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戶開放事件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在於這一事實：它引進了一種模式，這種模式註定在未來四十年成為美國外交的特徵。在整個這一時期內，我們子孫的負擔仍將是門戶開放政策以及保持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我們將會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其他大國公開承認它們遵守這些原則。我們將會一次又一次地從它們那裡收到勉強的、推諉的，或是合格的答覆，提醒我們沒有人能夠否認這一原則，但是這都取決於如何解釋這些原則。儘管這些答覆是合格的，我們仍將會一次又一次地將這些答覆呈現給我們自己的人民，將這些答覆作為外交勝利：作為對我們的觀念的正確性的承認、表達懺悔和願意改革的證據。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會承認，這種對在中國的其他大國事務的干涉會給我們帶來任何特殊的責任，或是除了對我們自己的良心之外，使我們對任何人或事情負有義務。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準備使用武力強迫別人遵守這些原則，或是使用武力保護那些在別的國家不遵守門戶開放原則時而它們依然遵守的國家。最後，就海約翰的照會來說，儘管對其他國家來說是令人煩惱的，有時是令人不解的，但是我們經常回到這些觀念上來不會真正有助於防止中國的利益衝突幾乎按照列強自己的戰略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必須實踐。換句話說，它不會阻止其中大多數註定要發生的事件發生。但是，在這一時期的後期，它距離一些大國的最核心的利益只有咫尺之遙，尤其是日本。這將促成在這些國家人民心中相應的情感態度的建立。這些情感態度對於我們國家的安全和財富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們已經注意到，我們召喚其他國家宣稱它們遵循這些原則時，有充足的理由解釋它們為什麼會同意這樣做。但是，也有理由解釋為什麼它們的回復幾乎總是謹慎的、合格的、有大量保留的答覆。既然如此，我們要問我們自己，懇求這樣的回復以及將它們作為確切的外交成就有多少用處。這樣做的事例不計其數，以至於我不應該試圖去列舉它們。它們並不局限於遠東事務。通過引誘其他政府簽署含有高尚的道德和法律原則的聲明來達到我們的外交政策目標的傾向，在我們的外交實踐中似乎具有偉大和持久的生命力。這無疑與公眾輿論有統治政府的力量這一堅定的美國信念有關。毫無疑問，這也與將法律概念從國內移植到國際領域的顯著的美國趨勢有關：相信國際社會能夠——應當——在普遍的契約責任的基礎上運作。由此重視口頭承諾而不是政治利益的具體體現。但是，在遠東領域，這種外交策略似乎獲得了一個基本的外交方法的地位。我認為我們有理由質疑它的合理性和適用性。這註定會在我們自己的國家，對國際現實的公眾理解造成一定程度的濫用。一次又一次地給人們以這樣的印象——國家間共同體的印象，這種前景其實根本不存在。但是，我認為，更嚴重的是它在外交觀念中必然引起的困惑、懷疑和擔憂。外國的政治家們強烈地意識到，這些普遍的提議作為任何可以實施的協議的定義，以及作為對特殊國際問題理解的定義的不足之處。正如他們一定會九九藏書假定的，假定我們的政府也意識到了這些，讓他們不去懷疑我們的政治家有所隱瞞，不去懷疑將這些抽象概念作為協議的標準強加在他們身上是別有用心的，這一定是很困難的。

在很多年的時間里，我們也不會經常從日本國內事務的觀點出發，考慮向我們提出的問題的重要性。如果我們在大陸的日本政策失敗的代價是東京的軍事極端主義分子權力的最終防禦，那麼很顯然從長遠來看，這幾乎沒有什麼不同。美國政治家有時會努力調整政策，希望這些調整能夠順利地影響日本的局勢。在這個意義上，當然會有重要的例外。但是，這些都是與大趨勢背道而馳的努力，不是美國政策的總體特徵。如果我們嚮往的東西（desiderata）在特別敏感的方面觸動了日本人的情感，那麼這也沒有什麼不同。日本人的精神上已經帶有傷痕：1894年中日戰爭后，日本被外部力量剝奪了勝利果實，這也不會有什麼不同。當我們使我們自己以日本勝利的挫敗者的身份（我們真的不是）再次出現在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時，我們不會讓我們自己感到擔憂。在一戰之後，我們不會讓它再次干涉我們的加入——這一次是作為一個堅定行動的真正的領導者，剝奪日本根據它在大陸地位的改善以及它參与對德作戰而設想的成果。

