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地討論這一問題就等於是討論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前的半個世紀里美日關係的所有後續事件，顯然我們在這裏不能這樣做。為此，我們要加上這樣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針對這些歷史中的身後之事，沒有任何確定性可言。確實顯而易見的是，20世紀的最初十幾年過去了，珍珠港事件即將到來，堅持避免與日本發生戰爭的美國政治家的選擇變得越來越窄。我認為，沒有人能肯定，在日本進攻前的最後年月里，我們應當做到的事或沒有做到的事能夠預見最終的結果。如果能有更令人滿意的可能性，那麼在更為遙遠的過去，這種可能性的數量一定更多。當時，我們的時間分配更加寬裕，外交斡旋的領域也更為寬廣。但是，這種可能性是否真的存在，仍然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是，力求認真和現實地避免與日本開戰以及少受其他動機之累的政策，一定會產生一種與我們實際追求相當不同的行動路線，可能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

但是，我認為，這足以使我們在這裏再次記錄它們。正如在歐洲戰場中，如果有方法能夠將戰爭完全避免，那麼可能的方法的確與更遙遠的過去有聯繫：與人們根本不考慮戰爭，不知道他們正在做的事或是沒有做到的事會給他們帶來這個未來的巨大的困境的時期有關。

將這些事情瞭然于胸后，我認為，我們有理由追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大的錯誤是否真的是這些折磨人的和處於強大壓力下的決策。這些決策規定了軍事行動，使軍事行動壓力下的盟軍內部關係得以具體化——換句話說，它們是否真的是少數身居高位的人做出的決策的錯誤——它們是否不是我們整個社會關於我們從事的軍事冒險的理解和態度的更深層次的錯誤。首先，人們不記得這場特殊戰爭的本質上的、不可避免的防禦的性質。在這場戰爭中，我們西方國家起初是弱勢的一方。我們僅能實現我們的一部分目標，並且只有在與極權主義對手合作並付出代價的條件下才能實現那部分目標。我們的失敗源自我們對我們時代歷史進程的普遍無知，特別是源自我們缺乏對特定情勢下權力現實的關注。

最近，劍橋歷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寫道：「人類重大衝突的背後，是一個可怕的人類困境，這一困境是這個故事的核心：……當代人沒有看到這個困境，或是拒絕承認其真實性，以至於我們關於它的認識都來自後來的分析。只有伴隨著歷史科學中一個特殊主體的進程，人們才真正意識到存在一個可怕的難題，這個難題幾乎超越了人類解決它的創造力。」

在這裏，我之所以提到這個，是因為考慮到民主國家輿論形成過程中的深思熟慮，看起來似乎我們美國人投入戰爭的感情上的狂熱的真正根源不在於對更廣泛的問題的客觀認識，而在於對這一事實的極度憤怒：其他人最終將我們挑釁到了我們別無選擇只有拿起武器的程度。這給民主戰爭的努力賦予了懲罰性的註解，而不是一個權宜之計。我之所以提到這個，是因為如果這個思想里有任何東西，那麼它會有助於解釋為了理性和有節制的目的使用武力，而不是為了感性的和難以確定合理限制的目的而使用武力的過程中我們遇到的困難。

