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都還記得，1914年戰爭是如何爆發的。我不會在此詳細論述它們。一些問題是長期存在的：古老的土耳其帝國解體的依舊未解決的問題、多瑙河盆地臣民的躁動不安、奧匈帝國（Austria Hungary）失去了法國人所說的生命力（elan vital）、德國力量的相對發展、德國與英國之間的競爭。其他一些是短期的問題：政治家的愚蠢和膽怯、公眾輿論的壓力、變幻莫測的巧合。如果你試圖估算出各種不同程度的過錯，你會得到一個非常模糊的模式：奧地利人和俄國人無疑居於首位，德國人較少，但也佔了很大的份額，沒有一個國家獨善其身。首先，你不能說任何人故意發動戰爭或是策劃戰爭。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場悲慘的、無助的戰爭。可憐的老歐洲使自己陷入了困境。歐洲國際社會的結構有弱點。薩拉熱窩的槍聲擊中了那個弱點——忽然地，沒有人知道如何才能不進行戰爭。

在這項事業的過程中，在我看來，現在我們已經涉及在這段時期的記錄里，人類事件所遇到的所有詞彙中最令人困惑、最悲慘——對歷史學家來說——最具挑戰性的詞彙。在這裏，我指的是我們稱之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悲慘的、漫長的、破壞性的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切。

我想先談談在歐洲的這兩次世界大戰的總結果。這些戰爭是以上千萬人的生命、無數的物理破壞、歐洲大陸勢力平衡的破壞為代價的——以西歐危險地，或許是命中注定地易受蘇聯權力攻擊為代價的。實際上，兩次世界大戰都是以改變德國為目的：改正它的行為、使德國人變得與以前不同。然而，今天，如果有機會重新回到1913年的德國——一個由保守的但是相對節制的人民（不是納粹和共產主義者）統治的德國，一個精力充沛、團結一致、未被佔領、充滿力量與自信的德國，這樣的德國能夠再次對抵消俄國在歐洲的權力起作用——好吧，這種觀點會有來自很多方面的反對意見，而且它也不會令每個人都高興；但是與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相比，在很多方面，這聽起來不是很糟。現在，考慮一下這意味著什麼。當根據它們表面上的目標，算出這兩次世界大戰的總分，你會發現，如果有任何的收穫，那麼這一收穫也很難看清楚。

這無疑是民主的一種奇怪特性，這種在一夜之間改變思想態度的神奇能力，取決於它認為自己是處於戰爭中還是和平之中。前天，我們還說，我們自己與其他大國之間存亡攸關的問題不值得犧牲一個美國小夥子的性命。今天，其他任何東西根本不重要，我們的事業是神聖的，成本不足為慮。除了無條件投降以外，暴力沒有限制。

德國希望保留比利時的軍事設施。德國人希望未來能將比利時作為附屬國而佔領。出於經濟理由，他們希望以犧牲法國為代價換得他們自己的領土的少量增加。他們希望因撤出法國和比利時而得到補償。對協約國來說，這些要求無疑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但是，我想我聽到了一個重大的，甚至是憤憤不平的反對意見。在我結束本次演講之前，我必須對此做出評論。人們會對我說：從公眾輿論的角度來看，你所建議的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公眾基本上不知道我們的利益受到1913年歐洲發生的事情的影響。他們從來也沒想過在和平時期為軍備花費現錢。他們絕不會由於對其他地方的權力均勢冷靜計算而故意進行一場戰爭；他們只會因為直接的挑釁而發動戰爭；他們不會寬恕這種挑釁，會堅持戰鬥，直至戰爭結束。你知道，他們不會感到快樂，除非他們能夠給自己的軍事行動披上理想主義言辭的外衣，並說服他們自己：像美國人在外國領土進行戰爭這樣重要的事情，必須以國家生活條件的根本改變，以及將事情一勞永逸地解決為結束。你——這些人將對我說——堅稱你自己是現實主義者——但是，從我們自己國家的國內現實來看，你所說的這些事都不具有實際可能性。

