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南說，使事情更糟糕的是，公眾也很善變。他寫道：「這無疑是民主的一種奇怪特性，這種在一夜之間改變思想態度的神奇能力，取決於它認為自己是處於戰爭還是和平之中」（93）。領導者則是堅持努力回應公眾的幻想。他認為，「我們的很多麻煩似乎都來自行政部門認為自己對這個國家的公眾輿論的短期趨勢負有義務的程度，來自我們所謂的對外交政策問題公眾反應的古怪和主觀的特性」（133）。

凱南討厭核武器，認為核武器沒有可取的價值。雖然他沒有明確這樣說，但是似乎他對美國1950年戰略環境的悲觀情緒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這一事實，即美國擁有核武器庫，蘇聯正打算有一個。因此，人們希望在凱南當時的公開評論中會論述核問題。但是，他沒有。「因為在當時，我仍然繼續希望（天真地，如果你願意那樣說的話）我們在進入恐怖屋前能夠中止。當我們決定將國防建立在這類武器的基礎上，並且顧鼓勵其他人也這樣做的時候，我看到恐怖屋就在我們前方隱約可見。」他繼續說，「我本來希望看到『原子彈』被拋棄，這種裝置太可怕，太不加選擇，以至於不能成為一種有用的武器」（《前言，1985》，第2頁）。平心而論，這種觀點是不現實的。

不必驚訝，凱南思考亞洲權力均勢的方式與思考歐洲權力均勢的方式如出一轍，儘管在凱南時代，亞太地區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較小。20世紀上半葉，亞洲有兩個大國：日本和俄國。俄國於1917年成為蘇聯。凱南不無讚賞地指出，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Poosevelt）總統意識到美國在日本和俄國之間保持權力均勢符合美國的利益。所以，用羅斯福的話說，「每一方都能對另一方採取有節制的行動」（61）。凱南認為，俄國作為亞洲的大陸強國，是更大的威脅。而日本作為島國，與英國很像，可以扮演離岸平衡手的角色遏制莫斯科。因此，在《美國大外交》一書中，凱南傾向於對日本持非常同情的態度（59～76）。

然而，很多美國自由主義者認為美國不需要追求更為謙遜的外交政策。因為他們相信，美國這個不可或缺的國家可以通過更多地依靠國際制度，尤其是國際法來統治世界。他們批評布希政府及其支持者過分強調「大棒外交」，沒有給全球規則和慣例以足夠的重視。但是，凱南不認為國際法會給美國外交帶來多少希望。實際上，凱南認為美國犯了「過度守法主義」的錯誤，這種傾向是美國外交政策無窮麻煩的根源（《前言，1985》，第3頁）。

儘管羅斯福不是一個完美的統帥，但是他在二戰中的行為幾乎沒有任何重大錯誤。很難想象有人會做得更好，實際上，凱南並沒有攻擊羅斯福。例如，他意識到，「蘇聯在西歐建立軍事力量」並不是羅斯福在雅爾塔（Yalta）以及其他任何與斯大林的會議上行為的結果。「是戰爭結束階段軍事行動的結果。除了率先到達那裡之外（在當時他們不可能這麼做），西方民主國家不能做什麼來阻止俄國人進入這些地區」（121）。

凱南關於1900～1950年美國外交政策制定的敘述是有缺陷的。不僅他的論證中有邏輯錯誤，而且他在《美國大外交》中提出的論據與他關於美國應在世界各地如何行動的主要主張相矛盾。雖然毫無疑問，領導者通常會運用自由主義的言辭來描述一些特殊的政策，但是這本質上是對現實主義行為的一種掩護。與凱南認為的正好相反，美國政策的制定者非常關心歐洲和亞洲權力的均勢，幾乎不受強烈的道德主義或守法主義驅動。

同樣的因素在一戰中再次起了作用。這就是為什麼參与這場衝突的所有大國——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都決心戰鬥到自己崩潰，或是希望對方首先崩潰。總之，是民族主義，而不是民主激起了現代國家追求決定性勝利和無條件投降的願望。抱負使在相互競爭的大國之間限制戰爭變得困難。

其次，凱南認為，在任何社會，內部因素最終會推動變革，外部作用者——即使他們知道在做什麼（這種情況不太可能）——僅能以微弱的力量影響事態。他寫道，政體主要由實踐的烈火鍛造而成，而非源自空洞的理論。它們是對民族性格和國家現實的反映（186）。他自然地認為這一邏輯適用於俄國：「我們能夠肯定的一件事是：在俄國政府的精神與實踐方面，沒有一個主要是通過外國的啟示與建議而發生的偉大而又持久的變革」（209）。鑒於我們影響力和知識的局限，凱南對任何試圖按照自身形象改變世界的美國計劃都不抱太大希望。

隨著日本在二戰中戰敗，亞洲再沒有美國可以依靠以遏制莫斯科的大國，這意味著與歐洲一樣，美國不得不披上遏制的斗篷。正如1951年凱南告訴芝加哥的聽眾，「我們現在繼承了日本在朝鮮—滿洲地區近半個世紀以來所面對和忍受的問題與責任」（74）。

在設法解決此問題的過程中，關於美國的安全是如何直接受到亞洲和歐洲權力均衡的影響這一問題，凱南提出了很多明智的觀點。尤其是凱南闡明了在20世紀上半葉，美國外交政策如何受到歐洲權力均勢變化的影響。自然，他的敘述包括在二戰後遏制政策的採用。而且，關於軍事力量和國際法的局限以及在其他國家試圖實施社會工程的危險，《美國大外交》一書提供了聰明的見解。凱南為追求謙遜而非傲慢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強有力的理由。這些議題都與當代美國有關。

也許有人會認為，凱南的地緣政治模板與冷戰後的美國安全沒多大關係，但這是錯誤的。它對理解美國在當今和未來世界中的地位而言仍然是一個重要的指南。特別是自1989年以來，美國處於一個理想的戰略環境中。因為亞洲和歐洲都沒有一個強國強大到足以控制其中一個或兩個地區。均衡成為那個時代的秩序，正如凱南所指出的，這一事態對美國有利。另外，華盛頓在這兩個地區都駐有軍事力量以幫助維持和平。

當然，凱南認為，這種令人惋惜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半個世紀以來歐洲權力均衡發生的根本變化。1900年歐洲是多極的，沒有大陸強國有能力成為地區霸權。與之相比，1950年，蘇聯顯然是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國家。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沒有能力聯合起來遏制蘇聯。這意味著美國不得不這麼做。

