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過多久，年輕女子睡醒了。她在鋪位上翻了個身，跟她丈夫挨得更近了。「你是誰？」她玩笑一般輕聲問道，「你是誰？」

「什麼？」

「我們可以說一說聖誕節這個話題吧。他們學習的畢竟是美國文化啊。」

「四個，三個姐妹，還有我。」

我的父親也見證了這一點。學生們料理貝琳達後事的過程中，我父親跟我們一起幫著對他們安慰了一番。不過，一如往常，他們的悲傷顯得無言而又剛毅。這樣的無助和剛毅糅合成一體，其中的辛酸讓我感到十分難過。

「我父母在美國的大學教了很多年的書，教得比我好。如果那也不行的話，我們可以另外加課。我只不過覺得這是個好機會，學生們可以藉此聽到不同的人說的英語。」

我父親離開涪陵沒有多久，亞當的父母又來了。他吸取了我的一些教訓，也走了我的一些老路。他們在重慶住進了「假日酒店」，但同樣乘坐的是慢船，計程車同樣驚心動魄。剛開始的時候，他的父母臉上也有我父親當初的那種疲倦不堪。

日頭西下，江面上涼風習習。乘客大多來到了甲板上，觀看著群山慢慢掠過。幾個廣東生意人把手機緊貼在耳朵上，用廣東話大聲地聊著天。一個年輕姑娘斜靠在欄杆上，黑色長發和紫色短裙隨風飄舞。

「其實，」王先生樂呵呵地說，「你的父母不可以跟學生做這場講座。」

王先生笑了笑。無論遇到什麼事兒，他總會這樣淡淡地笑一下。如果你對王先生不太了解，這樣的笑容會令你覺得他不太可信，可一旦你對他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後，你會覺得他更不可信。

「晚上都有事兒嗎？」

「愚蠢啊，」有一次，當我們談起1989年的運動時，他這樣對我說道，「當然，學生們批評的那些問題很多都是準確的，但他們到底又知道多少呢？他們怎麼能夠領導這個國家呢？學生就是學生，他們根本不懂現實生活，因為他們還太年輕。他們不成熟，沒有像老百姓那樣勞動過，所以經常會對那些他們弄不明白的東西說三道四。」

「可如果是我在上課，他們就沒法說話了呀。」

「我要走了。」我說道。

她的丈夫咕噥了一句什麼，她吃吃地笑了笑。艙室的門打開了，外面傳來了馬達的轟鳴聲，以及江水在船舷上的拍打聲。「你是誰？」女子又低語了一聲。

那個字有好幾層意思：推動、推轉、推拒、推論、推移、推遲、推選。但如果說「推了」房子，那就只能意味著房子被推倒了。僅僅因為這個小女孩是第三個孩子，她家的房子就被當地的計劃生育幹部給推倒了。

王先生是我唯一覺得很討厭的人——一次次的事實證明，他是個非常油滑的人，很不坦誠。我對其他任何人都沒有這樣的看法，但其他人身上也有些東西令我覺得沮喪不已。傅主任也許是最可悲的例子，因為我知道，他是真心實意地喜歡我們，也很關心我們的生活狀況，但上頭給他的壓力似乎很大。曾經有好幾次，這種壓力使他無法在我們面前開誠布公。事情總是這樣——隨時都有來自上面的壓力，壞幹部推著好乾部走。好乾部隨處可見，壞幹部我們卻一次也沒有碰到過，然而他們似乎隨時隨地都在決定著事情的具體走向。

「是的。」

老農停下犁田的活兒，笑了起來。「我想起來了，」他說道，「你當時拿著一張地圖，還問了路。但你聽不懂我們說的話，結果走錯了路。我們想要幫你的！」

山谷里，春意無處不在——泡桐花競相開放，黃燦燦的油菜花迎風飄舞，一畦畦胡蘿蔔、萵筍、洋蔥、扁豆正在瘋長。竹弓撐著的塑料大棚之下，水稻的嫩秧一片碧綠，色彩艷麗。

「有的地方有，」我回答道，「但我家附近很平坦，比涪陵平坦得多。」

「所以他跑到這裏來了哦，」其中一個老太太說道，「你看他身體多好嘛！穿的衣服好少嘛！」

我認真一想，覺得他說得很對，至少從一個方面來看，一個民族如果想從二十來歲的青年人身上尋求道義之音的話，肯定不是什麼好跡象。可中國目前二十多歲的這個群體對於不到十年前發生的事情都沒有任何清晰的概念，似乎也非常可怕。我在席間跟琳達和莫·錢說起這事兒，原因之一就是想看看他們會有怎樣的反應。

亞當的父母回去后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學生食家」吃飯，吉米、莫和喬治碰巧經過那裡。他們讀三年級，也是我比較喜歡的幾個學生，我們用英語隨便地閑聊著。他們問我，亞當的父母喜不喜歡涪陵，我說還行，就是對幹部們的印象特別不好。

我曾在國外的媒體上讀到過這樣的報道，但我一直認為這樣的事情只在那些非常偏僻的地方才會發生。不過，我隨即意識到，我已經走了一整天，如果不是因為偏僻的話，這個小山谷不會顯得如此美麗。

「那些龜兒子，」我用漢語說道，「太牙刷了。」

亞當覺得這樣的過程無休無止，十分有趣。有時候，當他剛開始翻看相冊的時候，我只好走出辦公室，為的就是不至於聽他把那個問題重複二十遍，否則難保不會跟他幹上一架。因為沒有這樣的耐心，所以我盡量迅速而又不失禮節地把琳達的相冊翻看了一遍。裡邊的照片全是標準的「小姐照」——照相地點通常在公園，很少微笑；有時戴有草帽，化著濃妝，使用了柔光鏡；手裡拿著一朵花，下巴微微仰著似在遐思，背部微弓。一共有兩本相冊，我只看了五分鐘。看完之後，我把相冊還給了琳達，說了句「很漂亮！」

我明白，她說得很準確——她算得上是個漂亮女孩，但又沒漂亮到跟她其他方面的才能喧賓奪主，或者令其黯然失色。這是我在涪陵經常看到的又一種實用主義，人們對於自身的評價比美國人冷靜得多。涪陵人大多十分清楚自己手裡拿到的籌碼是什麼。琳達一直以來厄運連連，但她也有自己的天賦，因此，她一定會盡其所長。

