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如果一旦看透了那些粉飾性的愛國言辭，以及對於業餘身份浪漫的光榮化，你就會發現真正的事實不過是：所謂的大陸軍從出現到現在還沒有一年時間。而一個多世紀以來，英軍已經建立起了一套制度，如今它的規定和程序都是現成的。而大陸軍卻需要從頭開始，在實踐中摸索出一套供應食物的集中制軍需系統，建立輸送戰備和衣物的軍需部門，並制定衛生和醫療，乃至某些細節事務（如戰地廁所和垃圾處理等）方面的規章制度。

最後，作為防守堡壘的紐約自身也存在問題。毫無疑問，紐約有著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正如亞當斯告訴華盛頓的那樣，它是「連接北部殖民地和南部殖民地的樞紐……是通向整片大陸的門戶所在，因為通過它可以到達加拿大，可以到達五大湖地區，也可以到達印第安民族的居住地」。查爾斯·李高瞻遠矚，派出探子往南前去該地區進行了偵察，隨後肯定了亞當斯的評估，並無不贊同地認為，「對我們來說，敵軍佔領紐約似乎會產生十分嚴重的後果，嚴重得我難以用語言表達」。但是李卻進一步總結道，紐約是難以防守的。「我們能拿這座城市做什麼，我自己都很疑惑。」李曾經寫道：「它被適合通航的深水區域所環抱，任何人只要能夠控制海洋就能控制這座城市。」

在邦克山戰役之後，某種東西突然在豪的內心失落了。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貴族做派變得更加鋪張奢靡。隱居在波士頓期間，他將更多的時間消耗在牌桌上，花天酒地，揮金如土。他毫無顧忌地與伊麗莎白·洛林（Elizabeth Loring）開始了一段眾人皆知的不光彩關係。這位24歲的金髮美女是一名波士頓親英派人士的妻子，這位親英派默許了他們之間的來往，並一心認為豪將回報自己的寬容。洛林夫婦與豪一起撤退到了哈利法克斯，在那裡，洛林夫人繼續扮演著豪這位馬克·安東尼的克里奧帕特拉。正在白天沉迷於牌局、夜間享受著洛林夫人的陪伴的時候，豪接到了任命他為英國國王北美地面部隊指揮官的通知，還有傑曼讓他準備好揮軍迎戰紐約的命令。

但這些都只是在波士頓城外進行的軍事會議中的幾次談話而已。要制定一個能夠指揮戰事的全局戰略，就需要建立這樣一個政府：它的各種權力有著明確的分配，它所委任的決策者心中時刻思慮著如何協調重要的民政與軍事事務。大陸會議和大陸軍都還只是臨時建立起來的組織，正一步一步地盡其所能處理帝國的這場危機。的確，在那個時候，戰略方案的問題一直被推遲，直到至關重要的獨立問題得以解決。像傑曼勛爵這樣有決斷力的人物在北美的環境中是無法想象的，政治基礎體系或是職權體系在此時尚未被設計出來，直到人們做出了獨立的決定，他們也不清楚是否需要任何這樣的東西。

至於誰控制著海洋，這是毫無疑問的。在現代歷史上，沒有任何一支其他軍隊曾像英國皇家海軍那樣控制過海洋。人們只需看一眼地圖就會相信，紐約市是由三個島嶼——斯塔滕島（Staten Island）、長島（Long Island）和曼哈頓（Manhattan）——組成，所有島嶼的沿岸都適合經由長島海峽（Long Island Sound）、哈德遜河以及伊斯特河（East rivers）發起多點水陸兩棲登陸。當時還沒有所謂大陸海軍（Continental navy）存在，只有一支規模很小的、由私人船隻組成的艦隊，而且這支艦隊的實力僅限於在新英格蘭海岸附近騷擾一下過往的英國船隻。全面的海上優勢讓英國擁有了可以從任何角度發起攻擊的火炮台，以及能夠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隨心所欲轉移部隊的戰略機動性。此外，我們還沒有提到的是，紐約在北美殖民地中是親英派（loyalists）所佔比例最高的地區。

毫無愛國意味可言、平庸的現實情況卻是，軍隊與該市居民之間的關係很緊張，而且常常充滿了暴力和謾罵，感覺簡直就是佔領軍不受歡迎的情形。這顆毒瘡因為北美最大妓院的存在而變得毒性愈烈。這所鄰近的妓院很諷刺地被命名為「聖地」（the Holy Ground），它的妓|女們是名副其實的一支隊伍。她們熱切渴望著那些沒有家庭或是前途的精力旺盛的小夥子們前來分享她們的魅力和性病。大部分妓|女都是堅定的親英派。當兩名士兵被謀殺、閹割並塞進桶里之後，他們所在的團于第二天實施了報復行動，他們拆毀了兩所聲名狼藉的房子，那裡是幾名殺人嫌疑犯進行交易的地點。華盛頓譴責了這個團的行為，認為那是對規章制度的公然違背，但他忽略了這個問題的真正起因。

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代表了後來被稱為「76年精神」的思想，這種思想在當時也被叫作「軍事狂熱」（rage militaire）。這種虔誠而浪漫的想法認為，北美對獨立的要求所具有的道德制高點是一股取之不竭、不可打敗的力量——想象一下約瑟夫·華倫（Joseph Warren）在邦克山光榮倒下的情形。不管是由於太過現實而無法贊同這種態度的華盛頓，還是這支北美部隊，他們在當時都不曾料想到——他們也沒有辦法知道——所謂的「76年精神」在那一年結束之前就已經煙消雲散了，而且諷刺的是，它的消逝甚至是在大陸會議終於可以公開宣布北美獨立之前。某位歷史學家所說的「這場戰爭的諾曼·洛克威爾式時刻」結束了。雙方的軍事鬥爭不會是一次短暫衝突，並不會因北美人民愛國熱情爆發取得的一次勝利而結束，而北美人民的愛國熱情也讓英國相信，這場遊戲到最後將得不償失。這將會是一場持久的戰爭，取勝的關鍵在於忍耐下去的能力，而並非「這項事業」的純粹程度。要應對這樣一場戰爭，華盛頓也很清楚，剛成立不久的大陸會議很不幸還有些力不從心，也的確無法與他們紀律良好的英國對手相抗衡。

