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男女各佔一半吧。打電話的人很多的。」

集體思維有可能是一種惡性循環——你個人的身份認同來自某個群體，即便它發了瘋，這個群體依舊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你個人的自我認識卻可能在頃刻之間轟然倒塌。中國人缺乏這樣的傳統，即將個人的身份認同建立在既定的價值體系之上，而不管別人怎麼看待。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這曾經導致過全國性的災難和悲劇。從「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看出，中國社會有可能變得非常瘋狂。但在更淺層的意義上來說，任何轉型時期都註定會產生這樣的問題。最近幾十年間，對社會角色和社會期望值形成破壞的莫過於改革開放。

而且，他們往往求助無門。我在我的班上一次次地看到了這種現象。對大多數學生來說，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十分親近，彼此扶助，但如果其中某個成員或多或少有些與眾不同的話，他們會非常殘忍地對其形成孤立之勢。沒有一個人對簡奈爾表現出絲毫的興趣和關注，而每個班級至少有一兩個學生處於類似的孤立狀態，無一例外都是女生。跟美國不一樣，與眾不同並不是一種解放，對於具有農村背景的女性尤其如此，她們不可能坦然地面對他人的看法置之不理，甚至開闢自己的新生活領地。這樣一來，她們就變成了局外人，但與其說是出於自願，還不如說是出於無助，這自然而然地讓她們產生了這樣的想法：有過錯的是我們自己。

「她會不會晚一點才來？」亞當又問。

如果換成別的什麼地方，我清醒過來後會覺得無地自容。但我第二天醒來之後，絲毫沒有任何擔心。我覺得頭暈腦脹，到處是瘀傷，但我知道根本不用道歉，因為沒有人需要我去為此道歉。倒推回去不出一年，每個幹部也許都曾在某次宴會上讓自己出過洋相。毫無疑問的是，我和亞當那一晚的失控把他們的歡樂推向了新的高度。畢竟，那幾把塑膠玩具槍就是衝著這個來的——來此看望我們的一個外國朋友提議購買這麼一件禮物，幾個幹部當即發現了這件聖誕禮物所具有的潛在價值。於是，有人從街上買來了玩具槍，裝上塑料彈丸，交到了我們的手裡。

後來再上課的時候，廖老師很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著走進了我的辦公室。

我謝過費曉雲，並預祝她春節快樂。她笑了笑，就把信封放在了跟前的櫃檯上。幾個星期之後，她告訴我，那筆錢已經成功地轉交回去了。我把歐小姐的體檢報告單放在一個文件夾里，後來就忘記了。但有時候我會回想起那張舊照片，禁不住納悶，這個年輕的女子為什麼一直沒有結婚，是什麼使她變成了今天這個樣子。不知何故，那張照片我一直沒有扔掉。

「我什麼都不知道，」我說道，「只是我在美國的朋友覺得可能會跌。那是他的工作，他應該很清楚。」

「我懂。我一定盡量跟她講。」但我也看得出來，費曉雲明白這事兒有些無望。歐小姐屬於那種舉止出格的人，像她這樣的人你多少有些無可奈何。我估計，等我永遠地離開涪陵的時候，我跟歐小姐肯定會有一番小小的吵鬧，後來真是果不其然。不過，當我站在百貨公司的時候，我根本沒有勞心去想今後的事情。在涪陵，我總是要應付很多麻煩事，但眼下的重中之重是把錢還給歐小姐。

鐵飯碗上還蔓延了其他的裂紋。政府已經做出決定，各單位的保險制度要進行改革。這項改革的細節尚未確定，但涪陵師專的老師們恐怕不得不自行到同樣才在蹣跚學步的保險公司購買保單了。要不了多久，孔老師和他的老婆徐莉佳還得考慮孩子上學的事情。江東的幾所小學都按照標準收取費用——每學期一百多元的學費，書本費和校服費另外收取。這筆費用倒是不難承受，但涪陵公辦學校的質量差距越來越大，因為聲譽好的學校可以多收費，給好老師支付高工資。在這樣的競爭態勢下，江東的幾所小學都滑到了後面，師專的老師大多把孩子送到城內的學校讀書。但跨區就學的費用越來越高——前幾年的費用是八千元，現在的一次性收費漲到了一萬兩千元。三年之後，等到孔松濤開始上學的時候，還會漲到什麼地步？交這筆錢值得嗎？一度穩定的社會主義單位體制還會不會冒出別的什麼特色來，讓每個家庭面臨著更多艱難的抉擇？這樣的變革疊加起來，會不會達到一個點，令孔老師不再覺得共產主義是一種信仰？

「也許在將來看待現在發生的事情也是如此。自從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各方面都越來越好，而且我們也知道，『文革』中發生的那些事情再也不會重演。但在今後看起來肯定又會不一樣。今天，我們回過頭去看『文化大革命』，會覺得那個時候非常的荒唐可笑。也許今後的人們回過頭來看我們的時候，也會有同樣的看法。」

「我還記得生產隊召開的幾次大會，那是『文化大革命』快要結束的時候，也就是1974年或者1975年的時候。當然，我什麼都不懂，因為那個時候我才小學，但我記得很清楚。他們會把某個地主，也有可能是某個走資派——通常就是想方設法賣點柴火或者蔬菜的人——找來，然後開個大會把他批鬥一番。他要這樣站著。」

我就喜歡費曉雲的這個性格——她不會因為我是外國人而去撒謊。她很同情歐小姐，想儘力地維護她，但她同時又明白我的難處。她很為難地看了看信封里的鈔票。

我最喜歡在星期天的晚上來這家餐館，那個時候的餐館里坐滿了學生，街上也到處是學生，大家紛紛走出來享受一周里最後的時光。不過，傍晚時分也很不錯，因為餐館這個時候的生意不太忙，我可以一個人坐在那裡慢慢地看報紙。我會跟這家人聊聊天，談論的總是錢的問題，涪陵的每一個人都在談錢。對此我已經習以為常，儘管所談論的金錢對我而言猶如虛擬，我每個月都把它大手大腳地花個精光。

每個學年剛開始上文學課講到美國這一部分的時候，我們都要學習課本里印著的《獨立宣言》。中國的出版社之所以把《獨立宣言》印到了課本上，是因為這多少帶有一點革命的意味。於是，這個材料就變成了非常適合中國學生學習的內容。當然，他們從沒在書里印過《美國憲法》或者《人權法案》。

「她重新找工作了嗎？」

我每天至少要到「學生食家」這家小麵館吃一頓飯。我一般是一個人前往就餐，不過每一個星期，我們四個志願者總會在這裏一起吃一頓午餐。我們教馮小琴做四川版的意大利麵條，亞當甚至把這道菜的外文名稱寫到了他們的菜單上。從來沒有其他人點過意大利麵條。他們安上電話之後，我和亞當有時候甚至會給他們打電話，提前訂好我們要吃的飯菜。這樣的專業手法讓店裡的幾個人感到很高興，他們甚至轉而把電話打到了我們的公寓，主動邀請我們前去用餐。我接到電話之後，黃小強會問：要不要下來吃午飯？想吃點什麼？亞當和我如果在一起，我們會說要一碗普通麵條、一碗意大利麵條，然後就順著山坡快步下去，吃剛出鍋的熱騰騰的麵條。

「很多是感情困惑。有人說深圳沒有真愛。人們要忙於賺錢求生存啊。」

孔老師是黨員，從前是農民，現在是涪陵師專中文系的古代文學老師。他三十三歲，黑髮中夾雜著幾根銀絲。他臉上時常帶著淡淡的笑容，上唇有一綹淡淡的髭鬚。他對漢代詩歌了解頗多，他那三歲的兒子取名松濤，意為「松林之濤」：風兒吹過，松林便會發出呼呼濤聲。

我跟一個叫歐小姐的女人也遇到了同樣的麻煩。歐小姐在城區的一家百貨公司上班，四十多歲，沒有結婚。她總會在不合時宜的時候給我打來電話——清晨六點，她會打電話給我，要我過去看看她。她給我買過一些禮物，有筷子、書籍、手工編織的毛衣。她是個善良的女人，沒有壞心。一開始的時候，我儘可能地對她報以友善，但她的孤僻絕望很快就讓我受不了了。每隔兩三個星期，她就會送我一首詩，或幾句短小的格言警句。這些詩句要麼是從英語課本里摘抄下來的，要麼是她自己翻譯的。「我們一起開啟未來之夢，」她曾經這麼寫道，「和睦的家庭才是事業成功的先決條件。」

「他是想讓你做他的女朋友嗎？」

出席宴會的有三十多位幹部，等到一輪輪節日敬酒結束的時候，我和亞當用四川話大聲地說著髒話，隔著餐桌用塑膠玩具槍相互對射了起來。至少後來別人是這樣告訴我的。我對宴會的后兩個小時完全沒有記憶，只記得桑尼和諾林跟我說了一句什麼話（那天晚上，儘管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我和亞當身上，她們兩人也擋了不少的敬酒）。

