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折返點的時候，我已經比第二名選手領先三十秒了。那以後的路程，我跑得更加輕鬆。後半程全是下坡路。因為是原路返回，一路上我和所有選手都打了個照面。幾個不太疲乏的隊員加入了呼喊的行列：「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但這絲毫沒有令我心煩，因為這四公里的路程我完全跑得閑庭信步一般。

「幾天，」孔老師說，「只是關幾天而已，不算太重。」

「這是中文系的王先生，」賽老師介紹說，「王先生是1977年來到這所學校的——他是我們學校『文革』后首批招收的學生之一。他當時的英語成績相當不錯，但那個時候英語不是最熱門的專業。所以，他後來當了中文教授。但他對英語仍然很感興趣。」

飯菜擺上了餐桌，敬酒的速度放慢了下來。當大家又重新開始敬酒的時候，已經把賽老師晾在一邊了，他只不過是宴席開始和結束時的樂子而已。一旦正兒八經地喝起酒來，他就成了十足的麻煩。於是，在席間觥籌飛舞時，他獨自坐在那裡，呷著茶水。

就這樣，我們慢慢地談到了梅爾維爾、諾里斯、奧康納和契弗。我費了好大的勁才猜出了諾里斯和契弗這兩個名字。除此之外，我們無話可說。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麼，儘管他讓我明白了他尤其喜歡諾里斯所寫的小說《麥克提格》，那或許是美國唯一一部有關牙醫的偉大作品了。時至今日，在美國幾乎沒有人會讀諾里斯寫的小說了，不過他在長江上游至少還有一個粉絲。

王老師開始講一個冗長的故事。那是一個有關三輪車夫的故事，他用四川話說，賽老師再替我們翻成英語。他講故事的節奏很慢，而我又已經有了醉意，根本就聽不進去。我把餐桌掃視了一番，才發現跟隨王老師一同前來的那個小個子老師。我早已把他忘了個一乾二淨，而他這會兒則對著我笑了一下。他說了些什麼，但我聽不太清，因為他講的是涪陵方言。再說，喝那麼多白酒也沒有讓我們倆的語言能力有哪怕一絲一毫的提高。於是，他非常專註地，用普通話一字一節地念出。

兩位輔導老師叫孔明和廖梅，我們對他們的稱呼分別是孔老師和廖老師。他們兩個人都在中文系教書，都不會說英語。他們之前從來沒有遇到過外國人。傅主任沒法找到會說英語的輔導老師，我們後來告訴他，那不太要緊。我們想，只要開了頭就行。畢竟我們知道，中文系的老師普通話肯定說得很好。

我老老實實地回答了廖老師的問題，說我覺得那場球賽一點都不好玩。

我放慢了腳步。突然間，我感到有點疲憊。腎上腺素消退之後，我的注意力又回來了。我檢查了一下自己——沒有擦傷，也沒有淤青，也不記得我是怎樣安全衝出了起跑線的。我往四周瞥了一眼。我處在領先的那一撥人中，大概有五十來個，其他人也在狂速起跑后逐漸步入正軌。我們穩健地跑著上坡路段，腳步漸漸地慢了下來。我感覺到自己的雙腿已經復甦，剛才一直近乎麻木的興奮狀態被長跑的節奏感所取代——穩健穩健穩健穩健，腳下的山坡越發陡峭。警車在人群前閃動著警燈。在我們正前方接近一百米的地方，一群試圖作弊的學生想要插隊，警車開過，把他們趕了出去。

「也許還有比我更好的運動員沒有參加吧，」我說道，「你知道，王軍霞就比我跑得快。」

沿著這個話題，我們又討論了女性主義，隨後又討論了托妮·莫里森以及黑人女作家，接著還談到了南方文學。之後，我們提到海明威，以及「骯髒現實主義」作家，例如雷蒙德·卡佛和托拜厄斯·沃爾夫等。這一切都是通過傅主任來翻譯的，在交談的過程中我才發現，他對美國文學的了解遠遠超乎我的想象。我同時意識到自己剛才是多麼愚蠢，竟然揣測擁有一萬冊藏書的王老師可能是來找我教他學說「How-are-you」的。

我會把一個字寫上一百遍。接著，我還要在心裏想，具體的用法有哪些，比如「學習」、「學生」、「學校」等等。我把它寫在一張卡片上，然後把這些卡片放在一起。慢慢地，桌子上的卡片越堆越高——因為，差不多每一天都會再加進去五到十張。我會聽一聽漢語磁帶，把我們在「美中友好志願者」訓練課程上用過的課本拿出來複習一下。我還要把那一堆卡片翻看一下。到10月初，傅主任終於替我們找到兩位漢語輔導老師的時候，我已經學會了一百五十個漢字。雖然插旗山那條公路兩旁的標語還是不認識，但校園裡的那條標語卻每天都在發生著一點一點的變化：

然而，王老師好像又想起了什麼。於是，他又十分嚴肅地跟我說起話來，賽老師替我翻成了英語。

「不對，」我說，「那不是我的動作姿勢。我在美國也是這樣運球的。那個裁判純粹是討厭外國人。而且他根本就不懂籃球。」

張書記想把賽老師的手從杯子上掰開。服務員拿著酒瓶，在一旁耐心地等待著。這真是經典的四川人的場景——但凡畫著一條可愛的河流的捲軸上，十有八九會描繪這樣的勸酒場景，兩個男人爭搶一隻酒杯，邊上的女子持酒瓶而立。

「你運球的方式不對，」她說道，「所以他老是吹你。你是這樣做的——」她一邊說，一邊學著我運球的姿勢。

他們飛快地商量著。我們三個人舉著的酒杯依舊懸在餐桌之上。無疑，這是表達要求的最佳時機。

這個問題提得好。每個星期，我上課和備課的時間很少超過三十個小時。早上我會跑跑步，有時候會到附近的小山上散步。亞當和我會打打籃球，扔扔飛盤。我會用電腦寫東西。我也為未來——我想在課上講到的話題，我可能要去旅遊的地方——提前做些打算。不過，最重要的是，我知道這座城市有太多的東西正在等著我去做一番探尋。可在最開始，這正是最難以打開局面的地方。

「馬——克——吐——溫。」

「狄更斯？」

每個宴席上都有一個「酒司令」，相當於是酒桌老大，掌控著喝酒的動向。張書記一直主導著英語系的所有事情，但那天晚上他聽王老師的。這個大塊頭的男人喝起酒來動作很快，也很公道，他跟滿桌子的人都輪番敬了酒，直到其他人都慢慢敗下陣來。之後，他對準了我和亞當，一邊鄙夷著「二對一」，一邊輪流向我們兩個單獨敬酒。這真是一場眾人矚目的展演。一個小時過去了，我們仍然是席間最清醒的三個人。不過，我很快就覺得頭腦發暈，而王老師絲毫沒有放慢進度的跡象。我聽見傅主任和張書記在叫他稍微悠著點，因為他們擔心我會喝醉。就這樣，疾風驟雨一般的敬酒方才停了下來。

在頭幾個月里，中文在我眼裡就是這個樣子。我到達涪陵的時候，大約能夠認識四十個很簡單的漢字：人、中、國、上、下、長、男、女。當初，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學習更多的漢字。「美中友好志願者」在成都為我們開設了兩個月的高強度訓練課程，但課程的重點是學會足夠多的普通話口語，能夠應付必要的交際。對於漢語的讀寫，我們得自己想辦法學習。但是，在來到涪陵之前，我根本就沒有足夠的時間做這件事情。

廖老師是個非常精瘦的女子，留著一頭長發，舉止十分文靜。她二十七歲，教授現代漢語。她沒有孔老師那麼愛笑。我有些學生也在修讀中文系老師講授的課程，他們都覺得廖老師是比較好的老師之一。她來自四川中部的自貢市，那裡以產鹽聞名。在四川，每一個城市，每一個小鎮，都會宣稱自己有一樣東西聞名中外。讓涪陵聞名於世的，是在河岸邊製作出來的略帶辣味的榨菜。

「喝！」

她試圖巧妙地結束這場爭執，因為她看得出來，我已經有點不耐煩了。然而，我已經聽夠了用「中式」這兩個字所作的種種辯解，我再也不想上什麼有中國特色的籃球課了。

我們喝下了那杯酒。白酒的滋味變得苦澀起來，下肚之後，我禁不住顫抖了一下。一場好的宴會恰似一個好的短篇故事：要點就蘊藏其中，但不到最後一刻，誰也不會明白。那一刻，我終於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邀請我們了，不過我並沒有憤憤不平，因為我至少弄清了四川的文學刊物是如何徵集新稿的。一桌人把賽老師又奚落了一番，我們幾個便跌跌撞撞地走了出來。

「真的，」賽老師說，「我已經喝夠了。」

但是，我對通往插旗山道路兩旁的那些標語還是感到陌生。即便是一點點熟悉起來，它們也在不斷地提醒我，擺在前面的路還有很長很長：

那個學期，漢字開始變得鮮活起來，它們不斷地進入我的視線，每天都變換著不同的形象。漢語口語也開始在我的耳朵里生下根來，很快我就能夠跟常去吃飯的餐館老闆們進行一些簡單的對話了。至於我們的輔導老師，也發生著緩慢地變化，他們終於從糾正聲調的機器變成真實鮮活的人了。

在這一切發生的過程中，我開始慢慢地感覺到廖老師所表現出的尖刻，儘管一時還說不清道不明。不僅是她喜歡說「不對」的習慣，還因為她似乎跟我和亞當相處時的不自在。有好幾次，我差點就以為她討厭我們這兩個外國人（考慮到我們給予的報酬偏低，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後來，我才慢慢搞清楚，她是出於別的原因才感到不自在。但在那個學期，我總覺得我們之間的關係有些複雜。

一艘俄羅斯製造的水翼飛船從白鶴梁的北面飛馳而過，往重慶方向徑直駛去。船身盪起的尾浪濺濕了白鶴梁的下半部，遊客們嬉笑著退到了高處。水花在那些文字和石魚上濺起白色印跡，等到尾浪消退，題刻重又變得明亮如新，江水依舊，滾滾流逝。

