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前，對於他們的世界環境，美國人有一種安全感，正如我所認為的，自羅馬帝國以來從未有過。今天這種模式幾乎逆轉了——目前，我們的國民意識被一種更大的不安全感所統治，這種不安全感甚至比很多西歐國家的人都要強烈。這些西歐國家離我們關心的主要源頭更近，處於更加脆弱的位置上。現在，其中大部分的改變或許是，無疑是主觀的——是對這一事實的反應，即在1900年，我們誇大了我們所處位置的安全性，並且對我們處理問題的力量和能力有一種過分的自信。然而今天，我們誇大了面臨的危險，並有一種低估我們實際能力的傾向。但是，實際上大多數的改變客觀上也是真實的；在1900年，政治和軍事現實正是這樣，當時，我們沒有什麼要害怕的。但是今天，我坦率地承認，我們面臨的情勢對我而言似乎極度危險和棘手。

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冗長而啰唆。其中大部分內容與合法性有關。但是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權宜之計和智慧。擴張主義的支持者們提出了許多觀點。一些人說獲取這些領土是我們的宿命。其他一些人說，由於各種原因，我們對此有至高無上的利益，還有一些人認為，我們作為一個文明的基督教國家，有義務改造他們的無知，使這些誤入歧途的居民獲得新生。另一個論據是，對保衛我們的大陸領土來說，它們是必要的。最後，具有商業頭腦的人稱，我們必須佔領它們（尤其是夏威夷和菲律賓）以確保我們自己成為與東方國家偉大的未來貿易的組成部分。

當然，嚴格來說，我們有可能這樣說：這不關我們的事，應當讓事情順其自然地發展。我們的國家安全，正如我們今天所認為的，沒有受到威脅。但是，美國的財產利益卻受到損害。代表叛亂者利益的美國議員和軍火銷售商的行為給我們的政府帶來了很多麻煩。最重要的是，美國公眾輿論對古巴的暴力和悲慘深感震驚。我們的情感對20世紀巨大的慘狀和殘忍的行為尚未厭倦。古巴人民的遭遇震撼了我們的情感，激起了我們的憤慨。他們使美國政治家們深信：從長遠來看，古巴的這種狀況對我們的利益來說是不能忍受的，如果西班牙不能成功結束這種局面，我們就應當以我們自己的方式介入。

然而，這或許是歷史的判決：這兩個事件如此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的輿論，以至於隨著「緬因號」的沉沒，戰爭變得不可避免。從那時起，美國政府再也沒有認真考慮過和平解決的辦法。這一點非常重要和不幸，因為在「緬因號」沉沒到正式開戰之間進行干預的九個星期中，西班牙政府在滿足我們的要求和願望方面走得太遠。西班牙政府走得太遠，以至於到4月10日（開戰前11天），我們在馬德里（Madrid）的公使——一個明智和溫和的人，竭盡全力以阻止戰爭的爆發——能夠宣布：如果總統能夠從國會獲得權力自行處理此事，那麼他就能在8月1日之前找到最終解決方案。最終解決方案是以下列某一因素為基礎：反叛者能接受的自治、獨立，或是割讓給美國。同一天，西班牙女王命令完全停戰。在華盛頓的西班牙公使承諾美國政府儘早頒布自治制度，「這樣就不會給任何聲稱更加完備的措施留下動機和借口」。

