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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民心所在

7 民心所在

柯林頓率領著進攻的軍隊,他接到的命令是搶佔灘頭,然後等待由豪率領的第二批9000名英軍的到來。由於沒有遭遇任何抵抗,柯林頓本可以橫跨曼哈頓,然後順勢阻擋住由帕特南率領的從南面而來的5000名美軍。但是柯林頓遵守了命令,違背了自己更好的判斷,這使得「老帕特」在現今里弗賽德大道(Riverside Drive)的地方得以繞過英軍和黑森傭兵。他年少聰慧的副官阿龍·伯爾(Aaron Burr)已經確定好了逃離路線。

相反,基普灣的海岸線由800名康涅狄格民兵和大陸軍的新兵守衛著,其中包括約瑟夫·普拉姆·馬丁。這些都是華盛頓麾下戰鬥經驗最為匱乏的士兵。他們的防禦陣地由一道淺淺的戰壕和上面堆滿的泥堆組成。許多人只有長矛當武器。除了被告知要堅守陣地以外,上級沒有發布任何命令告訴他們如何應對進攻。馬丁記起白天向外望去的時候看見了英軍戰艦以及瞄準著他的戰壕的80門大炮,不知道他該做什麼。
另外,大陸軍正好在經歷著豪氏兄弟意欲施加的那種衝擊。有利的風向扭轉了水勢,隨後是一場天降大霧,這一切使華盛頓的軍隊得以渡過伊斯特河,實現了一次幾近奇迹的逃離,但是他們的士氣卻土崩瓦解了。「我們的處境的確令人痛苦,」華盛頓向漢考克報告道,「這些民兵,並沒有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而是顯得十分沮喪,不聽命令,非常不耐煩地想要回[家]。他們很多人都中途逃跑了,有時候甚至是整個連隊。」這些士兵到達曼哈頓的時候,一位目擊者描述說,他們「滿臉病態,形容憔悴,垂頭喪氣……總而言之,一切都處於混亂之中」。
雖然如此,華盛頓的第一反應就是拒絕格林的建議。他在此時與漢考克的通信就很反常的混亂無序、散漫無章,也許這是疲勞的後遺症,也許是長島的戰敗留下的心理創傷又複發了(他將漢考克而非亞當斯視為大陸會議的主席,作為他的行政上級,儘管亞當斯作為戰爭與軍需委員會的最高領導在軍事方面更為在行)。儘管大陸軍面臨絕境,他對於從紐約不戰而退的決議仍然感到很不滿意,他告訴漢考克,「這有渙散軍心、損害這項事業的嫌疑」。它也會在所有殖民地都造成嚴重的政治影響:「在這些地方,共同的事業也許會因為它給許多人的精神打擊而受到影響……尤其是我們在長島遭受了損失之後。」不管決定性的考量是他個人的榮譽感,抑或是恢復大陸軍信心的需要,抑或是害怕放棄紐約會讓各地那些不熱情的愛國者在心中產生疑惑,他都覺得有必要在曼哈頓對英軍發起一場「漂亮的進攻」,即使那意味著會有失去一切(包括他自己的生命)的風險。
華盛頓遭遇了全速逃離的狂亂的士兵,當時他正從總部騎馬奔向南面槍聲響起的地方。他徒勞地想要通過指揮軍官們在石牆之後穩住陣腳來重建秩序,但是人們只是從他身邊跑過。一位目擊者報告說:「他[用他的馬鞭]打了幾位正在逃跑的軍官,三次將帽子摔在地上,最後長嘆道:『我的天吶,難道我率領的就是這樣的士兵嗎?』」不斷逼近的英軍步兵團已經到了50碼開外,但是一群手下都不能勸動他們的司令離開戰場。最終約瑟夫·里德抓住他的坐騎的韁繩,一路咒罵地將華盛頓帶到了安全區域。格林回憶起第二天的場面時宣稱,華盛頓是「如此急躁不安,以至於他寧願一死也不要偷生」。
華盛頓和格林所不知道的是,大陸會議已經投票決定,給予他們所要求的一切東西,甚至更多。9月16日,代表們下令建立88個新的陸軍營,這又是6000人的兵力。「發放20美元津貼」鼓勵了參軍服役的行為,「在整個戰爭期間」服役更是得到了「在戰爭結束后擁有西部100英畝土地」的承諾。
格林是在請求華盛頓接受兩個令人不快的、麻煩的現實:第一,保衛紐約的決定成了一個錯誤,現在應該意識到這一點並阻止美國繼續遭受損失;第二,華盛頓需要讓他那種受榮譽驅使的「堅守作戰」的本能服從於更大的政治需要,這種需要在此時就是指大陸軍的存活。很明顯,格林不像亞當斯和富蘭克林,他相信大陸軍的覆滅會將美國獨立事業置於危險之中。
英國人已經讓自己確信,戰爭總算是結束了,而大陸會議的領導們卻想要明確聲明,它才剛剛開始。幾個月來,一直有人警告華盛頓,靠臨時補充的民兵組成的美軍無法與英國常規軍相匹敵。現在長島的慘敗,以及曼哈頓的軍隊士氣不振、日益萎靡的狀態,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要說的話,我們現在是處在我們部隊瓦解的前夜,」他如此警告漢考克,他指的是逃跑現象的增加以及許多士兵服役期即將結束的情況,「除非大陸會議採取一些迅速有效的措施,否則我們將輸掉我們的事業」。

他敦促他們「自己做出判斷,為目前所進行的這項非正義的、搖搖欲墜的事業犧牲自己的生命是否符合他們的榮譽和幸福」(在基普灣之後,這項事業也許已經變得更加岌岌可危了)。只要他們願意放棄虛假的獨立並「回歸他們之前的聯盟關係」,不必要的流血犧牲就可以停止,他們也能夠享受「和平的恩賜……並充分享用他們的自由和財產」。在基普灣的慘敗之後,這條信息是否可信,對此人們將永遠不會知道,因為只有紐約和新澤西的親英派媒體才會認為這條消息適合刊載。華盛頓拒絕了豪勛爵的提議,認為那只是舊瓶裝舊酒的方案,實際上是要求徹底的投降,「而在那之後,英國國王將會考慮是否有誰應該被處以絞刑」。
要概括性地談論美國大眾是十分困難的。毫無疑問,這些人代表著最重要的民心所在,因此也是豪的策略所要爭取的最終對象。在他的策略中,對大陸軍的羞辱是為了展示英國的軍事優勢。在5月和6月出現了類似於關於獨立的全民公投,併產生了決定性的結果。如果在9月再次出現全民公投,這些結果將會同樣地起到決定作用,還是會危險地產生分化效果?