12月一個晴朗的下午，我正在備課，突然聽到樓下的廣場響起了一陣音樂聲。這沒什麼出奇的——校園內的大喇叭總會時不時地突然傳出各種嘈雜聲。然而那天，我從陽台上看下去，看到學校禮堂前面的廣場上已經聚集了一群人。我明白，肯定要出什麼大事了。

今天，長江的水位比一千二百三十四年前仲冬時節高出了兩英寸。這其間的歲月還見證了其他變化——五個朝代的更迭；蒙古人、滿族人、英國人和日本人來了又去；長城的修建與「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大躍進和改革開放；三峽大壩從未竟的夢想變成而今中國最大規模的建設項目——然而，儘管發生了這一系列的變化，長江今天的水位只比公元763年時高出了兩英寸。在一千二百三十四年間只高出了兩英寸。

跑步是有技巧的。從好幾個方面來看，這都是我在涪陵唯一擅長的技能。每個人似乎都有自己最為擅長的事情：餃子店的老闆會做餃子，擦鞋的婦女會擦鞋子，棒棒軍會用自己硬如牛皮的雙肩搬運貨物。我的目的是什麼，卻沒有那麼清楚——我是個老師，這樣的工作稱心如意，職責明確，可一旦我離開了校園，這也就不復存在了。城裡的人看到的大多是失敗的我，以及我無法避免的詞不達意，和與人交談時的笨嘴拙舌。

「喝，」張書記指著賽老師的酒杯說道。

王老師終於講完了那個三輪車夫的故事。儘管有些部分我沒聽見，我還是大致明白，故事講的是他那次喝醉酒的事情。他當時已經酩酊大醉，跟一個三輪車夫砍了半天的價，最後才發現所在的位置正好是在他下榻的賓館門前。聽了這個故事，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等到要給我們翻譯這個故事的時候，大家才想起賽老師還在這兒。

在一艘小船的船頭，四個女人正在閑聊。她們全都穿著簡樸的藍色夾克，骯髒程度不亞於那幾艘小船。這樣的水上人家，靠小舢板為生。一年的多數時間里，他們都在打漁撈蝦。但冬天的魚蝦不好動，這些筏子的主人就轉到石樑上來打發日子。他們靠旅遊為業，在河岸和石樑之間用小舢板接送遊客。

我停下來久久地看著這一幅標語。我又讀了一遍，期待著體會成功的感覺。然而，什麼也沒體會到——那不過是一幅宣傳標語而已，跟在學生的課本里讀到的，或在滿大街的標語牌上讀到的陳詞濫調一個樣。當通往插旗山路上的其他標語映入我眼帘時，反應同樣如此：

「不，很快！」她說。因為我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假謙虛了一番，這令她愈加高興。「這是場大賽——就整個涪陵而言，你是跑得最快的人哦！」

我看得出傅主任是怎麼想的——如果不參加比賽，事情就簡單多了。我知道，他這種想法是對的。有那麼一陣，我在考慮要不要放棄算了，因為一個好端端的學期就讓那次籃球錦標賽給弄到了情緒的低點。在這裏，我生活中的所有麻煩事已經夠公開的了，完全沒有必要再去更多的人面前丟人現眼。

今天剛好是節假日，砂石樑上一共有五十多位遊客，正在來來回回地參觀那一處處題刻。間或，會有遊客向涪陵市文物管理所派駐石樑的工作人員提出一兩個問題。這八個工作人員中，只有兩個人接受過正規的考古學教育，其他的都是些普通人，乾著出售快餐和監管小舢板的工作，或在那一尾最大的石雕鯉魚旁為遊客拍攝兩元一份的照片。

講話開始了，那聲音飄蕩到我的陽台上。大禮堂門前的廣場上，已經聚了好大一群人——主要是學生，不過也有些來自校外附近的社區，有老農民，也有懷抱孩子的婦女。他們全都靜靜地聽著講話。從他們的肅靜來看，我九*九*藏*書知道那一定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講話聲回蕩在廣場上空，我沒有聽懂他們到底在講些什麼。

「喝。」

這就是中國的方式。成功是預料中的，失敗則要受到批評，並且立刻加以糾正。要麼正確，要麼不對，沒有中間狀態。當我對這種語言不再畏懼的時候，我開始嘗試使用新的詞語和新的語法結構。這很好玩，但也很具風險。我會用廖老師都想不到我會使用的詞語一連說上好幾個句子，接下來，我敢打賭，我看見廖老師的眼裡閃過了一絲不情願的讚許。不過，她還是會說：「不對！」然後糾正我剛才出錯的地方。

我最渴望的，是想找到一樣自己能夠做好的事情。正是部分地出於這個原因，我對這個城市那些簡單的生活流程感到十分著迷，我會令人難以置信地密切關注某個棒棒軍或者餐館廚師，只因為他們對自己的活計非常在行。我的關注近乎于偷窺，至少我在關注他們幹活的時候，帶了一種偷窺狂才懷有的無能的嫉妒。一連幾天，我甚至什麼都不想要，只希望自己擁有一項簡單的技能，並且反覆操練，直到能把事情做好。

普通話是出了名的難學——有些專家認為，學習漢語所需要的時間是學習西班牙語或者法語的四倍——對西方人來說，那些漢字和它們的音調尤其難以掌握，因為那種語言跟我們語言的內部結構完全不同。在四川，由於存在著省內方言，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在涪陵這樣的地方，即便是來自外地的中國人，要聽懂當地人講話也有不小的困難。普通話和四川話的區別是很明顯的：除了詞彙以外，四川人對普通話里的捲舌音混淆不分，將sh音讀成了s音，zh音讀成了z音；四川人還把有些成對的輔音剛好讀反，一般人都分不清楚n音和l音、h音和f音。於是，他們會將「湖南」（Hunan）這樣的詞語讀成「福蘭」（Fulan）。四川話的音長比普通話要短，最重要的是，普通話里的兩個聲調在四川話里剛好被掉換了位置。如果從普通話開始學起的話，似乎是這種語言整體被拉平了，然後再上下換了個方位。

「不，不，不，」張書記說，「你一定要為我們的客人幹了這杯。」

五分鐘過去了，十分鐘過去了。幹部們還在講話，警察要把每個人都呼攏到一塊也有點困難。他們要麼啟動比賽，要麼就讓比賽自行啟動，終於有個幹部意識到了這一點。他扣響了發令槍。

結果，語言學習變得一團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來到中國的時候，滿心想著要學習漢語。然而，我很快就意識到，根本不存在這樣的東西。「漢語」這東西到底是什麼，完全取決於你碰巧遇到的說話對象，還會因為背景和教育水平的不同而差異巨大。受過教育的人，尤其是年輕一代，通常會說普通話。我們那些教室的牆壁上張貼著大大的宣傳標語：「請講普通話！」但是，絕大部分涪陵人的教育程度並不算高，他們只會使用本地方言。這讓我對進城這件事情感到沮喪不已，因為我要和他們進行哪怕最簡單的對話都很困難。這也讓我想要學習漢語的目標變得完全無法實現，我根本不敢想象，我要在兩年時間里同時學習普通話和四川話。實際上，我要做的是不斷地提高我的普通話水平，這會讓我自然而然地可以應付涪陵人所說的方言。但在最初幾個月里，我根本不知道這一點。我似乎陷入了完全絕望的境地，每進一趟城都會讓我覺得自己在這方面是多麼的失敗。

我們端著的酒杯依舊停留在餐桌上方。

雕刻石魚的最初目的與其說是藝術，不如說是實用。冬天時節，長江上淺灘和岩石裸|露，對船隻來說最為危險。經由涪陵駛過的船長們可以觀察白鶴梁，將水位和那兩尾鯉魚進行比對，從而測算出前方的水情。石魚總在固定位置遊動，江水卻不斷地升降起伏。當地人明白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而這也成了長江每年固定模式的一部分。

「每個參賽者都要做，以確保他們是健康的。」

我還沒有學過這兩個字，他給我做了一番解釋，直到我基本上聽明白為止。我走進飯廳，在字典上核實了一下——「判決：作出裁決；裁判。」那原來是在大禮堂前進行的一場公判大會。

跑步就是這樣一種反覆，也是一種逃避。如果我在路上跑步，汽車會衝著我摁喇叭，人們會衝著我又吼又笑。有時候，某個年輕人甚至為在朋友面前逞能，會跟在我的身後跑上幾步。不過，沒有人群圍攏過來，跟在身後的年輕人也跑不了多遠。我一個人跑著，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度里，這樣的獨處不無價值。在這座城市裡，沒有人追得上我。

「為了你的藏書！」我說道。

早上，我會跑步登上插旗山的山頂，費勁地爬過那些台階，俯視長江，內心豪情萬丈。我對自己付出的努力很滿意——這個過程充滿了挑戰，但不複雜；爬到最後，我還能俯視這座城市，發現自己究竟爬了多高。這跟學習漢語有所不同，後者沒有明確的終點，給我的沮喪多於滿足。

「賽小姐！」

我原本希望大家把寫文章的承諾忘掉算了，但在一個星期里，靜悄悄的提醒就開始出現了。我拖了幾天，理由是要忙於教學，可我還是很快就收到了王老師關於交稿期就要來臨的一些口信。終於，我坐下來開始給他寫他所需要的東西。我的文章主要講述狄更斯和政治改革之間的關係。

我跑回校園，在離教學樓不遠的地方，有一道石牆，上面刻寫著一排六十多厘米高的大字：

「喝不下去了。」

「他們是學生嗎？」我問。

因為我們的緣故，他倆一直在用英語交流。可接下來，他們改用了中文。他們一邊爭論，一邊跟那隻酒杯較勁——賽老師想把它推開，可張書記卻把它死死地按在桌上。傅主任和王老師笑了笑，一起加入進來奚落著賽老師，直到賽老師終於端起了斟滿的酒杯。大家都在看著。

我之所以來到四川，是因為我想教書。不過，我也有另外兩方面的動機：我覺得這次經歷會有助於我成為一個更好的作家；還有，我一直都想學習中文。這些都是非常明確的目標，但實現這些目標的方法卻不甚明了。我希望寫作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我會睜大雙眼，做好筆記。等到我覺得準備好了，只管動手寫就是了。可是，從總體上看，學習漢語完全是另一碼事兒，而我之前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兒。

