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人正在講解的時候，李佳麗來了。她笑了笑，就在我們的桌子邊坐了下來。我沒有搭理她，那個人也繼續發表著關於酒精和法輪功的高談闊論。所有玩鳥的人都在注視著我們。

「沒有任何關係。我不知道她是誰，她老是來煩我。」

「她就在街對面那家美髮廳上班。」她說的美髮廳實際上是一家美容院，但也有別的含義，這位小姐說起這個詞語的口吻跟涪陵的每一個人一樣，帶有明顯的諷刺意味。城裡的娼妓多在美容院上班，我終於明白了，李佳麗靠什麼為生。

弄清楚常人持有的這些觀念的過程非常有趣，偶爾你還可以讓這樣的觀念為己所用。放暑假的時候，我的妹妹安吉拉和她那位來自斯坦福大學的同事托德對於頓頓都要和他們的中文翻譯一起吃飯煩悶不已，我於是給他們想了一個話題，說保準會令那個過程其樂無窮。托德是個猶太人，我於是對他說，這是他的王牌，不應該束之高閣。我走了之後，他在一次吃飯的過程中公布了自己的種族背景，因此打破了就餐過程中的沉悶格局。

「那你一定非常聰明了！」

「那很不爽啊，」我說道。

「她是做什麼工作的？」

「哪裡哪裡，」我回答道，「只有努力學習，我才能把漢語說得更好。」

生活在這裏跟生活在其他很多國家大不一樣。在那些國家，你可以使用自己的真名，或者與之類似的什麼名字，這都會跟你原來的身份存在著明白無誤的聯繫。我的中文名字跟我的美國名字沒有任何關聯，這個叫做霍偉的人跟我的美國身份也沒有什麼真正的關聯。這中間有著很大的自由度——二十八歲的我突然有了一個嶄新的身份。

在麵館里，黃小強極少談論政治。一天晚上，有人問他對政府的看法，他聳了聳肩，說中國的政治跟他沒有關係。「江澤民好大喲，」他說道，「我好小哦。」

在涪陵這樣的小地方，要不了多長時間就會產生已經擁有整座城市的感覺。除了偶爾有朋友前來拜訪，我和亞當都沒有看到過外國人，而我們跟「美中友好志願者」也只有最低限度的聯繫。剛剛抵達的頭一個月，兩個管理人員前來看望過我們，但那之後就沒有人管我們了。涪陵遠離「美中友好志願者」設在成都的總部，管理人員也不喜歡乘坐長江里跑來跑去的那些船隻，因為既緩慢又危險。還是在春季的時候，涪陵的兩艘輪船在靠近重慶的地方迎頭相撞，釀成特大事故，死了十幾個人。我在江上也無數次見過廢棄的船隻，沉沒的程度各不相同。我總是小心謹慎地把這樣的事件報告給「美中友好志願者」，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大願意前來看望我們了。最簡單的莫過於沒有人看管我們，而多數時間也確實如此。

「霍偉，我喜歡聽你說我們中國話，」她說道，「你說得好好玩哦。」

在中國的其他地方，這道食品叫做餛飩，但四川人另有一種叫法，他們把它叫做抄手——「兩隻手交叉相抱」——因為抄手也有兩個角重疊相抱。在四川的大多數地方，你走進一家餐館，一言不發都能夠要到抄手。你只需要交叉雙臂，他們保准知道你想吃什麼。

「看過幾次？」

「他是哪兒的人？」

「下個星期是我的生日，」李佳麗說道。

接下來那個星期天，我盡量推遲了去茶館的時間。我先跟李神甫閑聊了好長一段時間，然後往下去到那家鐵匠鋪，看他們怎麼製作鏨子。臨近中午時分，我才往茶館的方向走去。

「好極了！我很喜歡電影中的希特勒講話的樣子，像個瘋子，是這樣子的——」她把模仿希特勒的卓別林的動作又模仿了一遍，挺起肩膀，仰著下巴，揮舞著拳頭。

一輛計程車大聲鳴著喇叭疾駛而過，我甚至聞到了它排出的熱烘烘的尾氣。太陽很暖和，我開始出汗了。「再見，」我說道。她終於讓我走了。

「噢，你是德國人！」他們會這麼說，「希特勒！不錯！」

還是在暑假期間，我有一次坐在火車上看我的中文課本，這令其他的乘客驚嘆不已。身為外國人，不令人嘆服都不行——就連我這點可憐巴巴的漢語水平都會讓人對我欽佩不已。不過，在那一次的火車旅途上，只有一個婦女饒有興趣地把我琢磨了一番。

不過，另一個特色就是政府不給沒有單位的人提供保險。因此，麵館要把營業時間拉長至十七個小時，黃小強同時還想著別的法子賺錢。不過，他對於經營麵館也很滿足。對於中國的政治，他既沒有太多的抱怨，也沒有寬廣的視野。他那些同樣沒有單位的顧客也大抵如此。他們只想有一份工作，能夠好好地過日子。如果能夠像他那樣全家一起工作，幸福就會翻個倍。

「對，」神甫說道，「她對我們教堂很好，每個星期天都來。」

「你的眼睛好好看哦，」她說道，「我覺得你們外國人比我們中國人的眼睛好看多了。」

「不是，」我回答道。看了她的表情，我很想跟她說聲對不起。但我壓制下了這樣的衝動，然後跟她交談了一小會兒。就在她起身回到自己的鋪位上的時候，我感覺到了她的失望情緒，但我對此無可奈何：我只是個外國人，我不是什麼猶太人。

實際上，那隻能算是個短故事。黃小強的爺爺是地主，在解放后的土改運動中被鎮壓了。黃小強比劃了一下他被鎮壓的動作——就在後腦勺部位——然後他笑了笑。但這是中國人特有的笑容，有些令人不安，跟幽默毫不相干。這樣的笑容取代的是純粹沒有說出來的話語。

他們哪裡也不想去。「我們就在這裏住一輩子，」黃小強說。有時候，他們也會表現出對外部世界的興趣——黃小強的父親黃能經常問，到美國一張機票要多少錢，要飛多久。「十五個小時呀！」有一次，他很詫異地問道，「飛機上有茅廁嗎？」

每一周的每一天，每一天的每一個時段，我在城裡都有固定的安排。有時候，我會在上午去南門山，坐在街心花園裡，看著這座城市一點點地變得活躍起來。星期二的下午，我會找那位攝影師交談一番，然後去望州公園。星期一晚上，我會沿著繁忙不已的中山路走上一陣。星期天，我會去教堂，然後坐下來跟李神甫聊天，款待我的總是一杯難以下咽的咖啡。我也並不喜愛可口的咖啡，但出於尊重，我還是喝下了神甫給我備下的咖啡，一如他出於尊重，以為外國人都喜歡咖啡勝過茶水。

