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用自上而下的方式需要滿足兩個條件。這兩個條件都需要我們了解政府機構每天所做的工作。第一個條件是，該機構可以事先精確闡明自己為之服務的目標，並且它的高層官員能夠對朝著這些目標努力所取得的進步進行可信的評判。在第九章中，我把這類機構稱為「生產型組織」（production organizations），同時還以社會保障總署對退休計劃進行的管理為例進行闡述。另一個條件是，有某個利益集團密切監督政府機構（即使是目標不太明確的機構）的工作，並以頗有說服力的方式將其監督結果彙報給立法機關。在第五章中，我把該條件稱為「庇護政治」（client politics），並以之前的民用航空局（Civil Aeronautics Board，CAB）及如今的農業穩定和保護局（Agricultural Stabilization and Conservation Service，ASCS）為例進行闡述。

通過自下而上的角度觀察官僚機構，我們便可以評估，與其實際承擔的任務相比，這些機構的管理系統和行政部署到底有多適合或有多不適合。通過採取這一角度來分析問題，我們就可以解釋一些原本看起來令人費解的行為。例如：

儘管法國馬奇諾防線在當代頗受嘲諷，但它實際上對德軍的作戰計劃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個防禦工事系統，從盧森堡南部的西南角延伸至與瑞士交界的東南部，曾被認為堅不可摧，歷史會永遠告訴我們是如此，我們也必須認為事實確實如此。除了一個小堡壘之外，整條防線在法國投降前一直在抵抗著德軍。德軍傾向於不對其發動攻擊，他們擔心攻擊會導致法軍對德國側翼進行反擊，從而對德軍造成嚴重威脅。

然而，得克薩斯州監獄內井然的秩序並未能永遠延續下去。大約從1983年開始，該州監獄的暴力和無秩序程度逐漸加劇。1978年，該州的監獄內還沒有出現自殺行為，到1983年時卻發生了10起，到1984年竟增加至25起。6年之間，謀殺率也增加了6倍。其他統計數據也證實了這一令人不快的趨勢。囚犯毆打監獄看守和其他囚犯事件的數字也急劇攀升。曾經一塵不染的走廊現在垃圾滿地，曾經乾淨完好的窗戶變得骯髒破損。按種族和民族組織起來的掠奪性囚犯團伙冒了出來。囚犯的狀態和行為舉止惡化。但很多年來，得克薩斯州的監獄都一度是全國的典範。

但我們還是可以從《科爾曼報告》中獲悉一些跟卡弗高中發生的變化相一致的其他信息。科爾曼小組發現，教育成就的重大差異與教學大樓的質量、經費開支水平以及教室大小無關，其他一些研究者也得出了類似結論。例如，經濟學家埃里克·A.哈努謝克（Eric A.Hanushek）綜述了130份關於學校成果的研究，推斷出學校的資源水平不會對學生成績有多少可觀的影響。在英國，邁克爾·拉特（Michael Rutter）和他的同事們，在評估倫敦12所高中的教育成果的差異時發現，這些差異跟教學樓的大小和年代、每100平方英尺建築面積的學生數量或班級里的師生比例都沒有顯著關係。在卡弗高中，並沒有修建新的建築，單位學生的經費開支也沒有太大增長，平均下來每個班級的學生人數也沒有變化。

看待政府機構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上而下，另一種是自下而上。大多數書籍和幾乎所有的民選官員都傾向於採取第一種方式來看待問題。受馬克斯·韋伯（以及近來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影響頗深的學術視角，通常把研究重心放在組織的結構、目的和資源上。政治視角則將注意力集中在機構高層官員的身份、信仰和決策上。這些因素的確非常重要，但過於關注這些因素使我們忽視了政府機構自身的作為，以及它們的作為是如何關係到實現目標或滿足服務對象需求的。

有人可能認為德軍傑出的戰略足以彌補它在人力物力方面的局限。因為它奏效了，德軍的戰略確實很了不起，但實際上這一戰略也極其冒險，而且也很可能以失敗告終。另外，戰略本身對戰爭是否具有決定作用，對於這一點我們也並不清楚。

