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禁止鴉片、禁止纏足、禁止娼妓和賭博。他們得到了農民們的大力支持，因為農民們對殘酷剝削的地主階級和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已經沒有了任何好感。不過，毛澤東也缺乏有效治理國家的眼光和經驗。手中的權力激勵著他，在全國範圍內樹立起對他的極度崇拜。領導幹部們面臨著來自他們推翻的那個腐朽王朝的種種誘惑。

過了一會兒，我讓他們描述，他們在那一陣靜默中所看到的東西，以及中國人眼中的莎翁情人：

三個紅軍戰士志願當起了先鋒。在機關槍的掩護之下，他們在鐵索橋上匍匐前行，雙手一寸一寸地往前爬過了一根根鐵鏈。經過千難萬險之後，他們成功地佔領了敵人的碉堡。共產黨的軍隊勝利地跨過了這條河流。後來的歷史證明，這是長征史上最關鍵的戰役之一。那一年的晚些時候，毛澤東率領著八千人馬——最初的八萬人就剩下這麼多了——在陝北結束了這一場艱難跋涉。他們在這裏建立了根據地，一點點積聚起力量，逐村逐省地佔領了全國河山。每到一個城鎮，他們都要宣揚自己的主義。這個主義是一種改頭換面了的馬克思主義，以蘇聯模式為基礎。十四年之後，也就是1949年，毛澤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想想吧，」我說道，「四個世紀前，莎士比亞愛上了一位女子，併為她寫了一首詩。他說要讓她的美貌永存——這是他的承諾。現在是1996年，我們在中國，四川，就在長江邊上。莎士比亞從沒有來過涪陵。你們沒人去過英國，也沒人見過莎士比亞四百多年前愛過的那名女子。可就在這一刻，你們每一個人都在想著她。」

每間教室如果少坐十五個學生，會讓人舒服很多。而如果我不把教室的門開著上課，感覺會非常的幽閉。還好，外面有的是空間——教室高踞于烏江之上，跟我從公寓陽台上看出去的視野一模一樣：奔流的烏江、擁擠的城市、渾黃的長江，以及深黯的白山坪。

那就是我上課時從左邊看出去的景象，剛開始，這樣的景象有些令我分神。不過，時時有舒適的微風從江面上吹拂過來，使教室不至於熱得令人難受。當一切都靜下來的時候——當我讓全班學生完成寫作作業，或者讓他們分成小組進行學習時——我會透過教室門，眺望江面上往來的船隻：小小的兩人漁船、在烏江兩岸來回擺渡的擠滿了乘客的渡船、從烏江上游一路北來滿載著煤炭和砂石的貨船、從長江順流而下往三峽的白色大客輪。一邊教書，一邊看著這樣的景象，叫人深感滿足。我喜歡打量這個城市的生活節律，一如我喜歡聆聽這所學校的生活節律。上課時，我總會俯視著江上熙來攘往的船隻、打漁人、貨船船長和碼頭工人。我會覺得：我也在勞動。這座城市在運轉，我則是其中的一個小分子。

這就是我們在那間狹小的教室里學習的主要內容。那是些美好的日子，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過那間教室。但在我們周圍總有許多外在的東西：學校有規章制度、國家有政治制度。這些外力一直存在著，盤旋在教室外的某個地方，甚而到了能感覺到它們壓在我們身上的地步。當某個機關被觸動時，黨就突然出現了。有學生偶爾寫道，莎士比亞代表無產階級，因為他批判了英國的資產階級（由於這一觀點，許多中國人對《威尼斯商人》非常熟悉）。有的學生還指出，哈姆雷特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因為他深切地關懷著農民。還有學生告訴我，《仲夏夜之夢》里的農民們是劇中權力最大的人物，因為他們所有的權力都來自無產階級，並因此才有了革命。

隨著時間推移，我差一點就要自愧不如了。那麼多年，中國人處心積慮而又勤勤懇懇地摧毀了他們傳統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然而，要說對詩歌的欣賞，美國人也快趕得上不分彼此了。能夠把一首詩歌背誦出來，並切分其韻律，這樣的美國人到底有幾個呢？我在涪陵的每一個學生至少能夠背誦十幾首中國古詩——杜甫的、李白的、屈原的——而這樣的青年男女全都來自四川鄉下。即便按照中國的標準看來，他們的家鄉也算閉塞之極。可他們依舊在讀書、依舊能夠背誦詩歌，那就是差異。

暮秋的霧靄籠罩著白山坪，教室里冷了許多。教室里沒有暖氣——涪陵的公共建築很少有暖氣——後來，我只好在上課時關上教室的門窗。學生們開始穿戴上棉衣、圍巾和手套。他們的手指生了凍瘡，腫大起來，他們的耳朵凍得通紅。在坐滿了學生的教室里，在冷風中，我看得見他們呼出的熱氣。我們讀了斯威夫特、華茲華斯和拜倫。我們大聲地朗誦著他們的作品，那些優美而有韻律的詞句在教室里回蕩著——隨著抑揚格詩句呼出的白霧升到了天花板上。教室外面，一陣疾風從長江上吹來。冰冷的課桌下，學生們使勁地跺著雙腳。

坡底靠近烏江的地方，一條塵土蔽日的公路攔腰穿過。公路下方，山坡又變得陡峭起來。不過，即便這些河灘地也種上了青菜和冬洋芋。這樣的狹小地塊一直延伸到烏江的岩石岸邊，一艘銹跡斑斑的小船朝著兩江交匯的地方駛了過去。小船低矮的前甲板空空如也，從船艙里伸出一面鮮艷的中國國旗，獵獵飄動。小船開進長江水域，轉頭迎向了激流。小船的馬達轟鳴著。激流拖拽著小船，短短的一瞬間，小船一動不動——駐停在山腳下、城市前，停在了兩江的交匯處。緊接著，小船的螺旋槳戰勝如急流般淌過的江水，往上游轟鳴而去。