這一事態由於這一事實而變得更糟，即政府通常不得不動員其公眾為贏得大國戰爭的勝利而做出巨大犧牲。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公民必須被說服去參軍並有可能為國家而犧牲。領導者激勵民眾進行現代戰爭的一個方法就是將他們的對手描繪成邪惡的象徵而且是一個致命的威脅。應當指出，這種行為並不僅限於凱南所設想的民主國家。然而，這樣做使通過談判來結束一場沒有獲得全面勝利的戰爭變得幾乎不可能。畢竟，一個人怎麼可能與一個被認為是魔鬼化身的對手談判呢？竭盡全力果斷地擊敗對手並使對手無條件投降，這才是更有意義的事情。當然，雙方都會得出這一結論，這將排除任何協商妥協的希望。

對歐洲和平和美國安全的巨大威脅是地區霸權，即一個特彆強大的大陸國家能夠支配整個歐洲。凱南寫道：「沒有一個歐洲大陸強國能夠支配整個歐亞大陸，這對我們和英國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他的推論直截了當：歐洲霸權應當「既是海上強國，也是陸上強國，削弱英國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如此——開始進行對我們懷有敵意的海外擴張。這一擴張是以亞歐大陸內部巨大的資源為支撐的」（6）。相反，如果歐洲存在均衡，那麼任何一個歐洲強國都很難自由地在世界各地馳騁——尤其是在西半球——因為它會整天擔心其鄰國會在美國後院製造麻煩。

雖然在十到二十年裡，美國有可能追求一個更為謙遜的外交政策，但是傲慢的誘惑一定會以嚴肅認真的方式重來。在此期間，如果大量的美國人讀了凱南的書並認識到美國的外交政策強調謙遜優於傲慢，那麼美國的國家利益將得到很好的維護。

雖然每一個認真的國際政治專業的學者都應當接觸凱南的觀點，但是他們沒有必要認同凱南所有的觀點。實際上我認為凱南的一些觀點是錯誤的。最重要的是，我不同意他的這一斷言：20世紀上半葉，美國無視強權政治而去追求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凱南認為，像美國這樣的自由民主國家，其行為與其他類型的國家截然不同。美國在國際政治的嚴酷世界中處於劣勢。我認為凱南的這一說法是錯誤的，我認為《美國大外交》一書有大量的證據支持我的觀點。然而，這些問題與這本經典著作中豐富的深刻見解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與1900年相比，1950年美國在一個更為困難的戰略環境中運轉，這是因為美國對歐洲權力均勢的變化沒有任何控制力。1870～1945年德國的崛起是1900年以後歐洲大陸權力均勢消失的首要原因，它也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根本原因。德國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人口和財富的增長。20世紀30年代蘇聯的崛起——這主要是斯大林經濟政策的結果——以及1941～1945年蘇聯紅軍在打敗納粹戰爭機器中起了關鍵作用的九_九_藏_書事實，解釋了二戰及冷戰後沒有權力均衡的原因。

薩達姆倒台後不久，對伊拉克的征服就向南推進了。幾年後，阿富汗垮台。布希主義被扔進了歷史的廢紙堆。美國在短期內沒有入侵其他國家和進行社會工程的計劃。2011年2月，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在西點軍校清楚地指出這一點，他說，「依我之見，未來任何一位建議總統再次將大規模的美國陸戰部隊送往亞洲、中東或非洲的國防部長都應當『檢查一下腦子是否正常』，正如麥克阿瑟（MacArthur）將軍機智地說」。結果是：凱南是正確的，布希及其顧問是錯誤的。

同樣的地緣政治邏輯也能夠解釋美國在參加二戰前後的行動。1940年6月法國戰敗后，羅斯福政府深感擔憂，如果戰勝蘇聯，納粹德國可能會將英國淘汰出局，最後佔領全歐洲。因此，早在1941年12月參戰以前，美國就支持英國。實際上，羅斯福總統竭盡全力使美國參戰以確保英國的生存和納粹德國的毀滅。

凱南反對干涉別國政治有兩個理由。首先，他認為很難知道在其他國家內部正在發生什麼，因此很難知道如何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影響事態。對凱南而言，「我們自己的國家利益是我們真正能夠認識和理解的全部」（146）。凱南關於這一問題的見解反映在《美國與俄國的未來》一文中。該文章1951年4月發表于《外交事務》。談論到蘇聯前進方向問題，凱南預見到了即將到來的重要變革。但是，他強調「那些變革將如何發生是不能被預見的」（207）。關於俄國未來的政府，他寫道，「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就像『透過一片模糊不清的玻璃』進行觀察。……但是我們不能確定這種情況」（208）。考慮到這種極度無知，凱南認為美國不應捲入蘇聯內政。相反，「讓他們以自己的方式解決自己的內部問題吧（187）」。

第二個選擇是擊退，這一策略要求美國超越遏制政策，尋找機會進攻莫斯科及其盟友。這一戰略與政治右派產生了共鳴。但這一戰略在美國政府內部從未獲得多少支持。儘管當1950年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進入共產主義朝鮮時，該戰略曾被嚴肅認真地試用過一次。但是，這一嘗試導致了災難，因為中國隨後參戰，並將戰爭拖延至1953年7月。當時，雙方恢複原狀，在「三八線」兩端互相對峙。毫不奇怪的是，雖然在20世紀40年代晚期凱南幫助組織了CIA的秘密行動以暗中破壞蘇聯對西歐的控制，但是凱南反對1950年美國入侵朝鮮。然而，隨後凱南說這一提議是「我所犯過的最大錯誤」。在其他場合，凱南是遏制政策的堅定支持者，直到1989年冷戰結束，美國一直在貫徹遏制政策。

在芝加哥首場演講的開始，凱南就闡明了貫穿《美國大外交》一書的中心難題。凱南相信，在1990年，美國非常安全，但五十年之後，美國會非常不安全。他寫道：「半個世紀前，對於他們的世界環境，美國人有一種安全感，正如我所認為的，自羅馬帝國以來從未有過。今天這種模式幾乎逆轉了……我坦率地承認，我們面臨的情勢對我而言似乎極度危險和棘手（3）。」凱南的目標是要弄清：「什麼引起了這種顯著的變化？一個如此安全的國家為何會變得如此不安全？這種惡化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我們的錯』？這種惡化在何種程度上可歸因於我們沒有看清或是沒有考慮到周圍世界的現實？（4）」

《蘇聯行為的根源》發表后不久，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撰寫了一系列報紙文章挑戰凱南關於遏制的觀點。李普曼的主要批評是，在全世界對蘇聯做出回應——正如凱南所要求的——會給莫斯科以主動性，「使我們面臨一系列無窮無盡的不可解決的困境」，這一切我們都沒有資源或耐心去處理。李普曼傾向於關注關鍵的戰略利益而非細枝末節。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將這一遏制政策的替代方式稱為「周邊防禦」和「要點防禦」。儘管凱南同意李普曼要點防禦具有優勢的觀點，但這不是他在「X」文章中要論述的政策。在「X」文章中，凱南為周邊防禦政策進行了辯護，這一政策是美國在冷戰期間遵循的政策。

