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來說，這是戰爭初期的結束。這意味著它的軍隊已經成功挨過了這場戰爭中最為艱苦的時期。華盛頓從紐約一役吸取了教訓，他再也不會將大陸軍置於生死存亡的險境了。儘管這與他本人的意願相左，但是他現在意識到了，他的目標不是贏得這場戰爭，而是不要輸掉。

為了實施精心計劃的戰略，豪設定的目標並非阻斷華盛頓從曼哈頓逃離的路線，而是正好相反，他打算以包圍戰術迫使大陸軍撤離該島，然後在開闊地帶與之展開較量，這樣可以再一次證明英軍的軍事優勢是多麼具有決定作用。正如他隨後告訴傑曼的那樣，他的目標不是將華盛頓圍困在曼哈頓，而是將他引出哈勒姆高地的防禦堡壘，「如果可能的話，是要爭取讓他有所行動」。

第二，組建一支有效軍隊的體制基礎並不存在。軍需組、物資組、醫療組都只是不可靠的臨時團隊。士兵們衣衫襤褸、食不果腹，一旦受傷或感染疾病也得不到應有的照料。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一場很快就會結束的戰爭，這使得大陸軍能夠以這種臨時的方式運作。既然這種普遍觀念發生了改變——很明顯這會是一場持久的戰爭——那麼體制的改革就必須沿用英軍的模式實現制度化，而這正好是幾個月來華盛頓一直所呼籲的。

但是，認可這些推薦意見是一回事，實施它們又是另一回事。再一次變得清楚的是，大陸會議缺乏在各州徵兵的權力，所以將大陸軍擴充至6萬人的提議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還是後勤上都是不可能的。而這也進一步意味著，華盛頓在不久的將來還是得依靠民兵的力量。甚至連通過提升待遇來鼓勵志願參軍者簽約承諾「在整個戰爭期間」服役的做法也收效甚微。一年兵役制仍然是標準做法。只有頒布強制性的法案才能解決這個問題，而那又是不可能的。用於擴充大陸軍的人力儲備毫無疑問是現成的，而且大陸會議也有動用這些資源的政治意願，但是那種意願未能觸動各州議會，它們的視野仍然局限於地方而未能放眼全國。

但是對豪氏兄弟來說不幸的是，他們選擇的地點是由約翰·格洛弗（John Glover）和他的馬布爾黑德軍團（Marblehead regiment）守衛的，這也許是大陸軍中最為訓練有素的部隊。格洛弗後來回憶起他透過望遠鏡看見200艘英軍戰艦向自己逼近的情形：「哦！當時我的腦子一直為那天的形勢而焦慮……我是多麼希望陸軍上將李能夠……現場督陣指揮，或者至少對我的做法表示贊同。」

無論豪懷著怎樣的動機，大陸軍最後一批落伍的士兵在10月24日到達了懷特普萊恩斯群山之間的安全地帶，最終逃出了包圍圈。守衛紐約的戰略決策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本質上的錯誤，它給美國造成了一場潛在的大災難；而現在，多虧了豪氏兄弟外交優先的考慮，這場災難得以避免。和以往一樣，威廉·豪在懷特普萊恩斯足足等了4天多才發起進攻，這給了華盛頓足夠的時間為他的防守做準備。

例如，亞當斯就利用自己戰爭與軍需委員會領導的身份，來讓那些對大陸軍士氣低落狀態抱有疑慮的軍官們恢複信心。「我十分遺憾地了解到，軍隊士氣不振，」他在給一名軍官的信中寫道，「但是這種精神狀態的萎靡是你們一次又一次的撤離行動所造成的自然結果」。在經歷了長島和基普灣的敗北之後，亞當斯評論說：「在同樣的情況下，連世界上最好的軍隊多多少少都會受到恐慌的影響。但是你們將會在短時間內恢復你們的士氣。」