而它的英雄就是喬治·華盛頓，一支由不同民兵部隊拼湊而成的隊伍（現在被稱作「大陸軍」）的最高統帥。華盛頓身高6英尺多，體重超過200磅，以18世紀的眼光來看就是標準的彪形大漢（關於華盛頓的身高學術界一直有爭議。在他提供給裁縫的說明中，他說自己有6英尺高。在法印戰爭與他共事的軍官們說他有6英尺2英寸。為他的遺體入棺而進行的測量數據則顯示他有6英尺3英寸半）。亞當斯在1775年6月提名他當軍事統帥，並且後來解釋說，他是最合適的人選，部分是因為他是弗吉尼亞人，而弗吉尼亞對這場未來不宣而戰的戰爭的支持相當重要；部分原因則是他比房間里的任何人都高了整整一頭。

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聯盟仍然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全國性的。這意味著，因為受制於對當地，或者至多是對所在州的忠ｈtｔｐs://reａｄ.9９cｓｗ•ｃoｍ誠，人們在政治上都更贊成到各州軍隊中服役，而大多數州的待遇也更高，這使得參加大陸軍成為萬不得已的選擇。

在第一點上，他的軍隊中90%以上的人是新英格蘭人。考慮到最初在波士頓發生的所有軍事行動，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由「這項事業」召集起來的民兵部隊幾乎全部是來自馬薩諸塞、新罕布希爾和康涅狄格的志願者。更重要的是，如果愛國主義能用溫度衡量的話，那麼北美殖民地中最狂熱的地區就是新英格蘭，在那裡，對政治的漠不關心在許多鄉鎮和村莊會被貶斥為叛國行為。如果你公開表明對英國國王的忠誠，那麼你將會受到嚴厲懲罰，人們會在市政廣場往你身上澆柏油、撒羽毛，暴徒們將會拆毀並燒掉你的房屋，公眾將密切關注你即將到來的死期。正是因為這樣，英國內閣才將新英格蘭視為叛亂的搖籃。

重新思考正在紐約進行的事情的機會出現在5月末6月初，當時華盛頓被召去費城，和大陸會議的代表們就北美的整體戰略進行商討。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這樣一屆會議，但是因為種種原因，紐約戰情的嚴重性再也沒能得到它應得到的雙方的重視。華盛頓帶上了他的妻子瑪莎，這樣的話她也許得接種疫苗。由於這項操作本身具有風險性，因此華盛頓不得不分心來關照她的康復。關於在魁北克的北美軍隊遭受了大潰敗的消息也在此時傳來，給正在進行的商討投下了一道陰影。因為這是北美在戰爭中的第一次完敗，也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但是有人為它辯解說——也並非毫無根據——是因為北美軍隊飽受天花的侵襲。一個北美土著部落首領（他們正被當作潛在盟友培養）的代表團更加深了人們的困惑：他們堅持認為，只有保證他們在談判時能夠有足夠數量的酒，他們才會出席。

其中一位是納瑟內爾·格林，一名來自羅得島的貴格會信徒，他因為支持戰爭被驅逐出了公誼會（the Society of Friends）。在1775年，格林還只是羅得島一支叫作「肯特衛隊」（the Kentish Guards）的民兵部隊的一名大兵。一年以後，他已經是一名准將，由於出眾的才智和對北美的忠誠，他被一級一級地從波士頓之外選拔|出|來。

大陸會議的確切決議以保證的形式到來，它保證紐約、康涅狄格、新罕布希爾和新澤西的民兵都已經全副武裝，做好了準備。只要英國的艦隊一出現，他們就立即出發，將會有15000人左右的部隊加入華盛頓領導的紐約守軍。從愛國主義的角度來看，這是好消息，反映出北美的民兵準備好了要承擔起自己的職責。而從一個更為專業化的角度來看，這種安排卻有著一種幾近喜劇的特點，因為這些民兵沒有被分配到曼哈頓或是長島地區的任何責任範圍內，也沒有被編入大陸軍的團隊中，估計也沒有人會指望他們的撐場行為能造成什麼影響。

華盛頓和李都是奇怪的人物，他們各自奇怪的方式最終將導致衝突。羽翼漸豐的大陸軍所面臨的領導問題，更為典型也更為形象地體現在兩個人身上，在漫長的戰爭進程中，有兩個人最後都成了華盛頓慧眼識才的成功範例。

第二，關於紐約的守衛問題得到了廣泛關注，但是關注的重點在於華盛頓阻擊即將來臨的入侵所需要的額外援助，而根本不在於紐約是否應該得到守衛。而後一點是最關鍵也是影響最為深遠的因素，是最為根本的戰略議題，但是它沒有得到重視，甚至根本未被提起。儘管要去解釋從未發生的事情從理智上來說很沒道理，但是在這起事件里這樣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正如我們所知的那樣，戰爭的恐怖即將降臨于華盛頓以及他未經磨鍊的部隊的頭上，而所有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來源於這個根本的戰略錯誤。

因為北美方面還沒有這樣一個「宏大計劃」來引導他們決策，華盛頓的話是在很含蓄地承認，北美的戰略方案將會由英國的戰略方案決定。實際上，這意味著，不論豪（或者傑曼）是否選擇進攻，華盛頓都感到有責任實施防禦。雙方似乎都認為，紐約很明顯會成為進攻的目標，這也是為什麼華盛頓在4月中旬會將自己的新司令部設在曼哈頓。李通過事先對該地所進行的偵察得出結論，認為紐約是難以防守的，而這一事實至少已經暫時地從戰略的方程式中被剔除了。