而且，他們也理解了詩歌的形式，他們能夠把這首詩拼合起來，也能夠把它拆解開。他們能夠標出詩歌的韻律——他們知道每一行有哪些重音，他們能夠找出不和諧的讀音。他們誦讀著詩歌，在課桌上輕輕地打著拍子。他們彷彿聽過十四行詩。這樣的事沒有幾個美國學生能夠做得到，至少以我的生活經歷看來如此。我們美國人讀的詩歌不夠多，無法分辨其中的音律，這種技能就連受過教育的人都失傳許久了。但我涪陵的學生仍舊保留著它——不管是電視劇的出現，還是「文化大革命」有針對性的破壞，沒有什麼東西撼動得了這樣的技能。

石達開和他的人馬離開涪陵，順著長江流域，繼續西進。他們經過了重慶，經過了瀘州。接著，他們離開長江，進入了川西的崇山峻岭之間。到此，這場行軍歷時多年，遠在南京的天朝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最終，這一次遠征竟然變成了軍事大撤退。

所有系科一年級的學生都要學習馬列主義課程，上了二年級則要學習法律課程。三年級，他們要學習社會主義建設課程，而不管烏江對岸的城市裡私營企業正在蓬勃發展，國有企業則紛紛倒閉。說到底，這才是最為詭異的地方，學生們學習並信奉共產主義，而自由市場卻在校園裡欣欣向榮。同時，他們的確信奉教給他們的那些東西——學生們正像他們被教育的那樣，大都愛國而忠誠。他們認真地參加各種政治學習和政治集會，並渴望得到入黨的機會。每個班大概只有百分之十的學生有這樣的機會，英語系的三年級一共有九十名學生，有八個是黨員。他們算得上是班裡的精英——最聰明、最有才華、最擅長交際。

在中國，這樣的事情比比皆是。然而，我還是非常驚訝地發現，從某些方面來說，我的這些學生在避免政治干擾上做得比普林斯頓和牛津大學的學生都要好。在那個學期，隨著時間的流逝，或許因為我們使用的是外語材料，一直懸在教室外面的政治力量似乎已經越飄越遠。文學課如此新奇而迥異，以至於學生們總是忘記了他們的政治準則，我們也得以與美國的英語系所遇到的那些麻煩事擦肩而過。實際上，我們在整個秋季閱讀的全是已故白人男性的作品，但我的學生好像並不介意這一點，正如他們毫不介意我這個健在的白人男性充當他們的老師。在他們看來，我們都是外國人而已。

事實上，政治這個東西在中國的大學里無法避免，哪怕我們上的是文學課。所以，到頭來我把它上成了有中國特色的英語文學課。學完《高文爵士》之後，我們學了一首關於羅賓漢的民歌。我讓學生們編一個故事，如果羅賓漢來到今日的中國，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幾個學生按照黨的路線進行了描寫：

緊接著，哈姆雷特——扮演者巴伯是一個神經質的男生，戴著深度眼鏡，穿著廉價的黃布衣服，名字似乎也取得有點問題——回答道：

不過，我最為煩心的卻是文學在西方的政治化傾向：人們閱讀文學的時候，把它當成了一種社會評論，而不是一種藝術形式；書本被強迫用作這樣或那樣的政治理論的服務工具。很少有文學批評針對文本本身做出反應，反而是文本被扭曲了，只有對評論家供奉的理論做出反應。有馬克思主義評論家、女權主義評論家、后殖民主義評論家。無一例外，他們把手中揮舞的理論作為模子，把文本填充進去，擠出一個個形狀均勻的產品來。馬克思主義評論家生產出來的是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評論家生產出來的是女權主義，後現代主義評論家生產出來的是後現代主義。真像是把毫無意義的同一本書讀了一遍又一遍。

不過，我同時也以更人性化的眼光來看待導致這種政治化傾向的原因。我認識到，就一定意義上來說，文學的力量在於它的普世性：一個四川農民的女兒夠讀懂《貝奧武甫》，並把它同自己的生活聯繫起來，滿教室的中國學生能聽懂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也能夠發現唐代美人的完美無瑕。不過，跟這種力量相伴而生的則是脆弱，因為它總要試圖濫用偉大作家的這種力量。想把莎士比亞拉到自己這一邊來，這非常自然——如果不太適合自己的需要，你可以曲解他的話，為自己的目的服務。或者，如果完全不聽你的擺弄，你還可以把他從篇目中剔除出去。

「大約在公元1600年。」

在涪陵，我教授英美文學。我也上寫作課和口語課，但主要上文學課。三年級有兩個班，我每周給他們各上四節課。我們的課本從《貝奧武甫》開始，跨越十二個世紀，到達大西洋彼岸，以威廉·福克納的《獻給艾米麗的玫瑰花》作為結束。

3月底、4月初，桃花綻放，一片粉紅，花期僅有短短的兩個星期，這座山的第一個名字由此而來。不過，在涪陵基本上沒有人叫它桃花山，儘管另一個名字的緣由更為轉瞬即逝——19世紀的太平天國時期，就那麼短短的一瞬間，中國歷史的車輪開進了涪陵，爬上了這座山峰，接著又繼續往前走了過去。這也許是唯一的一次，涪陵如此靠近中國歷史事件的核心。一個多世紀過去了，餘音仍舊縈繞不去，這座山峰的名字不禁讓人回想起那一場奇特而又暴力的革命。

