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這種事實，可以想見，即使在共產黨這樣具有高度紀律性的組織里，大批新近加入共產黨的普通黨員與能使自己終身居於最高領導地位的小集團之間，在年齡、觀點和利益上必然存在一種不斷擴大的差異。大部分黨員從未見過這些最高領導人，從未與他們談過話，也不會和他們有密切的政治關係。

在這些觀念中，他們首先強調的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固有的對立。我們已經看到，這一觀念已經深植于蘇聯政權的根基里。它對作為國際社會一員的蘇聯的行為有深刻的含義。它意味著就莫斯科方面而言，它不可能真正相信任何關於在蘇聯與其視作資本主義國家的列強之間有共同的目標。莫斯科總是想當然地認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目標與蘇聯是對立的。因此，也與蘇聯所控制的人民相對立。如果在偶然情況下，蘇聯政府在違背這一觀念的協議上簽字，這隻不過是其對付敵人（它沒有廉恥之心）的一個策略手法而已，蘇聯的做法是「客戶自己當心」。蘇聯認為，從根本上說，敵意保持不變。其實這種判斷被視為當然。由此衍生出莫斯科外交行為中許多令人困惑的現象：遮遮掩掩、缺少坦率、表裡不一、疑心重重和不懷好意。在可見的將來，這些現象將繼續存在，只是在程度和側重點上會有所變化。當俄國人有求於我們時，上述他們政策中的一種或多種特徵會被暫時隱藏於幕後。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欣喜地認為「俄國人變了」的美國人就會激增，甚至有些人以促成這種「變化」的功臣自居。但是我們不應被這種策略性調整所誤導。蘇聯政策的這些特徵以及衍生出這些特徵的假定，是蘇聯政權內部性質的基礎，只要蘇聯政權不改變，我們必須面對這些行為特徵，不管是明示的還是暗含的。

但是實際上，美國的政策並不是純粹的維持現狀和守株待兔。美國完全可能通過自己的行動影響俄國內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俄國的政策主要依此而定。這不單指在蘇聯和其他地方進行情報活動，雖然這也很重要。更確切地說，這是美國能在多大程度上在世人面前樹立如下印象的問題：這個國家目標明確，能夠成功解決自身國內問題，可以承擔世界大國責任，在目前世界的幾個主要思想潮流面前能保持自己的精神活力。如果這種印象得以建立和成功保持，俄國共產主義必將淪為堂吉珂德式的幻想，無果而終，莫斯科的追隨者們的希望和熱情必然衰落，將給莫斯科的外交政策增加新的困難。因為資本主義必然衰亡是共產主義哲學的基石。甚至二戰後，美國沒有經歷紅場烏鴉們所預言的經濟衰退，也會對共產主義世界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顯然，在可見的未來，美國政府不能和蘇聯政權保持政治上的密切關係。在政治舞台上，應繼續將蘇聯視作競爭對手而非夥伴。美國今後必將繼續看到，蘇聯的外交政策不會表現出對和平穩定的熱愛，不相信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世界友好共處的可能性，而是對所有競爭對手的影響力和權力施以謹慎、長期不懈的壓力，將其瓦解和削弱競爭對手的影響與力量。

當然，這主要是斯大林的個人地位問題。我們必須知道，斯大林繼任了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塔尖的領袖地位只是蘇聯政權個人權力的第一次轉移。這一轉移經過十二年時間才鞏固下來。它使數百萬人喪生，動搖了這個國家的根基，隨之而生的震動波及整個國際革命運動，對克里姆林宮極為不利。