在過去的這五十年裡，美國遠東外交政策史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故事。只有一個非常博學的人才能說，他已經閱讀並領會了與這一主題有關的資料的主要部分，或是在他的腦海中掌握了事件的全貌，以及這些事件所發生的環境的複雜框架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原則。在第二個演講中，我們注意到在世紀之交，「門戶開放」這個詞已經是一個古老和陳腐的詞。它主要被用於條約口岸。它的主要意義僅僅是：在那些在特殊保護體制下，外國人有居住、貿易、持有倉庫和辦公設備特權的港口，其貿易應當對所有外國的船舶和國民同等地開放。這裏所涉及的是引進到中國銷往內陸的一般消費品——尤其是紡織品。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原則與中國的開放中包含的新問題並不完全相關，比如修建鐵路和礦產開發——這一過程是從世紀之交開始的。事實上，從1900年開始，中國的外國商業活動所處的環境是如此複雜、如此多變，在很多情況下是如此矛盾，以至於沒有任何一兩個詞構成的規則或是符號有資格成為國際協議的標準，有可能作為一個規範，可以對大量的現實問題產生清晰和全面的效用。人們不定期地作出努力，來更加詳細地定義這一原則，正如最初的門戶開放照會，以及在華盛頓會議（Washington Conference）上談判的《九國公約》（Nine-power Treaty）。但是，在西方語義學上，所有這些定義都不能真的包括像經濟利益和列強在華活動那樣如此分散、如此多方面、如此難以表達的概念。

我無法抗拒這一想法，如果我們把我們自己的重點放在這些限制上，此外，如果我們能夠抑制住經常性的道德評價的嘗試——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不使我們自己成為國際法和道德觀念的奴隸，那麼我們認為這些概念是謙遜的、近乎女性化的，具有國家自我利益的溫和的教化者的功能。在這中間，他們發現了自己的真正價值——如果我們能夠在與東方人民打交道的時候做這些事情，那麼，我認為，我們的後代會帶著更少的、不那麼麻煩的問題回顧我們的努力。

這將我引入第二個且更加重要的、我將提出的、與我們在遠東的政策有關的保留意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些意見特別適用於我們與日本的關係。當時，日本是我們在那一地區外交壓力和譴責的主要目標。這一保留意見涉及我們不願意討論特殊的安排和普遍的原則，尤其是，我們不願意為我們反對的做法提出實用的替代方案——或是為之承擔責任。請記住，我們外交行為的大多數都是旨在使其他國家，尤其是日本人，放棄對那些我們不喜歡的特殊路線的追求。對他們和中國來說，遵守我們的觀念會有一種實際的嚴重的後果；它或許會引起新的問題和不便，甚至在那個區域使權力因素產生實際的不平衡；這或許會反過來給我們自己帶來責任，給其他人要求我們在履行我們的責任的過程中做一些特殊事情的權利。但是這種情況似乎很少發生在我們身上。就我從我所能看ｒｅad.99csｗ.ｃｏm到的這些證據中做出判斷而言，美國政治家們假定：雖然這些原則適用到當前的情況是有問題的，雖然遵守這些原則的實際效果是極端的和深遠的，但是，以道德和法律原則的名義說出或敦促的任何事情，就敦促這件事情的人來說，他並不承擔具體責任。我們有權去勸告、去懇求、去阻礙、去困惑。如果其他人沒有注意到我們，我們可以讓他們在世界輿論面前以不雅的姿態出現。另一方面，如果他們注意到我們的敦促，他們也會這樣做並且風險自負。我們不會感到必須要幫助他們解決由此產生的問題——他們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行動。

