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同樣的原因，世界法的美國概念忽視了國際進攻的那些手段——權力投射的手段以及對其他人的強制——完全繞過制度框架，或甚至是利用他們來反對他們自己：諸如意識形態攻擊、恐嚇、滲透、變相沒收國家主權的制度工具的物件。換句話說，它忽略了傀儡國家的策略和技術設置，憑藉二者，在沒有正式攻擊或是挑戰主權和獨立的外在屬性的條件下，就能將一個國家轉變為傀儡。

如果在這個演講中，我所說的任何事情可能顯得對海約翰、以利戶·魯特（Elihu Root）、查爾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或是亨利·斯廷森（Henry Stimson）這些人有些許的不尊重的跡象，我會感到非常遺憾。這些人志慮純良、品行端正，性格溫和、考慮周到，待人忠誠、無可指責，謙遜為人、莊重為公，親愛弱小、樂善好施，凡此種種，堪為典範。對我來說，這一切構成了對這個世界人類眾生的最好的貢獻，最準確地體現了我們的民族理想與精神。他們是這樣的人：評價他人時幾經斟酌、審慎小心，在沒確信查明真相時，態度謹慎，暫不置評，對證據不足和草率結論的危險瞭然於心。如果我們以其他任何精神對待他們的回憶以及他們行為後果的證據，那會使我們自己變得非常可笑。

這實質上是將概念的問題留給了我們。在這個領域，學者的聲音最為有用，對我來說，對過去的審查會產生最具指導性的結果。

既然如此，我們政府中決策和政策執行機構的問題，很顯然仍以一種非常激烈的形式伴隨著我們。無論如何評價迄今為止的這些手段，很難說它們由於秘密、審慎或是長期方法這些事情而顯得重要。在這裏，我們碰到的問題對此刻你們所有人來說都非常清楚，我無需再簡述它們。它們修正的主體是非常複雜的，包含政府組織和方法的很多方面。也有些人認為，在我們現在的憲法框架內，這些困難都會得到滿意的解決。它們僅僅是一個政府中合適的個人領導力問題。有些人懷疑，在沒有憲法改革的條件下問題能夠得到解決——改革能夠給我們一種議會政體，這種政體更像存在於英國和大多數其他議會國家的政體。在這種體制下，如果失去了議會的信任，政府就會垮台。在這種體制下，可以在關鍵時刻就重大問題徵求人民的意見，根據人民的決定調整政府的責任。

因此，在我看來，這些是國際事務的律法主義方法固有的一些理論缺陷。但是，在我結束本次演講之前，我願意談談一個更大的缺陷。這就是法律至上觀念與道德觀念必然的聯繫：假定國家行為是一個適合道德判斷的對象，是國家事務對錯觀念的繼續。無論誰說，存在一種法律，這種法律無疑必須憤怒地反對違法者並感受到一種高居其上的道德優越感。當這種憤怒滲透到軍事競爭中的時候，除了將違法者降服至完全服從的程度以外——即無條件投降，它不受任何限制。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是，的確，世界事務的法律至上主義方法毫無疑問地來自於消除戰爭和暴力的慾望。與國家利益九_九_藏_書的過時動機相比，它使暴力更加持久、更加可怕、對政治穩定更具毀滅性。以高尚道德原則的名義發動的戰爭，除了某種形式的完全控制以外，不會提早結束。

毫無疑問，正如你們所猜測的，我認為，我們過去的政策制定中最嚴重的錯誤就是，我所謂的對待國際問題的法律—道德主義的方法。在過去的五十年裡，這一方法就像一束紅線貫穿於我們的外交政策中。其中，有對仲裁條約的過時的強調、有海牙會議和普遍裁軍的計劃、有國際法作用的更具野心的美國概念、有國際聯盟和聯合國、有《非戰公約》（Kellogg Pact）、有普遍的「第五十一條」協議的觀念、有對世界法和世界政府的信任。但是，這些都不是「它」。讓我試著描述一下「它」。

不久前，一位傑出的美國人斷言，「戰爭的目標就是勝利，在戰爭中，沒有什麼能夠取代勝利」。在這裏，或許困惑在於「勝利」這個詞是什麼意思。或許這個詞放錯了地方。或許，在一場戰役中會有「勝利」這樣的一種情況。然而，戰爭中，只有你的目標實現或是沒有實現的問題。過去，戰時目標通常是有限的和實際的。人們通常通過你接近目標的程度來衡量你的軍事行動的成就。但是，在你的目標是道德和意識形態的地方，趨向改變整個民族的態度和傳統或是政權的特性，那麼或許勝利就不是通過軍事手段或是在短時間內就能完全獲得的東西；或許，那就是我們困惑的根源。

