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看過。他確實不錯。」

我告訴他，我的妹妹在靠近吐魯番的地方尋找石油。他聳了聳肩，似乎在說：那可夠她受的了。車窗外面掠過了一連串低矮的小山，隨著火車滾滾向西，土地變得越來越乾燥。

「差不多，」他說道，「跟我們基督教差不多。大多是一樣的，只不過你們信瑪麗多一些。」

我得承認，那也正確——王玉梅的皮膚一點問題也沒有。我在想，要是你能夠想方設法把榆林的井水抽起來輸送到涪陵去的話，涪陵的女子毫無疑問會變成全國——也許乃至全世界吧——最漂亮的女子，因為這裡有山有江，還有來自沙漠小城的深井水。

沿著城牆走了一陣，我在一處明代要塞的陰涼處坐下來，寫起了日記。幾分鐘之後，三個年輕的婦女停下腳步，問我來自何方，我們便閑聊了一陣子。她們幾個原來是中學同學，現在正趕回城裡參加一次聚會。她們的另一位同學和她的丈夫就在這條路上開了一家餐館，她們便邀請我和她們一起去吃午飯。當地的特色菜肴是用豬肚做成的，我們一邊吃著，一邊喝起了榆林產的啤酒。

「我常常給自己做彌撒。不讓我們有教堂，但我可以給自己做彌撒。不過，等到『文化大革命』一來，我連給自己做彌撒都不行了。紅衛兵把教堂改成了襪子廠，他們還常常監視我。我沒有坐牢，但常常有人看管著我，紅衛兵經常讓我干很多事情。他們總是讓我戴著高帽子，然後批鬥我。他們還讓我下跪，腰要彎成這樣——」他把頭彎下去，然後笑了笑。當他回憶著「文革」中那些事情的時候，他總會這樣輕聲地笑一笑。「他們把我弄去遊街，還給我戴了個牌子，上面寫著『打倒帝國主義忠實走狗！』。他們讓我戴著這樣的牌子，前後各有一個，都寫了字。」

那學期快要結束的時候，孔老師教我學會了這個詞語，而這個詞很好地概括了我在涪陵深感艱難的那些東西。羅曉磊點了點頭。「也許他們還不太適應外國人，」他說道，「你知道，在我們中國的一些偏遠地方，外國人還不是太多。」

不過，如果我不開口說話，情況會完全不同。我身上有義大利血統，看起來跟維吾爾人差別不大，我可以走在大街上完全不招人注意。偶爾，有人會把我當成本地人——漢人有時候會問我是不是維吾爾人，而維吾爾人有時候會問我是不是哈薩克人。在涪陵的時候，我總是非常在意自己的長相，因為每一天跟我打交道的當地人看上去跟我都大不相同。到了沙漠小城之後，我看見其他人的鼻子、頭髮和眼睛跟自己長得一模一樣，我才第一次意識到了種族的重要性，它不僅把人群進行了劃分，還讓你覺得你跟與你相似的人有一種聯繫。整整一年，我沒有感受到這樣的聯繫，來到新疆之後，哪怕這樣的聯繫十分脆弱，也畢竟是一種聊勝於無的聯繫。

當然，規矩還是有的。在中國，官方也不許跟羅馬天主教會有任何聯繫——這一紛爭的焦點使中國和梵蒂岡之間的關係持續緊張了五個世紀，看來要得到解決遠非易事。

時間是關鍵因素之一，而我在中國有的是這個東西。在涪陵，即便在我教學最忙碌的日子里，我也總會有大把的閑暇時光，因為在美國佔據我時間的那些東西——家人、朋友、日復一日的生活節奏——統統溜走了。我上不了網際網路，也打不了電話找人聊天。我倒是可以寫信，可郵政的速度太慢，要交流什麼幾乎不可能。第一年的那個秋期，我的大妹妹生了個女兒，可我竟然在三個星期之後才得知這一消息。

在每一個普通的中國人看來，所有事情都是另一番景象。在秋季學期的寫作課上，當我們學習到美國中西部這一章節的時候，我已經領教了他們看待事物的觀點。我們先是討論了西進運動，我隨即給學生呈示了19世紀晚期的兩難境地：印第安人被白人蠶食擠占，印第安文化也岌岌可危。我讓學生們想象一下，假如他們是美國公民，會提出什麼樣的建議來。所有學生的回應跟下面這兩個學生如出一轍：

「有什麼事兒嗎？有事兒嗎？」我反覆地這樣追問著，可他們只是用眼睛瞪著我。「有什麼事兒嗎？到底是怎麼回事兒？」他們就這樣充耳不聞，只是拿眼睛盯著我。末了，其中一個警察終於開了口。

學校即將開學，火車上擠滿了返回四川上學的大學生。卧鋪票早就沒有了，硬座車廂里也沒有空座位了。過道上擠滿了人，他們就坐在各自的行李包上，東倒西歪地靠在一起。車廂的連接處也擠滿了人，有的蹲著，有的坐著，有人還坐到了洗臉槽上。那是我在中國見過的最擁擠的火車。

「四川太偏遠了。大城市的人都知道這裏發生的事情。」

「對。我拿的工資比很多涪陵人要多得多。你聽說過涪陵嗎？涪陵在四川。」

一天下午，羅曉磊問我，我自己是怎麼看待在中國教書這件事兒的。由此我才意識到，這個問題真的很難回答。

這些都是遠慮，李神甫好像更關心他在涪陵遇到的各種近憂。他很擔心他那些日漸衰老的教友們，他擔心四川的傳教士數量奇缺，目前有一百二十間教堂，但只有七十位神甫。他還擔心錢的問題，因為他的教友大都很窮，給不了多少經濟支持。自從他遠在新加坡的弟弟五年前去世之後，外國援助也日漸減少了。

這種緊張情緒是火車上的人不願意談論的——我好幾次問起了春天那件事情，但每個人都支吾著不肯回答。一個四十多歲的婦女告訴我，她搞不懂那樣的事情，因為她只是個老百姓。作為老百姓，那是最大的好處——他們可以對什麼事情都不負責任。在任何一個國家，普通公民都把自己稱作「平民」，這是共通的，但中國老百姓的比例超過了絕大多數國家。實際上，你碰到的每個人都會這樣描述自己，沒有誰會說發生的那些事情跟自己有任何關係。

這道城牆在沙漠里往東西兩個方向延伸著。往西，一直延伸到了甘肅北部大山深處的嘉峪關。往東，一道道廢墟延伸到了黃海之濱的山海關。這兩個關隘之間的距離可能長達二萬四千公里，而榆林正好是它們之間的一個中點。不過，沒有人對長城做過完整的測量，也就沒有人知道它的確切長度。站在沙漠之中的這座要塞之上，看著黃沙覆蓋的群山上騰騰升起的熱浪，我決定朝著大海的方向走一走。我緊了緊靴子，順著長城廢墟往東走了出去。

我們又喝了一輪，王同志直視著我。

「我會說中文，」我這樣說道。聽到這句話，驚得她的眼睛瞪得更圓了些。過了一陣，她才回過神來，問我要做什麼。

他用手指蘸著茶水，在他面前的一張小桌上一筆一畫地寫下了這十個字。這是中國人跟外國人交談時的一種習慣性動作——因為有很多同音字，我們的談話總是要時不時地暫停下來，以便說話的人把某個詞語寫下來，讓外國人能夠明辨意思。他們要麼在空中比劃著、要麼寫在自己的掌心上，或者用茶水寫在桌上。看著中國人這麼做的時候，你就會明白這種語言是多麼獨特，每個字到底是怎麼組成的——它們不僅有讀音、有筆畫，還能代表或觸動很多有形的事物。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文字更加有形，竟然可以在公開場合戴著它遊街示眾。不過，李神甫沒說這些，他只是在小桌子上寫下了那十個字。隨後，熱騰騰的茶水蒸發到了空氣中，那些文字消失不見了。

「這個，」王同志說道，「就是我的投資項目。」

「新的經濟政策怎麼樣？你支持改革開放政策嗎？」

他頭腦聰明，跟我在中國經常進行的閑聊不同，跟他的交談一點都不機械刻板。他的眼神里透著某種深邃的東西——他的眼皮很厚，但我看得出來，他對周圍事物的觀察非常仔細。他察覺了我正在筆記本上做著記錄，但跟大多數人不一樣，他沒有問我在寫什麼東西，也許他早已猜到了我在記錄些什麼吧。一般情況下，我會說我在寫日記。有時候，我只是這樣告訴他們：「我在練慣用外語寫作。」那足夠滿足所有人的好奇心——如果你學會了某一種外語，很顯然需要拿很多時間來練習寫作。似乎從沒有人意識到，實際上我是在寫他們，寫我周圍所有的一切。不過，這個河北人看著我的鋼筆在紙面上上下翻飛的時候，我認為他知道自己正被我記錄在案。然而，他還是隨心交談著。我們略略談到了政治，談到了中國共產黨。我問他是不是中共黨員。

「明天呢？」

她的雙眼不再圓睜，可她依舊只是在聽我說話。我取出我的中文教材，翻到詞彙表照著念了起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修改了有關規定，」我念到，「剛剛在北京修改的。你沒聽到過？至少對老師來說，這樣的規定已經修改了。外籍教師可以跟中國人住同樣的旅館，因為我們在中國工作，跟中國人拿的是一樣的工資。看見沒，這是我的工作證。」

在這張黑白畫像上，兩個人端著茶杯，臉上帶著微笑。他們兩個人的椅子斜著擺放，那樣的場景很像四川的茶館。這幅照片攝於毛澤東的晚年，此時的鄧小平已經在他身旁這位老人的政策中吃夠了苦頭。毫無疑問的是，相機沒能拍下他們兩人這次會面所懷有的一些感情。同樣，在李神甫對過去的輕描淡寫中，他內心的感情也沒有流露出來。不過，在他抬頭瞥見那幅照片的時候，他的眼神為之一閃，然後他搖了搖頭，繼續講述他自己的故事。

李神甫身高只有一米五多一點。他那頭髮花白的頭上常常戴一頂黑色的無檐軟圓帽。他的高鼻子很顯眼——這個身在中國的羅馬天主教神甫長了一隻義大利人才有的高鼻子。他的眼珠是黑色的，有時候會充滿感情地倏然一閃，但他那低沉而沙啞的嗓音絲毫不帶感情。有時候，參觀者會說起他光潔的牙齒，李神甫回答說那是「現代化」的產物，花了他兩百元錢，讓他喝了兩個月的稀飯。他很愛笑。他拄著一根龍頭拐杖。他的腎不時發痛，膝蓋也是，每當這些疼痛發作的時候，他就用拉丁語做彌撒，因為這樣更快一些。如果疼得實在有些惱火的話，他就不做彌撒，不過這樣的情況很少發生。他的身體還算強壯，儘管步子很慢，但他走路的樣子明顯地透出一種威嚴。中國的老年人大都有這樣的威嚴，因為他們生活在老年人應該受到絕對尊重的文化氛圍里。像李神甫一樣，很多老年人還表現出另一種自豪感，這樣的自豪感不僅跟年齡相關，而且跟他們經歷過的艱辛歲月有關。那些艱辛歲月就隱藏在他們倏然一閃的眼神後面。