不過，沒有哪座山真正稱得上是荒山。站在插旗山的山頂，往哪個方向都可以看出去十來公里遠。在這個範圍內，每一寸有用的土地都得到了開發利用。山巒本身也是這樣：山頂是一個果園，山坡上是一大片莊稼地，順坡開鑿鋪設了台階，一直延伸到山腳的平地位置。

表演使他們完全改變了模樣——在課堂上，他們可能極度害羞，但戲劇顛覆了這一切。每一個動作都做過了頭，每一個表情都極其誇張，他們全都成了表演過火的演員。在習慣了害羞的他們之後，再來看他們在光禿禿的舞台上表演，真是一種十分奇怪的感覺。我時時在想，這也許跟中國古代戲劇的影響有關。在中國的古代戲劇中，動作十分誇張，十分風格化。不過，這也更有可能是在這個極少外露感情的社會裡的一種宣洩而已。不管怎麼說，看他們的表演真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他們的表演跟這齣戲一樣，幾難辨認。而在我的眼裡，這些學生和《哈姆雷特》全都煥然一新。

洪秀全最偉大的將領名叫石達開，晉封「翼王五千歲」。在太平天國所有的開國將領中，他的能耐最大。由於太平天國內訌紛爭使他的幻想破滅，他於1857年被迫離開了南京。帶領著十萬人馬，他展開了一場軍事運動，歷時六年之久，為後來共產党進行的長征行動埋下了伏筆。他率領著太平軍輾轉穿行於中國的東部和南部各省，最後來到了長江流域。之後，他們又來到了涪陵。在涪陵，石達開和他的軍士們沿著陡斜的緩坡，爬到插旗山頂，插上了太平天國的旗幟。

一個小時后，他們完成了任務。有些小組只是勉強完成，但每個班都有兩三個小組拼得一句不差：

此外，我還很反感英語系不斷地搗騰篇目，就像在本科招生手冊的封面上印著無數假照片那樣，他們還想炮製出一份多元文化的書目清單。我一直認為，就文學而言，確立並尊重一種文化基礎是很有價值的事情，而我在中國卻見到了這樣的基礎被連根拔起時到底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多年來，中國人為了社會價值而ｒeａd•99ｃｓｗ.coｍ恣意摧殘文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尤其如此，所有戲劇一律禁演，僅有少數政治作品如《紅色娘子軍》能夠倖免。即便到了今天，很多東西也早已不復存在。我所有的學生都知道馬克思，但沒有一個人了解孔夫子。

按理說，不應該那麼簡單的——我們學習的第一首詩是莎士比亞寫的，這教起來一點都不簡單。我先是講了一下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基本格式，然後把他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詩分成了若干片段，分發給學生。後來，我們又複習了一些詩歌術語和古英語。接著，我就把學生分成幾個小組，讓他們把這首詩的順序排列出來。儘管我給他們排出了第一句，但還是以為他們無法完成這項任務，我的目的只是想讓他們揣摩一下那首詩的基本內容，以便對詩歌的形式有所熟悉。然而，他們從未懷疑過任何無法完成的任務，這便是我在涪陵的教學變得容易的原因之一。這些學生可以毫無怨言地從事任何事情，也許是因為他們知道，哪怕是最難以完成的文學作業，也強過在沒膝的水田裡對著耕牛吆喝。因此，全班學生對著那一首支離破碎的十四行詩琢磨起來，而我則對著烏江上的小舢板和大貨船凝視出神。

往南，山峰陡斜著往河谷那一層層台階的莊稼地直插下去。接近烏江的地方，點綴著江東的各個居民點：有遠處看起來十分渺小的師專，有朝空中噴吐著黃色粉塵的建陶廠，有伸進烏江的混凝土堤壩和破舊的碼頭。河水悠閑地流淌著，宛如鋪展在山巒之間的一條白色絲帶。

大多數對白都是他們自己編寫的——劇本的語言太艱深，他們只採用了其中最著名的幾段台詞，其餘的全改成了白話口語。哈姆雷特在第三幕所作的獨白由班長索迪朗誦，他一個人站在全班學生的面前，念道：

讀大學的時候，好幾個馬克思主義文學評論家給我上過課，他們大多是終身教授、出身上流、薪水豐厚。他們發表了許多評論——通常跟本體、金錢和交易有關——但卻缺乏格瑞斯那種一針見血的眼光，看出格倫德爾身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潛力。這裏也有誠實性的問題——那可不是那些身穿花格呢大衣的人筆下的馬克思主義；格瑞斯畢竟只是個農民的女兒。她沒有終身教職，而我總覺得，那些滿懷激|情地大談革命和階級鬥爭的人更應該沒有終身教職。我還覺得，如果你要聽如何從文學的角度詮釋馬克思主義，也應該到由學生親自打掃教室衛生的大學里去聽一聽。

他就是哈姆雷特，他就是老大。我頭腦里的疑慮一掃而光，蕩然無存。學生們全神貫注地觀看著，末了，他們拚命地鼓掌。那一年，在那之後的日子里，每當我看見索迪，看見他方方的下巴，看見他傲然的眼神，以及他那農民一樣黝黑的膚色時，我就看到了丹麥王子。在四川的鄉下，那活脫脫就是哈姆雷特該有的模樣。

我讓他們進行了一番辯論，在中國當今的條件下，羅賓漢是否算得上是個好的模範人物，這一下子就把他們分成了兩派。有人說他像毛澤東，是反抗非正義的革命者；他們把他比作長征中的英雄人物，說如果沒有他這樣的人，中國將不知會走向何方。也有人說他是個反革命分子，這種人只會興風作浪，阻礙經濟的發展。他們提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的那些事兒——難道你希望階級鬥爭持續下去，並讓羅賓漢攪和其中嗎？