因此，如果這就是我們四十年甚至更長時間里在遠東地區政策的基本模式，那麼讓我們來仔細看看它的某些組成要素。

在北滿洲獲得這一地位自然為俄國將影響力投射至南滿洲、朝鮮和中國北方提供了新的便利。1895年中日戰爭后的事件表明，俄國人不會反對利用這些可能性。這些事件也表明，中國政府正如當時表現的那樣，無力對俄國的這些企圖採取有效的抵制，也不能阻止俄國控制這些邊緣地區。當時在渤海，實際上唯一能替代俄國人的強權的是日本人的強權，而不是中國人的權力。英國意識到了這一點。這就是1902年英日同盟締結背後的基本要素之一。這也是1904～1905年日俄戰爭的原因。你還會記得，這場戰爭的結果就是日本人取代俄國人控制了南滿和朝鮮，但是沒有干涉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名義上的主權，並不比俄國在北滿地區干涉的更多。這種安排，源自日俄戰爭的結果並一直延續到俄國革命，俄國革命暫時粉碎了俄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事實證明這種安排具有相當大的穩定性。這使人們得出結論，它必須與這個地區的權力現實和要求建立一種相當準確的關係。無論如何，沒有可以帶來更大穩定性的可見的和有希望的替代方案。實際上，我們反覆重申自己致力於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的行為，也經常被美國政治家偶爾承認此種安排並非完全是一件壞事所打斷。早在1905年，西奧多·羅斯福就認識到最理想的狀態是在這一地區保持俄國與日本之間的一種均勢。「這樣每一方都能對另一方採取有節制的行動」，後來他說道：

在整個漫長和悲慘的故事中，在我國特定的地區，我們的移民政策、對日本人和東方人的待遇反覆地激怒和冒犯敏感的日本人。基於這一事實，這一切都沒有得到改善。聯邦政府準備懇求加利福尼亞以及其他地方的地方政府，承認這些不愉快的居留問題中的國家利益因素，承認土地所有權、承認鄰國待遇。但是它並不准備用強力推進任何問題的解決。整個國家仍然不願意承認：在創造外交政策的過程中，國家和地方政權構成一個重要的因素。我們尤其同意：這些事件所產生的麻煩，使我們有理由在我們對日本的其他要求中表現得更加謹慎。

我想補充一點，給這種可能性一個機會的需要不僅僅是事後的聰明。在二戰前很久的時候，老資格的觀察家們就對旨在破壞在中國的外國政府的地位以及挫敗日本在大陸的利益的政策的適當性提出了質疑。我們最有學識和專業外交家之一，馬慕瑞先生（John V.A.Macmurray）已退休數年。他於1935年寫了一本極富思想和預見性的備忘錄。他在備忘錄中指出，如果我們繼續我們的道路，我們與日本開戰的可能性。他評論道，在這樣的世界中，即使是我們的目標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也僅僅是給了俄國以可乘之機，會引起很多新的問題。