這樣，我們發現，國際問題的法律至上主義方法與全面戰爭和完全勝利的概念幾乎完全一致。其中一個的表現很容易就滲透到另一個的表現中。在這些憂患時期，我們最好還是多思考一下全面戰爭的概念。無論如何，在西方文明中，這是一個相對新的概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它才出現在世界舞台上。它成為兩次重大世界戰爭的特徵，兩次戰爭都——正如我所指出的——繼之以重大的不穩定和理想的破滅。但是，它不僅僅是這一概念的願望問題，這是一個可行性的問題。實際上，我想知道，即使是在過去，從勝利者的角度來看，完全勝利是否也不完全是一個幻覺。在某種意義上，除了種族滅絕，是沒有完全勝利的，除非這是關於人類思想的勝利。但是，完全的軍事勝利很少是關於人類思想的勝利。現在，我們面臨這樣一個事實，在新的全球衝突中，非常值得懷疑的是，是否會有諸如「完全軍事勝利」這樣的概念。我個人認為不會有這樣的概念。因為會有一方或是另一方軍隊的重大削弱。但是，我認為不可能會有任何一方國家意志的普遍的和正式的屈服。然而，達致這一不能達到的目標的努力，會給文明造成另一種徹底的傷害，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傷害同樣嚴重。我讓你們來回答這一問題：文化如何才能渡過難關。

作為一個二十五年來一直使自己忙於專業外交事務的人，我忍不住要說，我堅信，在外交政策行為中，我們能夠更有效地利用專業主義的原則。如果我們願意，我們能夠組建一支專業人員的隊伍，read.99csw.com這些人員勝過這一領域現在和過去的人；通過尊重他們，利用他們的洞察力和經驗，我們會大大地幫助自己。然而，我很願意承認，這與我們的公眾心裏強烈的偏見和成見背道而馳，尤其是在國會和新聞界。因此，或許我們註定要繼續幾乎完全依賴我們所謂的「業餘外交」。

儘管如此，很顯然，過去我們外交政策行動的挑戰和回應之間存在一個很大的差距；現在這個差距依然存在；然而，五十年前它對我們並不是很危險，今天，它使我們陷入巨大的危險之中。在1951年，我們對此不能沾沾自喜，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無情地面對我們的弱點。

這些演講是為了分析歷史運動規律而設計的，是為了有助於分析美國外交領域過去的事件而設計的；就其本身而言，通常，它們有可能得以保持不變。但是，當前事件的背景是非常吸引人的，你們自己對這些事件的關注是非常顯而易見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讓我覺得，如果我不加上幾句它們與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的相關性的話語，你們會覺得我所說的沒有發揮最大的效用。

其次，雖然這一概念總是與對民族主義的反抗有關係，但是令人好奇的是，它實際上賦予了國籍和國家主權這些概念以前沒有的絕對價值。「一政府一票」的根本原則，無論是國家之間的物理差異還是政治差異，都美化了國家主權的概念，使它成為參与國際生活的唯一方式。它設想了一個僅僅由具有完全平等地位的主權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這樣，它忽略了民族分裂的堅定性和合理性中的巨大變化：事實是，在很多情況下，國家邊界和民族性格的起源是偶然的，或至少與現實沒有太多的聯繫。它也忽略了變化的法則。民族國家的模式不是、不應當是，也不能是一個固定的和靜止的東西。就其本性而言，它是處於一個變化和流動的恆定狀態下的不穩定的現象。歷史已經表明：個體為他們的世界環境作出貢獻的意願和能力是經常變化的。組織形態（還有什麼是像邊界和政府這樣的東西？）應當隨他們一起變化，才是符合邏輯的。國際關係系統的功能不是通過給它強加一件法律約束的衣服來阻止變化的過程，而是促進它：使它的過渡變得容易、緩和它通常會導致的粗暴、隔離和減輕它引起的衝突，設法使這些衝突不會呈現讓國際生活通常感到不安的形式。但是，這是外交的任務，即最古老意義上的那種外交。為此，法律太抽象、太靈活、太嚴苛以至於不能適應不可預知和出乎意料的需要。

這一信念的本質是：最好找到一些具有司法性質的正式標準，以此界定許可的國家行為，而不是抓住難以控制的國家利益衝突不放，按照它們的是非曲直處理它們，以期找到解決辦法，而對國際生活的穩定以最小的擾亂。因此，將會有司法實體，有能力根據這些標準衡量政府的行為，並決定何時政府的行為是可接受的，何時是不可接受的。當然，在這一切的背後，是美國的假定：這個世界上的其他人傾向於爭奪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都既不可信，也不重要，完全有理由期待其退居次要地位，排在一九九藏書個不受國際暴力打擾的有序的世界的願望之後。對美國人來說，難以相信的是：人們應當有積極的願望，他們認為這些願望是合法的，對他們來說比國際生活中的和平和有序更為重要。從這個角度來說，為什麼其他人不能接受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而加入我們，就像我們為了使那些運動不會變得太殘酷和太具有破壞性，不會具有我們不想讓它具有的重要性，在運動競賽中接受規則一樣。