36歲的諾爾頓是經歷過法印戰爭的老兵,他在邦克山的英勇行為已經成為傳奇[約翰·特朗布爾(John Trumbull)認為在他對戰鬥的描繪中應該將諾爾頓當作主要人物才是合適的,他的這幅畫現在還掛在波士頓美術館(the Museum of Fine Arts in Boston)里]。在對基普灣潰敗的事後清理中,人們一致認為,軍官屍體中沒有找到領導,這是造成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是諾爾頓代表了大陸軍中最高戰鬥領導的標準。人們曾聽到阿龍·布爾如是評論:「要這麼快地把這樣一個人提拔起來是不可能的。」九_九_藏_書
根據豪氏兄弟預定的策略,在長島對大陸軍的羞辱所激起的風波足以撼動北美叛亂的基礎。但是在斯塔滕島上與美國代表團的會晤似乎暴露出了這個策略的缺陷,因為美國代表團拒絕將長島的潰敗視為什麼大事,他們認為那不過是微不足道的暫時受挫。亞當斯和富蘭克林甚至還堅信,大陸軍的全軍覆沒或是投降都不會有什麼影響,除了也許會讓不可阻擋的美國的勝利延後一些。豪氏兄弟試圖用他們處於優勢的海陸軍隊作為不那麼友好的勸降工具,但是那些已經獻身於美國獨立事業的大陸會議領導是不可勸降的,在他們現在的處境中,與強大的英國之間任何的和談希望都是難以想象的。
大陸會議的決定代表了一份集體承諾,答應為華盛頓提供一支他認為對獲勝來說必不可少的常規軍。它也代表了一份象徵性的政治決議聲明,即無論華盛頓的軍隊在曼哈頓發生過什麼,美國的事業所具備的兵力來源都的的確確是永不枯竭的,這一信息足以給英國政府造成震動。
——納瑟內爾·格林1776年9月5日寫給喬治·華盛頓的信
準確地說,所有州的政府在美國獨立這一問題上都仍然十分堅定(豪氏兄弟曾期待在長島戰役后能夠出現變節現象)。但是當涉及為大陸軍出錢出力的時候,各州政府都將保護自己的公民作為最優先選項。它們不再願意將主權交給大陸會議,其抗拒程度不亞於他們不願意承認英國議會的統治權。只有在各州被允許追求各自所認為合適的目標的前提下,他們在獨立問題上才聯合一致。
使用「致命」這個詞,他差不多的確是指大陸軍的覆滅了。他是否與格林一樣都認為大陸軍的終結意味著美國獨立的終結,這一點尚不清楚。很長時間以來,他一直視美國的事業堅不可摧,以至於很難讓他從心理上放棄它。但是如果大陸軍的覆滅確實會讓美國獨立陷入危險之中,那麼這就是一個不值得的冒險。在此基礎上,他已做好了犧牲自己生命的充分準備,而且他希望這一事實能夠使他所有的軍官明白。但是比他自身的榮譽更重要的事情現在正處於千鈞一髮的狀態,他必須讓他的本性服從於這個更大的目標。
華盛頓想讓漢考克明白,曼哈頓差不多已經失守了。「考慮到我們的利益和期待,」他解釋道,「得儘可能地拖延此事。」正如約瑟夫·里德向他妻子解釋的那樣,這次的目標是在投降之前給英軍造成慘重損失,「如果我們的犧牲能夠拯救美國的事業,那麼我們就還有時間在春天到來前召集到另一支軍隊,這個國家也將得以留存」。這種宿命論的邏輯差不多確切地反映出了華盛頓在這個緊急多事的時刻的想法——或者說是那種被稱作想法的東西。華盛頓正準備以身殉國。
簡而言之,新聞界並沒有客觀公正地報道長島的戰鬥或是大陸軍內部的突出問題。在這個萬分危急的關頭,對於「這項事業」的忠誠是如此徹底地戰勝了一切對真相的傳統定義,以至於新聞誠實幾乎變成了叛國罪行。這樣一來,在紐約以外的其他各州幾乎沒有出現任何在美國獨立信念上的動搖,在紐約的親英派則成群結隊地誌願加入英軍。偏激的美國新聞界完全掩蓋了大陸軍士氣低落的狀態。幾乎沒有美國人知道他們正在輸掉戰爭。
接下來發生的事算是這場戰爭中美軍最糟糕的時刻之一了。被恐慌所籠罩的士兵們逃向了基普灣,這似乎是面對英國海軍壓倒性的炮擊所做出的合理反應。但是在他們向北逃離的過程中,他們發現恐懼是具有傳染性的,它造成的驚嚇傳播開來,使得康涅狄格民兵和正規軍在面對英軍象徵性的攻擊時,整團整團地扔掉自己的步槍和行囊。「恐懼和混亂這兩個魔鬼在那天似乎控制了所有人、所有一切。」馬丁回憶道。撤離變成了一場潰敗。
大約在哈勒姆高地往南半英里的地方(靠近現在的第107大街和里弗賽德大道交匯處),諾爾頓帶領的120名士兵遭遇了400名英軍常規步兵團。雙方隨後爆發了激烈的衝突,美軍躲在一堵石牆后開火,效果甚好。但是後來一個蘇格蘭高地兵團[也就是著名的黑衣守護者(Black Watch)]赫然出現,面臨數倍于自己的敵人,諾爾頓向哈勒姆高地撤退了。英軍已經如此習慣於看著美軍逃離,以至於一名號手吹起了獵狐行動中狐狸被困、追逐將盡時的號角聲。