最奇怪之處，也許還因為中國人對希特勒痴迷不已的同時，又對猶太人抱著一種深深的崇敬之情。在中國人看來，猶太人的優點僅次於此——因為他們相當聰明，大家從愛因斯坦和馬克思這兩個典型人物身上就能夠看得出來。在西安的時候，跟我一起學習的一個以色列學生，教職員工處處對他關愛有加。大家都對他的聰明程度嘆服不已，儘管他並不特別聰明，而且中文學得一塌糊塗。但他是個猶太人啊，而所有的猶太人都應該是很有智慧的。大家都知道這一點，於是紛紛忽略了他這個特例的現實性。這跟我的藍眼睛是一回事兒。

「霍偉，」她說道，「你的美國名字是叫彼得，對嗎？」

「抱歉，我對卡拉OK不感興趣。」

但在那一天，對於任何分散精力的事情我都樂於接受，我於是認真地聽起了那個人的宣講。酒精是我跟他之間的主要結點——他個人對法輪功的理解就是強調不能抽煙，不能喝酒；無望之下，我也抓住了這顆砝碼來泄他的氣，說要我禁絕喝啤酒連門都沒有。跟霍偉曾經採取的很多解決之道一樣，這一次仍然是嚴重失算，我的一番解釋招致這個人一連數個星期對我進行了有備而來而又枯燥無聊的軟磨硬泡，不厭其煩地跟我講解酒精所具有的種種危險。他的講解一開始總是說酒精會如何地進入到我們的細胞中，而法輪功所追求的正是各種物質在細胞水平上的平衡狀態。針對這樣的說辭還有一大堆，但我總是聽得雲里霧裡，不得要領，只是坐在那裡不停地點頭，好像什麼都聽懂了。

茶館里的小姐給我斟上了茶水，我心裏非常緊張，早沒了心思跟她開「洋鬼子」的玩笑。她笑了笑說，李佳麗一直在找我。我問她是否認識這個女人。

「我們在美國沒有這樣的習慣，」我說道。

所以，他還是沒找到工作，但他有駕駛證，那就是機會。當然，他家經營著麵館和公用電話。他家還有一套五居室的房子，以涪陵的標準來看，算是大房子。他家有一台彩色電視機、一台立體聲收錄機、一部三十五毫米相機。他有一個兒子。他有一個家庭，他的家人既有學生和江東居民的惠顧，也獲得了他https://read.99csw.com們的尊重。他們覺得黃家人慷慨、善良。他們的世界很小，但他們精心地呵護著。

「你是在涪陵上班嗎？」

在茶館打發時光總是大同小異，很多人會走上前來，跟我聊上幾句。快近中午的時候，一個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年輕女子坐到了我的桌子邊上。我們交談了大概有十分鐘的樣子。年輕女子跟我坐在一起略有一點不太尋常，但又不是太不尋常，所以我沒有多想。她的名字叫做李佳麗，問我要了電話號碼。這也很平常——涪陵人總會問我要電話號碼。唯一的麻煩在於，有些人喜歡在早晨五點到七點之間給我打電話，所以我總是在睡覺的時候把電話的聽筒提起來放在一邊。我把我的電話號碼給了李佳麗，沒再多想什麼。

李佳麗尾隨我走出了茶館。「你去哪裡？」她問道。

針對這個全新的身份，你還可以做一番修補，自己把名字重新取過。我們第一年的服務期快結束的時候，亞當就幹了一件這樣的事情，因為他原來的名字——梅爾康——聽起來有點像個外國人（還有一點像四川人熟悉的某個豬飼料的商標名稱）。為了找一個更加地道的中國人的、少一些農業意味的名字，他發動他的學生們給他提出種種新的命名方案，當然要附上完整的解釋和說明。幾個回合下來，他們定在了「梅致遠」這個名字上。「致遠」的意思是「志存高遠」，七百多年前以書寫思鄉類戲曲著稱的元代戲曲大家馬致遠就用了這個名字。實際上，中國所有的讀書人都諳熟這其中的寓意，馬致遠之後還有作家在詩詞歌賦里用到過這兩個字。一下子，亞當從豬飼料進入了朗朗上口的古典隱喻——在中國，外國人就可以如此這般簡單地重新定義自己。

「感覺怎麼樣？」

「我的父母也是農民！你的學生也多是農民！」

我付了錢。我們一起走出餐館的時候，老闆好像心領神會似的笑了笑。大街上，李佳麗挽住了我的胳膊。我站在那裡，左右為難，不敢相信這一切。這位女子拉住我的胳膊，我們就那樣站在南門山的十字路口。每個人都在對著我們撳喇叭，至少我是這麼感覺的。

「你看過嗎？」我問道。

幾個顧客跟黃小強爭論起來，他這番話在餐館里引起人們又辯論了一小會兒。「地主」這個詞仍然具有政治意味，他用得可能有點輕率。但那場辯論持續的時間不久，其他人也明白過來，他那句話指的是機會而不是剝削。再說，那些人誰都不關心政治。跟黃小強一樣，他們多是些獨立職業者：中巴車司機、小攤小販、商店老闆。他們不屬於任何一家單位，那意味著他們賺錢全憑頭腦、努力加運氣。

李佳麗又追上了我們，她擠到了我和那個人之間。他對她說了些什麼，而她隨即做出了強烈的回擊，於是他轉過身去對著她。他對著那個女人吼叫，她也對著他大喊大叫，用四川人的下流話「龜兒子」來稱呼他。小姐的風采蕩然無存，那層面具也彷彿被揭了下來。她朝他吐著口水，像個潑婦似的對他罵街。周圍的人們駐足觀看。那個人站在那裡回罵著。沒多大工夫，這場爭吵就結束了。李佳麗揚了揚頭，氣沖沖地沿街走了。

一大清早，黃小強正在包抄手。他的面前擺著幾樣配料：一碗豬肉餡、一盤四方形的抄手皮、一碗水、一個盤子。他的手裡拿著一根筷子。他一隻手捏著抄手皮。他用筷子撥出一點豬肉餡放在方形的麵皮上。然後，他把筷子放到水裡蘸了蘸，再用它把抄手皮的幾個角折起來。包好的抄手有兩個角重疊相抱。包好的抄手擺在了盤子里。

「總不會有我們的窮人多吧。」

「啊，對。」

「也許吧，」他說道，但中國人這樣的回答實際上的意思就是「肯定無疑」。

這是霍偉遇到的另一件麻煩事兒。我對各種各樣的氣功都沒有什麼興趣——我喜歡跑步，不喜歡任何極盡緩慢的健身方式。當然，我當時要是能夠料到政府會在1999年宣布法輪功為邪教，可能跟這個人閑聊的興趣還會稍微多一點。但在涪陵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它會在某一天發展成為這麼大的一場政治事件，也沒有想到政府會覺得其中包含著重重威脅。就我而言，法輪功的主要問題在於它每天早上五點鐘就把我給吵醒了。

