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是想會一會他們，」我回敬道。

「買一輛車要多少錢？」

我早上起得很早，然後用三四個小時的時間進行寫作。這是我一天中的英語時間，通常會在上午的十點或者十一點結束。為了清除腦子裡的英語殘渣，我會在公寓里再學上一個小時的漢語，學習的方式是看報或聽磁帶，然後再去「學生食家」吃午飯。下午和晚上，我會去城裡溜達，通常會跟朋友一起吃晚飯。我跟廖老師和她的丈夫一起吃過幾次，跟孔老師也是，城裡面也有好些人經常請我一起吃飯。如果沒有人請我吃飯，我就自己在城裡面吃，或者會回到「學生食家」，在這裏吃飯，同朋友一起吃飯沒什麼兩樣。

她的廚藝很好，做出來的年夜飯更是絕世無雙。間或，王朝素會大聲說道：「難吃死了！」而我總會讓她確信，飯菜的味道其實好得不能再好了，然後她又會往我的碗里添上一勺飯，並大聲說道：「慢慢吃！」

「我得走了，」我對張先生說道。

試到第五次，我們終於成功了。計程車飛奔進城的過程中，我聞到了輪胎摩擦發出的氣味兒。到了車站，我跟孔老師握手告別，感謝了他的盛情款待，然後便坐車回了涪陵。回來的那條道路離河面很近，雨越下越大，沿途經過的所有村莊都在耐心地等待著，等待著上漲的江水。

2月的第一個星期，我順江而下去了豐都，見到了孔老師和他妻子的娘家人。他自己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去世，他因此總是跟居住在城裡的岳父母一家人共度春節。

他裁切白紙的時候，臉上掛著笑容。我推出去的玩具車從他孫子的腳邊溜過，小孩一邊追逐著玩具車，一邊尖聲大笑。

「我十歲。」

「不，不，不，」她急不可耐地說道，「就像那一次，你和梅致遠在我們的館子吃飯，有一個女人就把你們兩個嘲笑了一番。」

「我們西方國家走正步跟你們中國不一樣，我們覺得你們那種姿勢才難看呢。你們那種方式讓我們想到了希特勒和納粹。」

「我想看看他有什麼幺不到台，」我說道。在四川，這樣問一個人算個什麼小玩意兒也是一句盡人皆知的侮辱用語。我本來不應該進一步激怒他的，但不知何故，我就是停不下來。理智地看待這樣的場面，會覺得非常滑稽——參与爭吵的大個子體重才一百二十多斤，而身高僅一米五的小個子還在威脅著要去找他的大個子朋友來幫忙。

「對。這就像你們中國人看待日本人。」

農民們正在自家的街檐坎用棍子擊打小麥垛子。這種活計發出的聲音——有規律的嗖—嗖—嗖——在鄉村裡四處回蕩。稻田裡有蛙鳴聲，小水塘里的鴨子呱呱亂叫，微風吹拂著正在生長的玉米苗發出一陣陣沙沙聲。

「不會，我們沒有這樣的習慣。美國人多數都不知道先人的墳墓在哪裡。我們是一個移民國家，人們總是東奔西跑。你看，我祖父的墳墓就不在我的家鄉，而是遠在加利福尼亞，路程相當於從這裏走到上海那麼遠。我也搞不清楚其他先人的墳墓在哪裡——有的在義大利，有的在德國，還有些遠在愛爾蘭和英格蘭。」

「是因為他們轟炸過你們美國。」

今天，天氣涼爽，輕霧瀰漫，陽光在傍晚時分穿透了雲層。西邊的群山之間，流淌的長江宛如一條銀色的鏈子。河面依然很低，因為上個月一直乾旱未雨。不過，在閏5月的年頭裡，春季往往都是這樣。即便正在插秧，正在收割小麥，正在給玉米鋤草，農民們仍舊在盼望著夏季的大雨來臨，他們知道這遲早要來。

徐莉佳是孔老師的妻子，今天是她三十歲的生日。為了給她慶生，她的兩個妹妹也回到了父母居住的公寓。她的小妹妹二十齣頭，就在豐都工作。她的大妹妹名叫徐華，在東海之濱的新興城市廈門的一家保險公司工作。她的這兩個妹妹都還沒有結婚。

試了三次之後，幾位女人下了車，步行爬到坡頂，走到了城裡。這一下，我們的駕駛員從更遠的地方開始加速往上沖，可車胎還是在快到坡頂的地方打了滑。那個山坡又陡又滑，面對此景，我理性地分析起來，有哪些簡單方法可以改善這樣的境況。這種習慣很不好，幾乎所有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都有，哪怕我在中國生活了一年半，這個習慣仍舊巋然不動。

「不，沒事兒！他過一陣就沒事兒了——我讓他到隔壁房間玩一會兒。」

那個人往前跨了一步，張先生站到了我們的中間。經營火鍋的女子也對他一陣吼叫：「人家那個外國人是個老師！他是個有文化的人——你怎麼可以那樣對他呢？」十分明顯，誰都不支持那小個子男人。眼看孤立無援，他只好另作計謀。他的大個子朋友並沒有現身。他在自己的擦鞋攤跟前坐了下來，遠遠地瞪著我。

圍觀的人群又發出一陣笑聲，這讓他更加惱怒。張先生很是著急，要那個人趕緊離開，但他待在那裡就是不走。他站在兩三米遠的地方，對我怒目相向。

「你得注意錢包，」他一邊說著，一邊朝著小個子那邊點了點頭。

南邊的山腰上，有人正在一塊狹長的田地里忙收割，人們把麥秸堆成垛，再用麥稈捆成捆。一捆麥秸重達四十多斤，需要挑到淋不著雨的地方。一個年輕人手拿一根結實的長擔子，一頭刺進了麥捆的中間，挑到肩上。隨即，他藉著麥捆的重量把擔子的另一頭深深地扎進另一個麥捆。然後，他挑起兩個麥捆，在肩上調整了一下平衡。他的腳步很快，姿態輕盈地往家裡走去。

午夜的鞭炮聲宣示了新年的到來。我早早就離開了黃凱的家，因為我覺得有點兒累了。就在我準備上床睡覺的時候，一陣陣低沉而連續不斷的鞭炮聲響了起來，宛如滾過群山的一陣驚雷。鞭炮聲越來越響亮，在河谷里不斷地迴響著，於是我來到后陽台上一看究竟。

吃過年飯，人們又坐回到沙發上，我也跟黃凱玩了起來。他終於克服了恐懼心理，現在跟我來回地推起了他的玩具車，還不時發出咯咯的大笑聲。他的爸爸在看電視，而他的爺爺正坐在邊上的一張凳子上，把幾張紅色和白色的薄紙認認真真地剪成長條，再把它做成墳飄。這種墳飄先用白紙做一個細長的圓筒，中間扎一圈紅紙條，底下垂著細細的白色紙飄。第二天是正月初一，他們一家人要趕回遠在白濤的老家，把這些墳飄掛到先人的墳頭上。

「差不多吧。聖誕節是我們最重要的節日。」

就要下雨了。河谷之上，沉悶的空氣彷彿凝固了一般。黑雲聚了過來，白山坪那邊隱隱響起了悶雷聲。

她定定地看著我，黝黑的眼睛里包含著某種東西，我把視線轉向了別處，看著那正在一邊玩耍一邊自顧自牙牙學語的小孩子。

「過聖誕節的時候，你們會不會去給先人掃墓？」

其實，我之前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場景：整座新城正在崛起，幾個脫離了土地的農民玩著麻將，就要被淹沒的人們好似逛公園那樣在建築工地上溜達著。這個問題無法回答，我於是像回答類似問題那樣給出了答案。

「這是不是罵人的話？」他問道。

「他們在南京屠殺了那麼多中國人。他們也轟炸過你們美國嘛。」

他們討到的錢可不少——面前堆了一大堆五元、十元的鈔票。這很能說明中國人對教育極為重視，因而才有人能夠以此掙錢。我無法想象，美國人面對這樣的花招會如何反應。至少從表面上看，那稱得上是花招：一連數個星期，我注意到有兩三個男孩明顯屬於一個團伙，他們共用一件校服，共用一個學生證。他們每天輪流上陣，其中一個人進行乞討的時候，我注意到了，另外一個人負責望風。寒假正中間那一天，我感覺他們輕而易舉就掙到了一百多塊錢。跟坐在家裡看電視相比，這項活動肯定效益更好。

「打仗的時候，人們稱他們『日本佬』（Japs）。」

「哦，我明白了——你們不喜歡，是因為那場戰爭的關係，對嗎？」

去吃年夜飯的那一天，我剛一走進他們家門，那孩子就哇哇大哭起來。「他就這樣時哭時笑，搞了一個多小時了，」他的媽媽說道，「我一跟他說你要來，他就開始哭，我都搞不清楚他是怎麼一回事兒。」

