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與此同時，在1775年最後幾個月里，北美獨立戰爭的軍事陣線和政治陣線並沒有結成一致的同盟。北美對於大英帝國的淫|威的反抗實際上有兩種表現形式；對於英國議會對北美統治權的認定，北美人民的回應也由兩個中心所代表。由華盛頓統領的大陸軍已將北美的獨立視為必然結果，認為它只是對既成事實的合法化。而大陸會議則認為北美獨立是萬不得已的最後選項，由來自賓夕法尼亞的約翰·迪金森領導的溫和派們仍然認為，獨立是一種自殺行為，需要不惜一切代價來避免。

在過去的兩年之中，許多費城的勞工階層居民都積極地參与了各種掌控市政府的革命性組織和委員會。並非偶然的是，托馬斯·潘恩的到來給予了這一群體一種激昂雄辯的新聲音，這種聲音就針對投票所設的財產要求的明顯不公正性提出了自己響亮的口號。對於他們而言，公民身份不是只有那些富有的人才能享有的特權，而是每個成年男性都應享有的權利，是賦予他本人而不是賦予他的財產的。

在英國這一方，關於改變路線的爭論來自議會中最傑出的兩名成員。在上議院中，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William Pitt，Earl of Chatham）這位公認的為英國在法印戰爭（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中贏得勝利的人物，當仁不讓地成為意見領袖，並挺身譴責將衝突軍事化的決定。他建議英國軍隊從波士頓全面撤離，認為這些軍隊只是火藥桶，將會引發導致戰爭的煽動性|事件。英國政府應該通過談判謀求政治解決，以確保「他們的財產的神聖性不受侵犯，並且仍然處於他們的支配之下」。皮特認為，北美殖民地十分珍貴，萬萬不能失去，英國政府應該聽取忠告，給予北美殖民地人們所要求的一切。

要建立一個共和制國會有許多種可能的模式可供選擇，亞當斯很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點，而他在《關於政府的思考》一文中提出的模式也不應該被奉為金科玉律。不同的殖民地有各自不同的歷史和不同的傳統。每個殖民地應該從《關於政府的思考》中汲取最適合自己的政治經驗的思想，在一切可能的情況下對舊的制度進行共和制改造，以使人們感受到的變化最小化，並最大限度地保證延續性。

只要這場帝國危機停留在法制衝突的階段，迪金森的妥協思想就會提供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這的確也明顯是伯克和皮特等英國政治家樂意擁護的方案。但是1775年4月的戰事一打響，從法制衝突到軍事衝突的轉變就永遠改變了雙方的政治走向（邦克山戰役之後更是如此）。大西洋兩岸的溫和派被清掃出了這場爭鬥，而最顯而易見的妥協就是戰爭的傷亡。

殖民地人民反駁了這種法律上的解釋，他們用那條半神聖的輝格黨原則來審視自身的情況，該原則認為，在沒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況下，不得對任何英國公民徵稅或是要求他們服從法律。由於北美殖民地人民並未在議會取得代表席位，因此議會通過的法令對他們沒有效力，他們只需要遵守他們自己的殖民地議會通過的法律即可。

在1774年，英國政府認為這種僵局已經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同時為了回應在波士頓港發生的被稱為「茶黨事件」（the Tea Party）的惡意破壞行動，英國政府決定在馬薩諸塞實行軍事戒嚴。回想起來，這可是一項至關重要的決斷，因為它將憲制爭端轉變成了一場軍事衝突。這場衝突正好緩和了關於大英帝國的兩種對立觀點，即這個帝國的形成或是基於脅迫，或是基於共識。

在接下來的數年內，亞當斯一直傾向於認為，5月15日通過的決議是真正的獨立宣言，而傑斐遜六周以後那篇廣為人知的宣言只不過是事後儀式性的補充。實際上，閃電在5月就已經降臨大地，7月里那一紙公文不過是收尾的雷聲。這場關於作者身份的爭論，這場關於誰在推動殖民地「破釜沉舟」上有貢獻的爭論，曲解了1776年暮春時分業已存在的政治形勢的複雜語境。亞當斯的觀點肯定是對的，他認為，5月15日通過的決議是走向獨立的重要一步，而在投票之前大陸會議中就此進行的激烈辯論則表明，代表們很清楚，一旦通過這項決議，就不會再有回頭路了。而來自紐約和賓夕法尼亞的代表投出的否決票也表明，獨立事宜在大陸會議內部仍然是富有爭議的。

亞當斯已經被阿比蓋爾以女性之名發出的連珠炮似的質詢弄得暈頭轉向，他只能提醒沙利文，他提出的將選民範圍擴大的方案將產生災難性的後果。「這樣下去將永無止境，」亞當斯警告道，「每個一無所有的人都將要求和其他人一樣，在所有國家議案中都發出自己的聲音。」沙利文只能回答說，是的，我們正在創造的是一個陌生的新國家，但是它是自然而然並不可避免地來源於北美人民所宣稱代表的那些共和原則。

皮特和伯克是最能言善辯、最受尊敬的兩位議會成員。在1775年初，他們的言論一起給予了英國內閣警告，他們認為內閣正在走向一場不明智、不必要並且也可能難以取勝的戰爭。