一旦我們進入歐洲戰爭，並承認西方國家當時在戰爭中所遭遇的重大的軍事不利，在整個剩餘的戰爭歲月里，做出決策的人都是那些受折磨的、過度勞累的人，在一系列重大壓力的漩渦之下工作，軍事的和其他的壓力。今天，我們發現我們很難想起或是想象這些壓力。在當今的解釋中，我們將戰爭年代的特殊決策當做是所有我們今天遇到的困難的根源。我認為，我們對事件中的人和歷史事業的起因有一些不公平。對戰時錯誤最大聲的指控主要與我們對待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有關係，尤其是與莫斯科、德黑蘭（Teheran）、雅爾塔（Yalta）戰時會議有關係。作為一個在這些會議召開的時候感到很不高興、非常擔心唯恐它們導致錯誤的希望和誤解的人，我或許可以說，最近，這些會議的重要性被大大地誇大了。如果不能說，西方民主國家從與俄國的這些會談中獲得很多好處，那麼說它們放棄了很多也是不對的。蘇九_九_藏_書聯在東歐建立軍事力量以及蘇聯軍隊入侵滿洲並不是這些會談的結果，它們是戰爭結束階段軍事行動的結果。除了率先到達那裡之外（在當時它們不可能這麼做），西方民主國家不能做什麼來阻止俄國人進入這些地區。如果羅斯福沒有出席雅爾塔會議，沒有與斯大林達成共識，那麼蘇聯軍隊就不會進入滿洲，這種暗示無疑是沒有意義的。為了在戰爭結束的時候登場，為了從達到目的（這個目的它們追尋了近半個世紀）的機會中獲利，沒有什麼能夠阻止俄國人參與到最後階段的太平洋戰爭中去。

這無疑是一種極端主義。的確，政治家們通常都會從他們的前任那裡繼承一些窘境和困境，他們對此沒有完全的解決辦法；他們憑藉短期行動改善處境的能力通常非常有限；但是長期看來（二十年是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總會有一些由他們支配的選擇。我認為，公平地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個真正的悲劇，它給西方世界留下了比以前更加糟糕的後果，顯著地縮小了西方政治家們在戰後的選擇；但是，它並沒有完全消除這些選擇。換句話說，依然有「能夠做」的事情，我們可以假定這些事情至少是有幫助的，比已經做的事情有更大的可能性去阻止進一步的悲劇。就我們談論的德國來說，就有兩件這樣具有顯而易見的重要性的事情震撼了我，在這兩件事情中，如果我們願意，我們美國人都能夠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我們可以試著給魏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的溫和力量以更大的理解、支持和鼓勵。如果這沒有成功阻止納粹主義的興起，那麼我們可以對希特勒的早期入侵和挑釁給予更嚴厲和更堅決的態度。

認識到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看待西方國家問題，知道它們1939年所進行的戰爭是沒有前途的，我們就開始懷疑，西方政治家關於這場世界大戰所犯的重大錯誤是否就是那些戰爭時期的錯誤——它們是否都不是「初期的」錯誤，或許我們應當說早期的「情況」——這些錯誤使事態的發展如此痛苦和命中注定地不利於西方的利益。這無疑是更深層次的戰爭起源問題；我認為我們別無選擇只能面對，因為這種想法會很快使人聯想到，面對這樣一場如此不祥的戰爭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找到辦法根本不進行戰爭。到1939年9月，這無疑太晚了。到那時，法國和英國沒有選擇，不比珍珠港事件之後的日子里我們在太平洋麵臨的選擇更多。但是，會有一個不是太晚的時間嗎？

沒有理由認為，如果我們在租借或戰時會議方面做的有所不同，那麼歐洲軍事事件的結果會變得與實際發生的情況大大不同。我們本可以比原來浪費更少的錢財和物資。我們本可以稍早一點到達歐洲中心，少受我們對蘇聯盟友義務的拖累。東西方之間的戰後分界線本應該比今天更加偏向東方。這對每一個相關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安慰。但是，我們依然面臨著基本的困境：希特勒是這樣一個人，與他的妥協的和平是不切實際的和不可思議的，與此同時，「無條件投降」或許不是一個可以過多談論、能夠用作戰時口號的明智的事情。實際上，無論你是否與你的俄國盟友行動一致，沒有充滿希望的其他選擇，只有追求這種悲慘的鬥爭直到其痛苦地終結。這意味著，你遲早會在東歐或中歐的某條戰線上結束戰鬥，或許比東歐更加中心，我們自己在一邊，蘇聯軍隊在另一邊，伴隨著自從戰爭結束的這六年裡，我們之間關於戰爭被證明是什麼的相互理解。