旅行通常會帶給我更多的壓力。沒有什麼事情比在武隆這個小小的江城打發時間更苦更累，它把我們在涪陵遭受的種種壓力全都壓縮得更加密實。不過，收穫也很大，因為那裡的人們看見我們這兩個外國人真是興奮不已。不過，在那樣的地方我們完全無法左右自己。對我來說，很難想象今後有外國人在武隆這樣的地方生活會是怎樣的一副場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這樣的事情註定會發生，但我不敢想象，因為在我看來，外國人在這裏恐怕待不了三個月就會走掉。當地人的意圖很好，但他們的善良——無休止的宴請、無休止的專題活動——會要了你的命。在武隆待了兩天之後，我和亞當都生病了，三四天後方才恢復過來。

「我曉得你們喜歡一開始吃就要有米飯，」她大聲說道，「我們中國人不同，我們喜歡先吃菜后吃飯！」

「肯定要花很多錢。我的老家離歐洲很遠。」

我轉身找到張先生，彷彿沒事兒一般跟他聊了起來。過了一陣，圍觀的人紛紛干起了各自的事情。那小個子仍舊站在那裡，對我怒目而視。其中一個經營火鍋的女子把手裡的男嬰交給我，跟我閑聊了起來。那個十歲的擦鞋女也走過來看看我手裡的男嬰，她回去的時候對著那個人羞辱了一番。

我還是不知道從何作答——他們邀我到家裡做客，已經善良至極。在我們看來，那些曾經的不愉快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大家都在專心致志地看電視，我覺得最好說點別的什麼。

渡船顛簸著緩慢地駛過了江心。一瞬之間，我彷彿看到了二十年之後，涪陵城可怕的交通擁堵場景。徐華繼續說著話。

「沒有，」他回答道，「我從來沒有見過弟弟。」

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發生了這樣奇怪的氣候，人們把它歸咎為厄爾尼諾現象。但這裏的農民們不知道厄爾尼諾現象為何物，他們對這樣的高溫天氣自有一套理由。根據中國傳統的農曆曆法，每四個年頭就要多出一個月來——有時候多出來的是9月，有時候多出來的又是2月。今年多出來的這一個月是5月。只要多出來的是5月，你就可以預計，春旱之後會是洪水多發的夏季。古往今來，一直如此，農民們因此對於當下的高溫和乾旱毫不為奇。在鄉下，人們到處都在無聲地埋怨，今年多出來的是一個5月。

然而，在我與他的衝突之間，存在著某種嚴肅的東西。我已經明白過來，對我們雙方而言，事情不僅僅是你罵一句我罵一句那麼簡單。這個人非常可憐，從我的悠閑神態中，他分明看到了金錢與由此產生的蔑視。一年半的時間過去了，我早已今非昔比，從他的小肚雞腸中，我看到了我在涪陵所面臨的最深切的仇恨和恐懼。真是不幸得很，這兩樣敏感的東西碰在了一起。但麻煩事既然都已經開了頭，我也不願意就此退讓。「去吧，小朋友，」我說道，「去把你的大朋友找ｒｅａd.９９ｃsｗ•com來。」

我在沙發上坐下來，跟黃小強，以及他的父親黃能一起看電視。過春節的時候，中國人似乎大多乾著同樣的事兒——整整兩天，他們一直盯著電視看個沒完。先前那一年的教學中，我給學生們布置了一道假期作業，寫一寫過年時他們都幹了些什麼，因為我對於了解中國習俗一直抱著非常濃厚的興趣。第二年的時候，我不再布置同樣的作業。這個節日的歷史遠遠超過聖誕節，但它的慶祝方式已經被簡化成了對著電視觀看舞台表演，讀著這樣的作業，真是令我沮喪至極。

我感覺到他退後了一步，於是我以為他就要走了。一般而言，對騷擾我的人最好的處理辦法是置之不理。但過了一陣，他又回來了，在張先生的燒烤攤上抓了一根香腸。他一邊把那根香腸從報縫裡推到我的臉上，一邊大聲叫著：「吃！吃！吃！」

「那麼說來，你們美國人也不喜歡日本人？」

不過，11月的那場慶典好像離豐都還有很遠的距離。我們下了船，上了沙灘，在青菜地和垃圾堆之間穿行著。我們往上走到了一排農家屋舍。這一排農家屋舍十分貧窮，我們走過的時候，聞到了濃濃的糞便味兒。越往上走，小路越陡斜，在更加簡陋的棚屋之間蜿蜒著。徐華和其他幾個女人都穿了高跟鞋，衣褲也很光鮮，在一片泥濘之間緩慢地行走著。我們終於爬上了山坡，走過了最後一排農家屋舍。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全新的豐都新城，剛建了一半的樣子，正靜靜地躺卧在霧靄之間。

黃家的兩個男人坐在那裡抽煙。電視屏幕上，中國人民解放軍整齊的方隊齊步走過。我能聽見黃凱在隔壁房間里哭了起來，但隨即又安靜下來。他的媽媽輕言細語地跟他講著什麼，我偶爾聽到她跟孩子提到了我的名字。

「我知道。」

除了我的說話聲，圍觀的人鴉雀無聲，如此靜默的場面令我有些毛骨悚然。我心裏感到很憤怒，但我得壓制住我的感情才能語氣平和地說出話來。「小朋友，是你先來惹我的，」我說道，「我早就叫你住手。如果你想找麻煩，那我就給你找點麻煩吧。來吧，小朋友，過來。」

「你個子比我小很多，」我說道，「不應該騷擾比你個子大的人。下次再敢騷擾我的話，我會好好修理你。」

「差不多吧。」

梅致遠是亞當的另一個中文名字。我想起了那件事，實際上那是一件很小的事兒——一個月以前，樓上卡拉OK廳的一個小姐取笑過我們，她不光嘲笑我們講的普通話，還把我們吃飯的方式也嘲笑了一番。她在那裡喋喋不休，我則要她趕緊住嘴，少管閑事。通常情況下，我們會對取笑我們的人置之不理，但我們覺得那家餐館應該是我們的地盤兒，其他人沒有權利在那裡對我們說三道四，尤其是卡廳小姐更沒有這個權利。

那一天，沒怎麼施工，工地上比較安靜。但沒有閑著——從豐都老城過江來參觀新城的人群蜂擁而至。人們大多打扮一新，宛如要去公園玩上一天。男人們西裝革履，女人們穿著高跟鞋，在崎嶇泥濘的街道上跌撞前行，時而高聲談笑，時而濺起泥漿沾到了襪子上。他們凝視著那一片片腳手架，以及十字路口邊上一個個巨大的沙土堆。修了一半的街道上到處都懸挂著宣傳標語：

「我們覺得好難看哦——香港回歸的時候，那些人走得真是難看死了！」

但在1949年，國民黨敗退到台灣之後，這個家庭就永遠地拆散了。他們甚至無法通過書信聯繫，徐先生——也就是被留在豐都的小男孩——開始了一生的厄運連連。

「對，就連學生都有車——我讀高中的時候就買了一輛車。」

「不，不，不，」他回答道，「我的弟弟在台灣長大，跟他一起的還有三個妹妹。我們這個家當時被拆散了。」

看得出來，馮小琴希望我如實回答這個問題。從幾個方面來說，我覺得她既了解我，也了解涪陵人——她基本上一直都在餐館幹活兒，我對很多事情的反應她都看在眼裡。跟所有人一樣，她對我的觀察非常細緻。但也有跟很多人不一樣的地方，她在觀察我的時候多少帶著一點同情心。

「他的岳父已經給他們買了房子。這樣一來，他們應該可以存很多錢了，對吧？」

「你們美國軍隊齊步走的方式跟我們中國軍隊的不一樣，對嗎？」黃小強問道。

他又說了些什麼。他剛才一直在思慮的東西此時在他的眼裡化成了一連串的仇恨。

「是的，我們丟了兩顆。」

「你是不是覺得有些人很粗魯，因為他們經常嘲笑你？」

因為多種原因，完全沒有必要去閱讀那些信件，這就好比完全沒有必要去對徐先生的生活經歷進行一番仔細的挖掘和推敲。單是那一摞信件已經足以令人心酸——這些信件一直被人虔誠而崇敬地好好保留著，我知道，其中那個沉甸甸的故事只能是一地的悲傷。更加主要的，是它清晰地昭示出，生於台灣的小弟弟和生於豐都的徐先生所過的生活差別究竟有多大。

兩天之後，我們徹底累垮了。一般來說，我們在四川的每一天都是這樣結束的——累得一塌糊塗。我經常生病是原因之一——由於空氣污染，我患上了慢性鼻竇炎，最終不得不停止了跑步鍛煉。我的健康狀況極其糟糕，那一年我都在受肺結核的折磨。等到我離開涪陵的時候，我在「美中友好志願者」的醫療資料已經堆了厚厚的一摞，裡邊全是我那兩年生病和受傷的各種記錄：肺結核、阿米巴痢疾、慢性鼻竇炎、耳膜穿孔、（打籃球導致的）鼻樑骨折、單眼視力急劇下降（原因不明）。