儘管大家都知道亞當斯是一位脾氣火爆的激進派，但是現在他才顯露出他作為最罕見的野獸、保守的革命派的真正本色。他一心一意地致力於北美從大英帝國的分離，但同時他也認為，要想取得勝利，就必須在北美人民中就革命達成公開的共識。在這種共識變得令人信服地清楚以前，大眾的觀念就需要達到「瓜熟待蒂落」的狀態。更重要的是，從英國殖民地到美國各州的轉變也必須自然而然地發生，不能留下創傷。「我認為這是整個這項事業中最困難也是最危險的部分，」他警告道，「即要想出某種辦法，以讓人難以察覺的方式，讓各殖民地擺脫舊政府的統治並轉而對新政府報以和平的、令人滿意的順服。」他想要精心策劃一場革命——如果你願意這麼形容的話——並且由他自己親自來引爆。他對歷史的真誠的解讀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因為歷史證明，其他任何打算這麼做的人中沒有誰曾取得過成功。

這並非不切實際的想象（實際上，迪金森所預見的一切後來都發生了）。於是，出於種種理由，人們需要尋找一條除了獨立以外的走出這種兩難境地的道路。所以，雖然迪金森堅定地支持著馬薩諸塞被圍困的人民，並且還為大陸軍募集錢財和人手，然而他最讚許的方案，還是組建一個和平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將前往倫敦，並通過協商達成某種明智的妥協。

為了實行亞當斯為新的國家體制提出的方案，以取代由英國國王的權威所批准實行的殖民地體制，大陸會議在5月12日一致通過了一項正式的決議。亞當斯將它形容為「北美大陸有史以來做出的最重要的決議」。三天之後，他又為它添加了一篇序言，這篇序言從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讓這項決議朝著獨立邁出了很大一步。

也許有人會反駁道，北美軍隊中那些在邦克山戰場死於刺刀下的受傷的孩子已經遠不是轉瞬即逝的輕率理由了。華盛頓自己曾經透露，他一了解到戰場那種慘烈的情形，就對會議里的溫和派們失去了耐性，這些溫和派——這成了他最喜歡的說法之一——「仍然在想著用『和談』這道大餐來餵飽自己」。儘管華盛頓向部下們聲明了軍隊接受的命令是來自大陸會議——人民對軍隊的控制是會議不容置疑的信念之一——他卻不相信，除了北美獨立，還能有其他更為次要的事業可以讓他送這些勇敢的年輕人去為之獻身。對於他而言，對於軍隊而言，這就是「這項事業」的含義。雖然華盛頓在費城的上司們在愛國的道路上已經落後於他，但是他直言不諱地預測道，他們遲早會趕上來。

在1776年整整一個春天裡，隨著亞當斯將獨立的想法變得「成熟起來」，他將自己的所有精力集中在獨立后的美國政府的體制規劃上。他腦中所預見到的一系列符合時宜的事件將會確保北美殖民地從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到穩定的北美共和國的過渡。「各殖民地首先將一致認定所有政府權力都歸屬於各自的機構」；然後，在他們遵循著共和制的路線對自身的政治體製做出調整以後，「他們應該相互聯合起來，然後再確定議會的權力」。只有在這些步驟的每一步都完成了以後，才能做出公開的獨立宣言。儘管後來的歷史事件將給予這個井然有序的計劃以狠狠的嘲笑，但是它卻準確地反映了亞當斯內心深處希望掌控這種由與英國當局斷絕關係引發的爆炸性力量的願望。在一躍而起之前，各個殖民地需要知道它們將降落在何處。read.99csw.com

奴隸制是對萌芽中的美國革命所宣稱代表的一切的最明顯否定。要忽略掉以下事實是非常困難的：北美人口的20%（也就是大約50萬人）是非洲裔美國人，這群人中的整整90%是奴隸，而這些奴隸大部分又都住在波多馬克河（the Potomac）以南。亞當斯數次收到請願者們主張將這項引人注目的議題提上大陸會議議事日程的請求，這些請願者宣稱，對這個議題的不重視將會暴露整個反抗英國暴君的事業的欺騙性和虛偽性。

但正是讓亞當斯深感驕傲的5月15日的決議，在本質上要求所有13個殖民地就獨立問題進行一次討論，而這樣的討論很容易受到關於未來獨立的北美共和國特點的不同意見的干擾。對於這種情況，亞當斯真的束手無策。因為到最後，冉冉升起的共和國只有一個辦法能夠解決這些棘手的問題，那就是將掌控的權力交給所有市鎮、鄉村和農場的人民。對亞當斯而言，這實屬不易，因為他對於普通人的超自然智慧沒有抱有過幻想。通過自上而下的君主制模式，英國政府決定依靠發揮壓倒性的軍事力量來打垮北美的叛亂，他們正緊鑼密鼓地準備著橫渡大西洋，給北美送上致命一擊。而大陸會議則通過自下而上的共和制模式決定，就北美獨立及其內容進行一場結果難以預料的全民公投。事情的進展的確變得更加混亂，但這也正符合殖民地人民宣稱自己所代表的那些原則。

儘管這樣一個委員會未能得以組建，但是迪金森的妥協思想的大體要旨已經相當清楚了。［他認為］英國內閣將會承認殖民地議會所有徵稅和立法行為的主權。而殖民地人們將自願地服從英國議會對殖民地貿易的管制，這種管制不是為了增加稅收，而是為了確保殖民地與大英帝國之間特別的商業關係。殖民地人民還需要公開表明他們對國王的忠誠，以及繼續接受國王庇佑的願望。這實際上等於回到了先前1763年時的狀態，那時英國內閣也曾試圖強制推行帝國錯誤的改革。