我不認為，與任何其他的重大衝突相比，這一觀點對二戰而言更具真實性。但是，事實上，站在民主這一邊戰鬥的人對它知之甚少，特別是我們自己。我敢肯定，對這場衝突本身包含著什麼的理解的缺乏，與在我們使自己適應二戰留下來的環境的努力中，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重大困惑和難題有很大關係。

事實上，出於主觀原因，旨在使極權國家陷入混亂互相鬥爭的政策對民主國家的政治家來說不是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那些非常渴望民主觀念的人們會從這一事實中找到希望或失望的源泉，這取決於他們如何看待此事。當1939年夏天，戰爭的陰影籠罩歐洲的時候，正如我們現在回頭可見的，西方政治家的困境明顯而又不可避免。除非有俄國的幫助，否則沒有戰勝德國的希望。但是，就是這樣的幫助，即使是現成的，西方民主國家也要為戰爭的軍事結果以及在和平的談判桌上提出的條件付出沉read.99csw.com重的代價。換句話說，它們的軍事目的是提前抵押的。就德國來說，這些目標或許能夠獲得，對此會有嚴重的政治指控。順便說一句，這不僅僅是一個與蘇聯合作的問題。民主國家最終註定與維希（Vichy）、弗朗哥（Franco）的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簽訂的令人苦惱的折中方案都屬於這一類型。它們是西方軍事虛弱的一部分代價。

至於日本，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的戰爭中，日本是否也反對我們的問題無疑主要是我們的問題，不是法國和英國的問題。我希望為了本次討論的目的，我們完全跳過它；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極大的問題，離歐洲戰爭的原因相對遠一些，三言兩語不容易說清楚。但是，我們同時與日本和德國作戰的事實在戰爭的過程和結果中是如此重要的一個因素，以至於我認為我們不能輕易將這一問題略過。

現在，談談第二個極權國家俄國。1939年之前，我們能夠做些什麼，使這樣一個重要的國家留在我們的對手陣營之外？我很抱歉，我們不能用整個演講來論述這個主題，因為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而且貼近我所講問題的實質。我不認為，我們必須總是以減少蘇聯威脅的程度的方式做事。我認為，我們應當做得更多以贏得俄國共產主義者的尊重，如果不是喜歡的話；你的敵人的尊重——我們有時傾向於忘記——沒什麼可以鄙視的。但是，我知道，根本改變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政治人格，或是緩和其對西方民主國家的強烈偏見（憑藉這種強烈的偏見，它才得以培養並掌權），對此我們能做的很少。這些事情有著深刻的心理根源，根源於特別的俄國現象。西方民主國家是否在1917年之前做了一些值得引起如此強烈敵意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敢肯定敵意一旦形成，西方國家直接能做的任何事情都幾乎不能改變它；我們這一邊所能做的最好的反應就是始終保持極為節制、統一和高尚的態度。

但是，這種合作，如果被允許進行到完全勝利，就會意味著合作力量的相對加強，最終它們會作為貪婪的和難以和解的索賠人出現在和平的談判桌上。不僅如此，如果不讓合作的極權國家僅僅憑藉著軍事行動的磅礴氣勢佔領東歐的大部分地區，這兩個極權國家中的任何一個參与民主國家一邊的戰爭，都幾乎不能戰鬥至完全和成功的結束。

因此，我們再次回到了基本的事實：到1939年，事態對西方民主國家來說真是非常不祥。它們允許出現的局面是一個沒有完滿解決辦法的局面。無論它們是否認識到，在更深層次的意義上，在最好的情況下，它們面臨的戰爭是防禦戰：這種戰爭或許會帶來眼前的生存，但是幾乎不能帶來它們生存於其中的世界的穩定性的改善，當然也不能帶來民主任何更為積極和更具建設性的目標的改進。當將此銘記於心時，在很大程度上，戰爭年代的重大決策，其本身會給人一種更加仁慈的印象。