然而，在涪陵生活了一年半的時間之後，我已經無法抵擋我心頭的怨恨之情。我可以時刻牢記自己的身份，我可以考慮我一生享有的種種優待。可一到大街上，這一切全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在這樣的地方過日子，其中的陌生和壓力註定會改變你，而我內心的某種東西在很早之前就已經變得堅如磐石了。實際上，我也不敢完全肯定他說的就是一句錯話：也許涪陵人真的不需要這樣的外國人呢。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們助長了這樣的外國人。不管怎麼說，我們都是同病之人。

我把玩具槍給了他，同時也覺得自己真是個無可救藥的偽君子。他是個很可愛的孩子，而且在孩子面前，我跟中國的父母一樣，心腸同樣無法硬得起來。還有，實話實說，我對他家的大人確實沒有什麼好感。他們表面看起來好像非常和善，但從來沒有請我進去坐一下。還有，每次在樓道里碰到我的時候，他們跟我說話總是很慢很簡單，好像我是個傻子或是一條狗。我知道，他們的心腸不壞。再說，用玩具槍武裝一個孩子也說不過去。我在涪陵無法忍受的事情之一，就是當地人拿我不當人看。霍偉是有點笨，但也沒有笨到那個地步。

我想起了手裡拿著一大摞信封的豐都老人。我在四川的經歷總是這樣——我跟他們這樣的人擦肩而過，對於他們眼花繚亂的過往經歷只有些許了解，但正是那些眼花繚亂的過往經歷鑄就了今天的他們。我根本無法掌握曾經影響，並將繼續影響徐先生生活道路的各種力量——比如戰爭、台灣和大陸的分隔、改革開放、大江截流、新城崛起、漂亮的女兒遠在廈門用上了手機、學會了駕駛。一個人怎麼可能具有如此豐富的經歷，從一開始就無依無靠，卻一直保持著神志清醒？

「不過，我猜想他們可能支付的房租很貴。美國的生活開銷也很大，尤其在紐約更大。」

王朝素跟我說什麼嗓門都比較大，這跟美國人遇到英語蹩腳的人的做法差不多。一大家子人中，我最喜歡她，她是個樸實的人，沒有讀過書，只會講涪陵方言，還很有些幽默感。她很喜歡我自稱為「洋鬼子」，對於我和亞當相互撒謊，並對其他新來的志願者撒謊這事兒覺得非常好玩兒。幾個月之前的秋天，我們曾經告訴過王朝素，她可以按正價的五倍收取桑尼和諾林的麵條錢，而我們只抽取其中的一半回扣，就可以不讓那兩個人知道被騙的事兒。

幾群當地的孩子經常會跑到我的公寓來玩，因為我的陽台上掛了幾串節日彩燈，高居於烏江之上，在夜晚顯得非常漂亮。有時候，十一歲的何麗會帶著幾個小女孩上來玩耍，她跟我同姓，常常叫我哥哥。有時候，一幫野孩子會跟在王雪松的後面跑到我的公寓來玩。王雪松剛好九歲，就住我對面，跟他同住的還有他的外公和離了婚的母親。他家裡的大人們都曾經非常嚴厲地警告過他，千萬不要打攪我這位外國鄰居。但小王和我都學會了怎樣哄騙他們，他要麼跟一大幫孩子跑到我家，要麼走出家門，大聲地下幾步樓梯，然後再悄悄地折回來，輕輕地敲我的公寓門。我很喜歡跟他說話，他會給我講他在校園裡遇到的事情，講述他的校園生活，講述他班上那個小胖墩的故事。那個小胖墩誰都看不起，大家戲謔地稱他為蔣介石。小王很喜歡到我家來看電視、翻相冊，還喜歡在陽台上對著下面的過路人大喊大叫。他喜歡怎麼做，我就讓他怎麼做。我非常想念遠在密蘇里老家的侄兒和侄女們，有這麼個小孩在我的公寓里跑來跑去是一件很不錯的事情。

在涪陵，有兩件事情尤其容易煽起我的怒火。其中之一是身體上的冒犯——受到別人的推擠、抓扯，或者粗魯地從旁推搡而過。另一件事情就是別人拿我當動物看待，他們以為外國人領悟力低下，說不來漢語，從而在外國人面前低聲咕噥或者指手畫腳。這個人手裡拿著一根香腸，輕而易舉就觸動了這兩根敏感的神經，我積習已久的消極被動頓時煙消雲散。

「大陸和台灣改善關係之後，政府開始給我岳父這樣的人安排工作，因為他們之前受到過迫害嘛。這也是改善關係的一種方式。所以在1988年，徐先生被分配到了一家電廠工作。當然，那之前他也過夠了苦日子。即使到了現在，他也不願意談『文革』的事情。」

黃凱滿兩歲了，已經到了懼怕外國人的年齡。從一開始，他經歷了好幾個輪迴，這個調皮的孩子時而跟我一起玩耍，時而一看到我出現就怕得要命。這樣的反應非常奇怪複雜——一半是恐懼，一半是著迷。只要電視上一出現外國人，黃凱立馬變得興奮起來，嘴裏不住地念叨著「霍偉！霍偉！」他的爸爸媽媽告訴我，他在家裡老是會說起我，但那個春節不知怎麼回事，他一看見我本人就怕得要命。

「我為什麼要回來？」她笑著回答道，「豐都、涪陵——又小又偏僻，工作也不舒服。我可以每年回來過春節，這就夠了吧。」

英語已經變成了我僅用於寫作的語言，整整一個月，我嘴巴里說出來的全都是漢語。後來回首往事的時候，我才覺得那是我在中國過得最舒心的一段時間，因為我終於完全地融入了中國人的生活，我終於完全地融入了當地人的生活節奏。這一切全都是霍偉自己的事兒——整個寒假期間，沒有一個英語系的同事邀請我一起吃飯，也沒有誰來打攪過我。那個春節快結束的時候我才明白，這全都是明確指令使然，從我和亞當到達涪陵開始，有關當局就告誡英語系的老師們，不要和外https://read.99csw.com教走得太近。跟幹部們制定的很多政策一樣，這事兒同樣根源於一種模稜兩可而又毫無意義的偏執，但最為悲哀之處也許在於它的極端有效性：我和那一家沒有受過教育的麵館人家的關係竟然比我和師專里說英語的老師們的關係還要密切。然而，有關當局孤立我們的這種方式也給我們帶來了別樣的結局，就算他們現在改弦更張，我也不會拿那種生活去換取能說英語的友誼。整個寒假，我是城裡面唯一的外國人，但我頭一次不再覺得自己孤獨。

「大多數美國人覺得，台灣看上去像是另外一個國家，」我回答道，「它有自己的政府和經濟體制。但美國人也知道，它跟大陸具有相同的歷史和文化。所以，他們也許覺得它應該回歸大陸，但只有在老百姓願意的情況下才行。大多數美國人認為，這個問題比香港問題要複雜得多。」

「她沒有文化，」馮小琴說道。「沒有文化」就是說沒有讀過書。馮小琴搖了搖頭，接著說道：「所以才那樣對待你們，因為她沒有文化嘛。涪陵像她那樣的人太多了。」

我一直比較喜歡孔老師的妻子，也就是徐莉佳這個人，她比學校的任何一個人都令我感覺更自在一些，這也許是因為她是個獨立的攝影師，不隸屬學校這個單位。很多生意人與她類似——跟一般人相比較而言，他們跟外國人的關係處理得更為得心應手。大妹妹徐華同樣如此，她的身上也透著東部沿海人的成熟與世故。她對我說，我應該搬到廈門去住，因為那兒有很多外國人，那兒的人不像豐都和涪陵的人那樣閉塞落後。她還說，廈門有好幾家麥當勞餐廳——這一發達城市的標誌倒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因為一年半以來，我竟沒有看見過一家麥當勞餐廳。徐華蓄著短髮，穿著白色緊身褲子和亮黃色墊肩式夾克衫。我問她，會不會有興趣再回四川生活。

我坐在那裡，手裡拿著那一摞信封，沒有比回答這個問題更棘手的事情了。我回答說，我沒有去過台灣，因此對台灣問題沒有什麼看法。

他帶著怒氣又說了些什麼，我一句也沒有聽明白。張先生走了過來，我問這個人是不是他的朋友。

回到豐都，我們在碼頭上坐了一輛計程車。我要去車站，幾個女人順路就可以下車。

新年還有一種潮流，那就是上街乞討的學生。南門山一帶一直都有乞丐，一般是身帶殘疾的人，時而也有少數民族婦女帶著一群髒兮兮的孩子，個個爭相拉扯著你的衣袖祈求施捨。可現在，我每次進城的時候，都能夠看到兩三個學生，他們穿著校服，不好意思地低著頭，面前擺放著一大塊牌子，上面寫著一個長長的故事，故事的標題往往是「籌集學費」。他們的故事大體相同——付不起大學高昂的學雜費，一般是因為家裡死了人，從而希望路人能夠慷慨解囊。通常情況下，乞討者會擺上學校的錄取通知書，以及他們的學生證。乞討者沒有一個是涪陵人，他們都是坐長江上的船路過此地。

