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比賽推遲了兩天。隨後，天氣好轉，終於一帆風順地舉行了運動會。學校停了課，學生們以係為單位圍坐在體育場四周的看台上。這是一場非常正規的比賽。參加四百米項目的女生們在跑到終點線的時候，一個個全都倒在地上，以至於在比賽開始之前，選手們都要叫上幾個朋友，以備賽跑結束時扶著她們離開。在一定程度上，這一幕十分感人，那彷彿是即將奔赴戰場的士兵在給家人寫下臨別留言。參賽的女生會給她的朋友們發出明確的指令，比賽一結束，她會倒進她們的臂彎里，被抬著走出體育場的大門，一邊呼哧喘氣，一邊大呼小叫——要從右邊下台，這是川劇里一種令我有些好奇的做法。男生們進行比賽的時候，這樣的情形要少一些，但還是有四分之一的選手在跑到終點線時倒地。他的朋友們會把他抬到所在系科各自設立的服務台前，會有人給他們端來熱茶，遞上宏聲香煙。五分鐘之後，他們就什麼事也沒有了。

不過，我的學生們的記性並不都是一味的壞。儘管他們會拿「文革」開玩笑，但他們對鴉片戰爭的敏感卻異乎尋常。我知道，他們之所以如此敏感，我的外國人身份是原因之一。不過，他們眼裡也有一定程度的時光倒轉，跟他們父輩所經歷的磨難相比，19世紀中葉的歷史事件顯得更為迫近、更無定論。中國的歷史課本不大強調「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激進行為被鄧小平的一句斷言處理得滴水不漏，他說主席是七分正確三分錯誤。好像每一個人都知道這些數字，而且都有護身本領，可以把過去的事情簡而化之。有時候，為了看看會有怎樣的反應，我會很淡然地提到，毛澤東是六點七分正確。聽到這話的人無一例外都會立馬糾正我的說法。這使得「文化大革命」顯得極為遙遠，不過是一堆統計數據而已：毛澤東一生的平均正確值。

考慮到那學期先前的情況，我尤其覺得不可思議。我們在學到《瑞普·范·溫克爾》的時候，無論涉及中國近期歷史的任何問題，他們都沒有表現出絲毫的敏感。我給他們布置了作業，要他們以中國的瑞普·范·溫克爾為題，表演一個短劇，每一個小組都需要自編自演一個小故事，歷史時期各不相同。一個小組描述了一個中國人，從1930年入睡，直到1950年方才醒來；另一個小組的人物從1948年一直睡到了1968年，等等。把這七個小組的作業放在一起，就算囊括了20世紀的中國歷史。我尤其好奇地想看看，分配到「文化大革命」的這個小組會怎樣描述那一段痛苦的歷史。

「當然不會！他們每周都要上政治課——只能是共產黨說什麼就信什麼了。我們老百姓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他們在大學裏面要學習的那些玩意兒，我們又不用學。」

「日本，因為他們搞了南京大屠殺。」

「我認為你們班上的學生多半不會同意你的觀點。」

四點鐘，全體學生列隊進入自己的教室，等著收看電視節目。特別節目將會轉播至次日凌晨兩點，學生們要連續不斷地收看十個小時的電視節目。他們顯得十分興奮，教學樓里充滿了歡笑聲。

「我總在想，中國有很多問題，」他說道，「中國沒有足夠的自由。我覺得你們美國的自由更多一些。」

「你喜歡在中國的生活嗎？」他問道。

他的英語不太好，得一邊說話，一邊想詞。停了一下，他又說道：「我很羡慕你們美國人的自由。」

其餘選手非常興奮，因為他們就要和一個老外一比高下。一開始，他們就飛快地奔跑著，觀眾的歡呼聲不絕於耳。不過，從一開始我就明白，這些觀眾跟我1月份參加長跑比賽時的觀眾迥然不同，我聽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既有英語，也有漢語。當我從後面逐漸趕上的時候，英語系的學生們發出一陣陣歡呼。我輕而易舉就贏了兩場比賽。跑完1500米的時候，我的學生圍到終點線來跟我打招呼，我感到自己是英語系的一員，而非一個外國人。接力跑同樣如此，但跑的距離太短，我的優勢發揮不出來，我跑的是第二棒，差距並不明顯。張書記是我們的領隊，他在最後的直道奔跑中超過了中文系，英語系全體學生瘋狂地歡呼起來。然後，我們四個人以插旗山為背景拍了幾張照片，張書記點了一支煙，笑得嘴都合不攏了。

大學里的生活中也出現了監控跡象。1月份，成都附近一所大學的志願者因為和計程車司機發生口角被帶到了當地的公安局。志願者明顯理虧，因此後來被遣送回了美國。不過，在接受詢問的過程中他得知，公安局把他在課堂上說過的有爭議的話語全都記錄在案。他說過的話全都擺在那裡——關於資本主義的言論、關於毛澤東的言論，所有帶有種種敏感性質的言論。他一直對中國在政治方面的種種限制行為不滿，我則知道，我們所有人都曾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踩過線。我還覺得，我自己關於中國人的排外情緒和鴉片戰爭的言論，以及我在班上說過的種種事情，可能都在涪陵的公安局有一份檔案。