因此，從實際情況來看，公平地說，戰時會議最糟糕的就是它們有些冗長，在多處導致了一些錯誤的希望。但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記住：這些會議具有獨特的價值，是我們樂意和渴望與蘇聯政府建立良好關係的真實的例證，是我們這樣做的過程中遇到困難的現實證明。與其他耐心和善意的證據一樣，它們對檔案來說是重要的。如果我們沒有參加那些會議，我猜想我們還會聽到指責的聲音說：「你聲稱與俄國合作是不可能的。你怎麼知道？你甚至從來都沒有嘗試過。」

我想，對了解這場最近的戰爭的最有幫助的事，就是作為一個軍事衝突，在開始之前，它遭受偏見的程度——你或許會說，在多大程度上，它是不能完全獲勝的。

事件進展得如此迅速，以至於我們幾乎看不到德國歷史上這段極其有趣的時期——1933年之前的時期，伴隨著令人驚訝的文化和知識的繁榮，如此充滿希望，但是也如此接近絕望。在20世紀20年代這十年裡，柏林是歐洲最具活力的首都，西方民主國家能夠從柏林發生的事情中獲得利益和指導。我們美國人與德國魏瑪共和國簽署的和平條約是非懲罰性的。指控美國對新德國有任何的政治冒犯是不公正的。我們甚至慷慨地資助他們，儘管是愚蠢地。但是，我所思考的不僅與我們有關，也與西方民主國家整體有關。這不僅僅是政治和財政，這是一種厭惡和懷疑的普遍態度，與某種社會勢利行為混合在一起。這種社會勢利行為是如此的奇怪，以至於遲至1927年，德國人仍然被禁read.99csw.com止在日內瓦（Geneva）（國際聯盟的所在地）使用高爾夫球場。我們沒有傷害魏瑪德國，但是我們任其自由發展。在有些時候，這還是一個針對其他國家的好政策。但是我擔心這不是那種「有些時候」。無論如何，這裡是已經失去的機會，很顯然，它們在文化和知識領域與在政治領域一樣多。

正是這兩個可能性中的后一個，儘早就對希特勒採取更強硬的態度，在西方思想中最為突出，這也構成了對兩次戰爭期間對民主治國能力指責的主要根源。毫無疑問，這種政策會對納粹體制更為謹慎，並促進德國更為緩慢地實現它的時間表。從這一觀點來看，1936年德國重新佔領萊茵蘭（Rhineland）時，堅定產生的結果要好於慕尼黑協定的時候。但是，與其同類的人根本不能在一個偉大的西方國家掌權這一問題的重要性相比，我懷疑，我們是否並不傾向於誇大這一問題的相對重要性：一旦希特勒掌權就阻止他。希特勒能夠鞏固他的權力並在1933～1939年間獲得成功，這對西方國家來說無疑是一個失敗。但是，當德國人民發現他們自己處於這樣一種心境中，他們沒有多少抵抗和抗議就接受希特勒成為他們的領導者和主人的時候，實際上，西方國家遭受了一個更加嚴重的失敗。

讓我來解釋為什麼是這樣。在戰爭開始前，世界上陸軍和空軍武力的絕大部分都集中在三個政治實體手中——納粹德國、蘇聯和大日本帝國。所有這些實體都對西方民主國家懷有深深的、危險的敵意。按照20世紀30年代後期的情況來看，如果這三個大國共同努力，在軍事事業中團結一致，那麼很顯然，憑藉著手中的甚至是期望中的武器，其餘的西方國家沒有希望在歐洲和亞洲的廣闊土地上打敗它們。在歐洲和亞洲，西方民主國家在軍事上處於劣勢。世界權力均勢對它產生了決定性的不利影響。