起初，希特勒希望德九_九_藏_書軍穿越荷蘭和比利時，沿英吉利海峽的海岸進攻法國。1939年10月，埃里希·馮·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將軍獲得了這項作戰計劃的材料，並得出了這一計劃行不通的結論：它缺乏明確的戰略目標，不能創造出摧毀法軍的機會（德國認為法軍大部會駐紮在德國攻擊區域的南面）。另外，一名身攜絕密文件的德國軍官由於乘坐的飛機墜毀而落入比利時人手中；從這些文件可清晰地解讀出德國將進攻比利時，相應地部分法軍會移師北上。

其他觀察者的觀察發現以及各州懲教署的數據都證實了迪伊烏里奧觀察到的現象。得克薩斯州監獄里的暴力程度遠遠低於其他各大州的監獄。1977～1979年，得克薩斯州囚犯的自殺率不到密歇根州的一半，而且連加利福尼亞州的六分之一都不到。布魯斯·傑克遜（Bruce Jackson）寫道：「在這些大州里，只有在得克薩斯州，囚犯在監獄里待著會比在外面更安全。」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一個調研小組得出的結論是：在提升囚犯安全方面，「得克薩斯州的管理體制被認為是全國最成功和最有效的……設施整潔，遠離騷擾」。儘管得克薩斯州的看守一貫嚴格執行規章制度，而密歇根州的看守不可否認地放任了許多囚犯的違規行為，但關於在重大事件中違反至少一項紀律的囚犯比例方面，得克薩斯州就比密歇根州低得多。得克薩斯州囚犯的自殺率也大大低於密歇根州囚犯。

德國的這一勝利成為「閃電戰」（blitzkrieg）的典範。這個名詞變得如此熟悉以至於我們將它誤以為是一個註解。事實上，軍官和歷史學者了解其間的差別，但公眾可能（會）認為，德軍勝利的關鍵，蘊涵在我們腦子裡關於「閃電戰」的概念之中：全民動員、毫無預警的突襲、憑藉人數優勢和大量先進的坦克及飛機征服了隱藏在馬奇諾防線堡壘之中的法軍。公眾的這種觀點認為，在戰略、資源以及由意識形態教化和中央集權所點燃的戰爭狂熱等方面，德國均勝過法國。

到20世紀70年代，位於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的喬治·華盛頓·卡弗高中（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High School）在教育上讓人看不到任何希望。這所高中位於全是黑人和低收入家庭的社區，它的900名學生主要來自公共住宅項目，其中大部分家庭都是單親媽媽帶著孩子並依賴政府救濟。

但在卡弗高中或其他類似的學校，一定是某些因素髮生了改變。不論是哪些因素，僅通過對學校組織進行「客觀」特徵方面的調查是不易探查到它們的。

當小約翰·J.迪伊烏里奧教授走進得克薩斯州亨茨維爾（Huntsville）最高安全等級監獄時，這裏井然有序的氛圍使他大為吃驚。囚犯們身著統一的白色囚服，走動時不聲不響，禮貌地與看守人員講話，稱呼他們為「長官」或「上司」。很少有囚犯走過來與迪伊烏里奧或其他參觀者搭話。囚室簡陋但很乾凈。走廊整潔，窗戶玻璃完好無損。餐廳的食物乾淨且種類豐富，很多都直接採摘自監獄農場。教室里的教學活動有條不紊，教師顯然控制著局面，課程計劃得到實施，犯人的吵鬧聲也降到了最低。幾乎所有囚犯都在監獄產業中工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監獄農場。

例如，政治學家帕特里夏·蕾切爾（Patricia Rachal）研究了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聯邦政府在重新規劃自身在麻醉品執法中的角色時所做的努力。這涉及在司法部新建一個機構，即緝毒局，前麻醉品和危險藥品管理局（Bureau of Narcotics and Dangerous Drugs，BNDD）（它本身也是五年前重組計劃的產物）以及海關總署（Customs Service）的一些工作人員被合併其中。目的是結束海關總署同麻醉品和危險藥品管理局的職能重疊與頻繁處於競爭狀態的局面，以及提升對重大非法交易組織開展調查活動的質量。但這兩個部門之間的競爭並沒有結束，調查策略也沒有發生顯著改變，到1981年時另一項改組計劃又在醞釀。蕾切爾解釋說，這次重組失敗並不是因為重組只是出於表面化的政治目的，也並非因為實施重組工作的人員不能勝任或懷有不正當的動機，更不是因為要解決的問題其實並不存在，相反，重組失敗是因為其設計者並沒有完全了解這些麻醉品管理機構到底在做些什麼，也不知道為什麼它們會選擇這種方式而非另一種方式來做事。read.99csw.com

