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任務中的不必要的浪費、引起如此多重複勞動的軍種間的競爭、我們用於軍事經濟和民用經濟的成本與收益上的雙重標準、國會關於軍事和非軍事開支的標準之間的關係不清，這一切使問題更加糟糕。有時在我看來，我們中的那些沒有參与到這個龐大的軍—工企業中的人，從比喻的意義上來說，有成為隨軍謀生者的危險。就像幾個世紀前歐洲可憐的流浪漢，慢慢吞吞地跟在軍隊的後面，希望從相對富裕的軍事資源中拾到一些剩餘的衣服和殘留的食物。

戰後我們犯的第二個錯誤與我們將核武器作為我們軍事地位的主要依靠有關係，也與我們希望以核武器確保我們在戰後時代的軍事和政治優勢的信念有關係。我們犯的最簡單的錯誤就是認為武器的有效性與它的毀滅性直接成正比——不僅是攻擊敵人武裝部隊的毀滅性，還有攻擊其人民和民用經濟的毀滅性。我們忘記了，戰爭的目標是，或應當是以最低限度，而不是最大限度的完全破壞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我們忘記了，一種合宜的武器不僅必須具有毀滅能力，還須具有判別能力。最重要的是，我們忽略了這一強有力的證據：從長遠來看，核武器與自殺式武器無異，部分原因是因為它巨大的毀滅性，加上別人也會研發它這一鐵定的事實，還因為它很可能引發的環境影響。在我看來，通過致力於這樣一種自殺性的和不適合任何一個理性的軍事目標的武器，我們招致了很大的責難：將國際社會的大部分國家引入世界上迄今所知的最危險的、宿命般的軍備競賽。

這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孤立主義的懇求，就像我們的祖父和曾祖父培育出的那種態度。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這僅僅是一個請求：我們的國家更為謙遜、更為現實地意識到我們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局限性，比我們近些年參与遠離我們海岸的複雜情況時表現得更為節制。這也是這樣一個懇請：我們應記住，在民族的相互作用中，如同在個體的相互作用中一樣，榜樣的力量遠遠超過戒律的力量。此刻，美國給全世界提供的榜樣遠遠不是它能夠和應該提供的榜樣。讓我們給我們以外的國家呈現這樣一種國家風貌：學會了處理犯罪、貧困和腐敗，學會了對付毒品和色情。讓我們證明我們自己能夠進行我們今天都接受的電子通信的偉大變革，並將之轉化為我們人民的智力和精神的提高，而不是電視現在經常強加給他們的衰弱、乏力和對知識的濫用。讓我們做這些事情和與它們類似的事情。我們將不再需要以2.7萬枚核彈頭和超過2500億美元的軍事預算來使境外國家感知美國的影響力。

但是，面對這樣的形勢，我們能夠做的一件事是：讓我們現實地考慮一下關乎一種野心勃勃而影響深遠的外交政策行為的我們政治體制的不適應性。當我們決定何種參与和責任對我們來說是明智的，以及哪一個我們最好拒絕的時候，我們要將這些局限銘記於心。很顯然，我們已經承擔的很多責任，包括一些很大的責任——例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和我們對日本的責任——代表了我們不能過早地放棄的鄭重承諾。我們不能做什麼，只能盡我們所能履行這些承諾，意識到不僅僅我們國家的和平與安全，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的和平安全都依賴於我們面對它們的方式，並在任何我們可能的地方，努力將它們置於每屆美國read.99csw.com政府註定具有的黨派政治利益之上。但是，當涉及接受新責任的時候，最後，讓我們記住我們國家能力的局限以及為了我們的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價。讓我們認識到，這個世界上的有些問題我們無法解決，我們投入這個深淵是沒有幫助的，或是無效的。全球其他地區的困境會在沒有我們參与的情況下找到解決辦法，我們陷入其中既無收益，又無效果。

我們最經常失敗和最嚴重失敗的案例，似乎都與軍事事務有關。有時，失敗在於我們對世界上其他地方形勢的分析。我們傾向於以犧牲政治因素為代價，過分強調軍事因素。結果，使我們的回應過分軍事化。有時，正如在兩次世界大戰的案例中，這是一個利用我們自己的軍事潛能的問題——如何和何時使用它們。使用的時候，如何使它與我們國民生活的其他部分聯繫起來？最後，有時候，正如在核武器的案例中，問題在於我們能不能徹底地搞清楚現代武器的可能用途，也就是我們能不能把現代大工業國之間的戰爭本身的作用搞清楚的問題。但是，在每一個案例中，都是軍事因素使我們失敗了。