「每個？」我問道，他點了點頭。我問他，一共有多少人參加比賽。

接下來的那一周，我上了當地的電視新聞，而第二天的報紙則用了整個頭版來報道這次比賽。他們報道說，來自密蘇里州的美籍教師H·艾斯勒參加了比賽，並詳細報道了我在起跑前的熱身方式。他們報道了我率先衝過終點時，我所在的大學代表隊激動萬分的場面。他們還引述了另一位獲勝選手的原話，他是一位來自藥廠的年輕人，他說：「如果是剛退伍那陣就來參加這個比賽的話，我一定能打敗那個外國人。」文章的結尾部分這樣寫道：

農民們看見我在小山上跑步，總覺得非常奇怪。從他們身邊跑過時，他們總會目不轉睛地盯著我看，但他們從不吼叫，也不嘲笑。通常，他們是我見過的最懂禮貌的一群人，再說，他們有比對著外國人吼叫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也許，他們天然地有一種對體力活動的敬重，即便他們並不明白其中的意義何在。

孔老師跟我一起回顧了幾個有關審判的詞語，接著就翻到了第三十一課。居高臨下地觀看了一次公判大會之後，這麼快就回到上課，讓人感覺有些奇怪，就像是坐在體育場的豪華包廂里，從觀看某人的公開受辱切換到一堂詞彙課。不過，在涪陵有很多事情都是公開進行的，很少有當地人會覺得不正常。第二年的春季，我另一個志願者朋友所在的師範專科學校取消了學生一下午的課程，以便他們集體去學校的體育館參加刑前集會。那次活動是強制性的，因為罪犯是一些年輕的毒品販子，他們的行刑會給觀看者留下極其珍貴的教訓。當學校所有的人都集中到體育館之後，警察把即將處死的囚犯押到了學生跟前。之後，幾個罪犯被帶到鄉下槍決了。第二天，照常上課。

比賽的前半程全是上坡路。到大約兩分鐘的時候，我已經領先了。這時我才發現，其他人差不多都不行了。賽場上有各類人員——大學生，單位職工，也有幾個專業運動員。如果他們平時多一點訓練，恐怕早已成了跑步的好手。但在這一刻，他們全都不行了。我很快就跑到了隊伍的最前頭。

早晨，我常常會跑步去插旗山的山頂。途中，我會仔細琢磨沿途的那些宣傳標語，儘管在起初階段，很多標語我根本就認不出來。上山的路上有三處標語，在我眼裡，它們是這樣的：

我在門口停下了腳步。「我不想做胸部X光檢查，」我說。

從我的陽台望去，涪陵的主城區看上去不錯。我常常會凝視著烏江對岸那些猶如迷宮一般的街道和石階，聆聽著那座城市遠遠傳來的日常生活的喧鬧聲，思慮著這座江畔之城所隱藏的神秘之處。對於這一切，我都想進行一番探尋——我想去碼頭上看看那些船隻，我想跟那些棒棒軍說上幾句話，我想去探究連貫著老城區的那些縱橫交錯的石階小路。我渴望著弄明白，這座城市是怎樣運轉的，那裡的人們在想些什麼問題——尤其因為以前沒有外國人做過這樣的事情。這跟居住在北京和上海迥然不同，那些地方居住著不少的外國人，對於那些城市所能展示的東西都已經發現得差不多了。從外國人的角度來說，涪陵就是我們兩個人的城市——或者說，只要我們把這座城市琢磨透了，她就是我們兩個人的。

「王老師，」他說道，「想讓你給學校的刊物寫點東西。」

宴席進行到這個份上，就要講點策略了。在碰杯前，通常會有一陣交頭接耳，幾個老師用四川方言低聲交談，我和亞當則用英語相互閑聊著。其中的花招就是「二對一」——如果張書記給我和亞當敬酒，我和亞當兩個人都得喝上一杯。緊接著，傅主任可能會如法炮製。我們的回應，就是要先發制人。如果感覺到他們在使詐，我們中的一個就會同時向他們中的兩個乃至一桌人敬酒。然後，他們會稍稍喘口氣，作出下一輪反擊。偶爾，他們會把火力集中到我身上，以為我會弱一些。可每當這時，亞當都會挺身而出為我打掩護。在四川，這樣做是允許的——朋友可以替你乾杯。四川人喝酒很像打仗。

我回頭看了看。我看見了所有的參賽者——一股看不到尾的人潮，一群興奮不已的黑髮狂徒。開道的警車放慢速度，在我前面幾步遠的地方閃爍著警燈。我又扭過頭去看了看，為的是記住這古怪而陌生的一幕。山路又變得陡峭起來，一直通向革命烈士紀念碑那尖尖的塔頂。街道兩旁擠滿了觀眾。經過的時候，我能夠聽見他們驚訝的叫喊聲。他們在興奮地交談著，感慨著：「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

為了這件麻煩事兒，我向他既道了謝，又道了歉。他也向我道了歉。我們跟醫生握手道別。他把我們送到了門口，微笑著揮手道別。

「賽小姐，」張書記一邊奚落著，一邊用力掰開賽老師的手。

這樣的說法讓我吃驚不已——一個人均收入僅有三百多元的小城市，竟然要求參加四公里公路跑比賽的兩千五百多名參賽者每個都進行胸部X光檢查。我不禁懷疑事實也許是：學校的某些管理者也許擔心我會在比賽途中倒地猝死，他們這樣做是想擺脫干係。類似的命令通常由傅主任向外國人傳達，他有時候既扮演翻譯者的角色，也扮演過濾者的角色。這是樁苦差，當我察覺到事情的原委之後，我總是為他感到十分難過。但對此我無可奈何，除非能夠想到有技巧的解決之道。

通常，我在校園后的小山上跑步，一路經過大大小小的道路，蜿蜒而上直到插旗山。一路上，我跑過一個個破舊的道教神龕，跑過窄窄的稻田埂，順著石頭階梯到達山頂。我喜歡從俯瞰兩江的古老石墓旁跑步而過，我喜歡看農民們在田地里辛勤地勞動。在我跑步的過程中，我看著他們收割水稻，再把金黃的稻穗脫粒。我看著他們種下冬小麥，再侍弄起各式蔬菜。在我跑步的過程中，我通過雙眼了解了農耕模式，通過雙腳認知了山脈的輪廓。

在某種程度上，這倒是恰如其分，因為好多題刻都是由犯了各種王法而被流放到涪陵的官吏留下的。這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懲罰之地——到這座孤獨而又偏離帝國腹地的江城任職，既中斷了對外聯繫，又遠離了文明世界。其中一段題刻甚至誤用了一位已經駕崩的皇帝的名號。皇帝駕崩的消息遲遲未傳到長江這一帶，當地的官吏們也就不知道，他們已經是新的統治者的臣民了。

王先生的臉上掠過一絲笑意。我知道，他聽得懂我們的說話內容。我不禁疑惑，如果四川人既用藏書排名，又用酒量排名，這兩種令人引以為豪的排名之間會有什麼樣的關係呢。這是一塊未知的領地——在「美中友好志願者」的培訓課上，沒有人向我們提過有關藏書的警告。

「莎——士——比——亞，」他說。

起跑線設在一個大型的建築工地上，那裡正在修建一座新的公園。起跑線的左側緊靠著一道六英尺高的土坎——懸崖雖小，但已散亂剝落。起跑線右側有一條窄窄的土路，也是為參賽者設立的唯一的安全通道。但那兒離起跑線太近了——不足四十米，九-九-藏-書根本無法在這麼短距離內讓參賽人群得到有效疏散。即便選手安全通過了，通道也會立馬來個九十度的大轉彎，從而造成更多的受害者。

我還是搖了搖頭，他又把那幾個字重複了好幾遍，同時還做出看書的手勢。終於，我的腦子裡靈光一現。

他解釋說，所有參賽者都得進行身體檢查。賽前一個星期，我來到了學校的醫務室。醫務室位於門球場旁的一棟低矮瓦房裡，是學校在「文革」前還是一所高中時留下來的老舊建築之一。

一連幾個月的時間，我們對孔老師和廖老師的了解也就只有這麼多。此外，我們對他們的普通話也略知一二，除了四川人傾向性地將n音和l音稍稍有所混淆之外，他們講得非常清晰明了。除此之外，我們一無所知。對我們來說，他們也像兩架會教授漢語的機器，或者說是農場上飼養著的動物而已——不太昂貴的、會幫著正音的兩匹馱馬。而在他們眼裡，我們是兩個愚不可及的外國人，來自一個生來說話就不帶任何音調的國家。

「第四聲。」

這就是中國。混亂，吵鬧，興奮；害怕、驚奇、激動；一大群的身體，叫喊不止，汽車鳴響，大地震顫；我們全都瘋跑著，揮動臂膀不讓他人近身；雙腿上下翻飛，往前猛衝，全速飛奔，控制著后踢腿高度，以防跌倒；有人在土坎上跌倒，慘叫不止；其他人在第一個彎道上緊急減速，躲避著因側滑而紛紛摔倒的不幸人群。時間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每一刻都得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我們像一群狂徒，在街上飛奔。在第二個彎道，我們一頭向西跑上了興華路。

我盡量地加快了寫作進度。我論證說，狄更斯本質上屬於中產階級，他喜歡寫一些反映社會問題的文章，但並不是因為他希望發生革命性的變革，而是因為這樣的主題是很好的創意來源。我知道，馬克思主義者們不會喜歡這種說法，於是我加了幾句話，把狄更斯這個「走資派」批評了一番。對於在一篇文學論文中使用這個字眼，我很有些得意。否則，寫這篇文章還真沒什麼樂趣。而且為了湊滿字數，我又加進了一些描述性的文字。賽老師得把文章翻譯成中文。整整一個星期，他為這篇該死的東西不停地忙活，時不時撓著腦袋跑到我的辦公室，就那些注水的文字問了我好些問題。

比賽何時開始，並沒有預定時間。參跑者在出發區亂糟糟地擠在一起。九點整，幹部們開始發表講話。只有等幹部們講完話后，比賽才能開始。幹部們一個接一個地嘰里呱啦發表講話，起跑線上的人們則不斷地躍躍欲試。一小部分人總會搶跑，其他人則跟著反應，然後警察會把所有人叫回到起跑線上。為了暖身，我儘可能地原地小跑，同時還得擺動手肘不讓人把我推開。