「那多不禮貌哦，」她非常驚訝地說道，「她們剛剛來，我們不應該欺負人家。」

「很抱歉，」我說道，「要早知道他不高興的話，我就不來了。」

整個假期，我一般都在傍晚時分去那裡吃飯，因為我跟在那一帶人行道上謀生的幾個人早就熟識了。張龍華是我經常打交道的朋友，他白天的時候經營著一部公用電話，順帶買賣香煙，晚上擺攤兒兜售烤羊肉串。他的脾氣溫和，十分友善，我發現其他人對他都比較尊重。到了晚上，那個地段偶爾會發生爭執——有時是攤主和顧客發生爭吵，但更常見的則是攤主之間的爭吵，因為他們在擁擠的人行道上一般都有各自的經營地塊。到了傍晚，人行道上十分擁擠，像張先生這樣的燒烤攤兒遇到生意好的時候能夠掙到五十塊錢的凈利潤。他頭一年在深圳賣過羊肉串，但他後來回了涪陵，因為這邊的管理費用要低得多。

然而，現在——就在這些濕漉漉的稻田裡，覆蓋著層層黑雲的稻田裡——仍然還是春天。在這座生機盎然的山坡上，它的紋理又一次發生了變化。玉米已經長到了近兩米高，就快要開始成熟了。玉米稈依然保持著春天的綠色，但它的花穗已經變成了粉色。在密植的農田裡，這些粉色的花穗淡淡地點綴著墨綠色的玉米地。

「開著玩兒？」

「神經病！」她對著他大聲說道。「神經病！神經病！不要去惹外國人！」

幾天過後，幾個鄰居的小孩跑到我的公寓里來，我讓他們用那把玩具槍對著屋內的物品進行了一番射擊。他們相互攀比著，春節期間收到了多少壓歲錢——這是過年的又一種習俗，親戚和朋友都要給小孩子裝了現金的「紅包」。

我曾經見過經營燒烤的兩個年輕女子發生了一次惡性爭吵，一開始是互相對罵，接著抓扯頭髮，繼而愈發暴力十足，直至最後高聲吼叫，在人群圍觀之下互相撕扯對方的衣服。奇怪的是，這兩個女子都跟各自的丈夫或者男友——我猜想是這樣——經營著燒烤攤，但兩個大男人在兩個女人爭吵的過程中站在那裡不為所動。他們看上去很是尷尬，也可能是嚇傻了，其中一個男人專心致志地照看著燒烤攤，不住地扇動炭火，彷彿身邊不曾有事情發生似的。另外一個男人只是目瞪口呆地站在那裡觀望。最終，張先生介入進來，平息了那一場爭吵，但其中一個女子的衣服早已被撕了個粉碎，穿著胸罩在那裡不停地叫罵、吐著口水，隨即才有人把她拉進了屋。她進屋之後，她的丈夫仍舊一言不發地照料著燒烤攤。

幾個星期後，孔老師來給我上課，我問起了關於他岳父，也就是徐先生的有關情況。他告訴我，徐先生的父親畢業於武漢的一所大學，之後奉國民黨之命到成都從事無線電工作。那是20世紀40年代的事情，後來他就輾轉去了台北。他的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孩子都留在了豐都，委託給親戚照管。那樣的遷徙並不是一去不返，徐先生的父親時常想著，他早晚會回到四川看望家人。

「誰知道呢？」我說道，「就兩個洋鬼子！她們有的是錢——她們兩個家裡都很有錢。」

「我們中國人一點都不喜歡日本人。」

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愧起來。令我高興的是，高筍塘的人喜歡我，願意維護我。但我覺得，我太冷酷太小氣，而這完全沒有必要。這件事情令我自覺十分尷尬，我在普林斯頓和牛津大學受過良好的教育，可我竟為了一點點理由非要跟這個四川擦鞋匠爭個你輸我贏，直至當地人說他沒有文化方才罷休。我知道，他的騷擾並不針對我本人。我還覺得，我應該對他充滿同情，因為他對我的刻薄來自其他的壓力。

我思量著，可以把這個陡坡重做一下，減小它的坡度，難度並不大，或者沿著岸邊修一條之字形的道路也可以。也許，最簡單的做法就是在邊上鑿出齒槽，即使遇到下雨，輪胎也就有了咬合之處。我不斷地思量著，正要選出最佳方案時，突然之間又想到：算了吧。整座城市沒幾年就要沒入水底，誰還管這事兒？在嶄新的江流對岸，他們可以修一座嶄新的城市，也可以修一條嶄新的道路。

「論科學，你們美國是世界上的老大。所以說，你們是超級大國！」黃能沖我豎了一下大拇指，然後繼續看他的電視。我們之間進行了一場令人愉悅的交談，這讓他感到十分高興。他是全家的長者，他的責任就是帶給我賓至如歸的感覺。電視上的部隊表演已經結束，現在放起了五顏六色的呼啦圈表演，表演這個節目的小姐們全都穿著緊身衣。馮小琴領著黃凱走了出來。他用將信將疑的眼光看了我一眼，然後在房間最遠的一個角落裡倒騰起玩具車。我裝著沒有看見他，直到他把玩具車推到了我的腳底下。我把玩具車撿了起來，只見那孩子嚇得直打哆嗦。我把玩具車又推回給他，他才很不好意思地轉身走開了。

小麥收割之後，山巒的紋理有了細微的變化。上一個星期，山坡上還密布著黃澄澄的小麥苗。到了現在，所有的田地都裸|露在那裡。玉米苗即將把這些裸|露的土地填滿，移栽的秧苗也將會在稻田的淤泥里越長越濃密。過不了多久，靠近山腳的山坡就會鋪上一層翠綠色的毯子。

黃能的妻子王朝素已經做好了晚飯，我們全都坐了下來。桌子上擺了幾樣肉食，全都非常麻辣，以及豆腐和豆芽，此外還有從城裡的市場上買來的一條魚。我們就是連吃上三天還有餘。當然，也有米飯，王朝素給我的碗里舀了一勺。

「毛主席在世的時候，」他回答道，「日子要難過多了。我們不能像這樣子跟外國人說話。那個時候沒有自由，沒有權利。自從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一切都好多了。」

為了看清縣城的周邊地區，我們沿著石階一起爬上了雙桂山。幾分鐘之後，我們就經過了一百七十五米的水位標誌。我們停下腳步，俯視著縣城。那天早上一片白霧，豐都縣城就在我們的腳下，沿著長江北岸鋪展開去。三峽水庫修好之後，這一片整個都會被淹沒。我問孔老師，大壩修好之後，他妻子的娘家人將會搬到什麼地方。

「是的。就跟你們中國人說『小鬼子』差不多。」

過了六天，割了麥子的田地就變得認不出原樣了。水早已灌滿，稻秧也早已插上，宛如被淹沒的野草，只剩個嫩綠的秧尖兒挺出水面。只花了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這塊麥田就變成了稻田。

「反正她就不該嘲笑你們，我認為那很沒禮貌。」

「如果我把這把玩具槍借給你，」我說道，「你能保證不對著人開槍嗎？」

「解放后，他們過的日子非常艱苦，」孔老師說道，「他的母親很早就餓死了，因為農村的條件十分艱苦。兩個孩子勉強活了下來，但一進學堂，就遭到了一連串的迫害，因為他們的父親去了台灣。『文革』期間，他們成了『叛徒』、『特務』。當時有個『黑九類』的說法——你聽說過嗎？就是地主、富農、反動派、壞分子、右派、叛徒、特務、走資派、臭老九——也就是知識分子。你、我都是臭老九——現在還有你、我這樣的老師互相戲稱對方為臭老九。

在一大塊新城街道分布圖前，我們照了幾張相。兩個年輕的女人喜歡我頭上戴著的棒球帽，輪流戴著它照了相。徐莉佳用了整整一卷膠捲，主要是給她的姐妹們拍小姐照：肩部后收，頭部歪斜略帶誘惑，面帶微笑眼含風情。所有的照片上，她們都戴上了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戴過的破帽子。背景中間，有標語、腳手架，還有一個個垃圾堆。薄霧之間，我們穿過一片片洋芋地，又回到了渡船上。孔老師問道：「那麼，你覺得豐都新城怎麼樣？」

「哦，」他說道，「明天我們就只去白濤，坐公共汽車只要四塊錢。」

長江上剛剛停泊了一艘輪船，長長的一串計程車排在那裡，等著拉客進城。小雨慢慢地下了起來，泥濘的道路十分濕滑。計程車發了瘋似的摁著喇叭。街上九-九-藏-書的人們頭頂一張報紙，一路小跑著。