但是這個決定從另一方面看也是象徵性的,因為它的實施依賴於各州議會的通力合作,而這些州傾向於支持的都是自己領土範圍內的民兵部隊,而不是大陸軍的徵募。因為一份強制性的草案違背了他們聲稱為之奮鬥的共和原則,這道命令實際上是一種請求,各州的通力合作也遵循自願原則,這意味著絕對不可能徵集到一支6000人的新軍。華盛頓也許會反駁說,如果美國輸掉了戰爭,共和原則也就毫無意義,而大陸會議的領導們對此也明顯表示過贊同,但是政治現實卻是,費城的代表們做出了一個他們無法遵守的承諾。
歷史並不要求後人承認柯林頓的提議所蘊含的戰略智慧。華盛頓的所有軍官都意識到了豪有能力將他們圍困在曼哈頓,里德將這座島形容為「這塊我們萬萬不該出現於其間的狹長地帶」。的確,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要投票決定將整支軍隊移往曼哈頓北端,他們將在那裡殺出重圍,離開這座島。
最清醒的建議來自納瑟內爾·格林,他剛剛經歷了瀕死體驗,才從醫院出來:「現在需要考慮的是,一場從此島的整體迅速撤離是否有必要。在我看來,要想成功擊退敵人,保證我們不再受辱,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計劃。我認為在國王橋的這一端我們已經沒有目標了。……我會燒掉這座城市以及它的郊區地帶。」在格林的計劃中,大陸軍的生存不僅僅是保衛任何一寸土地的問題。「我謹將以下觀點作為我的個人意見,」他重申道,「一場全面而迅速的撤退是絕對必要的,美國的榮譽和利益要求我們這樣做。」
紐約臨時政府的代表們從菲什基爾(Fishkill)相對的安全寫起,證實了這一戰略判斷:「我們對於敵人登陸紐約的計劃,以及將由此造成的慘敗,是如此確信不疑……我們有理由擔心它帶來的後果。」所有人一致認為,英國海軍在哈德遜河與伊斯特河上處於優勢地位,加上它在曼哈頓北端的地面優勢,這意味著華盛頓的孤立無援。既然投降不能作為一個選項,那麼唯一的選擇就是戰鬥。
簡單地說,這就是我的處境,如果我可以在墳墓的這一邊對敵人進行最惡毒的詛咒的話,我將會詛咒他帶著我的心情來替代我的位置。……至於信心什麼的,我告訴你,我自出生以來從未陷入過如此不愉快、如此對立的狀態之中。……如果我倒下了,請讓人知道我這樣的處境,發表聲明維護我的名聲,那樣做不會有錯的。如果人們能夠站在我這邊(順便說一下,我並不抱這樣的希望),那麼我決心在有生之年絕不讓人趕出這裏。
實際上,阿比蓋爾所閱讀的一份波士頓報紙——《新英格蘭報》(The New England Chronicle),報道了美軍在長島取得的光榮勝利:
海軍的火力網一旦展開,這個問題的答案立刻就變得十分清楚了。所有五艘戰艦火力全開,所展現的火力被幾位英軍軍官形容為比他們有生以來目睹過的所有火力都要密集。在幾分鐘之內,美軍的防禦戰線灰飛煙滅,而馬丁(正如他自己所說)「開始想著自己身體的哪一部分會先行離開」。炮擊持續了整整一個小時,其間一艘英軍戰艦「俄耳甫斯號」(the Orpheus)消耗了5000多磅的彈藥。到那時,馬丁和他的戰友們——這相當容易理解——早已決定儘快逃離「殺戮地帶」了。英軍和黑森傭兵的登陸行動沒有遭遇任何抵抗,他們一點傷亡也沒有。為數不多的美軍士兵仍然留在了戰壕里,他們在試圖投降時被倉促地殺害了。長島的戰況又重現了。https://read•99csw.com
斯塔滕島和談破裂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2日,各位將級軍官以10:3的投票結果推翻了他們上一周的決議。他們現在準備放棄紐約市的所有防禦,並加強他們在國王橋的力量,以抵抗計劃中英國將在該處發起的進攻,而不是把大陸軍分散在整個曼哈頓島。他們暫時只會在華盛頓堡(Fort Washington)留下2000名士兵與哈德遜河上的英國海軍精銳較量。他們的新目標是,在曼哈頓北端擋住豪可能發起的進攻,然後讓整個大陸軍撤離此島。新的首要任務是不惜一切代價(包括失去紐約)讓大陸軍保存下來。