我必須說，如果之前我對這是否就是我們政府所需要的有任何懷疑，那麼在過去幾周和幾個月，這些疑惑在我的腦海中已經得到了很好的解決。我發現，除非我們能夠用比我們最近做的更好的方法，解決對政府政策合理性提出的重大挑戰，以及對政府聲稱在外交事務中要代表人民群眾說話提出的重大挑戰，否則，很難看出我們如何才能履行我們作為一個大國的責任。

在我做此事之前，我還有一件關於過去的事情想說。我擔心，我給你們的關於我們過去在外交領域的表現的印象比它在我腦海里的真實印象更加暗淡和令人失望。我認為我應當表明自己的認識：這半個世紀美國外交年鑒中積極與消極的事件並存。我們要記住，對我們來說，這是一段重要的、難堪的過渡時期。我們帶著一個小小的中立國的概念和方法著手此事。我對這種方法很了解。我在其他國家的一些外交機構見過它們，在那裡，我有幸代表我們的政府做事。這是一種我喜歡和尊重的方法，我必須承認對此有一種懷舊之情。它通常使自己具有卓越的品質和尊嚴。國務院建於世紀之交，20世紀20年代我進去的時候，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那樣一個古色古香的地方，具有法院般的氛圍：它清涼幽暗的走廊、它的轉門、它的黃銅痰盂、它的黑色真皮搖椅，以及國務卿辦公室里的古老的大鍾。它有一種真正的老式的莊嚴和簡樸。早些年這裏配備了專業人員，其中一些人具有卓越的經驗和能力。它通常由真正才高德邵的美國人領導。

這是促使東歐衛星國家的人民心中含著一絲苦澀看待聯合國的原因之一。這個組織完全無法使它們免受一個強大的鄰國的控制。一種控制通過我們不能稱為「侵略」的過程得以形成，但不能由於這一事實而降低它的不公正的性質。他們確實有一些正當的理由，因為國際事務的律法主義方法普遍忽略了政治問題的國際重要性和國際不穩定的深層根源。它假定，內戰將保持在國內，不會發展成為國際戰爭。它假定，每個民族具有以不挑釁國際環境的方式解決自己內部政治問題的能力。它假定，每個國家總是能建設一個有資格代表它們說話的政府，在國際領域投票。這個政府的這種能力能夠被世界上其他的國際共同體所接受。換句話說，它假定，國內問題不會變成國際問題，國際社會不會處於必須在某國之內的權力追逐者之間做出選擇的位置。

這裏，我還擔心的是，按照我已經指明的方向的改革機會是如此渺茫，以至於我們認為這些可能性與我們當今的問題沒有任何特殊聯繫而不予考慮。

如果他們這樣做，使這些推理起作用，那麼國家自我的、令人討九_九_藏_書厭的和混亂的表現能夠得到控制，會變得沒有事實根據，或是用對我們美國用法來說熟悉和可以理解的辦法，可以很容易地解決。從這一背景出發，美國治國之道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我們國家的法律界堅持不懈地探索能夠實施這一功能的制度框架。

在這個短短的演講中，我不能承擔詳盡地論述這一主題之重任，或是指出我認為它所包含的所有不合理因素。但是，一些更為突出的弱點值得一提。

首先，很多國家從屬於一個國際司法機制的觀念，限制了它們侵略和傷害其他國家的可能性，意味著這些都是和我們自己一樣的國家，對它們的國際邊界和地位感到合理的滿意，至少在沒有國際協定的條件下，它們願意避免迫切要求改變。實際上，只有在一部分國際社會中，這才是普遍真實的。如果我們認為，對其他人來說，他們總是表現的不如國際社會司法秩序的維持重要，那麼我們就會傾向於輕視在世界其他地方國家失調和不滿的暴行。

關於政府機構問題，我們看到，我們的很多麻煩似乎都來自行政部門認為自己對這個國家的公眾輿論的短期趨勢負有義務的程度，來自我們所謂的對外交政策問題公眾反應的古怪和主觀的特性。我想強調，從長期來看，我並不認為對外交政策問題的公眾反應是古怪的和靠不住的；但是，我認為記錄表明，在短期內，我們的公眾輿論，或是被華盛頓官方誤認為的我們的公眾輿論，很容易被引入情緒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歧途，這使其成為國家行動蹩腳的和不夠格的嚮導。