在這場帝國危機的最初幾年裡，迪金森也許是帝國內部最傑出的殖民地權利擁護者，這主要是因為一套名為《賓州農人信札》（Letters from a Pennsylvania Farmer）的小冊子。這些小冊子認為，英國議會不僅缺乏向殖民地人民徵稅的權力，並且也不能為了增加稅收而操控殖民地貿易。與亞當斯一樣，他通常被認為是北美一方最引人注目的法制思想家，因此1774年他當選大陸會議代表也只是預料之中的事情。

來自下議院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多次發表同樣的觀點，儘管他強調的重點顯露出輝格黨的價值觀。他認為北美殖民地人民擁護——甚至是強行地推行著——英國內閣政府所提倡的價值觀。在伯克看來，北美人民在這場爭論中扮演著更具優勢的那一方，如果接下來爆發戰爭，他們很可能會贏。政治智慧的精髓就在於，要避免這樣一場戰爭，以及它所引發的令人痛苦的後果。

這是亞當斯無法忽略的一份請願。他以幽默的語氣做出了回復，他表示，阿比蓋爾的提議只不過是她作為淘氣的玩笑提出的。「取消我們男性的體系是不明智的，」他開玩笑地說道，「因為這種體系將讓我們完全拜倒在你們的石榴裙下。」連珠炮似的質詢信件在布倫特里（Braintree）和費城之間來往穿梭。在這些信中，阿比蓋爾承認她的確是在開玩笑，但是她也極其嚴肅地堅稱，她丈夫提出的關於反對英國議會專制權力的論點也深刻地暗示出在獨立的北美共和國中婦女的地位。「但是你必須記住，」她在最後一封質問信中總結道，「專制的政權就像大多數困難的事一樣……雖然有你們所有明智的法律和準則，我們將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僅要解放我們自己，還要使我們的主人們臣服，並且不使用暴力就將你們與生俱來的和法律賦予的權威扔在你們腳下。」

亞當斯承認他讓自己在很多同事眼中變得面目可憎，這些人將他視為一堆獨自燃燒的虛榮之火。這從未讓亞當斯感到困擾過，他帶著「舉世皆濁我獨清」的神情宣稱，他的不受歡迎正好提供了不言自明的證據來證明他所堅持的立場是有節操的，因為很明顯他並沒有在迎合大眾的意見。因此，他的孤立也展現了他的正直。最令他的對手們沮喪的是，後來的歷史事件一件件地都按照他的預言發生了——這也是為什麼他會如此看重喬治三世，將他視為不可或缺的同盟——這也更加印證了他所宣稱的「知道歷史將走向何方」。

他也特彆強烈地反對托馬斯·潘恩在《常識》中提出的能夠以最純粹的方式代表「人民」意願的龐大單院制議會的方案。對於亞當斯而言，「人民」是一種非常複雜的、有著多種聲音和多副面孔的東西，它需要被分散放入不同的機構之中。他認為，潘恩相信一個和諧而同質的大眾集體的存在，這不過與有的人相信能有一位英明神武的君主存在一樣，都是一種妄想。亞當斯的公式中蘊含著兩個互有重合的原則的早期雛形——制約平衡原則與三權分立原則——這兩個原則將成為11年後的邦聯憲法的核心特徵。

那種害怕是有事實根據的，它深深地植根于那場亞當斯及其愛國同人們與英國議會爭論了十多年的憲制爭端所固有的邏輯之中。在這場爭端的核心問題上，殖民地一方的論點堅持認為，除非是得到被統治者的認可，否則所有的政治權力都是專制的、非法的。一旦這種認可被任何名副其實的共和國確立為自己不容置疑的本質，它散發的光芒就會傳遍四方，照亮北美社會的許多陰暗角落。這些角落裡的群體能有足夠的理由宣稱，他們的權利在沒有得到他們同意的情況下被否定了。

在1776年4月，亞當斯收到過一封新罕布希爾傑出愛國人士詹姆斯·沙利文（James Sullivan）寄來的信，他在思想上與亞當斯相近。沙利文宣稱自己對亞當斯得出的結論感到吃驚，但是北美與英國帝國主義針鋒相對的論點的邏輯，讓他達到了一種在數年之前他還會感覺陌生的境界：「法律和政府建立在人民認可的基礎之上。……如果一個人在社會中只是一個完全被放逐的角色，那麼為什麼他應該認可這個社會？除了那些封建時代所謂的律師，沒有人能回答。」https://read.99csw.com

最後浮出水面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39歲英國男子，當時他僅僅從兩年前才開始在費城居住。潘恩的出身背景並無任何優勢使他有可能躋身偉大人物之列。在劉易斯（Lewes）和倫敦時，他作為店主、丈夫以及緊身內衣生產商都很失敗，作為倫敦貧困工人階級一員的經歷讓他心裏對英國社會的不公正有著深刻的認識。至於他光彩奪目的文體風格，則是像美女的美一樣，是與生俱來的上帝的恩賜。由於沒有人聽說過潘恩，加上約翰·亞當斯是最引人注目、最坦誠的北美獨立倡導者，一開始亞當斯被當成了《常識》一書的作者。「這部作品讓我就像個無知嬰孩般難以望其項背，」亞當斯回應道，「我無法達到他的文體的簡潔有力，也不具有他的簡練優雅或是具有穿透力的情感。」