「她在哪裡上班呢？」

「很多人都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希特勒既是一個偉大的領袖人物，又是一個狂人，做過很多恐怖的事情。看見了嗎，我們同時具有這樣的看法。我覺得，人們把他當成了一個有趣的人，因此很喜歡他。他這個人看起來很滑稽。」

諾林不知道該怎麼看待這句話。「嗯，」她說道，「在愛爾蘭的時候，他是個種植園主。」

「彼得，」她說道。但她把「彼得」讀成了「彼—奪」，我很不喜歡她把我的名字念成那個樣子，但我覺得沒有必要因為這個讀音又給霍偉添什麼亂子。「彼—奪，」她又叫了一遍，「你給我帶禮物了嗎？」

我曾經讀過他在那幾年寫下的日記，儘管裏面充滿了思鄉情愁，但也描繪了美麗神奇的羅馬城、魅力十足的大教堂，以及當時的歷史進程。無論身處何處，這一切總會吸引著這個年輕人。他自己正好也置身於歷史之中，他的日記里總會提到他在街上看到的民族主義大集會。有好幾次，他還看見了遊行隊伍中的墨索里尼。

「我已經有女朋友了，」我撒了個謊，「我在學校有女朋友，是個外國人——她個子很高，紅頭髮。」我琢磨著，諾林是最佳人選，因為個子高大，她的身高有時候會對中國人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那位法輪功練習者也在仔細地聽我們說話。

這樣的想法十分標準，而且完全可以預測。我在中國住的時間越久，就越認識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個國家一點都不像外國人曾經描述的那麼複雜難懂。外國人總是說，中國很難搞懂，這樣的斷言一般來說是正確的，但在很多情況下，人們的思想高度同一，可以預測。你只要按下這幾個按鈕——希特勒、猶太人、日本人、鴉片戰爭、西藏、台灣，十有八九都可以精準地預測會有怎樣的反應，甚至可以精準地預測人們會使用哪些具體的詞彙。就中國的具體情形而言——大家基本上屬於同一個種族、閉關鎖國好幾百年、目前的教育制度高度單一化和政治化，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們從我經常光顧的一家小麵館門前走了過去。突然，我很害怕，害怕這個女子跟著我回家，還被校園裡的人看個一清二楚。「我得走了，」我說道，「我就在這家麵館吃飯。再見。」

1931年春，一群神甫從北京天主教大學返回到了聖安舍莫修道院。1931年3月1日，我的外公在日記里用黑筆工整地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我們不會要求人家給禮物。」

從很多方面來看，這個城市向我展示出了它全新的一面。當然，真正改變的其實是我自己。我成了一個全新的人：何偉，或者用四川話讀出來就是霍偉（Ho Wei）。這個名字是我在「美中友好志願者」接受培訓時取下的，在中國這是個非常普通的名字：姓名中間的「偉」是「偉大」的意思，平淡得如同美國人取名叫做「約翰」。我的姓氏也很普通，不管我走到四川什麼地方，總會遇到很多姓「何」的人。每當我做自我介紹的時候，他們總會說我們是家門兒，一家人。就在我們學校，還有一個叫何偉的人，他在體育系教書。

回到涪陵之後，我繼續中文課程的學習，時而由廖老師上課，時而由孔老師上課。我們一般會以閑聊的方式開始，而廖老師總會給我講講她頭一天晚上在電視上看到了些什麼。跟我在涪陵的絕大多數朋友一樣，廖老師很喜歡看電視。有一天，我們上課的時候，她興緻勃勃地談起了她在電視上看到的東西。

「哦，是嘛，」我說道。

同樣自然而然的，是這樣的情形竟然形成了諸多稀奇古怪的觀念，比如對希特勒的崇拜和對泰國人妖的痴迷。這件事情也是我在暑假中間才意識到的：你隨便挑個中國人問一問他們對泰國的看法，基本上都會說到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泰國的人妖很有名。

「學生食家」是個小世界，它的界限超不出江東，它的重心是黃家的一家大小。他兩歲的兒子黃凱是在麵館中走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初幾步。他認的第一個字是菜譜上的簡單漢字。他喜歡的第一種食品是抄手。白天的空當里，這個小男孩就坐在他爺爺奶奶的膝蓋上，看一些小人書。他的奶奶王朝素是個文盲，但她把書裏面的內容記在了心裏，可以背著講給黃凱聽。

我喜歡廖老師，因為我現在已經看出來，她是非常傳統的中國女性——在我看來，她是我在涪陵認識的最有代表性的中國人。她不願意外國人對她ｈｔtpｓ://ｒｅａd•99csｗ.coｍ俯就屈尊，因為她有著極強的自尊心。不過，經過幾個月的時間，她就成功地把這種自尊心傳遞到了我的身上。除了自尊，她還彬彬有禮，十分尊重傳統。跟其他年輕女子不同，她不會穿著暴露的衣服，她也不會把頭髮染得不中不西。跟孔老師不一樣，她不願意到我的公寓里來為我上課。廖老師是個已婚女子，而我是個獨身男人，如果她每星期都來我的房間里呆上六個小時，人們可能會說閑話。我們上課的地點一直都是在我的辦公室。

在涪陵的第二個年頭裡，生活中的一切全都變了樣。我教上了新的學生——我去年教的高年級學生已經畢業，大多回到鄉下當起了老師。我自己的漢語輔導老師也幾乎煥然一新，他們現在在我的眼裡變成了真真正正的人，我們之間可以無拘無束地無所不談。涪陵城也沒有頭一年那麼骯髒和吵鬧了，人們也友善多了。當他們開口說話的時候，我也聽得明白了。唯一沒有改變的，是我的工作。我還上文學課，但現在上起來容易多了，因為我有頭一年的上課筆記可以使用。我把多數的空余時間花在了城裡面，到處閑逛，找人交談。

「沒關係，」李佳麗說道，「你有女朋友有什麼關係嘛。」

她在頭腦里數了數。「四次，我想是有的吧，」她說道，「也許還要多一點。」

「我們應該找個時間去卡拉OK唱唱歌，我可以教你啊。」

「算了算了，」她笑著說道，「我對你們美國很感興趣。」

我的公寓里有兩張桌子，一張用於學習漢語，另一張用來進行寫作；一張是霍偉的，另一張是彼得·海斯勒的。有時候，這樣的關係令我糾結不已——在笨拙的霍偉後面隱藏著另一個人，他密切地關注著每一件事情，並把這一切都記下來，這似乎有些不妥。但我又想不出更為簡單的方法來處理這樣的分裂，我同時過著中國人和美國人的生活，儘管這兩者佔據著大致相當的領地，卻又迥然相異。我的公寓很大，我把兩張桌子分別放在了不同的房間。霍偉和彼得·海斯勒從來沒有碰過面。那個筆記本是他們唯一共享的東西。

