：「這是個致命傷，醫生。」然後，就不省人事了。

與此同時，伯爾似乎有些驚訝，並對自己開槍射擊造成的後果感到懊悔。他沖向倒下的漢密爾頓，但是范·內斯攔住了他，並且引領他離開現場，向划艇走去。整個過程中，內斯都用一把傘遮住伯爾，這顯然是出於否認知悉決鬥的目的，以使漢密爾頓一方可以在法庭上宣稱他們根本就沒有見過他。沿著那條通往河邊的路走到一半的時候，伯爾停了下來，堅持要回去看一下。他央求道：「我必須回去，和他說上幾句話。」但是范·內斯拒絕了他的要求，繼續領著他上了船，穿過河面，回到了紐約市。

漢密爾頓出生在西印度群島的尼維斯島，是一個運氣不佳的、具有法國血統的美女和一個嗜酒成性、破產的蘇格蘭商人的私生子。可能是因為他的卑賤出身，漢密爾頓似乎總是要證明自己，他需要向上司證明自己的卓越能力。不論是帶領一隊步兵攻打約克鎮的英軍據點（當時他第一個跨過矮牆與英軍展開刺刀搏鬥），還是向不那麼情願的聯邦政府推銷自己設計的全國財政計劃，漢密爾頓都將現實問題看作個人挑戰，看作可以一展身手的目標。這時，他往往會做出略顯浮夸的勇敢舉動。儘管並不是他提議要與伯爾決鬥，但是，漢密爾頓一生中沒有什麼東西會讓他以冷靜而極度優越的姿態拒絕這種挑戰。因此，他之所以默默地穿過哈德遜河沉寂無言的河水，是因為他不認為自己能夠拒絕伯爾發出的挑戰。

因此，漢密爾頓似乎認為伯爾在很多方面都和自己很像：野心勃勃、精力充沛，具有一種天生的戰略直覺，而且願意冒政治風險。漢密爾頓清楚伯爾的影響力，因為他感到自己體內悸動著相同的個人品質。兩個人都對這個剛剛建立的共和九_九_藏_書國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有著敏銳的把握。漢密爾頓反對伯爾時使用的誇張語調，很大程度上不是來自對伯爾的強烈厭惡本身，而是源於這種擔憂：這個不穩定的襁褓國家可能無法抵禦伯爾的聰明才智。在這個向一個穩定形態摸索前進的政治文化中，伯爾呈現出漢密爾頓那樣肆意的勇氣和能量。

探索這場決鬥的全部意義引導我們回溯歷史，超越了純粹的個人嫉恨，穿過了許多在那個致命之日、在維霍肯平原上發生的不解之謎（這些不解之謎只能得到部分解答），並最終超出了決鬥這一奄奄一息的制度的歷史。我們遊歷了早期美利堅合眾國問題重重的政治世界：當時這個國家盛行種種真實的而不僅僅是想象的陰謀，這個政治實體的生命力還處在飄忽不定的狀態。就深深植根于某個特定歷史時空的任何事件而言，或多或少正確的是，這次決鬥的真實意義超出了事件本身，超出了俯瞰著哈德遜河的那個平台。它延伸至伯爾威脅的但漢密爾頓認為自己正在保衛的整個新興世界。

毫無疑問，決鬥之前的那場言語交鋒是伯爾先開火。1804年6月18日，伯爾讓漢密爾頓注意兩個月前發表在《奧爾巴尼快報》（Albany Register）上的一封信。這封信的作者是查爾斯·庫珀博士，他回憶了漢密爾頓在1803年2月的一次指責伯爾的演說。伯爾當時正在競選紐約州州長，漢密爾頓攻擊他不夠資格。漢密爾頓到底說了些什麼，庫珀並沒有細說。然而，信的結尾這樣寫道：「我可以細談漢密爾頓將軍表達過的認為伯爾先生更卑劣的看法。」讓伯爾感覺被冒犯的是「卑劣」這個詞。伯爾要求漢密爾頓解釋或者否認這個詞：「尊貴的先生，你可能也認為有必要馬上不附任何條件地確認或者否認，曾經使用過任何足以讓庫珀博士提出此種說法的任何言語。」