我對這樣的讀後感反應複雜。我的學生能夠與課本進行互動，這是件好事，但對於他們生拉硬扯地把莎士比亞用來替共產主義做宣傳，我沒有太大的熱情。我反對進行這樣的詮釋，儘管我做得極為小心——考慮到學生們的生活背景，我不能公然說《仲夏夜之夢》里的農民們實際上是一些無權無勢的小丑，只不過徒增喜劇效果而已。不過，我總是以這樣或者那樣的方式，對我覺得受了誤導的讀後感做出些許回應。我說，哈姆雷特的確偉大，但並不是因為他深切地關懷著農民，而是因為他深切地關懷著自己。我還指出，莎士比亞是小資一族，通過獲取劇場公司的股票而發了家。

這座山有兩個名字：桃花山和插旗山。這座綠色的山巒從兩江交匯處拔地而起，在學校的後方高高聳立著。在春、秋、冬季，山頂總是被江面升起的大霧遮了個嚴嚴實實。在夏季陽光炙烤的日子里，靠近山頂的一株株桃樹似乎被熱氣熏得哆嗦不已。

萊希把他抱得更緊了些，就像抱著個孩子。不過，這樣的身體接觸非常自然，因為中國的男性之間可以有那樣的身體接觸。哈姆雷特呻|吟著想要說出話來，他終於斷斷續續地說出了臨終遺言。霍拉旭輕輕地搖晃著他的懷中好友，斷斷續續地說著永別的話語。全班學生鴉雀無聲地觀看著。兩個演員均是小個子，如今孤零零地躺在地板上，蜷蹲在油漆剝落、粉塵覆蓋的黑板下，更顯矮小。哈姆雷特又咳嗽了一聲，說道：

早在幾天前，他們排演這部戲的時候，我就注意到有一個男生遊離于小組之外。他的英文名字叫做「沉默·希爾」。「我一直不愛說話，」還是在9月份，我第一次問及他的名字時，他就做了這樣的說明。但他的寫作非常優美，這個愛思考的年輕人來自一個只有兩百五十人的小村莊，他那滄桑的臉上總是帶著淡淡的笑容。就在我注意到他遊離于小組之外的那一天，他還是面帶微笑，全神貫注地看著劇本。我問他在看什麼，他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指了指朱麗葉的那兩句台詞：

他們很喜歡羅森克蘭茲和吉爾頓斯登這兩個角色。有些學生不太喜歡哈姆雷特，有些人又覺得奧菲利亞過於悲戚，但大家都很喜歡羅森克蘭茲和吉爾頓斯登。他們喜歡這兩個人倒霉的窺探癖，喜歡這兩個人的死法——這兩個僕人受了欺騙，將給自己的處決令送到了英格蘭國王手裡。那也是莎士比亞的一處妙筆——詩人筆下的丹麥王國中又一處中國影子。這有點像古典名著《三國演義》中的苗澤，為了贏得有權有勢的曹操的恩寵，背叛了自己的姐夫馬騰。可是，在斬殺馬騰之後，曹操對滿懷期待的苗澤說道：「留此不義之人何用！」並將苗澤以及他的全家老小斬殺於市。或者說，可能也有些像毛澤東的將領林彪，他竭力想讓「文化大革命」為自己的目的服務，最終卻成了它的犧牲品。不管怎麼樣，我的學生們理解羅森克蘭茲和吉爾頓斯登——這麼多年裡，他們無數次看見過這樣的角色。即便到了今天，你有時仍舊可以在幹部們的辦公室里看到他們的身影。

在晴朗的日子里，從插旗山的山頂可以看見整個涪陵城。不過，到了秋季，有秋雨和秋霧籠罩在兩江之上。一連數天，雲霧遮住了視線，只能聽見烏江對岸的城市傳過來一陣陣嘈雜的聲音：車船喇叭聲、摩托車轟鳴聲、建築工地雜訊，全都回蕩在一片白霧之中。有時候，霧靄會持續數天，甚至數周。接著，好似有什麼東西掃清了兩江河谷——氣溫回升，微風吹拂——突然之間，視野又被打開了。

簡輕撫著莎麗的大腿。這兩個女孩長得很漂亮，飄逸的長發如絲般爽滑。巴伯面帶愁容。簡有氣無力地緊靠著莎麗，輕聲說道：

七十二年之後，長征途中，毛澤東率領他的共產黨軍隊來到了這條河邊。國民黨眼看就要將紅軍部隊剿滅殆盡，但歷史的教訓告訴毛澤東，萬萬不可拖延。他的軍隊繼續北行。來到瀘定之後，他們遇到了橫跨大渡河上的古老鐵索橋，國民黨已經在這裏派駐了重兵把守。戰爭情勢彷彿毫無轉機。

第二場，哈姆雷特王子來到了由簡和莎麗兩人扮演的格特魯德和克勞迪亞斯跟前。對我的學生來說，談情說愛是一件非常糾結read.99csw.com的事情。在公共場合，異性之間哪怕是極不起眼的接觸都是一種忌諱。而對絕大多數女生來說，扮演妻子或者女朋友令人非常尷尬。通常，他們像簡和莎麗那樣簡而化之，由同性扮演夫妻或男女朋友，因為在涪陵，同性朋友之間公然表露感情實屬常見。就這樣，莎麗摸了摸簡的頭髮，簡則撫摸著對方的手臂。接著，莎麗意識到哈姆雷特正在盯著她們，於是傲慢地問道：

