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長遠和短期視角的結合，構成了獨立戰爭時代的核心悖論，而這個悖論顯然也是那一代人所面臨的兩難境地。簡言之，這個剛剛獨立的美洲共和國的長遠前景是充滿希望的，而且這種前景幾乎是無限的。但是，其短期前景卻是極端困窘、黯淡的，因為給這個國家的未來帶來勃勃生機的地理範圍和規模，恰恰超越了獨立戰爭所認可的共和機構的管理能力。除了詹姆斯·麥迪遜之外，最關注這個問題的約翰·亞當斯時不時地就想舉手投降，宣布這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古代的立法者……都是為單個城市立法，」亞當斯這樣說道，「誰能夠為二三十個州立法呢？更何況每個州都大過希臘或羅馬。」由於取得長遠輝煌的唯一路徑就是要突破這個短期瓶頸，因此最合理的可能性是，這個新成立的美洲共和國分解為由一群州或地區主權構成的鬆散結構，共和國將像此前的所有共和政體一樣，在充滿希望的土地上早早消亡。

若允許我不太嚴謹地定義一個年代的話，那麼接下來的十年就是美國歷史上最關鍵、最具影響力的年代。其他年代，包括1855～1865年和1940年代，確實是這個稱謂最強有力的競爭者，但美國歷史的第一個年代，憑藉自身的開創性，總是能在此種競爭中獲得一定的優勢地位。它為後來者開創了先例，明確了憲法故意含混設計的理論架構，從而既為此後的全部歷史提供了諸多選擇，又關上了諸多選擇。例如，美國內戰就是共和國最脆弱的年代中，人們故意避開並拖延奴隸制問題的一個直接後果。同樣，若美國沒有在早期就建立穩定的國家制度，從而得以鞏固並擴張其在美洲大陸的統治，那麼它要在1940年代成為世界性支配力量，是不可能的。（當然，從美洲原住民的角度看，這種擴張就是征服。）大張旗鼓地宣揚這個國家形成階段中的著名人物，並將他們神化為「開國之父」，這是一種顯而易見且無法抵制的強烈欲求。這種欲求既有歷史根基，也有心理基礎，因為從最現實的角度來說，我們至今仍然生活在這些人的遺產之下。同樣，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們渴望將他們妖魔化，因為對他們豐功偉績的任何討論，都隱含了美國在國內外推行帝國主義的鮮明特徵。

編年史，正如諺語所說，是心靈脆弱者的最後避難所，是歷史學家的唯一招數。我的敘述儘管故意編排得像一個個插曲——它們不是對全部事件的完整記錄，但依然遵循了編年史路徑。其中只有第一則故事，即阿倫·伯爾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之間的決鬥，不是按照年代順序敘述。它不僅是一個令人著迷的故事，還引入了在之後所有故事中回蕩的主題，可謂例外恰恰證明了規則的存在。這是獨立戰爭年代因政見不一而最終導致暴力和死亡的唯一事例。對於伯爾，若我說得沒錯，是共和國早期精英階層中唯一一位與整體格格不入的人物。他是一位豐富多彩、迷人的人物，這沒有錯，但是他的品性不夠格。

關於后一點，有必要回顧一下學術界對美國複雜起源的研究成果。就我們現在知道的獨立戰爭以前英美之間的聯繫（也就是在這種聯繫被切斷以前）而言，最初將殖民地人民稱作「美國人」的是英國作家。他們在負面意義上使用這個詞語，意指一種邊緣人群，他們不配與生長在大英帝國本土的純種英國人享有同等地位。這個詞語在說者和聽者看來，都是對某種下等或從屬民族的辱罵。殖民地人民為自己的獨立所找到的正當理由，全部來源於他們對這種稱謂的拒斥：他們認為自己享有英國公民的所有權利。而且，這些權利的終極淵源，並不是美國本土，而是一個據稱是由全人類共享的自然權利所組成的超驗王國。至少從語言層面，我們需要站在18世紀的語境上，而不是將這些詞語在隨後一個世紀中逐步獲得的神聖意味強加給它們。「美國人」一詞就像「民主人士」一樣，起初都是侮辱性詞語。前者指代一個下等而粗俗的民族，後者指代任何試圖迎合粗俗而無知的大眾幻想的人。總而言之，讓美國成為一個國家還是一項非常不穩定、前途未卜的事業，至多也只能算是一項尚在進行中的事業而已。