如果沒有去深圳，你通過股票市場也能很快賺到錢。涪陵的交易大廳設置在南門山附近，一個大大的房間里擺放著一排排椅子，人們坐在那裡觀看一個巨大的電子顯示屏上顯示的股票行情。我有一陣子常去那個地方，希望能跟那裡的人學點漢語，但那裡的人不太說話。他們只是雙眼緊盯著在屏幕上一閃而過的每一筆錢。

在一定程度上，安妮跟這有點類似。她一直跟其他人不太合群，但她相當聰明，具有社交天賦，也能夠引起別人的興趣和關注。因此，這樣的素質給她帶來了足夠的自信，她可以對群體中的某些方面置之不理。然而，簡奈爾只是非常聰明，這有可能進一步加劇了她的孤獨感。

我告訴安妮，她的工資終於跟我一樣多了，這讓她哈哈大笑起來。但她在電話里的聲音聽著有點奇怪，我終於問她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薪水怎麼樣？」

「每個月六百，」安妮回答道，「可如果打電話的人很多，她的工資會高一些。」

有些涪陵男人會讓自己的小手指甲留到一兩寸長，因為這可以表明，他們從事的不是體力活兒。我有好幾個男學生都留著這麼長的指甲，在他們那雙明顯曾經被農活兒打磨得十分粗糙的手上，這樣的指甲看上去十分媚氣，十分滑稽。不過，這些男學生誰也沒有再回去做農活兒的打算。因此，他們那長長的指甲清楚地表明，他們的生活正在往前邁進。留長指甲的涪陵男人大多屬於這樣一個變化的社會階層：曾經一度做過農民，靠著開出租、當職員、做生意走上了成功之路。真正有錢的人很少留著這樣長的指甲，因為他們身上昂貴的服飾和手機已經足以顯示他們的財富了。

安妮總是為她的姐姐擔心，因為她的姐姐老是調換工作。她上次跟亞當交談的時候，她對她姐姐當時的工作進行了描述，聽起來多少有點像是金字塔式的傳銷活動。類似的騙局在深圳司空見慣，在中國的其他地方也時有發生，安妮的姐姐自然而然地在這個金字塔傳銷組織的底層謀得了一個職位。我和亞當都極盡委婉地建議安妮，她應該鼓勵她的姐姐從事別的工作——政府正在嚴加打擊，金字塔式傳銷活動正在全國範圍內土崩瓦解。安妮在寫給我的信里提到了最新的情況：

在城裡閑逛的時候，我浪費了不少錢，只要是吸引我眼球的，我都買——書籍、圖畫、小飾品、仿冒磁帶。我曾經無緣無故地買過一根竹制釣魚竿，一直ｒｅａｄ•99csw.cｏｍ扔在飯廳的一個角落裡，直到上面布滿了灰塵。在軍需品商店裡，我給自己購買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制式軍服，以及配套用品。這樣的商店幾乎什麼東西都有出售——衣服、鞋帽、裝備。甩棍三十元一根，手銬一百三十元一副。大街上的任何人只要兜里裝著三百塊錢，就可以走進去搞到一支高能電擊槍。如果有單位開的證明，你還可以用不到兩百元的價格買一根人見人怕的狼牙棒。他們不賣手槍，但你可以買到手槍皮套。

「怎麼講？」

「對，那有時候就是個大問題——她可能被賣到很偏遠很偏遠的地方做老婆，丈夫的家人會對她嚴加看管，讓她無法脫身。有些是文盲，沒法給家裡人寫信，怎麼走回來都不知道。美國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嗎？」

「誰打電話呢——是男的還是女的？」

「除非收成不好。」

我在幾家不同的商店裡一件一件地買齊了我的全套制服，其中有幾條褲縫上鑲著紅黃色條紋的老式軍褲，一件公安背心，一件做工精良、肩部有襯墊的夾克軍裝，一頂綴著紅五星的窄邊紅軍帽。當我花十五元錢買下一副肩章的時候，那個女售貨員很認真地告訴我，那副肩章不適合我——很顯然，如果外國人要穿戴成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的話，應該佩戴另外的肩章。管他呢，我還是買了，因為那副肩章跟我帽子上的五星和褲縫上的鑲邊十分相配。

「為什麼？」

「我小的時候，肚子吃不飽，」孔老師說道，「尤其是在1972年到1973年——那兩年艱苦得很。我們居住的地方偏僻，土地貧瘠，這是一方面，但跟『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很多問題也有關係，那時的生產有問題，農耕方法也有問題。70年代後期稍微好了一點，但也好不到哪裡去。我們很少吃肉，總是覺得肚子很餓。我們每天吃的都是稀飯，只有這麼一點點。很少放鹽。我們吃過野草、野花、松針——這些東西我都吃過。

這樣一來，我對當地的女性始終感到神秘而陌生。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和亞當最先把「小姐」這個詞融入了我們的日常英語中。「小姐」這個詞對應的是「年輕女子」，但在涪陵它還包含了我對這些女子的不甚了解，以及因為我們是外國人而橫擋在我們和她們之間的那一道屏障。實際上，幾乎所有在中國生活過的外國人都使用過這個詞語，部分原因在於有些行業里的年輕女性員工比比皆是，比如餐館服務員、百貨店員、火車乘務員，人們對她們的稱呼均是「小姐」。但這個詞同時也有非常模稜兩可的地方，因為它可以指稱在卡拉OK歌廳或者令人生疑的髮廊才能見到的那些年輕女性。涪陵人把在卡拉OK歌廳上班的年輕女子說成是「三陪小姐」。她們陪喝、陪唱，還陪舞。只要你有錢，三陪小姐還可以「第四陪」，也就是陪客人睡覺。

這其中的部分原因純粹是「外國友人」綜合征，但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他們彼此之間也是這樣。他們對自己的家人尤其大度——如果某位近親需要用錢，他們會毫不猶豫地給予，而且不會想著要人歸還。我頭一年教的一個畢業生奧穆爾被分到了西藏從事教育工作，他在那裡的工資是每個月一千元——這是在四川干同樣工作的兩倍多。可奧穆爾把他在西藏掙到的薪水的一半寄給了在家務農的父母，而他絲毫沒有覺得那是負擔，也沒有對自己的大度行為感到後悔。「這是責任，」當我向他問起這件事兒的時候，他總是這麼回答。他解釋說，只有這樣才能夠解決他小弟弟的學費問題。奧穆爾在西藏的服務期限是八年，如果他提前離開，賠償金將會高達兩萬元，但我從來沒有聽見他抱怨為了支持父母和小弟弟而在西藏從事的這份工作。

「真的嗎？」

「你生兩個孩子有沒有遇到什麼麻煩？」我問道。

「可能吧。」

幾個星期後，安妮在上班期間打來了電話。我問起那個香港老頭兒的情況，她大笑起來。

「是的。」

正由於這樣的反應和偏見，我更難以理清涪陵這個地方的兩性關係。我自己的生活就充滿了矛盾：我本能地學習著對男性保持更多的戒心，但我最密切的朋友又全都是男性，而且我對跟女性保持一對一的交往方式頗感不爽。身為男性，且是外國人，又處在涪陵這樣的小城市，你和女性之間肯定會存在著一道不言而喻的障礙，我則盡量避免跨越這一道分界線，因為我不想給自己惹下任何麻煩。「美中友好志願者」的人幾乎是很正式地建議過我們，盡量避免在這樣的小城市與人約會，因為這兒的人在外國人面前很容易大驚小怪。不過，即便沒有這樣的建議，我只需一眼就能看出，這樣的事情會非常棘手。因而，我們那一批志願隊員中的男性全都非常嚴謹。我們一共有七個單身男性，在兩年的過程中，沒有一個人與中國的女性鬧出過什麼緋聞。

涪陵女性們的生活預期非常複雜，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壓力對她們來說尤其顯得沉重。很多鄉下男人離開農村進了城，對城市裡面的每一個棒棒軍和建築工人而言，他們都把妻子留在家裡繼續務農，讓她們一個人侍弄著那些田地。總體上說，中國百分之六十六的農村勞動力由女性構成。社會學家認為，這種失衡現象正是女性自殺率高居不下——其中又主要發生在農村地區——的原因之一。農村的自殺現象很少因為貧困而引起，事實上，大多還發生在那些相對較為富裕和讀書較多的農民身上。亞當的學生簡奈爾就是這股潮流的經典案例：她不算窮，受教育機會遠甚於其他農村女孩兒。但簡奈爾的職業道路極有可能是回到家鄉當教書匠，對她這樣聰明的人來說，這樣的職業前景可能顯得非常令人沮喪。我覺得，她對自己的潛力心知肚明，對自己暗淡的前景同樣心知肚明：回到鄉下當教書匠、早早地嫁人、生兒育女。到頭來，她要麼承受不了，要麼全都承受。

在美國，任何人如果能夠像孔老師這樣逐步提升的話，基本上都會滿懷著自我奮鬥成功的信心——甚至會有一點傲慢自大，但在中國人的性格特徵里，這樣的自豪之情根本看不出來。他很少談及自己的家庭背景，也從來不說困難有多巨大，因為他知道，情況原本可能更加糟糕。