「我想你是對的，」我說道。那一刻，我們倆誰也沒有說話。沉默·希爾和我站在那裡，一起看著那些詩句。

當學生的時候，我就在尋找這樣的東西——文學仍可欣賞的跡象、人們為愉悅而閱讀、除卻政治的因素，其本身就至關重要。不過，總是很難說清，這樣的情形有沒有出現過。然而，毫無疑問的是，我在涪陵的這些學生對於他們讀到的東西充滿了欣賞之情。我因此明白過來，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將會像他們那樣思考文學。有時候，在他們埋頭完成作業、而我眺望烏江的時候，我會微笑著告訴自己：我們都是逃亡者。他們逃避了「社會主義建設課程」，我逃避了解構主義。外面的兩江之間，涪陵城一如既往。而在這裏，我們閱讀著詩歌，我們感受著愉悅。

我看著這些回應，心想，我能行。第一個星期，我布置的作業是《貝奧武甫》。

演出在眼花繚亂的劍術和功夫表演中落下帷幕。萊爾特斯、哈姆雷特和克勞迪亞斯被捲入了香港功夫片式的高潮之中，直至最後，只有哈姆雷特和霍拉旭蹲在全班學生的面前。扮演這兩個角色的是維克和萊希。他們倆穿著廉價西服。演出之前，他們小心翼翼地在地上鋪了報紙，為的是丹麥王子倒地時不至於弄髒了衣服。全班學生哈哈大笑起來——不過，表演隨即開始了，萊希抱著即將死去的哈姆雷特，斜靠在牆壁上。每個人都屏住了呼吸。

他們求我再布置表演一出莎士比亞的戲劇，我終於答應了，部分原因是為了取暖。我簡要介紹過《羅密歐與朱麗葉》之後，他們便表演起來。索迪和他的同學們用課桌壘成了一個陽台，在這個搖擺不定的桌子堆上，露絲勇敢地站立著，索迪則在桌子堆下向她求愛。五場戲之後，格瑞斯念出了朱麗葉的獨白。其時，朱麗葉正準備吞下神父給她的安眠藥。她的家人都不支持她，而羅密歐又遭到了驅逐。表演到一半的時候，格瑞斯哭了起來。格瑞斯是個漂亮而又活潑的女孩，也是我最喜愛的學生之一，因為她敢於不懼尷尬地說出內心的想法。中國的女孩不會那樣——可格瑞斯對此毫不介意。就在扮演朱麗葉的那一天，她那長長的黑髮披在肩上，雙眼閃著淚光。在寒冷的教室里，她呼出的氣息變成了一團白霧。

順著山坡再往下去，幾個星期前就種上了水稻。現在，稻田裡的蓄水快乾了，泥地里兀立著鵝黃的稻秧。稻田多位於南坡的狹小山灣里。這些地方足夠平緩，適合開墾成可以保水的台地。在山坡上種著的所有作物中，水稻的種植程序最為錯綜複雜。水稻在3月播種，密密麻麻地栽植在秧田裡。一個月後，綠色的秧苗由農民們用雙手連根拔起，再移植到蓄滿水的稻田裡。到了七八月份，稻穀收割脫粒之後，乾枯的稻田又用來種上了蔬菜和冬小麥。就這樣，一季一季、一年一年地循環往複。有時候，在一塊地里就可以看見一年四季需要種植的農作物：割了水稻種蔬菜，收了蔬菜播小麥，收了小麥插水稻。

詩歌好像從來沒有令他們感到厭倦或沮喪。唯一的障礙是語言、生詞和古詞。因為這些障礙，他們養成了絕好的耐心。我們把第十八首十四行詩仔仔細細地複習了一遍，及至最後，將它升華到了詩歌的不朽性這一高度。我問他們：莎士比亞成功了嗎？那位女子會永遠活著嗎？幾個學生搖了搖頭——畢竟那是四百多年前的詩了——但其他學生顯得有些猶豫不決。我問他們，那名女子生活在什麼地方。

就這樣，哈姆雷特死了——那一刻，我差點忘了自己正處在中國一間陰霾的教室里，我差點忘了霍拉旭實際上是一位農民的兒子，喜歡睡覺，喜歡說自己懶惰。他把哈姆雷特輕輕地抱在懷裡，輕柔地、憂傷地、慵懶地說道：

在大渡河岸邊，他們停留了三天，為的是慶祝石達開之子的降生。儀式非常複雜，因為這個孩子是天朝的王子——「聖神電」、「五千歲」、「翼王」之子。不過，天朝就要在歷史的長河裡消失殆盡，石達開的「五千歲」封號即將大打折扣。事實證明，在大渡河邊的停留要了他們的命。清朝的軍隊包圍了這些造反派，在確保他的五個妻妾和子女已經儘可能毫無痛苦地踏上黃泉路之後，石達開投降了。他要求那些抓他的人只處決他一個，希望以此解救他那些忠誠的追隨者。追隨他的人馬已經從最初的十萬銳減到了兩千。清軍首領耐心地聽完石達開的求情，隨後集體屠殺了這支太平軍，並將「翼王」凌遲處死。

