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海約翰起草的原則，沒有證據表明他完全理解了該政策的實踐意義。可以這麼說，他的一個助手在未經審核的情況下從一個英國人手中拿過來，這個英國人那年夏天恰好在華盛頓的附近。這或許是對英國向我們提出的要求的一個回應。實際上，它不代表英國當時的政策，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與英國的政策衝突。它或許代表了面臨一些威脅到未來的新情況時，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渴望。它不是一個新政策，而是一個老政策。它不是一個美國政策，而是一個英中關係中長期以來的政策。它總體上不是一個指向未來的政策，而是一個過時的、實際上部分地被發展所超越的政策。這不是一個美國給予足夠的重視並以任何堅決的方式支持的政策，或是如果實施，這不是一個我們準備好為其結果承擔特殊責任的政策。最後，正如事件很快表明的，它甚至不是一個我們在自己的殖民地傾向於遵守的政策。在我們獲得菲律賓和波多黎各之後的幾年裡——儘管我們做出了相反的勇敢承諾——我們在這兩個新獲得的領土上設立了歧視性的制度，這些制度與門戶開放原則衝突。

可以推知，僅僅是從我們與英國關係的角度出發，海約翰才對這一問題感興趣的。海約翰對中國知之甚少，甚至從未去過中國。但是他認為我們不同情英國是不明智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幫助他們，或許我們會藉此建立某種我們日後也許會用得著的外交信譽。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1898年3月（美西戰爭爆發前約一個月），英國政府就門戶開放主義問題與美國政府進行了唯一一次正式的接觸。英國給總統麥金萊發了一封秘密信函，信中指出了其他強國或許會吞併中國的部分領土的危險性，或是以確保自己獲得優厚待遇為條件出租這些領土的危險性。信中詢問「他們是否能夠依靠美國的合作，來反對列強的任何此類行為，萬一意外情況發生，美國是否做好準備加入英國來反對這些措施」。請注意，它們並不反對勢力範圍。它們只是反對以排除其他國家為條件吞併或出租領土。

但是，我確實想強調的是（這是討論的中心觀點），美國公眾很容易就把這種行動視為一種重大的外交勝利。公眾的想象力被點燃，公眾的欽佩獲得了勝利。在情感方面，海約翰被塑造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政府外交政策的受歡迎程度在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中得到了實質性的提高。

無論如何，當時這件事毫無下文。華盛頓全神貫注于古巴問題。當時國務院甚至沒有遠東部門。國務卿老約翰·舍曼（John Sherman）不活躍，有些衰老，即將停止工作。實際上，美國政府說「不行」，英國政府也沒有再以任何正式的形式提出這件事。

當1898年末，海約翰接任國務卿時，他沒有關於遠東事務的顧問。因此，他把他的朋友W.W.柔克義（W.W.Rockhill）帶回了華盛頓。柔克義當時是駐希臘的公使。他曾經在中國工作過，但是這個時候距離他在中國工作已經七年了，他有些不了解情況。儘管關於這一事實我們沒有直接的證據，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假設海約翰讓柔克義做的事情就是讓他找到一些回應英國要求的辦法。英國的要求就是讓美國在中國問題上幫助他們。

美國門戶開放政策的發起人們很快就對該政策感到失望。似乎在事件的進行過程中，門戶開放政策幾乎消失了。對賀璧理來說，義和團運動意味著中國的不可避免的崩潰，反過來意味著門戶開放的終結。柔克義作為美國政府特派員前往北京，以幫助在叛亂后重組中國事務。據說在第一次門戶開放照會發出僅兩年後，他寫道：「我相信，在美國進入另一個這種性質的混亂之前，還有很長一段時間。」read.99csw.com

完全有理由相信，日本人非常小心和謹慎地關注這一聲明的重要性。當時，他們一如既往地對真正的，而不是半心半意的軍事聯盟感興趣。一年後，他們簽署了英日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他們在未來多年內的安全都建立於此。三年後，他們拿起武器，把俄國人趕出了滿洲南部地區。在做這些事的時候，他們既不指望我們的援助，也不害怕我們的反對。難道海約翰沒有說過，我們關於中國的觀點，不是那種我們能夠以任何對其他大國表現出敵對性質的示範來實施的觀點？