「可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中國人跟我說，希特勒身上有很多優點呢？」

「你要多加小心，」他說道，「他們這種人一般就是想要你的錢，或者因為你是外國人吧。你不應該把電話號碼告訴給每一個人。你要記住，我不是想要你的錢——我只想教你練法輪功。我跟她完全不一樣。」

「她是個妓|女嗎？」

「我喜歡去你們美國生活，」她說道，「你們那裡的人比我們有錢。」

「那並不重要，」她說道。可突然之間，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對，」李神甫說道，「就是她。」

他注意到埃德加·斯諾寫的《西行漫記》英文書的封面上印著毛澤東像之後，把那題目琢磨了一陣子，然後笑著說：「看不懂。」但他看得懂那幅圖片，他自己家裡的牆上就掛著一張毛主席的畫像。「毛澤東是我們的領袖，」他說道，「革命戰爭年代，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但後來……」接著他就搖了搖頭。後來就是全中國耳熟能詳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幾乎讓外國人覺得中國已經面目全非。

「洋鬼子要一杯茶，」我說道。稱自己為「洋鬼子」是我在涪陵開得最簡單、又最容易讓人消除戒心的一句玩笑。我在暑假的時候開始用這個詞語來稱呼我自己，人們常常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他們有時候會覺得非常尷尬，想要說服我換用別的什麼詞語來稱呼自己。但我總是很有些得意地跟他們說上幾句「我們洋鬼子有悠久的歷史」或者「我們洋鬼子有燦爛的文化」這樣的話語。

我們站起身來，李佳麗對著那個人說了些什麼。他們說得很快，用的還是當地土話，我則走出了茶館。他們在街上追到我。法輪功練習者走在我的左手邊，李佳麗想來抓住我的右手胳膊。「彼—奪，」她說道，「你們要去哪裡？」

黃小強想要一台VCD播放機。他想要一部手機。他想要一輛汽車用來開出租。他想要投更多的錢到股市。他想要增加收入，讓跟他一起住的家人——父母、老婆以及兩歲的兒子——有更好的房子，過得更踏實。他想要的東西這麼多，但他目前所擁有的，只有一家叫做「學生食家」的小麵館。因此，他在麵館上全情投入。

我們之間的關係仍然非常正式，不過，這樣的正式令人感到十分自在——也就是中國人的那種師生關係。她對於我取得的進步感到非常自豪。我開始能夠讀書看報之後，她會仔細地翻閱《重慶晚報》，然後把可以用於上課的文章剪下來。她喜歡那些講述二戰時期日軍暴行的文章，她也喜歡講述香港自回歸祖國以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文章（在過去三個月的時間里，已經發生了好幾件大事呢）。偶爾，她還不得不選幾篇文章，把美國的極端帝國主義傾向給批評一通。9月底，當法國人抱怨美國對伊朗採取制裁之後，我們的中文輔導課上又加入了大量的故事，譴責美國充當「世界警察」的角色。不過，即便在這樣的課堂上也沒有了緊張關係，我們之間的鴉片戰爭早就結束了，我們已經學會了怎樣跟對方打交道。我們兩個人都有所改變，不過我可能改得多一些：不管是在她的眼裡，還是在我自己的眼裡，我都已經不再只是一個外國人。

隨後，我去了茶樓。張小龍，也就是全涪陵最幸運的那個人，笑著跟我揮了揮手。跟他一起的另有幾個老頭，我自己在邊上找了張空桌子坐下來。一個女服務員微笑著走過來，問我要點什麼。

我轉過頭去，看見那個女人就躺在我身後三米多遠的一張桌子上。那個地方燈光昏暗，剛才進門的時候，我都沒有注意到。她的全身上下覆蓋著一張白色布單，只有頭部露在外面。那是個小個子的女人，頭髮花白，雙唇緊閉。我想來了，我曾經在教堂里見過她。我正在吃一塊餅乾，看到這裏，我把手裡的餅乾放回了盤子上。

黃小強包一個抄手用了不到五秒鐘。他又拿起一張抄手皮，放進豬肉餡，蘸濕幾個角，捲起來，再把抄手擺到盤子里。跟第一個抄手用時一模一樣。他又包了一個，又一個。外面，太陽升起來了，中巴車正在鳴著喇叭，賣水果的婦女已經支好了攤位。橘子上市了。黃小強又包了一個抄手。全部抄手都經過了精心加工，看上去一個樣。

在涪陵的時候，我總是在星期天的早上去做八點鐘那一場彌撒。第一年的春季，我一個人去做彌撒。秋季到來的時候，跟我一起去做彌撒的是「美中友好志願者」給涪陵派來的新志願隊員諾林·菲尼根。她們一起來了兩個人——諾林和桑尼·法斯。外國人的人口數量突然翻了一番，這實在是一種奇怪的感覺，我和亞當都不知道該怎樣看待這種變化。第一年的時候，我們對自己的生活日程頗感舒心，兩人的關係也總是十分簡單——我們走得很近，但同時我們也能夠單獨打發時間。在城市和大學裏面，我們兩人都各自開闢了自己的空間，彼此互不干涉。

「當然了！」

「不一定啊，」我低聲說道，「中國人比外國人好看多了。外國人好難看的。」她把這話當成是我的恭維，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心想：霍偉，你真是傻瓜一個。

她還是穿得很艷麗，就著我們喝茶的桌子化起妝來。她在雙頰上抹了些胭脂，對著一塊小鏡子看了看，然後又畫上了眼影。在涪陵，很少有女人化濃妝，更少有人在公共場合對著自己的臉部抹上一通，因為這樣的做法被視為缺乏教養。同樣的做法還有很多——最明顯的莫過於某位小姐當眾吸煙，如果涪陵的某個女子有這樣的行為，那麼你基本上可以確信她是個妓|女。李佳麗沒有當眾吸煙，但她當眾化妝的行為也算夠壞的了。

麵館世界內部還是發生了一些變化。1997年秋季，擁有那棟房子的師專突然把租金從每月三百元提到了七百元，黃家人只好節省開支。他們還安了一部公用電話，以增加收入。可第一個月的時候，他們虧了三百元，因為他們沒搞懂長途電話的資費標準。第二個月，他們把資費調整過來，才開始盈利。黃小強拿出三千元，花四個星期的時間學習駕駛課程，拿到了駕駛證。駕駛本成了他最自豪的財富，學會開車在中國是一種殊榮，既不容易獲得，花費還很巨大。他開始找工作。「我沒有關係，」他說，「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別人要看你的能力，還要運氣好才行。」

