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定義民族的偉大。每個民族均由個人組成。眾所周知，個人之間沒有統一性。一些人可愛，一些人令人惱火；一些人老實，一些人不完全這樣；一些人強壯，一些人虛弱；一些人應得尊敬，一些人，根據共識，絕難令人欽佩。在我國是這樣，在俄國也是這樣。這種情況下，很難說清楚民族的偉大到底包括什麼內容。當然它不包含一個民族自認為其偉大的特性。對一個國家而言，正如和我們每個人一樣，最傑出的美德通常不是我們沒有根據地自以為卓爾不群。

關於我們希望看到一個什麼樣的俄國的問題，就談到這裏。那麼，作為美國人，為了促成其實現，或者至少朝著一個新的俄國方向上推進一步，我們將如何表現呢？

首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有任何理由去希望，俄國會發生如我們這裏所設想的變化嗎？沒有回答這個問題的客觀標準。不管怎樣，沒有「證據」。此問題的答案部分依賴於意見和判斷，但是另一部分，無可否認，是信仰下的行動。作者認為這是一個積極的答案：我們確實是以希望，抱著可能發生這種變化的態度來為自己的合理性做辯護。但是在證明這個觀點的問題上，也許只能說下面的內容。

任何建立在人性的邪惡和缺點之上的制度都不會有真正的穩定——它試圖依靠人性的退化、人貪婪的慾望、仇恨天性，以及易受心理控制的弱點來生存。這樣的一種制度只能代表創建它的這一代人，和那些意志薄弱或者不夠明智而淪為這種制度的代理人所獨有的失敗與辛酸。

所有這些事情就是這樣，我們必須承認，就未來的俄國政府而言，我們就像「透過一片模糊不清的玻璃」進行觀察。表面的證據看來不能為我們的希望留下空間——我們希望能在莫斯科政府的行為和態度中看到變化，而這些變化能夠在權力的持續沒有受到暴力破壞的情況下發生，即沒有推翻現有制度。但是我們不能確定這種情況。有些比較奇怪的事情已經發生——雖然不是非常奇怪。而且，不管怎樣，預先判斷這個問題並非我們的職責所系。我們沒有必要僅僅為了調整自己的行為，以便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我們的利益，而判定我們顯然不可能真正知道的事情。這裏我們應該允許所有的可能性，而不排斥任何東西。主要的問題是我們心裏清楚，我們所希望看到的，作為國際舞台上的一個行為體的俄國的國際人格是什麼，並將其作為我們同俄國各政治派別——包括台上的掌權者和台下的反對派——所有交往中的指南。如果最終證明是上天的意志，依靠專制主義的侵蝕破損，而不是依靠劇烈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推力，使自由降臨俄國，我們就可以說，我們的政策是如此有利於其實現，我們沒有因為先入之見、急躁和絕望而妨礙它的實現。

將這些瞭然于胸，我們會發現俄國人對企業知之甚少，不能建立類似我們所知的私人企業制度。這並不是說這種理解不會有朝一日發展起來。如果環境有利，這種理解也會有所發展。但是它永遠不可能發展成為與我們自己的完全一樣的制度。沒有人能有效地加快這一進程，特別是沒有人能從外部施加這一影響。

首先，我們美國人有責任為此去抑制，可能的情況下一勞永逸地根除我們根深蒂固的傾向，即以別人在多大程度上努力像我們一樣來評判別人。在我們和俄國人民的關係中，這一點對於我們認識到我們的制度與生活在另一種氣候和條件下的人民沒有任何聯繫非常重要，那裡的社會結構和政府形式與我們的迥然不同，因而不應該受到責難。這一點以前從未如此重要。為什麼這種認識將使我們震驚，沒理由對此表示懷疑。1831年，生活在美國的德·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準確地覺察到：「在這個國家我所見越多，我越相信自己洞察了這樣的事實：政治制度的理論價值從來沒有絕對的，這些制度的效率幾乎常常建立在人們已經適應了的原始環境和人們的社會條件之上。」

我這裏並不是說俄國革命就如我以上所指的一般。那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在歷史的邏輯中有著更深的根源。我所講的這個過程，通過這個過程，有些事情據稱是人類活動中的一個充滿希望的轉變，指向人類不公與壓迫的總量減少而非增加的方向，卻演變成為警察國家卑劣的煉獄。只有對個人失敗懷有深刻意識的人才能在對其他人做那些事情時獲得滿足，而那些事情經常被牽連進這樣的一個制度之中。不管是誰，只要有機會深深地看著共產主義警官的眼睛，就會在那個訓練有素的仇恨與猜疑的深潭裡發現微小的閃爍著絕望的恐懼，那就是這一說法的證明。那些人從這些方面做起，把自己對權力的貪求掩藏起來，以彌天大謊進行報復，通過戰勝自己使極權主義過分簡單化——在一個令人沮喪的、絕望的衝突中將自己高居於受支配的人民之上，將人民的幸福與信仰作為他自己的戰場。