這樣一來就意味著，大陸軍將永遠處於一種尷尬的初生狀態，並非必需但身份可疑，始終面臨著被解散的命運。很明顯它的堅強是重要的，但是它的邊緣地位卻更為明顯地體現了對於為萌芽中的北美共和國建立一支常規軍這種想法的敵視。這樣一支軍隊是沒有辦法贏得戰爭的。

另一方面，同樣清楚的是，對於獨立的一致同意並未轉變為對於建立邦聯的一致同意。因為地方性的、各州之間的以及地區性的聯盟仍然是首要形式，所有建立一支完全由大陸會議單獨授權的大陸軍的期待都是不可能的。美國人認為國家政府和合法授權的大陸軍都體現了統一的政治軍事權力，這與美國革命宣稱要為之而戰的東西是背道而馳的。

來訪的委員會認可了華盛頓及其手下所提議的所有改革。紐約的行動成了一段痛苦的教訓，所以唯一的明智之舉就是解決那些顯著的問題，以使大陸軍成為一支名副其實的有效戰鬥力量。問題是清楚的，所以解決方案也很明顯——實際上，幾周以來這些解決方案一直在大陸會議中流傳。現在，整個大陸會議懷著更大的決心，接受了在10月的第一周里的「新的組建」。九*九*藏*書

一方面，現在很清楚的是，大陸會議已經對英國任何的和談提議都具有免疫力了。對於「這項事業」的承諾在本質上是一種信念，它不為長島和曼哈頓的潰敗所動，這兩次失利均被視為暫時的挫折，隨後就成了上帝為美國獨立事業所做的安排。這不是一種全然理性的心態，因為它將所有挑戰其核心觀念的證據都判定為不可容忍的。結果，傑斐遜對革命承諾所做的抒情展現——「我們的生命，我們的財產，我們神聖的榮譽」——並不僅僅是口頭姿態。它準確地反映了大陸會議的承諾的深厚根基，它所受的考驗到了極限仍毫不動搖。豪氏兄弟的軍事策略的中心設想，也就是那種認為北美叛亂所得到的支持脆弱且膚淺的想法，被證明是錯誤的。無論在美國這個龐大的劇場中，「這項事業」將會遭遇怎樣的挫折和災難，它的中心始終能夠屹立不倒。

華盛頓親自對曼哈頓東北面包括斯洛格內格在內的河岸線做了一番偵察。結果發現，這個地峽實際上在漲潮時只是一座島，它是由一條堤道和一座橋與大陸相連。他下令讓賓夕法尼亞大陸軍的一個小規模兵團封鎖這個可能的登陸地點。在愛德華·漢德（Edward Hand）上校的指揮下，這個島的出口被毀掉了。當亨利·柯林頓率領的4000名英軍先遣部隊在10月12日到達時，他們發現自己被困在一片滿是蚊蠅的沼澤中。斯洛格內格成了最不適合發起進攻的地點。

後來被奉為美國精神病學奠基者的本傑明·拉什（Benjamin Rush）告訴他的妻子，英軍最近取得的一系列勝利實際上是上帝的旨意。「我認為我們現在只需要上天皺一皺眉，」他寫道，「如你所知，要經歷重重艱難考驗，各州以及每個個體才能被引向榮耀和幸福。現在我的信念比任何時候都要強烈。」的確，拉什宣稱，「很長時間以來，我不僅期待著，而且希望陸軍上將豪能夠佔領紐約」。現在，所有臨近各州的親英派都湧入紐約，「在這裏他們將變得羽翼豐|滿，就像波士頓的托利黨人那樣，然後展開驅逐和毀滅行動」。這個國家的其餘地方隨後將「清理掉那些無賴，他們的懶惰和不忠給我們帶來了許多災難」。美國所有的臭雞蛋現在都將被放到一個籃子里了。