6月中旬，鼻竇炎擴展到我的右耳，損傷了耳膜。這事來得很快——下午的時候，我先是感到耳朵里的壓力在增加，到吃晚飯的時候，我感到十分疼痛，很快就疼痛難忍了。我整個腦袋的右半部因此悸痛不已，但我除了等著陡增的壓力壓破耳膜，別無他法。

那一學期，什麼事情都跟香港有關，這跟上一個秋期所有事情都跟長征有關是一個道理。學校舉辦了一場跟香港經濟有關的知識競賽活動，黨員佩戴了香港徽標，以區別於其他學生。圖書館門口擺放了「歡迎香港回歸」的大幅標語，人們每天都要更換上面的日期，以顯示這個被殖民統治的地區還有多少時間就要回歸她的祖國。有時候，我會問我的學生還剩下多少天，他們基本上都能給出準確的答案。

學生們垂下腦袋，教室里出現了令人不快的安靜場面。我這才意識到，我們不應該談論這樣的問題。於是，我很快把話題扯回到了《德西雷的兒子》和美國的種族主義上來。作為一名外籍教師，你得學會在學生們垂下腦袋的時候做出正確的反應。此時，你多半也意識到了，中國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被抨擊的。不過，一個星期之後，我還是非常吃驚，我只是提到了鴉片戰爭，卻碰到了同一根敏感的神經。

6月30日這天，學校為了慶祝香港回歸，取消了所有的課程。倒計時牌被移到了路邊一個非常顯眼的位置，學生宿舍的樓上飄著彩色的旗幟。教學樓的樓道上裝飾了彩燈和燈籠。

有些學生的職責就是把我上課的材料進行上報。他們極有可九-九-藏-書能是一些成績最好的學生，也有可能是我最喜歡的學生。然而，他們還是把我說過的話記錄在案了。每當上課的時候，我很難不想起這些事兒來。

「但就是我認識的年齡較大的老師也不會有你這樣的觀點啊。」

我們走到樓梯上的時候，瑞貝卡又說話了。「我猜你一定注意到了，中國人的自由不及美國人，」他說道。我們周圍全是學生，他們大多能說英語。亞當跟我講起過昨天的課堂辯論。我想，這個年輕人頭腦里此刻想到的一定還是那回事兒吧。

我一個人坐在那裡，把他剛才說過的話想了一下。他是唯一近似異己分子的學生。我回想起來，在我來到涪陵之前，我曾經想象過他們都是什麼樣子。我一直以為，他們應該是些有頭有臉的角色——有魅力、有知識、有遠見、有勇氣。1989年的時候，也許真就是那麼回事；在大點的城市，現在也許仍然還像那麼回事；但在涪陵，已經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了。我最好的幾個學生——索迪、琳達、阿姆斯特朗、奧莫爾，也就是有魅力、有知識、有遠見、有勇氣的那些人——很早就被吸收入了黨。如果你有能力，你就可以玩轉各種制度；入黨對職業發展十分有利。不管怎麼說，學生們好像全都覺得，以他們受到教育的幾種有限的方式體現出愛國精神，總歸是件好事情。我想象中的異己分子在涪陵沒有現實土壤。

「哦，」我說道，「我想我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覺得你也應該注意點。」

然而，在5000米長跑的過程中，當我跑過的時候，觀眾席上的體育系學生對我奚落起來，他們高喊著「哈——羅——！」「洋鬼子！」受到我的學生責怪之後，他們暫時收了聲，但我還是聽到他們在戲謔性地大喊大叫。作為回應，我低下頭，艱難地跑完了最後的賽程。其實，沒有必要那麼做——我已經勝局在握，再說，我也有點兒感冒了。不過，我還是有些情不自禁。在這場比賽中，這是我唯一應對嘲弄的方式。

那一學期，我的健康狀況越來越不好。我發過好幾次高燒，但主要還是因為環境污染患上了鼻炎，我只好不停地使用抗生素。這段時間真是奇怪得很，儘管我的身體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我對於生活在涪陵卻覺得前所未有的滿足。我對這座城市越來越適應，我還開始和那些根本不講英語的人們交起了朋友。我在中國的日子越來越有起色，因此我尋思著，第二年各方面肯定會更好。

明白這個道理，無法讓一個教師感到鼓舞。我越多想，就越對我的學生們受到的教育充滿悲觀情緒。在這樣的地方從事教學工作，我開始日漸覺得矛盾重重。尤其令我煩惱的，是從秋期以來，我和三年級學生之間的關係幾無改進。他們一如既往地心懷順從和尊敬，對文學課的熱情超乎尋常。我對詩歌滿懷信心，不過，這樣的信心自有它的限度。我相信，我不僅僅要教授文學課，還應該培養起對彼此的尊重和理解，使我們之間能夠坦誠地交流看法。我發現，儘管一開始存在著語言和文化這兩個巨大的障礙，我和我的中文輔導老師之間正在形成這樣的關係，而這一變化讓人永生難忘，因為它讓參与其中的人都付出了巨大的耐心和努力。當然，最大的付出是真誠，哪怕有時候這樣的坦誠也夾雜著種種不快。