直到那一天，索迪站在全班學生的面前表演哈姆雷特這個角色，我才明白過來，為什麼學生們對他充滿了尊敬。他的口語依然糟糕透頂——他結結巴巴地念著那段獨白，有幾句甚至聽不太清。但沒有關係，因為突然之間，他的才華盡顯。他彷彿伸手把自己的天賦抓到了掌心，反覆地把玩著，一邊牢牢地掌控自己的天賦，一邊深深地吸引著我們的注意。他的語速很慢，有些裝腔作勢。他在教室里踱著步子。他的動作中間夾雜著川劇的痕迹——他的臂彎里搭著一件斗篷，他繞著橫放在地上的一條凳子來回踱步，直至這件簡單的道具變成了他的王宮。不過，他的嗓音幾近完美——他控制著自己的步子和腔調，恰如其分地表現了哈姆雷特那怒海狂濤般起伏不定的內心世界。索迪明白該怎樣應用發聲和靜默，在用吼叫聲表達出沮喪的心情后，他讓自己的話語在這間他每周都要清掃的教室里久久地回蕩。他不安地踱著步子，他蹲在凳子上，他用雙手抱著腦袋，他咆哮著，他踢著那張凳子，突然之間一言不發——接著，他打破沉默，靜靜地念道：

不再擔心政治之後，他們把精力投入到對學習材料的理解上來。他們反覆聆聽詩歌的朗誦效果，權衡故事中的人物角色。他們非常認真地做著這一切——在他們看來，文學不單是一場遊戲，其中的人物角色也應該得到相應的評價。他們學習了《哈姆雷特》的故事梗概之後，一個名叫莉莉的學生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在這樣的教育體系中，應該在何處加入其中，總是讓我和亞當覺得非常困難。亞當教授美國文化，所採用的英文課本名叫《英美概況》。該書出版於1994年，其中對於美國的描述常常叫人難以認同——例如，講述美國宗教的那一章對於慈善、社區和學校隻字未提，卻在瓊斯鎮集體自殺事件上花了很大的篇幅。還有一章名為「社會問題」，寫得尤其活靈活現。其中的部分文字如下：

羅傑扮演已故國王的鬼魂。鬼魂佩戴的中國古代皇冠是羅傑用紙板箱做成的，尖頂，亮色。他九九藏書的身體扭曲著，發出嗷嗷的怪叫聲。在任何關於《哈姆雷特》的表演中，均是由鬼魂這個角色來確定整部戲的基調，戴著皇冠的羅傑也不例外——在這間教室里，他就是帶有中國風味的丹麥國王。

10月，我們學習了《哈姆雷特》，此時的天氣依然溫暖，但秋雨已經降臨到了河谷地區。我把幾個班分成了十一個小組。經過一天的準備之後，他們在教室里表演了這部戲劇。他們把講台推到牆邊，把地板清掃一番后就變成了舞台。學生們把課桌和凳子依次往後拉攏，坐下觀看。

不過，我還是有些顧慮。畢竟這些學生來自鄉下，而他們的英語水平——尤其是口語水平——有時候很糟。第一堂課，我讓他們寫下他們讀過的英文書籍——無論原著還是譯本。我還問他們想從我的課上學到一些什麼：

「你知道那說的是什麼意思嗎？」我以為他有問題要問我。

「知道，」他回答道，「我認為寫得很美。」

這一章還略述了許多別的問題——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吸毒、宗教狂熱——並且還指出了導致美國存在這些缺陷的根本原因：

「那又是什麼時候的事情呢？」

十分鐘的時間里，他們爭論的不再是羅賓漢。他們爭論的是中國，他們爭論的是他們自己長期以來被加以教化的政治信條。很快，爭論變得白熱化起來。我坐在教室的後排，聽著他們在受教育過程中所得到的矛盾百出的各種觀念。革命當然好——他們都知道這一點。毛澤東是個英雄，有了長徵才有解放，這因此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段時期。而反革命是不好的——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者、各種運動的支持者，任何意在挑起變革的東西都是不好的，是反革命的。要忠於革命，就應該安於現狀，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樣你才能保持革命性。是這樣嗎？羅賓漢讓這些學生精疲力竭地糾纏了一個小時，每個學生至少做了一輪發言，有些甚至變得義憤填膺。坐在教室的後排，我禁不住想，對這一切，到底怎樣才能弄明白呢。

太平天國——太平祥和的天朝王國——禁止吸食鴉片、禁止婦女裹腳、禁止娼妓、禁止賭博、反對吸煙，贏得了中國農民的支持，因為他們對於腐敗的清朝統治者滿懷憎惡。然而，洪秀全和其他革命領導者均缺乏治國的眼光和經驗，多數人受不了權力的誘惑，轉而奢靡享樂，內訌傾軋。他們開始變得像他們誓要推翻的那個王朝一樣：綾羅綢緞、溜須拍馬、妻妾成群。不過，他們的勢力依舊強大，清政府對他們無可奈何。即便內部的爭權奪利和自相殘殺之風日盛，他們依舊牢牢地固守著南京城。

這支部隊順著川西大渡河的岸邊進發，大渡河碧綠的冰雪融水奔騰咆哮。之前，這條河流已經見證了多次偉大的戰役——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三國時期，這裏發生過幾次至關重要的軍事行動。現在，清政府的軍隊緊追不捨，滿心希望將石達開和他的人馬圍捕在狹窄的山谷里。那是1863年。

大渡河往南流到了樂山。在世界上那一尊最大佛像空洞眼神的注視之下，它又在這裏注入了岷江。岷江往西南方向流到宜賓，又注入了長江。從這裏開始，這條河流往西往北蜿蜒流淌近三百英里之後，再從插旗山碧綠的山坡跟前流淌而過。今天，它那渾圓的山頂上再也沒有旗幟了。這座擁有兩個名字的大山從河岸上拔地而起，它那巨大的山體不禁讓人回想起四川詩人杜甫一千多年前寫下的詩句：