涪陵也是讓人感到恐懼的地方，因為這裏的人很少看到外國人。如果我進某家餐館吃飯，或者到某個商店買點東西，馬上就會有一大群人跑到街上，圍過來觀看。有時候，經常會多達三十幾人。大多數人純粹是出於好奇，但這樣的好奇常常會使本來就因為普通話說得不好而感到窘迫的我變得更加糟糕——我盡量跟店主進行溝通，但圍觀的人群會不時地哄堂大笑，或者竊竊耳語，而我在倍感緊張的狀態下，說出來的普通話聽上去更加蹩腳。當我在大街上行走的時候，人們會不斷地扭過頭來，衝著我大喊大叫。一般情況下，他們喊叫的是「外國人」或者「老外」。這些詞語本身並沒有侮辱的用意。然而，當他們每天都沖我喊叫這些詞語的時候，「用意」就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了。他們還喜歡用另外一個詞，那就是「哈羅」。這個詞本來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但他們把這個詞戲謔性地、人為地拉長了聲音喊出來，變成了「哈——羅羅羅羅」。他們把這個詞跟外國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有時候竟會用來替代「外國人」這個詞語。因此，他們會這麼說：「嘿！你看，那邊過來了兩個『哈羅』！」在涪陵，人們還會時不時地衝著我喊叫其他不太善意的詞——「洋鬼子」、「大鼻子」——不過，我是後來才弄清楚了這些詞語的實際意思。

「浙，浙江的浙。」

然而，跑步比賽沒有裁判，也無需身體上的接觸。當然會有人圍觀，不過我想再怎麼我至少還能動彈動彈。這樣的比賽跟美國不會差太大吧——就算有差，我也有點好奇，想看一看到底是差在哪裡，哪怕一次也行。於是，我告訴傅主任，我願意參加比賽。

「美國文學還是英國文學？多長？」

「我不行。」

於是，我不斷地學習著。我感到沮喪，但也很倔強，我下定決心要讓廖老師看一看，我也有「對」的時候。實際上，我把全部業餘時間都用來學習漢語了，桌子上的卡片越堆越高。到11月份的第一個星期為止，我已經認識了三百個漢字。至於目的是什麼，說不太清——我隱隱約約確定了一個目標，就是要讀得懂報紙，這要求掌握兩到三千個漢字。但主要的是，我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識，而且要快。

「狄更斯吧，」賽老師說道，「一萬字。」

「算了，」傅主任告訴我，「我剛剛給負責比賽的人講了這件事，他們說如果你不做X光檢查就算了。因為你是外國人，就給你破個例吧。」

輔導課開始后一個多月的一天，我在朗讀課本里某一章節的時候，突然意識到，所有的字念起來都十分流暢，不認識的只有一個。我把背部往後靠了靠，開始回味我所取得的成就：我真真正正地能夠讀懂中文了。那些文字開始變得有意義起來。然而，就在我的這種滿足感就快完全成形的時候，廖老師說話了：「不對！」

「王先生是我們學校一份文學刊物的編輯，」傅主任說，「他的藏書有一萬多冊。」

毫無疑問，那是我這一輩子的比賽中看過的最危險的起跑部署。我真想退出比賽，一方面為我的安全考慮，但更主要是想讓自己以一個看客的身份見證災難的發生。羅伯·史密茨，那個星期前來拜訪我們的另一個志願者，他和亞當手裡拿著相機，正在跑道的對面興高采烈地等待著。

跟孔老師上課要簡單得多，他跟廖老師每周輪流。他不那麼愛說「不對」，生性較懶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因為那一學期的時間里，我們都在儘力地把對方當做人來認識和看待。後來，他成了我第一個真正的中國朋友——也就是第一個真正地以中國人的方式把我看做朋友的人。即便在頭幾個星期，在我們的友誼還沒有發展起來的時候，他的興趣就在一點點地增加著。有時候，他會用我聽得懂的詞彙問一些有關美國的問題。我感覺得出來，只要有機會，他還有很多問題要問我。的確，我自己也有很多問題，有待於我的語言能力到能夠表達思維的時候向他提出來。

到此，這事兒就結束了：幾個警察把那兩個戴手銬的犯人帶出了校門，一輛汽車早已在那裡等候著他們；幹部們的身影消失了；桌子搬走了；標語被扯了下來；學生們又回到了教室。對於這類公共事件，涪陵人極具組織性。從準備到結束，他們可以在一小時內完成一次集會。十五分鐘之後，廣場上就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在白鶴梁的南邊，停靠著三艘小舢板。小舢板用木頭製成，拱形船頂用竹子和蘆葦編織而成，最高處不過三英尺，以減少風力的撕扯，且避免使用了一些結構，讓沒有安裝龍骨的小船免遭翻覆之虞。這樣的小船輕便、狹小、船舷很低、沒有干舷，在江流之中易於操控。從人們在石樑上首次留下題刻，直到現在錨固著的那幾艘，舢板的設計思想沒有發生什麼大的改變。

「喝，」張書記說道，「要喝。」

「喝得下去。」

我們在我公寓里的飯廳上課，早上的太陽爬升過插旗山山肩，也把屋內照得暖洋洋的。我們一邊上課，一邊喝茶——茉莉花茶，乾枯的花瓣漂在熱水表面，像蓮花一樣慢慢地舒展開。在喝茶之前，孔老師會對著茶杯輕輕吹氣，好把浮在上面的茶葉和花瓣撇到一邊，這也是我在輔導課上學到的一招。如果無意間啜進茶葉，孔老師會轉過身，把它輕輕地吐到地上。這一招我也學到了——我喜歡住在領導幹部的公寓樓里，還可以把東西吐到地板上。

有一次，我們在系級籃球錦標賽之後的第二天上輔導課，她問我對頭一天的比賽有什麼看法。實際上，那場比賽糟糕透頂——至此，亞當和我方才認識到，我們的加入已經招致了強烈的反對，因為英語系一下子變成了一支強隊。對其他參賽的球隊來說，這場球賽具有了重要的愛國主義色彩。球賽成了中國隊對美國隊，具有為國爭光的性質。因此，整個賽事所具有的火藥味越來越濃。裁判也採取了偏袒一方的做法。他們允許對手對我們採取犯規，卻對我們並不存在的犯規行為屢屢鳴哨。在我們上輔導課前一天的比賽中，我被吹了十五次二次運球。到比賽快要結束時，只要我一碰球，哨聲就會響起。亞當和我只得考慮退出錦標賽，我們最終也真這麼做了。對每一個當事人來說，這也許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王先生有一個關於索爾·貝婁的問題，」他說道，「一般的美國人看得懂他寫的書嗎？」

「所有學生都停課了，」孔老師說。我順便問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們要判決兩個人，」他說，「這是公開判決。」

「喝不下去了。」

廣場就在我的陽台下，我可以清楚地看見那裡發生的事情。一條橫幅扯了起來，橫跨在台階之上。上面的內容我看不太懂，只認識其中的幾個字：「安全」、「環境」、「和平」。橫幅下安放著一排椅子。人群越聚越多。椅子前面還擺放著幾張桌子。鋪著藍色桌布，桌布上擺放著一些茶杯。接著，幾隻麥克風出現了。

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不正確」。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不」、「錯了」、「不行」、「嗯」。絕對不正確。肯定不正確。我不認識的漢字還有很多，但這兩個字我非常了解。

「那個裁判，」我說道，「是個壞蛋。」這是一個比較常見的侮辱用詞：壞了的蛋。

「他們全都要在賽前做X光檢查？」

「莎士比亞？」我問道。

對我來說，情況有所不同。大約一個月之後，涪陵城內的種種不爽已經顯得無足輕重，完全不能阻止我進城的腳步了。儘管城裡到處都充滿著噪音，污染十分嚴重，卻仍令我著迷不已，我想要去探尋那裡的每一個角落，了解那裡隱藏著的每一個秘密。但是，語言是個大問題。一開始，這讓我對這座城感到沮喪、甚至恐懼。

他們又商量了一下。我的手臂感到有些沉重起來。王老師點了點頭。

那也是我決心跟著「美中友好志願者」來到中國的原因之一，因為我知道他們會想辦法，給我們提供學習中文的機會。他們在成都為我們開設的訓練課程相當不錯，全是小班教學，老師們的經驗也很豐富。要想取得好的學習進展，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然而，來到涪陵之後，學習漢語就是自己的事情了。「美中友好志願者」會為我們支付學費，但我得自己尋找輔導老師，自己確定使用哪些教材，自己安排怎樣學習。基本上，我得自己琢磨怎麼來學習漢語——這實在有些令人氣餒。

「怎麼說呢？」

「幾個人傷得都不算太重，」孔老師說，「但是，他們要讓學生們知道，校園是安全的。所以，今天要在這裏進行這場公開判決。」

「不是，那兩個都是江東人。」

服務員給他的杯子里倒滿了酒。王老師笑了笑，把注意力轉向了我和亞當。他一邊端起酒杯，一邊很快地做了一個手勢，我們三個便幹了一杯。王老師喝起白酒來十分輕鬆，他的臉也沒有變紅。

王軍霞是中國的女子長跑運動員，最近剛剛在亞特蘭大奧運會上獲得了金牌和銀牌，引述這樣的事例讓廖老師越發欣喜不已。她把我又誇獎了一番，接著我們就轉到如何道別那一章學習起來。或許是我的表現超乎尋常地好，又或許是她的心緒特別寬容；總之那一天她一句「不對」也沒有提過。

此外，四川是一個發展不足的大省，尤其在公路和鐵路建設方面比較落後，導致了巨大的地區差異。成都話和重慶話迥然相異，重慶話和樂山話又差別巨大，等等。豐都縣城位於涪陵下游不到三十英里的地方，可這兩個地方的人有時候也會聽不懂對方所說的一些話。在涪陵的餐館，如果你想要一份普通話叫做「餛飩」——英語把它翻譯成wonton——的東西的話，你一定要說成「抄手」。可如果走到了三十英里開外的豐都縣，你又得把它說成是「包面」。或者更準確地說，是「baomin」，因為豐都人會把ian音裡邊的a音吞掉不讀。