任何一個民族直接談論另一個民族的政治事務的嘗試都是一個有疑問的過程，其間充滿了誤解和怨恨的可能性。當精神與傳統迥異，政治詞彙不是真正可以翻譯時就更是如此。這種認識絕不會削弱「美國之音」的重要性。就其對俄國而言，其作用在於儘可能忠實地反映這個國家的氣氛與態度，以便蘇聯公民對它們能形成公正的判斷。但是這與催促這樣或那樣的政治行動完全不同。我們也許對美國社會現實的觀點對於蘇聯公民的含意有我們自己的期望或想法，美國的現實顯然就在「美國之音」的廣播中和能夠觸及他的意識的關於美國生活的其他類似的證據中。我們可能認為根據這些證據我們知道自己將做什麼，但是如果我們將太過明確地，並且以這些事情作為給他指出應在他自己的國家政治生活中如何行事的建議和激勵的基礎的話，我們將犯錯誤。我們很容易用自己的而非他的話語，在我們對他的問題與可能性不完全理解的基礎上討論問題。相應的，我們的話語很容易表達與我們想要表達的完全不同的意思。

但是，不要忘了所有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革命后的三十三年已經過去了。在蘇聯生活的艱苦環境里，三十二年的歲月見證了整整一代人的離去。在能影響當前俄國事件進程的人中，只有無足輕重的少數人還會議論革命前的這段日子。年青一代對這些事情沒有任何理解與概念，只知道蘇聯政權已經強制實施的國家資本主義。我們這裏所討論的甚至都不事關當前，而是著眼于遙遠的未來。

首先，我們可以期待這樣一個俄國政府，在與其他國家和人民交往時比較寬容，善於溝通，直率，與現在我們所知的俄國形成鮮明對照。它不再採取這樣的意識形態立場：除非不受其控制的所有政府體系均被顛覆破壞，其目的最終就不能繁榮昌盛。它九_九_藏_書將去除我們所熟知的偏執狂般的猜疑，同意以包括我們在內的外部世界的現實存在和已經存在的客觀情況觀察世界：既不是全都好，也不是全都壞；既不是全然不可信任，也不是完全可以信任（如果僅僅因為「信任」在外交事務中僅具有相對重要性的話）。願意承認今天的這個外部世界並非充斥著進攻蘇聯和對俄國人民造成傷害的殘忍的陰謀。以此種方式觀察外部世界，未來俄國政治家們在和外部世界接觸時就富有耐心、自我克制、通情達理、心情愉快，以一種政治家所必需的方式捍衛他們的國家利益，但是不會主觀臆斷，認為促成本國利益必須以犧牲別國的利益為代價，反之亦然。

以上的反思使我產生了這樣的信念：倘若這個星球上其他地方的一種現實存在的文明，作為原有一切的必然替代物擺在了俄國人民面前，這個文明合乎禮儀、富有希望、意義深遠，那麼，總有一天——或早或晚，不管以漸進的方式還是其他方式——這個使一個偉大的民族倒退了數十年，像影子般壓制一切對文明事業之嚮往的可怕的政權將不再被看做一個鮮活的存在，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被看成信史中曾有的倖存之物和建設性的有機變革中的沉渣。因為，每一個偉大的人類劇變，儘管它的其他表現形式不那麼令人愉快，卻都設法留存在歷史的貨架上。

如果戰爭來臨，為促成一個更加令人滿意的俄國的出現，我們能直接作為的是什麼？我們應該在心中保留一個我們希望看到的俄國的穩定而清晰的形象，並確保調整軍事行動，使這樣一個俄國的出現成為可能。

記住這些事情，我們將不太願意將軍事行動作為我們的最終目標，也能夠更加容易地以與我們的政治目的更和諧的方式引導它們。如果拿起武器，反對今天掌管俄國人民的當權者的責任落到了我們肩上，我們將努力不使這些人形成這樣的印象：我們是他們的敵人，或者我們把他們當成敵人。我們能夠努力使他們理解這種艱難險阻的必然性，因為我們不能避免讓他們遭受痛苦。我們能夠努力經常在他們面前留下對他們的過去和未來的利益表示一種同情理解的證據。我們能讓他們覺得我們是站在他們一邊的，我們的勝利，如果它到來的話，將會用作為他們提供在未來塑造他們命運模式的一個機會，這種模式將比他們過去所知的模式更加幸福。對於所有這些而言，重要的是我們心中要記住俄國已經是和能夠是什麼，不能讓政治差異模糊了這一圖景。

明顯必要而且值得美國人民鼓勵的唯一解決方案就是在所有相關民族中間興起這樣一種精神，以便給予陷入困境的地區邊界和制度安排以全新而又大大降低了的重要性。我們不能斷定是否會出現這種精神。恰恰因為我們不能對此作出判斷，美國人民將會在承諾支持或者鼓勵在這一地區任何具體安排問題上極其小心。在構成這種安排之基礎的精神明晰起來之前，我們不知道這些安排的含義。直到我們懂得了關於這些制度安排運行的心理氛圍之後，我們才能知道某一個特定的族群是否要求獲得一個獨立的地位，或者一個聯邦地位——一種特殊類型的地方自治政府，或者根本不需要什麼地位？有一些不具有俄國民族性格的人民生活在俄國大家庭的邊界上，其經濟存在方式與俄國人民關係極其密切。未來這種經濟聯繫可能會受到很小的干擾，而這種聯繫通常會保證一個緊密的政治關係。但是其性質經常取決於流行於邊境線兩側的人民的態度：取決於這些民族賴以建立這些關係的忍耐力和洞察力的程度（不僅僅是俄國人民）。