蘇聯領導人利用現代技術給專制主義帶來的便利，使其政權之下的人民服服帖帖。很少有人挑戰他們的權威；即便有，在國家的鎮壓機器面前也難以取得預期效果。

現在，必須指出的是，在整個準備革命的歲月里，這些人的注意力，跟馬克思一樣，更多地放在了擊敗對手，而較少關注未來社會主義所應採取的形式。在他們看來，前者優於後者。因此，對於一旦掌權，就應該執行的積極的綱領而言，他們的看法則模糊不清，充滿幻想且不切實際。除了工業國有化和剝奪私人大資本之外，沒有統一的綱領。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公式，他們對待農民的方式不同於無產階級，而這在俄國共產主義思維模式中一直是一個模糊不清的問題，在俄國共產黨執政的第一個十年裡始終是一個充滿爭議和搖擺不定的問題。

蘇共黨內，情況也是如此。普通黨員雖然也能參加選舉、審議、決定和行動等活動，但是他們參加這些活動不能根據自己的個人意願行事，而要仰黨領導的鼻息，絞盡腦汁揣摩「指示」的含義。

但是，這不僅僅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自從1938年起，在蘇聯高級領導階層形成了危險的僵化局面。理論上講，全蘇黨代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至少應該每三年開一次。然而，自上次代表大會以來已經快整整八年沒有開會了。在此期間，黨員數量擴大了一倍。戰爭中黨員死亡人數驚人，今天一半以上的黨員是在上九_九_藏_書次黨代會之後加入黨組織的。同時，經過一系列令人頭暈目眩的國家滄桑變遷之後，仍是原來的一小批人繼續執掌黨的最高權力。確實，有一些原因使戰爭經歷給西方各大國的政府帶來了根本的政治變動。造成這種現象的基本原因也同樣存在於晦澀費解的蘇聯政治生活中。但是，這些原因在俄國尚未得到認可。

因此，應對蘇聯的外交比應對諸如拿破崙和希特勒這樣極富侵略性的領導人既容易又困難。一方面，它對敵手的力量更加敏感，當它覺得敵手的力量太過強大時，它願意做出讓步。因此在權力的語言和邏輯上更加理性。另一方面，對手的一次勝利並不能擊敗它或使它喪失信心。就俄國的對手而言，由於俄國堅定固執，對付它不能根據民主社會的民意，心血來潮地採取斷斷續續的行動，而要執行明智的、具有遠見的政策——它目標持久，形式多樣，實施方法靈活，一點也不比蘇聯的政策遜色。

在俄國革命爆發前的五十年裡，這種思維模式對俄國革命運動的參加者發揮了重要的吸引力。受挫、不滿、無自我表現的希望——或急於自我表現——以及在沙皇政治制度的嚴密控制下選擇流血革命作為社會改良的手段缺乏民眾支持。這些革命者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為自己本能的慾望找到了極為方便的理論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他們的煩躁情緒，對沙皇制度所有價值觀的絕對否定，對權力的渴望，報復心理，以及尋求捷徑實現這些願望提供了違反科學的依據。因而毫不奇怪，他們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真理性與完整性。因此，這些學說投合了他們的衝動與情感。他們的虔誠毋庸置疑。這是與人性一樣久遠的一種現象。對於這一現象，沒有比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的描述更恰如其分的了，他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中寫道：「從熱忱到欺詐，這一步非常危險和不穩當，聖哲蘇格拉底提出了一個令人難忘的例子，智慧的人可能自我欺騙。好人可能欺騙別人。良心可能會麻木不仁，處於一種自我幻覺和有意欺詐的混沌的中間狀態。」正是帶著這一系列觀念，布爾什維克黨人奪取了政權。

如果列寧健在的話，為了俄國社會的最終利益，或許他會以偉人的氣魄調和這些衝突的力量，雖然這種假設也是有疑問的。但是，即使列寧這麼做了，斯大林同其在爭奪對列寧領導地位繼承權的鬥爭中的追隨者們也不會容忍他們所覬覦的政權下存在一個競爭的政治力量。他們的不安全感太強烈了。他們特有的極度狂熱性，未因任何盎格魯·撒克遜的妥協傳統影響而改變，這種狂熱性太過激烈，滿含妒忌，使其不可能設想任何長久的分權。由於孕育于俄國—亞細亞世界，他們形成了對於競爭性力量能長期和平共存的可能性的懷疑心理。由於輕信自己教義的「正確性」，他們總是堅持降服或摧毀所有競爭力量。共產黨之外的俄國社會本身並不僵化。人們任何形式的集體活動或社團都受黨的控制。在俄國，不允許存在任何具有活力和感召力的組織。只有黨組織具有組織結構，除此之外，便是無組織的民眾。