其二，他們相互之間都很熟悉，這意味著他們一同進餐，在無數會議中並肩而坐，就私人和公共問題通信。當時的政治，哪怕是在早期共和國的最高層，都是面對面進行的。政治上的競爭對手們都不得不處理這種頻繁的人際交往所帶來的親密情感和關係。這裏，亞當斯和傑斐遜之間的對立與友誼是最合適的例證。在其他幾個關鍵時刻，重要的妥協之所以得以達成，就是因為他們之間的信任。儘管美國早已成長為一個法治國家，但在早期階段，它還是一片人治之土。

那麼，他們最後是如何成功的呢？為什麼阿爾弗雷德·諾思·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觀點很可能是正確的？懷特海認為，新興帝國的領導層，就事後看來，達到了人們合理期望的程度，歷史上只出現過兩次這樣的情況。第一次是愷撒·奧古斯都統治下的羅馬帝國，第二次就是18世紀末的美利堅合眾國。為什麼人們對美國獨立戰爭的描繪不是大規模屠殺的恐怖場景，而是一群衣著體面、姿態優雅的人物形象呢？https://read.99csw.com

關於獨立戰爭年代和共和國早期的歷史爭論不過是重複了當時的意識形態爭論，歷史學家們一直以來都在一次次進行同樣的戰鬥，即最初發生在獨立戰爭那一代人之間的戰鬥。這真是讓人汗顏，甚至讓人氣餒。儘管許多歷史學家在之後的年代中都採取了一種妥協或折中的立場，但他們的基本選擇還是一樣的，歷史學家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與當時的人們做著相同的事情：要麼宣稱自己是傑斐遜主義者，要麼宣稱自己是漢密爾頓主義者；要麼宣稱自己是個人主義者，要麼宣稱自己是虔誠的國家主義者；要麼宣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要麼宣稱自己是保守主義者。然後，他們著書立說偏袒其中一個陣營而貶低另一個陣營，或者從一個陣營的角度來醜化另一個陣營。儘管我們可以預先宣稱，潛在價值不受時空局限和最重要的問題往往都是經典的，以避免陷入知識上的尷尬境地，但是這個真相仍然令人難堪：我們一直都在循著黨派主義線路，徒勞無益地追逐著自己的尾巴。或許這是由於我們現在仍然生活在他們的遺產之下，還無法以一種真正的歷史視角來看待獨立戰爭那一代的風雲人物。

然而，與之對立的說法也同樣是真實的：制憲會議應當被稱作「費城奇迹」。這裏並不是說一群半神半人的英雄集聚在一起，得到了神啟，從而產成了習慣性的、准宗教意義上的奇迹。相反，之所以稱它為奇迹，更多是出於世俗原因：制憲會議制定了旨在解決政治難題的憲法。憲法既要創立一個強化的聯邦政府，讓它有足夠的權力來迫使各州服從全國性法律——實際上就是有權管理一個真正的大陸聯盟，同時又沒有違背1776年的共和主義原則。至少從邏輯上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共和主義原則的核心脈絡，即最初的「1776年精神」，是對任何形式的強制性政治權力的本能厭惡，是對政府因得不到監督和制衡而導致腐敗的異常恐懼。反對憲法的反聯邦主義者明確指出了這些，但是他們在策略上失敗了，又在辯論中落入下風，最終被批准憲法的九個州內的聯邦主義支持者擊敗。

這些公眾人物大部分是男士，而且全部是白人，根本無法代表當時的全體人民。同樣，這些人也算不上英格蘭或者歐洲的那種政治精英階層。不僅是本傑明·富蘭克林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這樣出身貧寒的著名人物，實際上，這些人若在英格蘭或者法國，都會黯然失色。是美國獨立戰爭帶來的壓力和危急局勢，將這些人的才智彙集在一起。當時既不存在什麼有頭銜的世襲貴族身份來阻礙他們的晉陞，也不存在什麼充分發展的民主文化使這些精英人物的勇氣顯得黯淡無光。他們是美國的第一批貴族，而且在許多方面是美國唯一的天然貴族階層。他們都算得上美國歷史上最具政治才能的一代，儘管近些年人們試圖將這個頭銜安在20世紀的政治家們頭上。他們創造了美國這個共和國，並且讓共和國安然無恙地度過了動蕩、脆弱的早期年代。用前文所做的區分來說，他們讓我們從短期的成功邁入了長遠的成功。