在新疆，我最喜歡的是那裡的粗獷風景。我在天山山脈三千多米高的地方露營了整整三天，一天後，我又來到了吐魯番，這裏的沙漠盆地位於海平面一百五十多米以下，而它的城北就是火焰山。吐魯番實在太熱了，連政府也控制不了這裏的溫度。我待在那裡的每一天，氣溫都達到了四十二攝氏度，也就是一百零七華氏度，而天氣預報都做了如實的報告。中午時分，所有的商店都關了門，大家待在屋子裡休息，以躲避最厲害的日照。

「對，」我說道，「沒有大山多。」

「四化」指的是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涪陵的這座天主教堂由法國傳教士修建於1861年，很難看出它跟「四化」存在著什麼關係。「服務大眾」的是李海柔神甫，他已經八十六歲高齡，是「四化」年齡的四倍還多。

「那兩個地方怎麼樣？」

「四川人好狡猾啊。那兒的女人名聲不好哦。」

要是那樣的旅途能夠再持續數日，就這樣經過一片片沙漠綠洲，觀看著鐵軌兩旁撼人的空寂，我也會感到非常高興。火車很舒適，車上的人們非常友善；我是那節車廂里唯一的外國人，其他乘客總會送給我一些食品和飲料——番茄、黃瓜、冰激凌、乾魚片、啤酒。偶爾有人會停下腳步，跟我聊一聊物價和中美關係這樣的話題。可聊到最後，我跟他們所有的閑聊似乎都被吞沒進了廣袤的不毛之地。大家都坐在那裡一言不發，兩眼直瞪瞪地看著窗外。

電視上似乎總有類似的東西——實際上，一天中的每一個小時，你總能找到一個頻道，正在講述某個快樂的少數民族，經常是藏族同胞。這樣的娛樂節目讓我覺得十分虛假，至少在我次年從中國回到美國的時候是這樣感覺的。回到密蘇里之後，我到一所公立小學上一些輔導課程，學校的孩子們為了慶祝感恩節，講了一些傳統故事，說美國早期的清教徒和印第安人建立了怎樣牢固的友誼。我由此意識到，這樣的荒誕故事正是聯結美國和中國的一種紐帶——兩個國家都有些驕傲自大，把自己曾經的慘敗扭曲成了驕傲的資本。一想到這裏，我就回憶起來，我在美國的電視熒屏上看見印第安人跳舞的次數比這還要多得多。

他的女兒跟我們坐在一起聊天，我問她，他們學校中文系的學生要不要學習孔子。

他們翻了翻眼皮，叫我只管喝自己的茶得了，在他們看來，這不是什麼玩笑。中國也許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由政府控制溫度的國家，儘管北京的氣象預報台在兩年之後開始如實播報溫度。當地的報紙對此大加頌揚，說這是一種進步，是在向公眾報告真相方面邁出的一大步。不過，政府說得很清楚，高溫放假的說法仍舊只是神話，所以新的氣溫預報方式並不意味著人們就可以休假了。那只是說明，大家知道到底有多熱了。

「那麼，」我說道，「我感覺有點累了，我該睡覺了。再見。」

「你知道大山的工資是多少嗎？」我問道。我想跟她說說別的事情，而錢這個東西是最有指望的話題。

「沒問題，」其中一個人回答道。可他們仍舊直視著坐在床上的我。沉默了好一陣子。

「他每個https://read.99csw.com月拿好幾千呢，」那位婦女很確切地回答道，「他拿的工資很高。你拿多少？」

「太麻煩了。我的朋友們——大多是年輕人——都是這樣認為的。我們不感興趣。這跟你們美國不一樣。我們中國只有一個黨派。」

「他的相聲說得很好——他很搞笑。」

「對，不太實用。」

除了語言，還有大量的新的文化上的規則，使我跟維吾爾人的交流變得非常複雜。他們跟我在涪陵認識的中國人大不相同——維吾爾人感情外露，易怒；我發現，跟他們討價還價十分不爽，因為這個過程有時候竟會因為發火或者不信任而招致他人嘲弄。我懷念起漢人身上的可預見性，我已經習慣了他們的社會規則，我知道他們會對我的言行做出怎樣的反應。在我們之間近乎陳詞濫調的閑談——我的薪水、美中關係、大山——裏面，有一種令我欣慰的東西。到了新疆，我發現自己大受漢人開的餐館和商店的吸引。我尤其喜歡跟四川人聊天，他們曾經成群結隊地遷徙到了這裏。在路上奔忙了一個暑假，再次聽到他們那含混不清的語音語調真是太好了——比維吾爾人講突厥語時的顫音聽起來舒服多了。我意識到，我也已經帶有了漢人與生俱來的某些狹隘心理：我對做一個漢人也感到非常滿足，即便到了新疆。

出了延安往北，充滿綠意的鄉村點綴在狹小的溝谷中，修建著窯洞民居，顯得更加荒涼。順著道路流淌的一條小溪幾近乾涸，在驕陽的炙烤之下，所有的生活都集中在了這條苟延殘喘的溪水裡：農民們挑著水桶來到這裏，婦女們在這裏洗著衣物，赤身裸體的男孩們在綠瑩瑩的淺水塘里游泳。河岸上很高的地方是一台一台的莊稼地，樹立著幾塊塵土覆蓋的大字標語：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這裏也看得見人影，已經很能說明中國的問題。而在這樣的蠻荒之地依然標稱著控制人口數量，其中的深意更叫人回味。

在哈密火車站，我和那位安全管理員站在一起，看著幾個水果商販。我問他，漢人和維吾爾人的關係怎麼樣。

「我在鄉下沒有法衣，沒有《聖經》，什麼都沒有——我只有一串念珠，於是我每天用念珠做三次祈禱。我是1955年回到涪陵的，但我沒有回教堂，因為教堂已經關閉了。我做不成神甫，於是被派到碼頭上去勞動。我的工作是掃地——拖地、掃地，把碼頭清掃乾淨。我一個月的工資是二十四元。你知道，那點錢根本不夠。」

「知道一點點兒。比如，『你好！』『謝謝』……」

我已經沒有時間去解析這些謎題了。我在哈密只短短地停留了三天時間——我住在安吉拉下榻的賓館，跟我住一起的還有我在吐魯番碰到的另一個志願隊員亞當·維斯。然後，我們的時間到了，維斯和我坐上一列返回成都的火車，離開了這座沙漠之城。

「是呀，」他笑著跟我握了握手。

我很少看窗外的風景，也沒有辦法閱讀。有時候，我會聽隨身聽，但我沒帶太多的磁帶。我感覺太累，也不想說中文。然而，在下午的時候，我還是跟幾個回成都上大學的學生聊了好一陣子。不過，那次閑聊是我精心算計的。我琢磨過，如果他們知道了我們倆的老師身份，有可能出於尊敬而給我們讓個座。果不其然，經過三十分鐘的閑聊之後，他們終於善心大發，把座位給我們騰出了一點點空間。第二個晚上，我和維斯輪流使用那個座位，一個坐著，另一個就站著。不過，這個座位一點都不舒服，我們倆一次睡著的時間最長還不到十分鐘。

「沒有『四人幫』的照片，」她乾脆地回答道，然後繼續織起毛衣來。

中美兩國之間的差異好像令他很感興趣。「中國人都很喜歡美國人，」過了一會兒，他又說道，「可很多美國人覺得我們這裏存在人權問題。實際上，老百姓才懶得去關心那麼多呢。老百姓只關心吃飯穿衣。你看。」

我翻開書本的第一頁，想看看那上面寫了些什麼。有些字看不太清楚，但我還是明白了大意——講的是如何創世、地球和水、光明與黑暗。在我翻讀的過程中，他很有耐心地等待著。我翻完了全書，然後我才意識到，我竟然都讀過去了。我抬頭看著那老頭。

「你認識他嗎？」那位婦女問道。這是第二個共同的假設——所有學習中文的外國人都應該認識，並通過一種錯綜複雜的全國系統如「共濟會」相互保持著聯繫。

「有問題，」他回答道，「有時候的關係很不好。現在，我們的政府幫助他們發展教育、農業和經濟，但問題仍然存在。這是歷史原因，不是政策原因。每個國家都有這樣的麻煩——你們美國，跟黑人之間也有這樣的問題吧。」

「看見沒？」王同志很是得意，「他全聽懂了！」

南面出現了火焰山，無數道猩紅嶙峋的山脊依次聳立著。緊接著，天山也出現了。高高的山峰上閃耀著皚皚白雪。天黑了，東方的天空上升起了一輪滿月。火車隆隆向西行進著。我們的火車好像永遠也到不了烏魯木齊，可我根本不在乎。

聽著這幾個陝西女子批評四川人，讓我想起了廖老師曾經跟我說過的那些話。我琢磨著，作為一個聽話的好學生，我只有提一提北方人的不足才算是對的。

我的頭腦終於清醒過來了，這時我才看清楚，他們幾個顯得那麼稚嫩——幾個精瘦的小夥子穿著松垮垮的制服。他們略顯羞澀地看著我。我翻到簽有中國簽證的那一頁指給他們看，這倒有些中他們的意，因為那一頁是他們看得懂的。他們翻了翻其餘的頁面，隨後微笑著把護照還給了我。

「那一切都是他的主意，」他說道。他不再說話，仍舊凝視著那幅畫像，畫像里那兩個面帶微笑的人物懵然不知「那一切」所包含的東西：破舊的教堂、佩戴紅袖箍粗野而殘忍的孩子們、失去的歲月、失去的友人。

老人的兒子名叫羅曉磊，四十好幾，在當地一家文學雜誌社當編輯。他的女兒剛從榆林高專中文系畢業。這一家人受過良好的教育，十分友善，我在榆林停留的一周時間里，每天都會去他們家走一走。通常，他們會留我吃午飯。吃過飯，我們就坐在他家客廳的陰涼處喝茶、吃西瓜。