在接下來的章節里，針對政府機構的運作，我將盡量採用（大多數情況下）自下而上的視角來解釋以上這些以及其他難題。我認為這種方式可以有效修正目前普遍存在於政界、法律界和學術界的觀點。但如果這種觀點被過度使用，我們會因此對總統、州長、市長、立法機構和法院所制定的重要政策和做出的結構性選擇失去判斷力。官員採取行動的自由受到其行政上級決策的嚴重限制，有時甚至完全受制於後者。在第五部分，我將就此主題進行闡釋。在一些情況下，官僚體制可能或多或少佔據政治主導權，這些情況我也會嘗試在其他部分闡明。通過首先闡述三個重要的官僚機構——軍隊、監獄和學校——我希望讀者能明白，研究一個機構的目標、資源和結構並非總能為我們了解其日後的作為提供有效的幫助。在下一章中，我將拋出一些更好的線索。

卡弗高中並非唯一扭轉自我命運的貧民區學校。我們可以在其他城市找到類似的例子。儘管我們難以歸納出到底是哪些因素在影響這些變化，但從好壞學校的對比研究中得出的大量證據至少可以將一些因素排除。

但是很多——也許是大多數——政府機構都不符合以上兩個條件中的任意一個，儘管我們有時候認為它們可以滿足這些條件。所有人都知道士兵、獄警和教師所承擔的職責，那麼軍隊、監獄和學校值得關注之處就一定是它們的組織結構、開支預算和規則。但是，如果這一想法正確，為什麼卡弗高中在組織結構和預算都沒有出現任何改變的情況下，卻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呢？為什麼德軍並沒有資源優勢，卻打敗了法軍呢？各州懲教署的組織結構大同小異，但在這些部門管理下的監獄卻千差萬別，而這跟它們的財政預算並沒有什麼關係。

在馬薩諸塞州沃波爾（Walpole）最高安全等級監獄，情況更為糟糕。迪伊烏里奧看到一些囚犯躺在床上，身體被床單裹得嚴嚴實實，像個木乃伊一樣。一名獄吏解釋說這樣做是為了防蟑螂。一名囚犯搶過一根頂端露出尖銳鐵釘的木棍向看守揮舞。還有一個囚犯威脅說要把一名看守從三層的囚室扔到底層的水泥地上。餐廳食物的質量和數量也時好時壞。有些時候，連熱咖啡都不供應。

此外，默茲河前線的關鍵之戰並非由坦克或飛機，而是由步兵完成的。這些步兵划著橡皮筏渡河，然後攀上陡峭的河堤，或者在敵人的炮火下躲閃著穿越開闊地帶。雖然有大炮、飛機和坦克提供掩護，但這些交戰獲勝的關鍵在於步兵。

然而，我這樣行文，並非是為了教讀者如何去管理軍隊、監獄或學校，而僅是為了提醒我們自己，官僚體制是複雜多元的現象，並非簡單的社會類別或政治稱號。在有關政府規模（以及據此推斷出的官僚機構的規模）的反覆論爭中，各方都傾向於使用模式化的觀念來看待政府機構。自由派希望政府能在社會中發揮重要作用，他們既希望把官僚統治帶來的問題最小化，又想當然地認為所有問題都可以簡單地通過以下方法解決，如擴大支出、建造更好的設施、僱用更好的人員或者賦予這些機構的服務對象以更多權利。而保守派希望政府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更小的角色，他們嘲弄自由派對官僚統治的本質持誤導性的樂觀態度，他們敦促縮減官僚體制，但他們批評起來是一套，做起來又是另一套，他們主張：「我們必須削減福利機構，但我們需要擴充軍隊。」

仔細觀察后我們發現，對得克薩斯州的優越性，我們腦中最初顯現的解釋是不正確或是不完全的。金錢並非問題的關鍵：密歇根州（以及大多數其他大州）平攤到每個囚犯身上的花費要遠高於得克薩斯州。也非人力的原因：得克薩斯州為每百名囚犯所分配的守衛也要少於密歇根州。也不在於守衛所接受的培訓量：在得克薩斯州，守衛只接受80小時的正規崗前培訓；而在密歇根州，小時數為640。問題也不在於擁擠程度：在得克薩斯州的監獄里，每平方英尺建築面積的囚犯人數要比密歇根州或加利福尼亞州多。也不是因為壓製程度：儘管各方意見有分歧，包括迪伊烏里奧在內的大多數外部觀察者，幾乎沒有發現有任何守衛施暴行為的證據。［我們有理由相信，有一些「囚犯管理員」（building tenders）在受監獄委託管理其他囚犯時會濫用職權，使用暴力威迫其他囚犯。但監獄內暴力水平整體不高這一現象說明，這種囚犯施予囚犯的暴力本身並不能解釋得克薩斯州監獄更具秩序的本質。］