但是，我們已經知道，莫斯科沒有意識形態的驅動急於實現自己的目標。和教會一樣，他們經營的意識形態概念長期有效，可以平心等待目標的實現。他們不會為未來沒有實際意義的東西冒喪失革命中所獲得成就的風險。列寧的教導正是要求在追求共產主義目標時要謹慎而靈活。另外，這些告誡由於俄國歷史上的教訓而被加強：在毫無防禦的廣袤平原上與游牧民族進行了幾個世紀的混戰。謹慎、考慮周全、靈活和欺詐是非常有用的品質。其價值為俄國人或東方民族所自然崇尚。因此，克里姆林宮並不會因為在比自己更強大的對手面前退卻而內疚。由於沒有在達到目的的時間緊迫性上的要求，所以在進行這種必須的退卻時也不會驚慌失措。俄國的政治行動就像一條永不止歇的河流，不管它怎麼因勢而動，都總是朝著一個既定的目標前進。它主要關心的是要充滿世界權力盆地中它能到達的每個角落和縫隙。當它發現難以攻克的障礙時，它就泰然接受並適應它們。主要問題是要有壓力。經常增加對它的壓力，才能朝著理想目標前進。蘇聯哲學中，沒有任何在既定時間實現目標的思想。

除此之外，我們看到蘇聯經濟發展的事實，某些方面取得了驚人的發展，但這種發展不牢靠，參差不齊，不夠均衡。說「資本主義不均衡發展」的俄國共產黨人，當想到自己的國民經濟時應該臉紅。蘇聯經濟的某些領域，諸如冶金和機器製造業，所佔比例大大超過其他部門。這個國家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路網，而僅有一些相對原始的鐵路網，卻正在努力要在短期內成為世界上的工業強國之一。雖然他們在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教導樸實的農民操作機器的知識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在所有的蘇聯經濟部門，設備維護與保養問題是一個需要立即引起注意的嚴重缺陷。建設倉促草率，質量低劣，折舊必然很大ｒeaｄ•９９cｓw•cｏｍ。在廣大的蘇聯經濟部門，現在還沒有可能將西方技術工人所特有的生產文化和技術自尊灌輸給工人。

這種情勢下，顯而易見，美國對蘇聯的任何政策的主要方面必須是長期的，耐心、堅定和警惕地對俄國人的擴張傾向進行遏制。然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政策與表面的裝腔作勢毫不相干：威脅、恫嚇、表面上的對外「強硬」。雖然克里姆林宮對政治現實的反應基本上是靈活的，但是絕不意味著它不顧及其國際聲譽。幾乎和任何其他政府一樣，它不能承擔在不明智的威脅姿態前讓步的代價，即使這種讓步在它的觀念里是現實主義的。俄國領導人是人類心理的鑒賞師，他們深知，發脾氣或失去自製絕非政治事務中的力量之源。他們能很快利用對手的這些弱點。基於這些原因，外國政府任何時候和俄國人打交道時都要保持鎮靜與從容，對俄國人提出政策要求時保持遷就姿態道路暢通，而不過分損害其聲譽，這是能有效應對俄國的一個必要條件。