他頓了一下，好讓我聽明白那個數字。隨後，他往前傾了傾，低聲說道：「王先生是涪陵師專擁有藏書最多的人。」

一位醫生檢查了我的脈搏和血壓。每檢查一個項目，他都對我笑一下，說我的健康狀況十分良好。我一一向他道了謝。隨後，他帶著我進入旁邊的一個房間，九*九*藏*書牆上掛著一台骯髒不堪的白色盒狀儀器。傅主任說：「給你做個胸部X光檢查。」

「再喝一杯，」賽老師說道，「最後一杯。」

整整一個月，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著。我太專註于自己的想法，甚至都沒想過，對方會怎麼看。不過，後來我也知道，對於我那兩位老師來說，這更讓人惱火。他們當然不會因為向一個外國人講授幾個神聖的聲調而受到砍頭的威脅——至少，那條法律從清朝以來就被廢除了。但是，他們所做的也絕不是什麼令人眼紅的差事。首先，我們支付的報酬偏低了。這並非故意，亞當和我之前了解的關於輔導老師薪酬標準的信息有誤。當然，孔老師和廖老師都是非常講究禮數的人，不可能跟我們兩個直接挑明。這也就意味著，他們給我們輔導中文的第一年時間里，只有三分之二的勞動量得到了酬勞。不過，更糟糕的是，他們每星期勞動七個小時，乾著非常枯燥乏味、令人沮喪的活計，卻連報酬都沒有拿足。課本里的內容相當簡單——坐火車、上餐館——但我那笨拙的舌頭一遇到什麼東西都可能出錯，而他們也根本不知道怎樣才能把我引到正確的方向上來。你怎樣才能教人學說漢語？你怎樣才能把有關古詩文的知識用來幫助外國人掌握諸如「第三聲」這樣非常簡單的東西？

在四川各處的急診室里，洗胃是最常見的。病人絕大多數是男性，因為跟抽煙一樣，喝酒也是男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中國的很多地方——尤其是那些偏僻地區——的確如此。而在四川，喝酒絕不僅僅是尋常的休閑放鬆。它通常帶有競技性質，通常要喝白酒，一種口感極其濃烈的糧食酒。男人們總是端著滿杯跟人敬酒，因而很容易就有恃強凌弱的勢頭。參与者相互慫恿，直至其中的某個人喝趴下為止。在我們的培訓課上，一名四川男子為我們現身說法，他羞怯地聳了聳肩解釋說，即便是好朋友，也很樂意把對方喝進醫院去。跟醫療官一樣，他也建議我們利用外國人的身份，完全地避開這一禮俗。

「你知道我喝不了多少，」賽老師說道。他雙手合十，求饒似的把頭點了兩下。賽老師四十多歲，身材矮胖，他是英語系最爽朗的一個老師，經常笑呵呵的。那天晚上，他才喝了兩杯，臉上已經一片緋紅。他又搖了搖頭。

「他想讓你寫一篇關於文學的文章。」

元朝就是這樣。1333年的題刻對來年的收成做出了樂觀的預測，但這個王朝已經走上了下坡路，正在從舉世無雙的龐大帝國——忽必烈汗帝國、馬可·波羅曾經造訪過的蒙古帝國——迅速衰落。到1333年的時候，馬可·波羅去世多年，忽必烈汗也早已死去，元帝國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帝國的官吏依舊在石樑上勇敢地留下了題刻，離它被歷史的長河永久淹沒也只有三十五年的時間了。

我倒吸了一口氣。「我對美國文學了解不多，寫不了那麼多，」我說道，「跟他說，我可以寫一些關於伊麗莎白時代的詩歌，或是關於查爾斯·狄更斯的文章，因為我在牛津大學就是學這個的。或者寫一寫莎士比亞也行。寫其他的都比較困難。我手頭的資料也不多。」

可是，在其他人看來，這樣的需求基本算是可有可無。傅主任花了很長時間來為我們尋找輔導老師，也許他在期待，我們把這件事情忘了就算了。畢竟，漢語不是我們的教學中要用到的東西。再說，我們已經學習了足夠多的幾句話，完全可以應付購買日常用品和到當地餐館吃飯之需了。人們也許在想，那就夠了嘛。在有些人看來，我們不過是一架架會教英語的機器而已，甚至可能是農場里飼養的幾頭動物——有些昂貴、容易受驚的馱馬，還會教授英美文學和英美文化課。我們居住的是領導幹部的公寓樓，房間里配備了帶遙控器的長虹牌彩色電視機，卧室里還裝上了空調，各自的公寓房間里都有不錯的廚房，以及兩個漂亮的陽台。我們的學生非常聽話，對我們也非常尊重。儘管學校為我們提供了這一切物質條件，但校領導卻暗地裡要求我們的同事和學生，盡量避免在課堂之外同我們兩個人有任何接觸。外國人具有風險，尤其是政治上的風險，再說，我們在學校里也不需要有親密的朋友。白天，我們可以教書。到了晚上，我們可以回到自己那個舒舒服服的籠子里去。如果實在需要友情，我們兩個人就可以做朋友嘛。他們甚至給我們裝上了電話，這樣，我們就可以跟居住在四川其他地方的志願隊員進行聯繫了。

我想：今天可別來這一套。如果你們是要看離開故土的人，不得其所的人，腳步零亂的人，身體走形的人，步子不穩的人，跌跌撞撞的人；如果這就是你們要看的人，那就請看看我的身後吧。看看那些起跑時沖得太猛的人，那些平時抽了太多宏聲香煙的人，那些裹了太多衣服熱汗淋漓的人。別看著我——我在很多地方都這樣干過，跟這一次完全沒有不同。沒有裁判，沒有語言障礙，沒有複雜的規則。全部事情就兩個字——跑步。

「賽小姐，」傅主任也笑著附和了一聲。

「其實不然，」我回答說，「多數人認為喬伊斯·卡羅爾·奧茨並不是一個女性主義作家，就連有些女性主義者也對她提出了批評。」

「是的，」他說道，「這是規矩。很安全的。」

孔老師身材矮小，戴著一副眼鏡，渾身散發出宏聲香煙的氣味。他三十二歲，教授中國古代文學。按照中國人的標準來看，他略顯肥胖，可按照美國人的標準，他有些瘦小。他很和善，笑臉常在。他出生在以鬼聞名的豐都縣的農村，根據傳說，人死之後，靈魂都去了豐都。

「兩千五百多個吧。」

其中一個幹部照著一張紙在念著什麼，他的聲音回蕩在廣場的上空。回應他的，是攢動的人群和一片哄鬧聲。那兩個人依舊低著頭。

我深吸一口氣，把那一段重新朗讀了一遍。這一次，我讀得相當不錯。那是一種勝利——我轉頭看著廖老師，用眼神告訴她（至少我想象當時正在用眼神這樣對她說）：你覺得我現在讀得怎麼樣？然而，廖老師的眼神因為無聊乏味而顯得獃滯，她說道：「讀下一段。」畢竟，那不過是一些簡單的段落而已，連小學生都可以應付自如。

1月的第二天，涪陵市在城中心舉行了一次公路賽。那是第二十二屆年度迎新春長跑比賽，全城的學校和單位為此展開了競爭。兩個星期之前，傅主任問我是否可以加入學校的代表隊參賽。看得出來，他很有些緊張，因為上次系級籃球錦標賽的風波才剛剛過去沒多久。

他費了好大勁才喝完了這杯。分了三次，他痛苦地啜完了杯子里的白酒，最後一口下肚之後，他長舒了一口氣，接著便咳嗽起來。然後，他把杯子放到了桌上。眨眼之間，服務員又走過來續杯。賽老師飛快地用手掩住他的酒杯，搖了搖頭。

比賽過後幾天，我跟廖老師上輔導課，剛一開始她就笑了起來。

沒有人確切地知道，石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被用作記錄的。不過，幾乎所有的題刻都提到了水位線上那一對被江水來回拍打著的石雕鯉魚。鯉魚長約兩英尺，一前一後往西遊動，腹部正好位於它被雕刻時的最低水位線上。前面的一尾鯉魚口含蓮花。有據可查的題刻始於唐代763年，而石魚則雕刻於之前的某個年代。今天下午，長江的水位只比鯉魚的腹線高出了一點點。

因此，索迪的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答：你們是怎麼樣打發空余時間的？上完了課之後，我回到公寓，坐在桌子邊上，凝望著烏江對岸的涪陵城，開始寫起字來：

這是「美中友好志願者」的典型做派：在聽過一大堆嚇人的故事，知道了四川男人在喝酒時會表現出無謂的英雄氣概之後，我們便順江而下來到了最偏遠的項目院校。在為我們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當第一杯白酒被擺到面前的時候，我們倆都沒有表現出絲毫的猶豫。培訓課上反覆強調過，要在涪陵這個地方成為一個男子漢，這一點至關重要。而且在我們看來，這也是工作內容的一部分。我們不遠萬里地來到這裏，可不僅僅是要當一個「外國人」。於是，我們端起酒杯一飲而盡，接著又幹了第二杯。

中國的教學模式跟西方的教學方法也存在著相當巨大的差異，這使得我們的漢語輔導課愈加令人沮喪。在中國，老師應該受到絕對的尊重，師生關係往往是一種非常正式的關係。教師處於教的地位，永遠都是對的；學生處於學的地位，永遠都是錯的。但是在美國，我們卻沒有這樣的傳統，我自己的學生也注意到了這一點。我會鼓勵在課堂上建立一種非常隨和的關係。如果某個學生做錯了，我會把他做對了的事指出來，並把他所付出的努力表揚一番。對他們來說，這樣的表揚毫無意義。那什麼是有意義的呢？如果學生錯了，他只需要被老師直截了當、毫無隱晦地糾正過來——這就是中國的方式。

石樑上最有名的書法作品可能要屬離唐代石魚不到二十英尺的那四個大字——「中流砥柱」。幾個字呈豎式書寫，秉承了草書「點划飛動」的特點。在筆畫形成的凹槽里，長滿了綠色的青苔。