實際上,所有報紙都詳盡而準確地報道了大陸會議在斯塔滕島上與豪勛爵的會談以及隨後對他的和談提議的拒絕,報道這一決策的編輯手法得到了各界嘉獎,人們認為那是對美國反抗的適當表述。只有一部分報紙提到了那次倉皇又絕望地趁夜橫渡伊斯特河逃往曼哈頓的經歷,這主要是因為它與先前報道的美軍在長島獲勝的消息不符。
為了這場「漂亮的進攻」而在暗地裡進行的努力涉及一種單人潛艇的部署。正如我們所見,富蘭克林在數周之前就與華盛頓探討過這種水下工具的前景,它也許能夠通過在英軍戰艦下方游弋並在其艦身上安裝延時炸彈來炸毀它們。9月6日,華盛頓批准進行水下戰爭開創性的嘗試。儘管面臨水流的阻礙,這艘名為「海龜號」(Turtle)的實驗性潛艇仍成功地潛到了海軍上將豪的旗艦「雄鷹號」下方。它攜帶了150磅的炸彈,但是未能成功地將它安裝在覆銅的龍骨上。要是成功了的話,「海龜號」也許能夠大大減少英國海軍在曼哈頓附近河面上所擁有的戰略優勢。但是在它的處|女航之後不久,「海龜號」就在被運往哈德遜河上游再次進行試航的途中沉沒了。潛艇戰還要等一個多世紀才能在技術上達到要求。
我謹將以下觀點作為我的個人意見:一場全面而迅速的撤退是絕對必要的,美國的榮譽和利益要求我們這樣做。
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理解豪氏兄弟沉浸在他們隱約可見的勝利之光中的行為。憑藉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傷亡,他們就攻佔了他們的首要目標,即紐約市和紐約港,其間還對虛有其表的大陸軍發起了又一次致命的打擊。一切都按計劃進行著。
英國政府軍在長島三處不同的地點以他們的最大力度向我軍陣線發起了進攻;但是美軍士兵的勇敢,加上成為自由民族的那份熱情,擊退了他們;他們應該慶幸的是倉皇中還能夠撤離,儘管遭受了慘重的損失,而關於他們損失的具體細節我們還未能知曉。
華盛頓的情緒十分沮喪,他幾乎快要認命。在寫給他在弗農山莊(Mount Vernon)的表親及經理人倫德·華盛頓(Lund Washington)的信中,他表達了自己那種「已經快走到盡頭」的感覺:


英國間諜報告說,美國士兵正忙於劫掠城中的每一戶人家,並公然為自己的強盜行為辯解,說不這樣的話這些戰利品就要落入英軍手中了,因為只要英軍願意,他們可以在任何時候佔領這座城市。正如豪所希望的那樣,他們在長島幾乎瀕臨死亡的經歷迫使他們直面這樣一個事實,即紐約的守衛一直以來都是在錯誤的指導下進行的。
9月12日這天,豪將軍了解到他哥哥的和談努力失敗了。而就在同一天,戰時委員會決定放棄守衛紐約。在豪看來,這意味著必須佔領紐約市和紐約港。脾氣暴躁的柯林頓對這一決議提出了質疑,並提議轉而向下曼哈頓進發,憑藉對國王橋進攻的餘威,一舉「將這個瓶子的瓶口塞住」,把整支大陸軍圍困在島上。「要是那時當機立斷做成了這件事的話,」柯林頓後來在他的《回憶錄》(Memoirs)中聲稱,「叛軍將被打散成許多分散的隊伍……它的每一群士兵[必將]一個接一個地落入我們手中。」
《康涅狄格報》(Connecticut Courant)準確地記述了英軍和黑森傭兵入侵隊伍的規模,以及美軍在戈溫那斯高地所遭受的圍困。但是它隨後報道說,被圍困的美軍「勇敢地從敵人的包圍中殺出了一條血路,消滅了不少敵軍士兵,又俘虜了一大批」。《賓夕法尼亞郵報》(Pennsylvania Packet)幾乎是原封不動地再次報道了這個版本的戰況,但是隨後補充了一份完全虛構的第一手敘述,說的是「斯特林將軍的光榮犧牲,由一位在將軍倒下時離他很近的目擊者所講述」。
哈勒姆高地是一片岩石密布的高原,它橫跨整個曼哈頓島,正好位於現在的第125大街的位置。它的南部邊界被一段高約60英尺的懸崖峭壁保護,它所形成的山嶺充當了天然的屏障。如果要說這座島上有哪裡和邦克山差不多的話,那麼就是這個地方了。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它被選作美軍撤離的集結點,大陸軍需要將所有士兵和裝備都轉移到曼哈頓的北端。到9月15日的晚上,心有餘悸的基普灣的倖存者已經到達了哈勒姆高地的安全地點,而「老帕特」手下那幫精疲力竭的士兵也同時到達。他總算躲過了英軍的追擊,得以沿曼哈頓西面一路奔走北上。