另一種解釋路徑的完整形態則首先出現在約翰·馬歇爾撰寫的五卷本《喬治·華盛頓生平》（The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中。這種解釋路徑認為，美國獨立戰爭是一次有著深刻但隱含的殖民地時代淵源的初步國民運動。因此，1787～1788年制定的憲法就成了獨立戰爭的自然成就，而聯邦黨人中的領袖人物，包括亞當斯、漢密爾頓以及更重要的華盛頓等，就成了獨立戰爭遺產的真正繼承人。（這裏傑斐遜就成了元兇。）依據這種觀點，獨立戰爭的核心原則是集體主義原則，而不是個人主義原則，因為真正的「1776年精神」是使個人利益、州利益和宗派利益服從讓美國成為一個國家的更宏大目標。美國的國家形態首先體現在大陸軍上，後來又體現在新成立的聯邦政府上。這種觀點既有保守的一面，又有典型社會主義的一面，因為它並不認為個體是政治等式中的主權因素，相反，它認為政府規制是一種促進國家發展的集中式導向工具。就其極端形態而言，它讓個人權利和自由屈從於國家的更高權威——國家是「我們」而不是「他們」，因此它既帶有公社意味，也帶有專制意味。

為這段歷史塗光抹彩和定調定性的著作已經很多了。若後文中的故事確實匯聚為某個更宏大意義的話，那麼把握這個意義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閱讀這些故事本身。那是1804年夏季一個炎熱的早晨。阿倫·伯爾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正各自划著船穿過哈德遜河，前往他們約好的地點——維霍肯（Weehawken）的平原。河水顯得格外寧靜，空氣中瀰漫著濃重的霧氣……

根據我們目前對美國獨立戰爭時期軍事歷史的了解，若英國指揮官在早期更有魄力地作戰，大陸軍可能早早地就被摧毀，美國獨立運動也就可能被扼殺在搖籃之中。那些《獨立宣言》的簽署人就會遭到追捕、審訊，然後以叛國罪處死，這樣美國歷史就可能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前進了。九_九_藏_書

儘管潘恩、傑斐遜和亞當斯等領袖做出了自信的、順應天意的宣言，但是這個在我們看來結局已定的年代，對他們而言，卻是茫然未知的。如古諺雲：人類創造歷史，獨立戰爭那一代的領袖人物意識到了他們正在創造著歷史，然而他們不可能知道他們正在創造怎樣的歷史。我們可以往回看並認定美國獨立戰爭是歷史的中間點，從這一點我們既可以回溯歷史，也可以展望歷史，但是他們卻只知道此前的歷史。費城醫生、《獨立宣言》簽署人之一本傑明·拉什晚年喜歡講的一則軼聞，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1776年7月4日，當時大陸會議已經修改完成《獨立宣言》並送交印刷，拉什無意間聽到了弗吉尼亞的本傑明·哈里森和馬薩諸塞的格里之間的對話。「到時候我的情況會比你有利多了，格里先生，」哈里森這樣說道，「若我們都因為我們現在從事的事業而被絞死的話。我身軀龐大，在幾分鐘之內就會咽氣。而你身軀輕盈，到時候你非得在空中晃蕩上一兩個鐘頭才會死去。」拉什回憶說，這句話「讓格里微微笑了一下，但馬上又恢復了修改《獨立宣言》時那種莊嚴肅穆的神色」。

實際上，不確定是當時人們的普遍心態。歷史學家們強調，聚集在費城的代表們為在憲法問題上取得一致而做出了幾個妥協：大州和小州利益之間的妥協；聯邦管轄權和州管轄權之間的妥協；對實行奴隸制區域的談判。這種妥協最具啟發意義的特徵是，就每個問題而言，雙方都有理由認為自己獲得了最好的交易結果。就國家主權這個極端重要的問題而言，與會者同樣進行了巧妙的模糊處理：國家主權既不在聯邦政府，亦不在各州政府，而是由「人民」享有。這所指為何，可以盡由人們自己猜測，因為在美國的國家形成階段，是不存在所謂的美國「人民」的。實際上，憲法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種框架，將分散的人口集合成一個更團結的、配得上「美國」這一稱謂的集體。