教室里一片靜默。通常，涪陵充斥著車船的喇叭聲和建築工地的喧鬧聲，可在那一刻，教室里鴉雀無聲。在這一刻的靜默里，既有崇敬，也有驚嘆，我與他們感同身受。之前，我已經把這首詩朗讀了無數次。但直到我站在涪陵的這些學生面前，聆聽著他們思考這十四行詩的奇妙時的靜默，才真正地聽到了它。

霧靄之中，這座城市顯得骯髒而陳舊。建築物胡亂而隨意地滿布在斜坡上，使城市看上去也顯得很龐大。如果站在地面上，是不可能看得出涪陵的規模的，但站在插旗山頂上，它的大小就能一下盡收眼底。那些灰濛濛的建築物層層疊疊，一直堆到天際線上，越過了遠處烈士陵園那針尖一樣的紀念塔尖。然而，按照中國的標準來看，它仍是一座很小的城市——實際上就是一座小城——翠綠而雄偉的群山環抱著這些密密麻麻的建築物。

不過，多數學生寫的是羅賓漢忙於從貪官污吏和貪婪商人身上盜取財物。通常，他們讓他置身於沿海的經濟繁榮地區，如深圳、廣州、廈門等，改革政策使經濟獲得了自由發展，而物質主義也成了萬物之王。在他們編寫的故事中，羅賓漢竊取富人的錢財來分發給農民們，而到頭來他也總會被捕入獄。有時候，他還會被砍掉腦袋。有一個學生讓他在十五年的牢獄生活中成功地接受了再教育（從大牢里出來時，他成了一名偵探）。不過，多數時候是羅賓漢被抓獲歸案，不要指望這裡有謝武德森林里那種理想化的綠色世界。中國的森林少之又少，警察總有辦法抓住他。

「英國，」阿姆斯特朗回答道，他回答我問題的次數最多。

我第一次弄明白，為什麼文學總是倒向政治這一邊。之前我曾為此掙扎過；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時候，我的專業是英語。畢業之後，我又到牛津大學讀了兩年的英語語言文學。我最初的計劃是當一名文學教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在美國，我在英語系所看到的一切讓我漸漸失去了最初的熱愛。美學是一個原因——我發現，我讀不懂文學評論了，因為其中晦澀的學術性與作品的優美性相去甚遠。對於絕大多數文學評論，我都不太明白，它們好似一團亂麻，無可救藥地充塞著令人費解的字眼：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這一切統統無法得到簡單而明了的解釋——就像我在涪陵的這些學生，當被問到什麼是歷史唯物主義、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時候，只能張口結舌。

他個頭很大，透著川北鄉下農民那種閑散的眼神，其他學生都叫他老大——在香港警匪片里，這是對大哥的稱謂，它折射出索迪在班上具有威信，受人尊敬。不過，儘管他在班上身居高位，學習成績卻不大理想。他的寫作水平很高，但英語口語卻十分糟糕，這讓他在同學面前很沒有信心。他很少說話，很少回答問題。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很少學習文學課本上的內容，因為就連其中的概要都很難讀懂。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這些材料就沒有那麼困難了。通常，我會給他們講講故事，然後抽幾個不太情願的「志願者」表演一番。班上的學生都喜歡這樣的做法——在這個外國人僅僅因為他們身為外國人而頻頻在電視上拋頭露面的國度里，學生們在教室里擠成一堆，津津有味地觀看著一個外國人演繹的《高文爵士與綠衣騎士》。有時候，我會給他們布置一些寫作任務；學《貝奧武甫》的時候，我們談到了視角，學生們則從妖魔格倫德爾的角度，對故事進行了改寫。無一例外，男生們描寫了怎樣算是吃人，而怎樣才算是吃得恰如其分；女生們則描寫了荒野是多麼寒冷黑暗，而妖魔們又是多麼富有感情。一個叫格瑞斯的學生寫道：九_九_藏_書

我停下來，又看了看那兩句話。

這門課涵蓋的範圍很廣。「美中友好志願者」建議我們不要對這樣的課程抱太大的希望，因為學生們的背景，因為他們相對較低的英語閱讀理解水平。他們倒是建議我們用文學材料講解一下英語的語法要點，但我對這個辦法不太苟同。我知道，從語言的技術層面看，我算不上出色的老師。我還知道，說到講授語法，莎士比亞比我更差。再說，我研習文學的時間太長，已經沒辦法僅僅用它來講解現在完成時。

作為外國人來從事這樣的教學，實際上就是要在穿越這片政治土壤的過程中，盡量通過協調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出路。這種技能通過學習才能獲得——隨著時間的推移，亞當和我逐漸地學會了弱化政治，既要找到接近學生的話題和方法，又要做到不引起他們錘擊膝蓋式的本能反應。我的文學課——尤其是開始講授詩歌的時候——要做到這一點很容易，因為詩歌簡化了一切。

山頂部位的地勢陡峭，不適合開墾梯田，便栽種著桃樹和橘樹。稍往下一點，坡度放緩，農民們把土地開墾成長條塊，種上了蔬菜，有捲心菜、土豆、黃豆、胡蘿蔔。再下去一點，梯狀台地更加寬闊，種上了穀物。現在是秋季，差不多到了種植冬小麥的時節。農民們會等到11月和12月才開始播種，每隔兩三行，他們就要留出六十厘米寬的間距。到了3月份，離收割小麥還有兩個月的時候，他們會在留出的這些空地里種上玉米。每一寸土地都不會浪費，每一個環節都不急不緩，各有自己的時令。每一個時令，都有農民們用手工完成的簡單活計。