的確，西方國家更為強硬的態度或許會導致希特勒的倒台，在戰爭到來之前由一個不那麼討厭的政府來取代他；實際上，有證據表明，如果在簽訂慕尼黑協定的時候，英國和法國能夠洞察分明、站穩立場，那麼有可能會爆發一次起義的嘗試。但是在這條路上充滿重大的不確定性。納粹主義催眠的魅力對德國人民來說已經很強烈了。如果有人能夠推翻希特勒，這些人大概就是將軍們。他們是否能夠控制後來的局勢，打敗納粹和德國侵略性的幽靈，和平地調整與西方國家的關係，這是不確定的。我懷疑，西方國家最大的不幸，不是希特勒，而是德國社會的弱點。這個弱點使希特勒的成功成為可能。就是這一問題將我們帶回到西方民主國家對待魏瑪共和國的態度這一問題上。

關於西方政治家應該做些什麼事情來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找到一個值得尊敬的學者，就像法國歷史學家班維，早在1920年就聲稱看到了由一戰引起的情勢中的特殊邏輯，在這個邏輯的基礎上，他非常準確地預測了直到並包括二戰爆發期間事件的一般過程。這是令人不安的，因為它促使你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否沒有隱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之中；事實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和法國受到的傷害和遭受的削弱遠比它們知道的嚴重；事實上，奧匈帝國和俄國都失去了維持歐洲穩定的能力，奧匈帝國是因為它已經完全消失了，俄國是因為它的能量和資源被極端敵視資本主義民主的人奪去了；事實上，德國人——失敗、貧困、因失敗而感到痛苦，對他們傳統體制的崩潰感到不確定——雖然如此，仍被作為中歐唯一偉大的統一民族而被留了下來。看到這些事情，很容易得出結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無可補救，只能任其發展，它不過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後果。因此，你開始追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發現了我們這個時代不穩定的根源。從這一觀點出發，這是免除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西方政治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所有責任的一個步驟，認為他們僅僅是他們無法編導和補救的悲劇中的演員。

但是，對我來說，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理解的失敗，是將戰爭的局限性——任何戰爭——當做民主國家目標實現工具的一個失敗。這是一個作為民主實現手段的武力和強制的恰當關係問題。我最不能否認的是，它們在民主的國際和國內功能中佔有一席之地。直到世界變成一個與我們縱觀我國歷史所推知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仍將是正確的。我認為，如果我們繼rｅａｄ.９9ｃｓｗ•ｃoｍ續在國際領域使用強制工具，沒有對其重要性和可能性的全民性理解，那麼我們會繼續損害自己的利益，幾乎和我們促進自己的利益一樣多。我們必須認識到，對人類的殘害和屠殺，對人類住所和其他設施的破壞，無論出於哪些必要的理由，其本身都不能為民主的目標作出積極的貢獻。對於我們自己國家同樣的破壞和對我們的人民同樣的屠殺來說，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替代方案。它能夠令人信服地保護那些必須得到保護的價值，以及那些無法用其他方法保護的價值。有時，如果以深謀遠慮、謹慎和節制的方法使用，它能夠以較少的暴力換取較大的暴力，推動人類活動的潮流進入比它原本採取的更有助益的渠道。但是，從根本上說，民主目標不會隨著某個人的死去、某座建築的坍塌或某支敵軍的撤退而繁榮昌盛。然而，除非這些事件發生，否則民主的成功之路或許會更加艱難。其中，有將武力的使用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全部正當理由。但是，只有當人的頭腦中發生了一些事情，增進了他的智慧以及與他人真實關係的意識，真實的繁榮才會發生——這些事情使他意識到，無論何時，當另一個人的尊嚴受到了冒犯，作為人類中的個體，他自己的尊嚴也因此而減少。這就是為什麼戰爭的破壞性過程必須始終伴隨著（或是使之成為附屬）一種不同的事業。這種事業的目的在於開拓眼界、改變人類的動機，就其本身而言它絕不應當被當成是希望、熱情和改進世界夢想的特有的工具。武力，與和平一樣，不是一個抽象概念。它不能作為目的和方法的既定框架之外的一個概念來理解和看待。如果更好地理解了這一點的話，就不會出現和平時期困擾很多美國人的對國際暴力的道德排斥，也不會出現戰爭年代里我們很多人所共有的對武力的強制力和內在動力的無奈拋棄。