美國歷史上，除了美國獨立戰爭之外，再沒有哪個事件在當時看起來是如此不可能，但事後卻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了。就美國獨立戰爭的必然性而言，當時確實有人鼓動那些愛國者將美國獨立看作美國服從天定命運的第一步。例如，托馬斯·潘恩就宣稱，一個島國不可能統治一片大陸，這不過是個常識問題。而托馬斯·傑斐遜富有激|情地為整個獨立運動抒寫理由，強調有關原理是不證自明的。

這些對美國命運的早期預言因美國獨立戰爭實現了「一個真實的世界」（用傑斐遜的話來說）的政治理想而得以強化，並且已經封存在我們的集體記憶之中。整個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歐洲強權的前殖民地都紛紛贏得了獨立。它們獨立的過程如此一致，以至於其殖民地地位不過是往昔遺留下來的一點奇怪遺迹，不過是國家興起過程中的一個小小驛站而已。美國獨立戰爭那一代人大胆開創的共和政府實踐，在隨後的兩個世紀中遇到了頑固的抵抗，但這一實踐完全擊潰了19世紀的君主王朝，以及如傑斐遜預言的那樣，擊潰了之後20世紀的極權專制政體。當代某位政治哲學家宣稱「歷史的終結點」已經到來，這雖然聽起來有點極端，但至少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所有其他的政治組織形態，看起來都不過是在與美利堅合眾國於18世紀初次開創的自由制度和思想，做著徒勞無益的對抗。至少可以這樣說，建立在人民主權原則之上的某種代議制政府，以及由公民積極推動的某種市場經濟形態，已經成了全世界成功國家普遍接受的真理。這些遺產對我們來說是如此熟悉，我們習慣於將它們的成功視為理所當然，以至於不可避免地認為，成就這些遺產的年代，不過是預料之中的一環而已。

其一，獨立戰爭那一代人取得的成就是一項集體事業，這項事業的成功緣於他們個性和意識形態的多樣性。他們的交往和相處產生了一種動態平衡。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完美的或者一貫正確的，而是因為各自的不完美和瑕疵，以及古怪之處和過分行為，使他們相互之間產生了制約，就像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中所寫的，一個大共和國中可以存在多個政治派別。

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包含在後文講述的故事之中，這些故事將竭力再現共和國早期八位傑出的政治領袖眼中的緊迫和倉促，以及他們的所見所感。他們是阿比蓋爾和約翰·亞當斯、阿倫·伯爾、本傑明·富蘭克林、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托馬斯·傑斐遜、詹姆斯·麥迪遜和喬治·華盛頓。後面的每個章節都算得上展現一個受上帝垂愛的歷史時刻的獨立故事，我盡己所能將它們寫得生動有趣。總的來看，這些故事具有以下幾個共同主題。

從長遠視角看，獨立戰爭中少數幾位領袖人物所持有的一個核心見解是，北美大陸與其他大陸的地理隔離及其豐富的自然資源，為這個蹣跚學步的國家提供了巨大優勢，使其具有無限的發展潛力。1783年，當時對大英帝國的軍事勝利剛剛在《巴黎條約》中得到確認，喬治·華盛頓以最雄辯的詞語描繪了這個大陸的美好前景。「美國公民，」他這樣寫道，「正置身於最令人嫉妒的良好條件之下。他們作為這一整片物資豐富、生活便利的大陸的唯一所有人，現在已經被剛剛簽訂的和約承認，擁有絕對的自由和獨立。從現在開始，他們就是這個世界中最引人注目的舞台上的演員。上帝讓這個舞台成為展示人類偉大和幸福的特別存在。」如果初生的共和國能夠避免夭折，如果它能夠在足夠長的時間內作為一個團結的國家實體，將自己的各種自然優勢整合起來，那麼它就具有成為世界上一支主導力量的潛力。

讓美國獨立戰爭有別於之後大部分（若不是全部的話）名副其實的革命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在爭奪優勢的戰場上，在爭奪美國獨立戰爭「真義」到底為何的戰鬥中，沒有哪一方取得了完全勝利。這裏我不是指美國獨立戰爭沒有「吞食自己的孩子」，沒有出現斷頭台和行刑隊，儘管這確實是真實的。相反，我指的是，獨立戰爭那一代人找到了持續辯論或對話的方式，以這種方式包容了他們之間爭read•9９cｓｗ•cｏm吵的爆炸性能量，而且這種辯論或對話最終因政黨的創建而被制度化，變得安全了。美國後來的歷史都不過是在獨立戰爭那一代舊有緊張關係的各種新版本之間左右搖擺而已，這種搖擺只在美國內戰中才以暴力形式呈現出來。這種緊張關係最為人熟知的形態，即主導19世紀的形態是，憲法作為州主權與聯邦主權間衝突的結果出現。然而，這種意見衝突有著更深層的根源，涉及人們對政府本身的相互敵對的態度、對公民權的不同理解和對自由與平等這兩大目標的不同立場。