黃小強認識周圍所有的人——中巴車司機、水果攤販、陶瓷廠的工人、商店老闆、學生和卡拉OK廳的小姐們。對於他們的生活節奏、中巴車的發班時間、工廠的交接班時間、學生們的班會時間，他都了如指掌。他用江東人的生活節奏編織起了他自己的生活節奏。麵館的生活節奏很簡單：早上六點開門，晚上十一點打烊。「很辛苦，」黃小強經常這樣說道。但他這話只有一半可以當真，因為幫手很多：他的父母、他二十五歲的漂亮老婆馮小琴都是很好的幫手。有時候，他就在一條街上的陶瓷廠上班的大姐也會過來幫忙。平時，總有幫工、親戚朋友從涪陵南邊的白濤鄉下老家趕來麵館幫忙。其實，在所有勞動力中間，黃小強可能是最不勤快的。他老婆和母親才是麵館的頂樑柱，因為黃小強一天到晚沒事就在抽宏聲煙，說是要跟當地人搞好關係。九九藏書

「沒興趣，一點興趣都沒有。」

「你們過生日不給禮物呀？」

他說了一個女人的名字，那是一個我沒有聽說過的名字。「她多大年紀？」我問道。

「清潔工。」

說這些話的時候，他一點也沒有顯得不好意思，所有學生在描述自己的家庭背景時莫不如此。我告訴諾林，她應該感到自豪，因為她是愛爾蘭農民的女兒——在涪陵的所有外國人中間，她的階級成分最革命。

諾林對於中國的階級背景知之甚少，她於是問我，遇到有人說他的父母是農民的時候，應該作何反應。可中文里沒有「種植園主」這個詞語——只要是跟土地打交道的，他們就稱為「農民」，字面意思就是「務農的人」，翻譯成英語就是「peasant」。從很多方面看，這樣的翻譯都很不精確，很容易讓人回想起歐洲的封建時期，但「種植園主」這個詞又無法傳遞「跟土地打交道」這一在中國國情下所具有的負面意義。粗略而言，這個國家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從事著跟農業有關的活動，他們和城市居民的分界線在中國非常引人注目。在涪陵這樣的地方，城市居民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農民，他們因此總是成為偏見和屈尊的犧牲品。就連「土」字也可以作為一個貶義詞用到人的身上，說他「粗俗」、「沒有教養」。

「霍偉，」她說道，「你好可愛的。」她說這話的時候，帶著小姐那種嬌柔的腔調，我敢肯定，麵館里的其他人一定也聽到了這句話。

「不過，很貴的，」她說道，「旗袍得自己出錢。」

「你喜不喜歡唱卡拉OK？」

兩天後，李佳麗打來電話，霍偉接了電話。她問他星期天去不去茶館，他回答說要去茶館。他每個星期天都要去茶館，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必要撒謊。

「就是，他的語法比你好一點，但他的發音比你差遠了。他的聲調也不對。」

「哇——哇——哇——哇！」她大聲吼叫著，彷彿在用外語發表演講。可她隨即就笑了起來。

那天之後，日記的內容發生了變化。對羅馬的描述減少了，對中國的描述增加了。他對中國的迷戀與日俱增，直到「中國」這個詞語用上了大寫字母，還加上了下劃線，儼然成了一個神聖的字眼：

「呃，我不太明白，你媽媽是做什麼工作的？」

沒有單位也意味著相當自由。黃小強不用參加政治學習，沒有人告訴他要上幾個小時的班，麵館應該賣些什麼。他上的稅是最低的，實際上和他的賺頭沒有任何關係。每年都有政府官員前來估算他這家麵館的月平均利潤，他只要拿出十分之一來交稅就行。目前，估算的月利潤是一千元。相應地，他每個月要交的稅是一百元。實際上，麵館現在每月的純利潤在兩到三千元之間，但不管那麼多，上的稅還是那個數。中國社會主義的特色之一是小企業基本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遵循市場經濟模式，這對黃小強的家庭來說十分有利。

我喜歡上廖老師的課，還因為我只需要簡單地問她幾個問題，就可以藉此了解中國人對任何問題的一般看法。這其中的原因是因為她身上有著中國人的典型特徵，於是我經常利用上課的機會來弄清楚我在別人那裡看到的或者聽到的令我感到糾結的事情。有一陣子，中國人對於希特勒所懷有的痴迷態度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如果你跟任意一個老百姓談起第三帝國的元首，他們的評價一般都比較好。我在西安過暑假的時候，遇到過一個德國學生，她對於中國人在得知她的國籍時所表現出來的興奮態度頗感困惑。

「你是猶太人？」那位翻譯睜大雙眼問道。

可我們現在有了四個人，有一陣子我還對這樣的變化感到有些憂心忡忡。不過，到頭來形成的影響並不太大。學校的生活稍有差別，但那座城市足夠大，吞下四個外國人絲毫沒有問題。第一學期的時候，諾林和桑尼的反應跟我和亞噹噹初的反應非常相似。涪陵城內的種種壓力把她們嚇得暈頭轉向，她們倆也很少到遠離校園的地方去打發時間。

「我得走了，」我說道，「我今天不想吃午飯了。」

「嗯，」我說道，「我想要到外面看看。」

「如今的情況好多了，」黃小強緊接著說道，「在過去，都沒有說話的自由。不管說什麼，總得擔心那算不算資本主義或者反革命。現在不同了。自從鄧小平上台後，一切都好多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我們還可以做生意。我們跟地主差不多，真的。」

「我認識她，但跟她不是朋友。」

一個星期後，我又去了茶館，她又跟我坐到了同一張桌子上。她穿著短裙和緊身衣，臉上化著濃妝。她說不上漂亮，但你在某些小姐身上看到的做派，她都成功地學到了手。她很愛笑，說話有些忸怩作態，每句話的最後一個字總是拖著長長的尾音。茶館工作的那位女子跟她完全不同，當李佳麗在我的桌子邊上坐下來的時候，我看到她搖了搖頭。幾個老頭正在盯著我們看，他們的鳥兒似乎也吃驚不小，全都住了聲。我感覺到一定發生了什麼，而我卻全然不知。於是，我找了個借口，付了茶錢，走出了茶館。

這裏的人總在去往別處。長期以來，這裏的山巒峽谷蘊含著艱辛和困苦，年輕的人們因此遠走他鄉。在中國的每一個城市，都可能會遇見來自四川的流動人口。尤其在餐館、建築工地和髮廊能夠看見他們的身影。城裡人總是不太喜歡來自四川的流動人員，說他們很勤快但沒文化，很聰明但不可靠。有些人還說四川的女人水性楊花，說四川的男人十分狡猾。當然，對於任何一個勤勞而果敢的流動人員而言，都可能有人用類似耳熟能詳的陳詞濫調去描述他們。這樣的話語——簡單地說，根本不能——阻擋四川人的腳步，恰如它無法阻擋任何來自逆境的人的腳步。這也是四川人名聲在外的原因，他們吃苦耐勞。他們不在乎人們怎麼看，不在乎幹什麼工作，只要是工作就行。就這樣，他們持續不斷地離開了這個地方。