「這條規定已經改了，」我說道，「外國人可以跟中國人住同樣的旅館。」

他問我，美國人怎麼看待這一段革命的歷史。我告訴他，大多數美國人對此一無所知，這是最安全的回答方式。如果某個外國人說他們對中國不甚了解，中國人聽了總會比較高興。我和這位機修工聊了一會兒。接著，為了很有禮節地表示我們的閑聊即將結束，他一本正經地說道：「我們兩個國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我們現在成了朋友。」

第一天，來自河北省的一個年輕人坐在我的對面鋪位，觀看著甘肅的群山往後掠過。他今年二十五歲，在新疆工作了兩年，但他並不喜歡那兒。新疆太極端了，他這樣說，夏天太熱，冬天太冷。他剛休完了四個月的假期，對於坐四十八小時的長途列車，而且還心知肚明，完了又得在新疆那個地方開始上班，真不是件快樂的事情。他的工作是在一家石油公司從事安全管理。

「你們美國人對大山有什麼看法？」

五個小時之後，我終於看夠了。那天極其炎熱，空中沙塵瀰漫，道路正在修建，破舊的公共汽車裡人頭攢動。可除了耐著性子，我無事可干。實際上，我在中國出門搭乘的每一輛公共汽車似乎都達到了這樣的極限——我起碼需要雙倍的忍耐才行。我知道，我回來的時候還得再經歷一次；而到了榆林，我只能花上一筆不菲的錢，去住允許外國人下榻的三星級賓館。想到這一切，我真希望自己沒有來。

「瑞典朋友給我們的，」他回答道。我推測，那些人一定是路德教會的傳教士。我告訴他，我小的時候在瑞典生活過，這令他非常高興。他問我是不是也信基督教。

看著這匹馬，我想起了毛澤東到延安時與之結婚的江青，而我也反應過來，有關她的照片，我一張都沒有看到。我又回到紀念館的入口處，一個檢票員正在織毛衣。

大城市存在的緊張關係觸手可及，跟維吾爾人聊不了多久就會聽到他們開口抱怨。他們抱怨漢人數量太多，抱怨政府把好工作都給了漢人，抱怨計劃生育政策，就算是維吾爾人也只能生兩個孩子，並且還僅限於農村地區。春季的問題遠遠沒有煙消雲散，這也就不足為奇了。以我對中國人的了解來看，他們宗教觀念淡薄，對於非漢人的觀點嗤之以鼻。在我所認識的涪陵人身上，一大優點就是他們對自己的文化有著極強的自豪感——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地方，人們對於自己的文化有著如此強烈的認同感。儘管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自我毀滅，緊隨其後又亟不可待地對外開放，何謂中國人的確切意識依然存在著。我相信，這會讓他們順利地熬過現代化進程。不過，這樣的觀念也極其狹隘，漢人彷彿根本不可能來到新疆這樣的地方，學習別人的語言，並跟當地人交朋友。在他們五千年的歷史長河裡，漢人很明顯對於開疆拓土沒有多大的興趣。時至今日，這樣的性格特點極大地限制著他們，哪怕就在自己的疆界之內。在他們看來，做一個中國人是一件極盡滿足的事情。他們還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這樣覺得。

「中國會是另一種模樣。」

我發現，很容易跟羅家人進行推心置腹的交談，不僅因為他們自身的經歷讓他們對一切都充滿了懷疑，還因為我不久之後就要離開榆林。那是我要旅遊的最大便利——我不用對說的話、做的事負任何責任，我可以跟任何人閑逛一番，也可以跟任何人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這跟生活在涪陵很不一樣，那裡有人記錄我的行蹤，我時時都得想，我在這個江城還得再待上一年。在中國有一個家會帶來很多好處，但那也是其中的缺憾之一。

我沿著城牆往東走了一個小時。有時候，我踩在城牆之上，泥土在我的腳下碎成了粉末。我又經過了一片楊樹林，驚起一隻野雞，它撲稜稜地鑽進了灌木叢中。蜥蜴在沙地上到處亂躥。我帶來的水用光了，接著便回到了那座要塞。

「可能就像台灣，」她說道，「就像美國。」

就公共場所的爭吵而言，一般會由兩幕構成。年輕人的朋友把他拉出了院子，但他掙脫之後又闖回到寺廟來，跟那位大師足足又吵鬧了五分鐘。看得出來，年輕人無疑並不想傷害那位大師，但要改變他的命運的確也為時已晚。他不過是為了爭爭面子而已，他的朋友笑著把他拉出了廟門。等他們走後，我們又等了一會兒，一直等到他的叫罵聲在遠處變得越來越小。十分明確，不會有第三幕了。我在涪陵看見的有些爭吵幕數太多太多，就連棒棒軍們都會感到十分厭煩，會各自溜之大吉。

「毛主席不是在這裏認識江青的嗎？」我問道。

「怎麼講？」

我們來到了中國的邊上——或者說，只是象徵意義上的邊上，因為還可以往西走上一千多公里，仍然超不出中國的疆界。不過，這裏已經是漢人生活的邊界了。我們現在已經隱隱約約來到了絲綢之路。中國人把這個地區叫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維吾爾人是這裏的居民。

「沒問題了吧？」我問道。

次日一早，我爬上了貝拉托拉山。當時正是初夏時節，山上還覆蓋著冰雪。冰層上有一道道沙礫，這是來自撒哈拉沙漠的沙礫，焚風把它們吹過地中海，落到了這裏的冰雪之上。攀登過貝拉托拉山之後，我繼續翻過梅德帕斯山口，進入了圖爾特曼陀，這是我順著瓦萊山脈南部往東穿越的過程中到達的第一個居民說德語的峽谷。圖爾特曼陀是一個陡峭而空蕩的大峽谷，在它的南端覆蓋著藍色的冰層。在通往下一個山口的半山坡上，我把帳篷支在了一片草地上。我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條，檢查了帳篷和睡袋之後，我就睡著了。我總在睡覺。

「他還會唱中國民歌。他是你們美國人嗎？」

「新疆」意即「新的疆界」，兩千多年來，它一直在中國的手裡失而復得、得而復失，直到1949年，共產黨終於堅定有力地控制了這一地區。但這塊地盤管起來十分頭疼——它毗鄰印度、巴基斯坦、塔吉克、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蒙古國等，佔到了中國陸地面積的六分之一，富藏石油和礦產資源，大多數居民——也就是維吾爾人——信奉伊斯蘭教，說突厥語，跟漢人沒有任何相同之處。所有因素加在一起，使新疆的形勢十分複雜。就在那一年的2月份，在靠近北邊的地方，發生了一起騷亂事件。對他們來說，最迫切的事情是把漢人趕走——四十多年前，這一地區的漢人只佔四分之一，可現在呢，這一數字已經增加到了接近百分之五十。漢人來此有很多事情可做——在部隊當軍人、在政府當幹部，或者經商賣化肥——他們就像我這樣，坐著火車絡繹不絕地來到這裏。在我那節車廂里，一個維吾爾人也沒有，而其中有許多漢人是到西部來找工作的。

「還有，峨眉山上那個美國人太白了，」他說道，「他的皮膚好白，好難看！你的皮膚有一點點帶黃——你看起來更像個中國人。你的皮膚比他的好多了。」

「對，很多人都跟我這樣說過。」

西安最炎熱的三十五度到底有多熱，可想而知。到了夜晚，我難以入睡。不過，即便如此炎熱難耐，那個暑假依然算得上諸事順利。我的妹妹安吉拉是斯坦福大學的地質學研究生，被派到了中國最西邊的新疆從事一個暑期研究項目。她跟我在西安待了一個星期，我們一起參觀了多處歷史遺迹。我總是給別人講，她是在新疆幫助中國探尋石油，我則在四川志願從事英語教學工作。這令大家高興不已，他reaｄ•9９csｗ.ｃｏｍ們總會因此給我們一些特別的待遇。兵馬俑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大受鼓舞，他讓我們以中國人的價格進去參觀，針對外國人的額外收費全免，因為我們是在為中國做好事。

「一千塊。」

「來的人不多，」趙同志小聲說道，「昨晚上還打了一架，打壞了幾塊玻璃。他虧了好多錢呢！」

「六個，」他說，「重慶死了六個神甫。」

不過，他也不算太擔心，因為跟他曾經見過的苦日子相比，這些只能算是小問題。他見過抗日戰爭，也見過內戰，還有解放戰爭。從他個人來說，他經歷過反對教外語和破除封建迷信的運動。他也見過法國人修建的教堂被改造成了織襪廠。他見過掛在自己肩頭上那些醜陋不堪的文字。他見過教堂在1981年重新開張。那年的第一個星期天，不到二十個人誠惶誠恐地前來聽他做彌撒。現在，涪陵及其周邊地區的天主教徒已經多達一千多人，雖然每次彌撒的參加者很少超過五十人。對李神甫這樣的老神甫來說，一生能夠看見這麼多東西，已經非常滿足了。其他人可沒有這麼幸運。

走到哪裡，人們都會問我關於大山的問題，他的名氣只能說明老外在使用中文方面是多麼的糟糕。這無異於眾多美國人熱衷於某個中國人，僅僅因為這個中國人的英語非常地道。

「他也沒上加拿大的電視。他只上了中國的電視。」

「是呀，」那位工作人員回答道。

羅家人就住在主大街上，住的是一個傳統的四合院。現在，裏面住了七房人，全都姓羅。幾個世紀以來，這套建築沒怎麼變樣。在老人的家裡，他們還睡在傳統的土炕上，冬天在炕下燒煤炭取暖。

這麼多的閑暇時光本可能會令人不知所措，但也可能讓人覺得極為洒脫。無數個下午，我什麼事情也不做，只是手拿一張報紙，坐在某個茶館里，無論誰過來，都和他交談一番。這也成了我旅途中的一種慣例，每新到一個城市，我都會找一個公園，或者別的什麼地方，然後坐下來讀點什麼，直到某個當地人願意停下腳步跟我閑聊一番。

「總體而言，我很喜歡，」我回答道，「我尤其喜歡我的那些學生。我覺得他們比美國學生更尊重老師。我教的是文學課，那也很不錯。我的中國學生比大多數美國學生還要喜歡詩歌。不過，我不太喜歡大學裏面的政治體系。這很難解釋——有時候，這樣的體系實際上對學生還有很大的影響。他們的很多觀點都很狹隘。」

天主教堂位於涪陵老城區，在教堂的院牆上有四行標語，每行四個字：

「你到過西安嗎？那是我們陝西的省會，也是中國的古都。所以我們說的話比四川人說的話好懂吧，因為我們這裏的方言曾經是全國的標準話呀。北京的普通話跟我們這裏說的話很相近呢。四川人說話的腔調才難聽哦。」