一個小時后，我終於睡著了。第二天一早，我醒來的時候，我的耳膜破了，枕頭上滿是血跡。不過，我的頭再也不疼了，我才得以長途旅行返回位於成都的「美中友好志願者」總部——先是坐了三個小時的快船，接著坐了四個小時的汽車。我去看了醫療官，醫療官對我的耳朵做了一番清洗。然後，我休息了五天，時不時到成都人民公園的茶館去坐一坐。身體有所恢復之後，我回到了涪陵準備期末工作。後果是，整整一個月的時間，除了連續不斷的嗡嗡聲，我的右耳什麼聲音也聽不見。有一陣子，這樣的嗡嗡聲十分討厭，但很快我就意識到，這樣的嗡嗡聲總比連續不斷的喇叭聲好多了。如果你一定要在什麼地方半聾不啞的話，最好選在涪陵。

之後，瑞貝卡再也沒有公開地談論過這個話題。不過，有好幾次，我借給他雜誌的時候，他依然向我表示了感謝。期末考試的時候，我給他的分數打高了一些。一方面，我佩服他的勇氣，但更重要的是，我為他感到遺憾。

「去辦公室吧，」我說道，「辦公室有很多雜誌。」

數日以來，香港大雨滂沱。但慶典儀式照常進行，一如我們觀看的電視屏幕一角那個倒計時時鐘穩步地跳動著。當江澤民主席出場的時候，學生們發出了歡呼聲。他們一看見中國的國旗就鼓起掌來。他們嘲笑著查爾斯王子，嘲笑著從台上走過的穿蘇格蘭裙的英國旗手。午夜鐘聲敲響，中國的紅旗升起、國歌奏響的時候，學生們尖聲叫喊著，教學樓也響起了慶賀回歸的電鈴聲。

「你說啥子呢？」

兩個星期之後，學校舉行了為期三天的田徑運動會，地點就在插旗山腳下新修建的體育場上。中國的學校多數都要在春季舉行運動會，但我們學校那一年的運動會尤其盛大，一是因為新的體育場地剛剛落成，二是因為一個半月之後，香港將要回歸。

火災發生的那天晚上，他們從學校挑選了五十個志願者前去撲火，第二天早上又叫了兩百個人。從陽台上，我看著第二隊人馬在學校的校前廣場集合起來。全都是男生，穿著軍訓服。等著出發的時候，他們興奮地嬉笑著、交談著。公共汽車帶著他們離去了，校園裡又安靜了下來。

在他們表演的短劇中，扮演瑞普的學生名叫奧穆爾，這個學生表情嚴肅，蓄著短髮，戴一副深度眼鏡。只見他醒了過來，一臉不解的樣子，幾個穿著紅衛兵服裝的學生立馬給他戴上了一頂紙糊的帽子。他們還在他的脖子上套了一個「走資派」的牌子，並把他的雙手反剪到背後。他們極其粗野地讓他當著全班學生的面下跪在地。幾個紅衛兵聚在一起，批鬥過程開始了。

「鴉片戰爭期間發生的那些事，你們是知道的，」我回答道，「那時，中國的國力並不強盛，外國軍隊可以輕鬆地擊垮中國的軍隊。這樣一來，很多外國人就覺得中國人很羸弱。當然，這樣的觀點後來有所改變。不過，在那個時候，這樣的偏見十分普遍。」

回到家，我才發現自己在發高燒，體溫升到了38.8度。我這才醒悟過來，我有多蠢，竟然硬著頭皮跑完了5000米。再說，參加這樣的賽事，對我沒有任何好處。我太好勝，當地人則更好勝。不管情況有什麼樣的改善，毫無疑問我仍舊在對抗每一個人。我感覺，觀看比賽比我親身賽跑更為享受。從此，我再沒參加過任何比賽。

我給這些一年級學生取了英文名字，這尤其激起了他們的興趣。有些學生rｅａd.99csｗ.cｏm的名字是根據我的朋友或家人的姓氏來取的。我讓他們進行小組練習的時候，常常把親戚朋友們放在了一塊兒。我的妹妹安吉拉可能會和我的祖母多利亞一起配合學習，而我另一個妹妹艾米可能會跟她自己的孩子——康諾爾、海蒂——一起合作。其他的名字也是我喜歡的：帕克、安菲尼、米蘭達、拉托亞、愛麗兒、麥克·D、奧菲利亞，MCA。這樣一來，他們就形成了一個多樣化的小組——跟涪陵的其他標準分班模式大相徑庭，他們的做法使學生們所具有的背景和想法極為相近。無可避免的是，叫做拉托亞和奧菲利亞的學生對什麼東西都會有迥然相異的觀點，或者說那至少是我的奇思妙想，因為多樣化正是美國的特質，而我一直十分懷念這樣的特質。尤其奇怪的是，在我生活的這個地方，每個人都是同一種族。整整一年之內，我沒有看到過一個黑人。可在我教的一年級的班上，我至少有兩個學生：拉托亞和安菲尼，兩個差得要命的學生。多數情況下，我喜歡一開始上課就點名，把那些既新奇又熟悉的名字叫上一遍。