兩天後的葬禮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哀悼活動。紅木棺材由漢密爾頓的那匹灰馬拉著，空蕩蕩的馬鞍上橫放著漢密爾頓的靴子和馬刺。棺材後面是他的妻子和孩子、紐約市的政治和法律領袖、哥倫比亞學院師生、銀行總裁、陸海軍軍官、地方神職人員和外國顯要人物。此外，還有幾百名普通市民跟隨在他們身後。漢密爾頓一家的老朋友、聯邦黨人加瓦尼爾·莫里斯，在人潮湧動的三一教堂發表了葬禮演說。

關於漢密爾頓這個時候的所思所想，我們確實知道很多。前一天晚上他草擬了一份個人聲明，並將它和自己的遺囑放在一起。在這份個人聲明中，他說自己誠心希望避開這次交鋒。他還宣稱自己「除了政治分歧之外，對伯爾上校並無任何惡意；而且，政治意見上的不一致，我相信也完全是出於純粹的、正當的動機」。另外，他決定讓自己置身於伯爾的射擊之下而不予還擊：「我已經下定決心，若我們之間的交鋒是按通常方式進行，我相信上帝會很高興給我一個機會，讓我保留或射偏自己的第一槍，我甚至打算放棄自己的第二槍，這樣就可以給伯爾上校一次冷靜思考的機會。」他並不認為這種行為等同於自殺，而是認為這不過又是一場他一定能獲勝的、勇敢的賭博而已。

對於第二個問題，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合理且非常有說服力的答案，而這個答案將使我們能夠合理但更具猜測性地回答第一個問題。這個可能解開決鬥謎團的關鍵答案是，雙方都在利用對自己有利、具有誤導性的假設來組織敘述。漢密爾頓一方需要將倒下的漢密爾頓塑造成一名烈士：到達維霍肯時，漢密爾頓已經下定決心吃伯爾的子彈而不回擊。伯爾一方則需要宣稱他們的英雄在當時的舉動是體面的，是完全符合決鬥規則的，而且在差點喪命于漢密爾頓的子彈的情況下，他不過是以眼還眼，瞄得更准罷了。漢密爾頓一方需要歪曲交火過程，以維護漢密爾頓死後的顯赫聲名。而伯爾一方則需要歪曲漢密爾頓那令人起敬的意圖，為伯爾做出的致命反擊提供正當性。極有可能的是，兩方都曲解了當時的實際情況。

儘管伯爾一方的描述聽起來頗有道理，儘管更符合兩次射擊間有短暫間隔的判斷，但還是存在兩個問題。其一，如何解釋後來上船之後，漢密爾頓對潘德爾頓和霍薩克說他根本就沒有開槍，而且當時他顯然是出於誠摯的信念呢？其二，若漢密爾頓確實向伯爾射擊了，如何解釋伯爾後方的一根雪松樹枝被打斷了呢？

其他國家在民族主義運動之後，比如法國、俄國的革命運動及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獨立運動，取得成功的革命領導層都開始以大規模殺戮來打擊報復，而且這種殺戮往往達到了種族大屠殺的程度。但是美國獨立戰爭那一代人的衝突，儘管激烈卻並未流血，國家獨立所釋放出來的能量並沒有使它將自己的孩子吞食掉。伯爾和漢密爾頓的決鬥構成了這個一般規則的唯一例外。或許這就是亨利·亞當斯以其獨特的風格描述這次事件時的所思所想：「夏日早晨的陽光照射在岩石堆疊、樹木散布的高地之上，河水寧靜安詳，天空淡泊遙遠，隱藏著所有的……道德陰暗、雙重背叛和政治絕望。」他將這個時刻稱為「合眾國早期政治最引人注目的時刻」。

若說第一次關係破裂發生於1789年的話，那麼真正的決裂則在兩年之後。1791年，在競選美國參議員的過程中，伯爾擊敗了漢密爾頓富有的岳父菲利普·斯凱勒——他通常被人們視為漢密爾頓的支持者。當時紐約州宗派式、准封建式的政治生活中派別林立，各個派別聯合起來將在任的菲利普·斯凱勒趕下了台。兩人的關係自此就每況愈下了。伯爾利用自己在參議院的地位來反對漢密爾頓的財政計劃，然後又對紐約州內一次有爭議的（可能是非法操縱的）州長選舉做出了對漢密爾頓支持的候選人不利的決定。因此，漢密爾頓於1792年反對伯爾競選副總統，兩年之後又成功阻止他被提名為美國駐法國大使。最具戲劇性的衝突發生在1800年，當時伯爾與傑斐遜共同參加總統競選。伯爾作為傑斐遜的競選搭檔，拉來了紐約州選舉團的大多數選票，最終使傑斐遜競選獲勝成為可能。由於選舉團選舉出現了巧合（這種巧合已經被第十二修正案修正），伯爾和傑斐遜得到了相同數量的選舉團票，這樣就無法確定到底是誰獲勝，致使選戰最後打到了眾議院。漢密爾頓遊說眾議院的聯邦黨人議員，讓他們支持傑斐遜而不是伯爾。這個舉動可能對最終結果有著決定性影響。最後，1804年，在紐約州州長競選中，漢密爾頓又成功阻止伯爾競選一個他本來就沒有希望獲得的職位。