權力均勢的考慮反對完全勝利。或許正是出於這一原因，這個國家的人民如此斷然地反對全面勝利，並尋求更加徹底和宏大的目標，為了成就這一目標，使完全勝利能夠被合理地描述成絕對必要的。無論如何，在威爾遜的領導下，一種思路開始形成。對我們來說，這一思路為我們奮戰到底提供了全部理由和目標。德國是軍國主義的和反民主的。協約國為保衛世界民主的安全而戰。普魯士的軍國主義應當被摧毀，以便給我們想要的那種和平讓路。這種和平不應當建立在舊的權力均勢的基礎之上。正如威爾遜所說，在這種體制下，誰能保證平衡？這一次，和平將建立在「權力共同體」——「一個有組織的共同和平」九_九_藏_書和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基礎之上，它們能夠動員人類的力量和良心來反侵略。專制政府將被廢除。人民將自己選擇他們願意居住于其下的主權國家。波蘭（Poland）將獲得獨立，奧匈帝國躁動不安的人民也將如此。這一次，將是公開外交；人民，而不是政府將管理事情。通過彼此協定，能夠減少軍備。和平是正義而安全的。

我不會與這種觀點爭論，我甚至會去承認它。我確實認為，政治領導人應當比他們的實際作為更加努力以使他們自己了解情況，並告訴人民真正的事實。我認為，如果他們這樣做了，人們甚至能夠理解他們，對他們心存感激。但是讓我們拋開這些，並且說，從根本上說這個觀點是正確的。對此，我還有一件事要說。

今天，回顧我們政府與交戰國關於中立權的無休止的爭論，似乎很難理解的是，我們為何要如此重視它們？它們激怒了交戰雙方，成了我們與它們的關係的重擔。我發現，很難相信它們與我們的民族榮譽感有關聯。保護我們的公民乘坐交戰國船隻的權利是我們的特權，但是這幾乎不是義務，除非我們選擇將之定義為我們自己的義務。

我認為，你應當以意識到戰爭爆發前那些年，歐洲醞釀的事情對我們的重要性為起點。你一定會記得，威爾遜將其斥之為甚至不值得我們考察的事情。

我們政治家的問題是什麼？讓我們在我們的腦海中再次回顧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能夠說，作為一個如此令人厭惡的，按常規發展的戰爭，雙方的人們和政府都變得冷靜和有思想，開始意識到勝利日益增長的空洞性，意識到沒有一個政治目標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服從任何能夠結束殺戮達成妥協的和平的合理建議，那麼這是令人高興的，就會減輕我們的工作。不幸的是，我們不能這樣說。以這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為基礎，我們不得不談談幾個令人悲傷的關於人性的評價。其中一個是：苦難並不總是使人變得更好。另一個是：人民並不總是比政府更有理性。在政治叢林中，公眾輿論，或是假扮為公眾輿論的東西，並不總是一種緩和的力量。世界各地的民眾通常都熱愛和平，能夠接受很多限制和犧牲而不是接受戰爭的巨大災難。這或許是真的，而我懷疑其真實性。但是我也懷疑，在很多國家，那些自稱的公眾輿論，認為他們自己擁有全民政府，實際上往往根本不是民眾情感的共識，而是特殊的高度發聲的少數人利益的表達——各種各樣的政治家、評論員和嘩眾取寵者：這些人靠著他們吸引別人注意力的能力生存，如果被迫保持沉默，他們就會像離開水的魚一樣死亡。他們求助於熟練的沙文主義口號。因為他們不能理解任何別的東西；因為從短期利益的觀點來看，這些口號更為安全；因為在觀念的市場上，真理有時是一個蹩腳的競爭者——複雜、不令人滿意、充滿困境，很容易被誤解和濫用。急躁和仇恨的決策通常會受到最粗俗和最廉價的符號的支持，對溫和的決策來說，理由通常都是複雜的，而不是情緒的，很難解釋清楚。所以所有時代和地方的沙文主義者都走他們特定的路線：摘取不用費力就能得到的果實；以別人的未來為代價，收穫當時的小小勝利；用雜訊和污穢來淹沒任何阻礙他們的人；在人類進步的前景上跳著輕率的舞蹈；在民主制度正確性的頭頂上描繪著極大懷疑的陰影。直到人們學會認識煽動大群情緒、散布怨恨與懷疑和作為犯罪本身的不寬容——可能是對全民政府的事業施加的最大傷害——以後這類事情會繼續發生。