那之後，她會隨時向我通報電視上那個人的最新情況。通常情況下，這是經過精挑細選的一個小群體，大山是其中的頂樑柱，而經常露臉的人中文都講得很好——看得出來，我如果要加入那個聯盟，還要等上好些年頭。不過，廖老師覺得希望還是有的。再說了，聲調說不好的外國人偶爾也能上電視呢。不過，這會招來她毫不留情的批評。一般情況下，她會非常小心地挑出身體上的瑕疵或者毛病，尤其是這個外國人十分肥胖的話。廖老師個子苗條，她不喜歡長得胖乎乎的外國人。

「沒有。」

「肯定看過！」

「我跟你一起走，」那個人說道。

放下電話，我又開始想起我在中國生活期間——尤其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的各種複雜的可能性，我還對霍偉無法應對這些可能性的諸多法子進行了一番拿捏。最簡單的辦法莫過於不去那家茶館，但她已經知道我是在學校上班，而我又不想她為這事追到學校來。

「可你說過，他很窮，對嗎？」

「清潔工？」

看著這位神甫，我就想起了我那位曾經做過本篤會修士的外公。他生長在堪薩斯州，他所在的教區有時候會向具有潛力的學生提供獎學金，送他們到義大利去學習。1929年，我的外公接受資助來到了羅馬的聖安舍莫修道院。他那時十八歲，理想是當一名神甫，也許還想當一名傳教士呢。

麵館老闆清出了一張桌子，我和那個女子坐了下來。在涪陵，很多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總是麻煩自己找上門來。一hｔｔps://rｅad.９９ｃsw•ｃom般來說，我很喜歡我既不能左右、也無法預料的事情發生。然而，今天我對她的意圖產生了懷疑，可竟然不知道該怎麼辦。她坐在那裡，唧唧喳喳地說著什麼。我問她在哪裡上班。

一開始，這樣的回答令我非常難堪，因為學生在說到「農民」這個帶有封建社會意味的字眼時，態度竟是那樣的平淡不驚。又一次，我向一個新生打聽他的家庭背景，他回答道：「我爸爸是個農民，我媽媽是清潔工。」

我們走到了公交站，我向他表示了感謝。

「我什麼都感興趣啊。你把我帶過去嘛。」

「放開我，」我說道。

「昨晚的電視上有個外國人，」她說道，「他會講中文。」

這是霍偉說過的最尖刻的話語之一，但這絲毫沒有讓她感到狼狽。她說，我可以在下個星期把禮物給她帶來。她問我可不可以帶她一起去吃午飯，我覺得我受夠了。

不過，我們的學生多來自偏遠的農家，這樣的偏見在校園裡並不特別明顯。在一個班的四十五名學生中，一般只有很少幾個人在小鎮上長大，而這些城鎮甚至比涪陵還要偏僻許多。有錢的學生少之又少，因此也就很難看到俗不可耐的勢利眼，以及出身不好的敏感。每當我問我的學生，他們的父母以什麼為生時，他們用英語這麼回答道：「我的父母都是農民。」

「對。」

「八十歲。」

「是的。」她第一次遇見我的時候，已經問過我這個問題。我現在真後悔，當初把這個也告訴了她。

他二十六歲，五年前從成都坐了一趟長途列車去過新疆，想找一份工作。「好冷啊，」他說，「工作是有，工作還不錯，就是氣候不好。冬天太冷，夏天太熱。」第二年，他又去了一趟廣州，廣州的氣候很好，但工作又不對路。

她試了好幾次想要引起我的注意，最後，我終於看了看她。

「我得走了，」我回答道，「先去吃飯，然後回家。」

我抽出身來，擠到了人群之中，法輪功練習者湊到我的耳朵邊上問道：「你跟她到底是什麼關係？」

我知道李佳麗很棘手——對於一名中國婦女而言，她太過於冒失，要麼是想錢，要麼是個瘋子。頭一年，我和亞當都遇到過這樣的事情。一個大一女生在亞當的公寓門口一連守了幾個星期；我在涪陵期間，一個名為歐小姐的中年婦女差不多一直圍著我轉。這兩個女人很明顯都有些神經錯亂，她們之所以盯上我們，無疑是我們跟她們一樣，同屬於圈外之人。這種情形一下子就成了我在中國的生活過程中最饒有興趣，也最令人心煩的一個方面——就因為你是外國人，竟容易引起邊緣人士的關注。這也算是中國生活，但肯定算不上是正常生活。

這樣的生活模式對四川的年輕人而言是家常便飯。過去，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數量達到了一億二千萬。1997年3月，四川被一分為二，涪陵和其他沿江縣市划入了新成立的重慶直轄市。這樣的調整是為了提高人口密集區域的管理水平，同時也是三峽工程的配套舉措。但是拆分的決定剛剛才定下來，還沒有影響到普通百姓對於四川這個概念的認識，涪陵人還稱自己是四川人。世界上哪裡都有來自這個地方的男男女女，每五十個人里，就有一個是四川人。

那個女人五十多歲的兒子也在場，看見有這麼個外國人前來參加他母親的葬禮，感覺很是激動。我告訴他，他的母親一直對我非常友善，這更令他感到高興不已。在葬禮期間有個習俗，家人要提供小禮品，那位兒子於是給了我幾個水果和一盒宏聲香煙。我謝過他，然後收下了那盒香煙。很難想象，還有比這更適合的弔喪贈禮。

每個星期天，張小龍都會拎著鳥籠子，滿懷自豪地、一拐一瘸地來到這家茶樓，坐在陽光下，滿臉笑容地喝上一杯茶。他是全涪陵最幸福的人，也是最幸運的人，我很喜歡跟他交談——並不是因為跟他交談會多麼有趣，而只是因為他總是那麼樂呵呵的。他會提醒我說，我自己在涪陵的生活也一樣魅力十足。無論我去哪裡，人們差不多都已經知道了我是誰，我因此可以循著自己的生活日程，並且保證那些熟面孔樂於看見我的身影。當我走在大街上的時候，依然有很多年輕人會戲謔性地高聲喊著「哈——羅——」，但這其中的麻煩比上一年少了很多。再說，多數人的善意早已淹沒了這些人帶給我的種種騷擾。我在暑假期間已經意識到了這樣的兩面性——中國人對外國人可能有些過於苛刻，但他們在急於知道你來自何處時表現出來的耐心、豪爽和好奇又令人難以置信。我感覺到，我把第一年的時間用在了讓自己適應他們對外國人的苛刻上，現在則開始享受起其中的種種樂趣。