順便說一句，通過如此作為，海約翰開創了一個先例，這個先例從那時起註定會折磨美國外交實踐至少半個世紀，或許——就我所知——仍將在另一個五十年裡繼續折磨美國外交。我們會在下一個演講中看到這一先例的一些本質和重要性。

現在，請記住這個解釋，讓我們進一步了解一下究竟發生了什麼。

同年夏末，海約翰被任命為國務卿。毫無疑問，當他回國履職時，他將這件事記在心裏。整個夏天，一些英國人，尤其是張伯倫，不時與他談論此事。但實際上，英國政策本身開始悄悄地偏離門戶開放主義。1898年到1899年冬天，這種偏離還在繼續。英國政治家對門戶開放原則仍然是口惠而實不至。但是，從他們自身利益的角度來看，他們意識到勢力範圍不會很容易地消除或摒棄。他們繼續悄悄地採取一些他們自己的防禦措施。為了平衡俄國對旅順港的佔據，他們在渤海的另一端租用了一個戰略性的港口。他們大規模地從事鐵路特許權生意，尤其是在長江流域。他們還做了一件尤其值得關注的事情，這件事情與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有關。這件事情就是他們租用了九龍（Kowloon）。

柔克義於1899年春天回到華盛頓，但是很顯然，他不能馬上根據以上的思路建議採取任何行動。有一些證據表明，總統仍然不願採取任何此類的行動。1898年12月，在對國會發表的國情咨文中，總統傳遞的信息，好像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自己解決。我們也有道理懷疑柔克義自己並不知道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應該採取什麼行動。實際上，英國沒有重申他們對門戶開放政策的要求，他們對此沒有表現出什麼興趣。英國大使，遵循當時的古老習俗，去新港度假，不能進行磋商。實際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對中國的行動方面，英國政府在中國的行動迅速地偏離門戶開放政策，並且當時英國政府或許不怎麼願意提及門戶開放政策。

你會記得，他們已經將香港島作為直轄殖民地佔有。從香港出發，他們與中國內地進行貿易。我擔心，一定數量的貿易都是不規律的，在這種意義上，這些貿易逃避中國海關關稅；換句話說，就是走私。當時，中國海關總稅務司（Chinese Imperi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是一個國際服務機構，被一個精力充沛的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爵士管理著，他的管理注重誠信而有效率。赫德是如此正直，以至於他會像毫不猶豫地申斥任何一個不遵守海關規定的人一樣粗暴地對待在中國的英國商人。在他的不妥協和嚴格的管理下，已經獲得了一些緝私船的海關總署環繞在香港島，使香港島與大陸之間的活動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很顯然，在一定程度上為了應對這種情況，1898年6月，英國從香港手中獲得了中國內地海峽兩岸一部分領土的租賃權——這片領土被稱作九龍。佔有了九龍，商品就有可以不通過海關監管而從香港直接運往中國內地。這一點很重要，即在獲得九龍之後，他們最早的行動之一就是關閉中國海關（Chinese Imperil Maritime Customs）的稅收所。對赫德爵士和海關總署來說，這自然是一件令人擔憂的事情。對德國人和俄國人來說，迄今為止它們沒有麻煩。德國人甚至邀請他們在中國膠州灣的港口設立海關，在此之前這裏從未有過海關。但是，赫德對俄國未來將會做什麼感到非常不安。如果英國要開創這類先例，取消九龍的海關，如果這一先例被他人所效仿，那麼勢力範圍的建立必然導致所有的所謂的勢力範圍中海關的關閉，這會導致海關本身的崩潰，並導致中國政府的財政崩潰。