噪音則更加嚴重。它們主要來自汽車喇叭，但我說不明白，為什麼喇叭竟然會接連不斷地響個不停。先不妨這麼說吧，涪陵的駕駛員們喇叭摁得挺勤快的。這兒的車不多，但也足夠多了。不管往哪個方向開，車輛總會像發瘋一樣地你追我趕，而且多半是計程車。實際上，涪陵的每一輛計程車都改裝了汽車喇叭的線路，就在變速擋桿的把手部位安裝一個觸發開關，便於摁喇叭。這麼做是為了方便。因為這兒多山，駕駛員們需要不停地變換擋位。只要他們的手抓住變速擋桿，就可以觸摸到那個觸發開關，輕輕一摁，喇叭就響了。遇到其他車輛，他們要摁喇叭。遇到行人，他們要摁喇叭。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他們即將超車，或者將被其他車輛超過，他們都要摁喇叭。當前方沒有行人穿越，只是駕駛員覺得也許有人要過馬路時，他們要摁喇叭。當前方道路空空，也沒人要過馬路，只是要超車或者可能被超車的念頭閃過駕駛員的腦海時，他們也要摁喇叭。就這樣，純粹是一種未經大腦考慮的條件反射：駕駛員摁響了喇叭。他們如此頻繁地做著這個動作，甚至於絲毫都沒有察覺到手指下面還有個觸發開關。其他的駕駛員和行人對此則習以為常，早已到了充耳不聞的境界。沒有人再理會這些喇叭聲，它們絲毫不起任何作用。在涪陵，一陣汽車喇叭聲就如同森林里倒下了一棵樹——幾乎是悄無聲息。

作者謝彬，是涪陵有名的書法家，被譽為涪陵的書中「聖手」。他寫這幾個字的時間是1881年，即清光緒七年。這一幅氣宇軒昂的題刻讓人回想起一百多年前，砥柱依舊在，中國受磨難。鴉片戰爭打得不可開交，最終卻輸得個一塌糊塗；太平天國起義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平息。歐洲列強控制了所有沿海港口。政府擬用於海軍現代化的撥款，卻被慈禧太后挪用來修建了新的行宮。十三年後，日本入侵朝鮮，控制了朝鮮半島和南滿地區。不過，白鶴梁依舊像往年一樣露出水面，涪陵「聖手」留下的題刻依然遒勁雄健。

我知道，廖老師也看了這場比賽，而且我覺得她的看法可能跟我一樣。面對如此糟糕的體育精神，我的學生們覺得非常尷尬。他們告訴我，那位裁判在學校的名聲同樣十分糟糕。他因為打架而聲名狼藉——有一次甚至還持刀威脅過一位校領導。他老婆剛和他離了婚，傳言說是他打老婆。然而，學校沒法解僱他，因為在傳統的共產主義體系下，所有的國家工作人員都享有工作穩定的保障。

我說我對美國文學的了解不及英國文學，但我會盡量回答他的提問。王老師點了點頭，用中文向傅主任提出了第一個問題。

但是，到了某一時刻，這些奇怪的筆畫彷彿全都站了起來，直視著我的眼睛，那些奇怪的聯想也開始溜走了。突然之間，它們變成了詞語，具有了意義。當然，這一切並不是在頃刻之間發生的，是我們的輔導課程促成了這樣的變化——我一直在拼盡全力地學習，目的就是要讓輔導課儘可能少一些痛苦。不過，我很忙碌，基本上沒有時間意識到正在取得的一系列進步。

我是在11月初意識到這一點的。當時，有一個叫斯科特·克萊姆的大學同學來涪陵看我。他在紐約市的曼哈頓居住了五年，但涪陵城內的噪音還是令他驚愕不已。每一聲喇叭，每一陣吼叫，每一句高音喇叭脫口而出的通告，他都聽到了。他離開的時候，我們坐了一輛計程車，從學校駛往碼頭。當計程車在城裡高速穿行時，克萊姆，出於其在華爾街工作的精明的數學頭腦，記下了駕駛員摁響喇叭的總次數。在十五分鐘的行車過程中，那位駕駛員一共摁響喇叭566次。每分鐘37次。

「第三聲嗎？」

然而，等我真到了那裡，才發現它看起來並不怎麼樣。一部分是因為那裡太髒亂吵鬧，涪陵主城區的噪音和污染狀況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儘管這座城市不像中國的其他城市那樣有很多重型工業，但也有好幾家規模不小的工廠，向空氣中不停地排放黑煙和粉塵。在烏江岸邊不遠的地方，就有一座使用煤炭的火力發電廠。城市裡同樣使用煤炭的，還有街道兩旁那些數不清的小餐館，汽車尾氣的排放也沒有得到有效的監控。在冬季，城裡的空氣尤其污濁。不過，即使rｅａｄ.９9cｓw•ｃｏm在夏天也好不到哪裡去。如果我進了一趟城再擤個鼻涕，紙巾上面總會有一攤黑色油膩膩的東西。這不禁讓我想到，這裏的空氣會對我的肺部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有一陣子，我甚至在想該怎麼辦才好。後來，我終於拿定主意，擤過鼻涕之後不再去看紙巾了。

我開始慢慢討厭「不對」：它的讀音簡直就是對我的嘲諷，聽起來非常刺耳。「不」是一個升調；「對」則是決然地跌落，湊在一起，就像我開始時信心十足，緊接著全然崩潰。更讓我心煩的是，我知道廖老師不過是說了實話：實際上，我用這種語言說出的每一樣東西都「不對」。我是個大人，大人就應該聽得進必要的批評。但那不是美國的方式。我已經習慣於自尊得到滿足，我需要自己付出的努力得到別人的讚揚。只要不是過於直白的批評，我也能夠接受。我在我的幾個美籍華裔朋友身上看到過同樣的陷阱，他們從小就到美國接受教育，習慣了美國人那種委婉的糾錯方式，回到家裡卻只聽到依舊保留著中式思維的父母簡單的兩個字：不對。成績單上面哪怕有一連串A，也抵不過一個B。繼續努力吧，你還沒有取得什麼成就呢。

鄉下的空氣非常糟糕，因為長江上的風會把烏江對岸城裡面的污染物吹到這邊來。因此，我知道跑步對我的健康弊大於利。不過，跑步讓我心緒平靜，因為沿途的田野寧靜安逸，而跑步這項活動總給我熟悉的感覺。那種長久以來熟知的感覺——胸口發緊，雙腿打沉——將我生活過的所有地方串連起來：密蘇里、普林斯頓、牛津和涪陵。在山巒間奔跑的時候，我的思緒如行雲流水一般穿越時光隧道，馳騁在這些地方。我記起了沿著古老的密蘇里—堪薩斯—得克薩斯鐵路線奔跑的情形，我想起了野豬山上油菜花盛放的金色，以及麗溪河那古老的廊橋。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逐漸意識到，即便是四川這些滿布陌生的古墓和梯田的山巒，也逐漸讓我有了家的感覺。

我們幾個坐了下來。我和亞當等著他們提出要求，我冷冷地想著是不是王老師想要補習英語。當我正在想象自己坐在這位領導的辦公室里無聊到哭的時候，只聽見他緩慢地說了一句：「How-are-you？」（「你好嗎？」）

在三個星期內，亞當無可爭議地升為英語系的頭號喝酒高手，我排第二，張書記則滑到了第三名。實際上，我在老家不算怎麼能喝，但是涪陵人的酒量普遍偏低，因為他們大多跟亞洲人一樣天生就對酒精沒有耐受性。儘管張書記的排位極高，但喝不了幾杯也就滿臉通紅了。這就是當地人濫于喝酒，而後果卻不太嚴重的原因之一，因為從基因角度，多數人都不會成為酒鬼。他們可能每周會使勁地喝上一兩次，但酒精令他們極不舒服，從而無法持之以恆。這與其說是一種習慣，還不如說是一種禮節。

「不會有問題的，」傅主任微笑著對我說，「非常安全。」

「抱歉，」我用中文說道，「你說什麼？」

「不對！」廖老師說，「問題不在他——錯的是你。你不應該批評裁判。」

半個小時后，我們起身來到宴會廳。第一輪酒敬給餐桌上的所有人，接著，王老師就專門給我和亞當敬了一杯。然後，張書記向所有人敬了一杯。接下來，當他給每個人單獨敬酒的時候，賽老師把酒杯放在一邊，有點緊張地笑了笑。

我不會以那種方式進行教學，而讓我自己扮演那樣的學生角色更是難受。實際上，就在我感覺到漢語輔導課開始產生效果——這比我預想的來得要快一些——的時候，情況變得更糟了。一開始，課本里的那些漢字像一些奇形怪狀、令人費解的黑色筆畫，在我的頭腦里漂進漂出，隨心所欲地誤導我的思維。與其說那是些詞語，還不如說是圖形：看著「長」字，我會想到K-mart超市；第二十七個部首「阝」會讓我想起英語字母B，或是掛在牆壁上的斧子；「大」字像一個人，正在玩跳跳蛙遊戲；「點」字像一隻扛著紅旗正從頁面上踏步走過的蜘蛛。我久久地凝視著那些奇形怪狀的圖形，連做夢的時候都想著——它們魚貫進入了我的腦子。醒來的時候，我感到有些煩惱，有些想家。

他豎起大拇指，沖我笑了笑。「狄——更——斯。」

路線開始順山而上。放眼望去，依舊攢動著興奮不已的參賽者。但我心裏明白，起跑過程已經結束，我不再屬於剛剛起跑的那群狂徒。跑步比賽開始后，總會有人群分散的時刻，當和一大群人一起的踏實感慢慢消褪時，你會意識到你是孤獨的，你要跑的，始終是屬於自己一個人的比賽。

這讓我吃了一驚。我問，那是什麼意思。

一股冷風順著長江河谷走廊橫掃過來，幾個工作人員在快餐桌子邊上擠成一團，一邊冷得發抖，一邊喝著熱茶。每天，他們都要密切地觀察長江，記錄江水的水位。無疑，他們盼望著水位上升，因為只要江水淹沒了題刻，他們就可以回到城裡，坐在室內辦公。對他們來說，石魚的重現只不過喻示著在寒冷的日子里被遙遙無期地流放到江上工作。

12月的一天傍晚，我和亞當被叫到英語系辦公室，並被告知晚上要出席一個宴會。這種事情總是在最後一分鐘才通知我們，而這實際上意味著今天晚上就算徹底完了，因為只要去了，就不可能不喝到酩酊大醉。