麵館的優勢是位置很好。這裏差不多算是江東的中心，過一條街就是師專的大門，幾個婦女在旁邊擺了小攤賣點水果零食。麵館有六張桌子，但差不多總會坐著師專的學生。星期天的傍晚尤其繁忙，學生們開完了班會，紛紛走出校門吃晚飯。「學生食家」的樓上是一家卡拉OK廳，經營目的可疑。傍晚時分，卡拉OK廳的小姐們也下樓吃飯。小姐們配著BP機，化著濃妝，跟剛剛討論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滿臉稚氣的大學生們坐在一起，一邊吃著麵條，一邊高聲閑談。

她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很顯然，她正在努力地想著什麼問題。「你是猶太人嗎？」她終於這麼問道。

一個禮拜天，教堂里舉行了一場葬禮。諾林那天生了病，我一個人坐在教堂里，儘可能地按照彌撒書里的說明跟上儀式的進程。我一直喜歡做這樣的事情，因為這是地道的中國習俗，它讓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時代，做彌撒是我最早的閱讀經歷之一。

但黃小強回到了家鄉。他結了婚，盤下了這家麵館，融入了當地人的生活節奏。上午，他和其他幾個人一起包抄手；中午，他們為吃飯高峰而忙碌著；深夜，等第二天的米線送來之後，他們要捆成三兩一把的小球，留作第二天一早使用。日復一日，每天如此。

「我們美國有什麼讓你感興趣的呢？」

每個星期都去做彌撒的人並不太多，我於是又問了一些問題，看能不能讓自己回想起這個女人來。李神甫很耐心地回答著我的問題。隨即，他指了指我的身後，說道：「她就在那邊。」

「是大山嗎？」

「嗯，我猜是吧。」

我們就那麼坐著，一起在頭腦里討厭著電視上那個聲調不對、還留著長頭髮的外國人。然後，我們開始上課，廖老師特別關心我的語法。

我坐下來，等著她的到來。茶館的一個常客坐過來，跟我聊了起來。這個人一直很令我討厭，因為他是個狂熱的法輪功學員。法輪功這東西融合了佛教、道教，以及氣功等好幾種吐納健身術。一開始，我對他有關法輪功的談論還很有些興趣，因為我之前沒有聽說過這個東西，而當地有人對它充滿了宗教般的信奉，這樣的熱情在涪陵很難見到。然而沒過多久，這個人覺得可以做我的轉化工作，所以經常給我打電話，大談特談法輪功的種種好處。他尤其喜歡在早上五點鐘的時候給我打電話，因為他想讓我知道，生活中一旦有了法輪功，就幾乎不再需要什麼睡眠了。

出於好奇，我跟幾個中國人談到了他，很多人的回答大抵相同——他雖然犯了些錯誤，但他仍然是一位偉大的領袖，為他自己的國家做過很多有益的事情。不過，我還是依然好奇不已。於是我問廖老師，為什麼中國人對希特勒有這麼正面的看法。跟往常一樣，她的回答幫助極大。她說，多年以來，電影院和電視上不斷地播放查理·卓別林主演的《大獨裁者》，每個中國人都看過。

「不喜歡，」我回答道，「我不喜歡唱卡拉OK，美國人大都不喜歡唱卡拉OK。」

「那，我跟你一起吃吧，」李佳麗說道。

諾林的父母是從愛爾蘭來到紐約市的移民，所以她要去參加星期天的彌撒。當她第一次說到她的爸爸原來是一個愛爾蘭土豆種植園主的時候，外辦的王先生顯得非常激動。「這麼說，你的爸爸還是個農民啊！」他說道。

「我現在的工作一點都不好，」她聳聳肩說道，「但我叔叔正在重慶給我找一個更好點的工作。他開了一家很大的餐館——他很有錢！我要去他那裡當小姐。我叔叔餐館那些小姐穿的儘是好衣服——我也要穿旗袍，就是這樣子的」——她擺了擺樣子，讓我知道旗袍是怎麼一回事：沒有袖子，頸部收緊，在大腿上開叉。

那之後，他對托德平添了幾分敬重。「美中友好志願者」第二批人員中，有一個教師也遇到了這樣的情形。當人們發現她原來是個猶太人的時候，所有事情馬上來了個大轉彎。她的一位中國朋友給她道了歉，因為在知曉她的身份之前，這位朋友沒有像對待猶太人那樣對她足夠以禮相待。

外面的庭院里陽光明媚，教民們正在長長的白紙條上寫著悼詞。靠教堂的牆上，放著好幾個用白紙和竹條紮成的大花圈。回到陽光下，桌子上那具屍體帶給我的震驚很快就煙消雲散了，我繼續觀看著人們怎樣弔喪。老太太們全https://read.99csw.com都在耐心地等著我喝完咖啡，現在她們進入房間向遺體致哀。

「下周再見，」她說道。

就在我的外公即將宣誓成為一名神甫的時候，他的上級通知他，他將會被遣返回阿肯色州。我的外公寫了一封長信，說他在內心深處感受到了上帝的召喚，需要他前往中國。但他的上級予以了反駁，說上帝有時候就是這樣——他有時候會向年輕人發出虛假的召喚，只是為了試煉他對塵世間的上級是否忠心耿耿。有時候你真心誠意地覺得應該到中國去，但實際上你應該去阿肯色州。

「我給你講過這周我過生日喲！」她這次使用的還是那種輕浮挑逗的小姐腔調，我的怒火在一點點地升騰著。

我很不喜歡這樣的談話方式。「很難啊，」我說道。

我一直沒有改過我的中文名字。不過，我還是輕而易舉就感覺到，我的中國自我跟美國自我大相徑庭。後來，我慢慢地把自己看成了兩個人：霍偉和彼得·海斯勒。我在涪陵的第二個年頭，霍偉才變成了一個活生生的人。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霍偉成了我的主要身份。除了我的學生、同事、其他外國人，大家只知道我叫霍偉，他們只知道我在中國的這個身份。霍偉跟我的美國人自我大不一樣：他對人友善，渴望跟任何人交談，能夠從哪怕最無聊的交談中找到樂趣。簡單地說，這個人很好玩；他只需要用當地方言簡單地說上幾句話，就能給涪陵人帶來無盡的樂趣。霍偉還有一點兒笨，那是我最喜歡他這個人的地方。他說話有口音，語法也有些馬馬虎虎，還總喜歡嘲笑自己犯下的一些簡單錯誤。對於這樣笨拙的人，人們總是樂於與之相處。他們發現，跟霍偉很容易說話，儘管他們總是要把一個新詞說上兩三遍，或者還要在他的筆記本上寫出來。霍偉的口袋裡總是帶著個筆記本，用它來學習新詞彙，也用它來記錄下交談中的某些東西。霍偉回到家之後，他把那個筆記本放在了彼得·海斯勒的桌上，後者再把其中的每一個文字輸入到電腦中。

