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這種情況本身構成了一個很大的全國性問題。這正是我想回過頭來論述的問題，要是在第二個演講中我能簡要闡釋就好了。

第一個演講論述的是1898年的美西戰爭（Spanish-American War），我發現在我們所說的參戰的所有原因中，「沒有太多的嚴肅認真的思考」和「沒有太多謹慎而又有條理地評估我們的國家利益」。我發現一旦我們投入戰爭，在武裝力量的方式上，我們不是受任何深思熟慮的概念——什麼是我們想要的，為什麼——的指導，而是受「大眾情緒、政治壓力和政府內部的陰謀」的指導。

看過那本小冊子的人，無論如何都會想起那些文章就其性質而言，既是分析性的也是批評性的。就這些演講的分析性意義而言，我努力去發現，當每個美國政治家帶我們到這些不同的國際事務中遠足的時候，他們心裏想的是什麼。就演講的批評意義而論，在檢查了這些知識和政治動機之後，與當時的現實情況相對照，在當時的情勢下我們認為我們是反應性的；我也與我們所達到的結果相比較，依次來評估這種反應的充分性。

在第二個演講中，我將更全面地論述我在此論及事件的總經驗。我只想指出，我們今天早上所討論的失敗主要是那些我們所謂的公眾外交，而不是專業外交。這些事件提出的問題幾乎不能被簡單地歸結為在兩個或三個選擇中作出取捨的問題。與很多外交事務中的重大問題一樣，它們通常都包含難以處理的雜亂無章的相互衝突的意見，為了理解它們，需要對大量的歷史背景的了解和大量詳細的研究。顯然，在政治演說家、新聞記者和電視播音員難以避免的、自然而然的過分簡單化處理中，這些複雜問題得不到充分的考慮。難怪這種特別無用、粗糙的陳詞濫調竟能勝過精緻的分析。這種陳詞濫調動輒就會委身而被國內政治利用，而無助於我們對國際問題的澄清。

令人高興的是——這些演講被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以題名為《美國大外交》的小冊子正式出版。這個小冊子在美國通常似乎被作為美國外交史和國際關係課程的課外讀物使用。令我吃驚的是，我聽說這本小冊子仍在印刷出版。大概你們中的一些人已經不得不隨後在什麼地方讀它了——它讓你快樂還是讓你厭煩就不是我關心的問題了。

這兩個假定都是錯誤的。蘇聯領導人沒有徵服世界的預設計劃。他們的心理主要是防禦性的。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莫斯科與胡志明當時在越南掌權幾乎沒有什麼聯繫。今天，我們知道，當時蘇聯與東南亞共產主義者實際上關係疏遠，只是建立了初步聯繫。胡志明主要是一名民族主義者，儘管他滿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說辭，如果我們鼓勵他這樣做，他很有可能更願意在與共產主義世界和與我們的關係中維持某種平衡。

直到今天，歷史探究中最有趣的主題之一，就是在當時，為什麼這一結論在華盛頓會變得如此流行。我反對這一結論，我的同事查爾斯·波倫（Charles Bohlen）也反對：但我們兩人都沒成功。我只能將此歸因於美國人接受這一觀念的困難：有一個政治威脅，尤其是來自一個軍事強國，這個軍事強國也不主要九_九_藏_書是一個軍事威脅。尤其強有力的是，在軍營中，似乎有直接得出這一結論的誘惑：由於斯大林時期的蘇聯領導者對我們懷有敵意，由於他們是全副武裝的，並且嚴重挑戰了我們的世界領導地位，因此，他們就像最近記憶中的納粹，希望並傾向於同我們爭戰。因此針對他們的政策必須與1939年戰爭爆發前，應對納粹所應有的政策模式一致。但是，這一觀點無一可取之處。