「抱歉得很！」

我們都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這樣的失敗似乎也成了我們之間友誼的一種界限。「美中友好志願者」的其他志願者都有會說英語的輔導老師，至少在課程學習完之後，他們還可以在一起聊聊天。他們會聽到輔導老師講起自己的家庭，他們會在一起吃飯，他們會把對方當成朋友來看待。我們的兩個輔導老師似乎還沒有成為完整真實的人——幾個月後我才知道，廖老師已經結了婚，孔老師有一個兒子。語言固然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但同時並存的還有另外一方面的事實。一開始，他們對我們就有一定的排斥和疏遠。因為之前從來沒有結識過外國人，他們完全拿不準應該怎樣來對待我們。

但一開始的時候，亞當和我還是聽得到這喇叭聲。頭幾個星期，我們常常對這些喇叭聲以及其他噪音抱怨不已，就像我們曾經抱怨自己擤過鼻涕，看到紙巾一片墨黑時那樣。但是，有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我們對這些噪音和污染都無能為力。這就意味著，這兩樣東西要麼很要緊、很煩人，要麼就無足輕重。為了保持精神正常，我們像當地人那樣選取了第二種態度，很快，就學會了轉而談論其他話題。

在第一個月里，我們每周都要出席兩三次宴會。我很快就發現，酒桌之上存在著錯綜複雜的微妙關係。一開始，英語系的老師們饒過了我們，無疑是因為「美中友好志願者」之前給各個高校就責任問題提出了嚴厲的警告。可是，同事們最後跟我們形成了相同的看法：反正「美中友好志願者」遠在天邊。於是，喝酒的壓力慢慢大了起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終於弄明白了英語系的酒量排行榜。這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排行榜，但完全為大家知曉並認可。你可以問任意一個老師，他的酒量在繫上排什麼位置，而他們的答案幾乎百發百中。張書記排第一，其次是阿爾伯特，接下來是傅主任，然後依次下來直到賽老師。賽老師的排名太微不足道，以至於大家在席間都以嘲弄的口吻稱他為「賽小姐」。

「馬克·吐溫。」

「那麼喬伊斯·卡羅爾·奧茨呢？」傅主任說道，「你覺得她是否因循了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寫作風格呢？」

我要學習漢語，還因為我的固執。身為外國人，大家都覺得你不可能學會漢語。這種低期望值具有悠久的傳統：一直到19世紀早期，中國人教外國人學習漢語還被視為非法行為，因為私底下輔導年輕的英國人學習漢語而坐大牢甚至被砍頭的中國人不在少數。這樣的歷史片段令我迷惑不解：究竟有多少種語言神聖到禁止外人學習呢？的確，類似的法律早在一個世紀前就已經做了修改。不過，在對外開放這個問題上，中國人依然十分矛盾，而語言依舊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平心而論，我不可能在那個地方生活兩年時間，卻不學說漢語。對我來說，學習漢語跟履行當老師的義務同等重要。

數年來，各個朝代在石樑上都留下了題刻，多數用來記錄唐代石魚的重見天日。就在兩尾石魚略微靠上的地方，北宋時期的一段題刻記錄了公元971年的重現情景：「江水退，石魚見，即年豐稔。」再往上三米，時間突然跳躍三個半世紀，到了公元1333年，元朝官吏見證了唐代石魚的重現：「江心石魚出則大稔。」

我問他，那幾個人做了什麼。他解釋說，最近有江東人跟體育系的學生打過幾架。江東是涪陵城的一片崎嶇之地，骯髒破舊的臨江一面開了許多小商鋪和積滿灰塵的倉庫。三峽工程完工之後，江東會有一大片區域被淹沒在水下，大概很少有人能倖免於此。這個地方的街道骯髒得令人大倒胃口，而居民們——大多是些窮人——都把學生當成了外來的幸運兒。這些被慣壞了的孩子，六七個人住一間宿舍，自己清掃沒有暖氣的教室，每天早上六點鐘就要被強制起床做早操。跟其他所有事情一樣，在四川這個地方，市民與學生之間的緊張，也只是生存環境的相對差距而已。

之前，我見過這樣的布置場面——那是幹部們即將入座的區域。很快，六個幹部走上台階，各自落座。我極力辨認著那幾張面孔，但並不認識，只看出來有幾個人穿著制服。可是，涪陵穿制服的人太多了，單憑這一點一切都無法判斷。

我一邊寫，一邊認真地把這個字一遍又一遍地讀出聲來：

他點點頭，又笑了笑。

我試了幾次，但醫療官不在辦公室。我在卧室里坐了十來分鐘，看了一會書，然後又回到了醫務室。

「我不能再喝了，」他說道，「我只能喝這麼多。」

「籃球是美國人的運動，」我說道，「我們制定規則，我明白規則。那個裁判就是不喜歡外國人。」剛一說完，我就意識到這句話有多麼愚蠢。本來我還可以接著說，我們美國人可以在四個月的時間里學會一種語言，就足以表達我的傲慢勁了。可是，我找不到所需要的詞彙。再說，我們倆都明顯想把這個話題岔開。於是，我們複習了關於去機場的課文，誰也沒有再提籃球的事情。

頭幾個星期，傅主任為我和亞當尋找著輔導老師。他跟我們一樣一籌莫展——因為他從來沒有遇到過想學習漢語的外國人。我懷疑，他在私底下會覺得這件事根本沒什麼希望。外國人是學不好漢語的——涪陵的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可我們竟然還要嘗試一番，這讓我們的學生覺得非常好玩。學生們會讓我說幾句簡單的漢語，或者寫幾個簡單的漢字，然後對我想學習漢語的勁頭嘲笑一番。一開始，這並沒有影響到我。然而，沒過多久，就令我煩躁不已。他們認為我學習漢語是出於好玩，而事實上我卻真把它當成了一回事兒。因為我覺得，我來到涪陵所能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就是學習漢語。很多事情——我要結交朋友、我要在這個城市發揮作用、我要對這個地方有所了解——都有賴於掌握這門語言。

「喝不下去。」

我和亞當再次與王先生握了握手。賽老師好像忘了還有另外一個人在場，不過那人似乎並不介意。很顯然，他已經習慣了躲在大人物的屁股後面。

比賽獲勝，我贏得了兩套滌綸運動裝的獎勵，兩套都太小了，不過在前胸上印有「涪陵」兩字，頗令人自豪。我還得到了一張獎狀，證明「何偉同志」——用的是我的中文名字——在第二十二屆年度迎新春長跑比賽中獲獎。主辦方獎勵了我二十元錢，學校額外嘉獎五元。另外，他們還給了我一元五角的體檢補助。我不禁想，如果我答應做一下胸部X光檢查，他們會給我補助多少呢。加起來，我一共得到了二十六塊半，夠吃兩個星期的麵條了。

「王老師聽說你是學文學的，」傅主任說，「他想問你幾個有關美國文學的問題。」

在任何大型比賽中處於領跑位置，感覺總是有點古怪。人們常說跑步產生孤獨感，我卻覺得這運動只是在比賽中才是孤獨的，尤其當隊伍分散、你發覺自己獨自在前時，這樣的孤獨感無以復加。在隊伍中的時候，雖然是相互競爭，但總會有和其他選手休戚相關的感覺九-九-藏-書。一旦你跑到隊伍的最前頭，就不可能再抱有任何幻想了。這時，比賽成了追逐——一個人對抗其餘所有人——我常常覺得，這才是世界上最感孤獨的時刻。而當你是賽場上兩千多名選手中唯一的外國人、並且沿途的觀眾不住地沖你喊叫「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的時候，這種孤獨感就更加的強烈。

我們卡在了節骨眼上。傅主任看出來，我是正兒八經地要拒絕接受胸部X光檢查。我也知道他不會輕易地做出讓步，告訴我說實際上並不一定要按程序來。我們就在那裡站著，那位醫生充滿期待地看著我們兩個。終於，我告訴傅主任我需要回公寓一趟，跟遠在成都的「美中友好志願者」辦公室打個電話。

「你要明白，」他尷尬地笑著說道，「參賽的有很多農民和沒什麼文化的人。他們這些人不懂什麼體育精神，有些人可能還比較粗野。同時，在以往的二十一屆長跑比賽中，從來沒有外國人參加過。他們歡迎你參加比賽，但我想情況會跟美國不太一樣。」

對我來說，那似乎是受了傷害，卻還要加上羞辱。我只是想讓她知道：在籃球這個問題上，沒有升降調可言，你根本沒有什麼裁決權。可她還有話要說。

有幾個頗有眼光的學生也覺得，我們的這種生活並不完整。索迪通過寫日記的方式，非常有禮貌地以第一人稱的口吻給我寫了一張便條：

他們總是細細地觀察我。這種關注如此熱切，以至於我在公共場合總會感到難為情。因為突然發現自己的身高高於周圍的人，這讓我愈加尷尬。我的身高只有一百七十五厘米，在美國只是個小個子。但來到這裏，我第一次有了鶴立雞群的感覺。我的腦袋會磕碰到公共汽車的門楣，我在餐館的微型餐桌邊要使勁才能蹲坐下去。我就像在仙境中漫遊的愛麗絲，吃著葡萄乾蛋糕，突然發現自己的世界全變了樣。

前來上課的孔老師剛好到達，他把書本扔在了我的飯桌上。「太吵了，」他笑著說，我對此表示了認同——下面的聲音太大，讓我根本沒法集中精神學習第三十一課那沒頭沒腦的乘坐火車的桂林之旅。我們走到陽台上，看著下面那一大堆人群。此時，聽眾人數已經達到了好幾百，我看見還有學生不斷地從教學樓里急衝下來。

最近，這種敵視變得醜惡了，幾個江東居民在打架時使用了刀子和棍子，傷到了幾個學生。我從我自己的學生那裡已經聽說了，他們在日記中記述了一個周末的夜晚，兩個體育系的男生在打架中受了傷，他們的夥伴緊急趕回宿舍尋求增援。就在他們尋找武器的時候，幾個警察趕了過來。

12月那次宴會開始前，我和亞當被叫到了英語系辦公室與當晚宴會的兩位主人見面。那兩個人笑著站起身來，與我們握了握手。其中一個是高個男子，四十多歲，長得較帥氣，另一個人則比較矮小，年齡稍大，大概有六十多歲的樣子。那高個男子穿著一件新毛衣，從他的舉止來看，很明顯是一位要人——應該是個幹部吧。同樣明顯的是，他們來應該是有求於我們，因為那晚的宴會就由他們做東。賽老師和傅主任前去充當翻譯。