關於蘇聯政權的明顯事實是，迄今為止，該政權的政治鞏固過程遠未完成，克里姆林宮裡的人們還深陷於以鞏固和強化他們在1917年所獲得的絕對權力的鬥爭中。他們一直努力，主要在蘇聯社會內部努力保護自己權力的安全，使其不受國內其他反對勢力的威脅；同時，他們也努力保護自己的權力不受外部世界的威脅。正如我們所見，他們所信奉的意識形態教導他們，外部世界是敵對的，最終推翻境外的政治勢力是他們的責任。俄國的歷史與傳統是支撐他們這種情感的有力推手。最後，他們挑釁性的不妥協行為引起了外部世界的反應。於是他們被迫，用吉本的話來說——「懲戒反對權威者」。而這是他們所激起的。將外部世界描繪成他的敵人以證明自己的正確是每個人所具有的無可否認的特權。如果他經常反覆這樣做，並以之作為自己行為的基礎，那他最終必將是正確的。

由於蘇聯領導人的精神世界和他們意識形態的特點，蘇聯領導人從不正式承認反對他們的行為含有任何價值和合理因素。理論上講，這種敵對行為只能來自垂死的資本主義懷有敵意和頑固的力量。只要蘇聯官方認定國內存在資本主義的殘餘，則有可能將其視作國內因素，將在蘇聯社會維持獨裁統治的原因歸咎於此。但是，當這些殘餘逐漸消失，則獨裁政權的合理性就將漸行消失，而當官方正式聲稱這種殘餘已經被徹底根除，則獨裁政權的合理性就完全沒有了。這一事實是作用於蘇聯政權的基本的強制因素之一：既然俄國不再存在資本主義，既然不能允許在蘇聯政權的權威之下的人民群眾自發產生的嚴肅和廣泛的異己力量，則必然以強調國外資本主義的威脅為保留獨裁政權做辯護。

革命后的最初歲月里——內戰和外國干涉，連同共產主義者僅僅代表俄國人民中極少部分人的利益這一顯而易見的現實——使得建立極權政權成為必須。「戰時共產主義」的實驗和突然嘗試消滅私人生產和商品交換產生了不幸的經濟後果，進而導致了對革命政權更深的怨恨。雖然新經濟政策表明俄國共產主義化的過程暫時放緩，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經濟困境，因此，達到了一定目的。然而它也清楚地表明，「社會上的資本主義部分」仍將準備從政府壓力的任何放鬆中謀利，如果允許其繼續存在的話，將常常是蘇聯政權的一個強有力的反對因素，也是和蘇聯政權爭奪影響力的嚴重競爭對手。至於個體農民，情況也有幾分類似，雖然力量很小，但也是私有生產者。

蘇聯政權對早先的意識形態沒有絲毫放棄。他們仍堅信資本主義的罪惡，其滅亡的必然性和無產階級促使資本主義滅亡，將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歷史使命。但他們主要強調與蘇聯政權最有關係的一些概念，即作為黑暗和誤導了的世界里唯一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政權的地位和其內部的權力關係。

出於同樣的原因，他們極力突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存在一種基本的對抗這一早期的共產主義觀點。顯然，許多跡象表明，這種觀點在現實中是站不住腳的。與此觀點相關的現實因為以下事實而被搞得模糊不清：一是因為國外確實存在因蘇聯的哲學和手段所挑起的對蘇聯的敵視，二是碰巧某些軍事強國的存在，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後期的納粹德國和日本確實有侵略蘇聯的計劃。但是，充分的事實表明，莫斯科所強調的蘇聯面對外部世界的威脅，並不是建立在外國敵視的現實之上，而是建立在為了維持國內獨裁統治而做辯護的基礎上。

有可能下一次最高權力的轉移會靜悄悄地，在不引人注意的狀態下發生，不影響其他地方。但是，用列寧的話描述，這一問題可能會促成一個從「巧妙的欺詐」到「野蠻的暴力」的「驚人的迅速轉換」，這是俄國歷史的特點，它可能從根本上動搖蘇聯政權的基礎。