關於戰爭的進程，一旦戰爭開始，你在我這裏也只能得到很少的指導。戰爭的過程與它的起源一樣悲慘和荒謬。西方戰線的僵局並沒有維持很長時間。今天，很難設想隨後發生的事情的可怕和浪費：四年漫長的悲慘大屠殺；人類的軍隊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在泥濘的戰壕中面對面對峙，使用大炮齊射，使用機關槍這樣當時還沒有剋星的武器，使用迫擊炮、帶刺鐵絲網甚至是毒氣絕望地、有組織地互相摧毀，直到勝利或失敗看上去不是軍事領導能力、技能和精神的產物，而是炮灰和屠殺的某些可怕的數學運算問題。1929年，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寫道，「炮火轟鳴直到熄滅」。

現在，很顯然，所有這一切都給美國政治家的治國才能提出了挑戰。我不希望人們認為，我將要說的任何事都意味著我對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缺乏同情，或是對他所面臨的問題的複雜和痛苦缺乏九*九*藏*書理解。但是，這都不能免除我們冷靜地、批判地審視我們的國家對這樣一個挑戰的反應的本質的責任。

但是，這個德國士兵的話很重要，因為書中寫到了這些戰士對戰爭結束的感受，也寫到了一些未來的模式。在這些話語中，你幾乎讀到了將要來臨的任何一件事：老兵一代人對環境的不適應、不同年齡群體之間的隔閡、不理解戰後世界老年人（如張伯倫、興登堡、貝當等）但依然要求在戰後世界行使權力的人以及持有權力太久的老年人；成長充滿了挫敗、不安全感和困惑感的年輕人。正如雷馬克準確地觀察到的，有些人某一天對老兵而言會變得陌生，會把他們推到一邊。這是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內，對集權主義力量的預測和民主的疲憊。

難道這不意味著，在這裏，有些事情大錯特錯了嗎？難道真的可以說，所有這些殺戮和犧牲僅僅都是20世紀西方民主國家純粹求生的代價？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結論，那麼事情看起來會非常不幸。我們會問自己：這一切在哪裡結束？如果這是在20世紀上半葉生存的代價，那麼在下半葉，生存將讓我們付出的代價是什麼呢？但是，顯然這種努力和犧牲的巨大結果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生存。那麼我們只能假定，在一些地方一定發生了重大的誤判？但是在什麼地方呢？是我們的誤判，還是我們協約國的誤判？

然而，那些都是些非常愚蠢、非常不值得關注的事情嗎？從一開始我就說，戰爭的一些原因是深刻的。在1914年前的一個世紀里，歐洲大陸沒有發生重大戰爭，原因在於權力均勢。這種權力均勢預先假設法國、德國、奧匈帝國和俄國作為決定性因素而存在——這些國家的兩側，是英國本能地意識到它的利害關係就在於這些國家間權力均勢的保持，英國準備在歐洲大陸邊緣的附近警惕地逗留著，就像照看花園一樣照看著歐洲權力的均衡，而且總是適當關注它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以及海外帝國的保護。在這個複雜的結構中，不僅隱藏著歐洲的和平，還有美國的安全。影響它的任何東西都註定影響我們。在整個19世紀後半葉發生的事情註定會影響我們：主要是權力逐漸從奧匈帝國向德國轉移。這尤其重要，因為奧匈帝國沒有太大的機會成為英國海軍和商業的競爭者。但是，德國確實有這樣的機會，而且德國足夠愚蠢地、挑釁性地利用了這個機會，這樣會給英國一種深深的擔憂和不安全感。