我坐的是硬卧，在中國的列車上，我覺得那是最好玩的一個等級。硬座是一場噩夢，因為擠滿了農民和農民工；軟卧太靠近另一個極端，需要跟領導幹部、大腹便便的商人和外國旅遊者為伍。硬卧車廂說不上不好——每人一個鋪位——票價也比較便宜，一般的普通旅客都可以承受。尤其在火車上，跟老百姓說話很容易，大家閑聊著，喝喝茶，吃吃方便麵。

身處這樣的緊張關係中，我的身份顯得十分尷尬。維吾爾人不喜歡說漢語，在旅遊區，有人說的英語和日語比漢語還要流利。對於說漢語的外國人，他們表現出一定的不信任，可如果你說的是英語，反而會好一些。但這對我來說很難——整個暑假，我一直在享受熟練應用漢語帶來的便利。可突然之間，就因為我用了這種語言，讓我變成了一個外人，一個政治意義上的外人。

「我出生在新疆，」他回答道。

「在四川的時候，」我對這幾個女子說道，「有朋友對我說，南方比北方好，因為那邊的氣候要好一些。他們說，北方人皮膚不好，就是因為日照太厲害。我不知道這樣的說法對不對，但他們就是這樣跟我說的。」

那個暑假，我很空閑。「美中友好志願者」出資讓我們到西安學習一個月的漢語，但要兩星期之後才開課，我於是溜達到了陝北地區。從幾個方面來說，這一地區都算得上是現代中國的核心——至少是政治的核心，因為1935年時萬里長征就是在這裏結束的。從一到達涪陵開始，我就聽說過長征和延安歲月，我因此知道，在中國共產黨抗擊日本人和國民黨統治者的過程中，陝北曾經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從歷史資料上我還了解到，這裏的土質脆弱只是個假象。這一地區的大小山巒見識過的何止是狂風暴雨，但它們至今依然挺立著。

「你們美國的大學生怎麼看待馬克思主義？」

「大山的中文比很多中國人都說得好，」那位婦女又說道。

「三十五，」他們一邊回答，一邊不停地用報紙給自己扇風。

我們進入一個門廊，又爬了一段窄窄的樓梯。上到二樓，有一個大房間鋪著硬木地板，只有一個穿著輪滑鞋的女孩在來回忙碌著。

事先沒有任何提示。我從裏面反鎖了房門，但警察從服務員那裡取來了一把鑰匙，一進入房間就打開了電燈。等我坐起身來的時候，床邊已經圍了五個警察，這著實讓我吃驚不小。

我說，講得很清楚，還根據我自己的課本內容複述了幾個細節。

沒有座位的五十個小時，是一段漫長的旅程。第一晚，我和維斯在過道上堅持了一夜。我們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但根本睡不著覺，隨時有人走動，隨時有人磕碰到我們。那一節車廂的列車員對擁擠的人群也感到很煩，為了發泄心中的怨氣，她在第一晚就把車廂地板用拖把清掃了三次。為了騰地方，她的臟拖把拖到我們腳下的時候，大家都得站起來，把行李包舉過自己的頭頂。她在八點、十點和十二點各拖了一次地。每個人都在抱怨，但誰也沒有反抗。在中國，若你花錢請來為你服務的人有了壞脾氣，你只能忍受，就像你只能忍受以大欺小和其他種種煩心事一樣。或者，你可以離開，我和維斯最後就是這麼做的，我們換了一節車廂，那裡的服務員看上去要講道理一些。情況有所改善，但火車在沙漠中緩慢向東行駛的過程中，我們還是只能站在過道上。

「你們公司僱用維吾爾人嗎？」

「你肯定聽說過涪陵榨菜，」我說道，「很出名啊。你看過電視上的廣告嗎？」接著我還唱起了那句廣告詞：

大部分廢墟是一道道九十多厘米高的夯土埂子，早已遭到了大風和沙塵的侵蝕。每隔兩百米遠，我就會經過一個廢棄的信號塔——這一堆六米多高的泥土幾成齏粉，毫無用處地聳立在驕陽之下。順著長城廢墟，我穿過一個磚瓦廠，跨過一條灌溉渠，又穿過了一片玉米地。一個沙丘吞噬了這道土埂子，我繞過沙丘，終於又看到了遠處聳立著的另一個信號塔。邊上種著一片楊樹，在陝北的驕陽之下，這些樹顯得乾瘦而無精打采。一片三十多厘米高的沙丘又吞噬了萬里長城，再過去，孤寂的沙漠在水平方向上伸展得更遙遠了。

「每年，都有兩三個工人喪命，」他說道，「尤其是在沙漠地區的道路上很容易出事。新疆的交通很糟糕，所以每年都有工人喪命。對這個問題，我們也無能為力。」

「為什麼？」

「是的。」

「對，他比我說得好多了。」正因為這樣，在中國的很多外國人非常討厭大山：你的中文說得越好，你越跟老百姓聊天，你就越聽得到大山這個名字，說他比你好多了。

這樣的旅途難以激發我們往好處想。我和維斯議論了我們那一批的其他志願隊員，以及他們各自都做了哪些令我們討厭的事情。我們還談論了剛來的新志願隊員，他們這一年的日子會如何如何地難過。我們抱怨整個暑假期間我們見過的各色外國人等。我們觀察著車廂里的其他乘客，然後一一評論著他們各自的瑕疵。我們討論了一回到美國就要做的事情和要吃的東西。我們回顧了「聲名遠揚B.I.G.」新專輯裏面最容易冒犯人的幾句歌詞。我們還談到，如果「聲名遠揚B.I.G.」坐在這樣的火車上會做些什麼，他的反應跟斯努普·道奇·道格有怎樣的差異。我們認為，他們兩個都不會喜歡這樣的火車旅行。每一個小時，我至少看了十次手錶。

「聽說過，」我回答道。關於大山的各種推測，我都聽到過。偶爾有人會說，他的祖母是中國人，但因為他的金髮碧眼，這看起來不大可能。他的中文老師也跟著出了名，人們有時候會建議，我也應該搬到東部沿海地區，找一份這樣的差事，兩千多年前春秋時期周遊列國的學士名流不就是這樣做的嗎。我學習漢語已經開了個好頭，他們會這麼說，呆在四川這樣的地方浪費時間，真是可恥，因為當地人自己都不會說普通話。

不過，在他的辦公室里，抬頭就能看見毛澤東像，似乎有些奇怪，因為這個人在他的神甫生涯中曾經留下了三十年的空白。在四川，受過「文革」之害的人們如果在自家的牆壁上掛著鄧小平的畫像，這沒有什麼稀奇，因為他自己也是那場運動的受害者。但他們很少會掛毛澤東的畫像。李神甫這麼做，也許有他自己的政治原因——也許他是想寬寬幹部們的心吧，就像外面院牆上的「四化」標語一樣。在中國，很多官員把宗教——尤其是天主教會——看成是禍患無窮的東西。李神甫掛上這麼一幅畫像，也許意在讓他們感到放心吧。

「這個項目投資很大，」一俟王同志走到了聽不見的距離，趙同志有些痛心地低聲說道，「他借了好多錢，根本還不清。」

不過，這座城市算得上是海市蜃樓。在了解這一地區地質結構的安吉拉和她的同事看來，哈密的石油並不豐富。這一切都是個謎——他們為什麼要在這裏的沙漠中建立起一座城市？這麼多人被遷移到這一片不毛之地是為了什麼？他們在找尋什麼？五百年後，這裡會不會跟長城一樣，金錢和工作全都被埋進了沙土裡？讓他們來到這樣的邊疆地區、卻又不大融入當地生活的那些漢人到底怎麼了——誰鼓動他們修建了這些城牆、堡壘和城市；為什麼要在自己的國境內如此偏遠的地方修建這樣醜陋的龐然大物？是什麼原因不允許他們跟生活在這個地方的本地人有實質性的交流？

「對，」我回答道，「我們可以忘掉過去存在的問題和麻煩。」在涪陵和延安這樣的小地方，我總是以那樣的答語來結束我的即興閑談。人們好像老是覺得有必要對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做一番總結陳詞，似乎這樣才會使我們剛剛進行的閑談顯得根基牢固。一般而言，這樣的人是第一次跟一個美國人說話，這使得我們的交流帶上了歷史性時刻的意味。在中國的偏僻之地，能夠以這種方式打發時間，我非常喜歡——每一次即興閑談都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他又停下話頭，數起數來。這一次，他很快就數清了。他想起了老朋友們，想起了一起念過書、做過祈禱、受過苦的人們。因為這個，他的記憶清晰了起來。儘管如此，他還是停了好一陣才回過神來。也許，在他的記憶里，他看見了他們的面容，他們死去的樣子，和他幾乎死去的樣子。當他回憶著這一切的時候，他的眼神好像很遙遠。過了一陣，他終於說道。

「我們想看看你的護照，」他說道。

「沒有大山多。」

對那位婦女來說，跟我碰到過的很多中國人一樣，那樣的回答令他們非常失望。對一個國家來說，產生了像大山這樣天資聰穎的人，卻讓另外一個國家壟斷了他的天資，真是個悲劇。但我對那位婦女解釋道，這實際上在加拿大是很普遍的現象，因為就像「北美職業冰球大聯盟」的特許經營權那樣，所有的天才都會很快一走了之。她想了想，繼續談起了大山。

來到榆林之後，我才第一次意識到，我在中國的日子算是渡過了難關。作為一個外國人，要在涪陵這樣的地方生活絕非易事。那裡的種種壓力令人心力交瘁——別人對我無關宏旨的關注、老是衝著我戲謔性地大喊大叫、我極力掙扎著要弄明白一個外國人可以幹什麼不可以幹什麼。不過，這樣的騷擾也有另外一面，因為中國人對外國人總會有些好奇和迷戀，一旦交談起來，他們往往比一般人對我要好得多。這一點跟美國很不一樣。在美國，你當然不可能因為某個人長得有些古怪就衝著他大吼大叫。不過，你也不會撇下自己的正事兒去跟他閑聊一番，或者向他展現你的善意。

訪客問他，那是哪一年的事情，李神甫停下話頭，望著空中，輕輕地嘟囔著什麼。但他沒能想出具體的時間來，他只好搖了搖頭。「我記不確切了，」他說道，「但那段時間最糟糕。每次斗我的時候，那些紅衛兵都會用東西扔我——有水果，也有其他的硬東西。那都是些學生——還都是些孩子。他們覺得這很好玩。」