亞當斯認為，在這種新的形勢中，迪金森堅持和解的思想是錯誤的，更是讓人氣憤的。「這位有著非凡運氣與遊說才能的人的名聲是如此如雷貫耳，他讓我們的全部事業蒙上了一層愚蠢的色彩。」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件中如此嘲諷道。當後來英軍截獲了這封信並設法將它出版的時候，亞當斯備感尷尬，儘管他仍然堅持對朋友宣稱，所引起的爭議只會暴露迪金森那些不斷幻滅的願望的無濟於事。因為迪金森溫和的解決方案完全是指望著會有一位能夠接受和解的國王，而1775年末和1776年初的一系列事件最終表明，喬治三世（George Ⅲ）沒有任何興趣去扮演這樣一位國王的角色。

《常識》也有一些地方讓亞當斯覺得有問題，主要是潘恩給出的一個方案，即在殖民地脫離英國統治之後建立作為合適政府形式的龐大單院制議會（a large single-house legislature）。潘恩抨擊亞當斯「更擅長於破壞而非建設」。但是由於殖民地仍然處於對它們與喬治三世及大英帝國之間關係的「破壞」階段，《常識》對於「這項事業」有著十分顯而易見的重要貢獻。在一定程度上，由於這本書的影響，到1776年春天的時候，支持宣告北美獨立的人在大陸會議中從少數發展為多數。中部殖民地的政治意見仍然不甚明了，尤其是紐約和賓夕法尼亞的那些親英派和溫和派家族。

對於政治和解這一願景最後的一擊——鑒於倫敦方面傳來的消息，這幾乎算是致命一擊了——以一本長達50頁的小冊子的形式出現了，這本由某位匿名作者所寫的、名為《常識》（Common Sense）的小冊子出現於1776年1月。《常識》一書的文體和內容都很切合它的題目，因為它是用人們習慣的日常語言寫成，既通俗易懂又令人振奮，它直接使用了小酒館和咖啡店裡的普通美國百姓交談中的用語，在這些場合中，複雜的憲制爭端被「一座島嶼不能統治一片大陸」這種更為直白的斷言所替代。《常識》也是對君主制本身的正面攻擊，它調侃了「國王直接與上帝說話」這種荒謬的說法，將王室群體形容為一群強盜，並且它還將「喬治三世對他的北美臣民會有哪怕那麼一點點的關懷」視為天真的幻想，或者說將之視為所有有責任感的公民都應該從中清醒過來的一場迷夢。《常識》出版的時機非常到位，因為它提供了一封指向英國王室，特別是喬治三世的總起訴書，而此時喬治三世計劃發動大規模入侵的消息正開始在美國報刊中流傳開來。這本小冊子因其文體、內容和出版時機而造成轟動效應，短短三個月內就售出了15萬冊。

令人覺得諷刺的是，到了1776年春天，當事態按照他的預測接二連三地湧來的時候（即喬治三世拒絕了政治和解並傾向於採取戰爭手段，以及《常識》一書造成的轟動效應），亞當斯的言行卻開始變得更加謹慎。儘管他曾聲色俱厲地抨擊過主流意見，並且譏諷溫和派代表們令人絕望的幼稚，但是他卻擔心北美獨立運動不斷加速的步伐已經大大超過了人們的理解能力。潘恩的小冊子的確曾為「這項事業」推波助瀾，但是它絲毫不清楚北美人民（尤其是中部殖民地的人民）是否已經準備好與國王決裂。（亞當斯）這團先前的熊熊烈焰現在卻成了革命力量的謹慎管理者，他所致力於的不是加速這一政治進程，而是讓它放緩速度。北美殖民地正「以緩慢而堅實的步伐走向那場偉大的革命」——在關鍵的這一點上，他還是相當自信的——但是「揠苗助長的催促行為將會帶來不滿情緒，也許還會帶來動亂」。

到1776年春天為止，英國軍隊與北美殖民地軍隊慘烈地相互廝殺已整整一年。萊剋星頓（Lexington）和康科德（Concord）的戰事只是一些小規模的衝突，而邦克山戰場卻成了一片血海，其中英軍傷亡尤其慘重，他們損失的一千多名將士幾乎佔去了進攻兵力的半數。北美軍隊的陣亡者總計有數百人，不過這一數字還應該更多，因為這一數字不包括那些被遺棄在戰場上的傷兵，他們死於英軍清場行刑隊的刺刀之下，這些英軍士兵由於眾多戰友的離去而怒火滿腔。在倫敦，人們曾聽一位退休軍官說，要是北美軍隊再有幾次這樣的勝利，英軍就要盡數覆滅了。

亞當斯立即意識到，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事情發生了。兩天以後，也就是5月17日，他寫信給阿比蓋爾，信中洋溢著自豪感，因為他剛剛為自己在歷史的記錄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資格來對這個問題做出回答的人是約翰·亞當斯，他已經成為大陸會議中激進派的領袖人物。而他本人看起來與這個角色並不相符。在1776年，當時的他已有41歲，他的牙齒已經開始脫落，頭上殘存的頭髮也正在一點點褪去。他身高5.6英尺（約170厘米），比他那個時代的大多數成年男子都要矮小，他的政敵們將他的矮小身軀比作一枚炮彈，最終給他貼上了「胖墩閣下」（His Rotundity）這樣的標籤。在他還是一位剛從哈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的時候，他就開始記日記，在日記里他多次提到感覺有頭「憤怒的公牛」在自己的靈魂里橫衝直撞。這些內心的涌動暗潮會周期性地以戲劇化的情緒起伏的形式出現。在1764年他與阿比蓋爾·斯密斯結婚後，這種情況有所消退，但是從未完全消失，這也給他的朋友和敵人都留下了「他偶爾會失去控制」的印象。他將「平衡」（balance）奉為自己政治哲學的理想模式也絕非偶然，因為他將自己內心感受到的鬥爭激烈的情感投射到了這個世界之上，並且將政府當作一種平衡機制，這種機制可以防止派系衝突和憤怒失去控制。九*九*藏*書