將感情激憤的矛頭針對整個民族，採取這種態度我們就會一事無成。讓我們從這種輕率的、孩子氣的反應中走出來，同意將俄國的悲劇在一定程度上看做我們的悲劇，並將俄國人民看做在這個多災多難的星球上我們為建立一個同自己和大自然共處的幸福制度而進行長期艱苦戰鬥的夥伴。

沒有人要求一種天真幼稚的信心，也沒有人要求對所有外國的東西有一種虛幻的熱情，也沒有人要求本來已經明顯真實存在，並且將繼續明顯存在的真實而又合情合理的人民之間的利益分歧被視而不見。我們必須期待俄國國家利益不僅繼續存在，而且能夠得到有力而自信的維護。但是，在我們認為的比當前的俄國政府有所改進的政權統治之下，我們期待所有這些都能在情感理智和行為克制的情況下完成：外交代表將不再繼續被看做是具有邪惡精神的人，並且以惡人對待；這個政權將承認確實存在對某外國天真而又正當的好奇這樣的事情，這樣的好奇心應該被允許得到滿足而不會對這個國家的國民生活帶來致命的損害；應該承認個別外國企業充滿抱負，但它不以摧毀俄國為行為目標；最後，應當承認，那些希望跨越國境旅行的人們也許有，甚至應該被視作合理地擁有個人動機——這些平常的動機，實際上，例如享受旅行或者特別的衝動促使人們希望不時走訪親戚，而非「間諜活動、破壞行為和軍事牽制」。簡言之，我們希望被稱為「鐵幕」的這個不適時宜的古怪制度被從這個世界上連根拔起。俄國人民，他們擁有很多可以奉獻的東西，也可以獲得的很多東西，能夠成為世界共同體中成熟的一員，不再遭受某項政策的凌|辱，這項政策把他們當做孩童，認為他們在與這個成熟的世界接觸時太不成熟，太不堪信賴，不能獨自出國。

所有這些都表明在20世紀初，沙皇俄國的任何私人企業，在民眾眼裡，沒有獲得任何與老資格的商業國家的私人企業所有的類似的尊重與地位。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會獲得這些。不過它們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在穩步提高。在革命前的歲月里，俄國事實上存在富有成效並且兼具革新精神的企業管理的成功範例，而且數量不斷增加。

作為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夥伴，我們希望看到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俄國呢？

美國人抵制當前克里姆林宮掌權者的觀點與做法的特有敵意深刻表明，他們相信，也希望——別的持不同觀點和做法的俄國人能夠代替我們所知的克里姆林宮現在的掌權者。然而，我們應該捫心自問，我們心中有沒有關於這種新觀點和新做法的明晰的概念，美國應該如何作為以促進它們的發展。特別是當前，這個星球上的兩種制度已經導致無處不在的緊張與不安，及其對這種情形繼續的極端失望。就很多人而言，現在有一種傾向，他們不再對一個更能接受、和往昔不同的俄國心存幻想，或者甚至將這個可以接受的俄國的形象等同於在未來的戰爭中是否能戰勝俄國的問題。僅從對一場可能的戰reａd.9９ｃｓｗ•ｃom爭的思考而言。許多美國人已經開始回復到美國人主觀臆斷的壞習慣，僅僅盤算一場可能的戰爭，認為軍事決定具有某種最終的、積極的作用——決定某種事物的結局，而且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而不是某種事物的開始。

低估這些領土問題的嚴重性是沒用的，即使假定相關民族應該懷有最大的善意和寬容。有些問題的處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時做出的（一些國家的政策蓄意將不成熟的臨時條款變成了永久條款，致使現在問題更糟），明顯代表了當時危險的情勢，而非有利於一個和平的未來。有朝一日這些處理必須改變；如果這些變化能夠在不導致進一步複雜化的暴力和苦難的情況下發生影響的話，不可否認這需要所有相關方的外交手腕、近乎不可思議的自製。對於那些令人不快的狀況，歐洲各民族應該感謝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工於心計的玩世不恭和西方列強和藹可親的縱容。