王同志突然之間提出，我必須去看看他在這條街上的一個投資項目。餐館老闆答應留著那張餐桌，等到我們回來。他們倆都是大個子，我走他們的中間。在卵石街道上，我們三人跌跌撞撞地走著。從羅先生的小攤前走過的時候ｈｔtps://ｒeaｄ.99csｗ•ｃoｍ，我跟他揮手打了個招呼。我不知道我們要去哪裡，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樣的投資項目——他們只說有投資項目，只說我們要去看看王先生的投資項目。那天下午很炎熱，喝了那麼多啤酒，走在街上的時候，我們幾個人都熱得大汗淋漓。

「在50年代，」他說道，「一開始的麻煩是他們認為天主教就是教外語。後來，在『文革』期間，更多的麻煩事來了，因為他們要破除封建迷信——不過這都是後來的事情。一開始，他們是不讓教外語，所以在解放后，我就被派到了鄉下。那是1953年的事情。我被派到了涪陵的北邊，離涪陵有一百一十幾公里遠。那兒的條件很艱苦。吃的東西總是不夠，很多人都餓死了。那個時候吃的是『大公飯』，只有一口鍋，一個人放點胡蘿蔔進去，一個人放點大米進去，另一個人再放點其他蔬菜進去。但還是不夠大家吃。跟大躍進一樣，那也是很大的錯誤。全都是毛主席的想法。他不像鄧小平那樣懂經濟。毛主席喜歡的就是革命，他喜歡搞鬥爭。人們都給搞窮了。而你越窮，就越容易讓人控制。」

次日一早，我乘一輛計程車來到了榆林的北邊，有一段長城在這裏的一片沙漠中間蜿蜒穿過。遊客很少到這裏來遊覽長城，因為這一段長城沒有修復，而且陝北的道路非常難走。我的出行指南里沒有提到這裡有長城，但我有一份這個省份的中文地圖，那上面清晰地標示出這裡有一段長城廢墟。

「那他只上加拿大的電視嗎？」

我戰戰兢兢地取下裝錢的腰帶，取出護照遞給了他。他翻開護照，對著首頁上我那張照片看了看。然後，他又慢慢地翻到第二頁端詳了一陣。那一頁上面，除了照片紙張特有的彩色水印，什麼東西也沒有，但其他幾個警察也湊了過來想一看究竟。那個警察又翻到了第三頁，那是個空白的彩色頁面，可他還是對著它端詳了一小會兒。

我們進入吐魯番-哈密盆地之後，火車上變得越發悶熱起來，鐵路兩旁的土地被太陽曬得裂開了大口子。遠處的一座座山丘漸次低矮，地平線隨之也越來越低，直至大地看上去完全平坦，澄明的天空好似一個藍色的穹頂，穩穩地倒扣在黑色的地球之上。

「不，」我回答道，「跟我們國家很不一樣。」

不過，正如感恩節那樣，萬里長城也早已超越了它當初所具有的重要意義，現在僅僅意味著偉大。針對它所作的很多描述——說它具有兩千多年的歷史，說從太空中也能夠看見它——從常識上來說都有點不太靠譜，但這樣的事實無關緊要。哪怕是它所喻示的中國人的孤立主義也已經沒有任何說服力了，因為每一個外國政要都會被帶到北京附近的長城做一番參觀，每一個外國遊客都可以隨意參觀。它已經變成了新興的開放中國主要的勝景，它與其說是一道城牆，還不如說是一座橋樑，它讓外來者僅憑著一道令人嘆服的景觀就領略到了中國的無尚榮耀。非但沒把蠻夷之族阻隔在外，反而確保他們來到中國之後，會帶著某種崇敬之情看待這個國家。這樣一來，這個建築工程再也不是什麼浪費。雖然時間又過去了五百年，但中國人最終發揮了長城的用途。同樣，我知道這些散布在沙丘之間、被辛勤耕耘過的玉米地也不會勞而無功。不管怎麼說，它們都會熬出頭的。

我讓她看了我的紅色工作證、淺綠色外國人居留證、深綠色外國專家證和藍色的美國護照。那一摞花花綠綠的證件堆成了一堆，服務員慢慢地翻看著，既充滿了敬畏，又有些受寵若驚。中國人對於官方文件具有一種痴迷之情，他們常常會盯著身份證件上我那張洋鬼子黑白照片一看究竟。一份一份地，她仔細察看著，隨後才遞給我一張登記表，給我開了一間十幾元一晚的房間。那之後的暑假生活中，我總會時不時地提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幾個字眼。當別的法子都不奏效的時候，這成了極為有效的一種招數。後來，我終於領會了我在中文課上記住的這些政治術語的真諦。

他把那個詞說了一遍，但說得很小聲，完全淹沒在了橫掃車站的沙漠熱風之中。

「我知道，但還有其他的問題呢。他們用的教科書不行，有時候他們學的東西都是不對的。」

我們又交流了幾分鐘。她問我，大多數美國人是不是真不了解中國，我給了她一個肯定的答案。在當做神龕一樣供奉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曾經居住過的窯洞門前，竟然可以聽到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的「垂滴說」，要了解這樣的國家到底會面臨怎樣的挑戰，我隻字未提。走出紀念館的路上，我看到了一排排的紀念品攤點，出售的有毛澤東掛像、共產黨的歷史書籍、仿冒玉石、衣飾掛件、項鏈、雕像、手鐲、郵票、鼓鑼鐃鈸、美食小吃。一套香港回歸紀念幣售價三百二十元。我往外走的時候，小攤小販們沖我叫賣起來。

李神甫並不憤世嫉俗，那也許是他長命的原因吧。對於正在執政的共產黨，他沒有任何怨言。當他嘴裏說著現在的政策是如何好的時候，那彷彿是他的肺腑之言。實際上，現在的各方面肯定比原來好多了。教堂得到了合理的修繕，政府給予了免稅政策，每個月還給李神甫兩百元錢的生活補助。他又可以做彌撒了，他的教友們也可以無憂無慮地參加他的彌撒了。周末的彌撒用拉丁語，星期天的則換成了當地方言。

李神甫此時坐在他的辦公室，也就是教堂邊上的一間又小又黑的房間里。跟中國許許多多的起居室一樣，這個房間的裝飾顯得有些莫名其妙：一個空空如也的玻璃魚缸、一隻塑料唐老鴨、一小尊聖母馬利亞塑像、一小幅聖誕老人畫像、一隻用普通話報時的石英鍾。可最奇異的裝飾還是掛在李神甫對面牆壁上的一大幅照片，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鄧小平。

李神甫常常會抬頭把這幅畫像看上一眼。說到過去的種種煩心事，他會反覆地抬頭看這幅畫像。每看一次，他的眼神就會為之一閃，彷彿畫像里有什麼東西牢牢地抓住了他的回憶。故事講完的時候，他又抬頭看了一眼。他再次用手指了指毛澤東。

我們撇開了政治話題。他說起了婚姻，說他在三年後才會娶老婆。在我認識的中國青年人身上，通常會有這樣的計劃和安排。在愛情、政治和其他任何事情上，他們都是實用主義者。眼前這個年輕人說了說他的理由——三年之後他就二十八歲了，既不算大也不算小，而且那時候他將有足夠的錢用來結婚。結婚要花很多錢，他說道，在新疆他是不想這麼乾的。三年後，他希望回到河北生活，或許到東海之濱德國人曾經的租借地青島過日子。他滿懷喜悅地說起了青島，說起了那兒漂亮的紅色屋頂、清潔的街道、友善的市民，以及靜謐的大海。他說這話的時候，我們的火車隆隆向西，開進了沙漠地區。

在榆林，我的日程安排得很有規律，上午到老羅家串門，下午到一家小餐館等著吃飯。那家餐館的餃子味道很好，還可以喝到當地產的啤酒。老闆娘是個艱苦而務實的人，在累了一天的男人們常去喝酒的地方，總能看到她的身影。她會拿我的口音開玩笑，說一半像老外，一半像四川人。只要餐館里進來一個顧客，她就會把我那些重要的信息宣示一番：國籍、年齡、中文名字、單位和薪水。顧客們總是強調說我的薪水太低，因而要替我付酒錢。為了維護一下面子，我對「美中友好志願者」的性質做了一些解釋，還說我們來此是為了建立美中友誼，而不是為了掙錢。無一例外，這樣的解釋又會激起大家的熱情，又要替我付一輪酒錢。我於是想辦法付第三輪酒錢，但總是不成功。接著，我們會熱情地握手，說一些改善美中關係的話。然後，我就回到旅館，等夜晚涼下來就上床睡覺。

在中國的北方，在這樣的鄉間地區，到處一片荒蕪，生活十分艱辛，風景卻也出奇地美麗。在四川生活了一年之後，這樣的地方正是我所嚮往的，跟涪陵那些綠油油的梯狀稻田和渾濁的江河相比，這裏的一切都顯得迥然相異。延安的空氣十分乾燥，湛藍的天空下，延綿著塵土覆蓋的群山。

「我們美國的電視上看不見大山。我們美國人根本不知道大山是誰。」

我的假期在一點一點地流逝著，可我並不急於離開這裏。我喜歡旅途中的不緊不慢和自由洒脫，我還喜歡我在新疆這裏模稜兩可的身份屬性。我在這裏不但沒有工作，連種族都成了問題。這就是一個模稜兩可的地方——連這裏的時間都有些不太確切。全中國採用一個時區，也就是說，新疆的太陽要在八九點鐘才會升起，晚上十點之後才會下山。大多數人採用了更富實效的作息制度，這樣的作息制度以並不存在的地方時區為基準，比北京的標準時間提前了兩個小時，但政府部門和國有交通運輸系統仍然採用了官方的標準時間。這正是一個絕好的象徵，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分了家，雖然生活在同一個地方，但各自的作息相差了整整兩個小時。

在綠洲城市哈密，我們停留了一個小時，車站的標識語既有阿拉伯文也有中文。一路走來，我第一次看見了維吾爾人，他們在站台上賣著葡萄和西瓜。維吾爾人長著高鼻子，臉被太陽曬得發黑，如果換作在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甚或是義大利，這樣的特徵倒是恰如其分。幾個世紀前，很多維吾爾人還乾著沙漠行商或者游商小販的行當，以在絲綢之路沿途買賣為生。即便到了今天，這種靈感還會驅使他們在中國各地穿梭不停地尋找商機。維吾爾人一般在大城市充當黑市外匯兌換商，也有人以賣葡萄乾和水果糕餅為生。即便是在涪陵，也常常可以看見一對夫妻在市中心的大街上支起小攤，出售水果糕餅和葡萄乾。他們帶著大籮小筐，順長江而下，往東漂流，每到一個大城市就待上幾個星期，然後繼續前行。在我見過的中國小商小販中，維吾爾人給我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他們離家在外兩千英里，隨身僅帶著一筐葡萄乾和一大盤水果糕餅。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賺錢的。