我們學校的代表隊在起跑線的右端佔據了一片區域，直接面對著疏散口。隊里多是體育系的學生，我們跟太極製藥廠，通常是最強的兩支參賽隊。我們所有人擠在一起，等待著起跑的那一刻。冬天的早晨有些涼意，城市的上空霧靄低垂。

「我在系裡的公示牌上看到，你在涪陵的長跑比賽中獲勝了！」她說道，「我從來沒有聽你說過——你咋沒有跟我說起過呢？」

我說我很少讀貝婁的書，不過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寫作風格讓人不難接受，人們認為他是最好的美籍猶太裔作家，被稱為「芝加哥之聲」。王老師點了點頭，似乎我給出的正是他期待中的答案。他又提出了第二個問題。

幹部們的講話結束之後，所有人都在靜靜地等待著。兩個被警察押著的人出現了，他們穿著廉價服裝，雙手被反銬在身後。警察押著他們下到禮堂門前的台階中部，站在幹部和人群中間。兩個人低垂著頭。學生們都擠到了前面，後面站著農民和懷抱孩子的媽媽們。每個人都默不作聲。遠處的烏江上，我聽到了輪船發出的低沉的汽笛聲。

儘管涪陵有時代表著政治生涯的終點，這道石樑卻證明，其實也可以在其他方面大展抱負。詩詞和書法一貫是被貶官吏們倍感孤獨時打發時日的消遣方式，很多地方官吏在此留下的題刻美奐絕倫。在石樑上偏西的位置，有四個大字顯得極富特色：惟汶永年。題刻的具體年代無法考證，大概鐫刻於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三四十年代。這幾個字的點划相連，明顯地帶有行草風格。「年」字的最後一筆呈一條直線緩緩收緊，彷彿是直插江心的一把短劍。

在「美中友好志願者」的醫療培訓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這樣的場合。儘管我們只是被派往中國的第三批志願者，但四川的鄉下已經充斥著志願者成為宴會犧牲品的傳聞。發生過因醉酒而鬥毆、毀壞財物，以及志願者酒精中毒乃至發誓再也不會在這樣的場合喝酒。我們的醫療官強烈地建議，我們抵達項目院校之後，至少在宴會上，要擺出滴酒不沾的姿態。

「賽小姐！」

我每進城一次，這樣的壓力就堆高一層：語言上的迷惑與難堪，人們沖我而來的圍觀和大喊大叫，戲謔性的稱呼。對亞當來說，情形更加糟糕，因為他身材高大，還長著一頭金髮。我至少還可以討得一點便宜，頭上長的是黑髮，塊頭也比當地人大不了多少。有一陣子，我們採取了結伴進城的策略，滿心希望兩個人共同應對壓力能夠顯得更加從容不迫。然而，這是一個錯誤。因為，多了一個外國人，只會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招致更多人的圍觀。過了一個月，我們開始分別獨自進城。後來，隨著秋季學期的推進，我們想盡了一切辦法，只為免除進城之苦。如果實在要進城，我會在耳朵里插上耳塞。只有通過這個辦法，我才能操控形勢。我會把手上所能找到的最吵鬧的饒舌樂——德瑞博士、斯努普·道格·道格、野獸男孩——的音量調到最大。沿街而行的過程中，這樣大聲的音樂才足以讓我把人們的大喊大叫阻擋開來。聽著斯努普等歌手粗俗的饒舌樂，我在人群之中左躲右閃，這讓我的進城之旅多少顯得有些不真實，但卻能讓人保持清醒。

在皇帝每年以類似方式記錄下來的幾十個徵兆中，這道石樑只是其中之一。皇帝貴為天子，代表的是不能言說的自然之力，而這些自然現象——地震、洪災、飢荒——的出現可能表明上天不再支持某個統治者及其王朝。皇帝的身上包含著他所不能掌控和無法明白的東西。這樣一來，他會通過某些儀式來尋求庇護和慰藉，而在涪陵的地方官吏總要定期到石樑上以其皇帝的名義留下題刻，儘管那些殘缺風化的古老文字所記載的不過是早已煙消雲散的王朝和被人遺忘的帝王。春天時節，長江水位上升，滔滔江水從那些題刻之上沖刷而過，這無不表明，對於有些自然力量，皇帝只能眼巴巴地觀望，他那至高無上的名號跟石樑上的題刻一樣，不過是一堆詞句罷了。

「不對！在這裏你就不能像在美國那樣運球，因為NBA的規則不一樣。問題就在這裏——你已經習慣了美式籃球的打法。」

「我不需要做胸部X光檢查，」我重申了一次，並再次打量了一下那台髒兮兮的盒狀儀器，心想：我尤其不想做這種胸部X光檢查。「為什麼非得做呢？」

「很抱歉，」我告訴他們，「可『美中友好志願者』的人告訴我，不能做胸部X光檢查。我也不知道，我們到底該怎麼辦。」

「這個字念什麼？」我指著剛剛讀錯的那個字問她。

儘管並不意外，這也根本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反應。在涪陵，愛國主義精神無處不在，只不過體育運動讓這種精神變得尤為強烈而已。因此，上次的籃球比賽才會以失敗收場。有時候我會想，參加跑步比賽會不會是個餿主意。「美中友好志願者」的幾個朋友覺得，至少我不應該全力爭取第一。可我喜歡在跑步的過程中使勁拚命，就像比賽中的很多人那樣，我沒理由要把涪陵人當成小孩子來對待。我想讓他們知道，有一個外國人生活在他們的城市，我還想讓他們知道，儘管在語言上我挺費勁，但總還有一件我可以做好的事情。如果他們的反應是恥辱羞愧，那隻能說非常不幸，不過，如果他們對我多一些了解，也許就不會那麼認為了。我覺得，獎狀上把我稱為「何偉同志」就是個很好的信號。

終於，他戰戰兢兢地又喝了一杯。看得出來，宴席就要散了。於是，王老師舉起酒杯向我和亞當示意了一下。我們倆舉起了酒杯。

多數題刻採用了儀式化的書寫格式——某年月日石魚重現、接著就對來年的收成做一番預測，一切都以皇帝的名義進行。儀式的核心是一種信念，也就是唐代石魚的出現跟收成有關。結果，白鶴梁從導航工具變成了自然界各種關鍵而又神秘循環的一種神諭。歷朝皇帝的代言人都會在這些砂石上留下題刻，而跟這些永無休止的循環緊密相連的，是人類歷史徑直前行的軌跡。

可悲的是，儘管大家都覺得很難以喝酒為榮，它卻成了我和亞當擅長的雕蟲小技。如果說有什麼值得誇耀的話，那就是喝酒很能說明我們當時要適應涪陵的生活是多麼困難。儘管那些晚宴和飲酒顯得古怪而又孩子氣十足，卻道出了我們生活的環境舒適的一面。我們因為酒量大，很快就獲得了人們的尊重，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成了英語系管理層和我們之間的一種溝通方式。如果他們有什麼要事需要告知我們，或者要提出什麼請求的話，通常會在宴席上提出來。我們的同事在遇到「外國人」的時候，大多緊張而拘謹。可一旦杯子里斟上了白酒，他們會立馬變得輕鬆許多。在場的絕對都是男性——只有斟白酒的服務員是女性。

我的心裏不禁抱怨起來：其他所有的字都對了，這難道沒有什麼價值嗎？但是，對廖老師來說，這可不管用。只要有一個字錯了，那就是不對。

如果沒有克萊姆的計數，我可能不會注意到這一點，我也可能不會意識到，跟城裡的每個人一樣，我好久都沒有再聽到這些喇叭聲了。實際上，在整個城市裡，只有克萊姆一個人聽到了這些喇叭聲。這也能夠說明，為什麼他被這些喇叭聲給鎮住了。整整一個星期，全城所有的汽車喇叭聲都倒進了他一個人的耳朵里。

按照計劃，廖老師教我的第一次輔導課要進行兩個小時，可我只堅持了不到六十分鐘。回到家，我的頭感到一陣陣的眩暈——曾經有人在一個小時之內密集地犯下如此多的錯誤嗎？每一樣都弄錯了——聲調、語法、詞彙、聲母全錯了！她會首先向我提一個問題，接著我嘗試著組織話語來回應。但常常是我還沒有來得及說話，她自己就已經把問題回答了。當然，她講的普通話十分清晰明了，而且在那一個小時之內，我們一個英語單詞都沒有用過。畢竟，那正是我所需要的——一個真真正正的中文輔導老師。但是，我不敢想象，每個星期拿七個小時來做這樣的事情，我是否還能保持頭腦清醒。看著桌子上那一堆枯燥乏味的漢字卡片，我在心裏這樣想：沒希望了。

「夠了，」他說道。

公判大會之後不久，我跑步歸來時發現，校園中央的那幅標語完全能夠辨認了。這是我盼望已久的時刻——從一開始，我就把這一排文字當做我的學習標準，在這些文字的意思逐漸明晰的過程中，我感受到了我所取得的進步。這一天，它們終於變得有意義了：

王老師說了一句什麼，逗得大家都笑了起來。接下來，一桌子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賽老師的酒杯上。真是難以置信，不到一個小時前，我們還在討論索爾·貝婁和喬伊斯·卡羅爾·奧茨。終於，賽老師軟了下來。

這就是白鶴梁——涪陵港口那道長七十多米、仿若一座臨時小島的砂石石脊——訴說的故事。長江水在冬季乾枯到極致時，石樑露出渾濁江水的時間最長也只有五個月，而如果某年雨量特別多，則根本不會顯現。一旦石樑顯露，那塊砂石是會說話的——上面鐫刻著二十二幅圖和三十多萬字。在長江那長達四千英里的河道上，再也找不到別的地方，對江河的生命留下了這樣生動的記錄。

「莎——士——比——亞。」

「最好是美國文學吧，」賽老師翻譯道，「一萬字就夠了。」

這全都是陳詞濫調。每次認出某個標語的時候，我都極少體會到原先設想過的滿足感，反而是腦海里不斷迴響著廖老師的聲音：讀下一句。你還沒有取得什麼成績呢。於是，我坐在窗前的課桌邊上，把那些漢字寫上一遍又一遍，時不時地凝視著窗外的這座城市。

「不是什麼大事，」我回答道，「實際上，我跑得不算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