我的薪水相對較高，只要我不做太多的旅遊，這點錢用起來還是相當舒服的。到重慶的水翼飛船船票售價八十元一張，不過，你也可以只花費二十四元坐通宵慢船，這樣能夠省下不少錢，而這也是當地大多數人的出行方式。第一年，我總是乘坐慢船逆水而上，直到有一天晚上，一隻老鼠趁我睡覺的時候跑過我的頭上。

「她很好。」

這些壓力的核心，總是跟錢有關。農婦們看著自己的丈夫外出工作，在經濟上獲得了安全感，卻把自己的配偶們晾在一邊，這種孤獨感有時候就會把她們徹底地毀掉。女人自己也能夠掙錢，這是自立的方式之一，但有些職業卻可能給女人帶來性別方面的挫敗感，同時還會招致別人的批評指責，說女人不應該如此費心。像安妮這樣的女子就可以到深圳掙錢，但到深圳掙錢的方式多種多樣。有的可以做文秘，有的可以當「三陪女」：有的女子像李佳麗，有的女子像安妮。她們都在盡自己的所能去掙錢。圍在她們身邊的男人真不少，但有的男人早已把自己的靈魂給出賣了。於是，這些女性只能孤身一人時不時地跟這個不確定的世界進行著各種協調和溝通。

我們在涪陵的頭一年裡，亞當所教的新生中有一個女生的成績最好，名叫簡奈爾。她遠超其他學生，無可匹敵。由於她的聰穎，她跟其他同學的交往也有些疏遠。她在班上沒有朋友，總是一個人打發時間，常常通過跟我和亞當交談來練習她的口語。那個學年快要結束的時候，她顯得有些憂鬱。然後，不知何故，她早早就回到了家，沒能參加期末考試。

「在『文革』期間，我的家庭沒遇到過任何麻煩，」當被問及政治方面的麻煩時，他這樣說道，「我們家太窮了。地主之後，農民分成三個類型：富農、中農和貧農。我們家很窮啊——當你窮得像我們家的時候，遇到『文革』你就完全不用擔心了。只要你不去偷盜，不去殺人放火，沒有其他罪行，就一點都不用擔心。我們家誰都沒有受過迫害。

不過，這個詞正在變成過去時，涪陵人說起這個詞的語氣不外乎以下兩種。當強調這樣的舊制度需要進行進一步的改革時，他們的語氣常常帶著很濃厚的諷刺意味；可當他們說到某些安逸舒服的東西正在逐漸消失的時候，還有很多人往往帶著戀戀不捨。人們怎麼談論這個詞，取決於他們在單位體制中的各自立場，而政府對於鐵飯碗也越來越傾向於採取更加審慎的觀點。這樣一來，純粹打不破的鐵飯碗不復存在，各個單位都進行了改革，所有的社會主義制度都帶上了中國特色，逐漸發展成了共產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奇怪結合體，不斷地改變和重塑著孔老師他們的生活參數。

審視自己身為男人在涪陵的行為舉止，尤其當我參加在當地上層男人群體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日常活動時，我也形成了這樣的偏見。在我們工作的第二個年頭，亞當和我都厭倦了宴請吃喝——那無非就是毫無意義的酒量比拼、仗勢欺人、勸酒花招。頭一年的時候，這樣的事情很好玩兒，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的社交門路不廣，出席過的一些宴會也因此成了我最美好的回憶。但有些宴會卻非常令人難堪。第二個聖誕節來臨的時候，學校舉行了一場宴請。不巧的是，重慶的一個幹部考察團跟這事兒趕巧碰在了一起。隨著一杯杯白酒下肚，我很難想象還有別的什麼事情比領導幹部的來訪跟聖誕節趕巧更加吉祥如意——這無異於太陽系的九大行星同時排成了一條直線。從聽到這件事情一開始，我就知道早晚會醜態百出。

「四千塊。」

我深吸一口氣，想著該怎樣應對這件事兒。「那聽起來不是個好主意，」我慢慢地說道，「如果你想換工作，不用找他幫忙。那隻會給以後造成更大的麻煩。」

「那麼這筆錢也是一回事兒啊。我覺得很莫名其妙，很令我難堪。」

「現在在中國也不常見了。在20世紀80年代，也就是剛剛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的時候比較普遍。現在不大發生了。可在偏遠的地方，我聽說還有這樣的問題存在。」

安妮上次跟我電話交談之後沒多久，她就寫信告訴我，那個香港老頭兒對她的追求冷了許多。她對那份工作甚為滿意。從前的一個同學也從涪陵來到深圳碰運氣。她們跟安妮的姐姐住在一起。

幾年前，費曉雲也是我們學校的學生，因此，她的普通話說得十分動聽。我聽著她那清晰的嗓音，不住地搖頭。

「我五歲的時候，媽媽生下我的妹妹之後就去世了。當然，我們那個時候沒有牛奶之類的東西餵給小嬰兒吃，她也死了。這件事情我記得不太清楚。但在我十歲大的時候，父親也去世了，這個我記得很清楚。他突然就生病了，患了重感冒，三天就去世了。

「是的，她現在負責接聽電話。」

「你應該想法避開他。」

「人們在過春節的時候是把錢送給小孩子，」我說道，「我知道這個習俗。但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你們也不可能把這樣的錢送給大人吧。就因為你是我的朋友，我便送給你五百元錢，這合適嗎？」

在一定程度上，這一點讓我吃驚不小，因為很明顯九*九*藏*書，她是他花錢買來的。可除了錢的問題，她對這種暴力手段難道不感到憤怒嗎？

「出去五年之後回來過。一開始，她還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寫信。過了一陣，她就跟家人取得了聯繫，後來就回了一趟家。現在呀，她都回來過好幾次了。她很愛她的丈夫。如果那些女人從小生活在跟我堂姐一樣貧窮的地方的話，很多人都會這樣做的。只有一個問題很嚴重，那些婦女可能會被賣給傻子、跛子，或者老頭兒。當然，如果嫁給那樣的人做老婆，她們肯定幸福不起來。那會很麻煩，可只要有錢，很多女人是不會覺得太難受的。」

「對，」她說道，「不算多。」

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目標之一是賦予每個公民穩定，這種穩定一向是通過國有的工作單位來維持的。孔老師的單位是涪陵師專，他的生活中絲毫沒有企業家那種混亂狀態和不確定性。他的三居室公寓歸學校所有，也由學校完成維護，每個月的租金大約是三十元——這點錢不算什麼，基本上就是個形式而已。學校還給孔老師提供健康保險和退休金。他每個月的工資只有不到八百元，不算多，但最大的好處在於它的穩定，因為從來沒聽說過師專開除過某位老師。美國人把孔老師這種情況稱作終身教職，只不過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你一參加工作就具有了這樣的終身職位。只要是國有單位，每個人都具有終身職位：老師、政府官員、郵局職工、火車乘務員、碼頭工人、工廠工人。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大家的工作都是穩定的——那就是「鐵飯碗」。

我意識到這是一種狹隘的偏見，不太公平。我在涪陵工作的第二年，跟當地的好幾個有錢年輕男子交上了朋友，他們身上就不存在我曾經抱有的這種偏見。不過，我也認為跟中下階層的人士最容易交朋友。我跟孔老師這樣的人待在一起會感到非常舒坦，因為他有思想，興趣廣泛，毫不市儈。當然，我的男學生大多也不像涪陵的有錢人那樣目中無人。黃小強儘管時刻都在想著掙錢，但他絲毫不會表現出有錢人專屬的那種趾高氣揚的派頭。實際上，這樣的派頭非常膚淺，只需假以時日就能看個對穿。不過，我沒有這樣的耐心。除了個別例外，我這一竿子打倒的是整一個階層。

他又模仿起了小孩子的情形，用手指點著，大笑著，一邊大叫著「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一邊用手捂住了嘴巴。但突然，他又嚴肅起來。

而這樣的身份象徵極其無聊，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在這座城市生活了一年之後，我感覺自己最不喜歡跟某個社會的、經濟的群體——有那麼幾個錢兒的年輕男性——扯在一起。當然，也有例外，但當我力圖對這個群體的每一個人下一個定論的時候，我才發現他們都變成了受著狹隘的目的和興趣支配的一個群體，我看到的幾乎是一幅炫耀男性氣概的諷刺畫。畫中的人物一般熱衷於配帶手機或者傳呼機，努力掙錢來購買不斷翻新的VCD影碟機和卡拉OK系統。他不停地抽著宏聲香煙。他說話比較大聲，很愛面子，喜歡擺出大款的派頭兒。每到周末，他總會跟幾個男性朋友一起來一場喝酒比賽，爭先恐後地把一杯杯白酒吞到肚子里。如果想來點違禁的刺|激，他還會到卡拉OK廳或者髮廊里找個小姐玩玩兒。

跟他一起讀初中的那些人，繼續讀高中的並不多，除了他，沒一個考上大學。他被錄取到了四川師範大學，這是一所四年制的大學，位於成都，是全省最好的師範院校。1988年畢業之後，他被分到豐都財貿學校教了六年的書，然後調到了涪陵師專。