「傷痛被打造進人類社會的結構，經歷一個世紀也不會抹去。」當他寫下這些話的時候，丘吉爾知道他在說什麼。當時，傷痛比大多數人曾經想到的還要深。你能夠填平過去的戰壕，你能夠耕犁弗蘭德斯（Flanders）的農田，那裡生長著罌粟花。你能夠重建法國的城鎮。幾年之後，生活再次開始變得正常。但是，有些戰壕沒有人能夠填平，有些農田不會再次生長罌粟花，有些建築無人能夠重建，它們在那些參加過戰爭的人的靈魂里——倖存者。對於那600萬再也不能回來的人，我們能說些什麼呢？

首先，關於戰爭的起源，讓我們注意：長久以來，這個國家並沒有體會到，戰爭的起源或戰爭的問題並沒有引起我們的任何關注。1916年，威爾遜總統說，戰爭的目標和起因「我們並不關心。對於戰爭的驚人的洪水噴薄而出的那個隱晦不明的基礎，我們沒有興趣研究或是探索」。在後來的一個場合，他說，「最初，美國人沒有領會戰爭的全部意義。它看起來像是歐洲複雜政治中被壓抑的妒忌與競爭的重現」。在這裏，我們或許會注意到，我們沒有認識到在歐洲戰爭中的爭議問題與我們有什麼相關。在遠東的案例中，我們看到了同樣的拒絕承認——其他民族真實的利益和抱負的合法性，認為這些事情沒有事實根據、不值得我們注意而不予考慮；認為這些事情是「妒忌和競爭行為」，太過愚蠢、大過「複雜」以至於不值得我們關心。

無論如何，一旦我們處於戰爭中，它似乎沒有給我們表現出，我們最大的危險仍然恰恰在於戰爭延續的時間太長，在於歐洲均衡的破壞，在於歐洲人民生命力的耗費。因此，它似乎也沒有對我們表現出：我們在戰爭中的最大利益仍然是，戰爭應當在最小誤判以及對未來而言儘可能穩定的基礎上儘早結束。在我們參戰之前，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的。遲至1917年1月，威爾遜仍然反對完全勝利。他說，「強加給失敗者的和平，強加給被擊敗者的勝利者的話語，將在恥辱中，被迫地，以一個不可忍受的犧牲為代價被接受。它將留下痛苦、憤恨和一個痛苦的回憶，和平的話語就建立於此之上……如同建立在流沙之上」。但是，一旦我們處於戰爭中，這些觀念會被戰爭心理學的強大的洪流一掃而空。當時，我們在決心上與其他任何人一樣強大，我們應當為完全勝利而血戰到底。read.99csw.com

一旦進入戰爭，我們不難發現——並且趕緊這樣做——與戰爭有關的事情對我們來說具有最重大的意義。

1913年冬天，以上分析的情況沒有特點地出現了。與此同時，在一份英國雜誌中（因為沒有美國雜誌會接受），當時的一位美國外交官，劉易斯·愛因斯坦（Lewis Einstein）先生撰寫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這些情況。在這篇文章中，愛因斯坦先生注意到歐洲上空集結的暴風雨前的烏雲，注意到英德之間對抗的深刻程度，注意到戰爭或許會起源於一些相對無關緊要的事件的危險性，注意到這樣的戰爭會對歐洲均衡和穩定產生的影響。然後，他繼續追蹤這樣一場歐洲戰爭對美國安全的重要性。他從不懷疑，如果其他的選擇很顯然意味著英國的毀滅，那麼我們應當干涉以拯救英國。但是他警告說，不要相信這樣的假定：不管怎樣，我們不會受到歐洲權力均勢任何劇烈變化的影響：

1916年，歐洲人民還沒有學會這些，並不比今天的美國人民從中學到的更多。結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進程沒有給交戰的人民帶來理性、謙遜和妥協的精神。戰爭按常規發展，仇恨得以凝固，自己的宣傳被確信，溫和的人們被淹沒在叫喊聲中，名譽掃地。戰爭的目標變得冷酷無情，在各方面都變得更加極端。