就在阿比蓋爾以婦女權利之名發起質詢兩周之前，《賓夕法尼亞晚間郵報》（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上出現了一篇評論。在這篇評論中，又一個被剝奪了公民權利的群體，也就是屬於勞工階層的工匠和技術工人，形容他們自己是「穿著皮革圍裙的男人」，並對長久以來針對投票所設的財產要求提出了抗議：「不是說每100個北美殖民地居民里就有99個是技術工人和農民嗎？如果這些人因為他們財產的原因而不能參与他們的統治者或是政府的決策，那麼這不是正好承認了英國議會的司法制度嗎？」

到18世紀70年代早期，這場爭端在邏輯上和法理上都已經陷入僵局，兩種關於大英帝國的對立觀點被迫持續共存：具有濃重大英帝國色彩一方的觀點認為，北美的統治權在英國議會手中；而支持北美的另一方的觀點則認為，當地人民的同意才是最根本的重點，統治權在各個地區自己手中，所謂共同的北美殖民地聯盟只是對於英國國王而言。英國模式的構建受到了過去的歐洲帝國（主要是羅馬帝國）的啟發。北美模式沒有任何過去的先例，但它卻預示了一個世紀以後的英邦聯（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亞當斯於1774年進入大陸會議，在那時他已經確信，在大英帝國的計劃中已經幾乎沒有留給談判或者和解的空間了。決定在馬薩諸塞實施軍事戒嚴的《強製法案》（the Coercive Act，1774）的通過，已經將他推上了走向獨立的道路，而一旦越過這個困難的障礙，他便再也沒有回過頭。「我已經破釜沉舟，」他回憶道，「無論是幸運還是不幸，無論是生是死，無論是成王還是敗寇，我都將與我的祖國同生共死，這是我不曾改變的目標。」

後來的歷史讓我們知道，在幾個月的時間里，下一個世紀將會實現的整個自由主義進程被放進了政治商談中。這實際上是即將到來的精彩事件的一次預演。但是對於亞當斯而言，在這個事態白熱化的時刻中最引人注意的事，同時也是目前北美的行動日程上最重要的事，就是從大英帝國獨立。如果這件事失敗了，所有其他的政治目標都將成為毫無意義的白日夢。

結果就是，北美的政治氣候，就像地域性的季節氣候一樣，在哈德遜河西南方總是要溫和一些。如果揮之不去的加爾文教派殘餘賦予了像約翰·亞當斯這樣的新英格蘭人一種鋒芒，那麼中部殖民地的傑出領導者們就更像是那些掠過激流表面的圓滑石頭。因此，只是從波士頓來到了費城，本傑明·富蘭克林就能夠自我塑造成為擁有和善平靜品性的典範人物，這絕對不是偶然。

亞當斯要追求「這項事業」還為時過早，因為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他還在尋求著「事業」。畢竟，這隻是一個年輕人，他還站在鏡子前練習著西塞羅（Cicero）反對喀提林（Catiline）的演說，還在不斷改善自己的肢體語言和面部表情以達到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效果。與大英帝國之間的法制危機提供了一個非常合適的機會，鞭策著他去追求超越自己的偉大事業，也召喚著他走出自己作為波士頓律師所擁有的那一方狹小世界，去迎接有著真正歷史意義的廣闊天地。他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不斷試演著「北美的西塞羅」這一角色將近十年。現在，在喬治三世的推動下，英國內閣一幫無能之輩已經將一個最終被命名為「美國革命」的劇本交到了他的手中。他也做好了擔任劇中主角的準備。

但是在那個時候——1775年初——來自大西洋兩岸的聲音呼籲謹慎行事，雙方都充分意識到如果開戰他們將得不償失，並且他們都竭盡全力要不惜一切避免戰爭。

除了這些戰事以外，還有英國海軍發動的幾次對新英格蘭沿岸城鎮的襲擊，以及由貝內迪克特·阿諾德（Benedict Arnold）領導的1000名美軍進行的一次不成功的遠征，這支部隊能夠于隆冬時節穿越緬因州的荒野開路行進，卻在試圖攻佔魁北克（Quebec）的英軍要塞時遭遇慘敗。儘管大多數軍事行動都只限於新英格蘭與魁北克境內，但是沒有人能夠有理由否認，爭取北美獨立的戰爭（當時還沒有被稱作美國革命）已經開始了。

形勢在當時就很明顯了，人們回過頭看也只會發現，它隨後也只是變得越來越明顯而已。英國政府內閣的策略顯然打算利用兩種立場之間的鴻溝，其方法是提議對大英帝國進行局部重組，給予北美殖民地一部分對自身內部事務的控制權，而作為回報，北美殖民地需要重新對國王宣誓忠誠。兩年以後，英國政府內閣也確實提出過這樣的方案，但到那時已經太晚了，有太多的人已經死去或將抱殘終生，有太多的婦女已經慘遭蹂躪，有太多人的生活已經被永遠地改變。除了北美徹底的獨立已別無他途。