格林對華盛頓性情的揣摩和他對大陸軍面臨的戰略選擇的估量同樣敏銳。他意識到,華盛頓有著根深蒂固的個人榮譽意識,由於這種意識,大陸軍的失敗會給他自己的名聲蒙上一層陰影。他容易將撤離和戰敗等同起來,並且會將戰敗看作自己名聲的永久污點。根據這種邏輯,戰略撤退時不光彩的行為,就像拒絕決鬥的邀請一樣。格林的理解是,華盛頓的最優先選項必須是他們為之而戰的、有自身紀律的事業,而讓大陸軍覆滅的行為則毫無紀律或是榮譽可言。
格林很贊同這種對民兵虛幻的戰鬥力的責難,因為現在這些人一群群地逃跑。「大陸會議的政策是你所能想象的最荒謬、最可笑的,」他寫信告訴他的兄弟,「補充進來的民兵每個月來了又走。在這些原則上建立起來的軍事力量不戰自敗。」華盛頓支持這種觀點,並且評論說,如果長島的戰鬥能讓人們認識到什麼的話,那就是「將希望寄托在民兵身上毫無疑問就像走路時依靠斷掉的拐杖」。https://read.99csw.com
這樣一來也就意味著,政治日程應該迅速朝前推進,不要受來自紐約的負面新聞的影響。例如,在9月9日這天,代表們終於齊聚一堂,共同修改所有的官方通信的文體手冊,因此這份手冊用「合眾國」(United States)一詞代替了「殖民地聯盟」(United Colonies)。9月17日,他們採納了亞當斯《條約計劃》的最終稿,這一文件意在打造與法國之間的外交聯盟,隨後他們選派傑斐遜與身處巴黎的賽拉斯·迪恩(Silas Deane)一起就條約事宜進行談判(傑斐遜因為個人原因謝絕了,主要是因為他妻子脆弱的健康)。9月20日,他們同意了亞當斯的另一份文件——《戰時條款》(the Articles of War),這份文件使得大陸軍在內部的晉陞、辦事程序以及懲罰方面的管理得以規範化,亞當斯也直言不諱地承認這份文件「是從英國的《戰時條款》複製過來的,如果要直截了當地說的話」。
但是這種懦夫行為也產生了有利作用,因為士兵們匆忙的逃離意味著他們大多數人都安全到達了哈勒姆高地的美軍陣地。死傷和被俘的人數只是長島損失人數的一小部分,即使戰敗這根刺更多的是讓華盛頓痛苦不堪。
[這一切的]潛在預設就是,不論紐約戰場上發生過什麼,美國革命都將繼續前進。如果亞當斯需要什麼東西來增強自己的革命信心的話——他並不需要——他會在他不屈不撓的阿比蓋爾身上找到。如果華盛頓軍隊中的所有人都戰死或者被俘,她宣稱,那麼豪氏兄弟也必須得和「一群美國的亞馬孫戰士」一決雌雄。


在被華盛頓視為最後一搏的行動的過程中,他下令大部分士兵開始挖掘壕溝、搭建陣地。但是為了能發現南面英軍的動向,他也下令由新近組建的康涅狄格巡騎精英團進行偵查,該團由托馬斯·諾爾頓(Thomas Knowlton)上尉率領。
為了補充這條命令,各州還根據各自的人口得到了相應的徵兵指標(有趣的是,儘管代表們在「新政府的代議制度究竟應該按州還是根據人口比例來算」這一點上無法達成一致,但是他們卻很容易就一致同意,像弗吉尼亞和馬薩諸塞這樣的大州應該在軍事方面承擔更多)。漢考克寫信給各州的統治者,敦促他們「集中所有精力徵集到符合要求的美軍配額」。
豪氏兄弟都很厭惡柯林頓,並且都拒絕了他的戰略提議,哪怕它是帶著諸神的認可。但是現在已經相當清楚,更重要的是,他們並不想圍困並殲滅曼哈頓的大陸軍。儘管豪勛爵在斯塔滕島的會談結果不盡人意,他們依舊相信,人們對叛亂的支持是膚淺的,他們將自己和談使者的身份看得比軍事領導者的身份重要得多。他們想要控制住雙方的殺戮,直到北美人民清醒過來。有趣的是,華盛頓和豪氏兄弟都讓軍事策略服從於更廣泛的民心爭奪戰。
這個有著不可思議掌控能力的人在那個可怕的時刻輸掉了一切,不過也幸運地逃脫了戰死或被俘的命運。對於華盛頓而言,這是一個低谷,它集中體現出的是,他對大陸軍作戰能力所抱有的所有希望都不過是痴心妄想。由於他將軍隊看作是他自己的投射,那天發生的事情玷污了他的名聲。對此他難以忍受,在他受榮譽驅使的世界里這比死亡還要糟糕。當潰敗的消息在兩天以後傳到亞當斯耳中的時候,他也深感震驚,儘管他個人並不用承擔這份恥辱。「我為新英格蘭士兵可恥的懦夫行為感到強烈的憤怒,」他評論道,「以至於我為我的祖國感到丟臉。」