「相信我好了，我是懂這個道理的，」王先生說，「我也很想聽聽他們做的講座，但譚先生不允許嘛。我很抱歉。」

圍桌而坐的三個人把頭湊了過來。「為什麼？」吉米用漢語小聲地問道。我用英語回答說：「因為他們覺得外辦的人很沒禮貌，他們不明白原因何在。」

涪陵的城中心圍著回水沱而建。圍著這個回水沱的巨大弧線，城市在陡峭的斜坡上順山而建，宛如一塊綴著燈光的百衲簾——小店透著微光，車燈閃著光柱，方形的窗戶泛著黃光——這一大塊亮閃閃的百衲簾懸挂在長江黑黢黢的水面上，搖曳閃爍。「中華號」駛向岸邊，鳴著汽笛，一點點地靠近碼頭。輪船緩緩向南，慢慢地駛出了主航道。終於，輪船擺脫長江水流的巨大牽掣，靠岸了。

空氣逐漸清新起來，顏色漸淡的藍色蒼穹上，還飄散著幾朵絮狀白雲。一艘艘小舢板紛紛進港準備過夜，幾個小孩子在淺水灣里赤身戲水，「中華號」從他們的身邊徑直駛過。高高的山坡上種著玉米，這些玉米已經種下了兩個月的時間，很快就要成熟了。玉米稈依舊像春天那樣通體翠綠，但頂穗很快就會褪色變黃。

「吼啥子？」我用中文跟她們說道。

「是嗎，」我回答道，「她的爹媽一定交了很多罰款吧。」

他總要在大負荷的體育鍛煉中才能感到些許安慰——身為五十六歲的老人，他每天依然要進行十六公里的跑步練習，我也覺得這是他緩解失眠癥狀的最好辦法。畢竟，我剛來涪陵的時候，跑步這項十分單調的活動對我具有很好的鎮靜作用。於是，那兩天，我帶著他長跑到了插旗山頂上，然後再進入崎嶇的山巒之中。我們一跑而過的時候，農民們總會停下腳步，盯著我們看上好一陣子。我們每天跑接近二十公里的路程，我還要確保自己的步伐夠快。

其中一個年輕女子走上前來，問道：「你是在涪陵參加長跑的那個外國人嗎？」

然而，其他諸種限制卻不是這樣的可有可無。桑尼和諾林的中文老師都是英語系的年輕女教師，在一年的學習過程中，她們結成了好朋友。那年春季一次放假的時候，其中一個老師邀請桑尼和諾林去她家裡玩，結果又在最後一分鐘取消了邀請，理由是去她家的路出了點問題。這事兒顯得非常奇怪——春雨還沒有來，那條路沒有理由會被沖毀。我們後來才知道，系領導告誡了那個年輕的女教師，不可以邀請外國人去她的家裡做客。表面看來，他們是擔心桑尼和諾林出事兒，而那位老師可能因此擔責。但這樣的命令更有可能同樣源自一開始就無形地籠罩在我們頭頂上的多疑症——外國人具有政治風險，應該保持距離。

「向上帝致意，他將快樂賜予年少的我，」我父親說道。

至此，來自繫上的指示無疑起到了雙重的自毀作用：我們不光知道了他們觀看的是盜版影碟，而且還看清師專意欲操控我們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到了何種程度。同時，我們也明白，這樣的操控是多麼反覆無常，因為在很多方面，師專又給我們留出了巨大的餘地。這在教學上尤其如此。邏輯上講，我們的教學是最應該受到嚴格限制的。除了偶爾有點小摩擦，比如亞當想做講座，以及想表演狄更斯的戲劇，我們在教學中的自由度比美國的學校無疑大了許多。沒有人檢查我們的教學大綱，或者在教學內容上面找麻煩，我們完全是想怎麼上課就怎麼上課。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們竟然讓我們去上文學課和文化課，因為這兩種課程總是包含著很強的政治意味。

「你是去年在涪陵長跑拿獎的那個外國人嗎？」他問道。

幾個小姐一邊哈哈大笑，一邊大叫著我的中文名字。她們的臉上畫著濃妝，頭髮也染了色。其中一個正在抽煙。

乘務員個子矮小，只有二十幾歲，身體瘦弱，無法掙脫開來。他穿著一件髒兮兮的藍白條紋制式襯衫，語氣急促地為自己辯解起來：他不是出售船票的人，他跟朝天門碼頭上的票販子沒有任何關係，作為遊客也不能不講道理。然而，一大堆乘客已經圍攏過來，大家開始提高嗓門一起抱怨起來，最後還是乘務員的上級出面救他。

兩個女人禮節性地交談了一會兒。她們問對方是否已經吃了飯，要到哪裡去，在重慶做什麼事。年輕夫婦要回遠在宜昌的家，老太太要去的地方是武漢。說起重慶，她們幾個沒一句好話。

另一個巨大的差異，是我們現在能說漢語。秋季，我開始在課外碰到學生時跟他們用漢語進行交談，因為他們也想聽聽我學了些什麼東西。可隨著時間的流逝，我開始認識到，那不僅僅是新奇。當他們說起普通話的時候，跟我一樣，也都跟原來大不相同。他們顯得輕鬆自在得多，因此這不僅僅是語言上的問題，其中也有政治的因素。

乘客轉而向領導吐起了自己的苦水，但依舊抓著乘務員的衣服沒有放手，領導又把大家已經聽過的理由重申了一遍，只是他講起來更加底氣充足。僵局維持了幾分鐘的樣子，但圍觀的乘客覺得好戲就要演完，開始紛亂地散開了。

不過，同時起作用的還有時間——他們畢竟認識我們有兩年了。這並不是簡單地說他們慢慢地九九藏書接受了我們這些外國人；我們改變了很多，我們現在更懂得，該怎樣去跟他們相處。他們依然覺得我們比較隨和，這一點讓他們從一開始就在我們跟學校的其他老師之間畫了一條分界線。不過，他們也明白，我們有時候會非常嚴肅，但即便嚴肅，我們也不是宣教者。尤其是討論到美國的時候，我們一般都會直言相告。那一學期，我給學生講述了《德西雷的兒子》以及蘭斯頓·休斯的詩歌，亞當的美國文化課則重點學習了美國民權運動。講到這一章節的時候，他沒有心慈手軟，播放了一段錄像，錄像里的密西西比州黑人學生詹姆斯·梅瑞迪斯被種族主義狙擊手射殺，倒在了公路邊。學生們明白，沒有誰逼著亞當播放這樣的錄像——他完全可以積極正面地向學生們宣傳美國在科技、經濟和教育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這讓學生們願意更為坦誠地面對他們覺得重要的東西。