「很多美國人都是這種情況。」

「我想去你們美國，」她說道，「尤其想去紐約。也許有一天，公司會派我去那裡出差。」

農家屋舍大多已經騰空，人們住進了早已完工的幾棟居民樓里。建築工地之間的空地上，曾經的農民們圍桌而坐，喝著茶水，打著麻將。我問孔老師，這些農民現在幹什麼事情，他說那些人目前多在建築工地上幫忙打雜，一俟新城修好，他們只等著分配到廠里工作。跟我在涪陵師專後面的移民點看到的一樣，這些人顯得非常滿足，一邊喝茶玩麻將，一邊看著新城在自己的身邊慢慢崛起。

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農民一樣，數字在這裏十分重要。在他的四塊土地之中，這一塊稻田的面積是兩百平方米。這位農民估算了一下，這一塊稻田需要十二個育苗盤，也就是六千株秧苗。這麼多秧苗的產量大約是三百斤水稻，可以賣到三百元錢。

氣候固然不好，但把我壓垮的主要是作為外國人生活在這裏所遭受的種種壓力。經常處於別人關注的焦點之下，總是令人感到十分疲憊。而作為外國人，則意味著你更容易惹上種種麻煩。一直以來，總有一些小的危機或者問題，需要我去加以關注——要麼是歐小姐、要麼是茶館的某個人每天都給我打電話、要麼是別的什麼事情。我不是真的介意，因為這是我自己選擇的生活。教學工作幾乎沒什麼壓力，我之所以老往城裡跑，是因為我覺得城裡的生活精彩紛呈。

半山腰上有一個人，他採用這種技術已經有兩年了。他昨天已經拋完了全部秧苗，今天正行走在稻田裡，把那些從稀泥中脫落的秧苗扶正。他今年三十五歲，蓄著八字鬍，腿上沾滿了泥漿。他藍色的褲腰上別了個粗劣的傳呼機。他總共有一畝半土地，但比山上農民的人均土地還是多了一些。

「去把你的朋友叫來吧，」我說道，「我就在這裏等著你們。去——快滾。」這是一句耳熟能詳的侮辱用語，有圍觀者哄堂大笑起來。那小個子一動不動。

我很高興地看到，我們至少已經換用了人稱代詞——每當我拿不太準的時候，我總是盡量用「他們美國人」，而不是說「我們美國人」。這樣的差異不足為奇，卻非常關鍵。儘管如此，我還是很難回答他的這個問題。

我一直覺得，這個詞應該時時地掛在黃能他們嘴邊，因為共產黨鎮壓了他的父親，他們才獲得了解放。然而，他跟我在涪陵認識的每個人一樣，說起這個詞的時候沒有絲毫的嘲諷語氣。我問他，他父親去世的時候他有多大。

今天晚上的雨不會下得很大，但等到月底的時候，大雨會連續下上一個星期的時間，並且會一直持續到7月底。到了8月，傾盆大雨還是不會結束。河水會暴漲狂奔。在東邊，長江奔出三峽大峽谷，一瀉進入華中平原，會給這個國家帶來幾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超過六千四百萬公頃的耕地將會被洪水淹沒，死亡人數將會達到三千六百五十六人。因為閏5月，這一切註定會發生。對於這個多災多難的夏季，插旗山上的農民們覺得不足為奇。

那天陽光明媚，但依然十分寒冷。我爬上了河邊的山巒之中，不少人正在燃放鞭炮，清掃破舊的墳墓。下山的小路上，我遇到了一個男孩子，他正坐在一塊石頭上。男孩子七歲的樣子，腿上放了一把玩具來複槍。從他身邊走過的時候，我看了他好一陣子，意思是說：別來那一套。然後，我順著小路繼續往山下行走。

「不是，」她回答道，「我自己抽時間學會的。」

「還不知道，也許兩年，也許更久。很多細節都還不太清楚。」

「兩個孩子沒怎麼受皮肉之苦，但還是受到了迫害。也就是說很多機會都不給他們。比如中學畢業了還想讀書，或者想找個好工作，他們都沒有這樣的機會。一遇到政治活動，大家都會批鬥他們，儘管他們都沒見過自己的父親。

寒假快結束的時候，我在高筍塘——也就是涪陵上半城的一個十字路口上——跟人吵了一架。事發突然，這是迄今為止我跟別人最為厲害的一次爭吵。

「他也買了車，」徐先生又說。

「這全都是我弟弟從美國寄回來的，」他說道，「他一般半年給我寫一封信。」

先把種子培植在塑料育苗盤裡，每個育苗盤可以培植五百粒種子。到了移栽的時候，每一株秧苗的根部都帶上了一小塊泥土，這樣的秧苗一拋撒出去，就會藉助小土塊的重力沉入田中的稀泥。拋秧比較省時——因為農民們可以站在田埂上拋秧，而不必一株株手工栽插。

「對，我有這方面的愛好。」

他們能夠邀我一起吃飯，說明他們非常豪爽大度。他們早就知道，小孩子一看到我就會哭，這很有可能令我傷心，但他們還是向我發出了邀請。這令我想起了美國人的聖誕晚宴。我不知道，如果明知我的孩子害怕某位外國朋友或者黑人朋友，我還會不會請他到我的家裡跟家人一起吃飯。我知道，這樣的做法對我的孩子將會是很好的榜樣，對客人則是一種重要的姿態。一想到這些，我就覺得這樣的宴請物有所值。為我自己，也為別人，我都會這樣做。

夜色中的烏江看上去十分沉鬱。城區看上去也是黑乎乎的一片，但隨著午夜臨近，鞭炮聲逐漸密集了起來，只看見街道和梯道上光電搖曳。鞭炮聲越來越密集，插旗山上響起了爆鳴聲，長江對岸那遙遠的白山坪上也出現了燃放鞭炮的曳光。午夜鐘聲敲響，全城的鞭炮聲震耳欲聾，在烏江的江面上來回地震蕩著。隨著曳光閃起、爆鳴聲響起，房屋的窗子被震得不斷地咔嚓作響。舊歲已逝，鬼怪逃離。流光溢彩的城市把河谷里的烏江水映照得五彩斑斕，不斷地搖曳流淌著。午夜終於過去，鞭炮聲逐漸減弱。我們迎來了新的一年，未知而神秘，宛如河谷里靜靜淌過的烏江水。

「一定很貴吧。我知道在涪陵學車很貴。」

「美國大多數人都有車，」我回答道。

那樣的爭吵並不常見，他們這些人在傍晚時分多半能夠和平相處，誰有難處都會彼此幫扶一把。高筍塘的這種氛圍我很喜歡——這多少有點社區的味道，張先生是中心人物，我認識了他，也就跟其他攤主慢慢熟悉了起來。其中有一個十歲的擦鞋女孩，因為家裡交不起學費，她讀到小學就半途而廢了。我一直不知道該怎樣面對這樣的事情。一般情況下，我會把皮鞋穿到城裡讓人擦一擦，有時候我也琢磨，完全可以把這份業務交給這個小女孩來做。但有時到了傍晚時分，我又覺得讓一個輟學的十歲小女孩替你擦皮鞋是一件十分難受的事情，於是我仍由其他人替我擦鞋。跟我在涪陵遇到的很多事情一樣，這件事情令我十分矛盾，我不知道怎麼做才算恰當。

這樣的回答，跟我在四川的其他人那裡聽到的沒有兩樣，儘管徐先生對於毛澤東的看法更為直白。他家裡掛著鄧小平的畫像，掛在電視機上方十分顯眼的地方。

「不要緊，」我說道，「你們對我很友善，所以今晚上才請我過來吃飯——這一點重要得多。黃凱這個小主人也很懂禮貌。」

「那是他博士畢業的時候拍的，」徐先生自豪地說道，「那是他的太太——也是個中國人，但從小在美國長大。」

聽他這麼一說，我覺得那一摞信封又沉重了許多。我正要問他們的家庭是怎麼被拆散的，他的女兒進來打了岔問我，照片里的這個年輕人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可以掙到多少錢。

「他們要不要出錢？」

「不是，」張先生回答道，「他是個擦鞋的，沒有文化。你不要去惹他。」

「你們的聖誕節就相當於我們的春節，對吧？」黃能問道。

「不一樣。」

「對，他們轟炸過夏威夷。」

「你剛來這裏的時候，」她問道，「是不是很討厭中國人？」

「我覺得很不錯，」我說道。

春節的前一晚，「學生食家」一家人請我去吃晚飯。那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頓飯，傳統上就是舉家團聚的時刻——相當於美國的聖誕晚宴。黃小強早早就關了店門，我們一起走到他們位於插旗山腳下的家裡。

我不太明白他們究竟想說明什麼，不過好像也就是十分好奇，想要弄明白這個人在美國的生活究竟過得怎麼樣。他們還問，怎樣才能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在美國教書又是怎麼一回事兒。我們聊起了政治，徐先生問我怎麼看待台灣問題。