帝國主義者的最強有力的觀點實際上都不是我所提到的那些，而是有時被稱為偶然中的必然性的觀點——除非我們自己佔領，否則其他人也會佔領這些領土，這將是更加糟糕的。就波多黎各和夏威夷來說，這一觀點對我來說似乎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沒有其他任何人干涉的真實的可能性。就我們自己的安全來說，波多黎各可以很安全地留給西班牙，或是像古巴那樣讓它獨立。就菲律賓來說，這個問題是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一旦我們在島嶼上打敗西班牙軍隊並佔領馬尼拉，一旦我們打碎了西班牙的統治，那麼就不存在將它們還給西班牙的問題了。即使它們是有機會被其他大國放任不管（這是不存在的），這些居民也很難適應自治，這也是非常清楚的。我們佔領它們的一個替代方案或許就是英國和德國之間因為所有權問ｒｅａｄ.９９csｗ•ｃom題而爭執。這種爭執有一種合理的可能性，即會最終達成某種臨時協議和領土劃分。日本遲早會成為所有權的競爭者。從西南太平洋後來發展的觀點來，這是否是不幸的，我還不敢說。在這種推測性的問題面前，歷史學家的力量是無用的。但是，如果我們今天看不到這非常不利於美國的利益這種可能性，那麼我懷疑當時的人們自己能夠看得很清楚。如果他們未能看清，他們會問自己，為什麼他們需要徹底摧毀西班牙在該島嶼的統治？

人們會特別記起一個反帝國主義者弗雷德里克·古金（Frederick Gookin）的言論：「這個國家的人民要考慮這樣一個嚴肅的問題：如果允許帝國主義政策建立，該政策將會對我們自己產生什麼影響。」人們主要是依據這個問題來思考我們後來與這些殖民地的經歷。

在兩國政府漫長而曲折的通信過程中當然也有孤立的片段。我引證這些只是為了表明，至少在名義上，1898年4月初，西班牙政府很快就接受了我們要求他們的那種態度和行動。儘管如此，沒有證據表明，美國政府在任何方面受到這些最後關頭的讓步的影響。它沒有採取行動阻止國會的情緒和行動沿著明確走向戰爭早期爆發的方向發展。

當時馬漢也在分析國際現實中繪製新路徑——這一路徑會對美國安全的根源進行更深刻的評價。還有其他人或許會被提到。但是他們總共僅僅組成了一個很小的團體。在當時以及隨後的幾年裡，他們的努力甚至沒有被繼承。那些努力可謂懸浮在歷史的半空中——在美國外交事務思維普遍麻木和沾沾自喜的背景下，這些都是智力活動的孤立的努力。他們所有人——所有這些世紀之交較為深刻和敏銳的思想——終止了對歐洲大陸競爭戰場的探究。巧合的是，歐洲大陸是對美國安全來說最重要的事件註定要發生的地方。在歐洲大陸，我們迫切需要對美國利益的因素進行深刻的分析和仔細的辨別。

俄國作家、醫生安東·契科夫（Anton Chekhov）曾評論道，當大量的治療方法被用於同一種疾病時，這是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意味著它們都沒有任何用處，該疾病是無法醫治的。與此類似，當人們注意到擴張主義者為1898年奪取領土提出了大量的根據，給人的印象是它們沒有一個是真實的——在其深處都應藏著一些深層次的、難以言表的東西。這些深層次的、難以言表的東西或許是這一事實：當時的美國人，或至少是許多很有影響力的發言人僅僅是喜歡帝國的氣息，有一種遊走于當時殖民強國的衝動，看到我們的國旗飄揚在遙遠的熱帶群島，去感受國外冒險的影響力帶來的激動，沐浴在被認為是世界上偉大的帝國主義強國之一的陽光中。但是，通過回顧，反擴張主義者警告的力量和真誠以及他們爭論的邏輯（從未真正被駁倒）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該邏輯是：一個將自己的政治哲學追溯至社會契約概念的國家，沒有必要為在社會契約概念中沒有地位的人以及應該以臣民而不是公民身份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人負責。國王能夠擁有臣民，問題是一個共和國是否應該擁有臣民。

依我之見，按照回顧的觀點，那場爭論得出的結論似乎不太可能是真的。但是我們不能讓這些成為對我們祖先的指責，因為針對他們的磨難和困境，我們都是蹩腳的法官。讓我們滿足於這一紀錄：在他們深思熟慮的過程中，他們偶然碰到的難題和問題對美國文明的興旺發達來說至關重要。這些難題和問題仍然擺在我們面前，仍然需要解答。然而，1898年的人在回答這些問題時犯得起錯，我們這一代人不能再抱如此奢望了。