要用這本書進行教學可不容易。最大的問題在於去偽存真：讓學生知道諸如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是美國社會的主要問題固然重要，但同時也應該讓他們知道，對於很多人來說，同性戀根本不是個問題（要是他們明白資本主義不會導致同性戀問題，那也不錯）。不過，在學生們的頭腦中，書本上的東西要麼是對的，要麼是錯的，沒有中間地帶。他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不要質疑官方出版的教材。

在牛津大學，你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來。你不可能簡單地說：我不喜歡哈姆雷特，因為我覺得他是個討厭鬼。無論怎麼說，但一定要說得巧妙一些。你還得把哈姆雷特當成劇本中的一個人物角色來看待，一層一層地對他進行剖析。你不僅要剖析劇本本身，還要剖析所有曾經被人寫到過的東西。你得考慮其他評論家說了些什麼，你得衡量他們的知識與無聊圍繞著劇本層層累加到了什麼程度。你得考慮這個劇本跟當下的時事潮流有什麼樣的關係。當然，這個過程具有一定的價值。但對於很多讀者來說，在真正有點頭腦的話語開始之前，他們得不到須臾思考的餘地。作為學生，那正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在一瞬之間，頭腦里靈光一現：我討厭這個角色。這個故事寫的不錯。這首詩里的女子長得非常漂亮，我敢打賭，她的十指纖巧如蔥根。

不過，即便到了20世紀90年代晚期，官方對於歷史的態度依然一成不變。共產黨理想化了太平天國這樣的農民起義，即便在涪陵這樣的偏僻之地，都在公園裡樹立了石達開石像。相反，這一場運動的某些方面已經慢慢消退——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對太平天國那非同尋常的基督教義隻字未提，在類似涪陵這樣的地方，很少有學生知道，洪秀全自認為是基督耶穌的天弟。不過，學生們都知道，他是個農民革命家。在洪秀全兵敗之處，毛澤東一舉成功。人們認為這樣的重複合理合法，卻沒有把它看成是一種跡象——一如這片土地，中國的歷史有時候也會遵照同樣的循環。

我上課的地點位於主教學樓的五樓。兩個班各有四十五名學生，全都緊挨著坐在舊木桌的後面。清掃教室是他們的責任。課間，他們要擦黑板。每個星期，他們要把地板和窗子清掃兩次。如果清潔做得不夠好，班級就要面臨罰款。在這所學校，每件事都是這樣——學生們會因為曠早操、逃課、考試不及格、夜間晚歸而被罰款。他們很少有閑錢用於這樣的開銷，於是，每個星期他們都勤勤懇懇地把教室做兩次徹底的清掃。

偉大的太平天國運動始於19世紀40年代中期，發起者是來自廣西的一個窮苦人，名叫洪秀全。在參加四次科舉考試並屢屢失利之後，他大為沮喪，決定自封為天父之子，是耶穌基督的天弟。自此以後，事情發展得極為神速。到了1851年，洪秀全率領的武裝追隨者已有二萬之眾，他由此宣布另立新朝，並自封為天王。他的兵士蓄著長發，作戰勇猛，不懼死傷。他們以傳教士散發的小冊子作為基本教義，信奉一種改頭換面了的原教旨主義新教。1853年，他們攻陷了東部的南京城，定都為新耶路撒冷，那時，洪秀全幾乎統治了半個中國。

看他們所寫的讀後感，我有一種強烈而清新的感受，這在以前其他學文學的學生中是看不到的，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學的是外國素材。我們在不知不覺中交換著陳腐的題材：我不知道中國古詩把女人的手指比作蔥根，而他們也不清楚莎士比亞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詩的不朽之處已被人評點過無數次，在註腳處都標著號碼，幾乎不再成其為詩了。我們的這種交換突然使一切變得新鮮起來；沒有了枯燥的詩，沒有了被人過度研究的戲劇，沒有了被討論到近乎病態的人物。當我布置有關《貝奧武甫》的作業時，沒有人咕噥過——在他們看來，那隻不過是一個好看的妖魔故事而已。

將專業學習放在第三位，這絕非偶然。政治才是首要的：這些學生正在被培養成為教師，之後，他們又將培養中國的下一代，而這種培養必須限定在黨的框架內。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如果有什麼跟基本理論背道而馳，寧願不教。

在另一個班的表演中，羅森克蘭茲和吉爾頓斯登步行至國王面前，以頭叩地，額頭差點觸到了地板。他們站在那裡手牽著手，聽著克勞迪亞斯的訓導。在四川，男性朋友之間那樣手牽著手十分常見——當然，如果你是在懵然不知的情況下聆聽自己的死訊的話，肯定會想找某個人的手來牽一牽。

但有一件事情我很早就弄明白了，那就是涪陵師專具有雙重作用。它培訓教師，但跟中國所有的學校一樣，它也是中國共產黨教化功能的延伸。涪陵師專的每一個學生都有一本紅色的學生證，內頁上印著八條「學生守則」，其中的前三條內容如下：

第二條守則強調學生應該「堅持歷史唯物觀」，這說明了政治理論在中國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對於什麼是歷史唯物主義，我一直不甚明了——我只知道它跟階級鬥爭有關——但「堅持」才是關鍵。無需調查，無需冥想，無需分析——僅需「堅持」即可。他們可以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來證明各種理論的正確性，全然不顧其中的複雜和矛盾。而在此過程中，他們小心翼翼地使用著恰當的術語。有好幾次，我讓學生們給我解釋這幾個詞語——歷史唯物主義、人民民主專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含義，可沒有一個人能夠用清晰簡單的語言來回答這個問題。這正如奧威爾所說，語詞和意義分了家。重要的只是，學生們在看待周圍世界的過程中，要會使用正確的術語，並運用正確的政治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