「深圳這兒很多人都有困惑。」

孔明老師的早年生活在豐都縣的大山深處度過，鎮上的人口現在可能有三萬。從他的老家要步行一個小時才能走到公路邊，再坐三個小時的汽車才能顛簸到豐都縣城，因此，孔明在十四歲之前從沒有去過縣城。他在家裡幫著大伯種地，到山坡上種植小麥和玉米，到水田裡種植水稻，還得到處種上蔬菜。「回想起來，那時的勞動並不算苦，」他說道，「可現在就算很苦了，因為我都做不來了。」他看著自己的雙手，笑了起來。那是一雙教師的手了——沾著墨汁，柔軟細膩，灰塵和老繭早就不見了。

那位婦女臉上帶著羡慕的笑容，搖了搖頭。我知道是什麼更讓她感到吃驚——竟然有國家不執行生育限制政策，美國人真是笨，竟然只要兩個孩子就夠了。我遇到的很多農民似乎更傾向於第二種觀點，他們有時候對於美國的農耕方法會做出同樣的反應。在四川的農民們看來，那簡直是好運氣和沒本事這兩樣東西難以置信地融合在了一起。他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密蘇里州的普通農夫擁有一百多公頃土地，成套的機器設備，偶爾還有政府提供的各種補助，可竟然還有入不敷出的時候。在這裏的農民們看來，只有相當不夠格的農夫才會浪費這麼好的條件，就好像笨到面對完全自由的生育政策時，竟然只要兩個孩子就夠了。

「我們要是聽他的話就好了。」

黃凱很快就忘記了我的水瓶，自個兒又回到了門前的台階上。他蹲下身去，褲子叉開著大口子，在地上玩起了玩具車。過了一會兒，我聽到他自己在那裡喃喃自語：「毛主席，毛主席。」我不知道他怎麼會想到說這個詞語。在他家客廳的牆壁上掛著一幅毛主席的畫像，他也許想到了這幅畫像吧。他還不到兩歲，但他的腦子裡已經被填進了很多東西。

「那倒是不算太多。」

「人們打電話給她，」安妮解釋說，「她就跟他們聊天。」

「每個人都需要一點信仰，」孔明說道，「要麼是宗教、資本主義式的民主，或者是共產主義——不管是哪一種信仰，每個人都應該信點什麼。我的信仰是共產黨。我第一次想到入黨是在讀大學的時候，但當時沒被批准。」

不過，即便面臨如此種種變革，孔老師依然不太擔心。到了必要的時候，決定自然會做出。同時，他教授中國古代文學，看著自己的孩子慢慢成長。這樣的平和心態跟孔老師的黨員身份、嚴格遵循國家政策沒有任何關係。相反，他的平和心態跟其他許許多多中國人一樣，在外人看來排山倒海般的種種變革面前，他們保持著出奇的平靜。原因非常簡單，他曾經歷過的，比這還要糟糕。

「是呀，」她嘆了口氣，又說道，「是有點莫名其妙。」

這個話題很難討論，我們再也沒有聽到過簡奈爾的消息，因為學生們對她也不太了解。他們所能告訴我們的，就是在那個暑假，她從家鄉的一座小橋上一躍而下。中國人打算自殺的時候，總是慣於從什麼東西上往下跳——橋上、樓頂上、懸崖上。在鄉下，人們有時也會服食農藥。在結束自己生命這件事情上，他們比美國人——尤其是美國的女人——做得更加徹底。美國人往往大量地吞食藥片，然後通過洗胃的方式讓別人給救回來。

我把那筆錢交給了跟歐小姐同在一家百貨公司上班，但工作部門不同的費曉雲。費曉雲也許算得上是我在城裡見過的最漂亮的女人，同時心地也最為善良。當我們的漢語還說得一塌糊塗的時候，她是第一個敢於跟我和亞當說話的人。每次進城，我總會跟她閑聊一番。我因此知道，她一定明白歐小姐的問題所在。我把錢交給她的時候，對其中的原委做了一番交代。

男人喝了酒往往會引起暴力行為，但我最討厭的還是其中的冗長乏味。當我回顧第一年最生動活潑的一次宴會時，也就是那家文學刊物約請我寫一篇有關狄更斯的論文那一次，我一方面覺得那很好玩兒，但同時也覺得那一次喪失了很多良機。一桌子坐的都是些讀書人，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但那個晚上大家的精力全都集中在給已經不能再喝的賽先生灌酒這件事情上。這事兒讓我想起了高中時的一次次聚會，區別僅在於那天晚上的那些人全都四五十歲。第二年的聖誕晚宴之後，我和亞當終於又採納了「美中友好志願者」當初為我們定下的建議，拒絕出席任何帶有斗酒性質的宴請活動。

生育第二個孩子的罰款超過了一萬元，至少在學校周邊的農村是這個數。在城裡，很少有人願意繳納這筆罰款——如果誰懷上了第二個孩子，她立馬就會面臨失掉工作的威脅。如果她不是在國營單位，也會有其他辦法向她施壓。而生了第二個孩子之後，她會被強制施行絕育手術。

「跟他們交談嗎？」

「以前要便宜些，」她有些懷舊地說道，「那個時候交點罰款不算個事兒。」

孔老師依舊站著，這下子，他把頭向左邊歪著，在房間里走了幾步。然後，他又笑了起來，搖了搖頭。

1998年1月9日，那是一個星期五，我的朋友斯科特·克萊姆從紐約打來電話提醒我，中國股市的投機性太強了。他在華爾街上班，專門研究新興市場，因為我的緣故，他對中國一直有所留意。

給他帶來衝擊的第一個重大變化要在今年晚些時候才會發生，1998年6月，他居住的公寓將會變為私有財產。他再也不能享受每個月象徵性收取的三十元租金了，那套五十四平方米的公寓將以不到一萬元的價格出售給他。這個價格並不高——但考慮到他每個月只有八百元的工資，老婆做自由攝影師賺取的收入更少，那又是很大的一筆錢。當然，也有這樣的可能性，公寓可能會升值，從長遠來講，這就給孔老師帶來了收益——但以往從沒有過類似的經歷，讓他把居住的公寓當成投資品來看待。涪陵人從來沒有談論過按揭或者再融資，普通人從銀行貸款更是聞所未聞。要買下這麼大件商品，你要麼用自己的存款來支付，要麼從家人和親戚朋友那裡借錢支付——如果實在找不到這筆錢，不買就是了。

大學畢業前，她一直沒有離開過涪陵，可她現在突然之間在中國也許算是最激動人心的城市裡獨自找到了一份工作。上班之後不久，她給我寫了一封信，對她剛坐辦公室的情形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知道，」她說道，「我覺得沒必要那麼做。不過這也不是什麼很好的工作，如果我不得不辭職的話，我會這麼做的。」

城鎮居民好像大都已經習慣了計劃生育政策，無怨無悔地認可了其中的含義。畢竟，他們每天都要行走在摩肩接踵的大街小巷，這讓他們很容易就理解了控制人口增長的必要性。可鄉下人的態度就完全不同了。在鄉下，你可以躲著政府，中國人對這樣的躲避行為有一個詞語——超生游擊隊。懷孕的婦女可以投靠某個親戚，直至小孩出生，然後再回到家裡補交罰款。在城鎮周邊，這樣的事情不大發生，因為當局可以對所有的事情都嚴加控制。可如果你深入到了山區，那裡的家庭平均人口數會高出很多。

「你是對的，」她說道，「直到星期一，我回到家裡看電視的時候，才想起你跟我說的事兒。但已經來不及了——已經休市了。後來我跟我丈夫說，你早就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她死了，」香農答道，然後他笑了笑。他的笑聲里只有焦慮，沒有玩笑，是中國人在極為不爽的情況下一種簡單的反應而已。要把這類笑聲跟一般的笑聲區別開來並不十分困難，然而它還是時常讓外國人感到頭皮一陣陣發麻。學生們埋下了頭，亞當只好換了個話題。那一堂課真是漫長的兩個小時啊。

對仿製「牢而緊」水瓶的需求倒是可以理解，尤其在成都這個喜歡喝茶的城市更是如此，因而這種水瓶在這座城市的社會各階層迅速流行開來。首批購買使用的是計程車司機，他們是類似潮流的急先鋒——計程車司機多少帶有標新立異的品格，也有比較多的收入。之後，生意人趕起了潮流。接下來的是小姐們。等到夏天來臨的時候，大大小小茶館里的老人們甚至都用仿製「牢而緊」水瓶喝起了茶水。再後來，你在四川的任何大城小鎮都可以花上二十元錢買到這樣的水瓶了。

當然，這樣的事情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更為糟糕。跟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女性發展空間更為廣闊，中東地區的穆斯林婦女根本沒法與之相比。再者，中國已經有了明顯的改善，解放后推行的變革政策使婦女可以更容易地出門幹活兒，政府還一直在強力禁止買賣婦女，堅持婦女離婚自由的權利。中國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也比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在一定程度上來說，這隻不過讓她們進一步認識到自己的苦境而已。跟中國人生活中的諸多方面一樣，女性的獨立問題已經走到了轉折點，但這個過程似乎尤其艱難。