讓我們轉向政治層面。據以上所說，我們不能期待看到一個根據美國模式出現的自由民主的俄國。這一點不能被過分強調。但這也不意味著今後的俄國政權必然是非民主的。俄國沒有精緻的自由主義傳統，有的是早已存在的對權力的濫用。現在很多俄國人和團體已深深地受到這種傳統的影響，也會盡其所能使其成為俄國未來的主導因素。對這種努力，我們毫無保留地希望他們能做得很好。如果我們期待更多的事情以更快的速度發生的話，我們不應該給他們任何幫助，或者指望他們能創造出任何同我們相似的制度。這些俄國自由主義者的路不好走。他們將會發現，他們國家的年青一代除了知道蘇聯政權之外，其他一無所知。即使他們已經開始反感和憎惡這個政權，但他們已經被訓練成下意識地以該政權灌輸的思維方式考慮問題。只要可能成為蘇聯制度替代物的所有事物被摧毀，蘇聯制度的很多特性將會長期留存下去。有些特性值得保留，因為沒有一種制度存在幾十年而完全沒有價值。因為已經存在蘇聯這段插曲，而且它留下了積極的印記，也留下了消極的痕迹，未來俄國政府的任何綱領將不得不根據現實調整自己。未來沒有任何俄國政府成員能夠從關注他們的西方的教條主義者和不耐煩的祝福者那裡得到幫助，因為他們正在為我們今天所知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尋找一個像樣的替代物，以便迅速創造一個西方民主夢想的複製品。

當然，除了對戰爭的流血犧牲的考慮外，沒有比這更大的錯誤了。針對蘇聯的戰爭可以說成是軍事上的相對成功（我們必須牢記，這種戰爭不可能比相對成功收穫更多），就戰爭本身來講，它幾乎或者根本不能保證取得我們想要的結果。它頂多隻會讓已有問題的不同方面變得更加緊迫，無論如何，每一個反對蘇聯行為的美國人必須始終不渝地記住這一點，不管是否對蘇聯開戰。那就是我們希望看到的那種俄國的問題。我們說，這種俄國，我們便於和其共存於世，這樣的俄國會允許一個更加穩定的世界秩序，這樣的俄國之於我們的追求更加現實和適合。

這個任務的第一部分是負面的：不是我們由於不相干或混亂的戰爭目標的概念而轉移注意力。這次我們可以避免口號的暴政。我們能避免用浮夸的、不切實際的甚至是無意義的、僅僅為使我們對參与其中的流血的糟糕事件感覺稍好一些所設計的措辭迷惑自己。我們會記住戰爭，一種破壞性的，充滿殘酷、犧牲和分離，使國內分裂和社會深層結構弱化的事件。戰爭就是一個過程，其本身不能實現任何積極的目標：甚至軍事勝利只是一些更進一步的、更積極的成就的一個必要條件。其作用是使其實現成為可能，但決不能保證其實現。我們這次可以懷有道德勇氣提醒自己，主要的國際暴力，就其對我們文明的價值而言，是我們整體破產的一種形式——甚至對那些自認為正確的人來說亦是如此。我們所有人，勝利者和失敗者一樣，都必須在比發動戰爭時更貧窮的狀態下走出來，只能使我們離心中的目標更遠。因為戰爭只能意味著相對程度的不幸，即使是最輝煌的軍事勝利除了對所發生的事情感到悲傷和卑微之外，也不會給我們以任何勇氣直面未來的權利。通往未來更美好世界的道路遙遠而艱難——實際上，比我們有能力避免軍事災難發生之前的道路更加漫長和艱難。

很多極權主義政權的公務人員，真的是把他們自己貶低到比他們的犧牲者更低的位置，他們知道自己已經把自己與任何更好的未來阻隔開來，會絕望地緊抓自己那個不令人快樂的官職不放。但是專制政權絕不會單純依靠獄卒和劊子手造成的恐懼生存，在其身後必然有一個驅動性的政治意志。在專制權力與一個王朝或者一個繼承的寡頭政體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歲月里，這樣的政治意志將會更加持久。到那個時候，出於同樣的原因，極權主義政權必須對它所統治的、以勞動供養它的人民抱以仁慈的和有助益的關心。如果僅僅通過它所有的恫嚇與貶黜的話，它將不能承擔起生存之重負。王朝的延續迫使它承認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責任。

一個與現在不同的更可取的俄國產生的可能性問題實際上並不是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戰爭本身不會帶來這樣的一個俄國。確實，軍事手段之外，除非輔以很多明智和持續的努力，事態不會向那個方向發展。持續沒有大規模戰爭不妨礙不同的俄國的出現。不管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所有這些都有賴於很多人做其他很多事情。並不是所有這些事情都能由美國人完成。甚至就直接行動而言，很多事情美國人也做不到。但是我們影響結果的可能性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必須記住，我們很多時候有能力以不同方式影響這種平衡。因為這種原因，我們與俄國的未來的關係值得我們認真思考與關注。當我們努力決定這件事時，有兩件事最為重要：（1）我們必須知道我們需要什麼；（2）我們必須知道如何表現以促成而不是妨礙我們目的的實現。「促成」這個詞是經過深思熟慮后使用的。因為我們是和一個外國政府打交道，我們的作用充其量只是起到輔助作用，只是對其他國家必鬚髮揮的更加重大的作用的補充。

然而，作為民族的偉大的一件事情是清楚的，而且毫無疑問俄國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擁有這種素質。他們是這樣的人民，其走出黑暗與骯髒一直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以巨大的苦難為標記，常被令人心碎的挫折所打斷。關於人的尊嚴和仁愛的信仰的星星之火，在這個星球上，沒有什麼地方比在這裏、在撕扯它的狂風中更加不穩定地閃爍的了。但是它從未熄滅。今天就是在俄國土地上的心臟地帶它也沒有熄滅；古往今來，無論是誰研究俄國人的奮鬥精神，面對那些通過自我犧牲和承九-九-藏-書受苦難以使火苗燃燒的人們，都會心懷敬佩。