「很好啊，」我說道。

「不會吧。」

「我不信。」

「當然有啦！」他的兒媳馮小琴笑著說道。一個商店老闆正在麵館里吃東西，他也加入進來。「從重慶到成都的大巴上就有茅廁，」他很懂行地說道，「還有電話。走高速路，只要四個小時就到了。」

「她叫我不要妨礙你們在一起，」他說道。

儀式結束之後，人們在庭院里轉悠著。我因此看出，那天的儀式很有些不一般。我和李神甫坐在他的宿舍里，要了些咖啡和點心，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太太用盤子端了上來。咖啡比往日更難以下咽。我謝過那位老太太，很勉強地喝了一口咖啡，立馬吃了點曲奇餅，以蓋住咖啡的怪味。李神甫和我互問了身體健康之後，他告訴我，剛才的儀式實際上是一場葬禮。

這倒是說到了點子上，我也換了個話題。我告訴她，去美國的簽證很難辦。接著，我們的麵條也上來了。我很快地吃著麵條，同時拚命地想著該怎麼辦。

圍觀的人群也散了，我跟著法輪功練習者走到了公交站。我回頭望了一下，依然能夠感覺到心在怦怦跳動。那一刻，我很慶幸自己一直忍受了那個人打給我的一個個電話，以及他關於酒精的一次次高談闊論。我對自己發誓，今後要永遠對他彬彬有禮，至少把他的健身方法試上一次。

「哦，」我說道，「就是她啊。」

在這家茶館，我和裏面的小姐——也就是服務員——經常開這個玩笑。她總是抿嘴一笑，然後給我端來一杯熱茶。我之前已經在街上買了一份報紙，現在正好坐下來邊看報，邊等著茶涼。

我點著頭上了公共汽車。接下來的三個星期，我不斷地調整我的生活日程，以避開那家茶館。李佳麗去了重慶，那年秋天，她給我寄來了一連串的情書，我都置之不理。我再也沒有見過她。我一直也沒有練習過法輪功。清晨，我還是把電話機的聽筒取下來放在一邊。我認識到，這樣的複雜局面是我在中國生活無法避免的。但我也認識到，哪怕再糟糕，霍偉也能想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法子。我一直給他足夠的自由度，到頭來，這猶如一個成年人看著一個小孩子長大成人——至於其中的掌控度，只需要我能過我自己的日子就行。而其中的無可預見性呢，雖然有些冒險，但也自有它的樂趣。我需要做的，就是放手讓霍偉走他自己的路，同時祝願他一路順風。

「可那不是在取笑希特勒嗎？」我說道。

「我得走了，」我說這話的時候，舌頭好像打了結，「你不要跟著我。今天我很忙。」

然而，以近代中國歷史上瘋狂而匆忙的腳步看來，土改運動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這也是類似的故事如此簡短的原因之一。故事發生了，又結束了。

就這樣，我外公與生命中的轉折點失之交臂。他不想回到阿肯色州做神甫，而本篤會又不想讓他到中國做一名神甫。於是，他離開教會，回到了美國。他賣起了保險。他結了婚。他有了孩子，他的孩子也有了孩子。他退休，玩起了高爾夫，到各地旅遊。星期天，他總會去做彌撒。他一直沒去過中國。他很少談起他做修士的這段時間，我也是在讀研究生期間，看到他寫下的日記之後，才知道他對中國曾經有這麼濃厚的興趣。但那是他去世之後好多年的事情了。他在1987年去世，我那一年十七歲——跟他到羅馬當修士的年齡大致相仿。跟他一樣，我太年輕，對於時間、對於未來、對於過去將會怎樣重現，還沒有什麼認識。

「我們美國也有很多窮人啊。」

不過，這隻是說說而已，他們沒想過要出門旅行。「好貴呀，」馮小琴說。如果她有錢了呢？「我要是有了一萬塊，會還想要四萬，」她笑著說道，「我就是這樣，每個人都這樣——哪有夠的時候喲。你們美國人太愛旅遊了。好多麻煩哦：把包一會兒拖到這裏，一會兒又搬到那裡。我才不去美國，我才不學英語喲。麻煩得很。」

「那他就是個農民嘛！」

「我是說真的，」她說道，「我覺得你的中文比電視上那個人說得好。如果你的語法再進步一點，就比他好多了。」

跟李神甫聊過之後，我會在老城區閑逛一番，到河邊把幾位鐵匠的勞動過程看上一陣。然後，我會往上走到城中心的一個茶樓，因為在星期天的時候，幾個中老年人會把他們的寵物鳥提到那裡去，掛在屋檐下。看見我也去了那裡，他們總是非常高興。特別高興的要數張小龍，他是全涪陵最幸運的人。十年前，他在一次摩托車事故中受了傷，一條腿短了一截，現在走起路來一拐一瘸的。那真是一次難得的受傷，因為他從此被正式列為殘疾人，他供職的海陵廠就再也不能解僱他了。海陵廠是一家國營企業，正在進行的改革導致了大量職工下崗，但這不關張小龍的事，因為他的工作絕對穩妥。遇上摩托車交通事故，能有這樣的好運就不錯了，但張小龍又交了一次好運，他的老婆懷孕了，生了——生下的既不是一個女兒，也不是一個兒子，而是兩個兒子。輕微受傷，正式確定為殘疾人，又生了一對雙胞胎兒子——這樣的事情真是妙不可言。現實生活中哪有這樣的美事，這樣的美事只有在書里才能讀到。

「你真的對她沒有興趣？」

「不是大山，他的中文沒有大山講得好。他的中文還沒有你說得好。」

我想起了大學里的男生們曾經偶遇來自瑞典的換工住宿女孩，那些女孩口音濃重，頭腦笨拙。這樣的比較很不好，我試著不去想它。

諾林和我在星期天要去教堂，那是我在涪陵最喜歡做的事情之一，因為我喜歡觀察那位神甫，以及每周都要去教堂的那些老太太們。她們都是從苦難中走過來的人——在這些信眾的身上有一種無言的力量，絲毫沒有美國那些穿戴得體的教民身上所具有的矜持和裝模作樣。她們付出的是自己的虔誠，這樣的虔誠無法用金錢衡量，而最虔誠的莫過於李神甫。

頭一年，發生這樣的複雜狀況時至少還有英語這個條件，我們對於互動過程還能有所掌控。可現在只有了中文——我遇到這些人的時候，有利條件全都讓他們給佔盡了。我知道，李佳麗的事情最難應付，我得想法讓她知道，她不能想要什麼就得到什麼。這全都需要霍偉出面應對，我對他有沒有能力處理好這個問題沒有太多的信心。

「當然早就退休了。退休之前在海陵廠上班。」

「澳大利亞。他長得好醜——皮膚不好看，還留著長頭髮。難看死了。」

「你是個中國通啊，」她說道，「我看你學習很刻苦呢。」

「哦，非常遺憾，」我回答道，「誰的葬禮？」

「對，清掃大街的清潔工。」

「很長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