美國自然而然地給自己在亞洲的現實主義行為披上自由主義言辭的外衣。這促使凱南寫道：「通過引誘其他政府簽署含有高尚的道德和法律原則的聲明來達到我們的外交政策目標的傾向，在我們的外交實踐中似乎具有偉大和持久的生命力（65）。」他繼續說，「一次又一次地給人們以這樣的印象——國家間共同體的印象，這種前景其實根本不存在」（65）。實際上，凱南懷疑，這種實踐與言辭之間的明顯脫節必然會在「外交觀念中必然引起的困惑、懷疑和擔心」（66）。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他國家的領導者意識到美國領導者善於給他們精明的行為披上理想主義言辭的外衣。簡言之，貫穿1900～1950年美國對亞洲政策的「紅線」是現實主義，而不是國際政治的法律—道德主義方法。

沒有理由認為，歐洲的均勢在可見的將來會消失。有可能成為當代歐洲最強大國家的德國在未來幾年將會失去權力，因為德國人口正在減少。在歐洲大陸，沒有其他國家在實質上有可能比它的鄰國更強大。因此，傳統上在歐洲扮演離岸平衡手的美國，很可能會從該地區撤軍，這樣做不會有任何的不安全。

考慮到凱南的聲望與他的遏制觀念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考慮到美國會下苦功夫遏制正在崛起的中國，更為認真地考察凱南1947年文章中關於這一戰略的所說內容是有意義的。

有人或許會爭辯說，凱南關於民主的局限的論點只有在美國進行大國戰爭時才會適用。因此直到1917年4月參加一戰，美國的麻煩才開始。他沒有明確作出這一論斷。但是即使做出了，這場衝突也早在美國參戰之前就變成了全面戰爭。有人或許會用這一主張來反駁這一觀點，即英國和法國這兩個民主國家從一開始就在衝突之中，它們應當為把戰爭轉變為殊死搏鬥負責。但是，這種反駁也是失敗的。因為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德國與俄國）的戰爭目的沒有本質區別。由於下面討論的原因，所有的大國都決心要贏得一個決定性的勝利。簡言之，民主不能解釋為什麼一戰變成了一場全面的戰爭。

但是，對凱南而言，問題並不是一戰後德國發生了什麼，而是歐洲其他大國發生了什麼。毫無疑問，德國受到羞辱並因「戰敗而感到痛心」，但是，「德國卻成了中歐唯一強大的統一的國家」。另一方面，俄國已被削弱，不能作為一個「有可能依靠的盟友」，與此同時，法國和英國「遭受的傷害遠比它們自己意識到的嚴重。它們的男子氣概消失了，世界地位產生了動搖」。此外，「奧匈帝國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東歐和中歐那些可憐的新興國家」（97～98）。所有這一切意味著，當最終擺脫了《凡爾賽和約》（Versailles Treaty）的枷鎖，德國變得強大且憤怒，難以被其衰弱的鄰國遏制。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之後，事實證明確實如此。

雖然凱南沒有抓住這種強大力量的重要性，但是他提供了關於美國在世界上的戰略地位以及國際政治更為普遍的本質的非凡洞見。關於美國可以做些什麼來影reaｄ•９9csｗ.com響世界各地的事件的限度，他也有一些明智的見解。對於任何認真思考美國外交政策現狀以及在未來數十年美國外交政策應該怎樣的人來說，《美國大外交》仍然是一本具有持久相關性的著作。有人懷疑，該書在近年並沒有被廣泛閱讀——當然也沒有被我們近期的外交政策災難的任何一個創造者所閱讀。但是，人們希望這個新版本會糾正現狀，使凱南持久的洞見再次為美國外交政策的爭論提供思考。

凱南對遏制的思考基於這樣一個假定：蘇聯是一個擴張主義的強國，是美國一個危險的威脅。按照他的估計，華盛頓「應繼續將蘇聯視作競爭對手而非夥伴」（174）。他把應對蘇聯比作「應對諸如拿破崙和希特勒這樣極富侵略性的領導人」，並得出結論：應對蘇聯「立刻變得更簡單也更困難了」。有利的新情況是，蘇聯更加謹慎和靈活，「不會因為在比自己更強大的對手面前退卻而內疚」（164）。不利的新情況是，蘇聯在其野心勃勃的追求中更為冷酷無情，因此美國遏制起來尤為困難（158）。姑且不論凱南的評論是否正確，他所說的是，蘇聯能與拿破崙一世的法國和納粹德國這兩個現代史上最野心勃勃的國家等量齊觀。

然而，凱南希望挖掘深層原因以弄清是什麼引起了歐洲權力均勢這種令人煩惱的變革。他提出的答案是民主，尤其是美國民主。

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二戰後歐洲形成了新的不平衡。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凱南對1950年美國的地位如此失望，也能夠解釋為什麼他提出了遏制戰略。蘇聯從巨大的衝突中脫穎而出，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蘇聯實際上是如此的強大，以至於沒有哪些歐洲國家能夠形成均勢聯盟以遏制它。德國被摧垮並一分為二，其中一部分被蘇聯軍隊佔領。英國和法國被戰爭嚴重削弱，並且二者都有自己不得不守衛的帝國。這使英法將注意力和資源從歐洲轉移出來。儘管美國最終將獲得英國、法國、義大利和西德的幫助，但只有美國有能力遏制蘇聯。

人們可以指出另外一些例子，在這個例子中的證據也不支持凱南關於美國外交政策受到民主意見影響的主張。例如，凱南指責羅斯福政府在二戰中的行為，大意是說政府「最大的錯誤」就是「理解上更深的錯誤以及對我們整個社會從事的軍事冒險的態度」。他接著說，「我們的失敗源自我們對我們時代歷史進程的普遍無知，特別是源自於我們缺乏對特定情勢下權力現實的關注」（126）。

此外，凱南認為，在其他國家進行社會工程是一項尤為困難的工作，美國應避免佔領其他國家並進行國家建設。在他的第一個芝加哥演講（該演講主要論述美國在菲律賓的帝國災難）中，他寫道，「美國應噹噹心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避免接受對任何人的任何類型的家長式的責任。比如有人要求我們進行軍事佔領，如果我們能避免這種情況，我們應極力避免；或者，佔領時間不要超過絕對必要時間。」（26）。