因此，這些就是當我們思考19世紀末與西班牙遙遠的、獨特的衝突時，令我們震驚的事情。現在讓我們扼要概括一下這些內容。

因此，很顯然，我今天所談論的事件——我們1898年與西班牙的短暫戰爭——發生在這一背景下：這個國家的公眾和政府思考中沒有任何關於美國安全全球框架的重大意識。既然如此，幸運的是，從重要性上來說，戰爭發生的環境以及事件和戰爭自身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來說都是局部的和國內的。隨著我以後的幾次演講，並進而談到20世紀的情況時，我們將會看到我們的困境和行動的全球性影響，它們隨著年華的流逝飛速增長。直到二戰，它們肯定是壓倒性的。但是在美西戰爭期間，它們幾乎不存在——奪取菲律賓是我們離它們最近的地方。從世界關係的角度來看，如果一場如此無趣的戰爭值得在今天下九九藏書午討論，那是因為它是審視我們這半個世紀以來外交政策的序言，是我們某些國家反應和行事方式的簡單的、幾乎不可思議的例證。如果我們要成為大國，有能力處理世界領導者的責任，那麼美西戰爭就揭示了我們註定還要走的路程。

可以肯定的是，在1875～1895的二十年間，情況有一些改善。但是以後幾年，叛亂再次爆發，這次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血腥和悲慘的規模爆發。1896年和1897年，叛亂給我們國家的政府、媒體和公眾帶來了日漸增長的擔憂和失望。

在過去的幾個月里，就是這些問題使我去回顧這五十年來國家政策中的一些決定。我當然不能使你抱有這樣的期望：這一系列演講能回答所有的問題，或是能以沒有爭議的方式回答其中任何一個問題。

事實上，直到今天我們也不並不知曉這一問題的全部答案。我們知道很多事情。我們知道年輕的海軍助理秘書西奧多·羅斯福（Thedodore Roosevelt）一直覺得我們應當佔領菲律賓。我們知道羅斯福設法任命杜威為亞洲艦隊的總司令。我們知道羅斯福和杜威都想要戰爭。我們知道羅斯福與杜威具有某種優先的默契，指出無論戰爭起源的環境或戰爭的目的是什麼，杜威都會進攻馬尼拉。我們知道，後來，在詳述杜威的行動時，對於什麼是真正的參与其中，麥金萊總統表現出非常貧乏的理解力，並且自稱相信許多並不真實的戰略前提。麥金萊指出：在馬尼拉戰爭期間，他沒有想過要佔領菲律賓。杜威的行為僅僅是為了摧毀西班牙艦隊，將它作為戰爭的一個因素而根除。但是，如果這是真的，那麼關於為什麼麥金萊在杜威勝利後幾天內就允許派遣佔領軍到該島嶼上，我們仍感到困惑。我們不能確定我們真的知道在戰爭前華盛頓政府和杜威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只能說，在這種情況下，看上去似乎美國政府的行動主要是依據一個非常有能力和保密的陰謀，這一陰謀是由少數戰略性地安置在華盛頓的人決定的。由於戰爭的狂熱氛圍，這種陰謀受到了赦免、寬恕和某種公眾祝福——對美國公眾來說杜威的勝利是如此的激動人心和令人愉快——但是，一旦結果相反，他們可能會發現自己面臨嚴厲的和十分令人不快的國會調查。

現在，這一切為什麼會發生？如果在與西班牙戰爭的初期沒有對菲律賓作戰的正當理由，那麼其背後的動機是什麼？換言之，為什麼我們在1895年5月做這些事情，以至於後來我們幾乎不可能不吞併一個大的南太平洋群島？而在此之前，我們在南太平洋的利益幾乎為零。我並不是將這一問題作為當時美國政治家的道德判斷之一而提出的，而是將之作為可以激發我們做決定的方式以及美國政府做事情的方式而提出來的。