因而，維持蘇聯的權力模式，即在國內建立至高無上的權威，伴之以關於外國不能緩解的對蘇聯敵視的近乎神話的培養，這一切成功地塑造了我們今天所知的實際的蘇聯權力機器。不能為此目的服務的蘇聯行政機關就枯落凋https://read.99csw.com零，能服務於這一目的的機構則極度膨脹。蘇聯政權的安全建立在黨的鐵的紀律、無所不在的秘密警察的殘暴和毫無妥協餘地的國家對經濟的壟斷上。蘇聯領導人以之對付競爭力量，獲得安全的「鎮壓機關」，很大程度上成了那些他們本應服務的人民的主子。今天，蘇聯政權主要機關的任務就是完善獨裁製度和在俄國民眾中維持蘇聯處於包圍之中，敵人兵臨城下的觀念。組成權力機構的百萬官僚們必須竭盡全力在民眾中維持俄國的地位這一觀念。否則他們就是多餘的了。

此外，戰爭使俄國付出更大代價，破壞嚴重，傷亡巨大，人民疲憊不堪。由於以上原因，使得今天的俄國人民在肉體和精神上都極為疲憊。人民群眾感到失望，心存疑慮，不再像以前那樣易受影響。如果說蘇聯政權對國外的追隨者還有神奇魅力的話，在國內已不如往者了。戰時出於策略上的考慮給予宗教短暫喘息的機會被人民群眾以極大的熱情抓住了，這一事實清楚表明，人民對這個政權的目標沒有表現出多少信仰和獻身精神。

基於以上分析，顯而易見，蘇聯對西方世界自由制度的壓力可以通過在一系列地理和政治點上，根據蘇聯政策的轉換與調整，靈活而警惕地使用反擊力量而被遏制，不能以哄誘和商討使其消失。俄國人期待一個無限期的長期鬥爭，並將其所得視為巨大的成功。應當記住，在一定時期內，共產黨在俄國人的生活中，只代表了很小一部分人的利益，比蘇聯政權今天在國際共同體中所能代表的還要少。

要概括出蘇聯領導人取得政權時所擁有的一系列意識形態概念是困難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在俄國共產主義的設計中總是發生著微妙的演變，其賴以建立的理論基礎廣泛而複雜。但是1916年時，俄國共產主義思想的突出特徵也許可以概括如下：（A）人類生活的中心要素是物質產品的生產和交換制度，它決定著社會生活的性質和「社會面貌」。（B）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邪惡的，它必然導致資本擁有者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不能充分發揮社會經濟資源和公平地分配勞動者創造的物質產品。（C）資本主義包含了導致自身毀滅的種子，由於資本擁有者階級不能適應經濟發展變化，它必然導致一場革命使權力轉移到工人階級手裡。（D）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必然直接導致戰爭與革命。

因此，黨的領導人永遠是正確的。甚至自1929年斯大林通過宣布政治局決策一致原則正式確立他個人權力以來也是如此。

克里姆林宮也證明自己在無視居民利益的情況下，可以在俄國建立起重工業的基礎，雖然這一過程尚未完成，但是在不斷增長和接近其他主要工業國家的水平。然而所有這些，不管是維持國內政治安全還是建立重工業，其實現均以人民生命的犧牲、願望的破滅和體能的驚人消耗為代價。它使使用強迫勞動成為必須，其規模在和平條件下的現代社會是空前的。它已經導致對蘇聯經濟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忽視和傷害，特別是農業、消費品生產、住宅建設和交通運輸業。

其他內容可以用列寧自己的話概括：「經濟與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社會主義革命可能首先在少數幾個甚至單獨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獲勝。這個國家獲勝的工人階級，既然在國內剝奪了資本家的財產並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就會起來反抗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把其他國家受壓迫的無產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應當指出的是，沒有無產階級革命，資本主義就不會滅亡。為了推翻搖搖欲墜的（資本主義）制度，一定要有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最後的臨門一腳。但是這個推力不可避免，而且遲早會產生。