漢密爾頓知道這些聯邦黨人的計劃。這個計劃可不是什麼由邊緣人物炮製的半生不熟的計劃。實際上其參加者包括新英格蘭的幾位聯邦党參議員，而且前任國務卿蒂莫西·皮克林也捲入其中。「我這裏要表達的只有一個觀點，」漢密爾頓警告那些聯邦黨同僚，「這個觀點是，分化我們的帝國將是一個重大損失……不會有任何可以抵消這種損失的好處。」當漢密爾頓被告知，新英格蘭的聯邦黨人正在等待他這位老牌領袖做出支持這個分離主義計劃的表示時，漢密爾頓清楚表達了自己的反對意見：「告訴他們，這是我說的，也是我請求的。看在上帝的份上，請停止這方面的討論，停止分裂國家的威脅。只要可能，聯邦就必須在儘可能長的時間內以聯合整體的形式存在。」決鬥前一天晚上，漢密爾頓寫了最後一封信，這封信的目的是要駁斥那種縈繞在那些聯邦黨人腦海的組建獨立北部邦聯的妄想。事實上，這個妄想直到1815年哈特福德會議使之暴露無遺，才徹底失敗。

漢密爾頓區分人身攻擊和政治批評的核心原因就在於此。在一定意義上，這是對漢密爾頓意圖的精確表達。伯爾好色之徒的名聲和總比債權人早一步、大手大腳花錢的風範，並不讓漢密爾頓感到憂慮。而讓漢密爾頓無盡擔憂的是伯爾的政治手腕，這種手腕與一個法律和制度尚未健全的國家簡直是天作之合，因為國家為它提供了為非作歹的溫床。

然而，這種後悔和反省並沒有出現在阿倫·伯爾身上。這裏我要列舉的證據，根本就不需要人們做出什麼猜測或者費盡心思的細緻分析。漢密爾頓寫下了《關於即將到來的決鬥的聲明》來回答人們提出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成熟而傑出的政治家，怎麼會受伯爾驅使，最終與其相距十步之遙玩相互射擊的幼稚遊戲呢？「這個事件具有內在困難性，」漢密爾頓在他的聲明中寫道，「這種困難根植于現實。不可否認，我對伯爾上校的政治原則、個人品格和觀點的指責一直都是非常嚴厲的，以至於對這位紳士的某些具體私人行為也進行了非常不受歡迎的批評。」換言之，伯爾稱漢密爾頓多年以來一直在誹謗他，基本上是正確的。因此，「伯爾上校要求我做出全面的、無條件的否認聲明，我是無法做到的」。他若道歉，就勢必撒謊。最終，讓漢密爾頓無法道歉或者收回以前說過的話的原因是，漢密爾頓堅信自己對伯爾的全部指責都是正確的。「我並沒有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者不可靠的推斷而責難他，」漢密爾頓最後寫道，「我所說的一切，都是有理有據的。」

漢密爾頓對傑斐遜的主要指責是，他是一個秉持一套誤導民眾的政治原則的空想政治家；對伯爾的主要批評是，他根本就沒有任何原則。伯爾是「毫無原則的，不論是作為一個公眾人物還是私下裡，都是如此」。漢密爾頓宣稱：「這個人唯一的政治原則是，利用一切機會爬上全國政治的最高層，現實能讓他爬多高，他就會爬多高。」漢密爾頓對伯爾品格的零星指控幾乎也是同一腔調：「在私人生活中毫無原則，在經濟上陷入絕望之境」「日常舉止是暴君式的」「已經無可救藥了」。這些言論都散見於漢密爾頓1790年代的書信中，而且它們可能不過是他向聯邦黨同僚表達的、未記錄的對伯爾全部評論的一小部分。