這樣，美國獨立戰爭就進入了第二階段，1787～1788年的制憲階段成了第二個「國家締造時刻」，第一個國家締造時刻是1776年。第一個時刻宣布了美國獨立，第二個時刻則宣布美國真正成為一個國家。這兩個時刻的不相容性體現在憲法學者們的分歧上。不論是現在的還是過去的憲法批評者，都認為憲法是對美國獨立戰爭核心原則的背叛，是法國「熱月政變」的美國版本。嚴格地說，就歷史角度而言，過去和現在的批評者都是正確的。然而，不論是現在的還是過去的憲法辯護者，都認為憲法是自由與權力的良好結合，是自由與國家統治的現實妥協。歷史長河已經證明憲法是正確的，儘管在當時，即使是鼓吹憲法的人也並不確定自己是否走上了正確的道路。

其他幾位著名的美國獨立人物談到獨立戰爭時的口氣，好像他們不過是根據某種神授劇本上演歷史劇的演員而已。約翰·亞當斯晚年時回憶，很早他就意識到某種神秘力量在起作用。「在我的記憶中，沒有什麼東西……」他在1807年這樣寫道，「比我通過觀察得出的這個結論更古老了：藝術、科學和帝國總是在向西前進。而且在平日交談中，從我還是個乳臭未乾的孩子起，我就總是強調，歷史將越過大西洋來到美利堅。」亞當斯甚至在獨立戰爭開始以前，就讓妻子阿比蓋爾仔細保管他的所有信件。後來在1776年6月，他購買了「文件夾」來保存所有的往來信函。正如他自己所言，這樣做的目的是記錄「已經發生的偉大事件以及正在發生的更為偉大的事件」。當然，我們總是傾向於記住那些被證明做出了正確預言的預言家，但在獨立戰爭時期，人們確實有一種廣泛的共識：他們處在「創造歷史的現場」。

從當時短期視角看，獨立戰爭那一代中的大部分先鋒成員都贊同一個核心觀點：那些用來證明美國獨立於大英帝國的合理性的理由，破壞了任何一個能夠管理如此分散的人口的全國政府的合法性；破壞了任何能夠制定統一法律，將十三個殖民地和三四個獨特的地理及經濟區域整合起來的全國政府的合法性。因為當時人們用來否定英國議會和君主對美國的權力的核心理由——這個理由是「輝格原則」的主要來源——是人們對任何遠程運作、無法接受公民直接監督的中央政治力量的過度懷疑。獨立戰爭中根據《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成立的全國政府，就完全體現了獨立戰爭時代的共和主義主流思潮。這種共和主義認為，不能允許任何有權力強迫或懲罰其公民的中央權威的存在，因為這樣的中央權威不過是獨立戰爭中人們努力要逃脫的君主和貴族政治原則的簡單複製而已。

其三，他們成功將那個最具威脅性、最有爭議的問題排除在政治議程之外。顯然，這個問題就是奴隸制。不論我們認為美國獨立戰爭的原則是什麼，它顯然都與這些原則水火不容。奴隸制問題在這個新生國家有著深刻的社會和經濟根源；消滅奴隸制，可能會打亂這個國家剛剛開始形成的脆弱融合。讓奴隸制自行消亡是否會導致這個國家的滅亡，這是一個開放性問題，也是書中一則故事的主旨。不論人們以事後之明和現代種族觀念為道德指導，對這個假設問題最終做出何種結論，獨立戰爭那一代人都認為，解決奴隸制問題的風險遠遠高於成功的可能性。因此，他們拒絕在國家或聯邦層面上討論這個問題，刻意將解決奴隸制問題推遲了。