至少在兩個方面，凱南以後關於遏制的思考與《外交事務》的文章存在分歧。1984年，在格林內爾演講集中，他認為美國領導人犯了錯誤，將蘇聯領導人其實並沒有的目標和意圖歸給他們，匆忙得出結論說蘇聯領導人就像希特勒及其同夥一樣（240）。雖然這種回顧性的評價或許是正確的，但是在說服美國精英相信蘇聯是一個與納粹德國一樣危險的擴張主義的勢力方面，凱南的「X」文章還是起了關鍵作用。

「9·11」事件之後，喬治·W.布希總統及其助理人員開始確信，美國應當在整個中東地區使用強大的軍事力量來進行社會工程。當時，華盛頓並不缺少傲慢，尤其是2011年深秋美國軍隊似乎要在阿富汗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之後。布希主義形成於2002年，為2003年3月美國入侵伊拉克奠定了基礎。布希主義與凱南關於美國要重新安排世界（尤其是通過武力）的局限性的觀點正相反。因此，凱南反對伊拉克戰爭就不足為怪了。

最後，《美國大外交》用大量篇幅描述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衝突。兩者間的衝突長期以來是學者和美國外交政策實踐者之間關鍵的知識鴻溝。凱南是現實主義者，正如他同時代的其他著名現實主義者——記者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學者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凱南認為，美國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由主義思想驅動的，而自由主義思想通常會使美國陷入困境。事實上，凱南斷言，自由主義（凱南將自由主義等同於條文主義和道德主義）要為1950年美國所面臨的外交政策問題負主要責任。

讓我們回到貫穿凱南芝加哥演講的核心問題：為什麼1950年美國與外部世界的麻煩要比1900年更多？具體地說，為什麼美國全神貫注于在全球遏制蘇聯，而五十年前美國卻根本不用擔心大國政治？

在20世紀40年代末，甚至他的餘生，凱南撰寫和講述了許多其他有關遏制的著作。毫不奇怪的是，當遏制戰略開始在杜魯門政府成型時，有很多關於凱南在冷戰早期關於遏制政策準確想法的爭論。但是，我將關注凱南在「X」文章中所說的內容，而不是努力推測他可能想說的內容。我也不會試圖解析他在其他情況下所說的不同的內容。

然而，如果英國陷入麻煩，不能完成任務，美國就不得不插手，幫助遏制潛在的霸權。凱南說，這一邏輯解釋了為什麼威爾遜政府在一戰中，甚至在1917年4月美國參戰前就對英國提供援助。凱南寫道：「隨著時間的推移，沿著這樣的前景，無疑發生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事情：意識到協約國（Eetente powers）失敗的危險，並意識到作為世界強國的英國被淘汰出局對我們的世界地位帶來的損害……其結果就是日益增長的親協約國情緒。」儘管美國「由於一個中立問題」參戰，然而，一旦它與德國交手，就很快意識到「避免英國戰敗的危險」和遏制德意志帝國是當務之急（92）。

凱南認為，如果同盟國追求對德國的有限的勝利，那麼就有可能維持歐洲平衡的多極化，那麼二戰和冷戰就永遠不會發生。這一結果不僅有助於歐洲的和平，也有益於美國的安全。但是，美國由於在一戰中奮力爭取對德國的完全勝利而破壞了自己的安全。「當時，我們在決心上與其他任何人一樣強大，我們應當為完全勝利而血戰到底」（95）。

當凱南認為在歐洲或亞洲存在潛在霸權對美國不利時，凱南是正確的。但是，公眾輿論——他的眼中釘——和精明的美國外交都沒有能力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影響歐洲的權力結構。因此，即使是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由凱南負責美國外交政策，美國在1950年也會以大致同樣的戰略環境而告終。外交會起作用，但是對國際政治的影響遠比凱南想象的要小。

1950年，凱南離開政府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工作。其間除短暫出任蘇聯（1952年）和南斯拉夫（1961～1963年）大使外，他的餘生都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度過。在這裏，凱南使自己成為一流的學者和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凱南撰寫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其中兩部同時獲得普利策新聞獎（Pulitzer Prizes）和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s）。直到生命的盡頭，他仍然參与公共事務。例如，1980年他認為美國應當對其核武器採取「不首先使用」政策；當近100歲高齡時，他仍然反對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

「當歐洲列強開始瓜分中國並侵佔中國的一部分為自己所獨有」（29），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於1899年和1900年提出門戶開放政策照會。美國清楚而響亮地說，他決心維護中國領土和行政主權的完整，阻止在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建立勢力範圍。

在格林內爾演講中，凱南還對冷戰的軍事化感到惋惜。儘管他《外交事務》中的文章並沒有認為蘇聯正打算進攻西歐，但仍將蘇聯描述為一個潛在的軍事威脅。這就是為什麼凱南要求無論莫斯科在什麼地方試圖擴張，就要對其實施以「不可改變的反作用」為基礎的遏制政策的原因。這樣的言辭會不由自主地促成美蘇競爭的軍事化。因此，對於遏制的軍事化形式，凱南至少要付一部分責任。

然而，舊秩序一去不復返。不管怎樣，民族主義和核武器是現在所要說的。沒有理由認為，二者中的任何一個在可預見的未來會消失。

喬治·凱南將會作為「遏制政策之父」而青史留名，遏制戰略是整個冷戰期間美國應對蘇聯威脅所採用的戰略。喬治·凱南是冷戰早期一位關鍵的政策制定者。1947年4月，國務卿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讓喬治·凱南建立了政策規劃司（Policy Planning Staff），該機構隨後成為美國國務院的長期智庫。在制定美國外交政策方面，馬歇爾非常倚重凱南的建議。確實，凱南在制訂馬歇爾計劃中起了核心作用。除此之外，在建立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an）和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的秘密行動指揮部中，凱南也起了核心作用。

凱南關於民主對美國外交的不利影響的論點有兩個邏輯錯誤。首先，民主是美國生活中的一個常數；在1900年和1950年，美國顯然是民主國家。正如凱南斷言，如果民主總是產生被誤導的外交政策，那麼美國在1950年遇到的麻煩應當與1900年一樣多。但是，這並不是他敘述的，相反，他強調在那五十年裡，美國的世界地位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然而這不能言之成理，雖然一個因素恆久存在——在這個案例中是民主——不能解釋任何形式的行為的變化，包括外交政策的制定。

然而，凱南並不認為國際法毫不相干或百無一用。他認為國際法是雖然有益但作用有限的外交工具，可以行使「國家自我利益的溫和的教化者九九藏書」的職責（76）。換言之，國際法有助於磨掉美國外交政策的稜角，稍微使國際政策顯得不那麼殘酷。因此，無需驚訝的是，凱南在1985年評論道，「近年來，有些時候我發現自己希望在我們關於什麼是合法的概念中多一點道德，比現在更多關注我們關於什麼是道德的概念中的合法性」（《前言，1985》，第4頁）。