但他真的是這樣做的嗎？這是一個我們永遠無法明確回答的問題。可以說，在那個重要時刻，這個秘密就已經永遠鎖在伯爾那謎一般的心裏了。但還要考慮以下一些間接證據：殺死漢密爾頓，伯爾不僅得不到任何東西，反而會喪失一切。當時他肯定知道這一點，而且事後發展也完全證實了這一點。伯爾對漢密爾頓應聲倒下的主要反應，如潘德爾頓和范·內斯描述的那樣，明顯是驚訝和後悔，後來還堅持要和負傷的漢密爾頓說話。此外，在決鬥前協商時，當漢密爾頓一方提議讓大衛·霍薩克擔當雙方的醫生時，伯爾同意了，說一個醫生就足夠，隨後又補充道：「甚至連醫生都不必要。」當決鬥者希望讓對方輕微受傷時，他們最經常瞄準的是臀部和腿部。因為偏離了大約二三英寸，伯爾的子彈未能僅造成漢密爾頓臀部的皮肉之傷，而是擊中漢密爾頓的肋骨后反彈，從而擊傷了他的要害器官。httｐs://ｒｅad.9９cｓw•ｃom

首先，潘德爾頓和范·內斯同意，兩個人都開槍了。有兩次槍響，而不是一次。這是一個需要確立的重要事實，因為漢密爾頓的朋友對這次決鬥的多種敘述，都想當然地認為漢密爾頓根本就沒有開槍。這很顯然受到了漢密爾頓在決鬥之前寫下的決定不向伯爾開槍的影響。由於霍薩克和槳手們都聽得到槍響，即使他們看不到，因此這一點是不大可能錯的，除非當時兩次射擊是同時發生的。而潘德爾頓和范·內斯都認為，兩聲槍響並不同步。

這時，潘德爾頓已經作為漢密爾頓的代理人介入了談判。他試圖利用自己的影響——事實上，這也是決鬥規矩所要求的——來找到一個打破僵局的辦法。在潘德爾頓的敦促下，漢密爾頓同意發表一份聲明，否認記得庫珀在信中提及的任何針對伯爾品格的談話。那次談話，按照他現在的記憶，「純粹是對政治原則和伯爾上校觀點的一些評論……根本就沒有提及伯爾先生過去的任何行為或個人品格」。漢密爾頓認為強調一下他的核心意思是必要的，「庫珀博士提到的那次談話完全是關於政治話題的討論，我並未談及伯爾上校有過任何不體面的行為，更未提及其個人品格」。

不久之後，漢密爾頓一方也到了。伯爾和漢密爾頓雙方的助手，也就是范·內斯和潘德爾頓一起重新審查了事先約定的見面規則。之所以稱作「見面」，是因為決鬥在許多州都是非法的，紐約州也是如此。因此，除了早已確定的決鬥禮儀之外，那些資深決鬥者還發展出了一套難懂的術語，現在我們稱之為「否認之語」。這樣一來，所有的決鬥參与者若事後被法院審判的話，都可以宣稱對決鬥並不知情。例如，槳手們當時就不被允許走到這個平台上來觀看決鬥。漢密爾頓的醫生大衛·霍薩克，也被要求不得知曉此次決鬥的程序。

與此同時，里士滿山北部、靠近如今華爾街的地方，漢密爾頓登上了一艘小船，船上有兩個槳手，其中一位是他的醫生大衛·霍薩克，另一位則是他的忠實朋友納撒尼爾·潘德爾頓。與伯爾一樣，漢密爾頓穿著得體，臉上帶著紳士般的冷傲。他也有自己的榮譽軍銜——「漢密爾頓將軍」。這個稱呼得於他的最後一次任命，即1799年他被任命為新軍「督察將軍」，這樣他的軍銜就高於伯爾的軍銜。他已經四十九歲了，比伯爾年長一歲。同時，和伯爾一樣，他身材矮小，身高為五英尺七英寸，只比伯爾高一英寸，手腳都不大，骨架有些柔弱，但頭部和面部非同尋常。他被稱作「聯邦主義的小獅子」，就是因為他的確比較矮小。

