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內爾演講旨在論及一小部分差距，並僅僅討論自1950年以來困擾美國決策者的特定（在很多方面來看也是新的）問題的有限方面。然而，這些方面中的某些問題——尤其是那些與我們在遠東面臨的問題有關的問題——與芝加哥演講集中論述的問題有特殊的關係。因此，把它們列入這本書應該是合適的。

我強調「以增訂版的形式」這個措辭。因為最後兩個演講是最近在格林內爾學院發表的，它們作為第三部分最後加入此書中的。這兩部分收入此書是有其目的。這兩部分論述（至少是部分地）的問題很早以來就是美國輿論關注的焦點，但是並不是（確實九九藏書也不能）1950年要討論的問題。其中突出的問題是由核競賽引發的問題，以及朝鮮半島衝突期間及其後與冷戰的出現有關的問題。

構成本書第二部分的兩個文件（兩篇文章都是為《外交事務》而寫），它們被添加到芝加哥演講集最初發表的版本中。其中一篇寫的較早，當時戰後問題的框架還不很明顯；另一篇，與芝加哥演講集幾乎同時間寫成，與芝加哥演講一樣受到了同樣的限制。

因為我在芝加哥所談論的是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外交，這時的美國外交處於核武九-九-藏-書器出現前和1945年前的環境中。只有最後一個演講涉及二戰。這個演講僅僅是詳述了二戰的起因，解釋了二戰的歷史意義，沒有涉及二戰的結果。

1950年冬天，當邀請我去芝加哥大學發表一系列演講的邀請函寄到我面前時，我還不知道到底什麼才是學術演講。我曾經以小組為單位作過一系列非正式的演講。我認為這是一個機會（最後證明確實是一個機會），可以就美國外交的一些問題發表看法。這些見解來自二十年的實際外交經驗。事實證明這個機會是一個遠比我的想象更大的挑戰。這不僅從直接意義（學生的注意）上來說是真的，從rｅaｄ•9９ｃsw.ｃｏm隨後幾十年演講繼續受到持久關注這個角度來看，這更是真的。這種持久的關注就是該書以增訂版的形式再版的原因。

過度守法主義和道德主義的問題，曾在最初的演講中論述過。在今天看來，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個歷史問題。可以肯定的是，當符合我們的目的時，我們仍然傾向於求助於這兩個極端的方法。但是，冷戰的困惑產生了奇怪的結果。近年來，有些時候我發現自己希望在我們關於什麼是合法的概念中多一點道德，比現在更多關注我們關於什麼是道德的概念中的合法性。或許，20世紀上半葉我們的外交以及我們對自1950年以來困擾我們的九-九-藏-書完全不同的問題的反應，都顯示出比我們在任何一個時期的特定反應都更為深刻的現實。換句話說，缺乏將軍事力量與政治政策聯繫起來的任何可接受的、持久的政策、為了滿足我們自己討人喜歡的形象（而不是獲得真實的、迫切需要的形象）而改變我們自己的政策的持續的傾向，導致了我們與別國的關係。或許本書將有助於將這些缺陷帶到我們國民意識之中。

芝加哥演講中沒有討論核武器問題。因為當時，我仍然繼續希望（天真地希望，如果你願意那樣說的話）我們在進入恐怖屋前能夠中止。當我們決定將國防建立在這類武器的基礎上，並且鼓勵其他人也這樣做的時候九-九-藏-書，我感到恐怖屋就在我們前方隱約可見。我本來希望看到「原子彈」（正如人們對它當時的叫法）被拋棄，這種裝置太可怕，太不加選擇，以至於不能成為一種有用的武器，因而被棄之不理。就我們的核武器政策而言，現實情況並非如此。我不想鼓勵對這一問題的推測。我認為最好是在無核環境中幫助人們找到問題的答案。這問題本身已經足夠困難了。就冷戰的政治方面而言，朝鮮戰爭（Korean War）當然屬於此類，但是它是新事物。朝鮮戰爭的結局仍然難以預料，我們與之有關的政策也是難以預料的。朝鮮戰爭的經驗教訓還沒有完全表現出來，后斯大林時代還是不可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