所有這些緊隨著國共內戰中中國共產黨的勝利而發生。讓我們記住，這一新情況，被一群右翼議員以及通常被稱為中國遊說團的人，製造成對杜魯門政府進行最猛烈的和不計後果的攻擊的一個時機——指控內容是，民主黨人，尤其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先生「失去了中國」（正如這個詞在當時的叫法）。他們是在他們的官方隨從人員中的共產黨的同情者的影響下這樣做的，這些共產黨的同情者希望共產黨獲勝。

然而結果令人震驚。這些不計後果的仇殺造成的傷害不僅直到今天仍然影響著美國的政治權勢集團（在最後一個演講中我會詳細論述），而且它們嚴重地扭曲了大多數美國人對外交政策的理解。它們的暗含之意是，在這個世界的任何地方，我們的政策總是事件的決定性推手；在世界上的任何國家，包括中國，我們都有力量阻止馬克思主義的同情者上升到掌權者的地位。因此，如果共產主義者仍然在世界某地接管了政權，這總是被委過於當時執政的美國政府的懦弱、疏忽、盲目，或是缺乏對共產主義的一個適當反擊。由於繼任的政府沒有直面這些肆無忌憚的非難，這些政府屢次成為它們的犧牲品。在越南，也是這樣。不僅沒有政府願意被看做是不願努力反對越南的共產黨掌權，而且沒有政府——直至尼克鬆（Nixon）政府——曾經如此這般努力，但最終被迫承認這樣的努力沒有希望，敢於試著從介入越戰中脫身。因為他們害怕被那種愚蠢的指控戴上「失去越南」的勁手枷，遊街示眾。

但是，到1949年底，華盛頓發生了一些事情，這些事情對我們所有的戰後政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於1947年冒昧提出的「遏制」概念，是針對我和其他人所相信的斯大林共產主義的政治擴張的一種危險而提出的——尤其是這一危險，受莫斯科鼓舞和控制的當地共產主義者，或許會在德國和日本被擊敗的工業城市獲得控制地位。我不認為，其他了解蘇聯的人也不認為，蘇聯針對主要的西方大國或日本的軍事進攻無關大礙。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政治危險，而不是一個軍事危險。歷史證明了這個結論。但是，出於一些我絕難理解的原因，到1949年，華盛頓的很多人——在五角大樓、白宮，甚至是國務院——似乎得出這一結論：在不久的將來，有一種蘇聯不受拘束的真正的危險，這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無論如何，美國輿論的這種變化確實在我所說的時間發生了——1949年底和1950年初。它最早的結果之一，就是在美國軍事和政治權勢集團中成長起來的一種強烈的情緒：我們不能使日本非軍事化——相反，我們必須無限期地在日本駐軍，即使這意九_九_藏_書味著簽署一個未徵得俄國同意的單獨的對日和約。1950年初，這一觀點以很多方式公開顯現出來。與此同時，我們大大縮減了在韓國的軍事存在。俄國以容忍而非鼓勵的方式對此作出了即時反應。為了將共產主義的統治擴展到整個朝鮮半島，朝鮮進攻韓國。如果日本無限期地作為美國軍事基地，如果沒有對日一致的和平解決方案，如果在日本的局勢中，莫斯科沒有成功的機會，那麼通過賠償，莫斯科希望鞏固它在朝鮮的軍事—政治地位。無論如何，對此我們似乎沒有給予太多的關心。

請記住戰爭末期太平洋的局勢。我認為正確的是，我們堅決拒絕允許俄國在佔領戰敗的日本中扮演任何角色。但是，在朝鮮半島，正如我們在中歐做的一樣，我們以蘇聯軍隊在半島的北部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而告終。我們在南部接受日本的投降，但是，兩個強國之間沒有就這個國家的未來達成協議。

第四個演講談論的是我們所參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大家也許還會記得，我們參加1917年戰爭的表面原因是德國人侵犯了我們的中立地位；我指出了參加戰爭來保護自己的中立地位的荒謬性——為了保護自己的中立地位而放棄中立地位的荒謬性。然後，我也不得不指出，當我們想方設法置身一個當下的國際爭端之外時（就像我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所做的），結果可能是前後矛盾的，可在這種情形——當我們被迫捲入其中——下，我們突然發現自己在為偉大的道德事業而戰，我們文明所有的價值因此身陷險境。如果對抗帝國主義德國的戰爭真的是這樣一種偉業（實際上，不是），那麼我認為我們不應該被迫參加戰爭，應當自願進入戰爭。但是，如果戰爭不是這樣的偉業，那麼我們不應使自己因我們的中立地位被破壞這樣的瑣碎的小事參戰。