「他也是老師！」老婦人指著她的丈夫說道，「他教小學，星期一到星期五上課，星期六和星期天回家幹活。」

第二年，我跟學生們的關係尤其好。這有亞當的部分功勞。他這個老師一直比我敬業，花了很多課外時間跟學生相處，還在我們的辦公室給學生建了一個圖書室。他是第一個真正贏得學生信任的外籍教師，同時又因為學生覺得我們兩人相差無幾，也就很自然地把對他的信任擴大到了我身上來。

「農民很少，土地很多。一個農民種上百畝地。在我們國家，種地要用機器。」

「我在師專附近見過你。我在江東中學讀書。」

江上的船隻多是大型客輪，猶如一座座燈光的小島，在江面上靜靜地漂過。有的是逆水從上海遠道而來，經過了安徽的平原地帶，經過了湖北的大小湖泊，駛過了工業重鎮武漢，駛過了三峽的道道懸崖。現在，他們即將到家，離重慶只有幾個小時的航程了。

我們回到校園才發現，就在我們露營期間，英語系一個名叫貝琳達的學生死了。她在星期五的下午感覺到頭痛，晚上被人送到醫院，星期六就去世了。醫生們都搞不明白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她是英語系在一年之內去世的第二個學生。此外，傅主任的一個姐姐最近也突然去世了。黨支部張書記的女兒原本是非常可愛的一個小學生，也在秋季的上課途中去世了。從好幾個方面看來，就算不是期待如此，這個孩子的去世也是人們意料之中的事情，因為她在一年前接受過腦部手術，然後還重新起了名字。由於有這樣的問題，張書記獲准生育第二個孩子。改名字是中國人的風俗習慣——名字改掉，健康改觀。

「讓我進入上帝的聖壇，」神甫用拉丁語回應道。

「是的。」

「我們外辦幹什麼了？」

跟我第一站停歇遇到的那位民辦教師一樣，老人的妻子邀我吃了飯再走，我則推說還得繼續趕路。在鄉下，這樣的邀請十分平常——實際上，我每次到田野鄉間遠足跋涉，總有人邀請我一起吃飯。似乎完全可以分文不帶也能夠到四川的鄉間旅行一圈，因為那裡的人們非常豪爽，如果不請你吃飯留宿，他們會覺得失了禮數。

「那麼，我的父母就不能跟學生們說話嗎？」

我們到涪陵南邊的高山上露營，其中包括海拔兩千多米的金佛山。那個地方非常漂亮，我和亞當之前曾經去過那裡。除了「三線建設」——也就是毛澤東為了防禦美國的核威懾而對中國的國防工業進行的重新布局——鼎盛時期搬遷至此的幾座老軍工廠和基地之外，這一地區根本沒有人開發利用過。鄧小平在1980年宣布取消這一工程計劃，涪陵等地的較大型工廠已經轉成了民用，但偏僻之地的小型工廠只能一棄了之。這些地方的交通十分不便，轉民用很划不來。再說，修在這些地方的工廠質量也非常差。即便在該計劃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年代里，很多工廠也是快乾加蠻幹，要不了幾年又得推倒重建。

到那個學期，我們越來越難以忍受那些沒頭沒腦的政治限制。一般而言，我都會盡量避免跟幹部打交道，幸運的是，這不難做到。若非萬不得已，我肯定不去外辦。我也儘可能少跟管理人員說話。我的公寓里有兩部電話：一部是外線直撥，一部是校園內線。這很好，因為只有幹部才會使用校園內線，所以我從來不接。

亞當又翻到下一頁。「這是誰？」

老人的妻子也從屋裡走了出來。她七十三歲，不住地抱怨著她家的農田，也就是我今天經過的最美的山谷里的那些田地。「幾個月沒下雨了，」她說道，「去年這個時候，水田全都灌滿水了——你看現在！惱火哦！我們這兒太窮了！」

「但你要知道，」他說道，「那個時候發生的事情，我也無能為力。不是因為我不關心——我也希望對此能夠有所行動。但那根本不可能，所以，我唯一做得到的就是當個好學生，畢業之後當個好老師。我覺得我能夠做的事情就只有這麼多。」

「做啥子嘛？」

「大醫院用嗎？」

還真管用——兩天之後，他就能安然入睡了。但他的鼻涕流個不停，嗓子也感到十分乾燥，他往水槽里咳出來的儘是煤塵。在涪陵接下來的日子里，他一直在生病。我的鼻竇上了火，也病倒了。我父親只好建議我們不要跑步了。

她說話的語氣很平靜，我看得出來，她和莫·錢的回答都十分坦誠。他們倆都不受這些問題的束縛，這跟我在涪陵認識的每一個人基本相似，儘管琳達和莫·錢的理由稍有不同。在莫·錢看來，對政治保持著最基本的參与度，在遇到更大的問題時好歹有助於克服那種渺小和無能為力，而琳達純粹是因為要操心另外的事情。琳達手裡等著要出的牌夠多的了，其他的事情都可以緩一緩。像這樣的涪陵人有很多很多，兩年之後，我終於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怎麼不合適？學生們是來學英語的，對吧？這是他們練習英語的好機會呀，再說，不就是講講農業問題嗎——又不涉及什麼政治。他們只不過講一講我們曾經居住過的鄉村的情況而已。」

從老師的身份來看，我再也沒有第一個春期那種不爽的感覺——一個外國人孤立無援地站在全班學生面前的那種感覺——這個年級的學生再也不會因為害羞而集體埋頭了。我很高興地看到，終於可以在課外跟他們說話了，我跟他們之間的關係既詼諧又嚴肅，這樣的關係在中國來說，似乎就是完美了。學校的生活第一次具有了人性，那些曾經在我看來雖然聰穎卻不幸淪為走卒的學生們，現在在我眼中具有了更加豐|滿的形象。

天氣十分暖和，背包壓得我汗流浹背。我在去年那個地方停了下來，還是在俯視烏江的那個峭壁上吃午飯。低頭看著腳下的江水，我心想：高高興興、平平安安。迷霧已經散去，陽光金燦燦地照耀著烏江水面。