我們可能會注意到，這對滿洲來說尤為真實，與實施這些原則有關的大部分爭論將要解決。我們為了確保這些原則得到遵守的努力有朝一日會變得集中而重要。從歷史上說，滿洲不是古代中國的一部分，中國人通過滿族人（Manchus）與其保持間接關係。世紀之交，滿洲是一個中國和俄國都有利益關係的半開發的邊境地區。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對該地區擁有名義上的主權，這塊土地很快就充滿了中國的先驅者和移民。但是它佔據的地理位置對俄國來說無疑具有戰略意義。一旦俄國人理解了這一點，正如19世紀90年代他們所做的，他們修建了從西伯利亞到太平洋的鐵路，俄國人在北滿洲的利益就建立起來了。否認這種情況或希望其在西方主權觀念和國際禮儀的順從遵守之下自然消失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必須銘記於心的是，在世紀之交，中國政府的行政和技術能力不足以在北滿洲修建鐵路，也不足以為這個本來可能修建的鐵路提供適當的行政保護機制。一旦中國同意俄國政府修建中東鐵路（Chinese Eastern Railway），由鐵路帶來的俄國在這一地區的顯著的行政和戰略影響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也無法做出這樣的聲明。我本人並不熟悉世界的那一部分。我讀的書並不比一個繁忙的人更多，我不是遠東事務的專家。專家能夠不顧其他興趣和義務而閱讀。如果是在一個非學術的，或許甚至是無用的學術環境中來考察這一主題，那麼我只能說這確實就是大部分的華盛頓的決策者不得不做的事情。他們的問題的核心在於——將永遠在於——他們為他們不是專家並且無法了解的領域塑造和實施政策。因此，我們今天要做的可以說就是分享他們的經驗。

事實上，這些措辭具有的含義僅與中國的特殊情況有關係。你必須在每一個案例中解釋你所說的詞是什麼意思。不能說它們具有任何恰當的、實際的和普遍的含義。試圖準確地和計劃性地使用這些詞的努力僅僅意味著完全拒絕外國人在中國的居留權以及活動——意味著一個與中國根本沒有任何關係的政策，作為一種懲罰或是獎勵（無論你如何看待它們），由於中國固執地拒絕適應西方的國家體系。我們能相信，正如我傾向於去做的事，這或許不是一件壞事；無論如何，其最終的結果或許比我們今天所擁有的更好。但是，從任何西方國家的觀點來看，在世紀之交之後的任何時候，這幾乎不是一個實用性的建議。

現在，這些都是痛苦的反應，我不會使它們被誤解。在二戰前數十年裡，在遠東，事件的進展是一個巨大和誇張的過程，其中包括人類事務的非常強大的潮流，對於這些潮流我們美國幾乎沒有什麼控制力和影響力。很容易就會高估我們在這一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我們本該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誇大我們的政治家所享有的自主權也是很容易的——忘記他們運作其中的政治和心理框架、他們使用的手段的不足以及對其他更有希望的路線方針的國內障礙。我所說的並不是要對他們加以指責，因為我們中沒有人能夠完全把自己放在他們的位置上。將他們作為個體去判斷，這對我們來說並不重要。

正是靠著這種精神，年復一年的數十年裡我們懷著這樣一個不可動搖的信念：如果我們的原則是值得讚美的，那麼它們的結果一定是幸福的和可接受的。因而對亞洲大陸上的其他大國（尤其是日本）的觀念大砍大刪。但是我們很少會有興趣進行一場關於大量現實問題的討論：日本人口膨脹、中國政府的軟弱，能夠有效反制其他大國野心的方法。請記住，這觸動了一些國家尤為敏感的神經。這些國家在亞洲大陸的利益，對它們而言，比我們在read.99csw.com亞洲大陸的利益對我們自己而言，更為重要。沒人喜歡接受來自別人的關於改變自己行為的建議，如果提出建議的人顯然能從更改行為的結果中收穫更多的話。在日本人和英國人心裏，總有這樣一種情緒，認為我們正在中國揮霍它們的外交優勢，原因正在於我們在中國的利害關係對我們而言比他們在中國的利害關係對他們而言要小得多。

毫無疑問，我們與遠東人民的關係一定程度上受到對中國人的感情用事的行為的影響——這種感情用事的行為被認為是對他們的不尊重，無助於我們關係的長遠利益，被認為是盲目的任性的情緒。現在，這種感情用事的行為正在變成盲目的任性。總的來說，在親密關係和相互喜歡方面，我們從我們的亞洲朋友那裡期望的太多。在我們的這種態度中，有某種以恩人態度自居的態度。我們從未為了我們與亞洲人民的關係，真正通盤考慮我們國內實踐和思維習慣的全部內涵。沒有一個民族是其他民族國內製度和要求的評判者。我們不需要對任何人感到抱歉，除非是我們自己，為了我們自己做的事和我們在自己國家內實施的安排而感到抱歉。但是，一個承認自己同化能力的局限的民族，一旦超越了白種人出身考慮問題，就會在它與其他民族相處和希望保持親密關係的過程中維持一種特殊的保留。