他的意思是，美國缺乏英國貴族那樣的階層，他們鼓勵像豪氏兄弟那樣投身戎馬生涯的人。大陸軍缺乏這樣一種傳統，它必須依靠共和制的方式來產生軍官，也就是通過對戰功進行認可和提拔的方式［亨利·諾克斯、納瑟內爾·格林以及為人們所懷念的托馬斯·諾爾頓，都很好地代表了這種緩慢而穩定的晉陞過程，一位名叫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年輕步兵上尉也是一顆即將飛騰的新星］。從長遠來看，美國需要一所軍事院校，以提供合格的軍官，而亞當斯也準備在戰爭勝利之後提議建立這樣一所院校。然而就目前而言，對軍官的需求遠遠超過供應，因為沒有迅速有效的解決辦法，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只會暴露出大陸軍的先天缺陷。「隱藏它才是治愈它的方式，」亞當斯總結道，「而暴露它就不行。」這意味著，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應當被適當地淡化。

第三，上層和下層的軍官團隊都嚴重不足。一方面，對戈溫那斯高地和基普灣紀律崩潰情形的報告責備的都是缺乏經驗的軍官。缺乏有效領導的士兵成了流竄團伙。另一方面，當由斯特林勛爵或是托馬斯·諾爾頓這種天生的領袖指揮作戰時，士兵們在戰鬥中就表現很出色。納瑟內爾·格林甚至認為，要是有正確領導的話，美軍就能與英國常規軍相提並論。「如果軍官能和手下一樣出色的話，」格林聲稱，「美國也許能夠傲視全世界。」

從另一層更深的意義上來說，在幾位代表之間，讓他們自己不抱懷疑態度的需要催生了許多智慧而且常常是反直覺的點子，所有這些點子都成了支撐他們的革命信心這座建築內壁的飛扶壁（flying buttress）。就像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有五條證明上帝存在的證據一樣，這些人也做出了一些理性的嘗試，來證明一條最終要歸於信仰的信念，那就是，紐約的軍事失敗是毫無意義的，因為美國的事業是命運之子（destiny's child）。

格洛弗主動出擊，將他手下的750名士兵派到一堆石牆的後面。儘管處於敵眾我寡的劣勢，他們還是主動誘使英軍進攻。當英軍開到近處時，格洛弗部隊中的一排士兵起身開火，隨後又立即躲回牆後面；當英軍一邊前行一邊亮出刺刀時，下一排士兵站起身來，又是一陣開槍痛擊；他們就這樣一堵牆一堵牆地輪番發起攻擊。在一個多小時的時間里，英軍在佩爾角損失的兵力就超過了他們在整個長島戰役中損失的人數（格洛弗後來聲稱，他的部下一直保持著冷靜沉著，這場戰鬥「就像是在打鴨子一樣」）。有人統計，英軍死傷人數超過了300人，而美軍則只有20人。https://read.99csw.com

英國的船隻和人員在伊斯特河的活動迅速引起了華盛頓的注意。「我有理由相信，」他在10月11日寫給漢考克的信中說，「他們的軍隊最大的那一部分已經沿河而上，或者正準備這麼做，這是為了實現他們的原計劃，也就是繞到我們身後，然後切斷我們與自己國家的聯繫。」華盛頓似乎已經認定，豪想要將這個包圍圈封好，但實際上，豪打算做的卻是打開一個缺口。

到10月上旬的時候，華盛頓已經意識到，陸軍上將豪不會借邀請之機將他逮捕，並對哈勒姆高地的堡壘發起進攻。大約就在同一時間，豪也開始意識到，軍事行動的階段即將告一段落，他必須再對英國的軍事優勢進行一次酣暢淋漓的展現——實際上就是說，對迷茫而規模日減的大陸軍發起又一次打擊。

在信的末尾，華盛頓總結說，在軍事上必要的東西在政治上無法實現。只有依靠英軍模式的永久常規軍才能贏得戰爭，但是人們「對於軍隊力量懷著如此的不信任和嫉妒，以至於總司令都沒有機會……能夠對成功做出哪怕一點點的保證」。準確地說，「這項事業」是光榮的，但是如此組建的大陸軍天生就是問題叢生的臨時部隊。