因此，后見之明是一種很微妙的東西。一方面，我們若過於依賴它，就會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偶然性是無所不在的，而且獨立戰爭那一代人所面臨的選擇都是不確定的；另一方面，我們若沒有后見之明的幫助，若喪失從當前位置全景式觀察過去的能力，就會失去歷史學所能提供給我們的一個重大優勢——或許是唯一優勢，進而像深嵌於時代中的歷史事件參与者一樣，陷入毫無章法的事件旋渦之中。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種后見之明，它不會讓我們對獨立戰爭那一代人的精神狀態武斷地做出評價，同時也不假定我們所見證的是一個美洲強權的不可避免的誕生。我們需要這樣一種歷史視角，這種視角既讓我們關注當時微妙的可能性，又不至於讓我們忽略各種歷史事件的擴張性後果：局囿在彼時彼地的人們只能隱約地看到這種後果。

這並不意味著共和國早期的政治歷史可以這樣理解：一群舉止良好的半神半人進行著一場彬彬有禮的辯論。我們也不能稱他們是一個交響樂團，或者考慮到參与最高政治活動的人數是有限的，稱他們是一個室內合奏樂團：每位建國之父都彈奏著自己的樂器，而且各自的演奏都和諧融合成共同的曲譜。實際情況是，根本就不存在這樣的共同曲譜，不存在什麼指定的樂器，更不存在什麼融匯一體的和諧。1790年代的政治實際上是一場失諧演奏。以前的歷史學家曾將之稱為「激|情年代」（the Age of Passion），這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就那時出現的尖刻指控、意識形態衝突、個人對抗和大難臨頭的誇張言論而言，美國歷史上沒有哪個階段可以望其項背。獨立戰爭那一代最高層人物之間的政治對話，實際上是一場長達十年之久的相互謾罵。read.99csw.com

有兩種為人熟知的方法來講述那一輩人的故事。這兩種方法都是從獨立戰爭年代的政治派別和意識形態陣營展開敘述，均出現於獨立戰爭年代早期，而且相關作品寫成之時，獨立戰爭中的一些著名人物依然健在。莫西·奧蒂斯·沃倫的《美國革命史》（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805年）提出了一種「純粹的共和主義」歷史觀，這也是當時共和黨所推崇的，後來又被稱作「傑斐遜式歷史觀」。這種歷史觀將美國獨立戰爭描述為一種自由主義運動，稱其不僅與英格蘭統治完全決裂，而且與歐洲腐朽的君主和貴族政體徹底分道揚鑣。因此，聯邦黨人在1790年代獲取權力，就成了腐朽朝臣和財閥們篡奪獨立戰爭果實的反動行動，而漢密爾頓就是這次反動行動的元兇。這次敵對行動最終被挫敗了，獨立戰爭的真正精神終於在1800年選舉中藉助共和黨人的獲勝而重振。這種歷史解釋路徑認為，獨立戰爭的核心原則是個人自由。這個原則具有激進的、自由主義的意味，因為它認為任何讓個人自由服從政府規制的行為都是危險的。這項原則的極端形態就是無政府主義原則，它對任何明確的政治權力集中化的表達，都可能進行偏執狂般的抵制。

但關鍵的一點是，這場爭論並沒有得到解決，而是深深植入了美國的身份構造之中。如果這意味著美國是建立在矛盾之上的話，那麼，確實如此。除了歷史上那場流血衝突之外，我們已經成功地與這一矛盾和平共處了兩百多年。林肯曾經說，美國建立在傑斐遜於1776年寫下的一個命題之上。而實際上，我們是建立在關於這個命題到底所指為何的爭論之上。

儘管我已經不再是什麼初露頭角的歷史學家，我還是希望自己近些年的努力，包括本書此後的篇什，算得上對這種歷史學術陳規的一種禮貌反駁。這種學術陳規建立在一套早已過時的假設之上，正因如此，它們在當代看上去似乎還有些許新意。在我看來，獨立戰爭年代和共和國早期階段的主要事件和成就都是政治性的。這些事件和成就之所以具有顯著的歷史意義，是因為它們塑造了美國後來的歷史，包括我們自己的當代史。這部歷史劇中的主要演員並不是那些邊緣或者外圍的平凡人物（他們的生活在當時是很普通的），而是那些處於全國政治中心、手握權力的政治領袖。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形態和特徵是由少數政治領袖決定的，他們相互熟識、相互合作又相互衝突，這種合作與衝突在個人性格和理念層面上，塑造了憲法中的制衡原則。