因此，值得回顧的是，我所談論的演講是在朝鮮戰爭期間發表的。我們早期缺乏對日本利益的理解；當我們不能提出有希望的替代方案時，我們堅持把日本人從他們的位置上搬走。作為對這一切的一種諷刺性的懲罰，我不禁看到，我們已處於朝鮮半島這個不令人愉快的位置上。基於這個例子，我試圖指出：我們在外交政策中的選擇並不總是好與壞的選擇，更多的是在大與小的惡之間做出取捨。

沒有比這更大的廢話了。美國政府從未擁有中國。既然如此，哪裡談得上什麼「失去」中國呢？使共產黨有可能在中國掌權的基本條件是蔣介石（Chiang Kai-shek）政權的軟弱和腐敗，是這個政府依賴我們而不使自己振作的傾向。不僅指控本身是荒謬的，而且，以它的名義對杜魯門和艾奇遜發起的政治攻擊，與美國政治史能夠提供的任何事物一樣邪惡和不負責任。實際上，這些攻擊與反共產主義的狂熱浪潮有密切關係，他們實際上是這一浪潮的開始部分。這種狂熱以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而聞名——這個我們公共生活中的可恥事件，就是我們今天談及它也覺得臉紅。

讓我舉幾個例子說明這個問題。在一戰期間，愛國的情感主義征服了我們國家，不幸的德國皇帝被看成是這個世界上一切邪惡與應遭譴責之事的根源。由於俄國九*九*藏*書共產主義者1917年上台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俄國帶出戰爭，而且因為這對德國人有利，使我們感到不快。整個俄國革命在某種程度上都歸功於德國皇帝。很多善良的人開始意識到，列寧及其同夥僅扮演了德國代理人的角色。如果我們將這一問題帶到今天，我們會看到美國一些傑出人物非常不情願相信，諸如尼加拉瓜或敘利亞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儘管他們口頭上講些粗淺的馬克思主義，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獨立的政治代理人，主要是按照他們自己所理解的利益行動。他們不是盲目遵從莫斯科的指令和意識形態的壓力。換句話說，在很多美國人眼中，罪惡是單數的。同時，美德卻被仁慈地允許以複數形式出現。毫無疑問，我們美國人總是站在美德的中心。

在這裏，答案同樣重要。

戰後初期，在確定美國對戰敗的日本人政策的過程中，麥克阿瑟將軍是最具影響的人，似乎當初就設想了一個永久解除武裝的、中立的日本。我自己的想法（我仍然認為有充足的理由）是，我們應當堅持這個原則。我認為這是可能的。因為這意味著在戰後歲月里，日本將不能被作為美國的軍事或海軍基地，對俄國人來說，這一處置使其佔得重大優勢，作為對我們同意一個中立、非軍事化的日本的回報，俄國可能會同意在整個朝鮮建立一個民選的，大概溫和的政府。

芝加哥演講中討論的事件就說這麼多。現在，讓我說說在戰後時期，我們在遠東地區主要參与的活動。我從朝鮮說起。

在三十三年前的這樣一個春天，我去芝加哥大學作演講，一共六講——作為對我一年多前愉快地接受的邀請的回應。那時我還是一位政府官員——一位外交官員，確切地說——正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度過一個長假。這些演講是我平生首次應邀發表的學術演講。這些演講的主要內容是美國對外關係中的若干歷史事件。因為那時我對美國外交史的無知程度比現在更甚，我主要利用自己二十四年的外交經驗，努力從經驗給我的教訓出發考慮所討論的那幾個事件。