在9月的第二周里,三個方面事態的發展讓華盛頓改變了主意。第一,大陸會議明確了它早些時候下達的不準燒毀紐約市的命令,並將是否決定守衛紐約的問題交給華盛頓去思考。他的判斷,而不是他們的判斷,更加充分地忠實于實際情況,並且能夠得到驗證。第二,豪將軍仍然在等待他哥哥那裡有關和談事宜的消息,他沒有表現出任何想要在國王橋周圍集結部隊的意思。他更傾向於準備攻佔紐約市以及紐約港。第三,格林說服了周圍的軍官召開另一次戰時會議,以重新考慮守衛曼哈頓的事情。他認為,它的守備是不堪一擊的,而大陸軍的生存意味著美國獨立的生存。「當前的情形意義是如此重大,其後果將波及整個美國,」格林堅持認為,「重新考慮之前的決定勢在必行。」
當然沒有出現這樣的全民公投,但是即使出現了,也不大可能有大的變化,因為大多數人仍然完全不知道大陸軍遭受過什麼失敗。造成這種廣泛無知的一個簡單原因就是,美國的報紙根本不報道此事。阿比蓋爾·亞當斯的報紙閱讀量不輸任何人,而她也抱怨缺乏相關報道:「我們似乎對於[紐]約的事情一無所知……誰倒下了,誰受傷了,誰成了俘虜或是成了敵方的人,這些消息都像在戰鬥結束后那天一樣被埋藏了。如果我們的軍隊真的是處於這樣緊要的關頭,我希望能夠知道,並且是知道最壞的那一面。」
確切的人數是不可能知道了,因為華盛頓自己也無法追蹤這些逃兵。但是最完整的估計是,在9月的前兩周里,大約有1萬名民兵逃掉了。華盛頓下令在曼哈頓北端的國王橋攔住逃兵,但是很快便撤銷了這道命令,因為他覺得這些民兵不只是無用,而且有害,他們的存在只會造成恐懼和失敗主義的傳播。他們的離去意味著,華盛頓所領導的18000名士兵中,大約只有13000人是「適合服役」的,這也就是說,他現在面臨的敵人人數是自己的兩倍以上。九_九_藏_書
雙方都投入了更多兵力參加戰鬥,讓一場小的衝突發展成了哈勒姆高地戰役。英軍在一片麥田(位於今天的格蘭特墓南面)里穩住了陣腳,在經過了兩個小時的激烈交戰後被迫撤退,他們因為美軍而遭受了270人陣亡、60人受傷的損失;而美軍也不得不克制住,不去追擊逃離的英軍。這是英軍在紐約戰役中第一次遭受失敗。儘管這不是一場大的戰鬥——在它最激烈的時刻,雙方大約都有2000人參與戰鬥——哈勒姆高地一役對於大陸軍的士氣有著重要的心理影響,他們一直到當時為止都強烈地質疑著自己對抗英國職業軍隊的能力。
的確,從英軍的角度來看,北美的叛亂已經被鎮壓了,剩下的只是一些清理行動。在倫敦這邊,長島勝利的消息使傑曼勛爵開始起草讓威廉·豪晉陞為騎士的相關文件,以對他在北美保護大英帝國權利的行為進行嘉獎。「這場叛亂的領導者的行動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樣,」傑曼寫信告訴海軍上將豪,意思是他們在紐約有所反應,「我相信受到蠱惑的人們很快就會向閣下您祈求寬恕和保護,而讓他們的首領去接受他們應得的懲罰。」這也許意味著,華盛頓、亞當斯和富蘭克林,將和其他人一起,走向絞刑架。
9月7日,華盛頓召集了一個戰時會議,這個會議投票通過了他提議的抵抗——也許是最後的抵抗——而地點就在曼哈頓。這是一場令人困惑的討論,因為華盛頓已經接到大陸會議讓他不要燒掉紐約城的命令,有些軍官將這道命令理解成是讓他們不惜一切代價守衛這座城市。華盛頓似乎認可了這種解釋,他提醒與他共事的軍官們,政府控制軍隊這一原則必須得到尊重,即使大陸會議很明顯地未能充分理解這支軍隊所面臨的那種真正絕望的處境。
華盛頓在9月初的日子里都待在自己的總部,慢慢地從疲憊中恢復過來。而更深層次的真相是,他已經漸漸明白了,決定守衛紐約是一個根本性的錯誤,而現在他正深陷在這個錯誤造成的後果之中,不知道該做什麼。
豪明顯缺乏主動性,實際上從整體來看這與他的戰略優先項保持一致。他正等待著他哥哥與叛亂者在斯塔滕島的商談結果。如果很快就能以外交手段結束這場衝突,發起另一場軍事行動是毫無意義的。再說,叛亂者的軍隊(如果它的確仍然可以被稱作一支軍隊的話)已經從長島的包圍中逃進了曼哈頓的另一場包圍里。沒有必要匆忙,因為華盛頓那支鬥志渙散的軍隊已經無處可去了。
《紐波特使者報》(Newport Mercury)刊登了一位羅得島的士兵的記敘,它準確地描述了美軍的慘重損失、斯特林的英勇以及他的被俘,但是它重點報道了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美軍所展現的持久的勇氣和最終獲得的勝利。《弗吉尼亞公報》(Virginia Gazette)重點報道了大陸軍在戰鬥前夜的「高昂士氣」,但是並沒有提供關於戰鬥本身的報道。稍後刊登的一則故事則錯誤地報道說,「豪將軍的一條腿被流彈擊中,情況很不妙」,傳染病又在黑森傭兵中爆發,有傳言說他們已經處於叛亂的邊緣。