10月18日，也就是大陸軍開始撤離行動的那天，豪氏兄弟將柯林頓的部隊運離了斯洛格內格，並加派了兩個新近加入進攻部隊的黑森傭兵團前去增援。他們在佩爾角（Pell's Point）登陸，該地位於沿長島海峽上溯數英里［現為佩勒姆（Pelham）］的地方。複雜的海陸軍隊行動像機械一樣精確地進行著，登陸地點位於大陸而不是在半島嶼的地方，登陸行動在一開始也未遭受任何抵抗。

而對英國一方來說，這是戰爭末期的開始。這意味著，儘管豪氏兄弟在戰術上十分高明，但他們卻未能發動致命一擊，將叛亂扼殺在襁褓之中。的確，他們有意識地決定不採取這樣的做法。如果他們採取相反的做法，情況可能會變成什麼樣？這將永遠是美國歷史中最令人感興趣也最難以回答的問題之一。

隨著夏季轉入秋季，有兩個結論顯而易見：第一，在所有致力於戰爭的事情上，大陸會議都繼續充當著臨時國家政府的角色，隨時準備給予華盛頓他所要求的一切；第二，人們在擁有意願的時候，卻找不到任何方法將這種口頭上的支持轉化為現實，部分原因是大陸會議缺乏領導各州議會的權力，還有就是解決許多困擾著大陸軍的頑疾沒有迅速有效的政治手段。

隨著戰爭不斷推進，人們將看到亞當斯的分析是具有先見之明的，儘管對於華盛頓而言採取防禦性（或者叫作底比斯式的）戰略相當困難。之所以困難，部分是因為他自己熱衷於主動出擊，部分是因為他擔心在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英軍最終將憑藉雄厚的財力資源勝出。但是在此時的嚴峻考驗中，最具效力的東西，還是大陸會議的領袖們為消除紐約軍事敗北的影響而提出的各種觀點。無論其觀點是根據地緣政治、神學還是歷史而來，他們都將美國獨立的命運視為天定。即使個別觀點有點似是而非，但是它們所基於的信仰卻毫不動搖。豪氏兄弟嚴重低估了這種信仰的深厚基礎。

關於會談的詳細內容沒有留下任何記錄，但是雙方著重討論的問題，以及提出的解決方案，在兩周后委員會送交大陸會議的報告中得到了簡明的概括。這份報告隱含的結論就是，大陸軍實際上已經根本不能被叫作軍隊了，以至於迅速獲勝的說法再也站不住腳了。因此，要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取得成功，必須依靠一支有能力與英軍一決高下的軍隊，所以必須有一種「新模式」，或者說一次「新的組建」。實際上，該委員會推薦的所有改革，都是大陸會議在一個月之前試圖實施但最終未遂的，而這次則帶有更多的緊迫性和廣泛性。

但與此相反的是，他預感英軍將從南面發起一場大規模進攻，於是命令自己的部隊開挖更多的戰壕。他最終找到了理想的防禦位置，這個位置完美體現了他守衛紐約的整個戰略計劃。他打算利用哈勒姆高地突起的岩石，在英軍對撤離行動發起攻擊之前，給他們造成最大限度的傷亡。這是一個大胆而危險的決定，因為他將大陸軍置於生死存亡的險境，以求能夠以「這項事業」的名義發起一場更為明顯的進攻。

那一被稱為「大火災」的事件是一群縱火犯的傑作，他們大部分人可能是自詡的愛國者，不過當時在城中只是備受攻訐的少數派。兩名嫌疑犯被草草地處決了，其中一名被丟進火中，另一名則被弔死在路燈柱上。華盛頓告訴漢考克，這場大火不是他放的，很可能是一場意外。但是他私底下向倫德·華盛頓袒露說：「是上天，或者某位好心的人，為我們做了我們無法做的事情。」不管它的起因是什麼，對於經歷過戰爭的人來說，英國佔領軍都在百老匯大街西面的所有住宅、教堂和建築物的灰燼中活著。