正如人們當時所看到的，西班牙的很多讓步確實來得太遲，並不完全可靠。這個時候，叛亂者沒有心情、沒有紀律以任何方式與西班牙當局合作，這也是真的。但是，人們並沒有這樣的印象，即這些事情就是對我們政府決定開戰有決定性的影響的事情。這一決定似乎更應當歸因於美國輿論的狀態，歸因於國會選舉年的事實，歸因於一部分美國媒體的厚臉皮和極其不可思議的好戰，歸因於來自各個政治方面的自由而坦率地施加給總統的政治壓力（順便說一句，這是一個有趣的事實，即金融和商業圈，所謂的戰爭的煽動者並沒有參与其中，他們通常不贊同我們參与戰爭的觀點）。

現在回想起來，這些事件就其本身而言似乎都不是導致戰爭的充分理由。西班牙政府不能避免公使的輕率——即使是外交官也經常會舉止輕率，這類事情在最優秀的家族也會發生。他很快被解除職務，並否認他有攻擊性的言論。就「緬因號」來說，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西班牙政府與軍艦的沉沒有關係；或是西班牙政府本來會有些關係但卻因它應該有些關係的暗示而感到震驚。西班牙當局，包括我們自己在哈瓦那的總領事，都懇請我們當時不要把軍艦送到那裡，其原因恰恰是他們害怕此舉或許會導致麻煩。西班牙政府盡其所能減輕災難的影響，接受調查並最終將整個事件的責任交給國際仲裁——一個我們絕不能接受的提議。

但是1898年，在這裏，第一次，領土的獲得不再是期望獲得國家地位，而是寧願無期限地停留在殖民從屬的狀態中。在這一點上，擴張的主要倡導者們是非常明確的。他們中最為深思熟慮和善於表達的人之一，懷特洛·里德（Whitelaw Reid）經常表達他的擔憂，唯恐人們會將新的領土視為美國州候選者，因為他知道，如果是這樣，人們就不大願意接納它們。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是擴張主義的反對者，正是在這一點上攻擊里德，「由於你反對將所有這些島嶼作為州接納，你將遭到驅趕」，他說，「你不得不一個不落地接納它們」。因此，問題被明確地提出來，並被視作是一個不打算給予聯邦州地位的領土承認問題。九_九_藏_書

擴張主義的反對者們在很大程度上用法律詞彙進行論證，挑戰這種安排的合憲性。但是，他們最強有力的觀點是：以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這一論點為基礎，美國人創建了自己的國家，我們美國人有什麼權利假設帝國的權力凌駕于其他人之上，將他們作為臣民而不是公民納入我們的體系中，而不顧他們的感受如何。在關於同西班牙籤署和平條約的爭論過程中，馬薩諸塞州議員霍爾（Hoar）說道，吞併國外領土並未經本國人民同意而統治他們是與《獨立宣言》的神聖原則完全相悖的，並且是不合憲法的。因為它不促進憲法的任何目的。該議員說，開國者們從未想到他們的後代「會被這些神聖的和令人敬畏的事實所欺騙，穿著被遺棄的冒牌皇帝和傀儡國王的衣服高視闊步；他們從未想到他們的後代會因火藥的味道和一次勝利的槍聲而興奮，就像一個小男孩因國慶日早上的鞭炮而興奮」。

如你所知，這樣做的結果就是，4月20日，國會正式決定，「美國有責任要求西班牙政府立刻在古巴島放棄權威和統治權，從古巴及古巴水域撤走陸軍和海軍。美國政府確實也據此這樣要求」。這規定和允許總統「使用美國全部的陸軍和海軍……在必要的範圍內」來強制執行這一需求。我們給了西班牙人整整三天的最後通牒來接受這一決議。我們知道他們不願也不能接受。第二天一早，還沒有等到最後通牒發出，西班牙人就聲稱這一決議「等同於宣戰」，並斷絕兩國關係。同一天，美國政府開戰。因此，伴隨著國會和民眾的讚譽，我們的政府在除戰爭以外解決問題的可能性遠沒有用盡的情況下對其他國家發動了戰爭。