北卡羅來納的威廉·胡珀報告了與之前的溫和派在獨立問題上的談話,現在這些人在走廊里偷偷地傳播著「我早告訴你了」一類的說法。但是在關於豪勛爵的和談行動的正式討論中,變得很清楚的是,豪在紐約的勝利所引發的任何溫和化的重新考慮都是不被允許的;美國獨立仍然是不容談判的。大陸會議的領導層有效地促成了在「他們輸掉了戰爭」這一棘手事實上的沉默。
這一新的舉動反映的是,人們意識到了,紐約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讓所有儘快結束戰爭的希望都破滅了。正如華盛頓所說,贏得獨立「不可能就憑一天的工夫」。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目前所面對的曠日持久的鬥爭中,對於愛國熱情的依賴,就像對於民兵的依賴一樣,已經遠遠無法滿足需要了。「當人們被激怒,熱情被激發,他們會迅速而歡快地奔向武器。」華盛頓以他最現實的方式說道。但是這些激動人心的日子現在已經過去了,戰爭已經進入新的階段,此時紀律和忍耐力代替愛國心成了獲勝的核心因素。「身處組成大陸軍主體的這群人中,要去期待他們受到的是利益原則以外的任何原則的影響,」華盛頓警告說,「那就等於是說,你所期待的是從未發生過、恐怕永遠也不會發生的事情。」
《新英格蘭報》還報道了(惹人注意卻毫不可靠地)詹姆斯·格蘭特將軍的死訊。這位英軍軍官之前曾預言說,他能在幾周時間里用5000名英國常規軍平息北美的叛亂。其他幾家報紙也選取了這個故事,鑒於格蘭特對美軍作戰能力的鄙夷,它有著巨大的愛國主義感染力。
華盛頓從他的新總部[現在是在朱梅爾莊園(the Jumel Mansion),它瀕臨庫根崖(Coogan's Bluff),也就是今天的第161大街的位置]放眼望去,能夠看見整個島嶼的全景。他關注的是南邊,他認為豪將在那裡對哈勒姆高地發起進攻。實際上,豪正在紐約市建立他的新總部,那裡的大多數居民都很歡迎英軍,將他們視為解放者。的確,豪從來沒有想到過對哈勒姆高地堅固的防禦發動正面進攻,也正是基於同樣的原因,他拒絕進攻布魯克林高地。他不願意拿士兵的傷亡去冒險。
這讓華盛頓和他的手下勃然大怒。他們也意識到,大約1000名英格蘭和蘇格蘭士兵,在興高采烈中已經讓自己過於分散,他們正走進一個由10倍于自身的美軍所形成的包圍圈中。華盛頓派約瑟夫·里德帶著給諾爾頓的命令去往現場,讓他在安德魯·利奇(Andrew Leitch)少校率領的弗吉尼亞大陸軍的增援下繞到英軍後方,同時美軍數個兵團從哈勒姆高地俯衝而下,從正面牽制英軍。這個包圍戰術失敗了,弗吉尼亞的士兵在繞到英軍後面之前就開了槍。在隨後的交火中,雙方都遭受了慘重的損失,包括利奇和諾爾頓,他們都在敦促手下離開暴露的山岩時被流彈擊中下腰。他們的遺言在幾周時間內登上了幾乎所有美國的報紙,據說那都是殉難的豪言壯語:「只要我們能夠在這一天勝出,我不會吝惜我的生命。」
對美國的事業來說,這並不是順利的一天。大約有60名士兵陣亡或負傷,另外有300名士兵被俘。和在長島時一樣,大陸軍所展現的唯一顯著才能就是在逃跑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技巧。
在第二天的總動員令中,華盛頓認為著重強調以下這點是很合適的:「昨天的行動與之前某些士兵的行為形成鮮明的對比,它肯定也展示了,只要官兵齊心合力,我們能夠做成什麼。」正如他所說,他一直在尋求著以某種方式來「大幹一場」,這樣一場行動不僅可以增強他手下士兵的信心,更能夠向全體美國人民傳遞信息,告訴他們「這項事業」仍然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后一個目標得到了大部分美國報紙的報道聲援,這些報紙將基普灣的慘敗略去不提,卻將哈勒姆高地之戰作為美國光榮的勝利,將托馬斯·諾爾頓作為新出現的美國烈士,大書特書。儘管大陸軍所面臨的戰略缺陷並未得到真正改變,不過至少在當時,戰敗的情緒終於得以平息。然而,接下來還是得看這支軍隊是否能夠離開這座島。九九藏書