這種人能將自己的戰鬥激|情傳給繼承其權力的親信，但是繼承過程不能走得太遠。人們因為一些習慣的力量，憑藉間接獲得的情感驅動，沿著自己的道路前進。但是當它傳遞給別人時就不是自己的了。這種衝動推動一代人對自己和人民群眾到如此絕望的態度。他們希望自己反映在人民群眾中間的是與下一代人逐漸沒有什麼利害關係的形象。殘忍行為、不實之事、在集中營中實踐的對人性無盡的嘲弄：警察國家的所有這些制度，雖然其最初可能擁有可怕的魅力，其所表現的危險與無政府狀態經常給一個井然有序的寧靜的社會施以影響，然而這些遲早都會結束——就像一些陳舊重複的色情文學——由於使每個人厭煩，包括那些實踐者自己。

比如說，我們都同意，波羅的海國家絕不會再次被迫違背本國人民的感情和俄國建立不管什麼樣的關係；但是如果他們拒絕與一個寬容、非帝國主義的俄國建立緊密的合作安排將是愚蠢的，這樣的俄國真誠希望克服以往不快的記憶，希望將他們同波羅的海國家人民的關係建立在互相尊重、公正無私的基礎上。另外，烏克蘭應該因其人民獨特的天才與能力，有作為一個語言與文化實體發展的要求和可能性而獲得完全承認。就經濟方面而言，烏克蘭更像俄國的一部分，就像賓夕法尼亞是美國的一部分一樣。除非了解俄國的民族特性並做出適當調整以適應它，否則誰能說出烏克蘭最終的地位如何呢？就衛星國家而論：它們必須，也將會恢復它們的完全獨立；但是如果它們出自對已經分擔了其不幸的俄國人民的復讎與憎恨的心理而犯錯誤，如果其試圖將未來建立在對一個心懷善意，努力克服布爾什維主義遺產的俄國的初期困難的利用上，它們就不能確保自己擁有一個穩定和充滿希望的未來。

當俄國在世紀之交以一種突然衝刺的方式變成工業國時，就國家與社會總體而言，顯然缺乏一種適當的關於責任與節制的傳統，去應對這種新的張力。這種工業發展，其推進主要基於個體企業而非廣泛分佈的法人所有權的基礎之上，其標誌就是社會財富突然積累到個人或家庭手中，而這些個人或家庭往往並沒有為這種富足做好準備。通常情況下，在他人看來，這種財富消費模式和財富積累手段一樣很少受人尊敬。個體的資本家和工人比鄰而居——更確切地說，很多工廠主就住在自家工廠的院子里。這種狀態與馬克思所描繪的工業革命時的早期資本主義更加相似，與先進的西方國家的情形則相去甚遠。這種情況也許與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實現有很大關係。俄國工業資本家通常引人注意：體態圓胖，間或（並非經常）粗俗麻木，同早期共產主義漫畫上的一樣。

政體主要由實踐的烈火鍛造而成，而非源自空洞的理論。它們是對民族性格和國家現實的反映。俄國的民族性格具有偉大的優點。今天這個國家強烈要求一種能更加細緻周到地考慮到這一優點的政府形式。讓我們希望這種政府形式很快到來。但是，當蘇聯政權已經自然發展一段時日，或者它的性格和精神開始變化（因為最終結果可能非此即彼），我們不要在追隨者面前情緒緊張、徘徊不前，每天對他們的政治觀點進行檢測，以確定他們是否符合我們的「民主」概念。給他們時間，就讓他們保持俄國人的本色吧，讓他們以自己的方式解決自己的內部問題吧。政府中的人們通往尊嚴與開明之路是構成國家生活最深刻、最隱秘的過程。對於外國人而言，沒有什麼不能理解的，外國干涉也能發揮作用。正如我們不久將看到的，未來俄國的某些特徵是外部世界真正關注的對象。但是不包括政府形式本身，倘若政府只是在規定清楚的範圍內行事的話，超越此限度則是極權主義。

思考這個問題時，我們必須仔細區分直接行動和間接行動。直接行動就是我們的行動對鐵幕後的人和事產生直接影響；間接行動指的是我們對其他事情所採取的行動——我們說，對於我們自己或我們和別的人民的關係——以拐彎抹角或者偶然的方式影響蘇聯世界。

但是希特勒時期德國的最偉大的反對派人士之一，在戰爭期間冒著生命危險給他在英國的朋友寫信說：「戰爭結束之後對於我們歐洲來說不是前線和士兵的問題，也不再是頭重腳輕的組織和偉大的計劃的問題……而是一個在我們的同胞心中如何恢復人的形象的問題。」