大陸軍倒是有所行動，儘管十分緩慢，一天行軍連3英里都不到。13000人的軍隊中有整整四分之一非病即傷；他們也沒有足夠的馬來拖運貨車和大炮，以至於這些東西不得不靠人力搬運；食物供給也嚴重缺乏，一路上士兵們被迫飢不擇食地四處搜尋可吃的東西。約瑟夫·普拉姆·馬丁略感諷刺地回憶起，當時他被要求拿一口鐵制的鍋，這口鍋幾乎沒有被使用，因為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煮了。士兵們已經沒有戰鬥的狀態了，不過這種狀態也沒有用了，因為豪並未試圖阻斷他們的去路。好像他幾乎是希望他們可以逃走。hｔtps://reａｄ.９９cｓｗ.coｍ

這樣的變節投敵行為似乎可以被看作是美國獨立事業這座大廈最早出現的裂縫。這因此也意味著，豪的策略開始產生效果了。當豪一連幾個星期都沒有對哈勒姆高地發起任何進攻時，幾名英軍軍官對此表示困惑。他們的設想正如麥肯齊上尉所言：「目前的重點肯定是讓這支主要的部隊解散，如果這個目標能夠達成，剩下也就基本沒什麼要做的了。」但實際上豪卻不認可這樣的設想。在對大陸軍發起過幾次毀滅性打擊之後，他一直等待著這些行動產生效果。他覺得沒有必要摧毀大陸軍，因為他相信這支軍隊會不攻自破。沒有一個見證者會像華盛頓那樣害怕，正如他對漢考克所說，他的部隊「正處於在政治上被解散的前夜」。

人們能夠察覺到兩位指揮者之間矛盾的早期徵兆，這在李建議華盛頓就最近在戰場上的失敗向大陸會議提出辭職時尤為明顯，雖然他聲稱這一舉動是為了在政府上級那裡贏得支持。華盛頓沒有理會這個建議，而他也沒有將李的意見視為敵對行為。的確，他將哈德遜河靠新澤西這邊的憲法堡（Fort Constitution）重新命名為李氏堡（Fort Lee），以此來紀念李的回歸。而且撤離曼哈頓的決定是對李的判斷的含蓄認可，因為他始終認為紐約是難以防守的。

豪所選擇的戰術幾乎總是兩翼進攻的模式，因此在向他的哥哥打聽過伊斯特河上航行路線選擇及阻礙之後，他選擇在斯洛格內格［Throg's Neck，也被叫作「蛙頸半島」（Frog's Neck）］發起進攻，該地在哈勒姆高地東北9英里處，靠近今天布魯克林的斯凱勒堡（Fort Schuyler）。

人們也許會認為，無論在哈勒姆高地所取得的只是多麼小的勝利，它都成了華盛頓所希望發起的那場行動。在拿下這重要的一役之後，他現在應該可以趁陸軍上將豪還沒有封鎖他的退路，輕輕鬆鬆地將大陸軍撤出曼哈頓並保住自己的名譽。

因為就像漢尼拔一樣，豪將發現，戰鬥的取勝並不意味著贏得戰爭：「征服很容易就能實現，因為我們用盡全力就能實現征服——長久的征服卻很難，因為我們只能用一部分力量去守護征服的成果。」對於豪來說，佔領長島和曼哈頓將會把他的戰線補給拖長到崩潰的邊緣。「在他的軍隊被如此分割散布以後，」亞當斯預言道，「我覺得他今年差不多快走到頭了。」豪獲得的勝利越大，他面臨的困難也就越大。豪註定要一路勝利地走向失敗。