最後，傑曼選中了豪氏兄弟統領英國的海上和陸上力量。海軍上將理查德·豪勛爵由於天生的嚴肅外表而得到「黑迪克」（Black Dick）的綽號，他時年49歲，正處於權力生涯的巔峰，是這支世界最強大的海軍里最有實力的人物。像他的弟弟威廉一樣，理查德勛爵與王室家族有著血緣上的關係，儘管是以一種很尷尬的形式：他們的祖母是喬治一世（George Ⅰ）最寵愛的情婦。他們倆都上過伊頓公學（Eton College），這是英國貴族中那些最有權勢的成員所熱衷的上升途徑；他們也都在議會中獲得了穩固地位。作為優秀的輝格黨人，他們最開始傾向於用外交手段解決與北美的爭端，其中至少有部分原因是他們與馬薩諸塞的市民互有好感。他們曾募集了250英鎊資金，用以建立一座紀念碑來紀念兩人的長兄喬治·奧古斯塔斯·豪，他於1758年在泰孔德羅加戰死。然而到1776年，兩人都斷定，要結束這場戰爭，只需給予北美一次致命打擊，這樣的打擊將使他們的北美表親們清醒過來。他們兩人都熱衷於尋找機會以發動這樣的打擊行動，但是他們更熱衷於尋找機會進行和談，以迅速地結束這起錯誤而不幸的爭端。

更重要的是，傑曼的軍事策略反映了他對政治緊迫形勢的敏銳感知能力。根據約翰·亞當斯所舉出的理由，紐約是更易遭受攻擊的目標。但如果一旦將它征服佔領，並作為英國陸軍和海軍的軍事行動基地，傑曼計劃著可以指揮部隊沿哈德遜河狹長地帶北上行軍，與從加拿大南下的英國軍隊匯合，並藉此切斷新英格蘭與中部和南部殖民地的聯繫。一旦會師成功，這兩支部隊將一路進發，向西橫掃新英格蘭，直搗波士頓，在行進過程中摧毀北美叛亂的搖籃，而同時英國海軍則將對沿海市鎮進行大肆破壞。

隨著華盛頓親自前往對相同區域進行了調查，這一事實又回到了戰略的方程式中。該地現在布滿了許多碉堡、前哨站、戰壕和路障，所有這些都是由廣大日間勞工、士兵和黑人奴隸按照李的一項工程計劃建成的，該計劃旨在將一個防守薄弱的群島打造成一處類似於武裝陣地的地方。李最初的目標是在哈德遜河與伊斯特河的入口地帶對英國海軍的機動性形成限制，然後在曼哈頓島建設一系列的防禦工事，以使北美軍隊能夠給英軍造成重大傷亡，然後再退守到下一道防線。與其說這是北美勝利的秘訣，倒不如說它是在試圖製造一系列的邦克山戰役，在這樣的戰役中，英軍可能取得的勝利都是要付出高昂代價才能得到的。

與華盛頓十分相似的是，豪的基礎軍事教育也是在法印戰爭中學到的。而與華盛頓相似的另一點是，他曾數次從戰地的腥風血雨中毫髮無損地倖存下來。作為一名年輕的軍官，豪曾在魁北克的亞伯拉罕平原（the Plains of Abraham）上領導發起過名為「孤獨的希望」（forelorn hope）的突襲行動（也就是自殺性任務）。那次突襲被認為是這場戰爭的高潮戰役中的決定性行動。在他職業生涯的中期，他因擅長指揮以移動迅速而著稱的輕步兵作戰而樹立起了自己的威望。他在哈瓦那戰役（the Battle of Havana）中集中發揮了自己的機動性戰術，此後他被公認為英軍中最傑出的步兵團指揮官。

在費城期間，華盛頓得到了派兵增援的承諾。這些主要從新澤西、特拉華和馬里蘭新抽調的民兵將增強他的軍力，讓他的部隊增加到25000多人。這些人有一半以上都是民兵。他還受命集中逮捕長島的親英派，終結他們「正式宣布獨立以前不會被抓」的幻想。他還被委派按照需要儘可能多地建造燃燒筏（fire rafts）、連環船隊（row gallies）、火力船（armed boats）和漂浮障礙，這是阻擋英國海軍進入哈德遜河與伊斯特河的最後一道防禦工事。九-九-藏-書

在華盛頓身後行進的那支軍隊或許會被仁慈地叫作「一件有待完成的作品」。它代表著民兵部隊的長久殘留，這些民兵部隊前一個夏天在波士頓周圍出現，後來則被陸續編入了現在被人們稱為「大陸軍」的軍事組織之中。實際上，大部分擁有自己的農場和家庭的人，以及那些自耕農，都已經回家耕種，並繼續擔任所在殖民地的民兵的角色。留下的士兵則代表了社會等級的最低階層——前契約制傭人，最近來到美洲的愛爾蘭移民，失業的工匠、鐵匠和木匠——他們留下是因為他們沒有地方可去。華盛頓所說的大陸軍中的「軍人」只是由一群社會的邊緣人和不適應者組成的雜牌部隊，他們大多數人身上所穿的是獵裝而非軍人制服，每走十來步就有人啐吐煙葉，並且所有人都對對手心存蔑視，對於自己剛剛在波士頓讓英軍精銳部隊蒙受恥辱這件事顯得自信滿滿，認為他們不久在紐約也一樣能夠獲得勝利。自由奔放、言行粗野、精力旺盛，這群人不會讓你想要與之為鄰。

豪給傑曼的回復傳遞出他對於新任務的厭倦與摻雜謹慎的態度。「現今的情形可謂山雨欲來，」他曾對傑曼傾訴道，「與北美大陸方面沒有絲毫和談的可能，除非他們的軍隊疏於管理，我承認我很擔心這樣的事情是註定要發生了。」實際上，豪的想法與傑曼的戰略分析相一致，他們都認為應該實施一次致命打擊，任何和談的嘗試，都只能等到他們實施軍事行動、以壓倒性的力量震懾叛亂者，並讓他們意識到所進行的行為徒勞無益之後。

華盛頓詳細記錄了他前往費城途中以及在城中停留的所有開銷，但是沒有記下任何關於紐約守衛的重要商討。他部分注意力被即將來臨的關於獨立的投票所分散，他不知道獨立決議是否會得到通過，因為像約翰·迪金森這樣的溫和派代表還舉棋不定，不願意去面對這件無法迴避的事情。「大陸會議的成員們，簡單地說，就是所有各個地方的代表，」他在給兄弟的信中寫道，「還準備藉助和談這種小把戲來生存下去。」最近倫敦傳來消息，英國內閣將會派遣和談代表前來商討此次衝突的政治解決方案。這一消息讓華盛頓大為震動，他覺得這顯然是障眼法，是用來給大陸會議中的溫和派們徒增希望的，這種策略他只能斥之為無恥的操控。