許多年以後，當約翰·亞當斯被問及「對於推動大陸會議關於獨立的議程中誰的貢獻最大」時，許多提問者原本以為，亞當斯會先謙虛一番，然後將這份榮譽歸於自己。但是他卻饒有興緻地將這個獎項頒發給了喬治三世，這著實讓大家吃了一驚。毫無疑問，他所指的是1775年8月發布的皇家宣言，以及隨後國王在10月對上下議院的演講。

因此，隨著夏天的臨近，所有這些革命的構成因素，就像拼圖的碎片一樣，紛紛到了各自的位置。喬治·華盛頓剛剛將大陸軍從波士頓調遣到了紐約，人們預測英軍的特遣部隊將會在那裡發起進攻。一支將要橫渡大西洋的最大的艦隊，在海軍上將理查德·豪的指揮下，正在英國的數個港口集結；理查德是威廉·豪的哥哥，威廉本人正帶著七個兵團從哈利法克斯（Halifax）趕來，而阿比蓋爾·亞當斯在三個月前曾目睹這些兵團駛離波士頓港。所有殖民地的議會都舉行會議，修改他們的體制並發表他們對於獨立的意見。

從一開始，他在大陸會議中就疏遠了那些溫和派同事，他告訴他們，他們對英政策的核心——建立在某種與英國議會的權力共享或某種國王的仁慈關照的基礎上的和解——不過是一種幻想。「我曾曉之以理，也曾冷嘲熱諷，也曾拍案而起，痛批過這種致命的妄想，」他惋惜道，「但是曉之以理無法阻擋這股急流，冷嘲熱諷也難以緩和這場風暴。」在1774年和1775年的時候，溫和派在大陸會議中還是實際上的多數，對他們而言，獨立意味著與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開戰，這是不可想象的。而與他們相反的是，亞當斯回應道，無論結果如何，獨立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最終將會相信，這顆毒瘤生長得過於根深蒂固，」他預測道，「擴散太過廣泛，以至於沒有什麼能夠治愈它，除了切除之外別無他法。」正如他對阿比蓋爾所說：「我們等待著一位彌賽亞……但他永遠不會到來。」hｔｔps://rｅad.９９csｗ.coｍ

還有一個被剝奪了公民權利的更大群體，那就是整個女性群體，因為一旦結婚，她們就不能投票或是擁有財產。為女性權利請願的頭號人物不是別人，就是坦誠率真的阿比蓋爾·亞當斯。1776年3月31日，在一封信息冗雜、涉及許多不同話題——波士頓天花肆虐的影響啊，她計劃在自家園子里種植的作物啊——的信中，阿比蓋爾在最後「順帶一提」（by the way）的部分（後來這成了美國信件中最著名的「順帶一提」）中袒露了自己的心聲：

接下來，各個殖民地的首要任務就是調整各自的政府體制以適應共和制的原則。因為亞當斯被視為大陸會議中憲制思想家的領袖人物，他被三個殖民地——北卡羅來納、賓夕法尼亞和新澤西——的代表邀請去出謀劃策。為了這件事情，亞當斯在3月末到4月初的這段時間里起草了三份章程。他後來決定寫出第四份章程並將它出版，以使各殖民地都能分享他所提出的這些意見。這份章程在4月22日的《賓夕法尼亞郵報》（Pennsylvania Packet）上以「關於政府的思考」（Thoughts on Government）的題目刊出。

大陸會議中這種溫和心態的典型就是約翰·迪金森。無論在生理上還是在心理上，迪金森都是亞當斯的反面：高大、瘦削，膚色略顯蒼白，沉穩謹慎的舉止風度傳達出他對於自己在貴格派精英中的地位以及他在倫敦四法學院（the Inns of Court）所受法律教育的自信。早年所體驗過的英國社會的世界主義景象，讓他確信大英帝國是一個由共同利益與相互好感所聯繫起來的、橫跨大西洋兩岸的大家庭。亞當斯將英國議會向殖民地徵稅的企圖視為英國旨在奴役他們的有計劃的陰謀；與亞當斯不同，迪金森相信，這些強制性措施只是暫時的失常，只是一次家庭的內部爭吵，是航船之下終會平息的波濤。

但是如果你將鏡頭拉遠一些，將費城的大陸會議納入視野，那麼這幅爭取獨立的圖景就會變得模稜兩可，非常奇怪。因為儘管戰場上的廝殺在不斷升級，但是該會議的官方立場卻仍然是繼續保持對英國王室的忠誠。會議代表們雖然還不至於否認戰爭的爆發，但是他們卻擁護「喬治三世（George Ⅲ）並不知道這場戰爭」這種奇怪的說法。［他們認為］那些撤離波士頓的英國軍隊不是國王陛下的軍隊，而只是「內閣的部隊」，也就是說，英國政府內閣的人在採取行動時沒有讓國王知道。

亞當斯將自己視為有責任感的革命派，在當時的形式下，這就意味著，在正式宣布獨立之前，北美殖民地就需要建立起一套新的政治體制。阿比蓋爾已經預見到了這一問題，並提出了一系列尖銳的問題：「如果我們從大不列顛分離出來，我們將建立怎樣的法律體系？我們將怎樣組建政府以保留我們的自由權利？不受普通法管制的政府能夠變得自由嗎？誰來制定這些法律？誰能給予它們權力和活力？」因為除非是新的政治機構已經存在，否則北美將會面臨擺脫了大英帝國的暴君統治卻換來本土的無政府狀態的危險。