豪未曾料到美軍會有這樣的戰鬥力，他深感震驚，於是下令讓英軍停止前行。第二天，他十分謹慎地撤回到處於內陸的新羅謝爾（New Rochelle），決定在那裡等待新到的8000名黑森傭兵從長島趕來。格洛弗的軍隊實際上已經撤退並與華盛頓的部隊會合了，所以只有少數民兵留下阻擊豪的軍隊向懷特普萊恩斯挺進。但是豪並沒有採取行動。

建立高等軍官團隊的提議引起了亞當斯的注意，這部分是因為它證實了紐約發回的報告，部分是因為他為了教育作為戰爭與軍需委員會領導的自己而一直在研讀羅馬軍隊的歷史。他發現波里比阿（Polybius）曾總結說，羅馬的大部分失敗都不是士兵的過錯，而「始終是軍官的過錯」。這種相同的領導錯誤困擾著大陸軍，但是亞當斯堅信，這個問題沒有辦法立即得到解決：「這支軍隊需要優秀軍官的真正原因是……在美國無法找到大量這樣的軍官。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只要靠時間、學習和歷練，就一定能夠培養出足夠的軍官。」

的確，對於他自己的軍隊來說，可悲的處境一目了然：一些逃兵已經開始投奔英軍了。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麥肯齊（Frederick MacKenzie）的英軍軍官宣稱，逃兵以每天80人的速度不斷到來。一如華盛頓所預言的那樣，長島和下曼哈頓的親英派們正整連整連地加入豪的軍隊。與此同時，在整個新澤西，一場內鬥正在醞釀之中，有近300位公民（包括一名《獨立宣言》的簽署者）接受了豪的赦免，並宣誓效忠喬治三世。

亞當斯在古希臘羅馬的歷史中找到了自信，這種自信主要來自從伯羅奔尼撒戰爭和布匿戰爭中學到的經驗。當亨利·諾克斯對接連數次戰敗給大陸軍士氣所造成的影響表示憂慮時，亞當斯告訴他不要擔心了，「一場愚蠢的恐慌的確從你的軍隊里傳開，並一路傳到了費城」，但是，漢尼拔也給羅馬軍隊造成了同樣的恐慌，然而他從未能有效地利用它，最終輸掉了戰爭。豪很可能就將成為美國革命中的漢尼拔。九九藏書

戰時會議還通過投票決定在華盛頓堡留下2000名士兵。這一舉動毫無戰略意義，留下「一座城堡在身後」的做法違背了所有傳統的戰爭原則。因為已經很清楚的是，英軍的戰艦可以沿哈德遜河一路前行，毫髮無損地經過華盛頓堡，這讓守軍無法實施他們的核心任務。但是作為對美軍守衛紐約決心的一種展現，這一舉動從心理上來說有著相當大的意義，哪怕是在華盛頓下令撤離的時候也是如此。它是一項無法實現的軍事決定，一次由衷的榮譽之舉，同時也是華盛頓在整場戰爭中最糟糕的戰略失誤。

與此同時，在華盛頓等待著豪打算對哈勒姆高地發起的那場未能實現的正面進攻時，大陸會議正努力地在理解基普灣潰敗所蘊含的所有意義。與整體的美國大眾不同，費城的代表們充分理解了這份恥辱。

雙方隨後的一系列行動以閃電般的速度在進行。華盛頓在10月16日召開了戰時會議，通過幾乎一致同意的投票決定——只有一人持反對意見——撤離曼哈頓，並讓部隊轉移至18英里以外的懷特普萊恩斯（White Plains）的高地上。此地提供了一處和哈勒姆高地差不多的天然掩體。而行動的目標是在豪封鎖出路之前到達該處。

出席戰時會議的不是別人，正是最近才從南卡羅來納獲勝歸來的查爾斯·李。儘管放誕無禮、喜怒無常，儘管長著鷹鉤鼻，外貌邋遢，儘管隨時隨地都帶著一群狗，李在指揮層中可是僅次於華盛頓的人物。他的登場增加了數名軍官的信心，包括約瑟夫·里德，他自長島那次高明的逃離行動以來就一直對華盛頓明顯的茫然失措和優柔寡斷絮絮不休。