與這次後勤備戰關係最直接的是喬治·傑曼勛爵（Lord George Germain），他被任命為負責北美殖民地事務的部長。這一任命意味著，英國內閣已決意採取侵略政策，企圖以一次沉重的打擊來粉碎北美的叛亂。邦克山戰場血流成河這一令人震驚的消息傳到倫敦以後，傑曼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推遲這樣一場戰爭是缺乏常識的行為，」喬治勛爵寫道，很明顯是無意識地在回應托馬斯·潘恩的小冊子，「我應該致力於讓英國使出全力，讓它僅靠一次行動就終結叛亂。」龐大的無敵艦隊在英國好幾個港口內集結——這幾乎佔了整個英國艦隊的一半——加上最終靠巨額酬金從德意志各公國招募來的18000名雇傭兵，所有這一切都顯示了傑曼的決心，他企圖全力施展英國的軍事實力，以確保決定性的結果。

實際上大陸軍還沒有全面的戰略方案來指揮戰事。在波士頓圍城期間，華盛頓手下的幾位高級軍官，主要是查爾斯·李和霍拉肖·蓋茨（Horatio Gates）——碰巧的是，兩人都是來自英軍的老兵——就是否沿著豪所預見的路線採取防禦性的戰略方案進行了激烈討論。蓋茨甚至提議，帶領軍隊向阿勒格尼山以西行進，誘使英軍前來追擊，而李似乎更傾向於「營地戰」（war of posts），在形勢非常有利的情況下，這種打法可以使大陸軍避免全體被拖入戰事。在某些時候，李還提議過將軍隊分成數個規模更小的團體，然後發起半游擊戰式的軍事行動，以騷擾英軍，讓他們疲於奔命。

的確，曾經有報告說，大部分長島的農民都是親英派，或者至少是英國的同情者，一旦到了開火交戰的地步，他們將會組織起軍事隊伍，加入英軍作戰。該殖民地的長官，紐約市的市長，以及大部分最富有的居民，都是忠於英國國王的，這也使得英國方面的一個說法具有了相當的可信度：任何對紐約的侵犯和佔領，與其說是充滿敵意的行動，倒不如說是備受歡迎的解放行為。所以，儘管水域環繞的地理特徵使得紐約在戰略上不易防守，而且如果北美想要在大西洋沿岸採取堅守措施，也許這是最不理想的地點，但是更多的是由於該市及其周圍鄉村的政治體系，它成了北美方面要守衛的所有殖民地中最具敵意的地方，因為這裡有太多的居民並不希望被守衛。

此外另一個影響因素是，豪的部隊很可能將會在北美的獨立問題得到決定的時候到來。但是如果這一政治高潮在歷經數年爭論之後果真發生了，而代表著這項光榮事業的軍隊從紐約撤離，憑藉康涅狄格的山地固守，任由豪不費一兵一卒佔領紐約，歷史又會變成什麼樣？不斷高漲的要求獨立的政治力量也使人們對軍事守衛紐約的信心進一步膨脹。到獨立最終將被宣布的時刻，北美人民有充分的政治理由要求避免在軍事上顯得軟弱而不堪一擊。

豪在邦克山戰役中發揮的作用鞏固了他因個人英勇而成就的名聲，但是也給他的軍事思想增添了一抹宿命論的色彩。他帶領士兵發起第一波進攻，身後跟著他的隨行人員，以及一個用銀盤托著葡萄酒的僕人。很明顯豪沒有怎麼深刻地領教過北美民兵們的戰鬥能力，他以為這次突襲不過是一場華爾茲。但是他所有的隨行人員，包括那位僕人，都被那場戰役奪去了生命，被消滅掉的還有一萬多名士兵，幾乎佔了突襲部隊人數的一半。豪從未完全從這次經歷的創傷中恢復過來，他從內心深處對北美軍隊的戰鬥精神有了新的認識，並且對於衝擊對方陣地的正面突襲戰術有了近乎偏執的反感。

隨著令人沮喪的劇情在華盛頓的頭腦里逐漸展開，他認為，挽回自己日漸喪失的信心的最好辦法，就是在曼哈頓和長島加倍修建碉堡和戰壕。他找來他手下的一名准將，也就是在紐約土生土長的威廉·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將軍，讓他督促著整整兩個團的士兵每天持續不停地挖掘、修築達10個小時（亞歷山大宣稱自己是蘇格蘭皇室的後裔，儘管上議院否認他的說法，他仍然堅持要人們稱他為斯特林勛爵，而每個人，包括華盛頓，都很奇怪地順從了這一要求）。隨著長島作為入侵路徑的可能性加大，華盛頓日益憂慮，他將防禦工事的建設分派給了納瑟內爾·格林。與往常一樣，此人開始將布魯克林高地打造成一個由彼此相連的碉堡、前哨戰和壕溝組成的蜂巢，一種搭建在類固醇結構上的邦克山。

在持續九個月的波士頓圍城中，華盛頓一次又一次地認識到，由他領導著沿海岸穿越羅得島和康涅狄格抵達紐約的這支大陸軍，既沒有在特徵上體現出大陸性，也沒有任何嚴格意義上的職業軍隊的樣子。

當華盛頓帶領著近萬人的軍隊從波士頓向南奔赴紐約以抵抗英軍可能發起的進攻時，他受到人們的夾道歡迎，人們紛紛向「將軍閣下」敬酒，並自發地在公開場合讚頌他，這樣的待遇也成為華盛頓日後人生中的家常便飯。如果說所有成功的革命都需要有英雄，並且它們最後確實也會有，那麼美國革命已經找到了它的這個中流砥柱般的傳奇人物。