但是，我認為，1920～1950年這一代人選擇的顯著縮小開始於1914年戰爭的爆發；伴隨著此後出現的軍事僵局以及達成妥協的和平希望的消失，這一進程極大地加快了；等到戰火最終燃盡，《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簽署，歐洲政治家，尤其是美國政治家為歐洲文明重建真正的安寧與和平的地區、能夠給歐洲文明以力量抵擋來自東方的日益增長的挑戰的地區，已經痛苦和不幸地縮小了。

因此，我們回到這一事實：我們在西半球安全降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一戰的過程及結果。因此，我們在其中的作用值得我們做最認真的詳細審查。

對我來說，確實有。

現在，在我看來，你能夠將這一觀點——已被後來發生的事情充分證明——作為你的出發點，比如說，從1913年開始的出發點。當時，你可以從這一認識出發：嚴重的麻煩正在歐洲醞釀，危及我們的利益；你要確保，在武裝設施方面，這個國家馬上就能給它自己提供一些東西。由此，我們的話才會有點分量，才能被各大國聽進去。當戰爭爆發，你會忽略技術中立的無意義的膽怯，運用我們的影響力去獲得沒有人能夠贏得真正勝利的戰爭儘可能早的結束。無可否認，如果有任何這樣的可能性，那麼這種可能性存在於戰爭的頭幾個月里，我們將不得不被武裝起來。如果這沒有成功，那麼你不得不在戰爭中繼續前進，施加你所能施加的有節制的影響力，避免在小事上與交戰國發生摩擦，留存你的力量用之於有價值的事情上。如果你最終不得不干涉，使英國免遭最終失敗（對此我很願意將之作為干涉的正當理由），那麼你可以坦率地追求公開承認的目標：干涉戰爭以及儘快結束戰爭。你本可以避免道德主義的口號，避免把自己的努力想象成聖戰，保持你與敵人談判的路線永遠暢通，不去打碎它的帝國和推翻它的政治制度，不對你盟友的極端主義戰爭目標作出承諾，保持你的行動自由，為了以對歐洲未來的穩定最小限度的偏見的方式結束戰爭，在關鍵時刻全力承擔責任，靈活地運用你的談判能力。

對我們很多人來說，被二戰更為鮮活生動的回憶所掩蓋，一戰在很多方面已經成為被遺忘的因素。但是，對我來說，所有的調查線索又回到了一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似乎真的是全面預定的；它按照經典悲劇最後一步的無情邏輯發展和運行。這一悲劇局面的主要因素——德國社會的不健全和焦躁不安、東歐的軟弱、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現象，以及法國和英國的疲倦和衰弱——所有這些因素很顯然是起源於1914～1920年這一時期。如果有什麼地方可以尋找答案的話，這裏似乎是應當探尋真正答案的地方。

的確read.99csw.com，這是一個以魔鬼之手將未來的悲劇寫入其中的和平。正如法國歷史學家班維（Bainville）所說，這是一種相對於它所包含的苦難來說太過溫和的和平。當你允許戰爭狂熱和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就像獅子和羔羊躺在一起，存之於你腦際之時；當你使自己沉溺於巨大的自負，認為你能夠突然地將國際生活改變成你自己設想的樣子的時候；當你對過去不屑一顧，否認過去與未來的聯繫，拒絕以對過去的研究將提出的實際問題充實你自己的時候，這就是你得到的那種和平。

這一悲劇性的結果沒有因為以下事實而得到實質上的緩和：我們不是《凡爾賽和約》的簽署國，我們使我們自己遠離懲罰性的條款。傷害已經造成了。歐洲的均衡被打破。奧匈帝國消亡了。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有效地取代它的位置。德國因戰敗而感到痛心，由於傳統體制的解體而陷入深刻的社會動蕩中。然而，德國卻成了中歐唯一強大統一的國家。俄國已經不能作為有可能依靠的盟友，俄國再也不能在歐洲幫助法國遏制德國的力量。一隻充滿敵意的眼睛從俄國平原斜睨過來，懷疑歐洲的價值，為歐洲所有的災難而欣喜，準備好單單為了俄國精神和驕傲的最終毀滅而勾結在一起。在俄國和德國之間，僅僅是東歐和中歐那些可憐的新興國家，它們缺乏國內的穩定和治國傳統——在履行獨立的不熟悉的責任的過程中，它們的人民困惑、不確定，在莽撞和膽怯之間游移不定。德國的另一邊是法國和英國，它們自己正在蹣跚地走出戰爭的枯榮沉浮。它們遭受的傷害遠比它們自己意識到的嚴重。它們的男子氣概消失了，世界地位產生了動搖。