我並不是斷言這一切都能被西方政治家所察覺，或是很容易被察覺。但是我相信這是一個現實。就這一點而論，如果戰爭到來了，它很顯然限制了西方的現實的期望。在這三個極權國家中，日本是唯一一個西方國家不用其他極權國家的援助就能令人信服地將之擊敗的國家。就德國和俄國而言，情況不容樂觀。聯合在一起，它們根本不能被打敗。民主國家只有在與其中一個合作的情況下，它們中被孤立的另一個才能被打敗。

一個針對我們對俄政策更加實質性的指控，儘管我們很少聽過，與戰爭後期尤其是1944年夏天之後租借的繼續有關。你還會記得，到那時，俄國自己的領土上已經沒有敵人了，我們相對於俄國人的談話位置已經被成功地開闢第二戰場大大地改善了。從那時起，俄國軍隊無論做什麼，都註定會對除了德國人民之外的歐洲人民產生重要的政治後果——這一結果遠遠超出純粹的德國失敗。我認為，能夠被充分證明的是，沒有充足的理由不去注意這些發展中的政治問題；當有日益增多的理由去懷疑：除了打敗德國之外，俄國在東歐的目標是否是那些我們美國能夠同意和支持的目標的時候，沒有充足的理由繼續實施慷慨地、幾乎不加區別的援助蘇聯的計劃。

現在，從事後諸葛亮的有利位置，人們可以追問，如果是這樣的話，在戰爭前的幾年裡，西方政治家是否不能更加明智，以使極權國家陷入相互混亂的方法制定政策，以至於使它們自己精疲力竭，使西方民主國家的安全不受損害。這無疑正是30年代蘇聯宣傳機構指控西方政治家的所作所為。實際上，他們的一些行為非常模糊不清和欠考慮，以至於似乎是給指控增添了證據。實際上，如果我們能夠相信他們能夠進行這樣鋌而走險和不擇手段的（Machiavellian）事業，那麼這是對30年代晚期那些不幸歲月里西方政策活力和敏銳性的恭維。我個人沒有找到證據表明，當時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任何負責任的意見希望進行戰爭——甚至是在俄國和德國。很顯然，納粹與俄國共產主義者之間的戰爭僅僅會發生在東歐屈服的小國身上。儘管有慕尼黑的悲劇，這些東歐國家失去獨立並不是人們所希望的。如果沒有關於此事的其他證據，人們會面對一個明顯的事實：畢竟，波蘭的獨立問題才是法國和英國1939年最終參戰的原因。

將雅爾塔協定描述為對民族主義中國的可怕的背叛，這同樣也是錯誤的。這個協定是我們應當將其中某些東西推薦給中國政府的一個協定。當時，中國政府並不反對這些事情。早在雅爾塔會議之前，他們就要求我們幫助他們安排與蘇聯政府的hｔｔｐｓ://ｒead.９9ｃsw.cｏｍ事務。後來，他們表示對我們所做的非常滿意。在他們獨立與俄國人進行的隨後的談判中（這些談判實際上構成了對滿洲未來的控制布局），在一些方面，他們在對蘇聯的讓步方面走得比雅爾塔會議上達成的協議以及我們的推薦還要遠。我們特別警告中國：這樣做他們就是在按照他們自己的責任行事，而不是按照我們的建議行事。儘管存在這一事實，他們仍然這樣做了。