就當時歷史資產負債表的負債一欄來說，最主要的內容有四項：其一，以前從來沒有人在如此廣袤的美國建立過共和政府，而且大部分受人尊敬的權威人士都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其二，體現在《獨立宣言》中的革命智慧遺產是，所有集中的政治權力都是令人厭惡的，甚至將政府權威描述為一種異己力量：所有負責任的公民都應當唾棄之，而且若可能就應當竭力推翻之。其三，除了各州在獨立戰爭中都支持了大陸軍（大陸軍本身是鬆散的、不穩定的，不足以確保戰爭勝利）之外，構成這個新生國家的各州和各地區之間從來沒有作為一個國家的共同歷史，也沒有作為一個團結集體共同行動的經歷（例如，1776年在費城撰寫《獨立宣言》時，傑斐遜就給弗吉尼亞的朋友寫信說，在他置身於那個受到上帝垂愛的時刻，卻離「我的國家」有三百英里之遠，這讓他覺得非常不安）。其四，根據1790年大陸會議進行的第一次人口調查，共和國人口中有近70萬人是黑人奴隸，其中90%集中在切薩皮克及其以南地帶，而且人數仍然在迅速增長。可以說，這是從人口上對自1776年人們就不斷鼓吹的全部共和理論發起的挑戰。

1789年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當時新當選的聯邦政府成員彙集在紐約市，開始檢驗這樣一個命題，用亞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說中的話來說，就是「這樣構想並依此構想成立的國家是否可以存續久遠」。我們已經提到他們所擁有的一些「資產」和「負債」。就當時歷史資產負債表的資產一欄來說，全部內容如下：與歐洲隔著大洋、免受歐洲干預的一片資源豐富的大陸；近四百萬人口，其中大約一半是16歲及以下的年輕人，整個人口將在隨後的幾十年之中發生大規模增長；白人享有廣泛的財產權，且都是建立在可以自由買賣的可用土地之上；人們對植根于殖民地議會的權威和實踐的共和制度有著明確的遵從，這種共和制度在獨立戰爭勝利后就被奉為唯一的政治模式，而且在各州憲法中得以確認；人們在選舉喬治·華盛頓為首任行政首腦這一點上，幾乎達成了一致共識。沒錯，華盛頓不過是一個人而已，但毫無疑問，他是無價的資產。

但是，就潘恩所謂的常識或傑斐遜所謂的不證自明的意義而言，爭論雙方都可以合理地宣稱自己把握了歷史真相，觸及了獨立戰爭的真正脈搏。美國獨立戰爭就像任何革命一樣，不同的派別為了推翻統治階級這個共同事業而捐棄前嫌、通力合作，然而在獲勝之後發現，在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麼之上，他們有著根本不同且互不相容的政治觀念。在由一系列令人眩目的事件構成的1790年代政治史中，他們之間的意見分歧完全暴露出來，他們為美國設計的不同進程迎面相撞。在這場爭論中選定自己的立場，就好像是在美國獨立戰爭的歌詞和音樂之間做出選擇一樣。

如果說后見之明讓我們能夠更好地體ｈｔｔps://read.９9csw.com會共和國遺產的殷實和穩定的話，它同樣也蒙蔽了我們，使我們無法真正了解取得這一成就的極端不可能性。所有的重大成就都是史無前例的。儘管自美國獨立戰爭以來，發生了許多成功反抗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地起義，但沒有任何此類成功的先例。總體而言，英國的陸軍和海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這種力量註定使英國要在隨後的一個世紀中擊敗所有的競爭對手，成為當代歷史上第一個霸權國家。儘管共和政府——建立在人民主權基礎上的代議制政府——已經成了20世紀的政治標準，但美國獨立戰爭以前，除了瑞士的幾個州和古代希臘的城邦國家之外，沒有哪個共和政府長期存續，更沒有哪個共和政府在擁有十三個殖民地的廣袤土地上實踐過。（只有一個例外，但是這一例外證明了上述結論的正確性：短命的西塞羅羅馬共和國，屈服於尤利烏斯·愷撒的帝國統治之下。）而且，這十三個殖民地——從東部沿海延伸至阿勒格尼山脈，以及居住著充滿敵意的印第安部落的原始森林——以前也沒有長期而穩固的合作歷史。「美國獨立戰爭」這個詞傳達了一種當時完全不存在的所謂國家凝聚力的虛假信息：後來研究美國獨立戰爭、探明其美好結局的歷史學家所隱約看到的，也只不過是這種國家凝聚力的潛在形態而已。