1897年底和1898年初，有一個真實而合理的擔憂：九-九-藏-書中國會被瓜分。在那幾個月里，俄國很明顯地表露出要在滿洲（Manchuria）擁有特殊地位的決心，包括在旅順港（Port Arthur）的海軍基地以及在現在的大連（Dairen）的商港，兩個港口都由跨西伯利亞鐵路連接；德國加強了對膠州灣（Kiaochow）的控制和對山東半島的影響力，法國從南邊和現在的印度支那趕過來，就港口開放、鐵路特許、任命法國人為中國郵政機構負責人和其他一些優惠成功地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

正如我所說的，人們不能確定英國外交部對這個回答特別失望。但是有一個人是這樣的。他就是海約翰，我們駐倫敦的大使。當進行接觸時，他不在倫敦，他與朋友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一起在埃及旅行。當他回來聽到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就坐下來寫信給國務卿，要求重新考慮我們的決定，但卻被告知時間仍不合適。

然而，不久之後，事情突然發生了變化。由於某種原因，國內政治中對行動的阻力似乎已被克服。8月24日，海約翰授權柔克義去推進賀璧理的建議。在很大程度上將自己的觀點建立在賀璧理起草的備忘錄的基礎上，柔克義起草了一份文件，這份文件被呈交總統並得到了批准。以此文件為基礎，依次起草了一系列照會，這些照會發給了很多在中國有利益的列強。海約翰從新罕布希爾州回來有足夠的時間簽署這些照會。這些照會被按時發送出去。海約翰返回新罕布希爾州度假。夏季的低迷再次籠罩著華盛頓。

門戶開放照會的故事還沒有完，還有一個結尾。海約翰宣布他從列強那裡收到了關於門戶開放政策的令人滿意的保證，這碰巧與義和團運動（Boxer Rebellion）開始的時間幾乎完全一致。你還會記得，這是一場暴力、狂熱的排外運動，並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中國政府的默許。這場運動導致外國財產的大量破壞、大量外國人被殺、成千上萬的人從內地逃走，導致對駐北京的外國公使館的一次正式的軍事攻擊。這些公使館被包圍，被迫在幾周內用武器自衛，直到救援隊到達北京。

因此，這就是海約翰發出門戶開放照會時的環境。當你分析這些事件的時候，它們意味著什麼？對我來說，它們就意味著如下的事情。

就海約翰本人而言，1900年12月，就在他宣布他將致力於支持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則僅五個月之後，他秘密命令我們駐北京公使設法為美國獲得中國福建省三沙灣（Samsah）的一個海軍裝煤港。但是，幾個月後，因俄國加緊入侵滿洲而感到憂慮，日本人禮貌地詢問美國能否傾向於加入他們，使用武力來保證他們所宣稱的原則得到遵守。海約翰答覆道，美國「目前還不準備單獨，或是與其他大國一起，以任何能夠對其他大國表現出敵對性質的示範在東方實施這些觀點」。

與英國商人不同，英國政府自身有其他一些擔憂——這些擔憂比英國商人圈的抱怨和憤怒更為嚴重。這些擔憂具有戰略和政治意義。英國政治家們不喜歡俄國要在渤海建立海軍基地的想法。這一切將在哪裡結束？這不會導致俄國對中國的全面控制嗎？在一封與沙皇政府的秘密通信中，英國外交部非常坦率地說出了它的擔憂：

這一年是美國的總統選舉年。對北京公使館的包圍於6月20日開始，8月14日結束。6月19日，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在費城（Philadelphia）召開。7月4日，民主黨政黨大會（Democratic Convention）在堪薩斯城（Kansas City）召開。空氣中充滿著關於「帝國主義」的爭論的聲音，「帝國主義」一詞源自美西戰爭期間的決定。政府不想過度捲入中國的軍事冒險，不想在那個夏天受到外交政策上的任何更多的轟動性的事件的侵擾。7月3日，民主黨政黨大會召開前一天，海約翰向各大國發出另一份照會，這一次——在這次照會中顯然傾向於使用流暢和沒有爭議的詞彙——根據中國目前的混亂和無政府狀態界定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在第一封門戶開放照會中，他提到保持中國完整的願望，但是沒有強調這一點。現在，在1900年7月3日的照會中，特別聲明「美國政府的政策是為了尋求……保持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這次提及的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一直被歷史學家認為是對最初門戶開放照會思想增添的一個新的註解，使政府致力於保護中國領土不受外國的侵犯。這的確是對門戶開放照會的一個解釋，並在接下來的五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被美國政府所遵循。因此，門戶開放照會普遍被認為是1899年夏天發給各大國的照會，再加上第二年夏天在義和團運動期間發出的照會。read.99csw.com