「不會。也用不著。上班、買東西的時候，我們都說漢語。」

安吉拉坐飛機前去從事她的研究項目了。一個星期後，學習結束，我也坐著火車來到了新疆。那是一趟四十八小時的旅程，列車沿著古絲綢之路穿行，需要穿過甘肅和新疆兩個省區。我一直很喜歡漫漫的火車之旅，以及廣袤而空曠的沿途景象。

我覺得很感動，也感到很內疚，因為我撒了謊，說我看過中醫。不過，那是中國式的善意謊言，也許還恰到好處。我謝了謝王同志，相互祝願了一番。

「很多人覺得很有趣，但它不太……」我在搜羅一個恰當的詞語，可她一下子就知道我在想什麼問題。

我的談興正濃，於是，我在公園的入口處找了個凳子坐下來。幾分鐘之後，一個老人看見了我，便急匆匆地走了過來。他告訴我，他是個退伍軍人，當過延安紅軍。當我告訴他我是個美國人的時候，他笑了笑。

我不想離開榆林。我住的旅館不錯，儘管白天天氣炎熱，但夜晚總有沙漠的涼意，根本沒有睡不著覺的問題。清晨非常愉悅。每天，我都起得很早，然後會觀看著主大街上來來往往的車流景象。老頭們清掃著自己的店門，女人們拖著送奶車沿街叫賣，夜間清糞車紛紛往城外的方向開了出去。拾荒者拉著板車，敲著手中的小鼓招引賣家。馬拉車沿街給小餐館送來了煤炭。瓦屋頂上，太陽明晃晃地升了上來，塵土覆蓋的小城慢慢地熱了起來。

「外國人不能住這裏，」她說道，「你到別的旅館去住吧。」可她的詫異勁還沒有消退，依然彬彬有禮，當大多數服務員無法答應你什麼要求的時候，他們總是這個樣子。這倒讓我想到了一個法子。

延安看上去好像一場大雨就可以把它沖走似的。這座小城覆蓋著一層薄薄的黃色沙塵，城邊那些斑駁的山坡上滿布著半圓形的窯洞。在延安的郊區，人們仍舊居住在窯洞里，但很多穴居者還是喜歡顯山露水。有的窯洞已經用上了電視機、電冰箱、卡拉OK。在延安以北的村子里，學校的校舍和政府的辦公室都修建在這樣乾燥的黃土坡上。在這片夏季酷熱難當、冬季寒冷難耐的土地上，這樣的生活方式簡樸而實際。

「涪陵也是這樣。我的學生要學習馬克思主義課程，要學習莎士比亞的文學作品，但他們不學孔子。那些東西都是別人的，孔子思想是你們自己的文化呀，可誰都不再去學習了。」

火車時而向東，時而向南。到最後一天的時候，我體內彷彿有東西散了架。我太累了，不想在頭腦里行走，哪怕就在密蘇里州我的家門口做一次短暫的散步也沒有心思了。進入四川境內之後，有旅客開始陸陸續續地下了車。還有最後五個小時車程的時候，我和維斯終於坐上了座位。可這座位來得太晚，對我們已經沒有絲毫益處了。我們坐在那裡，直視前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傍晚時分，我們抵達了成都。這時候我才意識到，我在火車上已經站了兩天。我的暑假結束了。我在「美中友好志願者」繼續服役的日子里，再也沒有坐過火車。

「我同意，」她說道，「我覺得純粹是浪費時間。我們學習的政治課程多是浪費時間。」她把臉上的頭髮往兩邊攏了攏，然後看了看坐在她對面的父親。他在想別的什麼東西，等他意識到他的女兒正在等著他有所回應的時候，他笑了笑。他的頭髮一片灰白，戴了一副圓圓的眼hｔtpｓ://ｒｅａｄ•９９ｃｓｗ.ｃom鏡。因為想起了什麼，他的眼神為之一亮。

當我站著的時候，時間過得尤其慢。為了打發夜晚的時光，我做起了我在中國遇到麻煩時常做的事情。我開始回憶起我曾經到過的地方，盡量想著我最喜愛某個地方的什麼東西——可能是旅館舒適，可能是餐館不錯，也可能是有一條河流在碧綠的峽谷之中蜿蜒流過。我想了想，世界上有哪個地方跟我在中國乘坐的這一趟列車形成兩個極端，最後終於找到了，那就是瑞士。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回憶起我在那兒曾經做過的幾次長途野遊。於是，在我的頭腦里，我把那些路程又走了一遍。我想起了瑞士瓦萊山脈的某一段，我曾經從瓦爾德安妮維斯艱難跋涉來到這裏。因為夜色降臨，我又想起了我在高高的聖魯克山上露宿的情景來。因為不停地爬山，我的衣服浸透了汗水，我得很快支起帳篷，因為天越來越涼，然後我就睡著了。

「我好想去西安看一看啊，」她嘆息道，「你可以去看看兵馬俑、始皇陵、碑林。你很幸運啊。不過，北方人跟我們南方人可不一樣。你知道，他們塊頭很大，因為他們吃的是小麥而不是大米。那裡的女子也沒有我們四川的女子長得漂亮。因為那裡的光照很厲害，風沙太大。北方女人的皮膚很不好。」

「不是，」他說道，「我不想入黨。」

我實在沒有恰當的理由去榆林，還花了我十個小時。出行指南對此隻字未提，只說外國人僅限在兩家昂貴的賓館下榻。榆林是一個很小的城市，位於陝西省的最北端，跟內蒙古交界。正是衝著這一點，我決定去那裡看看。

在火車上的第二晚，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經過了嘉峪關，也就是長城的最西端。我沒能親眼看見那道防禦工事，但次日一早，我們很明顯已經越過了那道城牆。沒有村莊，沒有城牆，只有岩石和塵土，以及低矮而崎嶇的小山，在沙漠驕陽的照耀下，它們投下的影子十分清晰。

王同志拿著一雙輪滑鞋走回來，並把它交到了我的手裡。「你來滑一滑，」他說道，「現在就試一試，免費的。」

「當然了，大家都支持嘛。」

這條主大街從三座明代城堡之下穿行而過，沿街的建築物幾乎至少可以追溯至清朝時期。榆林的古城牆完好無損，比一般建築物高出六米多。在中國，我從未看見過保存得如此完好的古城鎮，而這裏也沒有多少外國遊客。

「三十五。」

到成都的火車開了五十個小時，從我跟維斯一起買票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了一種不好的預感。在哈密站，他們不賣給我們卧鋪車票，他們只是說我們可以上車之後再去想辦法把硬座票升級成卧鋪票。

「西去吧，年輕人！」也許是想起了很久以前歷史課上學過的這個句子，這位肥料商人說了這麼一句話。

「那今天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她回答道。

他告訴我，他的先祖是清代的士兵，在18世紀的時候從西安派遣到這裏來攻打關外的蒙古人。他們被派駐在這裡是為了阻滯外國人，可他們的子孫卻深受外來的影響——解放前，傳教士們讓這位老人的父母親皈依了基督教。在他家那破舊的炕頭上，掛著一個簡單的十字架，這件文物令人不禁心生好奇。

整整半個多世紀以來，李神甫一直在涪陵做神甫。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做五十年的神甫都算是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在涪陵，五十年的神職生涯就是一輩子。

不過，同樣很有中國特色的是，儘管這道城牆當初是個敗招，現在卻極有價值。它已然變成了一個強有力的符號，舉國榮耀，沒有人想到蘊含其中的負效應，如孤立主義、固執己見。電視台經常會播放在萬里長城之上拍攝的一個MV，歌曲名叫「愛我中華」，講述的是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在中華大家庭享受到的幸福和快樂。《愛我中華》是一首糟糕的歌曲，令人大倒胃口，但它跟電視台上播出的許許多多低劣音樂節目一樣，有著要命的吸引力——我常常要耐著性子才能看到它的結尾。歌曲的結尾部分描述了身著傳統服裝的少數民族代表們站在長城之上，歌唱著他們如何地熱愛中華。每次看到這裏，我都在想：你們的中華修築這道城牆，就是想把你們擋在外面啊。

「但你們要學馬克思，對嗎？」

午飯之後，我們來到了街對面的一處佛教寺廟，幾個女子中間唯一未婚的郭小琴要算算命。我們走進寺廟的時候，其中的大師正在跟一個年輕人大聲爭執著。那位大師給年輕人算了個歹命，年輕人便拒絕捐出利是。爭到最後，年輕人把寺廟裡的東西給打翻了，那位大師則把他揍了幾下。那位大師六十多歲，站在院子中間，正在揮舞著拳頭。年輕人嘴裏還在罵著下流話，跟他來的朋友好不容易才拉住了他。天氣非常炎熱，我和幾個女子坐在廂房的陰涼處，等著那一場爭執結束。

「不認識，」我回答道，「我從來沒有遇到過大山。」

「你會說維吾爾語嗎？」

「你覺得那樣的人會關心民主嗎？」他問道，「他們首先需要提高生活水平，然後才能夠考慮別的問題。那正是中國和美國的癥結所在——這兩個國家根本沒法相比。」

「四川人沒有我們陝西人這麼有文化。你知不知道，這裡是中國文化的搖籃呢？」

「你認識大山嗎？」那位婦女問道，「你說我們的中文說得很好，但你沒有大山說得好。」

他停下來使勁想了想。他已經在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生活了兩年時間。「忘了，」他只好這麼說道，「哦，還有『再見』。」

聽了我這一番話，她們誰也沒有感到驚訝。很明顯，她們之前早就聽到過這樣的說法，也早就知道該怎麼反駁了。「這種說法對北方多數地方來說是正確的，」幾個女子中間最健談的王玉梅表示了認可，「但榆林不一樣，因為我們這裏的水不一樣。我們這裏的水很好很好！我們喝的水從地下很深的地方抽上來，有人說，就因我們喝了這樣的水，我們這裏的女子長得很漂亮。所以，就算這裏的日照很厲害，我們的皮膚也很好。看——我的皮膚一點也不黑。」

「我的父母是在解放后的50年代來新疆的。他們來這兒是為了支援國家建設。這有點像美國。」

「你是個基督徒嗎？」我問道。

「炸彈爆炸，」他聳聳肩說道，「很像以色列吧。」

王同志點點頭，講起了普通話。可隨後，講到禹王做出更多英雄壯舉，沿黃河修建堤壩和護岸的時候，他又轉回到了方言。故事大概是說大禹王辛勤勞動，儘管數次從自己的家門口經過，卻都沒有時間進去看一看。控制黃河水，可真是個大工程啊。