因此，本書的主題就好像被某種電磁場圍繞著，對絕大部分當代美國人而言，這個主題猶如一層金色薄霧或者一個金色光環。然而，對美國的建國曆程和結果頗為不滿的批評家（他們為數不多但聲音洪亮）來說，這個主題彷彿是一朵污染性放射雲。近年來學術界的主要趨向是后一種，或者以完全忽略主流政治的方式迴避圍繞這段歷史的爭論。大部分好作品都是在全力再現獨立戰爭那一代中失落的聲音，比如馬莎·巴拉德在緬因邊境地區相夫教子並幫人接生，默默無聞地生活；溫徹·史密斯——之前是一名奴隸——一直牢記自己在非洲的經歷，並於1798年將這些經歷寫成回憶錄。這種趨向是如此強大，以至於任何初露頭角的歷史學家若宣稱自己要集中研究共和國的早期政治及其最重要的實踐者，都會被認為是不經意間承認了自己智識上的貧乏。

長遠來看，在大英帝國的保護之下，美國在19世紀將逐步發展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從而演化成一個獨立的美洲國家，這看起來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潘恩的觀點。但是，歷史並不是這樣演進的。一個獨立的美國是突然之間被創造出來的，不是緩慢形成的，美國脫胎于革命而不是演化：塑造這個新興國家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的決定性|事件，全都驚心動魄地發生在18世紀的最後25年。當時沒有人知道歷史最終會如何。事後看來不過是順應上帝意志、註定要發生的美國獨立戰爭，實際上只是一個即興事件而已：純粹的偶然和運氣（有好有壞），以及那一代人在特定的軍事和政治危機下做出的具體決定，決定了歷史的最終結果。新世紀或者更確切地說新千年的曙光到來之時，美利堅合眾國已經成了世界歷史上現存最古老的共和國了，它有著一整套經過時間檢驗的政治制度和傳統。所有這些制度和傳統的基本框架，都是在18世紀最後幾十年中，在靈感和權宜之計下，帶著陣痛突然冒出來的。

至少從純粹的法律和制度角度來看，這種糟糕的情況沒有發生的主要原因是，1787年幾個核心州的少數政治領袖密謀要制定並批准一份文件，這份文件的目的是將共和原則應用於全國範圍之內。隨後的兩個世紀中，制憲會議的批評者呼籲人們注意這次會議的幾個很不得體的特徵。首先，這次會議是違法的，因為原來明確授予它的任務是修改《邦聯條例》，而不是取而代之；其次，歷次會議都是在秘密情況下舉行的，55位與會代表是一群有產精英人物，很難代表全體人民；再次，南方代表利用這次會議贏得了多個保障，其中包括波托馬克河（Potomac）以南的奴隸制不會被取消；最後，批准制憲會議制定的聯邦憲法的機制並不是《邦聯條例》所要求的全體一致同意。所有這些指責都是有理有據的。

其四，在約翰·特朗布爾、吉爾伯特·斯圖爾特和查爾斯·威爾遜·皮爾完成的肖像畫中，那些注視著我們的人，是如此莊嚴、高貴；那些穿越歷史長河到達我們耳際的聲音，是如此抑揚頓挫、具有英雄氣概。這可能是因為他們知道，我們會來瞻仰他們，聆聽教誨。獨立戰爭那一代人中的所有先鋒人物，都敏銳地覺察到他們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儘管他們當時正在創造著能讓他們流芳百世的歷史。他們開始為後代做出姿態，給我們寫信，就好像他們之間相互通信一樣，尤其在各自職業生涯的後期。若他們有時候看起來像大理石雕像，這正是他們所期望的樣子。（約翰·亞當斯是我最喜歡的人物之一，因為他生來就沒有能力一直保持那種尊貴的姿態。他那醍醐灌頂但有些無禮的坦率，為我們提供了最明亮的窗口，使我們可以更深刻地窺探這些人深藏的野心和騷動不安的空虛。）若他們有時候看起來像歷史劇中的演員，這正是他們經常自認的形象。實際上，我們是他們取得成就的同謀，因為我們正是觀看他們表演的觀眾。知道我們一定會來觀看表演，這促使他們展現自己行為最好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