「看情況，一般也就一萬多美元。」

吃飯的過程中，徐先生告訴我，他有一個小弟弟生活在美國。這令我非常驚訝，尤其是他提到他的小弟弟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現正在紐約大學從事教學工作。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來自豐都這個小地方的小男孩竟然在美國端起了學術飯碗。我問徐先生，他的弟弟是不是在這個地方上的學。

「農民，工人，」他說道，「都沒有區別，工作都不好做。」

我至此方才明白，我差不多正適合他發泄所有的恨意。我並不想跟他打架，可他如果膽敢動我一下，我一定會奮起還擊。他所憤恨的對象是誰，連我自己都弄不明白，因為那樣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在四川一年半的生活給我帶來的變化，就是在很多情況下我變得比原來更加耐心和忍讓。但還有一個方面的變化，那就是如果有人以此得寸進尺，我會變得更缺乏耐心和忍讓。我對著圍觀的人們說道。

我很想起身離開，但我明白，我應該再等等，好讓大家都看得出來，我並沒有被嚇著。我跟周圍的人閑聊了一陣，又看了一會兒報紙。空氣依然十分緊張，我看得出來，大家都在觀望著，看那小個子男人會不會有進一步的動作。

我的回答似乎很合他的意。我考慮要不要再問問他小弟弟的情況，但覺得還是另找時間向孔老師打聽更為妥當。於是，我問徐先生，過去的豐都是什麼樣的情況。

「你說假話！我知道你在說假話！下次我也要騙你一下！」我們之間總會開這樣的玩笑——我每次去餐館吃飯的時候，她都會跟我講，她會如何狠狠地騙一騙我們這些洋鬼子。

渡船駛近岸邊，我看見了一大塊吸引投資者的廣告牌：

「他們會頂著不搬嗎？」

「我們中國人稱他們為『小鬼子』，或者『日本鬼子』。你們美國人怎麼稱呼他們？」

「我有朋友比你個子大，」他說道。

「廈門學車更貴——花了我六千塊錢。不過，我想總有一天會買車的，所以當時就想要學會開車。很像你們美國——美國不是很多人都有車嗎？」

徐華帶了一部手機和三瓶法國進口酒前來祝賀生日。我們一邊吃著徐太太包的抄手，一邊用其中的一瓶法國酒相互敬酒。那瓶酒不太好喝，年屆五十三歲、在當地一家電廠工作的徐先生一邊喝酒，一邊皺著眉頭。不過，那酒畢竟是進口的，徐華拿它來給姐姐慶生可是自豪無比呢。

「過聖誕節的時候，你們當然不可能把所有的墳墓都祭掃一遍。那要花好多錢哦！」

我上次看見小王的時候，他堪稱全副武裝，於是我問他發生了什麼事兒。

「不會，」他說，「他們想搬。九九藏書你看看他們現在住的房子——太小了。新房子會好很多。還有，豐都縣城太髒了。又小又擁擠。新城的空間更大，交通上不會有現在這樣的問題和麻煩。這裏的人很少會反對。」

「反正，他們走正步跟我們中國兵不一樣——他們是這樣走的。」黃能站起身來，在地上重重地跺了幾下。他四十九歲，是個小個子，長著農民那種精瘦而結實的身板。他把雙膝抬得高高的，在堂屋裡來回走了兩圈。「你們美國兵也是這樣走正步的嗎？」

「我們中國人不需要這樣的外國人，」他大聲說道，「為什麼要讓這樣的外國人來我們國家？你們看看，他好粗魯，竟然那樣侮辱我。我們這裏不需要這樣的外國人。」

「什麼時候搬遷？」

她看著孩子，臉上露出了微笑。我們又談起他長大了多少，他已經學會了說多少話。我們沒有提到天剛黑時他對我充滿了恐懼，因為他現在已經不再怕我了，我待在他的家裡反而讓他覺得很高興。孩子對我的恐懼，恰好反映了我在涪陵遇到的種種困難，以及人們對新奇事物的不確定感，我對此隻字未提。這樣的態度自然而然、無能為力、符合人性——完全如同孩子的本能反應，無需受到任何責備。面對這樣的情景，需要的是時間、努力，以及耐心。我現在終於明白，我所面對的那些人們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在豐都，這樣的意向終於變成了現實：展現在我眼前的，就是正在修建的一座城市。大馬路、人行道、公寓樓、商業區——一切都才開始，全都還沒完工。豐都新城將會修到哪裡，你只能隱隱約約地猜測。但你可以十拿九穩地知道，新城發展得很快，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阻擋它的進程。實際上，就算有什麼東西在這個時候阻擋了它的進程，那也毫無意義。在中國這個被人遺忘的心臟地帶，我看到的是一個關於舉國大發展的隱喻，完美無缺。

小王把槍塞進棉衣裏面，我便讓他出了大門。他朝我笑了笑，便輕手輕腳地下了樓梯。我輕輕地關上了門。幾秒鐘之後，我聽見他大步衝上樓梯，使勁地敲著他家的門，那架勢好像他剛從外面玩耍歸來。

然而，我也記起了他們家電視機上方貼著的鄧小平畫像，同時還記起了他喝著女兒從廈門帶回來的、味道並不太好的法國進口酒時的苦臉。看得出來，他並不喜歡那酒的味道，但他明白，那玩意兒很貴，是很有面子的生日賀禮。這樣一來，他還是奉命一飲而盡了。然後，他的女兒給他斟滿了酒杯。他又一飲而盡。

他一言不發地盯著腳下的地板。

「我把所有的槍都搞丟了，」他回答道，「全都找不到了。」

附近一座農舍的街檐坎上，一個小女孩正坐在桌子旁寫家庭作業。小女孩的身後，是涪陵這座城市，橘紅色的太陽即將消失在灰色的樓房後面。農舍邊上，兩個年輕人正在給一塊剛平整好的稻田拋秧。他們一邊說笑，一邊漫不經心地把秧苗朝各個方向拋撒出去。儘管他們說至少可以進城去建築工地上找活兒干——這比擦鞋和當棒棒軍也好不到哪兒去，他們還是對生活在農村埋怨不停。「只有住得很偏的農民進城才幹這些活兒，」其中一個人說道，「我們住在城邊上的農民是不會幹這些活兒的。」

他的兒子替他更正了過來：「人家那是英國士兵！」

「那麼多國家呀！」

我和亞當待在一起那麼長時間了，無需任何準備就能聯合起來做一場演講。我們知道怎樣拿對方來搞笑，一切都進展得順順噹噹。我們在武隆做的演講英語和漢語各佔一半，主要是要把學生們的興趣吊起來，這一點也不難。每次演講之後，上百個學生圍了過來，爭著要簽名。我們不停地簽名留念，直到幹部們把我們連拉帶扯著前去參加其他的活動。在武隆期間，我們幾乎每個小時都被安排了演講和會議。

當我要求他對自己的生活和工廠工人的生活做一番比較時，他認真地想了一下。

進城的道路十分陡峭，最後那一段路計程車走起來都十分打滑。有四輛計程車試圖加速衝到坡頂，但輪胎只是無用地空轉著。計程車一輛接一輛地折了回去。我那輛計程車的駕駛員把馬達轟得震山響，衝到半山坡還是退了回來。他又試了一次。

我把他認真地打量了一番，覺得他在說謊。「是不是家裡人把你的槍沒收了？給我說實話。」

從我來到中國開始，這樣的情景我每天都能見到。在很大程度上，我所看見的那些城市其實就是一個個大的建築工地——就連陝北的古城榆林也莫不如此，滿是腳手架和建築工人們。涪陵每個月都在發生著變化：新修的房子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鑲嵌著白瓷磚藍玻璃；不到一個月的工夫，隨著煤塵自屋頂緩緩流下，這些新房子又紛紛未老先衰。無論在中國的什麼地方，人們總在建築；城市在發展，整體在變化，比鄉下更富有生機；我禁不住會想，突然間舉國林立又會怎麼樣呢？到那時，圍住中國的就不是萬里長城，而是一堆堆的腳手架。

小麥已經收割了一大半。上周末下了一場雨，等土幹了之後，農民們把插旗山上所有的莊稼差不多都收完了。這些莊稼全都是農民們用短鐮刀收割完的。麥稈要在靠近泥土的高度割斷，只剩下一茬茬麥樁子，等到下一季播種的時候，這些麥樁子才會被翻犁埋進土裡。