當一個人思考這些事情的時候，他會想知道：作為一個國家，我們許多明顯的政治失敗是否並不在於我們在人民的主體和其他人或群體之間建立義務的政治聯繫的努力。是否是因為我們希望如此或是沒有其他的可行的解決辦法，我們無法給予他們完全的公民身份。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具有深層次的意義。如果我們社會真能知曉的僅是被稱作「公民」的人的人數這一情況屬實的話，那麼當它試圖處理一定數量的被稱作「臣民」的人的問題的時候，就敗壞了它的根本，而且我們制度的潛力有限。另外我們的制度只能擴展到我們的同類——在獨立和自治這些獨特精神下成長起來的人，那些能夠接受、享受和滿足於我們制度的那些人。當此情勢，統治遙遠的人不是我們的拿手好戲。當此情勢，我們美國人應噹噹心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避免接受對任何人的任何類型的家長式的責任。比如有人要求我們進行軍事佔領，如果我們能避免這種情況，我們應極力避免；或者，佔領時間不要超過絕對必要時間。

現在，我們明白了這些，或是認為我們明白了。但是它們對1898年的美國來說幾乎是不可能明白的。那些美國人已經忘記了他們一百多年前的祖先所知道的很多東西。他們已經非常習慣於他們的安全，以至於他們已經忘記了其安全在我們的大陸以外還有任何基礎。他們將我們處在英國艦隊和英國大陸外交背後的得天獨厚的位置，誤認為是避免干涉東半球（Old World）骯髒的分歧的優越的美國智慧和美德的結果。他們沒有注意到變化的第一個徵兆。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里，這些變化註定會打破安全的模式。

不幸的是，冬天發生的兩件事徹底改變了局勢。首先，西班牙公使在華盛頓寫了一封輕率的信，信中對麥金萊總統語出輕蔑，稱他是「群眾崇拜的投標人」，「一個冒充的政治家……試圖在自己身後敞開談判的大門，與此同時與黨內的沙文主義者保持良好關係」。這封信泄露出去，發表在紐約的報紙上，引起了很大的憤慨和怨恨。幾天之後，聽說軍艦「緬因號」（Maine）在哈瓦那（Havana）港沉沒，266名美國人死亡，美國公眾深感震驚。

關於戰爭的起源就談這麼多。現在談談有關戰爭的方式，尤其是對菲律賓的佔領。你一定還記得，我剛剛引用的國會決議的措辭僅僅提到了古巴島。決議中沒有表明：國會對除古巴以外的領土沒有任何興趣；或是總統有權為了與西班牙撤出古巴無直接關係的任何目標使用武力。現在，該決議於1898年4月20日通過。然而，僅僅11天後，海軍上將杜威（Dewey）在清晨駛入馬尼拉海灣（Manila Bay），在此進攻並摧毀了西班牙艦隊。僅僅幾天之後，總統麥金萊（McKinley）批准為派遣佔領軍做準備。這支陸軍的任務就是跟進杜威的勝利，「在那一地區減少西班牙的勢力」，「在美國佔領該地區的同時賦予該地區以秩序和安全」。該部隊向菲律賓進發並在那裡投入戰鬥。到了8月，該部隊發起猛攻並佔領了馬尼拉。隨後，在我們從西班牙手中奪取該地區並將它置於美國的完全控制下的最終決定中，這次行動的影響是最重要的，或許是決定性的考慮。因為這次行動粉碎了西班牙在該地區的統治，使我們不可能將該地區留給西班牙。正如不久后我們將看到的，我們除了自己佔領以外沒有其他令人滿意的辦法。https://read.99csw.com

首先，我想介紹一下這六個演講的概念。這一概念不是源自對歷史的抽象興趣，而是源自對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外交政策問題的專註。

是什麼引起了這種顯著的變化？一個如此安全的國家為何會變得如此不安全？這種惡化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我們的錯」？這種惡化在何種程度上可歸因於我們沒有看清或是考慮到周圍世界的現實？