另外一位是亨利·諾克斯（Henry Knox），他體重足足有300磅，算得上大陸軍中最胖的人之一，他唯一的戰爭經驗是通過書籍獲得的，他曾在波士頓的自營書店裡如饑似渴地閱讀這些書。諾克斯曾經在冰天雪地里用40架雪橇運輸在泰孔德羅加（Ticonderoga）繳獲的英軍大炮，這是一樁從邏輯上說幾乎不可能的功勞，它為多切斯特高地的戰場及時地提供了火力支援，這對最後迫使英軍從波士頓撤離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華盛頓為諾克斯的聰明才智所折服，於是委任他去帶領大陸軍的炮兵團。

所以，當華盛頓4月13日到達紐約的時候，關於是否應該保衛紐約的問題甚至都沒有人提起過。「敵方的意圖太過於隱蔽，我們無法對他們的行動計劃產生任何準確的認識，」華盛頓曾向漢考克吐露過這樣的想法，並補充道，「我們則被留在一片猜測的荒野里遊盪。」然而，這些遊盪的經歷卻讓他們得出了如下結論：「在他們的宏大計劃（Grand Plan）的實施過程中，對任何地方的佔領——從可能產生的影響來看——都不會有他們自己對哈德遜河的佔領那麼重要。」hｔtps://ｒead•9９csｗ•ｃom

這還不是全部。軍官的待遇問題，軍事法庭的程序，以及行軍與訓練的統一規範，都需要得到制定並使其標準化。而且因為大部分士兵的服役時間只有短短一年，這樣一來大陸軍將會變成一扇永久的推轉門，一直會有士兵到來或是離開，以至於他們剛剛對軍隊生活有了初步的了解，就被沒有經驗的新兵取代了。華盛頓持續地對他大陸會議里的上級們進行施壓，想讓他們同意從各個州徵集一定數量的義務兵，並鼓勵那些願意服役3年（或者最好是「整個戰爭期間」都願意服役）的人入伍。但是大陸會議的反應卻是令人咋舌的沉默，因為華盛頓所要求建立的聽起來像是一支永久的常備軍，而這正好是北美人民要反對的典型事物。

而他們有著一筆能夠彌補自身不足的財富，雖然無形卻至關重要，這就是，他們所有人都是志願者，他們充滿熱情地忠於自己為之奮鬥的這項事業。在波士頓郊外，華盛頓有好幾次向他們展示了這筆財富。「我們有著在許多方面都強過雇傭軍的士兵，」他呼籲道，「那麼當我們為生存、為自由、為財產以及為我們的國家而戰時，為什麼我們不能在士氣上也強過他們呢？」但是這個問題對於大部分士兵來說毫無意義。他們認為，出於本能服從命令，以及服從軍事等級制度中的從屬關係，是對他們為之奮鬥的自由的背離。他們之所以認為自己不可戰勝，不是因為他們是像英軍一樣有紀律的士兵，而是因為他們是愛國愛自由的人，是因為他們願意為自己的信念而甘冒生命危險。

但是，如果軍隊是北美的抵抗和愛國主義最清晰有力的表達，那麼新英格蘭人在其中的霸權性的存在就對中部和南部殖民地的政治忠誠度提出了嚴肅的質疑。華盛頓行動的思想基礎是，他率領著北美人民堅定地要脫離大英帝國的統治，但是大陸會議還沒有發表過宣稱要達到該目的的政治聲明。儘管華盛頓在騎馬穿越普羅維登斯（Providence）、新倫敦（New London）和紐黑文（New Haven）時表現得十分自信，但是人們仍然不清楚哈德遜河南面和西面的那些殖民地是否會像新英格蘭人那樣聚集在「這項事業」的旗幟周圍。

就這樣，隨著通往紐約的道路兩邊春花盛開、野草變綠，美國革命的蜜月階段也走到了盡頭。獲勝的叛亂將升級為全面的戰爭。在華盛頓和他的部隊途經的那些市鎮和村莊，頻頻的敬酒辭令與光榮的、不可戰勝的「這項事業」的讚歌所展示的愛國主義和弦相互應和著。越是超然洒脫的預期就越會使人們產生不祥的感覺。已經出現了這樣一些歌曲，唱的是一支由邊緣的、不適應社會的人組成的蹩腳軍隊，領導他們的是一群自信過頭的業餘人士，他們正匆匆趕去保衛一座戰略上十分重要的城市，但事實上它是難以防守的。

當然，有人也許會問，如果在人們大肆歡慶北美獨立的時候，從紐約傳來了大陸軍全軍覆沒的消息，又會是怎樣的情形？在這個狂熱的時刻，提出這樣的問題甚至似乎也會被認為是不愛國的，也沒有人提過。

在華盛頓返回紐約的那天，他的隨從告訴他，許多新來的民兵沒有步槍。第二天，總部發布命令，讓所有這些缺槍的人都備好長矛。這是一個不祥的徵兆。

華盛頓不僅在外形上很符合這一角色的要求，而且在心理上差不多也算得上是完美人選。他對於自己的優越如此滿意，以至於他覺得對此已無須贅言（他在青年時代參加法印戰爭，那時的他曾經比現在更坦率健談，但歷經世事後，他學會了用氣場去說明一切）。那些不自信的人仍然在侃侃而談，他卻保持著沉默，這讓他成為眾多擁護者最誠摯信念的寄託對象，成為一種容器般的存在，可以讓眾多的抱負志向神奇地聚集於一人之身。在他出現的場合，所有關於「獨立代表著什麼」的爭論都將停止。就像人們向華盛頓敬酒時所說的，他「凝聚起了所有人的心」。

波士頓圍城實在不像是一場戰鬥，倒更像是一場戰術意義上的持久的小步舞曲。北美軍隊在人數上有著三倍于對方的優勢，而英軍最終撤離以圖日後再戰這一事實被北美新聞界看作是一場重大勝利。這場勝利的明顯象徵就是華盛頓。不僅哈佛大學授予了他榮譽學位，而且馬薩諸塞議會（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Court）也發表了聲明，預言人們將會建起以他名字命名的紀念碑。大陸會議也頒發了一枚金質獎章以紀念他取得的勝利。大陸會議主席約翰·漢考克（John Hancock）解釋了這枚獎章被用來紀念什麼：「美國歷史的這一篇章將會把您的頭銜放在名譽殿堂中醒目的位置，以告訴子孫後人，在您的帶領下，一支散漫的平民部隊，在幾個月的時間里，變成了真正的戰士，［並打敗了］一支由最老練的將軍所率領的歷經百戰的軍隊。」