對我來說，這些決策中值得我們首先提及的就是我們自己的政策——如果我們可以稱之為——不要進入歐洲戰爭，直到德國人對我們宣戰。這無疑與我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行為相差無幾。當時，我們避免介入，直到一個公開的德國行動，也就是宣布無限制潛艇戰，將我們帶入戰爭。對我來說，在每個案例中我們的行為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一旦我們正式介入，我們針對這場戰爭的情感態度的顯著改變。從理論上說，如果歐洲戰爭中的問題真的與我們在1942～1945年自己說服自己的同樣重要，那麼1939～1941年，它們無疑是同樣重要的。實際上，在早期，在德國人進攻俄國之前，英國和法國的事業實際上應當被稱為自由和民主的事業，因為西方這邊幾乎沒有什麼東西牽涉其中。但是後來，我們的確發現，在反德事業中，我們的核心利益證實了我們的巨大的軍事犧牲。有時，由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加入民主國家一邊，事業被描述的非常模糊，被描述為不僅僅是一項防禦事業。

在最壞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確定，如果我們能夠更好的理解我們在二戰期間所面臨的困境的因素，那麼在這個國家裡，我們相互之間就會更加冷靜、更加團結、更少惱怒。因為我們會更好地為1945年以來發生的事情做準備，不再傾向於將它們誤認為是其他人愚蠢或壞信仰的產物。實際上，我相信，但我不能證明，收益要比這走得更遠。存在於人類理解中的可能性，與那些存在於黑暗和無知中的東西一樣，在假設上幾乎是不可論證的；但是，有時它們是令人吃驚的。

我很難說，如果我們的公眾輿論和我們領導人的精神面貌構成了對整個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這段時間我們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聯繫在一起）這些現實的一種理解，那麼我們今天的處境會有多麼的不同。很容易想到，戰爭絕不會以它現在的這種形式降臨到我們頭上，或者，也許，即使戰爭降臨到我們頭上，我們也會做好準備，以更強大的武力儘快投入戰爭。因此，我們能夠以對世界事務的穩定與緩和更為有利的方式結束戰爭。但是，這一切都僅僅是猜想。歷史學家絕不能證明，對現實的更好的理解能夠阻止任何特殊的災難，或是避免任何重大的人類困境。他只能說，按照一般法則，它應該是有所助益的。

但是，在所有這些問題中，我們必須記住兩件事。一件是，軍事需要的壓倒一切的推動力量，我們的政治家就是在這樣的推動力下工作。另一件是，他們對這一信念的信任程度：如果有對任何永久和平的希望，那麼人們別無選擇，只能冒險假設，蘇聯的疑心或許會消除，戰後與蘇聯的合作會取得成功。當時，我們中間很多熟悉俄國事務的人都對這一思路感到不耐煩。因為我們知道成功的機會多麼的微小，我們找不到理由，為什麼一個保持冷靜、好脾氣和充分軍事準備的西方世界，如果不走向政治親密或戰爭兩個極端中的任何一個，就不能繼續在同一個世界與克里姆林宮的權力長期共處。根據隨後發生的事情，我能看出，我們的觀點也不完美。關於蘇聯權力的本性，我們是對的；關於在歷史上的這一階段，美國民主能夠長期忍受一個充滿不確定性、麻煩和軍事危險的局面的能力，我們是錯誤的。或許，當時，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和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F.D.R.）比我們更有理由相信，任何事情都取決於蘇聯政府改變態度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只能表明困境比我們任何人真正體會到的還要殘酷，我們時代的危機是如此深刻，以至於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巨大的混亂也僅僅是它的部分徵兆。

因此，從1939年的情況看，西方民主國家已經處於軍事弱勢方的不利條件之下。它們幾乎不能期望避免付出代價。屬於它們的不再是實力的選擇。它們手中的牌是如此的不利，以至於在新的世界戰爭中，任何完全的、清白的民主勝利實際上都是不可預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