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哪些公共目標可以通過公共或私人贊助得以更好地實現。本書對此問題進行了研究，將在最後提出自己的見解。但是，無論公共部門的規模應該是大或小，我們這個國家都永遠不可能選擇廢除軍隊，或把軍事服務轉交給私營企業來提供。也許私營企業可以把監獄和學校管理得更好，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像大多數國家一樣，我們這個國家依然將倚重公立監獄和公立學校來實現重要的刑事司法和教育目標。私人安保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增長，但公共警察機關仍將繼續運轉。國務院可能是官僚笑話的一個極佳來源，但處理外交事務絕對不是玩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由公共官僚機構來完成。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它的風險：通過鐵路運輸一個裝甲師至少需要80列55節車廂的火車。一旦這支裝甲縱隊下了火車，開上一條平坦的道路之後，他們就會拉長為一支延伸70英里的隊伍，行進的速度跟步行相差無幾。在發起行動的幾天之前，法國偵察機就可能偵察到這一行動並立即洞悉德軍進攻的方向。如果這支裝甲縱隊開到一條狹窄而蜿蜒曲折的道路上——一路上峽谷中岩石密布，丘陵中草木叢生——一旦領頭的坦克發生故障，緊隨其後的成百上千輛坦克和卡車便動彈不得，入侵行動將只能作罷。

在其他一些案例中，我們假定我們並不真正了解政府機構中的成員的作為。我們很好奇，有時候很擔心，中央情報局或緝毒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DEA）的人員到底在做些什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則是假定他們的行為源於規則、法律和組織結構，因此我們可以通過改變這些規則、法律和結構來改變他們的行為。這種觀點往往支配了那些迫切要求政府改組的政治領導人的行為。持有這種假設的領導人——或評估這些領導人的行為的學者——常常驚訝地得知，重組並沒有實現他們的目標。有幾項研究已經指出這種重組的失敗。許多這類失敗都源於用自上而下的視角來看待這些問題機構。

事實上，公眾的這一觀點所涉及的諸方面要麼違背事實，要麼具有嚴重的誤導性。事實上，德國已經向法國和英國暴露足夠的信息——戰爭即將來臨：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法英兩國隨即進行戰爭動員；同盟國軍隊移師前方防地進入前沿陣地，對德軍的進攻嚴陣以待。有一點我們可以確認，在長達8個月的「靜坐戰」（Phony War）期間，英法盟軍普遍無所事事，士氣逐漸低落。但在波蘭（以及後來的挪威）淪陷之後，有大量預兆可揭示德國的戰略企圖。1940年3月，法國情報機關截獲了一份相當準確的情報，即德軍正在色當對面集結；法國駐瑞士武官報告稱，德國已在萊茵河上修築了八座軍用橋樑，該報告甚至非常準確地做出了預測，即德國將於5月8日至10日襲擊色當。遺憾的是，法國幾乎完全沒有空中偵察能力；而當一名法國轟炸機飛行員報告說有一列長達60英里的德軍車隊正日夜兼程地朝阿登（Ardennes）方向挺進時，竟無人相信他的報告。但事實上有很多線索可循。

得克薩斯州的囚犯跟加利福尼亞州和密歇根州相比稍有不同。因為得克薩斯州的法官更可能將被定罪的罪犯投入監獄，所以得克薩斯州的囚犯跟這兩州相比，往往沒有那麼嚴重的犯罪記錄。可以想象，由於這一點，得克薩斯州的囚犯比其他州的囚犯要更溫順，也沒那麼暴力。但正如迪伊烏里奧所指出的，我們對囚犯的前科和其獄中行為的關係（如有關係的話）知之甚少。另外，當得克薩斯州的監獄條件開始惡化時，囚犯群體的特質並沒有顯著變化。對於特定群體的囚犯，得克薩斯州的監獄系統曾經發揮了效用，但如今對於同樣的群體，這一系統卻失效了。迪伊烏里奧描述了一個更為顯著的例子：加利福尼亞州一所最高安全等級監獄由一名前得克薩斯州監獄主管的兄弟管理，他在這所監獄採用得克薩斯模式管理（但未使用囚犯管理員）。儘管這所監獄非常擁擠，關押有重刑犯，但與該州大多數其他類似機構相比，這裏的暴力程度要低，外觀更整潔，教育項目實施得更好。因此，囚犯的特質並不能說明所有問題。九*九*藏*書