隨著北美最終取得勝利，傑曼所有的歷史功績都被降臨在他頭上的攻擊誹謗所抹殺，人們形容他「也許是在關鍵時刻手握重權卻又最無能的官員」。這一站在事後立場做出的描述相當貼切，因為失去整個北美帝國毫無疑問是英國的統治歷史中最大的失誤，並且又恰恰是傑曼而非其他人推動形成了英國那些註定不得善果的政策。一旦人們確立了這種闡釋視角，傑曼那爭強好鬥的傾向就將無可避免地淪為過激行為。因為人們對他在1759年的明登戰役（the Battle of Minden）中的懦弱和無能的批評使他的軍界威名蒙羞，所以，他在此後的職業生涯中都試圖憑藉赤|裸裸的侵略性政策來進行補救。

時代背景幫助我們解釋了本來令人困惑的難以解釋的東西。它有助於讓人想起英軍撤離波士頓以後人們對華盛頓及他的部隊鋪天蓋地的讚美之聲。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樣，儘管並沒有真正發生戰爭，英軍的撤離仍然被視為大陸軍的重要勝利。大部分（如果不是所有的）大陸會議的代表，包括亞當斯，都對華盛頓手下那堆新兵的戰鬥能力有過度誇大的認識，並且由於錯誤的信息和毫無現實依據的估計，他們將這些民兵當成了一支可以依靠的戰鬥力量。格林曾經試圖（儘管是友善且巧妙地）在這一點上糾正亞當斯的錯誤認識。「您認為目前這支有民兵協助的軍隊足以對付大英帝國的軍隊了，」他警告道，「我可以肯定地告訴您，在我們對自己力量的計算中，絕對有必要留有餘地……否則您將會受到嚴重的蒙蔽。」實際上，亞當斯很確信的是，華盛頓曾在波士頓對陣豪的軍隊時贏得過漂亮的一仗，他將在紐約再次取得這樣的勝利。reａｄ.９９csw•ｃoｍ

隨著這些令人沮喪的預測逐漸變為現實，華盛頓又試圖從所有這些新建的碉堡和大炮炮台中尋求安慰——防禦工事抵禦著他自己日漸增長的疑惑，同樣也抵禦著日漸逼近的怪物般龐大的英國軍隊。他也頒布了幾乎與所有日常事務相關的法令，以此來給人留下印象，讓人覺得大陸軍在該市是備受歡迎的貴客，其行為舉止也必須符合文明禮儀的最高標準。「將軍認為，」這位將軍有一道典型的命令這樣說道，「如果他再也聽不見民眾的抱怨，無論是關於職權濫用，還是關於待遇不公，或者任何此類的怨言，那麼他就是在吹捧自己；但是如果各個級別、各個派系的每位軍官、每位士兵都能以有序、優雅、習以為常的風度處事，那麼他們將會為自己感到驕傲（正如為光榮的自由事業而奮鬥的人應該感到的那樣）。」

即使現在回過頭看，這也是極其老謀深算的戰略，如果在戰爭早期得到實施，它也許能取得成功。這表明，傑曼從一開始就意識到了任何針對北美的軍事行動都將面臨的巨大危險：無論英國軍隊是多麼龐大，多麼有經驗，在廣闊的北美大地上四處奔襲以尋找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叛亂的戰略中心的過程中，它將漸漸耗盡自己的力量（這也是最後的確發生了的事情）。傑曼的計劃避免了那種不堪設想的結局，他的策略是對某個固定目標集中施展英國的軍事優勢，而這個目標就是孤立的新英格蘭，他認為這是北美叛亂的源頭和靈魂所在。

威廉·豪將軍更為年輕，卻更為高大，他時年45歲，身高接近6英尺，並且有著更傲人的戰績。由於事實證明他在紐約爭奪戰中的決策影響非常深遠，他的職業生涯的輝煌理應得到更長久的延續。

有一個潛在的矛盾在這裏第一次顯露出來，實際上這個矛盾從未得到徹底解決（在華盛頓的觀念里，它有著撒旦般的幽靈的樣子）。這就是，北美愛國者宣稱為之而戰的那些價值觀與職業軍隊所要求的紀律文化互不相容。共和制支持者信奉「民意贊同」這一核心原則，而軍隊則是不容商討的服從精神和常規化的壓迫思想的制度化體現。正是「常備軍隊」這一觀念讓大陸會議的大多數成員以及各州議會深感震驚，他們認為這是對共和制原則異常嚴重的威脅。然而，至少像華盛頓所認識到的那樣，只有採用英軍模式的職業軍隊才能贏得戰爭，而只有贏得戰爭才能讓這些共和制原則維持下去。至少從邏輯上講，這一困境是無法解決的，它是最戲劇化的「手段-目的」之爭。甚至我們可以打個比方說，只要它還被華盛頓神秘的個人光輝所掩蓋，它就永遠無法得到解決。因為他是北美走向共和制的象徵，那麼就定義而言，他指揮下的任何軍隊在特徵上都是共和制的。托馬斯·傑斐遜本來要宣布一些他自己認為相當重要的、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是現在——實際上在整個戰爭期間都是這樣——華盛頓就是那馬背上不言自明的高大真理，他是不可或缺的，因為他讓所有的爭論都顯得不必要。

儘管關於這個委員會的商討內容沒有留下任何記錄，接下來幾周的新聞通訊，以及大陸會議隨後所做的報告，都清楚地表明，這個委員會做出了兩項決定。第一，它建立了新的戰爭與軍需委員會（Board of War and Ordnance），以配合所有的軍事戰略，並任命約翰·亞當斯為委員會主席，這使他成為事實上的戰爭部長（secretary of war）。亞當斯不大情願地接受了這個新職位，這讓人想起華盛頓差不多正好一年前說過的話，他當時說他不適合這份工作。「我承認，這份工作對我來說是件令人尷尬的事，」他曾對格林坦白道。「我擔心的是，長此以往它將成為我們國家的不幸，我出於人們的信任而得以行使這項職權，但我卻感覺自己並不稱職，我所受的教育以及過去的人生經歷也不會對我行使這項職權有任何幫助。」他開始請波士頓的朋友去哈佛圖書館幫他尋找關於「如何治理軍隊」的書籍。一隊業餘的士兵和軍官現在輪到一個沒有任何軍事經驗的平民來指導。