我們是另一代人，我們既不是我們老一代人面對的要求的法官，也不是他們的回應的適當性的法官。對於這些人在辦公室的表現，我所能有的僅僅是一種同情和欽佩。這種感情是一個人對父親的奮鬥和作品懷有的感情，外加孩子們在世界各地不變的信念：有些現代世界的特徵父輩理解得很差，我們孩子們理解得更好一些。如果今天，我們認為我們看到了他們的外交政策方法中的盲點和弱點，我們必須記住吉本（Gibbon）是如何評價偉大的拜占庭將軍貝利撒留（Belisarius）的：「他的不足源自時代感染，他的美德來自自己。」

最後，這種國際關係的律法主義方法，它關於處罰攻擊和侵犯的假設是錯的。總之，它指望通過集體行動來處罰國家的壞行為。這樣，它忘記了聯合軍事行動有效性的局限。它忘記了，在任何可能的政治—軍事行動中，由於軍事夥伴集團圈子的擴大，理論上可獲得軍事力量的總數或許會增加，但是，這是以聯盟的緊密結合和放鬆控製為代價的。一個聯盟變得越大，保持政治團結和對正從事的事情的目的和後果產生普遍的共識就越困難。正如我們從朝鮮的例子中看到的，針對一個侵略者的聯合軍事行動，對每個參与者來說，都具有不同的意義。它對每一個參与者都提出了特殊的政治問題。這些政治問題與討論中的行動無關，影響了國際生活的很多方面。軍事夥伴集團越大，對它們的行動進行政治控制就越難，達成各方都同意的協議就越受限制。報酬遞減法則嚴重依賴多邊軍事行動的九*九*藏*書可能性，它使這一問題變得令人懷疑：較小國家的參与是否真的增強了大國確保國際生活穩定性的能力。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它將我們帶回這樣一種認識：即使是在世界法的體系下，對破壞性的國際行為的制裁或許會繼續和過去一樣，從根本上依賴於大國之間的聯盟和關係。或許會有一個國家，又或許不止一個國家，國際社會所有其他國家加起來也不能成功地迫使它遵循其強烈反對的行動路線。如果這是真的，那我們在哪裡呢？對我來說，我們又回到了被遺忘的外交藝術領域中，我們曾花費了五十年時間試圖去擺脫它。

我想從之前的演講中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所說的這些弱點是什麼。我無需再對它們進行任何詳細的概括。它們與機構和概念都有聯繫——無論手段還是目的。

我們能為此做些什麼？

無論如何，我要坦率地說，沒有比完全勝利更危險的幻想了，過去，沒有什麼比完全勝利觀念帶給我們的傷害更大；未來，沒有什麼比完全勝利的觀念威脅將給我們以更大的損害。我擔心，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我在這裏討論的處理國際事務的方法的基本錯誤。如果我們要擺脫它，這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對國際法的尊重，或是放棄未來它作為事件的溫和教化者的希望，這個問題我在前面的一個演講中提到過。這也並不意味著我們不得不追求那些可以被恰當地稱作「綏靖」的東西——如果一個人如此貶低和泄氣地使用一個詞語，就像這個詞最近所受到的濫用一樣。但是，這將意味著我們對待今天我們邊界以外的令人煩惱的和不愉快的事情會出現一種新態度——這種態度很像醫生對待人體內那些既不令人愉快，也不吉祥的身體現象的態度——超然、冷靜和願意推遲作出判斷的態度。這意味著，我們要虛心承認，我們自己的國家利益是我們真正能夠認識和理解的全部——有勇氣承認，如果我們自己在國內的事務目標和事業是合適的，沒有被傲慢、對他人的敵意或優越幻覺所玷污，那麼對我們國家利益的追求就決然不會無助於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與我們通常追求的概念相比，這個概念更少野心，其近期前景不那麼誘人，對我們的自我形象來說不那麼令人愉快。對很多人來說，這或許有點像是憤世嫉俗和極端保守。我不能同意這些懷疑。概念中所包含的任何現實的東西，我們看待自己和他人究竟是什麼的努力中發現的東西，都不能是偏執的。

「它」是這樣一種信念：在國際領域，通過接受一些法律規則和約束系統，有可能抑制政府的混亂和危險的願望。毫無疑問，這一信念部分地代表了將個人法的盎格魯—撒克遜概念轉換到國際領域的努力，使它像在國內適用於個人一樣適用於政府。它一定是部分地來自於對我們自己的政治制度起源的記憶——從這樣的回憶開始：通過接受一個普遍的制度和司法框架，我們能夠將最初十三個殖民地之間的利益和願望的衝突降低到無害的規模，使它們的相互關係變得有序而和平。請記住這一點：人們不能理解，在特定的環境下，對十三個殖民地來說有可能的事，在一個更廣闊的國際領域里就變得的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