這是真實無誤的。如果國家有能力在個體倫理的道德氛圍下活動，那麼這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有時，我懷疑在這方面，民主是否很像一種史前怪物，它們的身體有這間屋子這麼長而頭腦卻只有大頭針那麼小：它安靜地呆在原始淤泥中，不注意周圍的環境。它很難發怒——實際上，你幾乎不得不用力敲掉它的尾巴使它意識到它的利益正在受到侵擾；但是，一旦領悟到這些，它就懷著盲目的決心四面出擊，不僅摧毀它的對手，也在很大程度上毀壞了它的天然棲息地。你想知道，如果在更早的時候，它就對正在發生的事情多一點興趣，這對它來說是否是更加明智的。你還想知道，它是否不能阻止其中的一些情況發生，而不是從不加區別的冷漠轉向同樣不加區別的神聖的憤怒。

現在，我知道這一問題的答案了。民主國家是熱愛和平的。它不喜歡打仗。它不會輕易挑釁。一旦它被挑釁而必須要動武，它不會輕易寬恕它的對手造成了這樣的局面。民主國家憤怒地進行戰爭——它正是因為被迫開戰而開戰。它開戰是為了懲罰那些大國。那些國家非常輕率、非常敵意地挑起戰爭——給這些國家它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教訓，防止事情再次發生。這樣一個戰爭一定會有一個痛苦的結局。

在此基礎上繼續前進，長久以來，我們傾向於認為美國在戰爭中的唯一利益，就是根據已經確立起來的海戰法保衛我們的中立權，正如它們在過去被人知曉的那樣，這是符合邏輯的。我們不理解：戰爭的新形式和新式武器——尤其是完全封鎖和潛水艇——已經使這些規則中較為重要的一些規則被淘汰了。不僅對它們的遵守實際上行不通，而且每一方都認識到勝利和倖存的機會取決於侵犯這些規則中的一個或另一個。任何一方都更願意與我們開戰，而不是避免侵犯它們中的某些規則。這意味著，我們堅持嚴格遵守它們最終會在理論上將我們引入與交戰國雙方的戰爭——一個與旨在使我們避免戰爭的政策相矛盾的結局。

這些事情不僅僅是在回顧中才能看得真切。

我並不是說，在20世紀20年代、30年代，甚至40年代里，不能做一些仍然重要的事情以避免最糟糕的危險發生，迫使事件的發展進入更有希望的軌道。在人類事務發展的過程中，三十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在某種程度上，一個國際共同體的生命就像一棵樹，在很長的時間憑藉著朝向單一方向的持續不斷的壓力生長。

讓我再次回顧一下我們在這一系列演講中所從事的事業的性質。這並不是試圖列舉一系列的事件、描述新的歷史事實的發展，或是給出一個五十年來美國外交的全貌。這是一個從當今充滿不確定性、爭論和不幸的現實出發去回顧的努力。通過回顧來看看對過去的研究是否能幫助我們理解我們現在面臨的一些困境。

協約國（Allies）變得只對完全戰勝德國感興趣：國恥的勝利、吞併的勝利、壓倒性賠款的勝利。他們憎恨基於其他條件的結束戰爭的建議。

但是，假設你沒有採用這條路線。事情會有所不同嗎？會有你能夠另外採取的一條路線嗎？

我懷疑你們都記得雷馬克（Remarque）《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偉大的小說——的最後幾段。我想把它們讀給你們聽，因為我認為在任何對一戰的討論中，它們都有一定的位置。它們說出了我不能用其他方式可以講給你們的內容。設想你自己是在德軍陣線后軍事醫院的一名年輕德國士兵，1918年秋天，戰爭結束前不久。