然而，在威嚴的外表之下，華盛頓自己對於漢考克激勵人心的評判所暗含的假設（主要是他對這支業餘軍隊的作戰能力的信心）抱有深深的疑慮。在波士頓圍城期間，他曾多次表露出自己的這種疑慮。「期待毫無作戰經驗、缺乏紀律的新兵能夠有和老兵一樣的表現，」他警告說，「那就是在期待從未發生過也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毫無疑問，愛國主義是（革命）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它不能替代軍事紀律和經驗。沒有人注意到的是，波士頓圍城的勝利並不是通過什麼重大的戰鬥得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大陸軍還沒有經歷過什麼考驗。華盛頓也並不清楚這支軍隊在紐約面對全力作戰的英國軍隊時能否同樣取勝。如果他那時知道了英軍打算在紐約怎樣進攻他們，他的疑慮將會更重。

但是，後世對此的見解都傾向於模糊（而非澄清）我們對於一個高度戲劇化的、影響深遠的歷史時刻的認識。因為傑曼憑藉直覺意識到了北美叛亂帶來的威脅的嚴重和深刻，因此他將幾位英軍退休將軍目中無人的自信貶斥為無恥的愚昧。一位將軍曾宣稱，只要5000名士兵，他就能橫掃北美殖民地，並在一個月內鎮壓叛亂。傑曼明白，他所面對的是一支令人生畏的軍隊，其軍事效力遠非傳統標準所能衡量。他擔心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天時和地利都站在了叛亂者一方。北美幅員遼闊的疆土，以及這個自尊心很強的民族——他們人數眾多，裝備齊全——的潛在能量，都將逐漸消磨掉英軍的堅定意志，除非這場叛亂在這些更強大的力量被激發出來之前就被鎮壓。

臨時拼湊的北美軍隊一路艱辛向南挺進，大陸會議等待著公眾就獨立問題達成一致，而英國的戰爭機器卻以閃電般的速度在加緊備戰。此時英國爆發出近乎奇迹的後勤備戰能量，他們組建起了一支擁有427艘船隻的艦隊，船上配有1200門大炮，能夠將32000名士兵和10000名水手送往大西洋對岸。這是有史以來歐洲強國所進行的最大規模的水陸聯合軍事行動，而且他們還有一支主攻部隊，其人數超過了費城這個北美最大城市的總人口。英國政府得出結論，認為沒有什麼比保留它的北美殖民地更為重要，隨後白廳（Whitehall）的政府高層也下定決心，要顯露大英帝國強硬的一面。

重新組建軍官隊伍，尤其是高層隊伍，也遇到了一系列難題。在英國軍隊中，高級軍官都憑特權和功績當選。擁有特權需要生於貴族家庭，而取得功績則需要有在戰場上20年帶兵作戰的經驗。由於北美沒有擁有頭銜的貴族這一類的階層，而唯一能夠讓士兵得到經驗的軍事事件就是法印戰爭，軍官候選人的範圍相當小，儘管已經包括了華盛頓和其他的一些人，比如查爾斯·李（Charles Lee）——大陸軍中最有經驗也最有個性的將軍。李有許多古怪之處，包括有一群總是陪他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狗，以及「沸水」（Boiling Water）這個綽號［這是莫霍克部落（the Mohawk tribe）給他取的，因為他總是反覆無常，難以琢磨］。

有很多次，當華盛頓提議對波士頓的英國守軍進行突襲時，所有軍官都在軍事會議上勸他相信，北美一方的軍隊缺乏紀律和團隊凝聚力，不足以發起主動進攻。他們只是太缺乏經驗了（大陸軍的平均服役年限不足6個月，英國軍隊則是7年）。華盛頓最終——也可以說是被迫地——接受了被強加在他麾下部隊之上的種種限制，並相應地調整了他的策略：「將他們部署在一道胸牆——壁壘——石牆之後……他們將會有出色的表現……但是他們不會勇敢地走向那一道壁壘——或者是讓自己暴露在原野之上。」這一模式就是邦克山模式，即佔據一個牢固的防禦位置，然後誘使英軍前來進攻，然後這些士兵會像魔鬼一樣拚死戰鬥。這就是華盛頓在前往紐約的途中腦子裡所想象的戰爭畫面和戰術層面。

格林和諾克https://read.99csw.com斯被任命為高級軍官的例子常常被人們說起，它們體現了華盛頓識別個人潛力的非凡眼光。毋庸置疑，這種說法是正確的，兩人在後來七年裡的表現也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在當時，也就是1776年的春天，格林和諾克斯卻代表了大陸軍在軍事領導水平上前所未有地缺乏經驗。從任何歐洲的角度看，或者就是從英國軍隊軍官階層的角度看，這群人也是荒謬得難以想象的。的確，北美作為一片機遇的沃土已聲名遠播，在這裏，出身背景遠比不上展現的能力重要。但是格林和諾克斯兩人誰也未曾聽見過飽含憤怒的槍聲，兩人的任命體現了華盛頓的絕望程度，也體現了大陸軍缺乏經驗的程度。沒有人想去挑明這一點，但是不久在紐約的戰鬥給了他們一個接受入職培訓的機會。

最後，讓事情變得更糟的，是大陸會議命令華盛頓抽調出他手下的6個軍團，前往支援佔領魁北克這一缺乏考慮的行動。這項行動部分是來自華盛頓以前曾經贊成過的一項行動提議，它旨在防止英軍安全上壘的行為，也就是防止他們挑唆印第安六族聯盟（The Six Nations），這個北美土著人的聯盟已經有了與英軍結成盟友的傾向。華盛頓多少有些不情願地同意了，並且告訴漢考克，紐約已經成為「北美巨大的火藥桶」（the Grand Magazine of America），按照這種情形，將沒什麼人留下來抵禦即將來臨的英軍入侵。