類似的回應可能佔到了四分之三，這樣的文章讀起來令人非常舒坦：我從中看到的，是教育如何給我學生的生活帶來變化，而我也是這個教育體系中的一個小分子。不過也有令我覺得不給力的，其中兩個學生寫道，他們最快樂的日子還沒有到來，那就是香港回歸中國的日子。其中一個學生的英文名字叫做皮斯，他這樣寫道：

上課的時候，最難做的事情是進行辯論，因為學生們的觀點總是一致地相同。你只能想出像羅賓漢這樣的外來事物，因為在這樣的案例中，他們無法依賴他們曾經學到的那些東西。或多或少，這有點像是在哄他們，哄他們得出自己的觀點來。秋季學期的時候，我用羅賓漢非常奏效，在春季學期，亞當用這個方法組織關於計劃生育政策的討論。

「閉嘴！」那女生大吼道，「現在讓你嘗嘗坐飛機的厲害！」

瑞貝卡是一個大三學生，但他選的這個英文名字卻不咋地。他蓄著小平頭，眼神倦怠。看得出來，他很有文化，但也很懶惰，考試經常不及格。我從來沒有看到他跟其他學生交流過。在辯論的過程中，他的立場是反對美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很快，他就闡明了他的觀點。

我的課程已經結束。亞當早就離校了。兩天之後，等批改完了試卷，我也要離開學校。

就在香港回歸之夜，王雪松連同其他幾個小孩在我的辦公室里上躥下跳，唧唧喳喳地打鬧著。我先把放在一邊的幾枚外國郵票給了他們，接著就談起了香港。我告訴他們，我在英國住過兩年，這似乎讓他們敬仰不已——我終於捱過了這一關。

在頭一個學期，我已經領教了香港回歸的重要意義。當時，我讓三年級的一個班寫一篇作文，描述他們生活中最快樂的一天。多數學生的回應在我的意料之中——他們描述了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那一天的情景。多恩來自豐都鄉下一個極其貧困的家庭，他寫道：

只有一個瑞貝卡——他是唯一的一個，可他是個失敗者。他的學習成績不好，社交能力也不強。他沒有幾個朋友。他還取了個女生的名字。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使他遊離開，而他那些酸溜溜的想法無疑使他離黨的路線越來越遠。如果中國的將來會有什麼大的變化，也很難想象會有瑞貝卡這樣的人物嶄露頭角。或者說，就因為這樣的原因，會從我的其他學生中間嶄露頭角。我再一次意識到，大的變化一定會首先發生在北京、上海。到了一定的時候，它們才會投射到涪陵這樣的地方來，就像以往無數次的情形那樣。

「我覺得，問題沒有那麼嚴重，」他說道，「多數美國人過得非常好，經濟發展得也很好。因為有很大的自由嘛。」

「我不喜歡這所學校，」他說道，「我不喜歡各種各樣的紀律，我不贊成其他學生的觀點，我不喜歡中國的各種規章制度。」

他上的文化課里，有一個單元要講到人口問題。一天晚上，我們正坐在我公寓的陽台上喝著本地啤酒，我們想出了要討論的主題。關於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絕不容許進行公開討論的——沒有人敢於公然違反——但我們可以自由討論美國的政策啊。於是，我們就有了這樣的題目：美國是否也應該制定法律，一對夫妻限生一個孩子？

那一學期，隨著時間流逝，學校的政治課和一系列活動使香港回歸變成了學生生活中的個人事件，這令我非常驚異。當然，從表面來看，我授課的主題跟中國的政治無關。但無可避免的是，我們會偶爾往那個方向漂移一下。文學課上，我們學習了凱特·肖邦的短篇小說《德西雷的兒子》，這引發我們進行了一番關於種族主義的討論。我們討論了美國黑人的處境，以及跨種族通婚等問題。學生們問我，對於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有沒有什麼偏見和成見。我告訴他們，目前的成見主要針對美籍華裔中的書獃子。不過，我也告訴他們，在19世紀，很多西方人覺得中國羸弱無力。

十一點半，我教的幾個一年級新生來到辦公室找我聊天。他們現在已經成了我最喜歡的學生——一年級剛開始的時候，他們羞得要命，可他們熱情高漲，我們的課堂總是充滿了生氣。跟他們在一起，沒有跟三年級學生在一起那麼感到隔閡，或許是因為他們尚處於一年級，水平較低，而我對他們的期望值也還不高。當三年級的學生們學到莎士比亞作品的時候，他們學得很好，我很難理解，他們為什麼好像老是無法接受給他們上課read.99csw.com的老師是個老外這一簡單的事實。

「我是給國民黨蔣介石當兵的，我一直對黨國忠心耿耿。我家裡很窮——」

半個小時后，暴風雨停了下來。山巒看起來更加翠綠，空氣中的煙塵被清洗得一乾二淨。整個晚上，雨都下得比較小。第二天，我的學生從山上回來，我才知道，那一場暴風雨撲滅了山火，使它沒有蔓延開去。不過，學生們走了這麼一趟之後，打亂了原有的計劃。跟他們離校奔赴火場的時候一樣，他們回來的時候仍然興奮不已。