「他那雙腳也大得很嘛！你看他穿的是好大一雙鞋喲！」

「噢，他們當然可以跟學生們說話呀！」

類似的指令總是把我們蒙在鼓裡，這才是最為糟糕的地方。這樣的做法轉移了多疑症，以致我們後來都會把每一次無關緊要的對話，以及每一次細微的計劃調整反覆分析，尋找其中被人為操控的種種蛛絲馬跡。當桑尼和諾林告訴我她們的邀請被取消之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當地的車站，車站駕駛員所講的跟我預先的推測完全吻合——那條路根本沒被沖毀，這就意味著，學校里有人對桑尼和諾林說了謊話。

他的孫子五歲，一直跟在我的身後，時而大笑，時而拉拉我的襯衫。老農微微一笑，輕聲地責罵他幾句。「太調皮了，」他自豪地說道。我點點頭，摸了摸孩子的前額。我一直在想那德國人——令我十分驚訝，這麼偏僻的地方竟然又來了一個外國人。老實說，這有點令我不爽，我一直樂於想象，我是唯一曾經穿越過這一片鄉村的外國人。

「沒興趣，」她回答道，「這件事我從來沒想過，現在也不會想。我覺得我們現在討論的這些話題非常重要，也許有一天我也能夠做點什麼。但現在的情況太複雜了。」

「沒事兒，」亞當說，「我們可以改到星期四。」

「是的。」

幾天之後，亞當準備在晚上給學生們做一場講座。他的父母曾經在威斯康星州的鄉下居住過，可以放一點幻燈片，同時給學生講一講美國的農業問題。亞當去了「外辦」，把這事兒給外辦的主任王先生講了一下。我父親做講座的時候，我就沒有這麼干——依我個人的想法，什麼都不要告訴外辦，因為那樣只會給自己惹來無法預料的麻煩。但亞當覺得王先生沒準兒也想順便聽聽講座，於是就跑去跟他說了這件事兒。結果，王先生說，不巧得很，學生在星期三的晚上沒空。

「沒交，」那位婦女說道，「他們家房子被推了！」

「在我們這裏就不行，」她說道，「只准生一個——如果多生，就要交罰款。」

「你們那兒的農村什麼樣？」

這裏的長江氣勢磅礴。江面時而寬達數百米，時而被兩岸的陡坡緊緊鎖住，但它的水流總也勢不可擋。長江裹挾著西部的高山融雪，一路上吸納了七百多條大小支流，奔騰激蕩在崇山峻岭之間。在世界上的大型江河中，經由長江流入大海的水量僅次於南美洲的亞馬遜河。

在涪陵認識的人中間，他是最不愛國的一個。我在的第一年，他曾經對學生在香港回歸這事兒上表現出的激動心情不屑一顧，覺得那是無知和幼稚的表現。令我感到驚訝的是，他對於運動持有相似的看法。

「我們要你過來一下。」

英語系察覺到這樣的動向只是早晚的事。一天，喬治·貝克·弗羅斯特在課間把我拉到了一邊。作為學生黨員，他跟上頭總是保持著一定的聯繫。

幾位老太太看著那小女孩，不禁搖了搖頭。聽到這樣的對話，她顯得很不自在，那神情彷彿在說：我很抱歉。毫無疑問，如果你知道由於自己的出生而讓自家的房屋給人推倒了，成長之路肯定會十分複雜坎坷。不過，她的眼神里還有別的東西，這東西很模糊，很難界定，但大體上是這樣的：有些東西比房子和金錢更重要。幾位老太太也看出了這一點。其中一個老太太撫弄了小女孩凌亂的頭髮，然後她就跑過去和其他孩子在沒有經過翻犁的田地里玩了起來。

從這個方面來說，我的觀點自頭一年的春季以來改變了許多，我當時對教育體系裡接二連三的說教功能感到悲觀不已。在一定程度上，走出教室頗有助益——每當我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間，看著這些孩子們完成家庭作業的時候，我都會想起我自己的學生，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畢業之後又會回到各自的地方從事教育工作。我逐漸明白，儘管政治說教依舊令我心煩，但那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標語口號不會永遠持續——在中國沒什麼東西會永遠持續——但那些受過教育的孩子們卻會從中持續受益，不管這個國家會有怎樣的改變。

「是的，」我回答道，「不過沒像他們盯著你們看那樣的。」

我看了看他，他的臉上帶著笑容，輕快地行走在這片稻田之間。我至此方才恍然大悟，他完全沒有我的那種倦怠感。涪陵的一切在他的身邊光怪陸read.99csw.com離地一閃而過，我的兩年濃縮成了他的十天，如今他就要回家了。我有點嫉妒他——但我同時又要感謝他，感謝他說對了一句話，我可以隨時去那位農戶的家登門拜訪。

她們沒說中文，應該是剛來中國沒多久。她們點菜的時候，對著牆壁上的圖片一通亂比亂划。服務員問她們麵條里要不要放辣椒，她們倆誰也聽不明白。但從服務員的語氣來看，她們又覺得那東西肯定非常重要，於是趕緊翻起了手中的詞彙手冊。除非她們想起了我的存在，我是打定主意不出手相救的。

「對頭！」

「他們家房子被推了！」

涪陵總有人死去。當然，哪裡都有人死去，但在江城發生的死亡事件頻率和突發性雙雙超常。而且，事情總是發生得有些莫名其妙。就在那年晚些時候，天主堂的屋頂突然坍陷，一個婦女被活活壓死。我離開的那一年，在涪陵無疑是最無意義卻又最可憐的死亡事件之外，英語系又有一名學生在盥洗室滑倒，因頭部受撞擊而死去。在涪陵這樣的地方，一次小小的意外事故有時候竟會以慘劇收場，因為相應的醫療條件十分缺乏。這一系列死亡事件給我的學生形成的衝擊沒有我想象的那麼巨大，一陣子悲傷之後，他們的生活又會如常進行。