我有這樣的印象，那場特殊的狂熱情緒的背景依然有待于對其做歷史的分析。但是我這裏想指出的僅僅是，不僅杜魯門政府，就是繼任的共和黨政府，也被這些猛烈攻擊嚇倒了；被它們在國會和一部分公眾輿論中激起的回應的程度嚇倒了，使得他們絕不可能使自己正面、理性地面對這些攻擊。杜魯門政府將它們僅僅看做是黨派的政治攻擊，忽視了它們能夠扭曲公眾輿論，進而影響外交政策，試圖通過對它們攻擊的前提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部分地投合它們的聲氣，來轉移其攻擊。對於繼任的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政府而言，情況也是如此。艾森豪威爾政府甚至走得更遠，它犧牲了我們幾位最好的遠東問題專家，希望以此安撫攻擊的始作俑者。

讓我就我們的這一傾向稍加詳述。我們的傾向是：堅持將它們視為是其他大國的盲目的傀儡，是比較弱小的集團或政權，它們與大國的關係實際上更加複雜，也不像我們認為的那樣險惡。似乎有一種奇怪的美國傾向——始終尋找一個單一的外部邪惡中心，認為它是我們所有的麻煩的根源，而不是https://read.99csw.com認為抵制我們目標和事業的有多重根源，這些根源相對獨立。

這種探究的結果並不十分令人鼓舞，我擔心，它們使這個國家將其所能有效地投入遠超其邊界的冒險中去。

對於每一個問題，答案都是複雜的：我不想過分簡化一個複雜的情勢。但是我只會說：在起初陷入這場混亂的諸多原因中，華盛頓的如下判斷起了重要的作用：俄國人，作為他們統治世界的計劃的一部分，下決心對亞洲實施軍事—政治征服。越南共產主義者在東南亞建立他們政權的努力，是這個假設的「計劃」的一部分。

現在，我認為關於這個事件，我們應當注意以下幾點。首先，我們美國人沒有什麼興趣與俄國人談判，找到解決那一地區問題的政治解決方案，尤其是找到一種方案能夠結束我們在日本的軍事存在。我們為什麼對此不感興趣呢？我認為，主要是因為我們已經認定莫斯科已下定決心發動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為了抵禦這場戰爭，我們需要將日本作為一個軍事前哨。而且俄國已經被看成是魔鬼的化身；從國內政治的觀點看，與魔鬼談判和妥協也有失體面。

我想指出的第二點是：當俄國人以授權——或是默許——對朝鮮進攻作出回應的時候，我們絕不願意，甚至不可能承認我們在日本所做的事和朝鮮共產主義者在朝鮮所做的事之間的聯繫。反之，當朝鮮的進攻到來的時候，華盛頓的即時結論是：這實際上是蘇聯在世界範圍內的軍事擴張計劃的第一步，可以與1938年的慕尼黑危機相提並論。慕尼黑危機被認為是納粹征服歐洲的第一步。波倫和我再一次反對這種解釋；但是，我們的反對沒有什麼進展。這是流行的軍事解釋。

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最後一個在演講中談論的特殊的美國參与問題。我再一次批評了一旦我們參与其中，美國人就將衝突理想化的趨勢。對於這場衝突，我們儘力保持超然物外。由於日本人攻擊珍珠港以及隨後德國對我們宣戰，我們才被迫捲入這場衝突。但是，我也強調我們的失敗，實際上，我們拒絕承認：我們在那場衝突中取得的勝利，實際上從一開始就被抵押出去了。由於我們以及我們的盟友的軍力不足，只有在俄國的大量援助下，我們才有希望打敗德國。對於這樣一個不可或缺的援助，註定要（實際上已經）付出巨大的代價。目前德國和歐洲分裂和不穩定的局面，實際上反映出我們不能比1945年的俄國人更早到達中歐，這僅僅是部分代價。如果我們意識到我們軍事努力的可能結果的可悲的局限——如果我們意識到，我們沒有強大到足以將這場戰爭引入我們想要的結果——那麼我認為，我們就不會用我們的勝利所擔保的和平與光榮的國際秩序的美夢欺騙自己。