出於同樣原因，如果美國表現出優柔寡斷、紛爭不和以及內部分裂的跡象，將會極大地鼓舞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如果出現上述任何一種跡象，共產主義世界將會大受鼓舞、興高采烈，莫斯科會得意洋洋，其國外支持者們就會為其吶喊助威，俄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就會全面增長。

在這種情況下，誰敢說黨的高層的最終權力交替（這隻是時間問題）能夠順利地、和平地完成，又有誰敢斷言，追求更高權力地位的競爭者們為了得到對其各自主張要求的支持，會向那些政治上不成熟、經驗不足的群眾尋求幫助。如果這種情況真的發生，將會對共產黨產生災難性後果：因為大多數黨員已經適應于執行黨的鐵的紀律，而不適應調和與妥協的藝術。如果共產黨陷入分裂和癱瘓，則俄國社會的混亂和缺點將以難以名狀的方式顯露出來。因為我們已經看到，蘇聯政權外表之下是一群read.99csw.com毫無組織的群眾，它不能允許任何獨立的組織結構存在。在俄國，甚至沒有地方政府之說。當前這一代俄國人從不知道集體行動的自發性。所以，假如出現了一些情況破壞了蘇聯共產黨作為一個政治工具的團結和功能，則蘇聯就可能在一夜之間從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淪為最虛弱和最值得同情的國家之一。

確實，沒有比這對國民素質的考驗更公平的了。這種情況下，有頭腦的蘇美關係觀察家將沒有理由抱怨克里姆林宮對美國的挑戰。美國人民應該感謝上帝，他讓美國人感受這種無法改變的挑戰，從而使美國的安全依賴於他們的團結，以及接受歷史希望他們承擔的道義和政治領導責任。

但是，俄國統治者絕不會放棄維持其獨裁政權的神話。這一神話已經通過在其名義下所犯的罪行被奉為蘇聯哲學的典範。現在它已通過比單純意識形態力量還要強大的紐帶，深植于蘇聯思想體系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的肉體和精神力量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超出了這個限度，就是最殘酷的獨裁政府也不能驅使他們。強制勞動集中營和其他強制機關以臨時條款迫使人民工作，工作時間超過了勞動者自願或者單純出於經濟壓力考慮的相應工作時間，即使他們倖存下來，那時他們也已經未老先衰，成為獨裁政權的犧牲品。在上面任何一種情況下，他們主要的聰明才智均未能用來造福社會和服務國家。

很難想象，這些弊端能夠很快被生活在恐懼和強迫陰影下的，身心疲憊、士氣低落的人民在短期內糾正。如果這些弊端不能得到克服，俄國就仍然是一個經濟上脆弱，並且在某種意義上虛弱的國家，它能夠輸出自己的熱情，顯示自己原始政治生機的奇特魅力，但不能通過真正的物質力量和繁榮來支持那些出口物品。

因此，蘇聯政權的未來無論如何也不會像克里姆林宮裡的人所看到的那麼安全，這種安全是俄國人的自我欺騙所致。他們表明自己能夠保持政權。他們能否平靜、順利地實現權力交替尚有疑問。同時，國內統治的苦難和國際生活的動蕩嚴重損害了這個偉大民族的精力，破滅了他們的希望，而這些人民是蘇聯政權賴以存在的基礎。十分令人驚訝的是，現在蘇聯政權意識形態的影響在其國境之外，也就是在其警察力量鞭長莫及之處倒是最為強大。這種現象使人想起托馬斯·曼（Thomas Mann）在他的著名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一個比喻。托馬斯·曼認為，人類組織在其內部已經嚴重衰敗之時往往外表顯得極其強盛。他把極盛時期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比作一顆向地球發出耀眼光輝但實際上早已不存在的天體之一。誰敢斷言，克里姆林宮投向西方世界失望不滿的民眾之上的耀眼光輝不是一個正在衰退的星座的餘暉？這個結論既不能被證實，也不能被證偽。但是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根據這位作者的看法，這種可能性很大），即蘇聯政權，正像他們所設想的資本主義世界，本身包含了衰敗的種子，這顆種子已經很快生根發芽。