當然也有例外。亨利的兄弟，布魯克斯·亞當斯（Brooks Adams）或許比他同時代的任何美國人都更加接近某種關於未來有什麼在等待著我們的知識分子的預感。但是即使是他也只抓住了問題的一部分。他看到了英國日益增長的脆弱性——英國經濟地位的日益增長的「離心率」（他這樣叫它），英國對美國日益增長的依賴——反之，美國日益增長的對英國的戰略依賴。他覺察到海軍強國和陸軍強國之間區別的極端重要性。他隱約認識到俄國、德國與中國政治合作的危險性。但是他的思想被當時的物質主義所扭曲：高估作為人類活動因素的經濟和貿易，以及相應的低估作為事件原動力的心理和政治反應——恐懼、野心、不安全感、妒忌，甚至是無聊之類的事情。

我們看到，在支配我們訴諸戰爭行為和決定我們軍事行動的特點的諸多理由中，沒有多少嚴肅認真的深思熟慮，沒有多少對國家利益的謹慎有序的衡量。當涉及使用我們的軍事力量時，大眾情緒、政治壓力、政府內部的陰謀都起決定作用。麥金萊不想要戰爭。但是，當面臨嚴酷的現實，從國內政治的角度來看，如果對他們有利，沒有跡象表明他或是他的國務卿認為有義務反對訴諸戰爭。出於主觀的和情緒上的因素訴諸戰爭，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是在一些計劃的基礎上實施戰爭的。就我們所知，這些計劃從未被認真地審查過，也沒有經任何能勝任的官方機構的批准。這些計劃只有政府部門為數不多的幾個人知道並理解。這些計劃無疑反映出與國會定義的對外宣稱的戰爭目的不同的別有用心的動機。當源自這些計劃的海軍和軍事行動的成功激發了公眾的想象力並引起外國領土獲取的重要問題時，政府的行政部門很少參与討論。政府行政部門沒有做出認真努力，來控制對一位遠方的受歡迎的指揮官的功績的公眾反應的影響。批准條約僅是參議院的責任，這引起了大量的問題，並且通過參議員的辯論引起公眾的注意，像以前一樣慎重和開明。

我們與西班牙的戰爭，你們還會記得，源自古巴的一種情況。那些可怕的、悲慘的、絕望的情況中的一個似乎標志著殖民關係的衰落和枯竭。自那以後，我們已經見過其他類似的情況，其中一些就在不久前發生。西班牙在古巴的統治受到古巴起義者的挑戰。古巴起義者組織渙散、紀律不嚴，但是在各個地方按照游擊隊的經典原則行事，享有游擊隊在本土對抗不受歡迎的外國敵人的所有優勢。西班牙鎮壓反叛的努力無效而殘酷，只取得部分成功。這種情況由來已久，幾十年來一直在零星地發展。二十年九九藏書前，1875年，總統格蘭特（Grant）在一項總統咨文中將其總結得非常好：

今天，站在這半個世紀之末而不是之初，我們中的一些人看到了一些基本元素，我們懷疑，美國安全就是以這些元素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我們能夠看到，在我們的大部分歷史中，我們的安全都依賴於英國的地位；對我們國家和英帝國的友好關係來說，加拿大尤其是一個有用的、不可或缺的人質。英國的地位，反過來依賴於歐洲大陸權力均勢的維持。因此，沒有一個歐洲大陸強國能夠支配整個歐亞大陸，這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對英國也是如此。我們的利益在於在內陸國家之間維持某種程度的穩定的均勢。其目的在於，它們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影響其他國家的征服，攻取廣袤土地的航海邊界，既是海上強國，也是陸上強國，削弱英國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如此——開始進行對我們懷有敵意的海外擴張。這一擴張是以歐洲和亞歐內部巨大的資源為支撐的。看到這些，我們就能理解，歐洲和亞洲周邊大國的繁榮和獨立與我們利害攸關：那些國家的目光投向外部，跨越海洋，而不是向內征服陸地大國。