在第三個演講中，我論述了從1900年到1950年這半個世紀中，我們與中國和日本的關係。我的結論是：這些關係反映了我們自己對待中國的一種好奇的，但是卻根深蒂固的多愁善感。很顯然，它起源於它給我們的一種愉悅，將我們自己視為那些不如我們幸運、不如我們先進的人們的高尚的保護者、恩人和師長。在這種自我沉溺中，我不禁看到了民族自戀的一種形式——集體的自我欣賞——對我來說，很多美國人九-九-藏-書都樂於此道。我認為，這種傾向只能掩蓋內心深處、潛意識中的不安全感——一種使我們自己安心的需要——與我們自命不凡的外部行為形成鮮明的對照。

對我們為自己設計的情境來說，至關重要的是這一看法：胡志明（Ho Chi Minh）及其追隨者只是俄國人的傀儡。因此，由他們推翻越南就等於是蘇聯的勝利。在華盛頓，對以下觀點有著普遍的懷疑：與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觀點相比，這些越南馬克思主義者更容易受到民族主義衝動的強烈驅動。

將這些牢記於心，讓我的討論轉向戰後時期我們的國家在遠東事務中的另一個重大參与，這一參与延續了二十五年，而不是僅僅三年：越南戰爭。這裏我必須假定，你們對我們打敗越南共產主義者並在這個國家安插某種反共產主義的政府（他們實際上主要是民族主義者）的這場拖延的、昂貴的、不成功的、從各方面來說都是不幸的努力有一些記憶或了解。顯然可悲的是，這些努力被誤解了。在今天，它很顯然被認為是美國政策的一個重大的錯誤。它提出了兩大歷史問題，今天，我們應當給予這兩個問題以充分的關注。第一個問題是，我們起初是如何陷入這場困境的？第二個問題是，既然幾乎從一開始就能明顯地看出所做的努力不會取得成功，為什麼我們還要堅持十年多？

依我之見，這就是朝鮮戰爭的起源，其餘的你們都知道。三年之後，5.4萬名美國人傷亡，衝突結束了。但是，它是通過朝鮮半島上的一個僵局而中止的，很像我們之前的做法——僅僅是美國捲入的更深了。這種情形一直延續至今。

因此，在同一個演講中，我轉到我們對待日本的消極的和批判的態度。這些無疑是我們對中國屈尊俯就和關切保護態度的映像。我們對日本的不滿，很大程度上似乎集中在當時日本在東北亞大陸上所佔據的位置——尤其是在朝鮮和滿洲。在法律和道德上，我們將對這些地方的佔據視為錯誤。因為在法律與傳統的意義上，這些地方不是日本的領土，卻被日本人佔領了。我不同意這一觀點：指責我們正在努力將我們自己的守法主義和道德主義的標準適用到實際上幾乎沒有什麼聯繫的環境中去。我認為，我們不能自命為他人的道德裁判，最好還是從活躍在那個地區的各種民族主義力量中找到一種穩定的權力均勢——俄國人、中國人和日本人——從道德平等的角度看，在他們中間很少能作出選擇。在將日本從其在亞洲大陸佔領的地方挖出去的努力中，我認為，我們忽略了一個極大的可能性：如果我們成功了，比起我們搬開日本人，填補這個權力真空的很可能是我們更不希望的某種權力形式。這一點確實已經被證實了。

但是，讓我再次回到越南事件，並簡單瀏覽一下它所產生的第二個重要的問題：換句話說，對每個繼任政府來說，很顯然這種努力是沒有希望的，為什麼我們將這個努力堅持了近二十年？

就以在第二個演講中討論過的門戶開放事件來說，我得出結論：在這個案例中，美國的公眾輿論很容易被蒙蔽，將門戶開放視為美國治國才能中的一個偉大的外交創新。實際上這個所謂的外交創新只是我們對所知甚少的情況做出的自命不凡而無用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