然而，它的傳奇地位的主要原因，也就是我們可以直接將此次事件稱為「決鬥」而不用擔心別人會混淆、誤解的主要原因，則在於決鬥雙方的顯赫地位。伯爾是聯邦政府的第二號人物，漢密爾頓則是繼喬治·華盛頓之後，聯邦黨人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此外，漢密爾頓的擁護者還會加上一點：他是以華盛頓為象徵的政治能量的知識源泉。他們之間的交鋒，代表著美國獨立戰爭那一代中非暴力對抗模式的一次短暫崩潰。

然而，漢密爾頓卻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實際上，他利用這種冒犯性言論的內在模糊性，來迴避對伯爾做出任何正面回答。他解釋道：「我做出任何在您看來必要的承認或者否認，都會顯得不合時宜。」而且，那個關鍵詞「有無數含義，從最光明正大的到最黑暗可恥的，應有盡有。我們如何能判斷該詞所指的程度呢？」在對語法和句法的多樣性進行簡要論述之後（這種論述就是為了激怒伯爾），漢密爾頓開始進攻。他感到自己必須「從原則上」反對「接受因別人推斷或引申我說的話而進行的調查。此種推斷或引申可能是他人在我十五年的政治生涯中，從對任何一個政治對手所說的任何話中摘錄出來的」。因此，伯爾寫給他的信本身就是一種嚴重的侮辱，因為信中提出傲慢要求的理由「含混不堪，您居然據此給我寫了這封信」。漢密爾頓確信，若伯爾恢復了理智，「您將以和我一樣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事件」。如果伯爾無法恢復理智，那麼「我只能對此表示遺憾，並甘願接受任何後果」。假如伯爾的目的是要以決鬥來威脅漢密爾頓，那麼，漢密爾頓可不是那種會消極屈從於這種威脅的人。他會發出自己的威脅。

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曾說：「一個偉大人物就是一次歷史運動中的戰略要點，而他的偉大部分緣於他適時出現在了彼時彼地。」伯爾與漢密爾頓都認為他們是這樣的偉人：正好在那場被稱為美國獨立戰爭的歷史運動中成年並成為戰略要點之一。到1804年夏天，歷史已經離他們遠去。伯爾這位副總統背離了傑斐遜及獲勝的共和黨，他以聯邦黨人身份競選紐約州州長時遭受了大潰敗。漢密爾頓當時已經九年沒有擔任國家職務了，他領導的聯邦黨人事業已經深深陷入了被人遺忘的境地。即使在他的家鄉紐約州，如約翰·昆西·亞當斯所言，聯邦黨人都只算「少數派，而且這個少數派中，只有少數人是漢密爾頓先生真實的崇拜者和追隨者」。兩個人都沒有太多的政治前景了。

儘管這段敘述的全部信息都是正確的，但它那令人敬佩的精練導致了不幸的歷史錯誤。不論如何，若伯爾和漢密爾頓之間的決鬥算得上美國歷史上類似交鋒中最著名的一例，那麼我們就應當能夠想象出這個戲劇性的時刻，想象出一個文字內容更加豐富的「決鬥」圖景。只有更詳細的描述，才能讓這個被稱為「維霍肯見面」的事件，在諸如《O.K.鎮大決鬥》（Gunfight at the O.K.Corral）或者經典電影《正午》（High Noon）這樣備受吹捧的競爭對手面前，獲得其應有的地位。對這種事件而言，簡潔的敘述是絕對不行的。因此，為了讓這段歷史插曲呈現出必要的細節，為了再現當時的場景，我在下文對其進行了全面描述，並試圖將所有留存下來與之相關的、無可爭議的證據囊括其中。

漢密爾頓要求推遲這次見面，這樣他可以完成一些尚未完成的法律事務，並且安排好個人事務。兩個人都立下了遺囑，留下了讓我們看到當時他們內心圖景的足夠證據，儘管這種圖景上瀰漫著一層迷霧。伯爾給他心愛的女兒西奧多西婭和她丈夫寫了信，並讓女兒承諾會繼續學習拉丁文、希臘文和古典文學。接著，伯爾又提出了這樣的要求：若發生了任何未預見的事情，他的女兒和女婿一定要將他的敬意轉達給他以前的情人——當時她已婚，住在古巴。