對此，我們能做些什麼？如果我們期待甚或希望我們政府體制中的這些特點能在我們的時代得到糾正的話，那我們就太幼稚了。冒失地糾正它們很可能弊多利少。在很多方面，它們代表了我們如此珍視的偉大的自由硬幣的反面。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我們沒有理由不為之感到羞愧。如果這個——帶有其所有缺點的我們的政治體制——是像我們自己這樣的一大群人，從佛羅里達州延伸到阿拉斯加州，從緬因州延伸到夏威夷，接受最多樣的種族和文化起源的個體的唯一方法——如果這是這麼多人被管理而不犧牲他們的自由的唯一辦法——那麼就順其自然吧。這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即使不是一個完美的方法，讓我們對此心存感激。

上周我在這裏演講時指出，多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學發表的演講本質上是批判性的：上周我在這裏做的演講也是如此。我試圖釐清美國外交中挑戰與回應的關係。當回應似乎不足以應對挑戰的時候，我試著找出在分析上或概念上導致這種失敗的弱點。因此，批判就承擔了這樣的任務。昨晚最後一個演講之後，我忽然想到，你們中的一些人一定會問：我們做過什麼正確的事情嗎？

我認為，這種情況下犯錯誤不足為奇。無疑，不僅我們犯錯誤，蘇聯也犯錯誤。與我們相比，對俄國人來說，挑戰也一樣不同尋常、令人困惑。當涉及我們的錯誤時，我想簡要論述，我不希望你們以為我把莫斯科犯的錯誤都忘了。我也不希望你們覺得，我認為我們的應對方法都是錯誤的。毫無疑問，我們也做了很多必要的、深思熟慮的、建設性的事情。

我認為，現在有些時候我們已經以其他任何國家能夠將要進行的方式，對隱含在這些情況之下的挑戰做出應對。但是，在其他例子中，正如我希望這些演講已經表明的：我們沒有做出適當應對。如果我考慮我們沒有適當應對挑戰的案例，並重新審視一下導致我們失敗的顯而易見的原因，我認為我看到兩個因素，這兩個因素加起來，給我們分析最大的難點提供了線索。

我仍然認為此間我們仍犯有錯誤，而且有些還是重大的、影響深遠的錯誤。由於這些錯誤中的某些錯誤，對我來說，似乎直到今天仍然在扭曲和困擾我們的政策，給我們自己和世界九九藏書其他國家帶來重大危險，因此我別無選擇，只有提及它們。

當這種現象扭曲了我們國內的生活之時，就再次對我們的外交政策產生了負面影響。如此龐大的軍事經濟需要持久的正當理由，而且這種情況——因海陸空三軍爭奪國會撥款的激烈競爭而加劇——導致對想象中的對手的軍事潛力的幾乎自動和系統的誇大其詞，因而突出對手的嫌疑，以及我們的人民對它的恐懼和敵意。近年來，我們政府某些部門提出的想象中的蘇聯軍事開支數字是我能記得的最無恥宣傳的、最具誤導性的統計操控。所有這些最危險之處在於，它混淆和模糊了外部軍事挑戰的真實程度。我們不可能知道：對於蘇聯帶給我們的問題，我們有多少作為可算是合適的回應；我們獻身於我們自己的軍—工企業的嗜好，會有多少產出。

回顧已經說過的話，我發現在芝加哥和這裏，我談論的主要都是與非歐洲世界有關的政策。但是，在我討論的1950年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事情——與我上周在這裏提到的事情之間有很大不同。儘管在美西戰爭中，沙文主義（jingosim）和對激動人心的軍功的渴望起了作用，但是，我在芝加哥演講中注意到的大多數錯誤都是我剛才提到的那種類型：我們這邊的某種道德主義和法律至上主義的故作姿態——尤其是對我們自己，渴望表現得比我們實際上更加明智和高貴一些。另外，在朝鮮和越南的案例中，一些更為嚴重的事情牽涉其中，也就是它們給我們這樣一種印象：自從這個共和國誕生以來第一次遭遇了一個強大的、可怕的、冷酷的敵人。這個敵人一心一意要置我們于死地，它有給我們造成巨大傷害的必要手段，甚至就在我們國內也是一樣。這種情況帶給我們恐懼、仇恨、反應、反應過度，甚至是誘惑。相比之下，我們早些年很是孩子氣的故作姿態和虛榮就顯得天真而幼稚。