事實就是如此。「英軍不可戰勝」這一廣為流傳的觀念已經被打破。不僅英國艦隊在失敗和恥辱中黯然離去，而且人們也得以發現北美軍事勝利的法則。對自己為之奮鬥的事業有著堅定信念的業餘士兵能夠打敗為酬勞而戰的英國職業軍人——也就是說，指揮北美軍隊的是這樣一位自然產生的領袖，他證明了自己有能力激發麾下那批出身市民的士兵心中源源不絕的愛國熱情。華盛頓明顯就是那個角色，而現在他一個人就成了「這項事業」的體現。

但是隨著天氣漸暖，紐約完全無法與波士頓相比這一事實變得無比清晰。「這座城市內外的防禦堡壘異乎尋常地堅固，並且每天都在加強，」格林在寫給兄弟的信里如是說道，「但是那些沒有一丁點防禦設施的新英格蘭殖民地比這裏更加易於防守……這都是因為人民的不同傾向。這裏的托利黨（Tory）和你周圍的輝格黨一樣人數眾多。」

但是最引人注意的事情以一紙決議的形式出現了，這項由弗吉尼亞議會於5月15日通過的決議正好在華盛頓及其隨從到達之前就已經傳到了費城。因為某些明顯的原因，它很快就成了大陸會議的主要議題，因為它提議，「所有聯合起來的殖民地都是，而且憑藉權利也應該成為自由而獨立的州/國家（States）」。事實上，當大陸會議最終需要面對被長久擱置的關於北美獨立的討論時，關於軍事戰略的峰會與風雲突變的重要政治時刻匯聚到了一起。弗吉尼亞的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在6月7日提交了這份決議，大陸會議立即任命了一個五人委員會，讓他們起草一份文件，以落實李提交的決議。至關重要的軍事決定和政治決定同時得以達成。

儘管在1776年的暮春之前，北美獨立一直沒有得到正式的宣布，但是它已經擁有了自己的烈士和英雄。它的烈士就是約瑟夫·華倫（Joseph Warren），這名本土醫生被視為波士頓政壇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而他正好也是亞當斯一家的醫生。華倫在邦克山戰役中英勇地堅守陣地，直到英軍摧毀了他的據點；他在轉身逃走時背部中槍，隨後他的遺體被幾個陷入戰爭狂熱的英軍士兵施以亂刀。第二天，一組負責清理北美傷兵的處決部隊又重重地侮辱了華倫的屍體，並因此成就了他的壯烈。

按照傑曼所提議的英軍規模，要實施這樣的致命打擊綽綽有餘，豪對此深信不疑，而他擔心的是北美方面會試圖憑藉堅守紐約拒絕與他們合作。「他們知道他們由於掌控著整個國家（它的確也是）而佔據優勢，」豪預言道，「他們不會坐等被拖入困境，讓英軍有機會能夠與他們平起平坐。」反叛的軍隊很可能會向內陸撤退，遠離沿海地區，因為在這些地方英國海軍能夠給他們的陸軍以極大的戰術和後勤優勢。「他們的軍隊從航運河段向內陸撤回了數英里，」豪總結道，「我們的軍隊卻不能跟著他們，因為我估計到時可能會被陸地包圍，陷入困境。」豪已經預見到了約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和查爾斯·康沃利斯（Charles Cornwallis）兩位將軍在沒有英國艦隊保護的情況下孤軍深入內陸時將會遭遇的問題。但是他的主要觀點是，他很懷疑北美方面是否真的愚蠢到會跟人數和戰鬥力都更勝一籌的英軍進行傳統意義上的正面交鋒。他們最終選定的交戰地點是紐約，他滿心期待著，他們會遺棄它，並且很可能會將它燒成廢墟。

在過去九個月里，他們曾將華盛頓逼到憤怒的邊緣，他們違抗幾乎所有形式的軍事紀律，不分時間地點，隨心所欲地放下自己的職責，並且嘲弄他們部隊里的下級軍官。在許多時候，他們選出這些軍官，只是將他們當作自己的代表而非上級。「我常常在想，」華盛頓曾經向一個心腹隨從坦白道，「要是我沒有在這種形勢下臨危受命，我準會快樂得多，我將扛起我的步槍，參軍入伍，或者……隱居於荒村山野之中，求庇于獸皮棚屋之下。」

華盛頓本人對此更為清楚，但是他發現幾乎不可能讓他的政府上級明白，他們隨意給出的那些溢美之詞其實已經言過其實，而人們對於他和他的部隊的信心也同樣過頭了。他似乎想從「這項事業」的准精神力量和關於在長島和曼哈頓重演邦克山血腥殺戮的可能性中找到慰藉。「如果我們的軍隊表現出色，」他曾對漢考克坦白道，「在（豪的部隊）能夠奪取我們的任何成果之前（如果他們有能力來奪取），他們將不得不經受血腥的殺戮……願我們事業的神聖能夠以英雄主義的豪情激發我們的士氣，並帶領他們去實現最高貴的功績。」

到5月下旬，華盛頓已經充分意識到了他所處的位置在戰略上以及政治上的不穩定性，他已經開始採取一種宿命論的態度來面對即將到來的災難。「我們預計這場災難會給紐約帶來一個血腥的夏天，」他在給自己兄弟的信中寫道，「因為我預計這裏將是敵軍全力謀划準備攻擊的目標；我要很抱歉地說，無論是在人力還是在武器裝備上，我們都沒有做好準備來應對。」但是由於某些不曾被提起的原因——所有在這些防禦堡壘上付出的心血，「戰勝過豪並且可以再次戰勝」這種想法，以及大陸會議里他的同僚們對於「紐約不能丟」的一致認同——他從未認真考慮過去做豪曾經推測他可能去做的事情，也就是放棄紐約，撤回更易防守的內陸地區。因為種種可知的徵兆都預示著不祥，他就在「這項事業」本身不可知的潛能中找到了最後的庇護：「如果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而我一向滿懷信徒般的虔誠相信它是的，那麼歷次降臨在我們面前的上帝，將會繼續向我們伸出援手。」他這是在指望著發生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