「香港回歸的時候，」黃能問道，「那上面的是你們美國兵嗎？」

「沒事兒，」我說道。我向他表示了感謝，然後就離開了。我故意從小個子的擦鞋攤前走了過去。他什麼也沒有做。我頭也不回地走遠了。

「可以借給我玩一玩嗎？」他問道。

「我那時還不知道什麼是死，」他說道，「十歲的人啊，什麼都不懂。」

我們坐在那裡，一起看電視。一隻盤式電爐烤得我們十分暖和，男人們還用它來點燃香煙。電視上的舞台表演比平時精彩一些。我現在和他們一家人坐在一起，不必批閱學生們的試卷，這個節假日帶給我的沮喪感頓時一掃而光。我們坐在那裡聊了一陣天、開了一陣玩笑，馮小琴突然變得嚴肅起來。

我們在未來的主幹道——平都大道——上停下了腳步，徐華用手機給遠在廈門的一個朋友打了個電話，祝她生日快樂。在一幢幢新聳立起的樓房之間，還有好幾棟農家屋舍，緊挨著拔地而起的近鄰，這些農家屋舍顯得矮小而落寞。小巷子里溜達著幾隻小雞。一個個工地之間密密麻麻地種植著馬鈴薯。幾座墳頭依舊兀立著，白色的墳飄在薄霧之間無力地飄蕩著，似在向長眠于這座崛地而起的新城地下的先人們致以敬意。

「大多數美國人對這個問題也弄不太明白。我覺得，他們大多還是希望看到和平吧。」

第二天早上，我進了城，滿大街的人們都穿上了新衣服。一直以來有個習慣，人們在大年初一這天不可以穿舊衣服，尤其是小孩子更要穿得光彩照人。很多小女孩都化了妝，所有的男孩手裡都拿著槍。那好像也是新年的習慣之一：街邊擺著的小攤上，到處都在賣塑膠玩具槍，男孩子手裡要麼拿著步槍，要麼拿著手槍，或者兼而有之。這些玩具槍做得十分逼真，威力強大。若是在美國，出售兩把這樣的槍就有可能被告上法庭。當然，美國的小孩子也可以用槍來射殺鳥兒、小狗或者小貓，但涪陵很少有這樣的小動物，反而是人很多。滿城都是相互追逐的小男孩，他們一邊大喊大叫，一邊用手裡的武器相互對射著。

那一摞信件用繩子捆成一捆。徐先生小心翼翼地解開繩子，然後把信件遞到了我的手裡。信件還都裝在原來的信封里，儘管由於徐先生收藏的緣故，大多數郵票已經被揭掉。我慢慢地翻看著那些信件。有的寄自中國台灣，有的寄自美國。徐先生的弟弟使用的是香港和台灣那邊常用的繁體字，即便我有膽把信件從信封里抽出來，要閱讀下去也會困難重重。但我跟徐先生見面才剛一會兒，所以我只是看了看那些信封，以及原來粘貼郵票的位置。

黃能很喜歡這個詞，在嘴裏反覆念叨了幾遍：日-本-佬，日本-佬，日本佬。

「你是不是把人射傷了？」

我在四川生活了這麼長的時間，一下子就聽明白了，於是我問她：「開車是你的工作嗎？」

「政府支持的力度很大，但不會完全免費。房子要付一點錢，但我想不會付得太多。也許就兩千多吧。」

還有六個月的時間我就要離開這座城市了。寒假剛一開始，我就意識到，我在涪陵的時間已經非常有限。我也明白過來，春節臨近，除了涪陵，我哪裡也不想去。這是中國人最盛大的節日，是舉家團聚的日子，涪陵就是我的家，所以我留了下來。

這個問題讓我吃了一驚，一時之間，我不明白她何以有此一問。於是，我問她，她那個問題具體是什麼意思。

「不是的，很多人都不像她那樣。現在比我們剛來那陣好多了。」

稻秧已經長到了齊腰的高度，長長的葉子猶如沼澤里瘋長的水草。稻田裡的水降到了兩三厘米的深度，被墨綠色的稻葉遮了個嚴嚴實實。遠遠望去，這一片稻田舒展平緩，仿若一塊草坪剛被修剪過。

「改革開放以後，徐先生開始往台灣寄信，看自己的父親是否還健在。大概是1980年之後，他才聯繫上了——在那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死是活。然後他們就開始有了往來，他的父親在1988年第一次回祖國大陸看望了一趟。他在台北一家電報公司工作，工作還不錯——差不多相當於大陸這邊的一個大官兒。台灣分隔之後，他又結了婚，生了幾個孩子，其中就包括現在在美國的那個孩子。

「你們中國人也不需要這樣的中國人吧，」我說道，「這樣的人只會敗壞你們的名聲。回到美國的時候，我會告訴他們，中國人基本上都像你們這樣友善。但我也會對美國人說，也有這樣的人，他仇恨外國人。這樣的人十分粗魯，無緣無故地騷擾我。麻煩就是他惹起的。」

「但你們後來在日本丟了一顆原子彈。」

「對。」

「美國是第一個擁有原子彈的國家。」

這是三峽工程的又一大好處，也是土建工程師和城市規劃設計師面臨的天賜良機，他們終於可以在新修的城市裡鋪上足夠的道路，挖出通暢的下水道了。我還看得出來，徐家人為什麼對於搬家絲毫沒有介意，他們目前居住的公寓過於促狹，所在的小巷子污穢不堪。不過，我還是很喜歡豐都這個地方，儘管這種喜歡是出於一個外國人的眼光——我喜歡它那煤塵滿布、式樣古舊的一幢幢房屋，以及狹窄而又交通擁擠的卵石街道。這是一座古老的江城，它的骯髒和不便也飽含著別樣的風情。

小王和我一起串了差不多一百多隻節日彩燈，我把它掛在了陽台上，到了夜晚，你從長江上也能看得見這些彩燈。我們花了兩個多小時才大功告成，然後，為了獎賞他，我讓小王把所有燒毀的燈泡逐一扔到六樓下的人行道上，一個個燈泡發出了清脆的砰砰聲。對於鼓勵他這樣的失范行為，我並不感到特別內疚，因為師專的修理工每每來我的公寓里更換完燈泡之後，都會幹一模一樣的事情。而且，他們似乎跟小王一樣享受，隨著玻九*九*藏*書璃燈泡在人行道上砰砰爆開，修理工們會發出哈哈的大笑聲。

但今晚的宴請沒有任何意圖。馮小琴能夠理解我，但這樣的理解程度並不深入，她無法明白我從黃凱身上和涪陵的其他人身上明白了什麼道理。她和她的家人請我一起吃年飯，不是想在仇外情結上證明什麼，也沒有其他的任何意圖。他們知道，我獨自一個人在這裏過節，而我又是他們的朋友。除此之外，其他的統統無關緊要。他們完全是心胸寬廣的人，那是我在中國吃過的最有滋味的一頓飯。

我一下子站起身來，揮手打掉了他拿在手裡的香腸。那人三十好幾，個子矮小，頓時吃了一驚，往後退了一步。我跨前一步。「為啥子要騷擾我？」我問道。他一下子結巴起來，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我伸出一隻手，放到他頭頂的位置上，然後平著抽了回來。他只夠到我的下巴。

我坐上公共汽車來到長江邊的佛教寺廟，觀看這裏的和尚替人算命。那是涪陵唯一的正兒八經的寺廟——人們告訴我，在「文革」之前，當地有三百多處寺廟和神龕，但現在僅存三處，有和尚的僅此一處。這座寺廟平時只有零零星星的朝覲者，但在大年初一這天來到這裏算命的就有好幾百人。寺廟之下的大街上，擺著幾個向小孩子出售氣球的小攤，其他的小孩子則用手中的玩具槍對著氣球一陣胡亂射擊。我每到一處，總能看到小孩子在那裡發脾氣，哇哇大哭，要麼就是孩子想買什麼，父母就給他們購買什麼。跟中國的其他節日一樣，春節好像照例也是全民慶祝獨生子女政策的日子。

他遞給我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一個中國人，穿著畢業禮服，背後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紅磚樓房。照片上的這個人比徐先生年輕許多，臉上帶著笑容。他的手臂里攬著的，是一位漂亮的中國女子。那天風和日麗，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看上去明亮而潔凈。

我向方思洋和其他幾個孩子分發了一些美元硬幣和新年賀卡，他們便出門離去了。小王落在後邊，依舊玩著那把玩具槍。

「那他的工資要剩好多呢，尤其是她也有工作。他在信上很少說到錢的事情。」

秋季學期臨近結束時，我們教的三年級學生外出實習了。12月，我和亞當往南邊走了一趟，去看望我們最喜歡的幾個學生的教學工作。他們在武隆縣的幾所中學實習，需要沿烏江往上遊走，跟貴州省挨得很近。那個地方十分偏僻，我們幾個外教的抵達，令當地的學校倍感榮幸。整整兩天的時間里，我們到處做演講，出席宴會，還參加了一場籃球觀摩賽。

一顆子彈正中我的後背。之前，我一直在留意子彈上膛的咔嚓聲，可他的玩具槍早就上了膛，他冷不防就向我開了槍。他早就做好了準備，一直坐在那裡，只等著有人從邊上走過。

「美國人大多怎麼看待這個問題？」他追問道。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但那所大學相當不錯，也許他每年至少可以拿到五萬美元吧。」