毫無疑問，這將我帶回到二戰時代后重大而真實的挑戰面前——這一挑戰包含這一事實，即這場戰爭結束時，兩個現代傳統強國差不多淪為二流軍事國家——這兩個國家即蘇聯和美國。然而，在軍事意義上，由於其他強國在地理上介於這兩個國家之間，之前這兩個國家相距甚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消除了這種分離，使它們各自的軍隊，在歐洲中部和北太平洋地區彼此離得很近。與幾十年前不同，現在，它們之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緩和它們可能會有的任何嚴重政治分歧的影響。所有這些加上國家核武庫與其發射系統這一史無前例的、非常令人困惑的因素，使任何一個所謂的超級大國都能把核彈投射到對方國內，給對方施以雖無法預知但顯然極端可怕的傷害。因此，實際上，每一個超級大國都成了對方的人質。因此，現在美國面對的挑戰是如何應對這種全新而又聞所未聞的危險。這一挑戰歷史上前所未有——無論我們自己還是其他任何國家的經驗中都沒有先例。

自從上次大戰以來，一個與往昔完全不同的形勢正在形成。作為一個國家，我們被放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測試中——被迫處理一種完全不同的需求訂單，其中一些包括一種比任何地方的任何政治家曾經面對的更大的責任。

將軍事事務和我們的內部社會問題聯繫起來的問題上，我們有困難，這不足為奇。我們從未有過在和平時期維持常規軍的傳統。我們從未學過如何使這一實踐適應我們社會在教育、公民培養和人力使用方面九*九*藏*書的其他習慣和需要。更糟糕的是，在名義上的和平年代我們不能找到任何非常理性的方法，將工業和財政努力所需的其他社會過程與維持一支大規模的武裝力量聯繫起來。

這種情況並不鮮見。我們只需回憶托克維爾寫在150年前的話，其大意是：「在很大程度上，對外部事務最令人困惑和錯誤的觀念，按照純粹的國內考慮決定外交政策問題，這恰恰是民主的本性。」從本質上講，這是自然而然的。任何地方的任何政治家，在其外交行動中，都要留心國內輿論。但是，與別的地方相比，這一趨勢在這裏似乎走到了更大的極端。這或許可以部分地解釋為美國政治家吸引選民好感的本性。在歐洲議會體制中，選民通常就是議會——因為如果失去了議會的支持，內閣就要下台。不幸的是，在我們國家，選民更有可能是由特別好鬥而吵鬧的少數人和遊說集團組成。出於一些奇怪的原因，這些人似乎通常都站在軍國主義和沙文主義這邊。或許是因為在國外有一些特殊的民族和族群，他們希望我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或其他方面給予援助；或者是因為他們希望披上國徽的外衣，敲響沙文主義的鐘聲，作為推進他們黨派目標的手段。我們在第一個演講中看到，美國政府似乎特別易受這種威脅的影響，或是因為他們不想因為被指控為缺乏愛國主義而被放在防禦的位置上。其結果我們已經有機會看到，都與我們在第三世界的政策有關，例如越南和黎巴嫩；與軍備控制和軍事強國之間的關係有關。

如果這就是你正在思考的問題，那麼我意識到我的錯誤在於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但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我們當然做過正確的事。並且我們做了很多正確的事。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是政治韜略中的一個重大舉措。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們總體上非懲罰性地對待被打敗的敵人樹立了我們的聲望。我敢肯定，有許多有益的經濟援助計劃的案例。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地震、水災或是飢荒的案例中，我們有益而慷慨地介入。其中的一個例子就是1920年和1921年我們在俄國實施的重大的飢荒救濟計劃。1963年，我們駐守在德國的軍隊派遣的美國野戰醫院迅速及時地救助了斯科普里（Skopje）地震的災民，作為美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這一驕傲永在我心。