我們的首要關注必須仍然是設法達到這種狀態的民族品格。在使別人確信我們已經如此作為上不需要太過擔心。國家生活中真正有價值的事情不能，也將不會被隱藏。梭羅（Thoreau）寫道：「沒有不能被驅散的疾病，就像黑暗一樣，如果你讓更強的光亮照于其上……如果我們使用的光亮僅僅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細小的蠟燭，大多數的物體就會留下一個比它們本身更寬大的影子。」相反，只要我們使用的是一隻光線強烈的蠟燭，我們可以肯定它的光線將穿透俄國房屋，最終發揮其作用，驅散籠罩那裡的黑暗。甚至在西伯利亞的最深處，沒有鐵幕可以壓制這樣的消息——美國已經擺脫了分裂、困惑和懷疑的枷鎖，迎來了一個希望與決心的新機會，正滿懷熱情、目標明確地著手完成其使命。

迄今為止的俄國文化的記錄已經證明這種奮鬥的重要性遠遠超出了俄國的傳統疆域。它是全體人類文化進步的一部分，而且是極其重要的部分。只要我們考察一下在我們中間生活和工作的在俄國出生或有俄國血統的人——工程師、科學家、作家、藝術家——就會知道這是真的。如果我們基於對蘇聯觀點與政策的義憤導致我們成為俄國專制主義的同謀，而忘記了俄國人民的偉大，對他們的天才與潛力永遠喪失信心，將我們置於和他們民族感情相對立的位置上，那將是一個悲劇。當我們想到我們這些蘇聯之外的人，認為除非俄國人民是我們心甘情願的盟友，自由事業在與蘇聯政權的破壞活動的任何一次鬥爭中也不能取得勝利，這一點的至關重要性就變得甚至更加明晰。以俄國人為朋友，就是尋求和平；以他們為敵，就得面臨戰爭。德國人，雖然那時不是為了自由事業而戰，但是從他們的悲傷往事中體會到不能同時與俄九-九-藏-書國人民和蘇聯政府作戰。

我們做的就這麼多，如果與我們的希望和幻想相反的話，一場多次討論的戰爭將不可避免。但是假定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持續的沒有主要戰爭的狀態呢？那時我們的行動方案又是什麼？

以這種方法，國內權力的放縱必然會造成作為萬邦一員的該國政府的不合群和侵略行為，這是令國際社會擔憂的一個問題。因無盡而乏味的謊言牽涉其中，世界不僅對它上演的這種喜劇深惡痛絕，而且已經認識到它的不負責任和危險性，不管其維持多久，都很容易變成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一個主要威脅。正是基於這個原因，當我們認識到所有自由與權威之間的區別都是相對的，同時承認其中的百分之九十的事情都與我們無關，只對某一個外國有影響的時候，我們仍然堅持，在一定範圍內沒有一個大國能夠在不給自己的鄰邦造成最痛苦和重大的問題的情況下前行。正好是在這個範圍內，希特勒政權發現自己精於此道，在過去的這十五年裡蘇聯政府也正在這個範圍內前進。我們可以坦率地聲明，未來的俄國政府除非遠離這個危險的區域，否則我們不會與其建立一個令人滿意的雙邊關係。

當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時，農業問題應受到特殊關照。農業是蘇聯制度的薄弱環節。將農業留在私人手裡，這是對個人自由和個人創造性的讓步——這種讓步使那些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感到厭惡。如果要將農民限制在自己的土地上進行生產，強制性集體化需要一個精心設計的管制機構。對農業人口的強制集體化也許是除了警察的極度殘暴之外，在今天蘇聯引起不滿的最大原因，而兩者緊密聯繫在一起。人們可能會想當然地認為，未來俄國任何進步的政權的首要行動之一就是廢除這種令人憎惡的農奴制度，照顧農民的尊嚴，以農業私人占有權激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讓農民能自由處理農產品。集體農莊可能繼續存在，因為目前這種制度最令人憎惡的特性不在於生產者合作本身，而在於其約束性質，這構成了集體農莊制度的基礎。未來的集體農莊將是自願合作社，而非強迫婚姻。

現代警察國家不具備這些素質。它代表的僅僅是一個某一特定歷史時刻因各種促成因素所導致的社會動亂。但是社會會極其痛苦而悲哀地因之而患病。但社會——是有組織的，以變化、革新和調整為標誌——將不會無限期地停留在這種狀態。導致動亂的嚴重失調終將失去其現實性，人類希望一個更加健康、較少病態、更加有趣的生活的天性將彰顯其權威。

當然，這裏最大的問題在於，俄國人民發現自己作為一個極權主義政權的臣民，處於一種沉默和無助的位置之上。我們與德國有關的經驗表明我們作為一個民族，並沒有非常成功地理解生活在現代專制主義枷鎖之下的人們的立場。極權主義不是一個民族現象，它是一種全人類在某種程度上脆弱的疾病。生活在這種政權之下是不幸的。它常常因為純粹的歷史原因降臨在某個民族身上，但不可追溯到作為整體的這個民族任何特別的過失上。在環境將抵抗力量弱化到非常嚴重的程度的時候，病毒就勝利了。既然個人生活要在極權框架內繼續下去的話，它就必須通過與這個政權的和解繼續下去，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默許該政權的目的。而且，在一定範圍內，極權政府能夠成功地使自己與大眾的情感和願望相一致。因此，極權主義之下的公民與政治當局的關係必然是複雜的：絕不是合適而又簡單的關係。不了解這些事情就不能理解我們與這樣的國家的人民的關係中什麼是利益攸關的。這些現實沒有為我們所喜歡的信念留下餘地：極權主義國家的人民會整齊劃一地分為合作者和烈士兩類，無一例外。掙脫這種關係的人不會毫髮未損：當他們掙脫的時候，他們需要幫助、指導和理解，而不是斥責和佈道。