以這些原則的名義，你能夠戰鬥到底。一個如此燦爛的未來肯定會洗去戰爭的罪惡和殘酷，補救戰爭損失，治愈戰爭創傷。這一理論給了我們以繼續戰爭，直至其痛苦而可怕的終結——年輕的德國士兵在軍事醫院里所描述的結果——與此同時，給了我們拒絕使自己沉溺於戰爭的過程所導致的實際問題和誤判的理由。在這一理論幻想的保護下，我們參戰之後，可怕的戰火又延續了最後的一年半。在這一理論幻想下，威爾遜去了凡爾賽，還沒有做好準備就面對清算日的骯髒但非常重要的細節。在這一理論之下，他遭受了悲慘的、歷史性的失敗。在這一理論之下，事情伴隨著可怕的邏輯和精確性而前進，達成的和平實際上是「強加給失敗者的，強加給被擊敗者的勝利者的話語，將在恥辱中，被迫地接受」——這種和平的確留下痛苦、憤恨和一個痛苦的回憶，它自己的話語後來就建立在「如同流沙之上」。

這裏，我不是要談論伍德羅·威爾遜、豪斯（House）上校、羅伯特·藍辛（Robert Lansing）的行為。我是在談論美國的行為。歷史不會寬恕我們的國家錯誤，因為就國內政治來說，他們都是可以說明的。如果你說，由於我們的國內偏好和思維習慣，過去的錯誤都是不可避免的，那你就是在說：阻止我們比過去變得更好的是民主，正如在我們國家所實施的那樣。如果這是真的，讓我們承認它並且全面衡量它的嚴肅性——並對此做些什麼。一個憑藉自己習慣的神聖無雙為自己的錯誤辯解的國家，也會為自己陷入十足的災難而辯解。在第一個演講中，我說過，在過去的五十年裡，留給我們犯錯誤的餘地已經極大地縮小了。如果說在過去，我們民主國家的工作是不充分的，那麼就讓我們這樣說，認為未來會比過去更加容易的任何人一定是瘋了。我們將要繼續實施外交政策的制度，我希望並祈禱是民主制度。

正如我所說的，所有這些事情你都能夠令人信服地做到。如果你問我，「你能保證這樣做會產生一個更好的結果和一個更幸福的未來嗎？」我的回答是，「當然不能」。我只能說，我看不出它如何能夠產生一個更糟糕的結果。我能夠說，它本該是一個與我們生活其中的現實世界聯繫更為緊密的概念框架，從長遠來看——按照一般法則——立足於現實的行為可能比不切實際的行為更加有效。

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你們當中那些老兵或許會說：「為什麼，這不僅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任何戰爭都這樣。」你是對的。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有任何特殊的地方，那也僅僅是事情以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地方，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繼續下去。沒有太多的運動，沒有太多的冒險，沒有太多的希望——在早期會發生一些改變整個戰爭命運的事情。雙方的損失都是可怕的。當有時間的時候，你可以實際計算一下。這一切都是如此難以言狀的徒勞無功。

隨著時間的推移，沿著這樣的前景，無疑發生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事情：意識到協約國（Entente）所面臨的失敗的危險，並意識到作為世界強國的英國被淘汰出局對我們的世界地位帶來的損害。除此之外，英國宣傳的優勢以及其他一些因素開始為協約國的利益發揮作用。其結果就是日益增長的親協約國情緒，尤其是在負責任的美國領導人的腦海中。在1915年和1916年，作為避免一個英國戰敗的最好方法，這種情緒足以促使威爾遜和議會為了英國的利益而淡化中立政策，做出謹慎的努力以阻止戰爭。但是，作為整體的民族意識，這種親協約國情緒絕不足以構成參戰的充足理由。你們還會記得，我們是通過一個中立問題（當它來臨時）而參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