「這是我！」相冊的主人會這樣回答。

「他們是誰？」我問道，「看上去像是兩兄弟。」

亞當的做法是看到每一張照片都會稍作停頓，然後問：「這是誰？」

三輛礦石車順索道飛馳而下，坐在白色礦石上的幾個工人滿臉歡笑，大喊大叫著。我從去年看到的那條標語邊上走了過去：

她的丈夫什麼也沒有說。他幫他的妻子脫了鞋，然後就爬上床在她身邊躺了下來。就著艙室的燈光，他看起了雜誌，她則早已打起了盹兒。鋪位不到三尺寬，但他們躺在那裡顯得非常愜意。

「我從來沒想過，我也會有這樣的經歷，」我父親說道，「徑直走進中國農民的屋子裡，跟他們進行那樣的交流。如果我是你，我會每個星期都去一趟。」

我看了作業才明白，那幾個字是喬治寫的——他是全班最為自負的學生，長得很帥，也是個很不錯的運動員。此外，他還是個潮流主導者，我因此很快就收到了威廉·福斯特的作業，他原來名叫威利，現在則自豪地把自己升級成了威廉·傑斐遜·福斯特。沒過多久，威廉·傑斐遜·福斯特說服他的女友改成了南希·德魯（這是亞當的提議）。接下來，班長莫覺得自己的權威容不得任何想象中的缺陷的玷污，也開始在姓氏上挖空心思起來。他要我給點建議，然後很快就在自己的作業本上籤下了莫·錢這個名字。

「這是我！」

這一帶的農村沒有中學，如果他們要繼續學業，只能到涪陵住讀。小男孩每個月要拿出一百七十元錢來支付房租和伙食，他的哥哥估計，當地有百分之九十的孩子能夠繼續讀到中學。他們一般坐船下到涪陵，每兩周回家一次。

那個春季，幾個男學生覺得他們應該起個英文的姓。外教們都有中文姓氏，學生們為什麼要區別對待？

輪船從重慶出來走了四個小時。河岸上燈光點點：那是一座座房屋，一間間廠房，一輛輛汽車。一座正在修建的橋樑從頭頂掠過。船上的喇叭響了起來，宣布下一站即將停靠涪陵。緊接著，江上的美夢中斷，城市進入了眼帘。

我絲毫沒有侮辱之意，可那兩個丹麥女子好像往那個方向去想了。我懶得跟她們多費口舌，說什麼涪陵的人對我已經習見為常。不過，出於禮貌我還是把電話號碼給了那兩個丹麥人，以防她們有麻煩的時候用得著。然後，我就走了，讓她們去跟那些棒棒軍打交道吧。

「對，我去年來過，我就住在涪陵。」

我進入了第四個山谷，一位農民正趕著水牛犁田。他把褲管挽到了膝蓋之上，在水田的淤泥里來回行走著。旁邊是一塊油菜地，散發出濃濃的清香味。老農的妻子和孫子正坐在田邊上，我停下腳步，跟他們打了一聲招呼。

「對頭。」

「她是他們家第三個孩子！」其中一個婦女說道。

我們聊起了農活，他問我美國的農民是不是真用飛機來播種。涪陵周邊的很多農民好像都聽到過這個說法：當我在田間地頭行走的時候，他們常常會拿這個問題來問我。我一般會對他們說，加州的水稻有時候會用飛機來播種。看得出來，這些四川農民一邊打量著周圍的景象——爬犁、水牛、牛糞，一邊腦子飛轉，看還能不能在什麼地方放得進一架播種的飛機。

我們聊了一會兒，對於我生活在這樣的地方，她們覺得簡直不可思議，因為涪陵人對她們的關注程度令她們驚恐不已。

「是嗎？他來這裏幹什麼？」

老人姓楊。他給我端來一碗放了白糖的開水，我跟他坐在街檐坎聊了起來。他家除了他，還有一個兒子、兒媳，以及一個四個月大的嬰兒。他們的日子過得不錯，電已經通上十多年了。塑料大棚之下，他們育的稻秧長得很好。他們家養了六頭豬。他家還有一隻貓，用一根繩子套住，另一頭拴了一個百事可樂的塑料瓶。瓶子里裝了些水，貓咪拖著它不會跑得太遠。我一直不太喜歡貓，那個百事可樂瓶倒是個不錯的點子。

重慶以北五公里，長江急轉向東，拐彎處有一座佛龕，一座歷經風雨的寶塔高高地俯瞰著江面。山巒越來越高——綠色的山峰崎嶇不平，往下是一片片灰白的石灰岩層，去年的洪水留下了清晰的水位線。這一帶的山坡大多十分陡斜，無法修建工廠或者公寓樓。隨著輪船往東駛去，小塊農地逐漸多了起來。農民們的住房十分簡陋：要麼是土牆，要麼是磚牆，屋頂全都蓋著青瓦。房前屋后，總有幾叢芭蕉樹。沿江的坡地上，工廠沒有立錐之地，全被改成台地，種上了莊稼。

「對呀，大醫院要用！」

整個山裡的人都還記得我。他們也都談起了那位德國人，看來他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一個農民的家裡停下來休息，人們告訴我，他跟我穿著同樣的長筒靴。

「我聽說也是這樣，」她說道，「但我們中國的地主全都被消滅了。」

「當然啦！」

今天的問題正是錢引起的。那位乘客對三等艙室的服務質量十分不滿。他是在重慶朝天門碼頭上的票販子那裡買的票，票販子給他打包票，說船的條件很好。而「中華號」呢，雖可將就，卻也著實破舊，甲板上污物遍地，實在不算「條件很好」。那位乘客說，他大老遠地跑到這裏來，為的是看一看三峽風光，船票買得還不便宜。他怒氣沖沖，說話很快，一隻肉乎乎的大手緊緊攥住乘務員的肩章，一把拖到跟前，衝著他大吼一通。

還是在12月份的時候，桑尼、亞當和我根據《聖誕頌歌》寫了一個劇本，打算在口語課上讓學生們表演狄更斯的這齣戲劇。在準備的過程中，我被叫到了傅主任的辦公室，他神情緊張地對我說，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教學生唱聖誕歌曲。

這是王先生鍾愛的招數之一——好乾部／壞幹部。譚先生是分管外辦的高層領導，他在王先生的眼裡總是一個壞幹部。事實上，我們覺得譚先生是師專最和藹的領導，他為人友善，對我們非常坦誠。如果我們有事兒直接找他，也許會簡單得多，但讓譚先生置身於安全距離之外有用得多，誰讓他是壞幹部呢。