自亞當斯從斯塔滕島歸來以後,戰地的報告開始在他費城的辦公桌上堆積。戰爭與軍需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讓他了解到了令人警醒的士兵逃跑率、殘餘部隊士氣不振的狀態,以及被亨利·諾克斯形容為「恐慌感」的情緒,它在長島磨難的後期攫住了整個大陸軍。「我看不起這種情緒,以及受它影響的那些人。」他如此告訴諾克斯,並且半帶正經地敦促說,「十一抽殺律(Decimation)這種優良的古羅馬傳統方法應該被引入」。這種方法就是,在一支士氣低落的隊伍里,十分之一的人應該被處以軍法,以作為對其他人的警示。同時,他的工作還要防止這種情緒傳播到大陸會議,因為與大陸軍相比,大陸會議才是需要穩定的中心。



華盛頓很不情願地接受了這個新的策略。它違背了他所有的原始本能,他為榮譽所驅使的性格,以及他過去四個月中所持的「讓紐約成為更為致命的邦克山」這一軍事設想。他想讓漢考克知道,他原本是堅持守衛紐約的,因為他意識到了它的戰略重要性。「但是我十分確信的是,這件事是不能做的,」他辯稱道,「如果嘗試這麼做的話,其後果很可能在本質上將會是最致命、最令人擔憂的。」
甚至這些被歸為「適合服役」的士兵也神情恍惚、士氣不振,正如華盛頓描述的那樣,他們「常常四處亂走,遠離各自的崗位和營地,已無法抵抗任何突然出現的敵人」。對於他們以及美國的事業而言,幸運的是豪在長島的勝利之後沒有再繼續對曼哈頓發起進攻。這種拖延對有些英國軍官來說似乎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很明顯整個大陸軍已經不堪一擊了,而英軍正準備著進行能夠結束這場戰爭的最後一次戰鬥。「在隨後的許多天里,我們勇敢老練的士兵……站在伊斯特河的岸邊,」喬治·科利爾上尉回憶道,「他們就像站在皮斯扎克山(Mount Piszak)上的摩西一樣,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的恩許之地就在不到半英里遠的地方。」
在對曼哈頓東邊的幾個備選進攻地點進行了一番考察之後,豪氏兄弟最後選擇了基普灣(Kip's Bay),這一地點位於現在的第32大街和第38大街之間。9月15日早晨,4000名英軍和黑森傭兵被運送過了伊斯特河,當晚在他們之前已經有5艘戰艦停泊在灣內,準備在進攻之前布下一張火力掩護網。十分諷刺的是,美軍從曼哈頓的撤離已經在進行之中了,所以如果英軍再等一天的話,他們的登陸行動將不會遭遇任何抵抗。
一旦做出了守衛曼哈頓這個重大決定,戰時會議就通過投票對軍隊進行了分配,它安排了5000名士兵在此島南端保衛市區;9000人守在北端,英軍的進攻很有可能在這裏發起;4000名新兵則駐守中部,在這裏最不可能發生戰鬥。因為英軍掌握著主動權,無論在何處發起進攻,他們在數量上都擁有很大的優勢。
豪勛爵意識到,第二次進攻可能已經粉碎了叛亂者的意志,海軍的炮擊也轟掉了那些在簡陋戰壕里的無助守軍的士氣。9月19日,他發布了一份告「北美人民」的宣言,就此繞過了大陸會議的代表們——他們已經證明自己無藥可救,已經不能理智地認識自己的缺陷了——直接向更加廣泛的大眾發起呼籲。
情況也有可能是,他相信除了犧牲自己和大陸軍已經別無他法了,因為他們以寡敵眾、孤軍奮戰,已經看不到任何逃出曼哈頓的現實可能了。豪將軍如果沒有在國王橋封鎖住他們的逃離路線的話,那他一定是個十足的白痴;而在該處駐守的美軍指揮官威廉·希思向華盛頓報告說,他缺乏兵力,無法阻止豪在該處設下陷阱。一位名叫魯弗斯·帕特南(Rufus Putnam)的負責工程的軍官對當地地形進行了一番偵測,證實了希思的看法,沒有任何方法阻止豪將大陸軍放入「可怕的盒子里」。

唯一對此持不同意見的人正好是雙方的總司令。華盛頓很不情願地接受了一個事實,即一旦英軍攻佔布魯克林高地,紐約市和紐約港就守不住了,但是他仍然在尋找能夠在逃往大陸之前將英軍拖在曼哈頓的方法。長島的恥辱需要得到洗雪,大陸軍的官兵需要重塑他們的信心,「這項事業」需要某種形式的勝利(不管它是多麼象徵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