我的學生也算是最後一代農民，他們的罰款交得很少。我第二年教口語課的班上一共有三十五個學https://read.99csw.com生，只有兩個是獨生子女。這兩個學生沒交一分錢的罰款，其他的學生如果交過的話，也只有很少的一點點。黛安娜交過一百元的罰款。戴維的弟弟交過三百元的罰款。瑞克斯有個妹妹交過六百五十元，而茱莉亞的弟弟只交過一百九十元。傑瑞米交過一百元。他在家裡排行老六，比他大的全是女孩。對一個中國農民來說，這一百元錢花得真值。

「你可以告訴她，我不能接受這筆錢，我感到非常抱歉。但請你不要慫恿她——我不希望她再來打攪我。我不想沒禮貌，但我真的希望她不要再給我打電話，或者來公寓看望我。」

「從那以後，情況更糟糕。我的爺爺身體不好，沒法勞動，我太小，也做不了什麼事情，只有我的大伯拉扯我們一家人。那個時候，生產隊不行，他們也幫不上什麼忙。後來，情況有了好轉，生產隊才能夠給我們一點照顧。但一連多年，情況都非常糟糕。」

那位婦女坐在那裡，面帶笑容，想著正在家裡等著她回去的價值四千元的兒子。她把竹筐里的東西整理了一下，又轉過身來。

在這家餐館，一旦另有學生在場，我們學會了提前付賬，儘管幾個老闆並不贊同我們的做法。「你們是他們的老師，」馮小琴有一次跟我這麼說道，「他們應該尊重你們，應該給你們拿飯錢。那是我們中國的傳統噻。」她也一樣十分的大度，我經常在她的館子里吃飯不用付錢。

偶爾，她也會給我寫來長信，其中一封名叫「讓愛情之樹常青」：

除了浪費掉的錢，我的薪水基本上都用來吃飯了，因為我差不多每一餐都在外面吃。大大小小的餐館是城裡面最令人舒心的地方，有的餐館老闆還成了我的好朋友，而且四川人做的飯菜實在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在涪陵的時候，我根本沒必要自己做飯。

「所有他看見的女人他都喜歡，」她說道，「所以，現在沒問題了。」

「那就好，」我說道。

我問孔老師，那位婦女是否可以逃離她的丈夫，他說他們現在仍然生活在一起。她被販賣的時間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從結婚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十多年。

在涪陵，酒精常常是男人幹了壞事之後說得過去的一種借口。頭一年的有一次，我正在學校的餐廳吃飯，體育系三個喝得醉醺醺的學生走到我的桌子邊上，對著我進行了一番嘲笑和辱罵。我儘力不去理睬他們，可他們卻得寸進尺，步步緊逼，叫罵聲也越來越大。我只好站了起來，一場打鬥眼看就要發生。幾個餐廳員工走過來，把那幾個學生趕了出去。但那幾位員工只能做到這個樣子——他們沒有問那幾個學生的姓名，也沒有報告學校當局。看著學生走遠了之後，他們才向我道了歉，說那三個年輕人其實是喝醉了。在他們看來，他們只能說這麼多——學生喝醉了酒就可以不用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任何責任。

「有麻煩，不過不大。我們交了罰款的。」

「那你們可以生幾個小孩呢？」

人們每時每刻都在談論錢，但我並不覺得他們有多貪婪：我在涪陵認識的所有中國人都極其豪爽真誠。如果我跟某個人一起吃飯，付錢的總是對方。事情總是這個樣子，而我總是對此無可奈何。我們的學生同樣如此——如果他們碰巧跟我和亞當在「學生食家」吃飯，他們總會替我們付錢，哪怕他們囊中羞澀。一般學生每個月的生活費只有兩百塊錢，相當於二十四美元，而這點錢對他們的家庭來說也是很大的一筆開支了。因為這些大學生多來自貧困的農村地區，政府給他們每人每個月五十元的生活補助。

「我現在到鄉下去的時候，」他說道，「簡直不敢相信那些農活有那麼艱苦，即便在涪陵周邊的郊區，農民比較富裕的情況下，農活依然十分艱苦。我看我們學校的學生多來自農村家庭，我要跟他們說，千萬不要浪費父母的錢。很多學生的家庭背景跟我差不多，但他們根本不知道農村的活兒有多艱苦。一到周末，他們就跑出去，浪費了不少的錢。」

「好吧，如果問題很大，你應該辭掉這份工作。那種情況可能會很糟。」

如果僅呆在涪陵，我要把每個月的錢用完還很有難度，而那正是我給自己定下的目標。存錢完全沒有必要。如果精打細算一點，我每個月可以省下三百元，一年就可以省下三千多元，相當於四百美元呢。在「美中友好志願者」服務有個最大的好處，薪水本來就不多，存錢毫無意義，而我在涪陵的日子既簡單又便宜，完全無需為開銷而擔憂。在一定程度上，那是我最富裕的一段時期，因為那些錢如同玩具鈔票，我可以什麼都不用操心。

但這個決定只是我們兩個人自己做出的，因為沒有人要求我們中規中矩，不要喝得像個醉鬼。到頭來，這可能算是我對涪陵男人——尤其是上流男人——這個群體最強烈的偏見。總體而言，我沒有發現他們的生活中存在著什麼過高的期望值。任何極度男權為主的社會均是如此，男人享有的靈活性超過了正常水平。而在涪陵呢，由於男人們財大氣粗，他們的傲慢愈發膨脹，愈發明顯。

針對這一章，我給學生布置了作業，要他們寫下自己的獨立宣言，宣稱跟限制他們的某種東西脫鉤。儘管也有好幾個學生寫了些別的東西，但所有的男生幾乎都宣稱要跟學校脫鉤。馬克思——一個人如其名的學生，宣稱要跟金錢決裂：

「在中國的詩詞中，這個用語非常普遍，」孔老師解釋道，「雪萊曾經也用過這樣的詞語——我讀的是譯文。他寫過一首詩，描述的就是松林，他描述了松林發出的聲音。我覺得那片松林在義大利境內，但不太確定。」

「你一年存得下四千塊嗎？」

對女性來說，集體思維似乎尤其麻煩，因為她們的生活中充滿了嚴格和不確定性這兩者的奇怪結合體。跟男性相比，一直以來她們在中國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比男性狹窄得多，而新的經濟秩序帶給她們的期待和要求卻又極度地模糊不清。總體而言，這樣的變革無疑具有積極意義，但它們來得過於迅猛，對於身處其中的某些人來說，變革所帶來的自由很容易顯得勢不可擋。

「他們『坐飛機』的時候不是很多。多數是站成這個樣子，如果頭低得不夠，其他人會把他的頭給按下去。我還記得我們生產隊有個老頭兒，他是個地主，每次開會都要把他弄來站上好幾個小時……就這樣子，頭要低下去。他總要把頭歪向一邊，因為那樣會舒服一些。長久以後，他的頭就一直這樣子歪著……『文化大革命』都過去了，但他在生產隊走動的時候，頭依舊歪向一邊。」

「麻煩大嗎？」

「股票，」他的嘴裏說著，「股票。」

「當然是真的，」我回答道，「如果你想生十個孩子，就可以生十個。沒有限制。但大多數都只有兩個孩子，因為他們只想要這麼多。」

這個東西只在股市上才有啊。我於是問他的媽媽。「他覺得那個東西有點像電視上的股市行情，」她笑著回答道。她隨即指了指瓶身的一側，那上面印著容量刻度線，這些刻度線從一百毫升開始，呈梯度依次上升到了九百毫升。我那隻水瓶的盛水量在五百毫升下面一點點。

遠在深圳的安妮可以使用公司的電話，她有時候會在晚上給我和亞當打來電話。一天晚上，她打電話告訴我，她的工資升到了一千元，我向她表示了祝賀。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覺得這是做老師最令人滿足的一個方面，因為曾經教過的學生們會時不時地打來電話，報告他們成長和獨立過程中里程碑式的進步。這樣的進步多以錢為參照點：漲工資啦、分新房啦、新買傳呼機啦。一次，一個學生打電話告訴我，他剛買了一部手機。他用好幾分鐘的時間來跟我講這部手機，隨後才彷彿順便說一聲似的告訴我，他還訂了婚。

全中國只有五千八百萬黨員——佔總人口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五。整整十年間，孔老師入黨的興趣一直不減，但在經歷了正式申請、持續數月的一輪輪談話和衡量之後，直到去年才終獲批准。「在過去，他們會仔細審查你的家庭背景，」他說道，「家庭背景很重要，但現在不是這樣了——他們現在看你的思想如何，這樣好多了。

我醒過來，打開了電燈。整個船艙里全是老鼠——長江上的老鼠個頭肥大，呈深褐色，拖著長長的尾巴。它們在地上到處亂竄，在人們的行李包里鑽進鑽出。其中一隻爬到了下鋪一位熟睡的婦女身上，這位蓋著被子的婦女翻了個身，並沒有醒來。我對著這群老鼠看了一會兒，最終離開了那間船艙。

在涪陵，什麼東西都有價碼，罰款是生活中的家常便飯。學生每門課程考試不及格會被罰款十元，教室清潔衛生不合格罰款兩元，曠早操罰款一元五角。在四川的另一所大學有我認識的志願者教師，他們的一個學生被罰了五百元——足夠學生兩個月的生活開銷，起因是他在校園裡公然拉了女朋友的手，而當時正好城裡來了一個政府代表團。