在隨後的九個月里，在一場被稱作「波士頓圍城」（the Boston Siege）的馬拉松式的會戰中，喬治·華盛頓將軍指揮的那支由兩萬民兵部隊組成的聯軍成功牽制了威廉·豪指揮的7000名英國守軍。對峙局面在1776年5月結束，華盛頓憑藉安放在多徹斯特高地（Dorchester Heights）的大炮，迫使豪撤離該城，並由此獲得軍事主動權。阿比蓋爾·亞當斯目睹了英軍從佩恩山（Penn's Hill）附近駛離北美的場面。「你可以看到有一百七十多艘船，」她記敘道，「它們看起來就像一片森林。」在那時，人員混雜的民兵已經被稱作大陸軍了，而華盛頓則早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戰爭英雄了。

話雖如此，5月15日通過的決議也有特別的地方，它在一個重要的方面與傑斐遜後來的宣言不同。因為它不僅僅是對於大英帝國權威的拒絕，而且是對於創立新政府以取代不合理的英國統治這一需要的肯定。在這個意義上，它也鼓勵著人們公開地宣布，一個獨立的北美共和國，或者說是共和制聯盟，應該是什麼樣的。亞當斯有理由滿懷信心地認為，原先的殖民地將會在獨立的召喚下聯合起來，並且遵照他所提議的路線起草新的憲法。然而除此之外，他也擔心自己已經揭開了潘多拉魔盒的蓋子，擔心那些最狂熱的獨立支持者將試圖落實一份真正具有革命性的行動日程。他只能屏息以待，但是他有理由害怕獨立戰爭會在事實上成為美國革命。

只有約翰·亞當斯沒有行動，儘管眼看費城信使傳來的消息猶如山雨欲來，他的思緒已經在內心翻湧不止。在5月14日，一位不大知名的弗吉尼亞州代表托馬斯·傑斐遜與他站在了同一陣線。傑斐遜在藍嶺山脈（Blue Ridge Mountains）山麓的山頂莊園照料完生病的妻子后再次走馬上任。儘管在那時傑斐遜並不知道——關於這一點，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但他卻是這副拼圖的最後一塊碎片。

顯而易見的是，喬治三世被關於那場事後被稱為「毀滅性的勝利」的邦克山戰役的報告所震驚，這使他確信，北美殖民地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經超過了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政治手段解決的臨界點。所以他宣布，殖民地人民正處於叛亂狀態，並且已經不在他的保護之下。隨後，他凍結了大英帝國內所有的北美殖民地資產，讓所有英國港口向北美船隻關閉，並敦促派出一支特遣部隊以給予剛剛興起的叛亂致命一擊。除了2萬名英國正規軍，他還下令招募了1萬名雇傭軍，這些雇傭軍有的來自俄國，有的來自德意志各諸侯公國，這些公國有著按照腓特烈大帝的嚴格傳統訓練出來的專業士兵。當關於這一新近出現的先發制人行為的消息傳到北美時，亞當斯忍不住以他那一貫的不屑語氣對此進行了一番評論。「通過從國外不斷傳回的情報，」他在給友人的信件中這樣寫道，「我們越來越能夠確信的是，一種邦聯組織將會形成，它將與那些頭戴冠冕的君主和那些反對人性的歐洲傻瓜們並立。」九九藏書

但是，亞當斯相信，否定英國議會的權力一定會不可避免地使北美走上脫離大英帝國的道路；而迪金森則堅信，一定存在某條中間道路，它既能保護殖民地權利，又能避免北美獨立，他認為北美獨立是一條極其危險的道路。英國肯定不會允許北美和平地脫離帝國，這意味著一場戰爭，而在這場戰爭中美國沒有希望獲勝：

這篇序言首先曆數了對國王的一系列不滿，著重強調他回絕了殖民地人們要求他就這些不滿做出改正的請願，然後提到了他決定集結「舉國之兵力，並求助於他國的雇傭兵，以準備摧毀這些殖民地善良的人民」（大陸會議有文件暗指國王是這場衝突中的同謀犯，這是第一次）。接下來序言中提到的是，所有的英國法律「以及國王之下的各種權威都應該完全被取消」，而聯合起來的殖民地人民應該用自己創設的政府去填補這個空白，「依靠殖民地人民的權力而運作的政府的目的是保護其內部的和平、美德和良好秩序；以及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不受他們的敵人的惡意侵害和殘酷剝奪」。

稍作回顧就能發現，當時的政治危機已經發展到了沒有退路的地步。十年以來（1765～1775），北美殖民地人民被捲入了一場與英國議會的憲制鬥爭中，從最初反對英國議會向他們徵稅的權力，一直到最終徹底反對英國議會為他們立法的權力。這種對立情緒在1775年春天的爆發，改變了這場憲制爭端的政治走勢，使得與國王的聯繫成為與大英帝國最後殘存的唯一聯繫。現在，喬治三世富於敵意和侵略性的舉動使這一殘存的聯繫變得岌岌可危，有效地斷送了「通過談判取得政治和解」這一想法的任何現實可能性。這樣看來，5月通過的決議與7月發表的著名宣言，都是對一場不可談判的政治危機在話語上做出的回應，這場危機早已經從倫敦和費城的外交談判桌轉到了戰場上，而這一戰場就在紐約。在4月的時候，華盛頓就將大陸軍調遣到了那個地方，因為根據預測——事實證明這一預測是準確的——英國的進攻將發生在那裡。軍事事件催生著相應的政治決定。