回顧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在遠東的外交，我們看到了奇怪的現象，這些現象無疑起源於我們自己情感的複雜性。在我們對這一地區的政策和我們對歐洲的政策之間，我們看到了顯著的不同。在我們對待東方的方法中，缺少一些禁忌。這些禁忌長期以來影響著我們對待歐洲大陸事務的方式。我們發現我們自己更願意捲入東方事務，不太願意承認它們對我們來說不重要而不予考慮。

這些話不需要其他的評論，只要看看我們今天在朝鮮所面臨的情況就可以了。今天，從表面上看，我們過去在亞洲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都實現了，這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事實。西方列強在中國失去了它們最後的特殊地位。日本人最終完全地離開了中國，也離開了滿洲和朝鮮。他們被逐出那些地區的後果恰恰就是那些明智的和現實的人們一直以來所警告我們的那樣。現在，我們繼承了日本人在朝鮮—滿洲地區近半個世紀以來所面對和忍受的問題與責任。在我們所遭受的痛苦中，有一種反常的正義，如果其他人在承受著這個重擔，我們會小看他們。最悲哀的是，幾乎沒有多少人能夠看到過去與現在的關係。因為如果我們不從我們自己的錯誤中吸取教訓，我們究竟要從哪裡學習呢？

我只能說，如果有這樣一種可能性，事件的進程或許會被一個美國政策改變。這個美國政策長期以來一直以承認東方權力現實是值得我們認真考慮的一個因素為基礎，並且指向那裡形勢的穩定與安寧以及法律與道德上的圓滿——正如我所說的，如果有事件的進程或許會被這樣的政策改變的這種可能性，那麼必須承認，我們沒有利用這個可能性，沒有給它一個機會使它成為現實，沒有從這種可能性中獲得為我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所應該獲得的利益。

按照這些觀點，我國政府幾乎沒有什麼困難就同意日本人在朝鮮建立優勢。無論1905年的桂太郎-塔夫脫協定（Taft-Katsura Agreement）以及1908年的魯特-高平協定（Root-Takahira Agreement）各自對我們意味著什麼，二者對日本人來說確實意味著對他們在滿洲獲得的地位的一種含蓄的承認。

我不能告訴你：如果我們受其他行為準則的指導，所有的這一切會變得完全不同。我不能說，如果在很長一段時期里我們對待日本人的態度更加謹慎，多考慮他們所處位置上的需求，更加願意根據他們自己的情況與他們討論他們自己的問題，那麼珍珠港事件本不該發生。尤其是我不能指著美國政策中的任何一個單一的行動說道，就是這件事情造成的——這就是扭轉未來局勢的事件。在人類活動的結構中，一件事情導致另一件事情。從某種意義上說，每一個錯誤都是它之前的所有錯誤的結果，從這一事實中獲得某種無限的寬恕。與此同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每一個錯誤都是未來的錯誤的決定性因素，從這一事實中獲得某種無限的不可寬恕。我們在外交政策領域的行動是累積的，它與其他人類事件的不斷增長的趨勢聯繫在一起。一旦它進入歷史的長河，我們就難以精確地追溯它的影響。https://read.99csw.com我懷疑，在太平洋，導致二戰的事件中，兩個時期之間肯定會有分界線。一個時期是通過我們自己的努力仍然能夠做成一些有希望的事情；另一個時期就是事態已經無法修復了——在這一點上，純粹的悲劇代替人性的弱點，成為人類不幸的決定性因素。但是，我不能向你保證有這樣的一個時間點，我當然也不能告訴你這個時間點在哪裡。