「好吧，我一定做到。」

「那麼，她從來沒有回來過嗎？」

「生兒子交了多少錢？」

很顯然，金錢大都掌握在男人的手裡——掙得快、花得快、談論得也快。他們的機會比女人要多，女人進入商界的可能性不大，也不可能找得到開出租那樣獨自賺大錢的工作。這樣一來，金錢對男性顯得更加重要了。我很難想象，在改革開放之前，涪陵的男人到底是什麼樣子，因為在我的印象中，金錢是他們最基本的身份象徵。

「困惑。」

「沒有了。」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一，上證指數跌了百分之九點一，而深證成指跌了百分之七點八。那是中國股市有史以來最慘烈的一天，廖老師虧了整整一千塊錢。「學生食家」那家人也差不多虧了這麼多。我下去吃午飯的時候，他們把這件事兒告訴了我。黃凱又學到了一個詞，反覆地念叨著：「跌了，跌了。」一周之內，這家人賣掉了所有的股票。

12月的那一天，我先是把那隻塑料水瓶搖了幾下，然後把它放到了凳子上。小孩子蹣跚著走了過去，心頭既有些好奇，又有些小心翼翼。

我問她虧了多少錢，她如實告訴了我。她說每個人都虧了錢。兩年前，股市一直不停地漲，可現在呢，一年之內難得有一個月的上漲行情。我告訴她，我會隨時把克萊姆的消息透露給她。

我告訴這位婦女，我是受了美國政府的委派才來到涪陵的，這是我在這種情況下最簡單的解釋——每個中國人都明白，如果政府決定你去什麼地方工作，那意味著什麼。我向這位婦女問起她的家庭情況，她說她有兩個孩子，兒女各一。

我尤其注意到，他們跟金錢的關係差異巨大。在我的印象中，金錢在涪陵具有男性特徵——我自然而然地會把金錢跟男人聯繫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它代表了當地的男子漢氣概，跟他們的穿著打扮緊密相連。城裡的男人幾乎從不|穿短褲，不管天有多熱，還是多冷，他們總是周周正正地穿著西裝，袖口上的標牌十分惹眼。炎熱的時候，他們會穿著亮晶晶的絲質襯衫和薄薄的滌綸長褲。他們細細的腰上扎著的皮帶繞了一圈半，腰帶上還顯眼地別著手機或者傳呼機。他們把錢鼓鼓地裝在黑色皮夾里。他們對鞋子十分講究——男人大多穿著黑色皮鞋，隨時保持得鋥鋥發亮。當我進城去跟幾個混得不錯的男性朋友一起吃飯的時候，這通常是必須例行的公事之一：幾個人在人行道上的一排凳子上依次坐下，先把鞋子打磨一番，然後再找館子吃飯。

毛主席不喜歡錢。他的父親是一位狡猾而又貪婪的地主，攫取了不少的錢財。部分出於叛逆的原因，毛澤東對任何跟錢有關的東西都加以蔑視。身為貧窮的革命者的時候，他對錢財嗤之以鼻，成為共產黨的領袖之後，他更是拒絕接觸錢財。

「為什麼會這樣？」

我喜歡這樣的開誠布公，這有助於我了解人們的生活狀況，因為我可以打聽他們reaｄ•９９ｃｓｗ.coｍ的收入和開銷，而完全不會冒犯到他們。我一般也會告訴別人我的收入狀況——這通常是他們問我的第二個或者第三個問題。到第二年的時候，這樣的財務公開基本上就完全沒有必要了，看起來全城人民都知道了。一天傍晚，我正坐在南門上的一張石凳上，跟圍過來的幾個人閑聊著，其中一個人問我每個月能夠掙到多少錢。我還沒來得及回答，人群中有一個聲音脫口而出：「他每個月掙一千塊！跟師專其他那幾個外教的工資一樣多。」

「他總是想法子跟我待在一起。」

那個學期末，也就是春節之前，歐小姐把一個信封從我的門縫裡塞了進來。裏面有一封信、她的一份體檢報告單，以及五百元錢。信是用英文寫的，寫得有些支離破碎：

「他已經離婚了。他是個台灣人，在台灣有好幾個孩子。但他一般在香港上班。」

那幾張百元大鈔對摺著重疊在一起。那差不多是歐小姐月工資的一半多。換成美元有六十多，這在美國也不是一個小數目，五百元錢在涪陵可以吃上兩個月了。如果把這筆錢翻上二十番，就足夠生第二個孩子的開銷了。

「拜託你，能不能請你把它還給歐小姐？」我說道。

「你姐姐喜歡那份工作嗎？」

「一個月來兩次。」

「小孩子的時候，覺得那些事情看起來很興奮。當然，這對小孩子肯定有一定的影響——小小年紀就看到這樣的事情，思想上肯定會受到影響嘛。那個時候，我們只是覺得好玩。開批鬥會的時候，批鬥的可能就是某個同學的爸爸。完了之後，我們就會開那個同學的玩笑：『你爸爸是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我們什麼都不懂，只知道這麼說。」

「不合適，」她回答道，「不合適。」

跟男人身上的衣飾一樣，他們小指上那長長的指甲也代表著金錢——事實上，坐在銀行或者商場里清點鈔票的人往往都會蓄著長長的指甲。涪陵的女人身上自有她們的衣飾，表明她們比其他人要高出一籌。但總體而言，她們身上的標誌不如男人那麼顯眼、那麼物化。上流男性就連使用錢包的方式也比女人更多一層炫耀之意。他們付錢的時候，會炫耀性地打開錢包，好讓旁邊的人看見那裡面有一大沓鈔票。

「她覺得很滿意，」孔老師說，「因為她的丈夫很有錢。」

「他們打電話是為了什麼事兒呢？」

「我會的，」她說道，「我跟同事們說過，如果他來了，她們一定要隨時陪著我。」

「他一般多久來深圳一趟？」

孔老師做了個示範：雙腳併攏，上身微傾，頭要低垂，下巴抵著胸部。前後有幾秒鐘的樣子，他站在那裡一動不動。然後，他笑了笑，接著講述起來。

「你現在還覺得有什麼大問題嗎？」

「今天人們回頭看那個時代，會說這很荒唐。是有點滑稽，因為人們做的事情是那麼荒唐，但在那個時候，一切都是非常嚴肅的——那就是現實生活。那不是鬧著玩的。這在今天是很難理解的。」

「什麼樣的困惑？」

中國的女人比男人更有自殺傾向。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女性自殺事件發生在中國，其女性自殺比例幾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倍。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國家，其自殺的女性多過男性。

「沒有。」

「是的。」

「這話什麼意思？」

沒有一個女生寫到錢的問題，她們也很少宣稱要與學校決裂。許多人是想要從父母那裡獲得自由——她們寫到了自己的日記曾經被媽媽偷看，父母不讓她們自由交友，尤其是男朋友。有些女生宣稱要徹底獨立於男性。一個學生寫到：

「你們國家有計劃生育政策嗎？」

我的朋友大都投過資，儘管登記註冊費用高達三萬元。這筆錢經過一定的期限之後可以退出來，但是個大數目，人們通常把各自的資金湊在一起，以群體的名義進行登記。廖老師通過她的一個親戚投資，經營「學生食家」的這一家子則通過黃小強的姐姐投資。一天下午，他們帶著黃凱去了交易大廳，因為每天晚上只要電視上一報道股市行情，這個小孩子就變得十分激動，口裡不停地大喊著「股票」。可真正面對股市的現狀——人群嘈雜、屏幕閃動、聲光交錯——的時候，他開始哇哇大哭起來，誰也安撫不了他。他們只好回家，回到他熟悉的、堂屋的牆上掛著毛主席畫像的家。

每當遇到特殊的日子，我都會穿著軍裝前去上課，這總會令學生們興奮不已，有學生甚至勸說我，要我每天都穿著軍裝。我從來沒有穿上所有的行頭進過城，但我會經常穿那幾條褲子，因為感覺非常舒服。很多農民和棒棒軍都穿這種。有時候，有人會問，我是不是維吾爾人。

1997年初春的時候，成都的很多商店開始大量出售仿製的「牢而緊」水瓶，到6月份的時候，差不多人人都在使用這玩意兒了。成都是一個比較喜歡趕時髦的城市，西式的東西在這裏往往擴展得很快，而且常常看不出任何原因或意義。在這座城市裡，自行車的后擋板大多貼有一小片不幹膠，上面寫著「內置奔騰英特爾處理器」，跟美國的電腦上標示的東西十分類似。成都所有的自行車基本上都只有一個擋位，十之八九不會內置什麼英特爾處理器，但貼上這樣的不幹膠片是一種潮流，因而在哪裡你都能看見這樣的玩意兒。

即便這樣的水瓶在涪陵變得十分常見之後，黃凱對於我和亞當攜帶的這兩隻水瓶依然迷戀不減。其一，這跟瓶身那亮閃閃的塑料有關；其二，跟它緊密相關的是兩個外國人，是黃凱一直不太信得過的兩個外國人。