這麼一來，那個重要問題——這兩位著名政治家為什麼要到維霍肯見面呢——的答案就比較清楚了。伯爾之所以到達決鬥地點，是因為漢密爾頓在他們重疊交叉的職業生涯中一read.99csw.com直誹謗他。儘管此前承諾不再進行類似的誹謗，但漢密爾頓還是本性難移。伯爾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則是一個更難解的謎。實際上，關於之後四五秒時間的各種矛盾的敘述，可以作為後現代主義觀點的證據：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客觀真實，歷史真實不過是一系列不可思議的謎和無數不確定的觀念。為了讓我們的敘述沿著一開始就確立的無可爭議的路線繼續下去，我們現在必須跳過這個最關鍵的時刻，在敘述完這段歷史插曲之後，再回過頭來探討這四五秒鐘的情況。

嚴格說來，漢密爾頓的退讓應當讓整個事件平息下來。當時，名譽紛爭應當只包含人身攻擊。至於政治或者意識形態上的歧見，不論分歧有多深，也完全落在一個紳士可以要求對方做出補償的範圍之外。漢密爾頓對人身攻擊和政治批評做出區分，目的就是要讓他與伯爾之間的爭議由一個榮譽問題轉變為一個政見分歧問題。從技術上來說，根據決鬥規則，伯爾應當接受漢密爾頓相當於道歉的解釋。

儘管伯爾一方的敘述也有問題，但與前文提到的目擊證人達成一致的內容更相容。根據范·內斯的說法，漢密爾頓瞄準了伯爾並先開槍射擊，但是射偏了。接下來伯爾停了大約「四五秒鐘」，讓漢密爾頓周圍的煙霧消散，同時他也在等潘德爾頓開始說「一、二、三，射擊」。但是，潘德爾頓當時只關注漢密爾頓的情況了，根本就不記得要在這個時間里說什麼。這樣，伯爾自作主張地開槍射擊，而不是放棄射擊。漢密爾頓應聲倒下。范·內斯堅持自己對事情經過的看法：「我認為，當時能聽到槍響的人都認同，兩聲槍響之間有時間間隔。大家還認同的是，漢密爾頓將軍在伯爾先生開槍的瞬間就倒下了。這與那種稱伯爾先開槍的說法相矛盾。」范·內斯繼續說道：

換言之，伯爾對漢密爾頓射擊的反應是向後退縮和身體不由自主地顫抖，事後他為了表明自己當時並沒有喪失鎮定，於是就將之怪罪于腳下的一顆石子或者一塊木頭。

然而，上帝認為按他倆的頭顱把他們區分成對立的兩極，再合適不過了。伯爾遺傳了愛德華茲家族的特點，膚色較深，黑髮從前額向後生長，眼睛的黑褐色看起來就像鷹眼和烏鴉眼的混合色。漢密爾頓的膚色則是淡黃色的，眼睛是紫藍色的，頭髮是紅褐色的，所有這些合在一起就像一團搖曳的火焰，伯爾卻像一個固定不動的影子。如果說伯爾的整體儀態是壓抑的，就好像新英格蘭清教主義正擠壓、盤繞著他的內心，那麼漢密爾頓則好似一股活力四射的能量，這股能量不斷地以一次次色彩明亮的爆發來展示自己。

但是到維霍肯平原下見面的時候，他們都對自己所處時代的時勢做了最後聲明。榮譽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為品格是重要的。而品格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美國共和政府實踐的命運還依賴於有道德風範的領袖能夠存活下去。最終，美利堅合眾國會發展成為一個法治之邦，並確立能夠抵禦腐敗或無能政府官員的制度。但是，當時還沒有到達這種地步。它需要可敬的、尚德的政治領袖。伯爾和漢密爾頓之所以到那裡見面，都是因為他們希望自己能夠被後人視為這些人中的一員。

當然，前面敘述中缺漏了兩次槍響之間的四五秒鐘時間。推遲對這個最重要時刻的分析，不僅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這個問題上根本就沒有一致意見，而且也與我們的敘述所基於的唯一證據——那場辯論——的歷史時間相符。也就是說，在決鬥發生不久之後，決鬥現場的目擊證人之間發生了一場言語決鬥。這種決鬥起初主要發生在潘德爾頓和范·內斯之間，然後就不可避免地擴大到支持漢密爾頓和支持伯爾的人之間了。這些人的敘述充斥著當時的報紙和傳單，他們各自都找出證據來佐證己方觀點。