「文革」期間，羅曉磊在監獄里關了五年，因為他既是知識分子，又是個基督徒，他的父親則被下放到偏遠的沙漠地區進行了十年的勞動改造。老人對那一段經歷不太愛談，只是說勞動很艱苦，找不到奮鬥的目標。說到下放，人們的看法基本相同——最糟糕的事情，莫過於浪費了時間。

「有些人會富裕起來，」她回答道，「比如，科學家和商人。但為了發展經濟，這是必需的，儘管其他人可能會改善得慢一些，但他們總是會得到改善的。」

「不學，」她回答道。

問完這些問題，我們坐在那裡一言不發，兩眼望著窗外。我覺得，我有必要繼續閑聊下去，但關於化肥的問題太多了。我問他，他是什麼時候來新疆的。

延安革命紀念館的入口處有一條標語：「慶祝香港回歸，祝願祖國繁榮昌盛。」為了參觀博物館內的陳列品，我花了十元錢。毛澤東的坐騎被做成了充塞類展品，跟他用過的彎刀和鞍子陳列在一起。還有一首毛體特徵明顯的手書戰爭詩歌作品，幾幅關鍵的戰役地圖，以及在延安生活過的重要革命家們的一些照片。遊客不多見。那匹嵌著玻璃眼珠的坐騎名叫小青馬，它孤零零地站在那裡，顯得有點不在狀態。

「他娶了個中國太太，」她問道，「你聽說過嗎？」

早在春季，我已經體會到，這其中的益處開始多過難處，而這主要跟我不斷培養的耐心和信任有關。我得允許各種各樣的事情發生——如果有某個人朝我走了過來，我會跟他做一番交談；如果有人向我發出邀請，我基本上都會接受。我不會期望能夠控制所有的形勢，我也不能老是懷疑別人的用意，而事實上他們的用意無一例外都很好。以外國人的身份生活在這裏，就要求你具備某種被動性，但我從來也不是一個被動的人。那個春季的大部分時間，我都用來讓自己逐漸地適應這樣的角色。到了榆林，我終於覺得那樣的做法很正確——我終於認可了一點，只要我順其自然，事情總也錯不了。

那真是漫長而空洞的一天——車窗外，無物可看；車廂內，無事可干。我坐在那裡，跟幾個人閑談了幾個小時，然後爬到了自己的鋪位上。我們的列車駛過了甘肅的省會城市蘭州，滿布污物的黃河水覆蓋著茫茫白霧，顯得悶悶不樂，我也睡著了。等我醒來的時候，一切都變了樣——我們已經身處一片明亮的大地之上，周圍滿是綠色的草地、黃色的油菜花，以及向遠方地平線延綿過去的沙丘形小山。

「這本《聖經》是從哪裡來的呢？」

那個暑假，諸事進展順利。我到西安一所大學去學習了一段時間，課程不算太難。那座城市倒是有很多不錯的公園，我可以要一杯茶，然後跟當地人聊聊天。每天的溫度都是三十五攝氏度（九十五華氏度）。據說政府有一條規定，如果氣溫上升到三十七度，所有人都不用上班。因此，官方報告的氣溫總是三十五度。我常常騎著朋友的自行車來到興慶宮公園，要上一杯茶，然後問那裡的工作人員，今天的氣溫是多少度。

他認為瑪麗是關鍵人物，這個看法倒是正確的。不過，他遇見我好像還是顯得非常開心。他姓羅，他隨後邀請我去了他家，於是我見到了他的兒子和孫子。

「什麼事情？」

「沒關係，」我回答道。

每天，我都會觀看清晨的主大街，直到氣溫變得酷熱難當。然後，我會買上一些酸奶，找個陰涼處的小餐館，吃上幾個花捲，再看看報紙。一天早晨，我在一個老頭那裡買了酸奶。他很是興奮，示意我在那裡等他。接著，他便跑回了家。等他回來的時候，手裡拿了一本中文書籍。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把書遞到了我的手裡。

「那三年尤其糟糕，」他說道，「其中有三個月更是糟糕透頂。在這三個月，每天都有四個紅衛兵整天看守著我，他們每天都要帶我出去遊街示眾五次。」

我結結巴巴地解釋說，我不會輪滑。「你肯定會！」王同志說道，「這就是從你們國家傳過來的呀！」

我看得出來，王同志正在跟那個工人講關於我的事情，我豎著耳朵想聽見點什麼。

真是說到點子上了。我告訴他，我認為新疆的問題不關美國人什麼事。不過，我告訴他，如果那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的話，涪陵和重慶的報紙上根本沒有談論過發生在春季的暴力事件，這顯得非常奇怪。

「你的父母是什麼時候來新疆的？」

「要學，但只學一點點。美國的很多大學生都要學，因為他畢竟是個哲學家嘛。」

「沒有。他們的教育水平不高，如果教育水平不高的話，很不安全。如果他們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們可以僱用他們。」

我們倆都凝視著車窗外的場景：綠色的田野上，一個牧民正在放牧；一個人穿著藍布衣服，騎著一輛自行車，行進在一條土路上；一排土坯房的四周圍著黃色土牆；向南、向西是一座座嶙峋的白色山峰；寬大而空曠的地平線……這樣的場景我在中國從來沒有看到過。一連數公里，沒有看見一棵樹。

「感謝你們美國人在抗日戰爭中幫助過我們，」他說道。因為自己的國家在二戰中扮演的角色而得到別人的感謝，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重慶的計程車司機尤其喜歡表達他們的感激之情，對著這位老人，我把曾經用來回答計程車司機的答語又重複了一遍。

「有沒有她的照片呢？」

我跟他們說，我有一條腿受過傷，他們則提出要帶我去看醫生。趙同志說，這條街上就有個醫生，還說中藥很有效的。我說我知道中藥的療效，因為曾經有個中醫就建議我多坐，盡量避免溜冰這樣的活動。經過幾輪禮節性的提議和回絕之後，我們找到了解決之道，那就是回到餐館，坐下來繼續喝啤酒。他們看上去絲毫沒有受到冒犯，王同志因為我觀看了他的投資項目而顯得非常高興。桌子上依舊堆放著空的啤酒瓶。

這裏的土地支離破碎，綴滿補丁，綠色的玉米地和成排的楊樹顯示出勞動的艱苦。面對這綿綿的沙丘和了無生氣的褐色地平線，這樣的艱苦勞動顯得有些勞而無功。同樣，廢棄的長城說明了另外一種形式的勞而無功，明代統治者為抵抗外敵而修建了這些要塞，可如果採用外交的手段，這樣的外來者處理起來要容易得多。這個東西的尺寸——既小得可憐，又大得驚人；我一腳就能輕易跨過，可它又長達兩萬多公里——全都在顯示著，一旦出錯，中國人可以走多遠。

新疆的公路上設有檢查站，帶著機關槍的警察需要檢查所有經過的車輛。中國的警察很少有機會像那樣操控武器，新疆這兒的警察對於履行這樣的職責顯得非常得意，不住地搗鼓著彈匣和槍把。他們不會把槍帶簡簡單單地掛在九_九_藏_書身上——有了那樣的武器就應該時時握在手裡，並且要瞄準什麼東西才行。這就像把一支自動步槍交到了一個小孩子的手裡。我從烏魯木齊坐了一輛公共汽車去吐魯番，檢查站的警察在查驗我們身份證明的過程中，用機槍的槍管直截了當地指使著每一位乘客。

他指了指窗外——鐵路邊上，是一個骯髒的小村子，還有一個垃圾堆，一個身著藍布衣服的農民手裡牽了一頭瘦骨嶙峋的犟驢。又是老百姓。

我在榆林的最後一天，兩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來到餐館，要替我付酒錢。一個姓王，一個姓趙。他們讓我跟他們以同志相稱。那天是星期五，他們剛剛在附近一家工廠上完了早班。

我到達的時候，太陽剛剛落山。我在汽車站的邊上找到了一家便宜旅館。我的出行指南上說，這裏僅限中國人入住，但我尋思著，試一試也不會損失什麼。我走進旅館的時候，裏面的服務員十分詫異地盯著我看了看。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言不發，只是一個勁地擺著手，示意我退出去。

星期天一般有五十個信徒，大多是婦女，全是老人。很少有四十歲以下的人。教堂不辦婚禮，也不做洗禮——只做葬禮。

「對，」他說道，「馬克思主義用處不大。」他自己的父親坐在陰涼處吃著西瓜，一句話也沒有說。

此時，幾個人圍攏過來，因為看見我這個外國人，大家的臉上都充滿了好奇的表情。我跟西安交通大學的一個學生交談起來，她告訴我，她來這裏參觀的原因，是她對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頗感興趣。我問她，如果革命失敗了，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我們幾個人很快就喝了兩輪啤酒，喝到第三輪的時候，兩個年輕人的臉上開始發紅，他們也開始講起了中國的歷史故事。王同志給我講了禹王的故事，他是第一個控制住黃河水的人。幸好我在中文課本上學到過這個故事，因為口音的問題，王同志講的那個版本多少有點不太利索。我時不時地點點頭，裝作明白了他講的那個故事，而趙同志間或也會插嘴：

她們對於方言的看法非常正確——在陝西旅遊，就好像是搬開了壓在我胸中的一塊語言巨石。對於她們的其他觀點，我倒是不敢全信，因為我知道，中國人總是對其他地方的人抱著一種強烈的偏見。在我離開涪陵之前，廖老師就給我詳細地介紹了一下陝西的情況。

「說普通話！你講的是方言，他怎麼聽得懂！」

一個肥料商人十分現實，向我問起了錢的問題。美國一輛新車多少錢？舊車呢？辦執照要多少錢？稅是多少？保險呢？他用一個筆記本把我的回答記了下來——全都是些估計形成的數字——我則樂於看見，列車上還有別的人也在記東西。可在這麼偏僻的地方，他們到底種植什麼東西，還需要化肥呢？

「你們國家也這樣嗎？」王玉梅問道。我竭力地去想象我跟美國的朋友也來這麼一場聚會，並隨便找個外國人跟他待上一天——純粹出於好奇，出於善意——會怎麼樣。

「不太實用，」她接過話頭。

「昨天的溫度是多少？」

棗園公園同樣如此，這裏曾經是毛澤東和其他紅軍將領們的家。劉少奇住過的窯洞里掛著他和他夫人王光美的照片，朱德曾經居住的窯洞里也掛著他和他夫人的照片，但在毛澤東居住過的窯洞里，江青曾經生活過的蹤跡已經蕩然無存。江青的歷史錯綜複雜，所有有關她的記憶已經全都被抹掉了，窯洞里剩下的只有一些簡單的傢具：一張床、一個澡盆、一個書架，以及鋪地的石板。窯洞門前，遊客們可以穿上共產黨人在戰時穿著的那種灰布制服，拍下自己的照片。十幾歲的小女孩們跨上戰馬，揮舞著手槍，嘴裏發出咯咯的笑聲。