「有時候，還有小孩子朝我們亂扔東西，」我回答道，「那可不是什麼友好吧。」

「葡萄牙。」

「因為鴉片戰爭嘛，他們從我們中國手裡竊取了香港。」

「中國的朋友有哪些呢？」

兩個學生強迫他全身站直，然後把他的雙手往身後用力拉拽。其他學生一邊來回走動，一邊用勺子敲著鐵質飯盒，一邊大喊大叫。我坐在教室的後面觀看，滿心指望著傅主任不要碰巧從教室外邊走過，並探進腦袋來一看究竟。我可不想給他解釋，我們是如何從「瑞普·范·溫克爾」發展到這一步的。

稍後，我在卧室里學習，看見烏江西面的天空中布滿了烏雲。突然起了一陣風，把我桌子上的紙片給吹跑了。我關上窗子，從晾衣繩上取下衣物。接著，我穿過房間，把所有門窗都關了個嚴嚴實實。暴風雨就要來了，城市的另一面黑雲壓頂。頂著狂風，我好不容易才關上了客廳的幾扇窗戶。

第二天，我上完文學課，瑞貝卡跟著我來到了走廊上。他問我，可不可以借他一本雜誌看看，我於是讓他跟我來到了我們的辦公室。辦公室里存放著「美中友好志願者」送來的一大摞過期的《新聞周刊》。

那天，太陽像個火熱的圓盤掛在天上，濃煙從山上飄了下來。站在陽台上，我聞到了一陣煙味。我班上的好多男生都沒有來上課。那一天，我一直在想，他們在兩頭望幹得怎麼樣了。女生們心不在焉，課上得不太給力。

「什麼意思？」

我根本睡不著覺，疼痛還使我無法集中精力進行閱讀。鎮痛劑一點用也沒有。後來，我只得坐在沙發上，看起電視來。有一檔音樂節目，正在播放綜合性歌舞表演，我於是看了一會。接下來，幾個上著濃妝的小孩子跳起舞蹈，翻起了筋斗。電視上總會播放這樣的節目——中國人十分喜歡孩子。大白天，無論何時，你總能找到這個頻道，一大群小孩子面帶笑容，在舞台上上躥下跳。

「哦，我猜是因為鴉片戰爭的原因吧，」我回答道。

我讓辦公室的門半掩著。走廊上非常吵鬧，人們很難聽到我們的說話聲。我想過，瑞貝卡的名聲早已傳了出去。如果把門關上，肯定會讓人起疑。可他似乎一點也不擔心——他坐下來，直視著我。

為了準備這次運動會，他們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參賽的運動員們在食堂邊上的老運動場上進行訓練，將要參加開幕式遊行活動的所有人都進行了操練。男生們操練怎樣走正步，女生們操練大型的團體操。周日晚上的班會上，他們一起高唱著跟香港有關的歌曲。

「英國，」他迅即回答道。

午夜前十分鐘，我走進了其中的一間電視室。燈全都關了，大約一百個學生觀看著一個小小的屏幕。我搜尋著瑞貝卡，看見他一個人坐在一個角落裡。電視機發出的光線映照到他的眼鏡上，發出了藍色的反光。

在涪陵，我從未聽到過有人把話題扯得這麼遠。我告訴他，我的學生肯定誰也不會同意他這樣的觀點。

最奇怪的是，全班學生對此喜愛不已——到此為止，這個短劇最受大家的追捧，全班學生歡呼雀躍，高聲叫喊著。我根本沒有料到這一點。我本以為，學生們會表演得圓滑一些，以避開那一段不太光輝的歷史，因為據我所知，好多學生的父母都在「文革」中吃過苦頭。我在觀看他們表演的時候，完全沒有感覺到這一點。似乎沒有人感到沮喪，這部短劇跟《仲夏夜之夢》或者其他任何喜劇一樣，令人捧腹不已。這跟中國作家魯迅的話十分相似：「記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壓死了；只有記性壞的，適者生存，還能欣然活著。」

5月初，涪陵城東的山上發生了火災。一連數周，天氣十分炎熱——酷熱難當，煙霧瀰漫，太陽明晃晃地照耀著大地，氣溫達到了三十多度。校園後面未鋪設混凝土的公路上，塵土蔽日，空氣中瀰漫著騰騰熱氣。每個人都對我說，今年的春雨太稀少了。隨後就有人說，兩頭望發生了火災。

就連我和廖老師上中文課時的緊張感也明顯地減少了。彷彿是我們之間那一場鴉片戰爭使我們把彼此看得更加清楚，儘管偶爾還存在觀點交鋒，但表達這些觀點時的坦誠顯得比觀點本身更加重要。在一定程度上，我了解了她的立場——她對外國人，以及他們對中國的看法絕對充滿了懷疑，但她也還算坦誠，足以把這種懷疑開誠布公。跟英語系的幹部們比起來，我越來越傾向於把這種坦誠當成一種可喜的變化，因為那些幹部們笑容可掬，對我溫和有加，但卻一刻也沒有放鬆過警惕。廖老師至少對我表示出了足夠的尊重，願意時不時地表露一下她的觀點，而我也感覺到她對我有了同樣的看法——這個外國人常常對中國充滿了大不敬，但他至少還願意說出來。我們的鴉片戰爭結束了，輸贏難辨；或者說，它悄悄地溜走了，我也越來越喜歡上中文課了。