此外，漢密爾頓的抱怨——他不可能記住在「過去十五年的政治鬥爭生涯」中說過的每一句話——不經意間又打開了另一個新的、更大的衝突領域。在給范·內斯的指示中（這次決鬥中范·內斯是伯爾的代表），伯爾解釋道，庫珀那封信是漢密爾頓誹謗他的最近事例。伯爾宣稱，儘管被政敵攻擊時，他總是儘力保持克制，然而「漢密爾頓先生卻從來沒有任何友好的表示。幾年中，他的名字總是被用來支持對我的惡意誹謗」。實際上，兩年前，伯爾稱自己曾因為漢密爾頓不斷污衊自己的人格而與他交涉過，當時漢密爾頓承認自己言語不慎。儘管漢密爾頓道了歉，而且明確承諾不會再發生類似的事情，但不久后他又重新開始了對伯爾的誣陷。根據伯爾的說法，最近這次事件只是表明，漢密爾頓的誹謗行徑已經無可救藥。現在，「這些事情必須有個了結」。

公眾的普遍看法是，伯爾殘酷無情地謀殺了漢密爾頓。報紙上充斥著反伯爾論調，激起了民眾的憤怒。新聞文章編造出各種看法（比如伯爾當時為這次決鬥特別製作了一套衣服，這套衣服的布料可以使子彈發生偏轉），還添油加醋地講述了一些戲劇化的陰謀情節（例如，當漢密爾頓的遺孀和孩子為漢密爾頓的死而悲痛欲絕時，伯爾所表達的唯一遺憾就是，他當時沒有擊中漢密爾頓的心臟）。一幅決鬥的蠟製品將當時的場景刻畫成漢密爾頓遭到了伯爾和一個躲藏起來的共犯的伏擊，中彈身亡。蠟製品底部的說明文字是這樣的：

結果是，伯爾此時要求漢密爾頓做出的補償已經不僅僅局限於讓漢密爾頓在報紙上發表簡單聲明了。范·內斯於1804年6月25日轉達了伯爾提出的新條件：「伯爾上校要求漢密爾頓將軍公開否認，在他的各種談話中，曾經有過任何損害伯爾先生的意圖。」伯爾現在已經要求漢密爾頓對此前所有的輕率言詞做出全面道歉。他承認自己提高了要求，但是考慮到漢密爾頓傲慢的迴避態度，「現在必須比最初做出更多要求」。

他的祖父、著名的神學家喬納森·愛德華茲曾經說過，我們都是可憐的動物，都不過是懸在永不熄滅的火焰上面不斷掙扎的蜘蛛而已。但是，伯爾的一生可謂是一隻精明的蜘蛛，他可以讓自己跳出地獄般的困境，同時編織好羅網讓其他人落網。沒有人確切知道，當槳手划著小船，送伯爾及其追隨者威廉·范·內斯去對岸時，伯爾心裏到底想了什麼。後人的判斷是，伯爾終於用自己的惡魔之網捉到了漢密爾頓，現在他開始行動，準備殺死自己的獵物了。

當伯爾最初要求道歉時，漢密爾頓拒絕道歉，稱自己不可能記住過去十五年中說過的每一句關於伯爾的話。實際上，從年輕時擔任大陸軍軍官算起，伯爾和漢密爾頓相識幾乎有三十年了。漢密爾頓所說的「十五年」是對他們成為政敵的歷史的精確估算。兩人之間的敵意產生於1789年，當時伯爾在協助漢密爾頓競選紐約州州長之後（漢密爾頓失敗了），從新任紐約州州長喬治·柯林頓那裡接受了紐約州司法部長的職務。伯爾在忠誠于誰這個問題上的快速轉變——這是伯爾政治生涯中多次類似行為的第一次——引起了漢密爾頓的注意，致使他發表了第一次有記錄的斥責伯爾的言論，他認為伯爾是個缺乏政治原則的人。

接下來發生的事我們都知道，伯爾的要求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最終導致了那場致命決鬥。然而，具有啟發意義的是，庫珀的信和伯爾的要求中，都沒有提到漢密爾頓到底說過哪些中傷之語。毫無疑問，「卑劣」絕不是什麼恭維之詞。它到底所指何物，或者漢密爾頓到底說了伯爾什麼，卻是不清楚的。這種指控的核心完全是空洞的。因此，在這個時刻，漢密爾頓必須做的就是否認說過任何關於伯爾的、可以被稱作「卑劣」的話。漢密爾頓還可以說，新聞界將這種可鄙的暗示歸咎於他，他個人表示萬分遺憾。這樣，伯爾除了接受這種解釋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其他選擇了。