凱南似乎認為，在1944年仲夏之後，很顯然當時希特勒已經被徹底壓倒了，羅斯福本該對斯大林更為強硬一點。他建議，總統應當停止對蘇聯的租借。但是，他隨後承認，「沒有理由認為，如果我們在租借或戰時會議方面做的有所不同，那麼歐洲軍事事件的結果會變得與實際發生的情況大大不同」（125）。凱南的評價是正確的。

但是，凱南並不認為僅靠意識形態就能解釋為何蘇聯對大多數國家持敵對態度。他還認為，莫斯科在從事社會帝國主義。面臨國內動亂的統治精英會故意引起外交政策危機，團結公眾並用愛國主義激勵公眾，從而來維持他們的統治。特別是，凱南認為蘇聯領導者強調「來自外部世界的對蘇聯的威脅」，因為這是一個為「保留獨裁政權」辯護的好方法（156）。

非常重要的是，凱南也確信地緣政治的考慮驅使蘇聯擴張邊界。以同樣的方式，他們在十月革命前的幾個世紀就努力追求擴張性的俄國外交政策。這一主題在「長電報」中表現得更為突出，他寫道：「克里姆林宮對世界事務的神經質的看法，從根本上源於俄國人傳統和本能的不安全感。」這一戰略觀點在「X」文章中也有所表述。簡言之，凱南強調：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社會帝國主義，與「俄國的歷史與傳統」結合在一起，促使蘇聯領導人對外部世界採取了野心勃勃的姿態（155）。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在沃爾格林演講和冷戰早期的《外交事務》的兩篇文章中，幾乎沒有談到任何關於核武器的問題。考慮到這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自1945年以來對美國外交的深遠影響，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什麼能夠解釋這種顯著的遺漏？

結果就是，凱南認為像他這樣的職業外交家應當制定美國的外交政策。「我堅信，在外交政策行為中，我們能夠更有效地利用專業主義的原則；如果我們願意，我們能夠組建一支專業人員的隊伍，這些人員勝過這一領域現在和過去的人；通過待之以尊重……我們可以大大地幫助自己」（134）。這些高水平的外交官，像好的現實主義者那樣行動，僅會追求有限的勝利，這有助於維持歐洲和亞洲的權力均勢，確保美國的安全。

凱南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的關於遏制的文章或許是所有關於美國外交政策文章中最著名的一篇。文章發表時，作者署名為「X」。因為凱南是一名有影響的政府官員，他不希望讀者認為文章代表了官方政策。然而，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發表后不久，凱南就被認定為文章的作者。該文章實際上是「長電報」（Long Telegram）的精華版。千字電報是1946年2月凱南在莫斯科工作時寫給華盛頓官方的一份更為綜合的關於遏制的文章。「長電報」讓凱南在美國政府內聲名鵲起，而「X」文章則為他贏得了即時的公眾聲望。

但是，凱南不僅僅是一名外交家和政策制定者，他還是位一流的戰略思想家，具有對美國外交政策提出重大和重要問題的天賦。例如，當著手建立政策規劃司時，他擔負著「從美國國家利益全局的角度」考慮各種問題的重任。他希望確定支撐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概念」（《前言》，第1頁）。他對弄清美國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如何與其他國家互動特別感興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二戰後蘇聯崛起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凱南對什麼是應對蘇聯的最好戰略這一問題進行了長期而艱苦的思考。

公眾輿論對羅斯福如何參与二戰有什麼影響？凱南不能證明，在像希特勒這樣的怪物面前追求無條件的投降要歸因於美國的民主。他說他寧願少談論這個話題。但是，他承認：「實際上，沒有充滿希望的其他選擇，只有追求這種悲慘的鬥爭直到其痛苦地終結」（125）。

通過凱南對遏制應該是什麼的觀點，人們能夠發現凱南作為「鷹派」人物的更多的證據。凱南主張，美國應當在全世界與蘇聯競爭，每當克里姆林宮領導者表現出侵略性，就對其施加強大的軍事壓力。他主張，遏制政策應當被設計為，在俄國表現出侵害世界和平與穩定跡象的每一個點上，使用不可改變的反擊力量來對抗（174）。他認為，蘇聯人能夠「在一系列不斷變化著的地理和政治點上」製造麻煩。這意味著美國及盟友在「使用反擊力量」時應當保持「靈活而警惕」（166）。

所有這些與遏制有關的問題並不僅對理解冷戰史來說是重要的，它們也至關重要，因為如果中國繼續令人矚目地崛起，在未來幾年這些情況將很有可能重現。實際上，美國的戰略家和決策者已經在討論美國是要遏制還是要接觸中國。最終會有政治右派談論擊退。遏制政策的支持者無疑會討論如何最好地實施這一戰略。如果有關於周邊防禦和重點防禦優勢的爭論，以及中國主要是一個軍事威脅還是一個政治威脅的爭論，這並不奇怪。由於中國至少在名義上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所以我們應當希望聽到這一觀點：由於中國依然執著于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因而中國是一個嚴重的威脅。一言以蔽之，遏制政策是凱南生活的中心，對遏制政策的爭論具有永恆的品質。

其次，凱南認為，華盛頓不可能有明智的外交，因為公共輿論束縛了決策者的手腳。但是請記住，在凱南的敘述中，公眾是很容易被|操縱的，所以美國領導者說服他們的同胞接受某些特殊的政策應該不是什麼大問題。公眾不是獨立的政治力量，這一點從凱南對公眾變化無常的討論中能夠清楚地看到。他寫道，「我們公眾輿論很容易被引入情緒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歧途」，這意味著公眾會受到鼓動從而輕鬆地接受自由主義的政策（133）。但是必須有人操縱公眾，這個人應當是美國精英，雖然他從未這樣說。簡言之，如果公眾是反覆無常的並且容易受到國家領導人的影響，那麼公眾輿論就不是做出英明決策的一個嚴重障礙。

對凱南而言，美國不得不以這種方式行事，因為法律—道德主義的思維方式已經根植於美國的基因里。他認為，美國的自由主義者理所當然地認為，不同的民族之間沒有很深的敵意，幾乎每個人都渴望「一個不受國際暴力困擾的有序的世界」。他們也無法理解，「為什麼其他人不能接受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而加入我們，就像我們在運動競賽中接受規則一樣」（138）。如果發生了嚴重的危機，解決危機通常包括找到正確的「制度框架」來應對（138）。那些不以這種方式看世界反而追求侵略政策的離經叛道者很顯然是道德敗壞的人，他們應當被殺死——不只是被懲罰——以便公正與和平的國際秩序得以建立。