「給她打電話的人多嗎？」

這不是什麼可恥的事情，說到錢的時候，完全沒有理由顯出羞答答的樣子。大家都知道彼此的薪水，如果某個朋友新買了什麼東西——比如襯衫、收音機、鋼筆，你完全可以問他花了多少錢，而他也會如實地講給你聽。提到錢幾乎成了人們的日常習慣，習慣得如同涪陵人和其他地方的人們長久以來見面問候的方式：吃了沒有？舉國皆窮還是不久前的事情，吃飯是人們津津樂道的事情，一如他們樂意把能夠掙到手的錢都要掙到兜里。

第二學年開始的時候，亞當第一次上課就點了名。所有學生都到齊了，就差簡奈爾。亞當問，她是不是生病了。幾個學生只是搖了搖頭，大家什麼也沒有說。

「比現在交的少多了，對嗎？」

「我覺得，共產主義的基本目標——幫窮人，求平等——我覺得這樣的目標定得很好。當然，我們黨內存在著一些問題，有人入黨是為了一己私利。他們是為了要權力，這樣的人入了黨就一心想著自己的事兒。那很不好——所以我們存在著那麼多腐敗現象，因為很多人只關心自己的事兒。如果共產黨越來越糟糕，老百姓當然不再相信它呀。這是目前最大的一個問題。但我相信，絕大多數人仍然會支持共產黨，我肯定會同意它的許多主張。問題總會存在，但它的基本目標是好的。」

「公司在香港有一個代理人，」她不急不緩地說道，「他經常來深圳。他是個老頭兒，有點喜歡我。」

「不會，」班長香農回答道，「這一年她都不回來了。」

她告訴我，她的工作幹得不錯。我問她，她姐姐的情況怎樣了。

如果某位女子跟已婚男人有了風流韻事，人們會說那個女子「偷人」，或者「偷漢子」。但沒有「偷女人」這個說法。如果單身男子跟已婚女子有染，人們會說這個女子「水性楊花」。同樣，這個詞語不會用來指稱男人。因此，就連語言都在捍衛男人，使他們的率性而為不受任何指責。中文在其他很多方面更是顯出性別歧視。你如果想把某個女人臭罵一頓，可以罵她是「臭三八」，因為三月八號是國際婦女節。

12月的一天下午，我坐在那裡看著黃凱在餐館門前的台階上玩耍。跟中國所有過冬的小孩子一樣，他那一身衣服已經有些骯髒。他身上的帽子和褲子都是他媽媽自己手工縫製的。他的褲子襠部開衩，因為他還沒有學會自己大小便，他的小屁股和大腿凍得通紅。他就快到兩歲了。他身上裹了好幾件內衣和毛衫，外面套了一件仿皮夾克，這是他媽媽在城裡給他買的。「質量不好，」當我恭維她買的這件夾克時，她如此不屑一顧地說道，「反正也只有二十塊錢。」她總是會把黃凱的衣服和玩具的價錢講給我聽。

要講清「小姐」這個詞的含義完全不可能，因為它的詞義延展太寬。安妮是小姐，在茶館里對我展開追求的李佳麗也是小姐。「小姐」這個詞的詞義含混模糊，但又是一個比較恰當的詞，因為在涪陵這個地方，對於年輕女子誰也不知道該怎麼看待。她們不像那些上流的年輕男人，其志向和雄心可以做一番簡明扼要的歸納總結，而我對涪陵的年輕女子一直未能得出同樣簡明扼要的定義和概念。她可能年紀輕輕就已經結了婚，婚後立即就有了孩子，但她也可能嚴格地執行了計劃生育政策。她可能有工作，自己掙錢自己花，但她在工作中遭受到的歧視和偏見可能比美國更甚。傳統的道德觀念正在解體，但解體的過程很不平穩，很不健康，娼妓現象因此越來越普遍，婚外戀同樣如此。讓我感到驚訝的是，我在城裡面結交的很多已婚男性朋友都在欺騙自己的配偶，而離婚對於涉事的女性來說仍然是不折不扣的恥辱和罵名。

在涪陵，錢對我來說不太重要。我每個月的收入有一千元，而中國城鎮家庭的人均收入只有四百三十元，如果按照官方兌換率一美元兌換八點幾元的話，只相當於五十多美元。在農村地區，每個月的人均收入只有一百七十五元，但農民們可以省下不少錢，因為他們吃的食物都是自己種植的。

「我不太清楚，因為我也不太認識她，」孔老師說道，「但我覺得她是想離開豐都的。她生活在很貧窮的農村，你知道，女人要想離開那樣的地方很不容易。通常情況下，她們不是被暴力弄走的——而是被騙走的。某人可能給她們許諾，說在某處可以找到好工作。一旦她們去了那兒，就被賣給別人當了老婆。她們遠離家鄉，無能為力。我覺得我堂姐可能就是這個情況。」

儘管涪陵的女人似乎比男人更容易陷入孤獨和挫敗的狀態，我卻無法解析這種不幸福感背後的各種原因。要非常全面地理解兩性關係非常困難，因為這樣的關係非常敏感，純屬私事兒，而我又只是個外來旁觀者。不過，儘管我跟他們存在著巨大的隔閡，我仍舊感受到了當地的男性和女性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

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車上遇到了一位趕集之後回家的農村婦女，我們之間展開了一次簡短的交談，這樣的交談我跟操本地口音的人已經進行了無數次。她問我一個月掙多少錢，我從哪裡來，我為什麼會來涪陵這樣差勁的地方。這是我與人們進行的無數次交談的一致主題——人們總也搞不明白，如此自尊的外國人怎麼會來到涪陵這個地方生活，而且每個月的工資只有一千塊錢。對此，我沒有答案。我也不想跟他們說明真相，說有諸多缺點的涪陵正是我喜歡這個地方的原因之一，還說我感到相當的充實，因為我掙的少，所以完全無需考慮存錢這樣的事兒。九九藏書

「他們談些什麼呢？」

「不會，」我回答道，「美國很少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從來沒聽說哪兒有過人口買賣。」

這一切都讓他們為長大成人之後的生活做足了準備，因為成年後免不了也有罰款之虞。有時候，你甚至要交了罰款才能調換新工作——這樣的獎金真是搞反了方向啊。廖老師原本在她的老家自貢的一所大學教書，可她的丈夫在涪陵教書，他們結了婚之後，就想著要調動工作。她在涪陵這邊提交了申請，學校也同意接收，可麻煩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冒出來了。自貢那邊的單位需要她先交五千元錢，然後才能允許她調離。同時，涪陵師專也要她先交同樣數量的一筆錢，然後才能開始上班。不過，涪陵這邊給她免了這筆錢——這說明中文系急需廖老師前來工作。她感到非常自豪，因為涪陵師專一分錢也沒要，還照樣給了她一份工作。只有好老師才能免費得到那樣的工作。

對四川的流動大軍來說，深圳是一片大有作為的土地。在那裡，人們掙錢的速度很快，有時候甚至不靠關係，不靠讀書多少，一切全憑腦子聰明，再加點運氣。我的幾個志願者朋友在四川的幾所師專教書，那裡竟然流傳著一個深圳傳奇故事。學生們私下裡對某些同學議論紛紛，這些學生因為考試不及格或者考試作弊被學校趕出了校門，然後他們去了南方的深圳，並在一年之內成了富翁，他們對學校當初將自己掃地出門充滿了感激之情。我第一年的任教期內，英語系一個名叫多恩的學生因為考試作弊被逐出了校門。之後，他因循著被開除學生的傳統老路，徑直去了深圳。可在這個快速崛起的城市裡，他什麼也沒有——沒有錢、沒有工作、沒有關係。到了第二年，多恩連面子也沒有了。他只好交了一筆罰款，又回到師專恢復學業。那是深圳的另一面——只不過那麼多失敗者的經歷沒有被編成傳奇故事而已。偶爾也會聽到別人說起挺不錯的四川女孩用光了身上的錢之後，當起了妓|女，但人們聽到的大都是某人某人大獲成功的故事。

「我覺得她很喜歡。」

「通常會被帶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嗎？」

這些水瓶上有一張標籤，說這是美國研發的太空瓶。是來自外太空的水瓶嗎？可毫無疑問，這樣的產品是在中國的工廠生產出來的，因為做工很不標準，標籤上往往還印著錯別字。從這一點來看，很多事情從17世紀以來依舊沒有什麼大的改觀。當時，一位名叫多明戈·納瓦萊的西班牙修士對中國的為商之道進行了描述。「中國人非常精於模仿，」他寫道，「他們只要看見過來自歐洲的任何物品，均能進行完美仿製。在廣東省，他們對許多物品的仿製如此精準，以至於他們把這些物品當成歐洲原產貨賣到了內地。」

「對。現在要交一萬多塊。我們當時交的不算多。」

安妮給我和亞當寫了好多信，對那裡的「人才市場」做了活靈活現的描述，說她得先交上十元錢，然後才能和未來的僱主說上話。在這樣的地方找工作，不光壓力大，開銷也不小，跟著姐姐一起過去的安妮很快就在這樣的市場里花光了她們所有的積蓄。到後來，她們把所有的錢湊在一起，派出安妮的姐姐一個人去了人才市場。她在那裡終於找到了一個面試機會，要求面試者英語說得流利。安妮前去參加面試，並得到了那份工作。她開價一千二百元，可老闆還到九百元，已經遭受了多次拒絕的安妮只好認可了這份工資。