我們希望俄國新政府的第三件事是，它能自我克制以免給其他擁有自我維護的資質和能力的民族戴上壓迫的枷鎖。當我們提及此事時，我們進入了一個微妙的話題。在政治問題的整個語彙中，沒有比這更困難和危險的了。在俄國人民和沙皇帝國邊境之外的其他民族以及沙皇俄國國內的非俄國民族團體的關係之中，與流行至今的觀念相比，沒有可信的邊界模式和制度安排，將不會在很多地方引起強烈的怨恨和真正的不公。如果世界上的這部分人以過去曾有的思維方式現在繼續思考民族邊界和少數民族問題，美國人將努力避免就此問題招致任何觀點和立場的責任，因為他們倡導的任何具體的解決方案今後將成為反對他們的一個巨大怨恨的根源，他們也就會發現他們被帶進了與人類自由關係較少或者毫無關係的爭論中。

很遺憾的是，在今天的世界里，以上所討論的美國人為了最終目的採取的直接行動的可能性必須以一場可能的戰爭和當前「無主要戰爭」的狀態來考察。令人遺憾的是，這些不測事件中的第一個必須首先討論，因為它在很多人心中已經成為主要前景。

要是納粹絞刑架為了現在和將來而寬恕了此人該多好！他言之確鑿而又勇敢。如果從易北河（Elbe）到白令海峽（Bering Strait）永遠要比過去更快樂的話，就極其需要這樣的人。一個美國人想使自己的影響對世界的這個部分有所裨益的話，他最好通過自己或其他人使他在「鐵幕」后的國家裡可能的朋友們銘記，藉助所謂的國家邊界和同一個語系裡困惑的人們天真的忠誠，進行的令人生厭的、無利可圖的、持續的操控在過去被看做是政治家的才能。但是有比疆界的擴張更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寬容與成熟，以謙卑之心面對過去的苦難和未來的問題，認識到對於歐洲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而言，未來任何一個重要問題將不會完全解決，或者甚至主要是在一個國家的國境之內解決。

也許這裏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我們就別指望這樣的俄國。這樣的俄國——我們沒必要指望——是很容易描述和想象的，因為它應該是一個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的國家，有著與我們自己的共和政體極其相似的制度。

那麼，這些就是一個具有良好祝願的美國人期待能從未來的俄國看到的：它永遠解除鐵幕，它認識到國內政府權力的某些局限，它放棄破壞性的、無價值的帝國主義的擴展與壓迫的古老遊戲。如果它不準備做這些事情，它將與我們今天所見的俄國沒有什麼分別，那麼加速這樣的一個俄國的到來就不值得任何一個美國人關心和思考。如果它準備做這些事，那麼美國人就不需要更多地關心俄國的性質與目的。人們關於一個更穩定的世界秩序的基本要求將會實現，在這個區域內的外國人可以有效地思考，其建議也將得到滿足。

其次，雖然我ｒeaｄ•99ｃｓｗ•cｏｍ們認識到政府內部制度在各種基本方面都是俄國自己的事情，和我們自己的制度相去甚遠，我們期待政府權力的行使與極權主義明顯不同。我們特別希望，任何自稱與當前我們所面對的政權相比更具優勢的政權將避免奴役自己的勞工——無論工業還是農業。這是有原因的：這個理由非常充分，甚至比我們目睹這種壓迫令人作嘔的細節之後所受的震撼還具說服力。當一個政權以這種方式開始奴役自己的勞苦大眾的時候，它需要維持設置一個龐大的強制機構，緊隨其後強加給人民一個鐵幕幾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沒有一個統治集團願意承認它統治人民的唯一途徑就是將其當作罪犯，並待之以罪犯。因此，統治集團常常以指出外部世界的邪惡威脅為其國內壓迫做辯護。在這種情況下，外部世界必須被描繪得確實非常邪惡——與漫畫有異曲同工之妙。不然就一無所成。將現實小心地隱藏在「鐵幕」之後，該政權在每一個可怕的、聳人聽聞的色調下將「國外」描述給自己的人民，就像焦慮的母親試圖恐嚇他們的孩子，加強自己的權威時，常常給孩子們渲染「某物」的邪惡形象，聲稱「如果你們不小心的話將被它帶走」。