當然，海約翰是將該政策作為美國支持國際正義的一個案例而兜售的，因為「歐洲強國在中國做了錯事而就要僥倖逃脫懲罰時，它們由於美國政府的及時干預而受到阻礙並感到挫敗。美國取得了徹底的外交勝利」（45）。然而，所有這些都沒有發生，正如凱南清楚指明的一樣，因為歐洲各國和美國都沒有在亞洲遵循門戶開放政策（46～53）。

然而，該問題還有另一個維度，即公眾輿論。當涉及理解外交政策時，凱南對美國人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輕視。他認為他的大多數同胞單純且容易操縱，尤其是當精英們利用自由主義的花言巧語來影響他們的時候。他警告說，公眾「很容易被引入情緒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歧途。這使其成為國家行動蹩腳的和不夠格的嚮導」（133）。正如人們所想，他認為每當美國開戰時，美國人就會不可避免地要求無條件投降，這會破壞權力平衡、破壞他們自己的安全，正如一戰中所發生的一樣。

二戰期間，公眾輿論確實在一個例子中起過作用，但是凱南對此關注很少。在珍珠港事件前幾年，美國社會存在大量的孤立主義情緒，束縛了羅斯福對付納粹德國的手腳。總統極度渴望地想讓美國參与戰爭，但是就是無法在美國沒有受到大規模攻擊的條件下獲得足夠的人民支持介入戰爭。但是，在這個案例中，公眾情況並沒有像凱南的邏輯所暗示的那樣受法律主義和道德主義的影響。如果有什麼區別的話，在1941年12月之前美國公眾不願意參与對納粹德國和帝國主義日本的戰爭正反映了他們對待外部世界的冷漠和自私的觀點。

然而，毫無疑問，兩次世界大戰都深刻地改變了九九藏書歐洲權力均勢。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全面戰爭的事實與民主沒有多大關係，而與民族主義有很大關係。在過去的兩個世紀，民族主義是這個星球上最強有力的意識形態。但是，凱南很少在《美國大外交》中提及民族主義。

《美國大外交》是凱南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用他的話說，這就是為什麼此書一直受到「持久關注」的原因（《前言，1985》，第1頁）。本書最前面的五篇摘選文章是他1951年在芝加哥大學的沃爾格林基金會的演講。第六篇摘選文章是他1947年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的著名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凱南闡明了遏制蘇聯的理由。第七篇摘選文章是另一篇《外交事務》上的文章（1951年），這篇文章論及美國應當如何思考蘇聯內部的變化。最後兩篇摘選文章是1984年凱南在格林內爾學院的演講。其中，凱南回顧了沃爾格林的演講併為聽眾提供了新經驗。

有人或許會認為，我沒有理解凱南的要點：正是因為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全面戰爭才導致歐洲權力均勢發生深刻的變化。是民主，尤其是美國民主要對將一戰——對凱南而言是至關重要的衝突——推向極限負責。

凱南忽視民族主義和核武器——兩個對當代國際政治最強有力的影響力——的事實表明，凱南在何種程度上對現代世界都不再抱有幻想。他更喜歡回到18世紀的歐洲，在那裡，大國相互之間進行有限的戰爭。在那裡，外交家有更大的空間去操縱，與民族國家的世界相比，外交家對事件的過程有更大的影響力。凱南渴望的是外交這個詞在「最古老意義上的那種外交」（141）。

這並不是否認美國的外交政策有時與國際政治的自由主義方法是協調的。例如，二戰期間美國對納粹德國作戰，以及在這場破壞性的衝突后幫助西歐重建。但是，在這些情況以及其他類似的情況下，華盛頓的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與權力均勢有關的預測而驅動的。碰巧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的邏輯都指向了相同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很容易會遵循權力政治的命令，不過會給自己的行為披上自由主義言辭的外衣。但是，當兩種邏輯相衝突時，美國領導者不可避免地會將現實主義置於自由主義之上。例如，二戰期間，羅斯福總統希望與約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有史以來最著名的劊子手——緊密合作以打敗納粹德國。

但是，在發生戰爭的情況下，如果兩個「極權大國」結成聯盟，那麼民主國家既不能打敗納粹德國，也不能打敗蘇聯。即使美國參戰，情況也依然如此。英國和法國打敗德國或蘇聯的唯一辦法就是它們與蘇聯或德國中的一方結盟。但是，在這種情況下，「與英法協作的極權大國」最終會佔領歐洲大陸的東半部分。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極權國家將比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強大得多。歐洲將不會有均勢。實際上，西方民主國家面對的是一個經典的霍布森選擇（Hobson's choice）。毫無疑問，它們支持蘇聯對抗德國，「憑藉著軍事行動的磅礴氣勢」，在二戰結束之際，紅軍到達了歐洲的心臟地帶（108）。那時，美國別無選擇只能扮作最終的平衡手，駐守歐洲對抗蘇聯。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凱南在《外交事務》上發表了那篇著名的關於遏制的文章。

然而，由於中國的崛起，亞洲就另當別論了。如果中國經濟在未來幾十年以最近幾十年的方式繼續增長，那麼中國會成為亞洲迄今為止最強大的國家。中國無疑會謀求以美國控制西半球的方式控制亞洲。如果凱南還健在，他會希望日本在遏制中國時發揮核心作用，正如他希望東京去遏制莫斯科在亞洲的野心一樣。不幸的是，即使是與中國的亞洲鄰國聯合，日本也不足以承擔這項任務。因此，美國將不得不增強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在召集遏制中國的均勢聯盟方面發揮帶頭作用，正如在冷戰時期對蘇聯那樣。凱南會對這一前景深感憂慮，正如他被1950年美國的戰略形勢所困擾一樣。

有幾個很好的理由解釋我為何只關注「X」文章。首先，該文章被廣泛閱讀並對西方許多人如何思考蘇聯威脅和遏制產生了深遠影響。請記住，這篇文章發表于歷史上高度不穩定的時期，這一時期大多數美國人不知道該如何看待蘇聯這個二戰期間美國重要的盟友。其次，冷戰期間美國對蘇聯的政策遵循了凱南該文章中的很多藥方。最後，在這篇著名的文章中，他堅持認為蘇聯有導致其自身滅亡的很深的弱點。其實，他對冷戰何以結束作出了預言。

接觸戰略假定蘇聯不是美國的主要威脅，建議杜魯門政府以友好的方式與蘇聯互動，避免力圖遏制蘇聯而產生的代價和風險。這一戰略與政治左派產生了共鳴，在二戰後吸引了很多美國人。因為他們將蘇聯當作是二戰中的一個重要的盟友。凱南在「長電報」和「X」文章中對蘇聯意圖嚴酷的描述目的在於防止將蘇聯視為合作者，而不是對手。簡言之，這就是為什麼那篇著名的文章如此強硬的原因。