第一，大陸軍需要擴大到至少擁有6萬名士兵，而且大多數人要承諾能夠「在整個戰爭期間」服役。這將消除對民兵的需求，因為紐約的行動充分展示的一點就是，對於「臨時民兵」（Minutemen）的依賴是只會產生不光彩影響的光榮設想之一。一年兵役制被證明是同樣有問題的，因為正好就在剛剛開始習慣軍隊紀律、成為可靠戰士的時候，士兵們就服役期滿，應該離開這支部隊了。

富蘭克林採取了另一種不同的方針，更多地是以他一貫靈活變通的方式，利用大陸軍的糟糕情形作為籌碼從法國獲取經費和物資的支援。在他下達給新的美國駐法大使賽拉斯·迪恩（Silas Deane）的指示中，他叮囑在軍隊的不利狀況方面要完全的坦率：「總的說來，我們在紐約附近的軍隊無力在開闊地帶對付陸軍上將豪。……和他們現在所擁有的或是我們所能夠提供的比起來，他們希望得到更好的武器、更好的帳篷以及更多的衣物，這樣一來，我們也無法靠這種沒有吸引力的條件徵募新兵或擴充軍隊。」沒有什麼比法國的援助更有助於挽回局勢的了。

綜上所述，革命之夏的這兩份產物實際上造成了後來一場持久的衝突，即英國因為政治原因無法獲勝，而美國則因為軍事原因無法獲勝。許多致命的決策和挑戰還等候在前方——華盛頓在特倫頓（Trenton）心血來潮的冒進行為，豪做出的攻佔費城而非封鎖哈德遜走廊這一不合常理的決定，在福吉谷（Valley Forge）的耐力考驗，以及法國十分關鍵的參戰——但是它們的發展還是都停留在1776年夏天所形成的戰略框架之中。

就像是為了讓豪的策略成功一樣，恐懼和失望的情緒傳出了紐約和新澤西。整個美國的新聞報道都限制了這種情緒的傳染，但是華盛頓擔心逃兵會將這種病傳回他們各自的州。令人厭惡的現實就要來到眼前，也就是說，這將是一場漫長的戰爭，但如此組建的大陸軍還遠不夠格來打這場仗。

例如，西澤·羅德尼（Caesar Rodney）在聽完他來自特拉華的同事詳細講述過這場潰敗之後，十分謹慎地為華盛頓開脫了責任，轉而譴責他手下那幫「嘴上無毛的小夥子」。「我一直在寫這件事直到我染上了病態的幽默，」羅德尼總結說，「唯一的安慰就是，到你讀到它的時候，你將會和我一樣憤怒。」北卡羅來納的威廉·胡珀（William Hooper）相信，現在是時候破除愛國主義的障眼法了。「剝離事物的偽裝，如其所是地看待它們，這成了我們的責任，」他督促道，「在當前時代以及數百萬還未出生的後代都依靠它們的改變時，我們應該不遺餘力地去達成如此值得去實現的目標。」實際上，華盛頓幾周以來一直試圖告訴漢考克，大陸會議似乎還沒有完全理解軍隊的糟糕情況。在基普灣一役之後，代表們最終獲知了消息，並投票選派了一個三人委員會前往哈勒姆高地與華盛頓及其手下會面。他們的會面長達5天，從9月20日持續到9月24日。九九藏書

但實際上，其他幾個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在美國的革命之夏中已經得到了回答，這些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隨後戰爭的特徵。它們分為截然不同的兩方，一方認為從長遠看英軍最終將會勝利，另一方則同樣不現實地期待著美軍在軍事上的獲勝。它們一起確定了這場曠日持久的對抗的界限，它將在接下來的五年裡持續上演，並最終在約克鎮（Yorktown）戰役結束后以英國承認無法取勝而告終。