換句話說，過去五十年裡美國對外關係的記錄給我們的經驗教訓是什麼？正如我們，1951年的一代，被無數麻煩和危險所壓迫和包圍，我們周圍的世界的一部分似乎真的要促使我們滅亡，另一部分或者對我們自己或者對它們自己失去了信心，或者對二者都是失去了信心？

我想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美西戰爭。

1897年秋天，情況有些好轉。在西班牙，一個新的、更為溫和的政府上台執政。與之前的政府相比，這個政府在解決這些不幸的問題上表現出了更為強硬的傾向。1897年12月，麥金萊（McKinley）總統在國情咨文中注意到了這一改進，並建議我們給新的西班牙政府一個機會。他說：「我不懷疑它的誠意，也不會不耐煩地阻礙它所承擔的任務。」他說，一些困難已經解決了；有理由希望：有我們的耐心以及西班牙政府持久的誠意，還會有進一步的進展。因此，1898年以一個新的希望開始：古巴人民的困境或許變得更好而不是更糟。

因此，關於我們戰爭行為背後的決定就談這麼多。與戰爭有關的更為廣泛的政治決策是怎樣的——這一決策不僅導致菲律賓的最終被吞併，而且也導致了對波多黎各、關島和夏威夷群島的最終吞併？從我們自己的角度來看，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決策。在我看來，在美國政治體系的整體觀念中，這代表了一個轉折點。1898年對這些領土的奪取代表了美國主權向北美大陸邊界以外的重要領土的第一次擴張，除非我們在薩摩亞（Samoa）的統治能夠證實這種描述。它們代表了大量人口被我們所統治的第一個實例，這些人沒有廣泛期待他們能被國家所接納。在此之前，我們的領土的獲取都是相對空曠的土地，人口分布太過稀少以至於沒有資格立刻成為一個國家。對他們來說，領土地位被視為一個權宜之計，目的在於使他們渡過苦難時期，直到他們中間充滿了我們的人並做好準備進入聯盟為止。

關於波多黎各，我不再說了。最近的事件無疑已經足夠雄辯地使我們捫心自問，我們是否真的深思熟慮過一個如此重要、蘊涵善惡兩種可能性的關係的所有含義，正如我們國家與波多黎各人民之間的殖民關係。就夏威夷來說，我們認為決策的結果比較成功。但是，我有些擔心，因為美國人的血統和生活方式能夠完全主宰生活場景；因為本土的生活方式被淹沒淪為旅遊娛樂的無用的不體面行為，同我們美國印第安人的情況一樣。就菲律賓來說，我們回想起在菲律賓被吞併僅僅幾年後，這次吞併的首要的和最熱情的倡導者西奧多·羅斯福已經幻想破滅，已經對他的提議感到後悔並希望我們擺脫它們。最後，讓我們記住，在20世紀30年代，我們決定給他們以自由。最近我們這樣做了，但是實際上主要不是為了他們的緣故——主要不是因為我們對他們感到抱歉，或是認為他們做好了自由的準備並且認為我們有義務承認他們的自由——而是因為我們發現他們對我們自己來說是一個微小的不便；因為經濟上的親密關係，它們以我們殖民地的地位存在會讓美國國內強有力的利益集團感到明顯的不舒服。換言之，因為我們自己也沒有準備長期忍受「白人的負擔」這一詞中所暗含的那些基本的犧牲。請記住我剛剛引用的古金的話：「問題是該政策將會對我們自己產生什麼影響。」

但是我認為，我們能夠希望的是：它將有助於我們再次回到這一時期國家政策的一些主要階段上去，以回顧什麼是它們的選擇及其結果的觀點再次思考這些問題。我們有很好的理由這樣做。不僅現在對我們來說是可見的事情，在僅僅十年前對人們來說就是不可見的事情，而且我希望我們能夠賦予這一探究以一種新的嚴肅性——這種嚴肅性是由我們對巨大破壞的回憶以及我們有生之年目睹的犧牲所引起的。比起兩次悲慘的世界大戰前的日子，這種嚴肅性更加深思熟慮，更加令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