凱南認為，權力是國際政治的貨幣，儘管大多數美國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國家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歐洲權力均勢。對美國而言，理想的境況就是歐洲「均衡」，或是我所說的平衡的多級體系。特別是，在歐洲大陸上應當有少數幾個大國，任何一個大國都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去支配其他國家。英國地處歐洲但不在歐洲大陸，應當扮演離岸平衡手的角色。換言之，當需要遏制一個國家因過分自大而試圖引起不均衡時，英國應當在歐洲大陸使用軍事力量。凱南認為，平衡的多極化有利於歐洲的和平並使美國安全。因為沒有歐洲大國能威脅歐洲的穩定和美國的安全（99）。

對凱南來說，無條件投降是國際政治的頭等大罪，正是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要求如此的。「沒有比完全勝利更危險的幻想，過去，沒有比完全勝利觀念帶給我們更大的傷害了；未來，沒有比完全勝利的觀念威脅將給我們以更大的傷害。我擔心，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對待國際事務的（美國）方式的基本錯誤（145）。」他主張，問題的根源是，當一個國家將自己的外交政策建立在自由理想基礎之上時，它會不可避免地發現自己認為「國家行為是一個適合道德判斷的對象」（143）。一旦這種現象發生，那麼實際上人們不可能這樣思考：「為了理性的和有節制的目的使用武力，而不是為了感情的和難以確定合理限度的目的而使用武力」（120）。

在18世紀晚期民族主義在歐洲登場之前，大國戰爭在範圍和手段上都是有限的。這些衝突，包括當時的王朝國家，是凱南喜歡的戰爭類型。但是，隨著民族國家的到來，所有的一切都改變了。在民族國家，人民和他們的國家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大多數公民願意參軍甚至是在極端緊急時刻做出最大的犧牲。這種願意為國效勞的意願意味著各國軍隊往往規模較大，並擁有充足的耐力。這意味著他們將會非常適合發動全面戰爭。而且，當大規模軍隊相互衝突時，正如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說，結果就是「原始的暴力、仇恨和敵意」。這種敵意幾乎可以確保每一方都對另一方勃然大怒，以至於它將要求絕對的勝利，拒絕協商解決。

總之，凱南沒有提供多少證據表明，民主阻礙了美國在二戰中以及1900～1950年中的任何一個時點中的表現。這並不是否認，在那些歲月里美國偶爾也犯錯誤。因此無須驚訝的是，凱南1984年在他的第二次格林內爾演講中評論道，「我們的記錄絕非都是失敗的。總之，我們沒有什麼需要羞愧的」（236）。

凱南認為，美國人是「國際法與道德觀念的奴隸」（76）。在他看來，美國人痴迷於一種「解決國際問題的法律—道德主義的方法。在過去的五十年裡，這一方法就像一束紅線貫穿於我們的外交政策中」（136）。最重要的一點是，他認為對法律和道德的迷戀會促使民主國家在戰爭中贊成無條件的投降，這不可避免地會使它們之間的衝突轉變為完全或絕對的戰爭。這意味著它們不得不決定性地擊敗對手並運用任何可能的方法來達到這一目的。因此，按照這一邏輯，民主國家幾乎不能發動有限的戰爭。

《美國大外交》也是一本很重要的書，因為該書用大量筆墨論述了美國外交政策需要更加謙遜。美國人總是有一種強烈的傾向，視他們的國家為例外的——如同山巔之城——因此完全有資格領導世界，使其變成一個更加安全和美好的地方。在冷戰結束后的十幾年裡，這種沾沾自喜的傲慢達到了頂峰。或許這種傲慢的最好的例證就是前國務卿瑪德萊納·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在1998年2月的一次評論。她評論道：「如果我們必須使用武力，那是因為我們是美國；我們是不可或缺的國家。我們站得高，比其他國家看得遠，在這裏我們看到了我們所有的危險。」https://read.99csw.com

凱南認為，美國依賴於英國維持歐洲權力均勢，英國在幾個世紀以來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結果就是，美國「處在英國艦隊和英國大陸外交背後」，以得天獨厚的位置安全且容易地行事（6）。實際上，倫敦和華盛頓都對確保沒有一個大陸強國能夠控制歐洲這一問題十分關注。但是，由於英國在地理上接近歐洲大陸，美國能夠袖手旁觀，讓英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遏制有抱負的歐洲霸權。簡而言之，美國可以把責任推卸給英國，英國實際上是美國的第一道防線。

20世紀40年代末期，甚至整個冷戰時期，關於如何對付蘇聯的爭論不僅僅是圍繞著如何使遏制政策起作用這一問題。還有另外兩個遏制戰略的替代方案——「接觸」和「擊退」——這提醒我們遏制政策的採用並不是不可避免的結局。因此，為了替遏制政策辯護，凱南也駁斥這兩個不同的戰略。

儘管懼怕蘇聯，但凱南堅信，共產主義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包含著自我毀滅的種子。實際上，他相信，這些種子的發育進展順利，美國獲得成功的關鍵就是耐心和堅定地實施遏制政策（174）。然而，與此同時，他認為，華盛頓應當「對蘇聯政策運作施加極大的壓力……以這種方式導致蘇聯政權最終垮台或逐漸軟化」（176）。這些評論表明，當論及對付蘇聯時，「X」文章的作者凱南是「鷹派」，而不是「鴿派」。

凱南認為，在20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以自由理想為指導的。凱南自己的論據也與這一主張不符。細想一下他對門戶開放政策的討論以及在那個時期美國是如何與亞洲的權力均勢聯繫起來的，就會知道。

在《外交事務》的文章中，凱南認為，蘇聯的擴張主義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蘇聯領導人被教育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固有的對立」，資本主義是給社會主義找碴兒的邪惡勢力（159）。實際上，這意味著，「外部世界是敵對的，最終推翻境外的政治勢力是他們的責任」（155）。毫無疑問，蘇聯人並不僅僅決心在其他國家推翻資本主義，他們承諾在全世界傳播共產主義。

《美國大外交》一書包含一個關於二戰末蘇聯如何能夠佔據這樣一個支配地位的深刻的討論。20世紀30年代末，歐洲兩個最強大的國家就是納粹德國和蘇聯。二者是死對頭，並都具有擴張主義的目標。雖然下定決心在歐洲建立德國霸權的希特勒無疑比斯大林更具侵略性，但是這個蘇聯的領導人也決意擴張到東歐。西方民主國家——英國和法國——與兩個獨裁者關係不好，因此無法與莫斯科合作來遏制德國。如果必要，也不能與德國合作來遏制蘇聯。因此，到了1939年，歐洲就是一個火藥桶。