「他們就在這條街上。」

「很小啊。」

他再也沒有說什麼，直到午飯之後，他走進另外一個房間，拿出了一大摞信件。

我看了看那小個子，只見他變得愈加憤怒了。一方面是因為小女孩奚落了他，但更主要的是因為其他人對我關懷備至——又是給我讓座，又是把嬰兒交給我抱——惹惱了他。我開始有點同情他，他一個人經營著擦鞋攤，什麼事情都要自己奔忙，偏偏有個外國人拿著不菲的薪水，舒舒服服地坐在那裡，吃著美味的燒烤，又跟周圍的人聊得火熱。

太陽烤得讓人難受。過去兩個星期只下了一場雨，乾旱的勢頭正在逐漸顯現。玉米苗已經長到了六十厘米高，由於烈日的炙烤，它根部的土壤已經干成了齏粉。

插旗山上的每一個季節都十分美麗，但在這個因為閏5月而被拉長的春季最為美麗。此時此刻——玉米即將成熟，水稻正在生長——則是最美的季節里最為美麗的日子。到了下個月，玉米會被收割掉，稻田將會變成一片鵝黃。但在今天看來，這樣的變化為時尚早。一切都美到了極點：山坡上的紋理猶如名畫佳作那樣色彩均衡——狹長的稻田有如平緩的運筆，高低起伏的玉米地好似幾種色彩的混合搭配。置身這樣的鄉野，很容易就讓人忘記了世間萬物都在生長變化著，很容易就讓人忘記了這樣的美景不會長久。這就像農民們正在無憂無慮地等待著雨季的來臨。

「他們會搬到河對岸的移民新城，」他回答道，「你要是想了解那兒的情況的話，我們吃了午飯可以去看看。」

我轉過身來，慢慢地走了回去。要是他推一顆子彈上膛，再朝我的胸部開上一槍，我出於對他的莽撞行為的一種尊重，有可能一反常態地放他一馬。可他站在那裡一動不動，眼看著我一點一點地向他靠近。我早就受夠了這樣的過年習俗，因而趁他沒來得及反抗之前，一把抓過了他手中的玩具槍。他先是愣了一下，繼而哇哇大哭。我轉過身，繼續往山下行走。到了山腳下，我還能聽到他的哭喊，壓過了鞭炮聲，在遠處久久地迴響著。

「對。」

現在有了一種新式的插秧方法，插旗山上差不多一半的農民都在採用這種方法。以往，秧苗要用手工一行一行地移栽，但很多農民現在都在學「拋秧」——也就是把秧苗拋撒出去。

「不是，」他回答道，但他的回答顯得不夠堅定。他依舊耷拉著腦袋，用手指把玩著玩具槍的彈夾。

我不知道那小個子此時在想些什麼。他坐在自己的擦鞋攤前，依舊直視著我。沒有一個人坐下來請他擦鞋。過了一陣，開始下起雨來。

他又退後一步，我便坐了下來。圍觀的人全都默不作聲。我把這個人好好地打量了一番，才覺得麻煩來了。他的眼裡露著卑瑣的神態，明顯是個窮人。但他還是鼓起了勇氣。

早在三個月之前，在宜昌，在即將修建攔河大壩的地方，這條河流已經被截流進邊上的人工導流渠。截流是整個大壩工程取得進展的第一個有形項目，全國上下都進行了電視直播。我觀看了其中的一部分，電視直播將新開挖的導流渠搞成了民族精神的慶典活動：建築工人們一邊揮舞手中的安全帽，一邊不停地歡呼雀躍，軍樂隊適時奏響了「歌唱祖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和其他政要都發表講話，談到了偉大的現代化，以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取得的偉大成就。那一天大霧瀰漫，鞭炮聲回蕩在霧氣繚繞的群山之間。

「我們要去給我父親掛墳飄，」黃能說道，「我一般至少隔年去一次。他解放前就過世了。」

「看見沒？我們中國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人們早晚會像你們美國人那樣，擁有自己的轎車。」

「我覺得，現在大多數人還是喜歡他們的，或者說至少不再仇恨他們。我們也不再稱他們為『日本佬』了。但打仗的時候，我們美國人一點都不喜歡他們。」

春節就要結束的一個晚上，我來到張先生的燒烤攤上要了五串羊肉串，他跟往常一樣招呼我坐到了凳子上。其他幾個攤主圍過來跟我閑聊起來，幾個路人也停下腳步對著我這個外國人圍觀。

在過江的路上，徐華說她會開車。我們當時坐在一艘破舊的過江渡船上，正要前往南岸，去看一看正在修建的「豐都移民新城」。我們當時正在說著別的什麼話題，徐華突然說她會開車。

「沒有，」我回答道，「我覺得這兒的人對我非常友好。」

「是的，」我說道，「我覺得那個女人很不講道理。她當時在取笑我，所以我才叫她不要嘲笑我們。不過，這事兒對我的影響不大，從那以後，她再也沒有說什麼了嘛。」

不多一會兒，圍觀的人群就散去了。我吃完羊肉串，坐在那裡看《重慶晚報》。我感覺到有一個人走了過來，湊上前來對著我的臉大聲叫道：「哈——羅——！」那一陣叫喊聲非常之大，叫完之後他就大笑了起來。我一直沒有抬頭看他——對他這樣的人，我完全不必理會。

「他們覺得台灣跟大陸是不同的，對嗎？」

春節臨近，我們有五個禮拜的假期，從1月中旬開始。桑尼去了泰國，諾林去了華南和越南。亞當打算坐船到上海，然後折返到南方的深圳去看望安妮。我打算一個人到貴州的群山之間做一番徒步旅行，但我越考慮在中國旅遊的事情，就越清晰地回憶起上次到新疆的火車之旅。我也想到了武隆之旅的精疲力竭，我在涪陵的生活因此被映襯得越發稱心如意。

稻田裡有一個人，正在用手栽插著一株株秧苗。他把袖子和褲管都卷得高高的。幹活兒的時候，他把腰彎得很低，一點一點地往後移動。稻秧在水田裡一行行地鋪展開來。這個農民不相信所謂的「拋秧」，他完全採用手工的方式栽插秧苗。

「我保證。」

「他們來這兒看過你們嗎？」

小王收到了一千兩百五十元壓歲錢，差不多是中國城鎮家庭月人均收入的三倍。其他小孩子得到的壓歲錢都在八百至一千元之間，只有方思洋有些例外，她只得到了七百元壓歲錢。方思洋是個很可愛的小女孩，梳著馬尾辮，我看得出來，她因為過節只得到這麼一點錢感到沮喪不已。一次，我問小王，方思洋的情況如何，他直言不諱地描述了她的社會等級：「她家是餵雞的。」

每到晚上，河對岸的涪陵城區流光溢彩。街道兩旁全都掛滿了紅色的燈籠和一連串的彩燈，所有的樹都進行了裝飾。南門山附近的那個小園子現在變成了色彩的海洋——煤塵滿布的小樹和灌木全都布滿了電燈泡，在城市的中心區域閃閃發光。人群接連不斷地來到這個小園子，拍下一張張照片。隨著節日的臨近，城裡面所有的人彷彿都在夜間走了出來，舉家出動，攜妻帶小，全都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來回溜達：有的在買零食，有的在看商店櫥窗，有的對著人群打望。士兵們也請了假回到家裡來，他們穿著制服逛街，一邊顯露出自豪的神情，一邊留意著人群中的小姐。大街兩旁，梯道兩邊，突然冒出了很多小食攤點——有的經營燒烤，有的在油炸土豆，有的在炸臭豆腐，還有小火鍋——一時之間，彷彿所有的人都把就餐地點改到了人行道上。我也一樣。我一直很喜歡涪陵的夜晚，可現在所有的事情都變得密集強化起來，現在這個地方充滿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與激|情。就連主幹道兩旁那些可憐的樹都好像充滿了生命力，閃耀著明晃晃的白色光芒。那些燈泡很隨意地纏繞在樹榦上，有時候會爆裂開來，把樹引燃。每當此時，那些樹會在一瞬之間釋放出火焰和煙霧，發出耀眼而又自豪的光芒。行人們會駐足觀看，哇哇尖叫，高聲大笑。隨即，火焰熄滅，樹在那裡輕輕地嘶響，陣陣煙霧升上天空，行人們繼續行走在燈火通明的城市之中。

整座山上都在侍弄水稻，一切都才剛剛開始。多數都已插上了秧苗，但剛收了麥子的稻田侍弄得稍微晚一點。順著山坡往下，有幾個農民還正在犁田。在比較陡峭的坡上，無法種植水稻，農民們連麥子都還沒有收割完畢。與此同時，農民們還在給玉米鋤草，還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這些玉米也就長得差不多了。目前，這些玉米稈還沒有長出頂穗，但差不多也長到了一人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