現在我歸納一下我在你們面前所作的評論，以及早先在芝加哥演講中提出的觀點，總結主要結論。

實際上，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克里姆林宮的人對我們不友好的證據。這些是我們和西歐人民所面對的一個在歐洲大陸和世界其他地方爭奪影響力，實際上是爭奪權力的強大而可怕的競爭者的證據。但是，這不是蘇聯領導人想擴大他們的影響，發動其武裝力量對西歐和日本發動某種全面進攻的證據。然而，這卻是我們匆忙做出的結論。其結果影響深遠。

我講所有這些只是為了證明一個觀點：多年來我們日益增長的關於冷戰的觀點的極大軍事化，不僅是我們國家的一個外部危險，而且也是一個內部危險，這種危險是以一種非常有害的習慣的形式出現的，我們社會中大多數人都幾乎無可救藥地犯了這個習慣性錯誤。這大多數可以再次追溯至我剛才請各位注意的兩個重大的分析錯誤：一個關乎蘇聯擴張主義政策和意圖的本質，另一個是我們的失敗，當我們將我們軍事政策中的主角交給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時候，我們沒ｒeaｄ.99ｃsｗ•cｏm有發現我們會將自己以及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帶入了一個可怕的死胡同。

此外，我們本來會做很多愚蠢的事情，但是都智慧地避免了；為此，某些美國政治家值得高度評價，雖然他們很少得到這種評價。因此，我們的記錄絕非都是失敗的。總之，我們沒有什麼需要羞愧的。在過去的三個世紀里，如果在廣袤的北美大地上一個偉大的世界強國（這是不可避免的）順勢而起，這個國家心存和平、慷慨大度，自其建國至今，別無二致，那麼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應該心存感激。自獨立以來，我們對我們的世界環境的冒犯，一般說來，不是出於要給他人帶來傷害的願望，或是確立自己對於他人的強勢地位，而是源自我們打擊貴族和彰顯自己的努力。但是，正如它所做的，人類個體反思自身缺點比反思美德更有教益。因此，我也認為，國家社會從其失敗中學到的比成功中的更多。對失敗的反思會喚起謙遜——這是我們美國人能夠更好地利用的東西。對成功的反思很容易招致失敗前的驕傲。因此，我將繼續討論我們思考出錯的地方和我們犯錯誤的地方，這需要你們繼續保持耐心。

想到你會停止思考這個問題，這並不令人奇怪。因為我們是這樣一個國家：我們沒有關於軍事戰略或軍事力量在國民生活結構中的位置的傳統概念。我們的內戰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事情，併為一個不同的目的而戰，除此之外，在現代，我們武裝力量的使用主要都發生在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令人迷惑的、在某種程度上令人誤解的經歷中。這兩次戰爭都已經以無條件投降告終，鼓勵我們相信這樣的觀點：戰爭的目的不是為了與看起來完全邪惡和殘忍的外部對手達成互利的和解，而是完全摧毀對手的力量和意志。在這兩次戰爭中，尤其是第二次戰爭中，我們越來越背離體現於早期戰爭規則中的這一基本原則：戰爭只能針對敵人的武裝力量，不能針對無辜的平民。這正是由於我們完全接受了對平民和士兵發動戰爭的實踐。尤其是由於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篤信所謂的區域轟炸，我們被引入了我們今天所遭遇的可怕困境。我們現在終於認識到，遵循這種實踐，其邏輯上的結局就是毀滅我們自己和文明本身。換句話說，我們使自己進入了一個死胡同，現在，當我們試圖退出這個可怕的陷阱時，對我們來說日益明顯的是：我們沒有可以轉而依靠的有效的關於使用武力的替代理論。這兩個錯誤——篤信無條件投降和大規模的殺傷平民——使我們嚴重誤入歧途。

我們已經看到了美國外交各種各樣的缺點，正如它們在整個20世紀所展示的那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年輕又在某種程度上幼稚的人民所犯的錯誤，他們意外遭遇強烈而又令人眼花繚亂的現代民族主義的力量的衝擊，加上對我們實力增長（這種日益增長的實力正在使我們晉身於主要大國行列）令人不安的自我意識，使這些錯誤不可避免。在那些歲月里，我們就像一個比較無知的少年一樣，行為飄忽不定，雖然意識到自身的實力，也想使用實力，但缺少最佳使用實力所需的成熟。