這意味著，今後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將繼續發現俄國人很難打交道。但這不是說，我們應將他們看做正在著手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以便在一個確定的時間推翻我們。值得慶幸的是，關於資本主義最終必然滅亡的理論的隱含之意是，俄國人並不急於實現這一目標。進步勢力可以為最後的決戰做準備。與此同時，至關重要的是，「社會主義祖國」——政權的綠洲，已經在蘇聯取得勝利——國內外所有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應該珍愛和保衛它。它繁榮進步，它的敵人就遭受困擾，不知所措。在國外促進不成熟的、「冒險」的革命計劃會使蘇聯在各方面處境難堪，是一種不能原諒，甚至是一種反革命的行動。莫斯科所定義的社會主義事業，就是支持和發展蘇聯的事業。

希望只有寄托在年青一代的身上。年青一代儘管歷經動蕩，遭受磨難，但人數眾多，充滿活力，況且俄國人是一個很有才能的民族。然而由蘇聯獨裁政權所造成的，並在戰爭中進一步加強了的青年人兒童時期嚴重的精神傷害對其成年時期表現的影響結果是什麼還有待觀察。除了邊遠地區的農場與村莊，諸如家園環境正常的安全與寧靜實際上在蘇聯已經不復存在。現在尚不清楚的是，這些是否會對正在走向成熟的年青一代的綜合能力造成傷害。

根據黨的一貫正確原則，建立了共產黨鐵的紀律。事實上，二者互為依據。鐵的紀律需要承認黨的一貫正確性。二者一起決定了整個蘇聯權力機器的行為。但是，如果不考慮第三個因素，則不能完全理解此二者的作用，即黨的領導人因為策略性目的可以在任何時候自由提出任何觀點，如果他認為有助於黨的事業的話，而且要求全體黨員忠實地、無條件地接受這一理論。這意味著，真理不是永恆的，它實際上可以由蘇聯領導人根據自己的意圖和目的創造出來。它可以每周不同，月月有異。它絕不是永恆的、絕對的——也絕不是來源於客觀現實。它僅僅來自於被認為掌握最高智慧的某些人最近的智慧表達，因為他們代表了歷史的邏輯。這些因素的累積作用導致蘇聯整個國家下級機關九-九-藏-書在其未來方向上的一種難以撼動的頑固性和一成不變性。這種目標可以由克里姆林宮隨意改變，其他權力機關則不能如此。一旦就當前政策的某個特定問題制定了黨的路線政策，蘇聯政府機器，包括外交機構，就像上了發條的玩具汽車一樣不容變更地沿著既定的方向前進，直至遇到不可抗拒的力量才停下來。組成這個權力機器的個人不會為任何外來的觀點和理由所打動。他們所受的所有訓練教育他們不相信和漠視任何外來的巧言說辭。就像留聲機前的白狗，它們只能聽見「主人的聲音」。如果它們要被叫停以前命令它們做的某件事情，也只有主人自己才能讓它們停止行動。所以，外國使節不要期望他們的言語會對蘇聯領導人產生任何影響。他們至多隻能希望他們的話能被傳到蘇聯最高領導層，只有他們才能改變黨的路線。但是甚至這些人也不可能為資產階級代表的普通邏輯所動搖。因為沒有共同目標的吸引，也不會有共同的思維方式。因此，事實比言辭對克里姆林宮更有說服力。只有言語反映了無可辯駁的事實或者以無可辯駁的事實為後盾，才能對俄國人起作用。