隨著我在課外越來越多地接觸學生，我逐漸地注意到這種方式多麼有用。只要發生了敏感的事情，我們都會用漢語進行探討。我覺得這很神奇，因為英語才應該是我們之間的秘密用語——一旦出了校門，幾乎沒有人聽得懂這種語言，要討論類似話題的時候不被別人聽見，最安全的莫過於使用英語。然而，即便是在「學生食家」這樣人來人往的地方，在政治、性、我們跟學校的關係這些話題上談到關鍵之處時，我們都會改說漢語。就連最好的學生也會進行這樣的轉換，儘管他們的英語比我的漢語說得熟練。

我們跟管理層之間的麻煩大多十分荒謬，很少是正兒八經的大事：對於教唱聖誕歌曲的事兒，我也很不在乎。但經歷了一年半之後，這樣的尷尬似乎早就應該煙消雲散了，我們本應該成為好朋友，可以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暢所欲言。

「為什麼不可以？」

年輕女子點頭表示認同，還說重慶的交通非常不方便，一點都沒有宜昌好。

晚上沒有水翼飛船，沒有打漁船，也沒有僅容得下兩個人的小舢板。「中華號」偶爾會駛過一段長長的淺灘，小船靠了岸準備過夜，緊挨著竹木棚屋，棚屋的窗戶透出溫暖的光線——要麼是臨時搭建的餐館或者旅館，要麼是麻將館。駁船全都停歇下來了。

太陽下山了。天空變成了橘紅色，群山變成了藏青色，圓圓的太陽投射出最後一束光芒，在輪船的尾浪里時隱時現。緊接著，太陽落到了西邊的群山之後。

我本想提醒他，就在春季，學校的校園廣播在午間娛樂節目中還播放了《這個聖嬰是誰》這首聖誕歌曲。但我也明白，跟他爭這個沒什麼希望，因為這中間沒有任何邏輯可言。正是本著這樣的精神，我讓學生們用愛國歌曲取代了其中的聖誕頌歌。如果這也有問題的話，那就是把狄更斯的戲劇演得更活了。我最喜歡的一個場景，是憤怒的斯克魯奇面對著聖誕頌歌表演隊揮舞著手中的拐杖，這群人正在聲嘶力竭地演唱著歌頌毛澤東的「東方紅」，那個憤怒的老頭卻急得大喊大叫：「漢堡包！」

農民的母親走出來跟我們聊天。這位老太太八十一歲高齡，我問她是不是從小就在這所房子里長大的，她禁不住笑了起來。「這裏原來是地主的房子！」她這樣說道，「我家裡窮得不得了，哪裡住得起這樣的房子喲！」

「學校的人覺得不合適。」他又笑了笑。

「我們只有一個鋪位，」年輕女子說道，「我們剛結了婚。」

我走進餐館的時候，她們倆對著我打量了一番，然後就移開了目光，彷彿根本不曾看見過一樣。根據我以往的旅遊經歷來看，這是旅行者的典型做派——來到某個偏僻地方之後，你會對其他外來者的出現覺得反感不已。但我不是來涪陵旅遊的遊客，如果有其他外國人覺得我冒犯了他們的獨佔鰲頭，我會覺得非常不爽。我什麼也沒有說，只是在離那兩個丹麥人不遠處找了張桌子坐下。

三等艙室里，一對青年男女安放好了行李。他們可能才十八歲，也可能已經三十多歲，跟中國的年輕人一樣，他們看上去都顯得年輕。艙室里一共有八個鋪位，上下兩層。下鋪的一個老太太問這對青年男女，剩下的兩個鋪位是不是他們的。

還有一天晚上，亞當和我正在跟她，還有莫·錢一起吃飯，我們喝了幾杯啤酒，開始用中文說起一些嚴肅的事情。話題逐漸轉到了曾經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潮，這也是涪陵人很少談起的話題，因為大多數人對於1989年發生的事情沒什麼感覺。當時涪陵曾經發生過規模不大的抗議活動，學生組成的遊行隊伍一直走到了南門山。人們模模糊糊地聽說成都和北京發生的事件，但幾乎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我的攝影師朋友柯賢龍是個罕見的例外，他認真地聽了「美國之音」的新聞報道。

「這地方沒什麼好的，」read.99csw.com其中一位老太太說道，「我們這裡是窮山區。經濟上糟糕得很。」

「她們在喊我的中文名字。」

在去金佛山的路上，我和父親在一條深谷里步行了一段路，一路上到處都是空置的倉庫和廠房，只剩一片片斷垣殘壁，斑駁的牆壁上那些二十年前塗刷的標語依稀可見：

那十天的時間有如旋風一般很快就過去了。我父親在涪陵停留的最後一天下午，我們步行爬到了插旗山的半山腰。那一天十分暖和，太陽明晃晃地懸挂在涪陵城的上空，山上吹拂著一陣陣涼風。一個農民正在侍弄稻田，他邀請我們進他的屋裡去坐一坐。我們走進內院，在粗拙的凳子上坐了下來。沒有人吵鬧，沒有汽車奔跑，沒有人潮湧動，也沒有懸挂標語。我們只是坐在那裡，呼吸著鄉下清新而潔凈的空氣。

「他們是要上課嗎？」亞當問道。

到了碼頭上，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我終於找到一輛計程車，他願意以十五元的價格把我們送到師專。計程車上瀰漫著宏聲香煙的氣味。跟往常一樣，我們乘坐的這輛計程車因為意想不到地搭載了外國人而大受鼓舞。他開著計程車從市中心疾駛而過，兩邊的行人被快速地甩在了後邊。我們好不容易開上了烏江大橋，深深的河谷里流淌著碧綠的江水。父親將座位邊上的門扶手緊緊地抓在手心裏。大橋的護欄一閃而過。計程車的馬達吼得震天響。

她們對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我等著有人來問我的薪水。可其中一個女人轉身問道：「你們國家搞計劃生育嗎？」

河岸的山坡太陡，無法種植水稻。有的陡坡上石頭太多，玉米也沒法種植。不過，即便是在最為嶙峋的土地上，也總能發現耕種的跡象——石縫之間那一點點泥土裡起碼也種植了一排玉米。農作物都成豎行栽種，順坡而下。每一塊坡地上都有坎子橫過，從而盡量減緩坡度。