但是，如果不取道比利時發起襲擊，還能有什麼別的選擇呢？曼施坦因建議取道比利時和盧森堡最南端的阿登森林（Ardennes Forest）。這條路線具有它的優勢，德軍可以經此路線直逼巴黎，一路平坦開闊——當然德軍首先需要穿越阿登森林和索姆河。但是，這些坦克、卡車以及數以萬計的軍隊怎樣才能穿越森林、渡過河流呢？

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士兵並沒有以高漲的愛國熱情來響應戰爭動員令。徵兵站外沒有出現擁擠的景象。歷史學家阿里斯泰爾·霍恩（Alistair Horne）後來寫道：「人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仍記憶猶新，此時的口號……已變成『讓我們交差了事』。」但我們也沒有理由認為德國人就會蜂擁而至他們的徵兵站。畢竟，1914～1918年一戰期間，雙方都損失慘重。德國的政治領導集團極力向其重建的軍隊灌輸納粹意識形態，這一努力在軍官層級似乎獲得了成功；確信無疑的是，納粹黨衛軍（SS）已經接受了這種意識形態。學者們曾一致認為，意識形態並沒有在德軍的戰鬥凝聚力方面起到任何作用。而如今，新的研究正向這一觀點發起挑戰。但是，無論納粹在動員德國士兵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功，我們並不清楚普通士兵的動力是否來源於對納粹的狂熱。1940年，德國士兵打得很艱苦（堪比1944年他們在面對強大得多的盟軍部隊撤退時的情形），但我們並無理由認為政治狂熱和戰鬥力形成之間有緊密聯繫。正如任何國家、任何時候一樣，參与戰鬥的德國士兵們心存恐懼，但也懷著不辜負（或至少表面不辜負）同班或同排夥伴之期望的心理。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迪伊烏里奧教授走進密歇根州傑克遜（Jackson）最高安全等級監獄時，這裏吵鬧嘈雜，充滿緊張的氣氛。囚犯們並未穿著統一的囚服，他們想穿什麼就穿什麼。他們隨心所欲地四處走動，經常用威脅的語氣並使用綽號和看守講話。他們要求知道迪伊烏里奧的身份和他此行的目的，並用猥褻的語言描述看守的家事和體格特徵。囚室內塞滿了各種私人物品，通常堆得亂七八糟。餐廳里的食物質量低劣。課堂教學——如果有的話——是在監獄進行的，這時監獄就像掛著黑板的叢林，充斥著大聲喊叫、攻擊性的喧鬧嬉戲、針對老師的嘲弄威脅，這些並非偶爾發生，而是家常便飯。

退一步說，即使他們不會遭到空襲，也不會出現難以解決的故障，當匯聚在一起的坦克縱隊鑽出森林，然後渡過一條寬達一兩百碼的河流，爬上陡峭的對岸后，還必須避免因彼此干擾而陷入混亂。再退一步說，假設這些困難都被設法克服了，最終他們抵達一個敞開大門的國家，可一路碾平，直指巴黎和英吉利海峽。但當部隊掉轉方向由南改而往西，整個縱隊的南翼都將暴露在法軍面前。德國陸軍元帥費多爾·馮·博克（Fedor von Bock）認為，如果這個計劃能成功，它必須得「超越理智的界限」。「我們的南翼需要保持與馬奇諾防線10英里遠的距離隱蔽潛行，但願法軍作壁上觀，無所作為！……當200英里長的南翼暴露在法國大軍的主力面前時，我們接著需要祈禱可以一路行軍直至海岸。」