因此，除了列強本身的不道德之外，這些所謂的勢力範圍成長的背後還有更深層次的邏輯和必然性。門戶開放主義——這一主義是如此的陳舊，以至於1898年英國議會將之稱為「這個被引用和重複引用的著名短語幾乎是令人生厭的（ad nauseam）」——與新情況並不完全相關。但是，英國政府認為，談論門戶開放政策仍然是有用的，並在新聞界給予公開的承認。因為消費品的貿易，還有特許權仍然大量參与其中；他們不希望看到英國商人在世界各地受到排斥；如果商業「開放」政策受到普遍的尊重，那麼它可能會作為一種可靠的約束力量，來約束其他強國的戰略和政治影響力的擴張。

我想你們都會記得這一事件的基本性質，因為在美國，這一事件已經得到普遍的理解。事件的基本情況是這樣的：當歐洲列強開始瓜分中國並侵佔中國的一部分為自己所獨有的時候，美國國務卿猜到它們的目的，先發制人，通過發出照會部分地挫敗了它們的計劃。該照會要求它們在中國遵循門戶開放原則——各國權利均等的原則——以及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原則。當時公眾輿論對該事件的解釋今天被載入教科書，馬克·沙利文（Mark Sallivan）在其題為《我們的時代》（Our Times）的論文中對此做了很好的總結：

柔克義贊同這些想法。但是最初他認為，從國內政治的角度來看，這些想法都是難以實施的。海約翰也這樣認為。海約翰當時在新罕布希爾（New Hampshire）州休假，但他就此事與柔克義一直保持通信聯繫。8月7日，海寫信給柔克義，「我充分意識到你所說的事情的至關重要性」，「我已經做好了行動的準備。但是部分『議會和人民』的無知的偏見迫使我們謹慎行動」。

因此，大事發生了。6月中旬，柔克義的一位好朋友從北京來到華盛頓：這個英國人名叫賀璧理（Hippisley）。他是中國海關的「二把手」，在赫德爵士之下。賀璧理正在休假，不在中國，在去英國的途中路經美國。他的妻子是巴爾的摩（Baltimore）女孩，也是柔克義先生的朋友。或許被英國在九龍的行動傷了感情，以及保持海關總稅務司對中國進口物品的控制權的必要性，他竭力主張美國政府「竭盡所能針對中國的普通商品堅持門戶開放政策」。他說，利益範圍是存在的，而且應當被視為是一個既存的事實。只要它們只適用於鐵路和採礦特權，那就一切正常。但是，如果人們開始將這一概念擴展至海關待遇，那麼就將出現危險了。帶著這個想法，他主張美國政府與其他歐洲列強接觸，從它們每個國家得到保證：在它們的利益範圍內，它們不會幹涉條約口岸（也就是海關總稅務司設有機構的口岸）；中國的條約關稅應當不加區別地適用read.99csw.com於所有進入各自勢力範圍的商品。

這些偶發事件自然而然地在倫敦引起了特別的關注。在此之前，英國是中國貿易的絕對統治者。它們擁有對中國80%的貿易；所有其他國家加起來，包括我們美國，只佔20%。由於處於一個有利的競爭地位，英國商人總是支持在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也就是說，消費商品進口的關稅待遇、港口稅等各國均等。現在，他們不能確定，隨著其他大國獲得了勢力範圍，所有這些如何才能實現。這會將英國貿易排除在外，還是不會？