「你們家有幾個孩子？」一個人問道。

這是一所大房子，佔地很寬，老太太告訴我，房子是一百五十多年前修建的。現在住了好幾家人。房頂上蓋著青瓦，屋檐上還有老式的雕花。在涪陵的鄉下，這樣的建築物並不多見。我問她，那個地主和他的家人後來怎麼樣了。

「那倒是，但課一定要你自己來上。」

「繫上叫我們不要教你們學那些詞語，」他說道。

第二天，亞當點完名，然後就宣布解散了。他說，學生們可以離開了，但他們如果願意留下來聽一聽梅先生和梅太太的講座，非常歡迎。一個學生也沒有走開。他的父母播放了幻燈片，講了講美國農業的有關問題。學生們提了問，問題也得到了解答。幹部們都沒有到場，可他們後來肯定聽說了這件事兒。

聽了我的回答，他點了點頭。「比大多數人都多啊。我們農村老師的工資要低得多。但我看那德國人掙的比你高得多。」

我總是跟農民們說恭維話，因而又總是聽到他們把自己生活的地方貶得一塌糊塗。站在明媚的陽光底下，身旁是盛開的油菜花，小麥、水稻正在茁壯成長，他們談論著自己的家鄉是多麼艱苦，臉上卻帶著無與倫比的快樂表情。

我把我們的談話內容替我父親做了翻譯，他卻並不認同。「我們美國當然有地主啦，」他說道。我想了想，覺得他說的是對的。我離開的時間只有兩年，但那個不僅存在地主，而且地主未曾遭到殺害或者流放的國家竟然恍如異國他鄉。

「最近有個德國人來過我們這裏。」

秋季那一學期，亞當開始上西班牙語課，這把事情弄得更為複雜了。很快，意為「傻帽」的西班牙語「tonto」也開始大行其道起來，跟「牙刷」和「雅虎」這兩個詞一道，在上自教學樓頂樓，下至「學生食家」這個地段內無處不在。我差一點就為英語系的幹部們感到內疚了——我想象得到，他們的腦瓜被這些無聊的玩意兒弄昏成了什麼樣，壞幹部們又是如何正在加班加點地評估，喬納森·斯威夫特和西班牙語「傻帽」具有怎樣的政治風險。也許他們在急切地盼望著，我們早一天帶著這些詞一走了之就好。但還有好幾個月的時間，三種語言，一種方言，足夠我們胡亂地用上一陣了。

整整兩天的時間，我父親在涪陵怎麼也睡不著。噪音、灰塵、語言、無盡的人潮、街上的喧鬧——這全都讓他無法承受。夜晚，他睜大眼睛躺在床上，耳朵里滿是江上傳來的汽笛聲。我花一年半才適應了這個城市的一切，他現在卻只有十天的時間。

「你有沒有注意到，今年跟去年很不一樣？去年你來的時候，我們很多田裡都灌滿了水，但今年還沒下雨，什麼東西都比往年晚了點。天太幹了。」

那位乘客身材魁梧，脖子粗短，蓄著小平頭，雙手粗大有力。他那汗珠直淌的圓臉上，黝黑的雙眼裡怒火中燒。他是個有錢的主——從他的衣著、鋥亮的皮鞋、絲綢襯衫一眼就看得出來，但最直觀的還是他遊客的身份。近十年間，中國的國內旅遊蓬勃發展，但一般的老百姓還遠遠達不到為玩樂而出遊的地步。這位遊客屬於新興階層，他們全身上下基本上都用金錢進行了武裝：衣著光鮮，腰上別著個BP機或者大哥大，而且總是大腹便便。

這條大江是走出重慶最快捷的通道。這座城市新修了一個機場、一條高速公路。完工於1952年的鐵路儘管日漸老化，在當時卻是技術革新的產物——也是解放后，毛澤東的得力助手鄧小平在大西南取得的第一項偉大成就。但長江上的狀況一點也沒有得到多少改善。火車很慢，道路交通糟糕透頂。因為污染嚴重，河谷里總是大霧瀰漫，飛機經常晚點。長江航運的便捷由此顯現，不管方式如何，這種便捷今後仍將存在。

乘客共用鋪位不是什麼稀罕事兒，但年輕女子的丈夫還是窘紅了臉。女子長得很漂亮，蓄著短辮，微笑著撫了撫丈夫的肩膀。

「太落後了，」老太太一邊搖頭一邊說道，「人們的工資那麼低，生活費還那麼高。」

老農點了點頭。「跟新疆差不多，」他說道，「北方的土地很多，也很平坦。那些地方會用機器種地，但我們這裏不行。」

「不搞，人們想生幾個就生幾個。」

「我想成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擊球手……」

那十來天，也許是我在中國感到最漫長的一段時間。我看到的彷彿就是我頭一年經歷的翻版，經過了剪切、接合，然後硬生生地塞進了十天的時間里——全都是對這座城市的恐懼、厭煩、迷戀和好奇，這一切在一周多的時間里對我父親進行了狂轟濫炸。我很難預測，下一個困擾我父親的是什麼東西，因為我已經在涪陵生活了很長時間，根本無法從外來者的角度去看待這一切。在我看來非常舒適的慢船，卻可能讓他感到惶恐不已，而我擔心的其他問題，例如辛辣的食物，卻絲毫不是問題。跟身處世界各地的和平隊員一樣，我感覺到父親的來訪成了一次全面的展示：突然之間，我才發覺，我已經學會了那麼多東西，也忘掉了那麼多東西。

我去重慶機場接到了我父親。我們在碼頭附近一家對中國人開放的旅館里住了下來，因為我覺得沒必要多花四倍的價錢去住專為外國人開放的賓館。那天晚上，旅館的服務員往房間里打了兩次電話，來房間里看了兩次，每次都說是要查驗我們的護照。每騷擾一次，我本已深受時差之苦的父親就害怕一次，我則盡量給他解釋，服務員也許只是好奇而已。

「李佳麗告訴我們的，她是我們的朋友。」這位小姐說完，她們全都哈哈大笑起來。

「恐怕不行。」

我下定決心以此作為我全天的頌歌：高高興興、平平安安。橫越過滿目瘡痍的山坡時，我不停地念叨著這幾句真言。然後，我下到深綠色的山谷，那兒流淌著的一條條小溪全都往西注入了烏江。