而到20世紀80年代初，當薩拉·勞倫斯·萊特福特（Sara Lawrence Lightfoot）參觀卡弗高中時，人們難以相信曾經有人想要把這所學校關了。大廳和教室都很乾凈，設備正常運轉。學生們穿著整潔，彬彬有禮，看起來為身在這所高中而驕傲。曾經的一些教師已離開這所學校，但留下來的大多數教師都對他們在教室里的成就充滿激|情。學生的成績水平提高了——儘管提高的幅度不是很大。這所學校早已不再被視為垃圾場，相反，其他貧困社區的學生正設法轉學進來。

本書通過簡單敘述三種普通但重要的政府組織，即三個官僚機構的差異開篇。在下一章里，我將試圖解釋，為什麼這些承擔相似任務的組織會在行為上存在差異（或者說，在卡弗高中的案例中，它是如何改變自身行為的），以及從這些事例中，我們可以吸取哪些值得重視的教訓。

博克的主張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在德軍發起進攻的三個月前，希特勒批准了曼施坦因的計劃。這一計劃最終獲得了成功。

在卡弗高中，教職員工和學生主體都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從本質上講，學校轉變前後，都是同一批教師教著同一批學生。1966年著名的《科爾曼報告》（Coleman Report，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叫《教育機會平等調查》）出版之後，沒人會真的認為教育機會平等。這份報告對美國幾百所學校的數十萬學生的學業成績進行研究，發現學生及其家庭的特質是預測學業成績的最佳因素。一旦這些特質保持為常量，學業成績中只有很小的差異可被歸因於學校之間易於觀察到的差別。九_九_藏_書

德國陸軍規模不及法軍，坦克的數量也少於法軍。1939年，法國陸軍擁有超過2342輛坦克（德國陸軍只有2171輛），跟德軍最好的坦克相比，法軍最優良的坦克體積更大、火力更猛。（不過，跟德軍不同，法軍的坦克缺乏無線電系統，因此難於操控，不適合協同作戰。）法國空軍稍弱於德軍，但如果加上英國和比利時的空軍，那麼納粹空軍可能就不強於（甚至還會弱於）其對手了。德國用於最初進攻的裝甲軍團機動化程度頗高，但並非整個德國陸軍都是如此。由坦克編隊發起的閃電襲擊總會出現在我們模糊的記憶中，但我們往往忘記的一點是：1940年，大部分德國陸軍還依靠步行行軍，而且其大部分補給也還由馬拉貨車拖運。（直至1943年，一個標準的德國步兵師配有942輛機動車輛、1133輛馬拉車輛，所需補給的乾草和燕麥的噸數為燃油和汽油的兩倍。）

得克薩斯州監獄的良好秩序並非只是由於投入了教育或諮詢項目。該州提供了全面的醫療和教育服務，並建立起各種各樣的監獄產業——從農業到軟體編程，不一而足。

這所學校的教師並不居住在這一地區，他們意志消沉，這一點我們不難理解。學校的走廊骯髒不堪，大部分設備都是壞的。學生們不守紀律，打架鬥毆現象非常普遍，而且他們也不怎麼學習。按各種評測標準來衡量，學生成績都很糟糕，屬於這個城市的最末一等。由於卡弗高中被公認為一所問題學校，該城市的其他學校都企圖把它們自己的問題學生轉到這所學校來，這樣一來，自己便眼不見心不煩。卡弗高中逐漸成為該市教育系統的垃圾場。該市教育局局長正考慮關掉這所學校。

是某種其他因素——遠比金錢、培訓、擁擠程度或囚犯特質重要得多的因素——在發揮作用。這種因素是什麼呢？

1940年5月10日，格爾德·馮·倫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將軍麾下的A集團軍群從德國駐地出發，越過毫無抵抗的盧森堡，以及只有輕微抵抗的比利時，直擊法國。至5月13日，埃爾溫·隆美爾（Erwin Rommel）將軍率領的第七裝甲師已在比利時迪南（Dinant）附近渡過默茲河，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將軍部下的第十九裝甲軍團的部分人馬也已在法國色當附近渡過默茲河。5月14日，古德里安派遣兩個裝甲師全速西進。至5月19日，他們已越過法國北部的索姆河（the Somme），並於當日黃昏時候抵達阿布維爾（Abbeville），與英吉利海峽已相去不遠。5月底前，英軍從敦刻爾克撤退。6月22日，法國投降。僅用六周的時間，德軍便擊潰了英國、法國和比利時聯軍。在很多人眼中，這場戰役堪稱當代最偉大的軍事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