然而，就在事後對決鬥的不同敘述最終變成另一場決鬥之前，兩位目擊證人潘德爾頓和范·內斯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這份聲明的主要目的是要說明漢密爾頓和伯爾都嚴格遵照決鬥規則行事，因此儘管決鬥本身是違法的，但是他們的行為完全符合正人君子之道。在說明這一點的過程中，潘德爾頓和范·內斯在幾個重要細節上達成了一致意見。這幾個細節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它們給我們理解具體事實經過帶來了一絲光亮。

我們有必要在漢密爾頓提到喀提林的地方做個短暫停留。一方面是因為當代讀者可能對這個名字不熟悉，以至於無法把握他的意思；另一方面在於獨立戰爭那一代的政治領袖們對這個詞是如此熟悉，以至於根本就不需要做什麼解釋。將伯爾比作喀提林，漢密爾頓實際上已經提出了終極指控。喀提林腐化墮落、奸詐陰險，幾乎顛覆了羅馬共和國；其舉止作風放肆、浪蕩，致使西塞羅發表關於美德的演說，這次演說被數代美國學生熟記於心。共和國早期的政治領袖中，沒有人需要被提醒喀提林到底是什麼人。他才華出眾，卻是共和政府的惡意顛覆者。如果獨立戰爭那一代的每位政治領袖都自認為是古代希臘或羅馬英雄的當代化身，那麼華盛頓會是加圖或辛辛納圖斯，亞當斯會是梭倫或西塞羅，但是絕沒有人會希望自己是喀提林。

因此，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漢密爾頓得到了安葬，而且變成了具有傳奇色彩的烈士；伯爾偷偷溜出紐約，最終在美國西部有了一番奇異經歷，然而在政治上已經被人遺忘了。這似乎是我們試圖再現「決鬥」這幅著名歷史圖景的最恰當結局了。

在亨利·亞當斯看來，使決鬥如此引人注目的並不是純粹私人爭執所帶來的沉痛後果，而是其政治文化背後的價值觀念，它們讓這次交鋒顯得那麼沉重，那麼具有象徵性。除非能夠恢複合眾國早期遺失的價值觀念，正是這些觀念的遺失使伯爾和漢密爾頓互不信任、相互憎恨，否則人們不可能把握這次決鬥的全部意義。這次決鬥牽扯了更多東西，遠不止這兩位爭奪個人榮譽的野心政治家那悸動的自我。漢密爾頓認為——他有大量的理由來支持自己的這個觀點——這關涉尚在襁褓之中的合眾國的生死存亡。理解他為什麼會有如此強烈的想法，是理解這次決鬥的核心意義的關鍵所在。

漢密爾頓之所以到那裡，是因為他無法真正否認伯爾的指控，他相信自己的言論把握了這個人的品格核心。而且，漢密爾頓還相信，正如他自己說的那樣，他「要在未來的公共事務危機（這種危機看起來是很可能發生的）中發揮自己的能力。不論是以這種能力來抵禦傷害還是從事善行，都很可能受到社會公眾對決鬥這件事的偏見的影響」。換句話說，他如果不回應伯爾的挑戰，就相當於否認自己已經廣為人知的信念，進而可能會喪失他所仰仗的那些政治同僚的尊敬。這無異於要他退出公共生活，而他還沒有打算這樣做。如果說伯爾是帶著沮喪去維霍根，那麼漢密爾頓則是帶著雄心和不安全感。

在到達指定位置之後、發出最後命令之前，漢密爾頓要求先暫停一會兒。他從胸前的口袋中掏出了眼鏡，調了調后戴上。然後，他逆著炫目的陽光，眯起眼睛，舉起手槍，對著幾個假想目標做瞄準動作。最後，他說自己已經準備好了。整個過程中，伯爾都耐心、冷靜地等待著。沒有證據表明，伯爾知道漢密爾頓放棄第一次射擊或故意射偏的意圖，而且，漢密爾頓在這個最後時刻的舉動，顯然似乎並非出於善意。若他不想擊中伯爾，為什麼要戴眼鏡呢？這一直是一個難解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