儘管亞當斯將《關於政府的思考》僅僅當作一份「匆匆寫就」的「粗談淺論」，但是它卻代表著他提出了一個英國式的「混合制憲法」（the English 「mixed」 Constitution）的共和製版本。各州政府應由三個部分組成，即按照英國模式而來的執法部門、兩院制的立法部門和司法部門。但是它不會設立通過世襲產生的君主，取而代之的是通過選舉產生的統治者，同時它也不會設立通過世襲產生的上議院，取而代之的是通過選舉產生的上議院或參議院——這明確聲明了，政治權利是從「人民」這一最初源頭自下往上流動，而不是從國王手中自上往下流動。

事情為何會發展到如此地步？作為一份全面的歷史記錄，需要花費大量的篇幅來回顧在當時已經持續十多年的憲制爭端（constitutional arguments），那場爭端要從1765年的印花稅法案（the Stamp Act）講起。而更為簡潔的政治歷史的解釋則會將這項憲制爭端的核心視為關於統治權問題的衝突。英國方面的基本論點由英國偉大法學家威廉·布萊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清楚而有力地提出，在他的《英格蘭法律評論》（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1765）中，他以最權威的口吻堅定地聲稱，在每一個國家都應該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不可抗拒的、絕對的、不受控制的權威，該權威擁有主權權利（jura summi imperii），或者說是統治權權利」。在大英帝國，這個至高無上的權威就是議會。一旦你接受了這個論點，按照其邏輯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議會擁有向北美殖民地徵稅以及為它制定法律的權力。

儘管亞當斯著迷於對獨立運動進展的掌控，但他現在卻擔心那些獨立的殖民地兼殖民州在起草新憲法時可能出現的這些爭論會因另一項影響更為深遠的政治議題而降到次要地位，而這項政治議題將會使各地在核心的獨立問題上難以達成一致。對於核心問題的首要威脅就是奴隸制，因為如果一旦它成為討論的話題，波多馬克河以南的每個殖民地都將重新思考獨立的事情。亞當斯相信，對於人們所期待的共和制北美國家類型的討論必須推遲到獨立戰爭勝利之後。在現在提及如此具有爭議性的話題，就好像是騎手們在離賽馬終點線還有幾碼的時候讓馬停下以加入關於獎金數額的爭論。

來自大西洋另一端的聲音同樣建議謹慎和妥協。在大陸會議內部，大多數溫和派代表來自中部的幾個殖民地，主要是賓夕法尼亞和紐約。至少因為兩個原因，這種情況造成了很大影響：首先，英國政策的憤怒矛頭明確指向的是馬薩諸塞，儘管費城和紐約的居民覺得有義務與他們在波士頓的兄弟們同仇敵愾，但是這種感情並沒有轉化為那種能夠引領他們渡過困難的深淵、走向北美獨立后的新世界的決心；其次，比起新英格蘭，中部殖民地的人口在種族構成上、政治上以及宗教信仰上都更為多樣化，更像是一鍋各類人口的大雜燴，其中德國人、蘇格蘭-愛爾蘭人、法國胡格諾派教徒與貴格派精英共生共存，這種現象激發出的社會效應使得「和平共存」的寬容原則受到普遍重視。

到新年伊始的時候，喬治三世的一意孤行已經斷送了大陸會議中溫和派的和解計劃。因為溫和派將他們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位明智而友善的君主身上，這樣一位君主對北美臣民的父母般的關懷最終會讓英國內閣和議會中的主戰派們恢復理智。現在喬治三世已然表明，他也許就是英國政府中最積極的戰爭擁護者。國王自己採取了主動，而他的朝臣們也立即在他的身後列隊支持。當溫和派們還在忙著阻止任何宣告北美脫離大英帝國統治而獨立的行為時，喬治三世實際上已經發表了他自己要「脫離」北美而「獨立」的宣言。

一位來自弗吉尼亞的不知名請願者最為直白地表述了這個問題：「將許多不幸的人束縛在專制的奴隸制中，這是不是與北美正為自身自由而進行的光榮鬥爭不相符？這些不幸的人將會被催化成與他們現在的主人們最不共戴天的敵人。」亞當斯從一位僅能讀寫、化名「人性」（Humanity）的賓夕法尼亞人那裡收到過也許是最尖刻的請求：「這些非洲黑人是對我們做了什麼，讓我們要將他們從他們自己的故鄉擄走，並讓他們服侍我們到死……？上帝不允許這種事情再繼續下去了。」

大陸會議里的每個人都知道這隻是妄想般的捏造臆想，然而它卻也是非常重要的虛構說辭，它維持了殖民地與英國王室之間的聯繫，並開啟了和談的可能。毫無疑問，托馬斯·傑斐遜心裏隱藏著這樣的動機，因為他在幾個月後寫下了如下文字：「的確，出於謹慎的考慮，一個統治已久的政府不會因為轉瞬即逝的輕率理由而被改變；相應地，一切經驗都顯示，人類更易於在邪惡能夠被忍受的時候去忍受邪惡，而不會通過廢除他們已經適應的習慣來改進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