在這一帶，這座山海拔最高。在天氣晴好的日子里，從山頂上可以看見涪陵和豐都兩個地方。那上面既有森林，也有農舍。大火燃起來的時候，很難控制。沒有人知道這場火災是如何引發的。長江上吹過來的風炎熱而乾燥，吹著火星飄過了山坡。

校園裡有幾幫小孩子正在閑逛，每當遇到節假日，他們總會這麼做，其中幾個男孩子跑到我的辦公室來看我。我正在批改試卷，領頭的小孩子名叫王雪松，他今年八歲，住在我的對面。我在涪陵稍微值得記憶的交談之一，是有一次我問王雪松，中國的敵人有哪些。

其中的外國人是英國佬，電影演到最後，他們劫掠了頤和園。在一場拍賣會上，一個相貌醜陋的紅臉膛英國佬揚起手中的捲軸，叫道：「這一幅是最古老的中國畫，」他開價一英鎊，但沒有人應價。拍賣會後，他們放火燒毀了頤和園。

可就在這個過程中，我的某一部分開始變得越來越單薄，既有身體的，也有心理的。我明白，在涪陵這個小地方的生活給了我很多壓力，我需要暫時地拋開這些壓力。亞當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況。那個學期難耐的時光中，我們勉力繼續支撐著。學期計劃在6月30日午夜香港回歸后結束，之後我們便可以自由旅行，學習中文了。

「在我們中國，沒有種族歧視或種族偏見，」溫迪立馬接過話頭。看得出來，九*九*藏*書我的那句話冒犯了她。她是班上最優秀的學生之一，也是最愛國的學生之一。

「對！」他幾乎是在大喊大叫了，「他們跟我不同。可他們卻說我跟他們不是同類，有時候，他們還說我是『新人』。他們不明白，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看法。」

「反革命！反革命！」

「在中國什麼變化都太慢了，」他說道，「我好想生活在美國這樣的地方，可以擁有你們那樣的自由。」

江東的街上，人們急匆匆地行走著，我聽到了更多玻璃掉到地上破碎的嘩啦聲。在插旗山的西翼，突然閃起一道藍光，接著傳來一陣爆炸聲。緊接著，涪陵城所有的燈光都熄滅了。

他就說了這麼多。他站起身來，點頭道過再見，就走了出去。出去的時候，他替我關上了辦公室的門。

「他們的看法當然跟我不同啦！」他帶著譏諷的口吻說道，「他們知道個啥？他們還太嫩！他們還不了解這個社會的現實，他們還沒有經驗。」

「是的，」我回答道，「不過，我可能不會有你們遇到的那些問題。有時候，我也討厭這樣的制度，但那對我的影響不大。別的很多事情我還是很喜歡的。」

他皺起眉頭，歪著腦袋。「不知道，」他只好聳聳肩，這樣回答道。

我問他，除了英國，中國還有沒有別的敵人，他立馬又回答道。

我沒有在意他那錯誤的答案，因為我猜想他其實是想說澳門。我又問了他一個問題。

說完，他就坐下了。教室里瀰漫著一陣怒氣沖沖的交頭接耳。那一刻，跟他們無數次尷尬地埋著頭的情形極為相似。不過，有學生隨即反駁了瑞貝卡的觀點，這樣的時刻很快就過去了。辯論接近尾聲的時候，再也沒有人進行過類似的評論。

「你知道什麼是紅衛兵！為什麼你當了走資派？」

「如果我是你的話，」他說道，「我絕不會喜歡這個地方。我會待在美國。」

「我不明白你們在說什麼。什麼是走資派？我是瑞普·范·溫克爾，我是給國民黨當兵的，我可是忠心耿耿的軍人啊。」

「香港要不是在英國手裡管轄了這麼多年，」他說道，「不會像今天這麼富裕。如果還是在中國人手裡管轄，肯定會有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問題，而這些都會影響它的發展。它也會像其他東西那樣，毀在我們的手裡。」

「為什麼？」

每一個班上，大家討論到最後，都會在無意中演變成針對中國的辯論，而這正是我和亞當所想要看到的結果。在最後一個班的討論活動中，隨著爭論演變得越來越激烈，其中一個叫做瑞貝卡的學生站了起來。

九點鐘，涪陵城的上空響起了焰火聲，學生們一窩蜂地叫嚷著擠到了走廊里來觀看。烏江的水面映出五顏六色的顏色，峽谷里迴響著啪啪的禮炮聲。涪陵所有的東西都被點亮了——商店、公寓樓的窗戶、長長的沿江路——依山而建的整座城市看上去就像在熊熊燃燒似的。

校園內的時光倒轉就是這個樣子。不過，隨著我在涪陵城內待的時間越多，我開始逐漸認識到，對於被稱作「老百姓」的普通中國人來說，任何事情都可能大相徑庭。每個星期，我會去南門山公園兩三次，跟那位四十七歲的攝影師柯賢龍閑聊一陣。我對他的了解越多，就越對他的政治觀點感到驚訝。他從來沒有上過學，但他的有些想法非常有趣。有時候，他會談起加強民主，增加其他黨派的問題，這樣的觀點是我在校園裡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又一次，我提到了香港這個話題，但他顯得漠然置之——那跟他毫不沾邊。