我希望就此結束我的演講，感謝你們耐心地聽了我的演講。現在你們可以不必再聽我這個老人就這麼多非常複雜的主題發表見解了。

但是，我懷疑，這一困境是否沒有因為我們政治體系中某些根深蒂固的特徵而變得更糟。我首先考慮的是，我所謂的美國政治家的國內政治九九藏書自我意識。我這裏的意思是，當討論或是按照外交政策行事時，他更傾向於關心他說的、做的對國內政治的影響，而不是它們對我們與其他國家關係的實際效果。根據這種傾向，某一言論或行動，如果能在它所看重的那些國內圈子裡受歡迎，那麼在華盛頓，它就會被當作一個勝利，即使其外部影響非常無效，甚或弄巧成拙。走到極端的時候，美國外交就淪為在美國政治觀眾面前展示的一系列姿態，這些姿態對我們與其他國家關係的影響只作為次要考慮。

依我之見，正是這兩大錯誤，不僅導致了我們的思想極端軍事化，而且導致了我們生活的極端軍事化。這已成為戰後時代的標誌。軍事化不僅對我們的外交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對我們自己的社會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它導致了我和很多其他人認為的對我們國民經濟的嚴重扭曲。我們被迫使我們自己習慣每年的花費，我們的國民收入很大部分都花在武器的生產和出口上，以及軍隊設施的維護上——這些用途沒有增加我們經濟的實際生產能力，只是每年剝奪我們成千上萬的美元，否則，這些錢會用於生產投資。這種習慣已經上升到這一地位，我斗膽稱之為「真正的國家嗜好」。沒有最嚴重的脫癮癥狀，我們不能使自己改掉這個習慣。除了其他數百萬的穿制服的人，數百萬的人已經習慣於從軍—工複合體中求得謀生之道。數以千計的公司依賴於此，更不用提工會和社區了。這是我們極端不穩定的預算赤字的主要根源。生產和出售武器的人和華盛頓購買武器的人之間形成了一個複雜而非常危險的聯繫。換句話說，從和平時代巨大的武器設備的維護以及出口大量的武器給其他人的過程中，我們創造了巨大的既得利益——冷戰中的既得利益。我們使自己依賴於這一令人反感的國家實踐——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於公平地說，如果我們沒有使俄國人和他們的所謂的邪惡成為正當的理由，我們也會創造一些對手來取代他們的位置。

難怪，面對所有這些困惑，我們國家政策中最大的錯誤似乎都突出地發生在與軍事因素顯著相關的地方。

這些錯誤中的一個類型，包括我在第一個演講中提到的錯誤。這些錯誤包括，將蘇聯領導人所沒有的目標和意圖加之於他們，並倉促得出結論：蘇聯領導人就像希特勒及同夥，他們均受軍事征服的慾望鼓舞具有同樣的對外軍事侵略時間表，只有用應對希特勒的辦法才能有效應對蘇聯。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俄國人對他們軍隊的複員沒有達到我們的程度，這一事實給以上觀點提供了實質性內容。他們在東歐和中歐留下了一支地面部隊，其規模遠比其西歐的對手大的多。他們對其佔領的東歐和中歐各國人民非常冷酷無情，以此使每個人都感到驚恐。他們與我們打交道時詭計多端、遮遮掩掩，很顯然，他們希望通過政治影響和權威等各種不同手段，將他們佔優勢的影響力（如果不是他們直接的權力）全力擴展至西歐——這是以西歐人民的自由為代價的。我所討論的時代，畢竟還是斯大林時代。

如果我剛才所說的有任何實質內容，那麼這隻是以下事實更進一步的證據：對於一個渴望佔據世界領導地位的大國外交政策的行動來說，我們的政治體制在很多方面的設計並不理想，除了托克維爾以外，很多明智的觀察家也注意到了這一點。無論如何，我相信這是真的。我認為，近年來，實踐的趨勢已經暴露了這一體制的不足，甚至連托克維爾都沒有預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