更重要的是，必要的體制改革的實施不可能只靠為軍隊的不同部門起草幾份新的程序性指導文件。規章制度必須層層下達給那些軍事經驗甚少或者幾乎全無的人，然後逐步推行直至常態化。對於大陸軍里的那些人而言，這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做到的事。事實就是，「新的組建」無法在一夜之間實現，除非是紙上談兵。戰爭將會持續很久這一事實意味著，在不斷嘗試和犯錯的基礎上，軍隊將有足夠的時間發展出各種重要的細節規定。大陸軍似乎註定要成為一件永遠處於改進之中的作品。更為受限的國家軍隊的設想是在共和制度下能被認可的一切了。

更重要的是，亞當斯解釋說，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底比斯（Thebes）人給美國人指明了方向。底比斯人在經歷過數次美軍在紐約那樣的失敗之後，他們意識到自己無法以傳統方式戰勝斯巴達，採取防守戰略會讓底比斯軍隊「輕率地與希臘最強大的軍隊展開決戰」。相反的，他們選擇「不斷地騷擾斯巴達，與之發生頻繁的摩擦……通過持續的接觸來獲取經驗、信心和勇氣」。在紐約所受的羞辱實際上是非同尋常的學習經歷，它讓美國人吸取了底比斯人兩千年前的經驗教訓。因為像斯巴達那樣的英國人必須贏得戰爭，而底比斯般的美國人要做的只是不輸掉它。這種初步的認識通過紐約的艱難作戰才被認識到，但是現在它將指引美國贏得最終的勝利。

9月20日晚上，他向南仰望天空，目光搜尋著不斷進逼的豪的軍隊，此時地平線被燒掉了紐約市1/3的大火照亮。大陸會議曾下達過嚴格命令，不準在撤離時燒毀城市，理由是有一天它還會被再次奪回——這明顯體現了那種仍然影響著費城代表思考的自信。

大陸會議的領導已經表示了對華盛頓由衷的支持，並且在美國獨立不容談判這一點上結成了統一戰線。即使他們不能履行他們「重新組建一支軍隊」的承諾，但是在這個脆弱的時刻，這種政治姿態本身和發表承諾聲明是一樣重要的。費城的代表們必須展現的是，他們對於這種情緒的傳染具有免疫力。

華盛頓充分理解了這種令人不快又難以應付的現實。在10月4日寫給漢考克的一封長信中，他表達了對於來訪的委員會認可他所有提議的感激之情，但是又補充道：「選組軍隊和人民起義之間有著天然的區別。」在不久的將來，他將帶領一支由不稱職的軍官、靠不住的民兵以及短期服役的士兵組成的軍隊。正如他最近任命的副官坦奇·蒂爾曼（Tench Tilghman）所說，華盛頓指揮的是「一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差的一支軍隊」，而「豪先生帶領的是美國土地上有史以來出現過的最精良的軍隊，如果要阻止他」，這隻能指望奇迹發生了。

來自康涅狄格的代表威廉·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採用一種更為神學的方式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他所採用的闡釋基礎是清教徒式的控訴，這種方法將英軍在長島和基普灣取得的勝利解釋為對於罪孽深重的美國民族的神聖懲罰行為。「上帝讓我們作戰的武器變得遲鈍，」威廉斯鄭重其事地說道，「讓我們在敵人面前逃竄，並且還讓他們佔領我們的大本營。」在威廉斯的道德世界里，這與大陸軍的相對弱勢無關，而是涉及整個美國民眾的墮落：「徹底的懺悔和改變……可以平息神聖而公正的上帝的憤怒，避免這些驚人的災難，保證千秋萬世的自由和太平，以及所有子民永遠的幸福和榮譽。」明顯的解決辦法不是提供更好的軍官、更好的裝備或是從法國獲取的援助。只要美國的愛國者們能夠齋戒、懺悔並且祈禱上帝的救贖，所有這些東西自然就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