我認為，這些考慮足以說明，「門戶開放」和「中國行政和領土完整」這兩個詞對中國的實際情況都沒有任何明確的適用性。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它們表明了在中國的大國的所有特殊地位和利益的可行的和實際的替代方案。這並不是說這些原則是錯誤的，這並不是說它們沒有合理性的因素，或是說真理和正義都在另一邊。毫無疑問，在這些外交立場地位中，很多是應受譴責的緣由；很多是從無助的中國人手中巧取豪奪的；很多（地位）對於外國人來說，不去謀求和獲取才是更明智的。毫無疑問，中國還會有新的外交事業，對於這些事業，美國一定會關心地、不滿地考慮。就其自身而言，他們拒絕與之有什麼關係或是承擔什麼責任。但是，這不是關鍵，門戶開放主義以及作為政治原則的中國的完整，這兩者的問題僅僅是這些詞語並不是那些能夠有效作為外交政策基礎的清晰準確的詞語。在很大程度上，它們是陳詞濫調，非常不準確。在它們在人們的心中引起的聯想中，它們是令人迷惑的。正是由於它們性質中的這一面，當受到我們的召喚而站起來，談論他們對這些詞的感受的時候，其他政府很難做其他任何事，只能回復道：「哎呀，是的，如果你們那樣敘述它們，我們當然同意。」這些措辭包含太多積極的弦外之音，以至於不能被任何人安然地徹底拒絕。同意這些措辭要比試著解釋它們更加容易。

因此，關於我們的原則就說這麼多。現在簡單地說說它們的實施。

對「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來說，情況也是如此。表面上來看，這對西方觀察者來說似乎是一個清晰和簡單的原則。但是，這一觀點假定：像在西方成長起來的國家一樣，中國一直是一個具備民族國家所有必須條件的一個國家。實際上，事實遠非如此簡單。中國是一個對世界意義重大的政治實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無疑是一個國家——一個需要被西方強國重視、研究和應對的實體。但是，當18～19世紀民族國家在歐洲演進發展的時候，在此國際背景下，在很多方面中國的特性與民族國家的清晰的模式並不一致。中國政府很晚，並且沒有完全接受主權國家權力平等的原則。在這個王國的不同地區，其權威的性質在很多方面與國際法中西方的國家概念並不總是完全一致。因此，關於與西方國家簽訂契約，中國方面的執行責任問題，經常會有混亂。在地方政府想阻礙這些契約實現的地方，中國中央政府並不總是能夠強迫其遵從。語言、觀點和習俗的分歧加劇了這種混亂。對在中國的很多外國人來說，中國標準和司法機構（儘管未必不如西方）是奇怪的、難以理解的，對很多來中國的外國人來說是不可接受的。在許多情況下，這意味著要在特殊體制和外國人特權之間做出選擇，或是在特殊體制和完全拒絕那些外國人在中國居留和行動之間做出選擇。在很多情況下，雖然外國人在中國的存在和行為（以不明智的，如果不是不公平的方式）無疑令中國政府擔憂，但是在很多其他的情況下，中國人或是鼓勵和放縱，或是對此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使任何對最終道德判斷和責備的探究變得沒有價值。事實上到19世紀末，在中國已經逐漸形成一套極其複雜和微妙的中國人與其他國家政府和國民之間的關係——這套關係拒絕西方術語中的充分定義。如果在當時，有人被問到這些安排是否與「中國行政和領土完整」相一致，那人只能聳聳肩，反問道，名字有什麼關係，這取決於你把什麼叫做完整。

在這些演講的第二個演講中，我考察了美國外交中的一個單獨的事件——海約翰的門戶開放照會。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之後我們遠東政策中整個的一連串事件。

另一方面，迄今為止，我們沒有發現人們更加願意承認權力現實與抱負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沒有發現人們更加願意在沒有感受到道德判斷義務的條件下接受它們。沒有發現人們更加願意將它們視為現存的和不可改變的人類的力量（不好也不壞），進而去尋求它們最大平衡點，而不是尋求對它們的改革和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