此外，凱南還是一位富有創造性和有條理的思想家。對涉及他的問題，他會提出清晰而大胆的答案，這種情況部分歸因於他挑戰傳統觀點以及提出在政治上被認為是錯誤的觀點的無畏精神。他幾乎總是以他的理解道出真相。但是，他也自然傾向於對國際政治，尤其是美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進行歸納總結。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在以探尋「理論基礎」來解釋美國過去的外交政策，並希望弄清在未來美國領導人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前言》，第1頁）。總之，凱南具有一流的分析能力以及綜觀全局的嗜好。

凱南認為，在現代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第一次全面戰爭。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1792～1815年）具有全面戰爭的特點。美國對這些重大衝突的過程幾乎沒有任何影響。曾與拿破崙軍隊交戰的克勞塞維茨寫道：「如果不是我們親眼看到戰爭取得的這種絕對完美的狀態，人們或許會懷疑戰爭的絕對性質這一概念中是否有任何真理可言。」他的經典著作《戰爭論》實際上是試圖「掌握現代絕對戰爭的所有破壞力的思想」。實際上，克勞塞維茨的名言「戰爭是政治以其他方式的繼續」的主要目的是使文職領導人相信：當戰爭具有良好的政治意義時，他們應當盡最大努力限制戰爭。與此同時認識到在民族主義時代，戰爭的自然傾向就是將戰爭本身升級到絕對或完全的形式。

儘管這是凱南的希望，但是凱南意識到美國民主已經紮下根來，美國不會改變其行為方式。「在我們的公眾心裏有太多強烈的偏見和成見」。「因此，或許我們註定要繼續幾乎完全依賴我們所謂的『業餘外交』」（134）。無論如何，他最後在《美國大外交》中說，他寧願生活在弊病諸多的民主國家，而不是另一種政治制度下。「我們將要繼續實施外交政策的制度，我希望並祈禱是民主制度」（105）。在凱南的敘述中，在未來很多年裡，或許是永遠，美國註定要對外部世界繼續實行被誤導的政策。

1926年，普林斯頓大學畢業一年後，凱南以外交官身份開始了其職業生涯。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凱南被派往多個歐洲國家，其中包括三次去德國和蘇聯遊歷。他近距離地目睹了希特勒（Hitler）的崛起和斯大林（Stalin）的統治。因此，在20世紀，凱南對這兩個最強大和最具影響力的歐洲國家所知甚多。在那些年裡，對塑造美國外交政策來說，這兩個國家理所當然比任何其他國家更為重要。

凱南也支持謙遜，因為他意識到，美國為改善世界而做的努力具有顯著的缺陷。作為遏制理論的創始人，凱南充分意識到軍事力量的局限性。和很多現實主義者一樣，凱南意識到戰爭是治國之道的合法手段。然而，戰爭也是一項毀滅性和殘忍的事業。有時戰爭是弊大於利，偶爾還會導致國家滅亡。對凱南而言，即使當你認為戰爭的理由是正義的並取得了戰爭的勝利，獲利也是有限的。「因為戰爭只能意味著相對程度的不幸。」他繼續說道，「即使是最輝煌的軍事勝利除了對所發生的事情感到悲傷和卑微之外，也不會給我們以任何勇氣直面未來的權利」（199）。

當制定和執行外交政策時，凱南並不重視民主。他告訴他的芝加哥聽眾，「有時，我懷疑民主是否很像一種史前怪物，他們的身體有這間屋子這麼長而頭腦卻只有大頭針那麼小」（94）。他認為，自由民主的問題是按照與基本的現實主義邏輯相悖的原則行事，這導致他們採用了愚蠢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凱南認為民主與關於國際法和正義有關的事情緊密相連。

最重要的一點是，美國努力確保沒有一個超級大國能夠控制亞太地區。凱南沒有忽視這一點，他指出，「早在1905年」，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就認為在日本和俄國之間維持權力均勢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60）。考慮到當時俄國是控制那一地區的更大的威脅，「我國政府幾乎沒有什麼困難就同意日本人在朝鮮建立優勢」（62）。然而，每當日本威脅要破壞亞洲均勢時，美國就採取行動遏制日本。例如，一戰後，美國插手，「剝奪日本根據它在大陸地位的改善以及它參与對德作戰而設想的成果」（69）。當然，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羅斯福政府就採取行動阻止日本帝國控制亞洲。

沒有證據表明，在「X」文章中，凱南認為蘇聯對西歐來說是一個迫在眉睫的軍事威脅。凱南知道蘇聯剛剛遭受納粹德國的戰爭破壞，無法與美國及其盟友進行一場大規模戰爭。他寫道：「戰爭使俄國付出更大代價，破壞嚴重，傷亡巨大，人民疲憊不堪。由於以上原因，使得今天的俄國人民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都極為疲憊。人民群眾感到失望，心有疑慮，不再像以前那樣易受影響。如果說蘇聯政權對國外的追隨者還有神奇魅力的話，在國內已不如往昔了（167～168）。」凱南也意識到在冷戰後期，蘇聯的經濟狀況很糟。鑒於所有這些問題，凱南總結道：「雖然俄國總體上敵視西方世界，但是顯然它仍然是比較弱小的一方（174）。」

但是，這些原始事實對大多數美國人如何看待這些聽起來高尚的政策不起什麼作用。正如凱南指出，「所有這些情況都沒有以任何方式動搖美國公眾已經確立起的觀念……即這是對美國原則在國際社會取得勝利的一個極大支持——對美國觀念的美國式的支持」（52）。

讀者們或許想知道凱南是如何將自己關於民主和完全勝利的觀點與1900～1950年歐洲權力均勢發生的轉變聯繫起來的。他實際上告訴了我們一個一戰期間的簡單事實，對凱南而言這也是現代的中心事件：「我們在西半球安全的降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一戰的過程及結果」（80）。英國、法國，尤其是美國，「都是為民主世界的安全而戰」，它們自然地「變得僅僅對完全戰勝德國感興趣：國恥的勝利、吞併的勝利、壓倒性賠款的勝利」（89）。它們於1918年取得了勝利，但是這粉碎了歐洲的均衡並反過來導致了二戰和其後的冷戰。

凱南不贊同這種以恩人自居的態度對待其他國家的方式，呼籲「更為謙遜」的國家觀（252）。他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簡單的事實，即他不認為美國比其他國家優越。美國或許比其他國家更強大，但美國無論如何也不會比其他國家更有道德。他認為，美國人遭受著「優越幻覺」（146）之苦。因此，「我們根深蒂固的傾向，即以別人在多大程度上努力像我們一樣來評判別人」，這對凱南來說毫無意義（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