沒有證據表明英國外交部很重視這次接觸，或是對其成功抱很大希望。英國外交官對同一時期他們設法應對的其他提案更加感興趣——針對日本和德國。我們的方法很顯然是殖民大臣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催促的結果。張伯倫有一位美國妻子，他對英美政治合作給予很高的希望。他在國內政治方面很有權威，在實施外交政策的行動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我懷疑，他穿行於外交部以謀取美國在中國的合作。外交部給我們的政府發送照會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取悅他。甚至可能是為了表明，這個想法沒什麼；但這僅僅是一個猜測。

當時，不僅取得了這樣的效果，而且還創造了一個神話，這個神話註定在至少半個世紀里在美國思想中繁榮發展。不是明顯缺少實際效果，也不是海約翰及其他相關人員的醒悟，不是我們不願以任何強制的方式支持該政策，不是我們自己隨後偏離了該政策——所有這些情況都沒有以任何方式動搖美國公眾已經確立起來的觀念。在這裏，在門戶開放照會事件中，該事件是對美國政策在國際社會取得的勝利的一個極大支持——對美國觀念的美國式的支持。

退一步說，各國政府對照會的反應是冷淡的。英國沒有表現出熱情，針對在九龍使用這一原則爭論了很久之後，英國最終表示有條件的贊同——也就是說，如果其他各國同意這些原則，那麼我們也同意。由於其他各國都提出了相同的條件，因此看這些答覆是否有效，就要看最薄弱的環節。最薄弱的環節顯然是俄國。俄國答覆中的語言是令人困惑和推諉的。我們駐聖彼得堡的大使警告海約翰，俄國政府「根本不想回答你的提議。它最終很不情願地給予答覆」。儘管有這樣的警告——這樣的警告讓人想起很多後來來自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警告，這些警告反對過於信任蘇聯政府的口頭保證——1900年3月20日，海約翰仍然義無反顧地宣布他已從所有列強那裡收到了令人滿意的保證，他將這些保證視為是「最終的和可靠的」。藉此，他給人以這樣的印象：歐洲強國在中國做了壞事而就要僥倖逃脫懲罰時，它們由於美國政府的及時干預而受到阻礙並感到挫敗。美國取得了徹底的外交勝利。這種印象很快為美國公眾所接受。

照會以對背景的討論開始。討論體現了賀璧理的一些想法，也包含了柔克義自己的一些想法。它包含美國政府完全拒絕承認勢力範圍，但是賀璧理說勢力範圍是客觀存在的，挑戰它們毫無用處。但是，照會的核心在於一個具體的「三點式」規則，措辭非常專業。這些規則幾乎一字不差地出自賀璧理的備忘錄。沒有證據表明，美國政府給予這些原則以任何認真的批判性的研究，或是當用來衡量中國的事件時，美國政府做出任何努力來評價其本該具有的現實意義。考慮到它的起源和措辭，在我看來這有可能是在那個特殊的時代，一份精心準備的關於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願望的總結。很有可能這份照會實際上主要是針對英國的。通過獲得政府的支持，賀璧理很顯然找了一個便利的迂迴的方式給英國政府施加壓力，使英國政府以對中國海關利益威脅較小的方式行動。但是，沒有證據表明，柔克義或是海約翰意識到了問題的這一方面；沒有證據表明，在那個特殊的時刻，他們知道賀璧理的規則在何種程度上會與英國的政策相衝突。他們懷疑英國稍微有些偏離循規蹈矩的門戶開放政策，這似乎是可信的。但是，我懷疑，他們知道他們偏離了多遠，read.99csw.com以及該照會中所包含的規則對英國來說是多麼的不愉快。

儘管如此，我不責怪他，也不想譴責他。他是他那個時代的人——一個有尊嚴的和敏感的人——一位偉大的美國紳士。他為創建一個政府架構而努力，但實際上這個政府架構並不適合一個大國外交事務的行動。他在儘力利用一個令人不滿意的環境。