誠然，多年以來人們使用「社會主義」這個詞的時候，經常將其同「蘇維埃」這個詞緊密聯繫在一起，而這個詞卻遭到蘇聯國內外很多人的憎恨。但是很容易從這種現象中得出錯誤結論。可以想象，對日常生活的舒適性至關重要的零售業和個體服務業今後也許會大部分歸還到俄國私人手裡。農業方面，正如我們不久將要看到的，將來肯定會向私人所有制或公民提案權制度大幅度回歸。將來還有一個進一步的可能性是手工業者之間彼此生產合作制度（合作社）——這個制度特別植根于俄國特殊的傳統和人們的相互理解基礎之上——有一天能指向一個經濟制度，這種制度代表著非常重要的、非常有前途的創新，已解決現代社會的資本與勞動的關係問題。但是我們所知的大部分經濟生活，諸如正常省份的私營企業幾乎理所當然地長時間由國家掌握，而不管政治當權者的身份如何。這應該不會讓美國人吃驚，也不會冒犯任何美國人。除了某些重要的例外（這些下面將會提及），沒有理由懷疑為什麼俄國的經濟生活方式應被看做是一個對外部世界至關重要的事情。

但是那些變革將如何發生是不能被預見的。如果確實有所謂的政治發展規律的話，那麼在這裏它們肯定也能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到那時候，它們就會是政治發展的規律，特別是現代極權主義現象的規律，這些規律目前還沒得到充分的研究和理解。不管這些規律存在與否，發展將會受到民族性格和無疑在塑造人類事件中發揮重大作用的偶然事件的雙重影響。

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在俄國政府的精神與實踐方面，沒有一個主要是通過外國的啟示或建議而發生的偉大而又持久的變革。這樣一個真正而持久，外國人民滿懷希望地歡迎的變革都必須源自俄國人自身的計劃與努力。關於這是歷史傑作的觀點是膚淺的，這種觀點將一個偉大民族生活中的根本變革看做是外國宣傳與鼓動的結果。一些人談到將宣傳活動指向蘇聯宣傳機器的集中運作，指向克里姆林宮在世界各地所實施、啟發和鼓勵的破壞活動的各個方面，以推翻蘇聯政權，從而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性。他們忘記了一些顯著的事實，根據三十三年他們勤勉進行的這些活動的記錄，已經證明了他們總體性的失敗。最後，軍事恫嚇和侵略通常是實際擴張蘇聯所必需的。可能有人會說，中國是這種說法的一個例外，但是我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說中國是蘇聯體系事實上的一部分，將近些年發生在中國的革命主要歸功於蘇聯的宣傳或煽動，退一步說，是令人心痛地低估了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

既然如此，這些特徵都包括什麼呢？我們本著公正合理之心，翹首以待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俄國呢？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作為被賦予探求其他國家，特別是俄國的特性的國家，我們的特性是什麼？

因為這些原因，美國能夠在俄國國內發展方面施加的最重要影響將繼續是榜樣的感召力：什麼樣的影響——不僅是對別人的影響，而且還是對它自己的影響。這不是說現在佔據公眾之心的很多東西不具有絕對的重要性，諸如體力、軍備、決心和與其他自由國家的團結。這並不是否認需要設計一項明智和靈活的外交政策的緊迫和壓倒一切的必要性，依靠這個政策發揮世界各地的武裝力量的作用並有效利用，再加上我們自己的力量，就能夠使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們確信，他們的宏偉設計是一個徒勞而無法實現的計劃，固執其中對解決他們的困境與難題沒有希望。實際上，如果要避免戰爭、贏得時間，為了更有希望的武力活動，毫無疑問這些問題都必須作為當務之急。但是，如果不是通過預先做某事，比僅僅避免戰爭和帝國擴張的挫折做的更深、看得更遠，賦予它們以意義和內容的話，它們只能保持在毫無結果的消極狀態。對此，已有共識；但是「某事」是什麼？很多人認為，它只是一個我們催促於人的問題，換句話說，是一個外部宣傳的問題。但是我認為它首先是一個我們敦促自己的問題。它是一個美利堅民族自身的精神與意志的問題。我們試圖傳遞給他人的任何信息只有在與我們的實際情況相一致，並且足以引人注目、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和信任，才能有效。因為，這個世界儘管物質上困難重重，它還是樂於認可並尊崇精神上的卓越甚於物質上的豐富。

如果我們首先考慮經濟制度問題，我們會立刻發現俄國人很少知道已為我們國家所熟悉的私人企業。甚至在革命前的年代里，俄國政府經常嚴密控制一系列的經濟活動，尤其是運輸和軍火工業。在我們國家，這些工業傳統上，至少正常情況下是私人的。誠然，在俄國歷史的早期年代，有很多擁有俄國私人企業的著名家族，因其在未開發地區的相關領域大胆的商業開拓活動而著名。但是總體而言，俄國的私人資本明顯主要集中在貨幣交易領域，而非商品生產方面。大的國內商業集中在貿易行業，而非製造業。商業也不像在西方那樣享有很高的聲譽。的確有一個傳統的、精明的俄國商業階層，但是這個階層沒有因為自己廣闊的視野或他們對其社會責任的任何開明觀念而受到普遍關注和尊重。俄國文學中關於這個階層的描繪總體上是負面和令人沮喪的。佔有土地的貴族們的口味與偏見主導社會生活，他們恥于從商，自然避免參与其中。實際上，俄語中從來沒有一個與我們的「實業家」類似的單詞，俄語中只有「商人」這個單詞，但是這個詞的內涵並不總是令人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