「跟我們中國相比，」他清晰明了地說道，「美國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權利，他們已經習以為常。他們非常關注人的權利。美國人絕不會支持計劃生育政策，因為他們覺得這樣的政策妨礙了他們的自由。」

「他們是在表示友好，」溫迪說道，「他們想跟你們說說話，但他們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他們也不想那麼粗魯。」

「我覺得沒有那麼簡單，」我說道，「我們進涪陵城的時候，為什麼老有人衝著我和亞當大喊大叫呢？」

「還有沒有別的呢？」

我說完之後，教室里一片沉默，學生們低下了頭。當你犯了某種忌諱的時候，通常就是這個樣子——教室里突然鴉雀無聲，你只能看見四十五個滿頭黑髮的圓腦袋，因為學生們全都低下了頭。早在一個星期之前，同樣的事情也發生了一次。我們當時也針對種族主義進行了一場討論，我很委婉地告訴學生，我覺得種族主義和仇外情緒哪兒都有，就連中國也存在。

「什麼是紅衛兵？」奧穆爾大惑不解地反問道。

亞當在四個班上都進行了同樣的教學，每一個班基本上都是平分秋色。其中的套路是這樣的——贊成制定這項政策的通常是學生黨員和掌權的學生，反對的一方則是那些靠邊站的學生們。如果是在美國的課堂上，他們是不會被當做「邊緣」群體的，但在涪陵的課堂上，他們被凸顯出來——這都是些比較文靜的學生，跟班上的政治組織多少有些脫節。

這些小插曲對我的騷擾並沒有多嚴重，最主要的是，它們顯得十分可悲。對一篇講述密西西比河故事的文章也實行新聞審查，用意何在？誰有時間來閱讀涪陵這樣的地方居住的外籍教師寄出的信件？這樣的精力難道不應該用來干點更有意義的事情嗎？

運動會的開幕式是在一陣瓢潑大雨中舉行的。跟香港回歸有關的彩旗低垂著，顯得有些喪氣，五顏六色的氦氣球拒絕升空。不過，開幕盛典照常進行著：學生們——人數超過了一千——在泥濘的跑道上噼啪亂踢，臉上帶著嚴肅的表情，在瓢潑的大雨中表演著團體操。觀眾幾乎全都走光了。躲在看台中央挑檐下的領導們觀看著齊步行進的學生隊伍，冷得直打哆嗦。接下來那個星期，我上課的時候，班上不時會響起一陣陣咳嗽和噴嚏聲。

相反，鴉片戰爭就沒有這麼簡單，而且在學生頭腦里的分量要沉重得多。一年到頭，他們都在重溫那一段歷史帶來的恥辱，而香港回歸就是一種救贖，會對他們的生活形成實實在在的影響。相比之下，1989年的學潮顯得最為遙遠，因為就我的學生而言，這些似乎根本就沒有發生過。他們被迫接受枯燥乏味的軍事訓練，這便是天安門事件的直接後果。儘管如此，我在四川教的有些學生還是非常具有愛國精神，他們會把香港回歸看成他們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

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開始讓我覺得煩惱不已。我越來越覺得，我在涪陵受到了監視，儘管一時很難說清這個監視點位於何處。我給家人的書信總會有篡改的痕迹，我有時候收到的信件也有打開過的跡象。那年春天，我的父母給我郵寄了一份《紐約時報》的旅遊版，因為裏面有我撰寫的一篇文章。可在郵寄途中，我的九*九*藏*書那篇文章被人小心翼翼地挖掉了。最讓人感到奇怪的是，我那篇文章講的是密西西比河的事情，唯一提到中國是我在文章結尾處的作者簡介里，說我居住在涪陵。那之後不久，我用電腦軟盤給父母親寄去了一封長信。等他們收到軟盤打開閱讀的時候，其中一部分被刪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連串「X」。那是唯一有些敏感的部分，講了我遇到的一件小事，說我受到了三個醉酒大學生的騷擾。其他則紋絲未動。出於好奇，我的父親帶著軟盤去密蘇里大學找到了一位計算機專家，他說這樣的改動只能是人為篡改的結果。計算機軟盤出錯不可能形成那樣的替換結果。

我明白了，作為一個有思想的人，他的長處正是得益於他沒有受過任何正規教育。沒有人教他怎麼想問題，這樣他就可以自由而清晰地思考了。

「可他們的父母光顧著哈哈大笑，根本不阻攔他們，」我說道，「我並不是說這事有多麼嚴重，我只不過認為種族主義和針對外國人的不好的行為不只是美國才有的問題。在中國，這些問題同樣是需要改善的。」

「為什麼你不當紅衛兵？」其中一個女生對著他喝問道。

按照計劃，我需要參加1500米、5000米和4×100米接力跑。各系的教職員工都組建了代表隊，退休教職工則參加一些專門的比賽項目，他們也跑得很猛，但不會倒在終點線上。因為我在涪陵的長跑比賽中獲了獎，他們便要我參加學生組的長跑比賽。這樣的場面——一個外教和學生娃娃們並肩奔跑——足以讓觀眾們狂呼不已。他們在終點線區域擠成一堆，只剩下兩條跑道的位置，我自己的學生在非終點直道上站了一排。由於我經常去一家小麵館吃午飯，老闆黃小強也帶了他的兒子來到校園，為我加油助威。