「你說他因為你比較胖而喜歡你，你是怎麼想的？」我問道。

「你知道，春節就要來了，」費曉雲說道，「這個時候，中國人有很多習俗，其中就有送錢這個習俗。所以，她才要給你這些錢——她可能只不過想表達一下善意而已吧。」

沒過多久，我就得出了結論，跟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找我的麻煩，我於是據此調整了我的生活軌跡。如果我前去購物，看見有兩個人出售同樣的物品，我會無一例外地首先走向女性，因為她欺騙我嘲弄我的機會可能會小一些。我知道，其他志願者遵循的也是這種模式。這的確是一種偏見，但這樣的偏見來自我們自身的經驗。

體檢報告單的右上角貼著歐小姐的照片。這張照片至少已有二十年之久，是一張黑白照片，尚顯年輕的歐小姐戴著寬邊眼鏡，捲曲的頭髮梳得十分整齊。照片上的這個年輕女子面帶微笑，滿臉自信。

我很害怕歐小姐，很少直接跟她打交道。頭一年，我已經知道，直截了當只會讓她更加來勁。有一次，我斬釘截鐵地告訴她，不要在夜間到公寓里來拜訪我。她一聽到這番話，立馬興奮不已，在接下來那一周的時間里甚至每晚都來登門拜訪。跟我遭遇的所有歐小姐故事一樣，這事兒如果不明就裡，聽起來會非常好玩兒。但當事情真的擺在面前時，看著歐小姐如此的絕望、不開心，我心裏想到的只有煩惱和沮喪。

由於受著傳統的集體思想的影響，每一件事情都變得更為複雜起來。我在涪陵生活的時間越長，也就越驚詫於他們對於個體的看法——在我看來，我在西方社會所見和在四川所見之間最大的差異正在於此。對涪陵的人們而言，自我意識大多是外來的，你對自我的認識取決於別人對你的認識。儒學的目的跟這個不謀而合，它嚴格地根據她與身邊每一個人的關係來定位她的角色：她是這個人的女兒、那個人的妻子，同時又是另一個人的母親，每一個角色都有具體的責任義務。這對於維護社會和諧相當有用，但這樣的和諧一旦打破，她就喪失了自我身份認同，因而很難再把那些東西聚合起來。每當讀到某人關於「文革」中的受難故事時，我都能夠體會到這一點，因為這些故事通篇充斥著令人難以置信的恥辱感——某個人今天還是一名優秀共產黨員，風向在一夜之間陡然改變，第二天他就變成了可恥的反革命，被拉到遊行的人群中「坐飛機」，雙手平展，彎腰低頭，十分痛苦。這個風向改變的過程本身並不引人注目——非理性的政治衝動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會發生——不可思議之處在於受羞辱煎熬的人數如此之巨，大家一致確信他們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陷和不足。這無異於麥卡錫主義的攻擊對象突然間崩潰，承認自己有錯，又或者說像是納粹大屠殺的受害者自我憎恨，恨自己竟然是個「骯髒的猶太人」。在中國，人們的內心好像往往缺乏一種指南，使之無法承受類似的事件。

「你會辭職嗎？」

孔老師的一個遠親被強行賣到安徽省跟別人結了婚。那個女人不是孔老師的近親，但跟孔老師是一個姓。在一次關於人口販賣的討論課上，我們談到了她。

我盡量避免跟有錢的男人發生糾葛，但我有時候又忍不住把這樣的偏見擴展到了所有的年輕男人身上。我仍舊力圖克制著這樣的態度，但在很大程度上，這是我對涪陵那些排外騷擾——無一例外全都由年輕男子首先引起——一種自然而然的本能反應。我每次一個人到城裡閑逛的時候，總有人對著我大聲吼叫。但在這一片片噓聲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比例來自女性。總體而言，這都是男人們想要表現他們的男子漢氣概：如果看見三個年輕男子朝我走過來，我幾乎可以肯定地預見，他們會對著我來一番吼叫，目的只是為了在朋友面前長長臉。從那個意義上說，這樣的騷擾跟在美國沒有什麼兩樣，一般也是由年輕男子引起，但這在涪陵實在是太常見了。

一陣沉默。我又問了一句。「他喜歡你什麼？」

我當時正在吃麵條，並用我那隻美國製造的「牢而緊」（Nalgene）牌透明塑料瓶喝水。在中國，這樣的野營用水瓶是無價之寶，瓶身用硬質塑料製成，可以盛裝開水，而開水一般旅館、餐廳、火車和輪船上都可以找到。我剛到四川的時候，這樣的水瓶還非常罕見，只在成都這樣的大城市偶爾會看見計程車司機使用。而這通常也是由親戚或朋友在深圳這樣的沿海發達地區購買過來的。

「他說如果我願意的話，他可以在香港給我找一份工作。你知道，那邊的薪水比這邊高很多。他說如果我願意去香港的話，我可以掙到好多錢。」

「感情上的困惑！」說完這個，她笑了起來，然後就不做聲了。

更為進取的學生通常願意繳納這樣的罰款，或者通過其他渠道來逃避分配到頭上的工作。五個男生到西藏去教書——全都是黨員，去那裡既是愛國，也是為了錢。諾斯曾經是一個班的班長，他到烏江榨菜廠干起了銷售工作。兩個最優秀的女生到東部的浙江省一家私立學校教書。安妮，也就是跟我們同住一棟樓的那個女孩，跑到了南方——先在雲南省昆明市當文秘，隨後又去了臨近香港的深圳經濟特區。

「他結婚了嗎？」

沉默。

廖老師那天正好跟我上課，我告訴她，現在正是把錢從股市退出來的好時機。她聳了聳肩——我懂個什麼？

整整一夜，我坐在外面的甲板上，聽著江水流過的嘩啦聲。我想到了坐這趟船省下的錢，總共只有五十多塊，相當於七美元。從那之後，需要往上游出行的時候，我總是寧可多花一點錢乘坐水翼飛船，不過這樣的情況並不多見。我在重慶有一些朋友，但除此之外，我也沒有什麼興趣去那裡。大多數情況下，我都不怎麼出行。

「我知道。我想我是不會那樣做的。」

體檢報告單上註明，她的身高為一米七十，體重為六十七公斤。她的心臟、胸部和肺部沒有任何問題。她的牙齒、鼻子和雙耳也都正常。標示的年齡為三十歲，並不屬實。報告單經過了複印，年齡這一細節很明顯被做過手腳。

涪陵有諸多跡象表明，女性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困境。亞當和我都經歷過一些事情，其中的女性多少有些不正常。我們來到涪陵的第一年，一個大一女生總是徘徊在亞當的公寓門外，聲稱亞當愛上了她。亞當試圖跟她講道理，問她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她則說她的身體里有個聲音就是這麼跟她說的。有幾次，她還編了個故事，說傅主任召開過一次會議，他在會上告訴所有的參會學生，亞當對她很感興趣。還有一次，她很生氣地指責了亞當，說他太膽小，不敢追求她。她還說，亞當跟所有美國人一樣，是個懦夫、騙子。

「想生幾個就生幾個。」

毛主席是新中國之父，也許是出於對他的逆反，中國人現在花很多時間談論錢。也或許僅僅是因為他們現在有了比以往更多的錢財，掙錢和花錢的門道都多了起來，而且儘管新增了不少錢財，可總也沒有滿足的時候。在涪陵的每一個角落，都有人在談錢。

「因為我比較胖。」她在電話里有些焦急地笑著說道。她算得上是個漂亮的女孩，我知道，自從畢業以後，她的體重增加了一點點。而在某種程度上說，這讓她看起來更加漂亮動人了。

很多學生的家庭情況大致相同——前面是一連串的女孩，直到生了個男孩才踩住剎車。在以往那個年代，罰款交得很少，而農民們依舊抱著傳統的生育觀念，非要生個兒子才算完事。跟任何與錢相關的東西一樣，罰款也不是什麼敏感的話題。我有時候會揶揄傑瑞米，說他只值一百元。我說願意出價五百元購買茱莉亞的弟弟，因為這樣子的話，她父母原來的投入就翻了一番，可她只是笑著搖了搖頭。

我教的學生畢業后大多分配到鄉下去工作，每個月的工資在四百元上下，換成美元還不到五十。工資雖然不高，但工作很穩定，而且還不用自己去四處尋找。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一直沒有自己單獨找工作的傳統，一想到要靠自己找工作就讓我的大多數學生驚恐不已，他們因而一般都接受了分配好的工作。他們之所以接受這樣的工作，還因為如果他們拒絕接受政府提供的工作會受到處罰。如果選擇自主擇業，他們需要賠付讀大學期間領取的各項獎學金，總額通常在五千元上下。我在那裡的第二年，當局開始著手改變這樣的規定，逐漸廢止了非自主擇業，但我頭一年教的學生仍然沿用了傳統的分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