同時，一個極大的不確定性威脅著蘇聯的政治生活。這種不確定性源自權力從某個個人或集團到另一個個人或集團的轉移。

這將我們引入了當代蘇聯的第二個重要觀念，即克里姆林宮的一貫正確性。在蘇聯的權力觀中，不允許黨組織之外有任何引起關注的組織，理論上要求把黨的領導人作為真理的唯一來源。因為如果其他地方也能發現真理的話，那麼他們以集體行動表達自己的意志就有了正當理由。但是，那是克里姆林宮堅決不能，也不會允許的。

我們今天所見的蘇聯政權的政治人格是意識形態和環境的產物：蘇聯現今領導人所繼承的意識形態來自於孕育他們政治起源的運動和他們已經行使了近三十年的俄國權力環境。很少有心理分析工作比弄清這兩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及每個因素在決定蘇聯官方行為中的相對作用更難的了。儘管如此，為了理解蘇聯的行為並有效應對，必須做這樣的嘗試。

這種做法很早就已經開始。1924年，斯大林就特別地為保留「鎮壓機構」（主要指軍隊和秘密警察）做辯護。理由是「只要有資本主義的包圍，就有被|干預的危險和由此引起的一切後果」。根據這種理論，從那時起，所有俄國國內的反對力量都一律被描繪成敵視蘇聯政權的國外反動勢力的代理人。

應當再次強調的是，從主觀上講，這些人搞專制也許並非出於個人目的。他們無疑相信——並且很容易相信這樣——只有他們知道什麼有益於社會，而且一旦他們獲得穩固和不受挑戰的權力后，他們就能實現這些善行。但是為了追求他們自己穩固的統治，他們不顧上帝和人類道德的約束，不擇手段。直到覺得統治穩固后，他們才會考慮授權他們關懷自己的人民的舒適與幸福。在他們的權衡下，人民福祉的重要性遠在他們的優先處理對象之下。

然而，與這些相抵消的是，雖然俄國總體上敵視西方世界，但是顯然它仍然是比較弱小的一方。蘇聯政策高度靈活，其社會所具有的缺點最終會削弱它的總體潛力。這就要求美國對堅定的遏制政策充滿信心，在俄國人露出侵害世界和平與穩定跡象的每一個點上，堅定不移地進行反擊。

如果意識形態使俄國統治者認為歷史在他們一邊，他們可以承受得起等待的代價，那麼我們則不受這種意識形態的束縛，可以自由地客觀考察這一假設的正確性。蘇聯的這一理論不僅意味著西方完全不能控制其經濟命運，還設想俄國的穩定性、控制力和耐性將永遠不變。讓我們將這種漫無邊際的想象帶回現實，如果假定西方找到了遏制蘇聯的力量源泉和應對蘇聯的豐富手段，將蘇聯遏制超過十年到十五年的話，這對俄國將意味著什麼呢？

如果說美國獨自就能執掌共產主義運動的生死，並很快使蘇聯政權在俄國垮台，那是誇大其詞。但是美國的確能夠對蘇聯政策運作施加極大的壓力，迫使克里姆林宮的行為要比其近年來的作為更加節制和慎重，以這種方式導致蘇聯政權最終垮台或逐漸軟化。因為，任何神秘的救世運動——尤其不是克里姆林宮的那種——最終如果不調整自己以適應事態發展的邏輯，必然會遭遇挫敗。

前面談了那麼多歷史背景。它對我們今天所知的蘇聯政治性格意味著什麼呢？

因此，決定權很大程度上落在了美國身上。蘇美關係從本質上講是對作為世界民族之一的美國總體價值的考驗。為了避免毀滅，美國只需達到其民族之最好傳統，並證明其值得作為一個偉大的國家而存在。

從目前情況來看，俄國統治者們不再考慮同這些鎮壓機關斷絕關係。對絕對權力的追求到目前為止已將近30年，其殘忍冷酷，在現代無與倫比（至少在範圍上如此）。就這一點而言，它不僅引起國外的敵視，而且導致國內的反抗。警察機構的暴行已經激起對現政權潛在的反對，這些反對力量比警察機構最初開始暴行時更加強大和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