「我是瑞普·范·溫克爾，我是——」

我知道這不可能，但我沒有說出來。「很多人覺得中國的變化很快，」我說道，「幾年之後，你可能就會發現已經大變樣了。一周前，我讀過這樣的文章。」

我問他為什麼，這一次，他想了一下。

「他們還只是孩子啊！」

午夜之後，轉播了幾個講話，江澤民承諾，特別行政區的經濟和人權不會發生任何變化。香港仍舊下著大雨。我聽了幾分鐘就離開了。回到公寓的路上，我抄近路穿過了門球場，幾對學生情侶們正在以他們自己的方式進行著慶賀。他們趁著夜色，躲在樹蔭里親熱。

然而，我和學生之間的關係距離這樣的轉變還差得很遠。每當我提及中國人的排外情緒，他們莫不生出重重防備之心。我據此認為，在他們的身份認同中，大街上隨意騷擾老外的中國人身份大過於外國老師面前的學生身份。並且，仍舊有許多場合，學生們會很不爽地低下他們的腦袋。這樣的情形，我越來越不喜歡——全班學生個個都把腦袋埋了下去。只要發生這樣的情況，我就會意識到，我正在教授的不是四十五個具有四十五種想法的個體。我是在教授一個群體，這樣的時刻便是他們整個群體想法一致的時刻。這樣的群體跟一堆圍觀的群眾沒有什麼區別，哪怕他們在那裡一言不發，被動消極。站在全班學生面前，我這個外國人常常感到十分孤立。

今天晚上，他們全都精疲力竭了——他們彷彿是一群群孩子得到了許可，可以熬到深夜。在極其興奮的狀態下，他們只堅持到晚飯時分，就一個個顯得疲憊不堪了。愛麗兒的眼裡充滿了倦意，她告訴我，她試著回過宿舍，可大門給上了鎖。香港回歸之前，誰也不許睡覺。

又過了一陣，就只剩下一個台了。為了迎接香港回歸，放了一部跟鴉片戰爭有關的電影。我的耳痛越來越厲害。忍受著劇痛，卻又有意地加重了疼痛。我一邊看著電影，一邊拿筆記下其中的對白：「這些外國人真是貪得無厭」；「這些條約不僅帶有歧視性，而且不平等」；「但是，這些外國人居心不良」；「外國人為了私利才來侵略我們」；「外國人慾壑難填」；「實話講，我們可以嚇唬嚇唬那些外國人」；「為什麼？他們為什麼那麼傲慢？」

「為什麼會這樣呢？」一個學生問道。

電影演到午夜一點才結束，就什麼節目也沒有了。我走出公寓，到校園裡轉悠了一陣子。跟觀看鴉片戰爭有關的電影節目相比，散步更能轉移疼痛。外面的氣溫非常適宜，十分安靜，星星在白山坪的頂上閃爍著。我知道，那還不是我在中國生活體驗的最高點。不過，那一晚的夜色令人愉悅，走一趟很值。

「但有些人覺得美國人的自由太多了，」我說道，「因此，美國才有那麼多的犯罪現象。人們可以自由地擁有槍支，他們可以自由地擁有各種稀奇古怪的想法。」

「有時候，我也害怕，」他說道，「我總擔心我有想法卻說不出來。」走廊上的學生逐漸少了起來，吵鬧聲也小了下來，我心裏面想的是：你為什麼還要如此地高談闊論？不過，他很明顯是鼓了好久的勁才要跟我進行這一場對話。他毫無顧忌地直視著我，語氣平緩地繼續交談著。

那是我第一次聽一個學生說起這樣的話來，一時之間，我不知道該如何應對。「我想，我應該同意你的看法，」我緩慢地說道。

「今後也許會有所改觀吧，」我說道，「我想，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地方，已經開始出現了小小的變化。」

我站在陽台上觀看著這一場暴風雨。黑雲滾滾而至，低垂在幾座大山之上，雨下得更大了。天空一片漆黑，突然閃過一道森森白光，彷彿有人在翻滾的黑雲上划亮了一根巨大的火柴。一道閃電照亮了白山坪的山頂。剎那間，那一座大山從長江中拔地而起，高高聳立著，在閃電中巋然不動，但緊接著又消失不見，只聽見隆隆的雷聲滾過天際。很快，一道迷霧籠罩在兩江之上。最後，長江被遮蓋得無影無蹤，而烏江只剩下一條平鋪的灰色帶子，不知道蜿蜒消失在了哪裡的地平線上。

我關掉電燈，給手電筒裝上了新電池。我又來到在陽台上用玻璃封裝的廚房，大雨就在這時候下了起來。大大的雨點斜著傾瀉下來，風更大了，狂怒地扯彎了樹枝。壩子的對面，教學樓的窗子被狂風吹打得嘩啦作響，學生們發出一陣尖叫聲。每當暴風雨來臨，學生們總會興奮地大喊大叫，有時候都忘記了把窗子關上。春季，滿地都是暴風雨吹落的碎玻璃。

「因為他們竊取了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