「不是，他是加拿大人。」

「聽懂了嗎？」趙同志問道，「沒聽懂，是吧？他老用方言講。」

這個句子用漢語說出來，比英文要好聽得多，那位婦女一下子就聽出來了。所有的中國人對涪陵榨菜都非常熟悉，那也成了我告訴別人來自何方的最有效的方法。我和那位婦女又交談了一陣，然後她說了幾句得體的外交辭令，說我們中國對外國越來越開放。我向她表示了感謝，她便回到了她的座位上。

來這間寺廟算命，那一場吵鬧的確不是什麼吉兆。但二十六歲的郭小琴明顯地覺得時間是個大問題，她因此還是決定要等下去。那位大師讓自己鎮定下來之後，嘴裏念叨了一番，就讓郭小琴在神壇跟前磕上三個頭。磕頭的時候，他敲了一下銅鑼，然後給了她一個裝滿木簽的圓筒。她搖動圓筒，直到其中一根木簽子掉了出來。那位大師看了看木簽上的編號，就推起了命理。他說，她很快就會嫁人，可能就在年內吧，這讓每個人都鬆了口大氣。王玉梅給了大師十元錢。他微笑著送走了我們。

每過一兩個小時，就會出現一個綠洲小城。這樣的小城會突然出現在鐵路的兩旁，然後很快消失在岩石、塵土和沙漠之中。這樣的綠洲可沒有什麼浪漫之處：沒有棕櫚樹、也沒有耀眼的水池；只有混凝土、沙塵和玻璃。綠洲和沙漠彷彿互換了位置。火車駛出小鎮的時候，我會長舒一口氣，因為實在無法想象這樣的地方曾經對遊客來說有那麼巨大的吸引力。這裏的土地非常貧瘠，可也魅力十足。但這些小城卻魅力全無。

「有沒有想過貧富差距？會不會越來越大呢？」

「你們美國的大學要學習馬克思嗎？」她問道。

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我們對於進步和現代化的看法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異。就算我給學生講過一些東西，那也應該是我對於印第安平原生活的理想看法，可學生們對於這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絲毫不感興趣。不過，跟大多數中國人一樣，他們大都是上一代才脫離了極度貧困的狀態。我覺得是自由和文化的東西，在他們眼裡卻是苦難和無知。

「再見，」他們立刻接過了話頭。他們又盯著我看了一眼，終於走了出去。我鎖上房門，繼續睡覺。

「你總會說幾個單詞吧？」

「那又會怎麼樣呢？」

哈密差不多一樣炎熱，可我的妹妹安吉拉還要在那裡尋找石油。跟她一起來的，還有斯坦福大學的另外一個地質學家，僱用他們的是一家中國國營的石油公司，這家公司在哈密城外幾乎又建起了一座城市。嚴格說來，這就是一座城市——規劃整齊的街道上，依次排開的有學校、醫院、商場、住宅樓，但僅僅四年之前，這裏還是一片不毛沙地。在這裏工作的有五萬多人，全都是漢人，是從甘肅省遷移到這裏來的。我去那裡市場的時候，人們把我當成了維吾爾人，因為他們沒怎麼見過當地人。這些漢人很少離開這一片區域，他們所需要的一切全都來自沙漠上用石油建成的綠洲城市。

「不過也夠了，」她說道，「對一個單身男人來說，一千塊也就差不多了。」

李海柔的曾祖父在19世紀早期跟隨法國傳教士皈依了天主教。李氏家族住在離重慶不遠的大足，李海柔排行老二，他父親是一個小店主。李海柔十一歲的時候被送到了法國人在重慶開辦的一家教會學校，後轉到成都學習，然後當上了神甫。他學習過法語和拉丁語。跟其他年輕的神學院學生一樣，他也夢想著能夠到羅馬進行學習。其他人都去了義大利，但李海柔留了下來，在1944年——也就是他二十九歲那年——當上了神甫。三年之後，他被委派到了涪陵——一個貧窮省份裏面更加偏僻、落後、遙遠、閉塞的地方。如果換個年代，這個職位也許會非常清靜平和。但在20世紀中期的中國，什麼職位都不可能清靜平和，先是抗日戰爭，隨後又打起了內戰，直到共產黨解放了全中國，這一系列的鬥爭幾乎涉及重慶地區的每一個人。李海柔的哥哥死於戰亂年代，他的弟弟在解放戰爭中站錯了隊，只好逃去新加坡，結了婚當了老師。但李海柔留在了涪陵，為三千余教民提供服務。跟他一起工作的還有兩個法國神甫，他們本來是要等著革命的漣漪順著長江河谷慢慢地蔓延開去。後來，法國人走了，革命的漣漪則湧上河岸，李海柔沒盼頭了。

他很自豪地看了看這個溜冰場，然後走到銷售區域，跟那個工人說起話來。

「我想住旅館。」

「何偉，」他喊了我的中文名字，「我另外一次看到美國人是在峨眉山上，當時他給我的印象很不好。那個人很胖，老是要別人替他做事。『做這個，做那個！』他找了幾個人抬他上山，像個大地主。可你不同——在我認識你之前，我以為所有的美國人都是壞人，我現在才知道，不是那樣的。」

那天晚上，幾個警察在午夜之後闖入了我的房間。那家廉價旅館靠近火車站，就在我快要睡著的時候，幾個警察闖了進來。

這一次，他沒有笑。他的眼神里彷彿有一種硬實的東西，只見他抬起頭指了指照片中的毛澤東。「那都是他的主意，」他說道，「是他的錯。鄧小平上台之後，事情才變了樣，但『文化大革命』那幾年真是糟糕得很。我倒沒怎麼受傷——那算什麼問題呢。問題在於我沒有東西吃。每天，他們只給我兩碗稀飯。那個時候，中國的很多神甫都死了。大多是因病而死的，我們沒有吃的，整天都不能休息。在重慶，很多神甫都死了。」

計程車帶著我來到了一座巨大的明代要塞，距離市中心有八九公里遠，榆林市有灌溉系統的莊稼地到此結束，再過去就是片大沙漠。站在要塞最高處的一個塔尖上，可以北望數公里遠。一片荒涼之上，間或會有一絲綠意，有流水從中穿過——要麼是一排樹，要麼是一塊孤零的水田——但主要是沙地、褐色淺丘、空寂而無言的蒼穹。上午九點鐘的時候，太陽已經非常炙熱了。我凝望著空寂的大地，眺望著遠方低矮的地平線，終於明白了他們為什麼要在這裏修建一段長城。即便這裏根本沒有來自蒙古人的威脅，光是對這片單調乏味的土地的恐懼感也會讓人想到要修建一點什麼東西才行。

「小麥和玉米，」他回答道，「當然，還有葡萄，以及其他一些果樹。而且，在靠近烏魯木齊的地方，還有水稻呢。不過，我們生產的化肥主要銷往內地。」他又回到了金錢的問題：美國一套房子多少錢？失業救濟金有多少？政府給你們提供什麼樣的保險？

當漢人來到西部地區，如新疆和西藏之後，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這些人應該變得跟內地一樣，尤其應該實現現代化，哪怕是以犧牲他們的文化為代價。我一直很難理解這樣的觀點。在我看來，世界上已經有太多美麗的地方過快地經歷了現代化。我因此覺得，中國這些相對沒被人動過的角落應該保持原封不動。不過，我沒有經歷過貧窮，這導致我跟大家對新疆這樣的地方的看法存在著很大的差別。

我認識了西安鐵路局一位四十多歲的機修工，他說他帶女兒來這裏了解一下革命。他的女兒八歲，梳著辮子，穿著印有香港回歸標誌的塑料涼鞋。「中國的這些年輕人啊，不了解革命，」她的父親說道，「我們那一代人很了解啊，所以我帶她來這兒了解了解中國的歷史。」

「我們可以以私人的身份承認教皇，」李神甫解釋道，「在我們的腦子裡，在我們的信仰中，我們都可以承認他。如果我們不承認他，我們還叫什麼天主教徒呢？我們每天都要為他祈禱。但我們跟羅馬沒有任何經濟關係——他們不給我們提供經費。我們跟他們沒有政治關係，教皇也不能來中國。他想來，但是來不了，因為他承認的是台灣。如果他承認大陸，他就可以來了。不過，還是有中國神甫到羅馬去拜見他。今年，教皇去了古巴，離他上次去古巴又有好多年了。那次訪問很成功。也許在將來，他也可以來中國看看。」

順著那條路，我們來到了紅崖峽。這裏的砂石崖壁上修築著幾座道觀和佛寺，其中有的歷史在一千三百年以上。峽谷之中，流淌著一條清澈的河流，兩邊都是砂石河岸。我們脫了鞋，在淺水區涉水而行，然後找了個陰涼處坐下來。河對岸，五六個年輕的農民正在進行野炊。那是一群二十多歲的男男女女。吃過午餐，他們到河裡玩水，男人們在峽谷里來來回回地追逐著幾個女人，而幾個女人則發出一陣陣尖叫聲。

她使勁地想了想，然後搖了搖頭。

「經濟很發達，但——」一下子，她從說中文轉而說起結結巴巴的英語來，因為她的記憶里有一個曾經學到過的句子——「但富者更富，窮者更窮。」

她們全都搞不懂，一個外國人為什麼會大老遠地來到榆林。我隨後告訴她們，我一直生活在四川。在她們看來，這一點頗能說明問題。

黃河終於被控制住了，王同志靠在椅背上，喝光了杯里的啤酒。他們又要來了好幾瓶，我們的桌子上擺滿了空瓶子。在中國的小餐館吃飯，其中的一個好處是，只要你沒走，他們絕不會清理你的餐桌。這樣一來，任何人只要從邊上走過的時候瞥上一眼，就知道我們幾個還不到兩點就已經整光了多少東西。那很有面子。那一天，我們幹得不錯。

把自己定位為老百姓之後，那位婦女開始向我問起了關於大山的問題。大山是個加拿大人，他的漢語非常流利，經常在電視上露面，無疑成了中國最有名氣的外國人。人們把他叫做「中國通」——就是「很了解中國」的外國人。每當我時來運轉，說話流利的日子里，也有人說我是「中國通」，不過我知道，那多少有些奉承的味道。要成為中國通，我要走的路還很長。根據我從大山身上看到的情形，這樣的目標對我也沒有太多的吸引力。也許他是個好人，但在他的相聲表演和戲劇表演上，不過比經過馴服的猴子要好一點點罷了。

「我信天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