1899年夏天，美國國務卿與很多大國接觸，要求它們同意旨在管理在中國獲得勢力範圍的國家政策的一套特定原則。

沒有證據表明，海約翰意識到了這些現實（就它們是當時的現實來說），或是能夠預見它們（就它們與未來有關來說）。或許沒有理由假設他本能夠如此。這個規則具有高尚的和理想主義的口氣；它在國內聽起來很動聽；很顯然它符合美國貿易的利益；英國支持該規則已為人所知——就他所知，依然支持——很難看到在其他大國那裡運用會產生什麼傷害。他這樣做了，他收到了預期中的勉強的、尷尬的、推諉的答覆。雖然他被警告這些答覆缺乏實質內容，但是他找不到理由不去求助美國公眾並且通過把這些答覆描述成外交成功而好好地利用它。

在這些演講的第一個演講中，我將美西戰爭作為20世紀上半葉外交的一個前言來談論。現在，我希望討論美國外交史中的另一個事件。在世紀之交的同一歷史時期，這一事件也具有同樣的前言性質：海約翰（John Hay）門戶開放照會的發送。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此前，中國貿易中的主要困難是中國地方當局，而不是世界強國的行動。英國商人一直要求他們自己的政府，認為英國政府忽視外交禮儀、忽視在北京的中國政府，要求英國政府直接進入中國內地，乘著它的炮艦，沿著大河前進，迫使頑固的官吏取消他們設置在商品運輸道路上的障礙和苛捐雜稅。如果這將是其他強國在它們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做的事，那麼這也許是一件好事情。或許英國甚至能夠從中獲利。但是，假設那些強國僅僅是開放內地進行貿易，並將內地據為己有。那麼事情就會更糟。

正如我說的，1898年春天，他們依然希望他們不需要採用這條路線，但是他們不是很確定。中國的事情正在發生變化。多年來作為英國政策基本原則的門戶開放主義開始普遍地表現出局限性。過去，這僅僅是一個進口消費品為大眾分配和出售的問題。對於這種貿易，門戶開放政策明顯適用，符合英國利益的要求。但是現在，外國對從中國政府獲得鐵路建設和採礦企業的特許權感興趣。在這裏，門戶開放主義並不是真的適用。在戰略上和政治上，這些特許權對於那些希望中國政府在批准這些特許權時僅受商業考慮引導的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中國政府實際上是被迫決定在中國的這些地區由這一個強國來修建鐵路，在那些地區由另一個強國來修建鐵路。讓各列強的活動在地理上保持某種程度的分散，而不是所有國家在一起毫無目的地打轉，這是一筆劃算的交易。如果英國想要參与特許權業務（他們也參与了），他們就標出一個區域，在這個區域內他們的特許權是集中的，其他強國的特許權被排除在外。

實際上，沒有一個照會有任何看得見的實際效果。事實上，后一個照會在我們美國之外幾乎根本沒有被注意。沒有什麼理由指望事情會是另一個樣子。義和團運動，伴隨著外國軍事干預，註定會導致在中國的外國政府權威的凈增長，而不是降低。俄國人利用它來加強自己對滿洲的控制。強加在中國政府身上的賠款迫使中國政府增加向一個或另一個列強借款，因此也增加了中國對它們的依賴。

俄國人並不理會這個通訊，一往無前地實施他們的計劃。在大量的擔心和爭論之後，1898年春天，英國政府從兩個方面對這一情勢作出了反應：表面上強調在中國維持門戶開放政策的重要性；私下裡四處尋求與其他國家或是反對俄國戰略入侵中國的國家簽訂某種特殊的協議。但是，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他們還有第三條行動路線。當時他們有點不情願採用這條路線。但是在中國的英國商人強烈地催促他們採用這條路線。他們知道，如果其他方法都不奏效，他們就不得不採用這條路線——在長江流域發展他們自己的勢力範圍。在那裡，他們自己的貿易規模最大，在那裡，他們能夠對北京政府施加更為直接的影響。通過發展這樣一個勢力範圍，至少他們能夠確保自己不會被排除在中國最重要的部分之外。此外，或許還會有其他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