總體而言，他們對我們還是很不錯的。考慮到涪陵地處偏僻，缺乏外教，他們對我們還算不乏信任。然而，最後那小小的一步始終沒有邁出，因為那麼多重大的壁壘和障礙都早已煙消雲散，因此這讓人感到更加沮喪。到春季的時候，我意識到，以我在涪陵的時間來看，這最後的壁壘和障礙是永遠也不會被拆除了，於是我盡量地不去考慮這些。我生活的其他方面倒是越來越好了。

「正確。」

又過了一會兒，我遇到了一個二十齣頭的年輕人，跟他一起的是他的小弟弟——一個十二歲的小男孩。男孩穿著校服，一眼就認出了我。

今天，六點整的慢船「中華號」即將駛離重慶港，乘客們早已等不及了。時值6月，天氣悶熱，陽光透過城市上空瀰漫著煤塵的霧靄，熱烘烘地炙烤著大地，讓人渾身上下直冒汗。一個個乘客顯得疲憊不堪，肝火升騰。乘船的大多是遊客，來自全國各地，要麼剛走下擁擠不堪的火車，要麼剛下令人傷心欲絕的破舊公車。他們的脾氣早已融進了四川的燥熱之中。開船之前十分鐘，一位乘客跟乘務員剛在頂層甲板上大吵了一架。

其中一個小男孩四歲大小，他的哥哥有六歲或者七歲的樣子。兄弟倆身上很臟，因為害怕外國人，只站在坎上的麥田裡專註地看著我。又有一個四歲的小女孩走了過來——個兒矮小，黑髮蓬亂，臉上污跡斑斑。這個小女孩睜大了眼睛看著我。她有一雙烏黑的大眼睛，很像我妹妹貝吉塔小的時候。我對著她笑了笑，她也對著我笑了笑。

喬治笑了笑，然後又看了看身後。在重慶方言中，說某人很牙刷是十分過頭的侮辱用詞。在四川的其他地方，這種用法也許沒有任何意義，但不知何故，它在川東的峽江地區被用作形容詞，具有很強烈的諷刺意味。那差不多相當於說某人毫無用處。

「不是，」我回答道，「我是美國人。」

我們同意把教學樓周圍設為安全區，但這些警戒線無一例外都失靈了。這是一個具有風險性的戰場——說某人很牙刷比唱聖誕頌歌更為背信棄義——很快，這種共有的離經叛道把我們和學生之間的關係拉得更加緊密了。到此，語言的流動具有了雙向性，誰也控制不了。自從我們在第一學期學習了喬納森·斯威夫特之後，學生們便被「雅虎」這個詞語沖昏了頭腦。這聽起來像是一個中文詞彙，但實際上它跟「牙刷」這個詞的意思頗為相近。不管出於什麼由頭，學生們總是「雅虎」、「雅虎」地說個不停。更好玩的是，很多學生說的是四川方言，習慣上「h」、「f」不分，紛紛念成了「雅蝮」。黃凱也念成了這樣，這也標志著他的第一堂英語課開課了。當我來到「學生食家」吃午飯的時候，他總會仰起頭看著我，認真其事地說：「雅蝮！」身為文學老師，我覺得那也許是我最值得驕傲的成就之一。我也九九藏書知道，如果斯威夫特親眼看見這個兩歲的中國小男孩穿著開襠褲屁顛屁顛亂跑，把他遇到的外國人都叫做「雅虎」的話，不知道會激動成什麼樣子。

我們坐在地主曾經的房子里，跟人們聊了接近一個小時的時間。有個人牽著水牛從院子里走了過去。孩子們也放學回家了。有一個十來歲的小女孩，我父親覺得跟我的妹妹安吉拉長得很像——也就是她走路的樣子有幾分相像而已。橘紅色的太陽從城市的另一面落了下去。我們謝過那一家人就走了，從一片田地之間往回走著。

幾個孩子也圍過來看我，我注意到有兩個小孩子站得很近。

有幾個男生擔起了教亞當和我把方言說好的重任。當我們在日常交往中用上新詞新語的時候，「學生食家」那些人會覺得十分開心。「現在你成了正兒八經的中國通！」黃能說道。

第二天，我很早就收了帳篷，坐上了往下游的輪船。江水的水位很低，岸邊的白色石灰岩懸崖稜角清晰，靠近烏江碧綠江水處，是一道道的條形蝕痕。江面上四五米高的地方，夏季的洪水會漲到這裏，在崖壁上留下一道黑黑的水位線。那天是星期天，船上擠滿了返回學校的農家孩子。站在船尾，看著灰白色的懸崖在霧靄中向後掠去，我知道我再也見不到這塊地方了。那是我在涪陵的最後一個春天。

「一萬多塊呢！」另一個婦女插嘴說道。

琳達自己的處理方式，跟大家期待的如出一轍。一面是無助，一面是力量，她已經見慣了這兩者交織的情形——她的母親很早就已過世，父親從春季開始跟癌症做起了抗爭。春季，琳達和她的妹妹都去看過算命先生，兩人的命運大抵相同：父親在世的時間不會太多了。亞當和我都覺得，在這種情況下，她不應該再去找什麼算命先生，於是我們跟琳達做了很多交流。但她始終覺得她的命運已經註定，能夠做的就是默默地承受。那個學期，她利用周末回了好幾趟家，但她一直保持著常態。即便在她父親病重的過程中，她依然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學生。

有那麼一陣，他輕聲地抱怨著雨水不夠，說這會把春耕的所有安排往後推遲。但農民們只有等待，期待著能夠熬過閏5月的春旱時節。

一天晚上，她在圖書館給我看了她的相冊。翻看學生的相冊往往令我很不自在，因為中國人在拍下毫無自我特色的照片的時候，不會存在任何別的意圖。作為以謙遜著稱的民族，這一點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既是外強里的中干，也是平時難得一見的孤芳自賞——相冊主人可能從不同角度給自己狂拍五十張照片，然後裝進了相冊。我一直沒搞明白應該如何應對這樣的事情：一眼看過某位年輕女子五十張不同的臉部特寫照片之後，你還有什麼要說的？

「也許你們不應該在學校附近說那些詞，」他說道，「不然的話，他們會找我們的麻煩。」

就在這烏江邊的鄉村，我琢磨著德國人的事兒。我在想，這個地方莫非到了外國人隨處可見的地步么。老太太見我正出神地望著遠處的風景，便問我的老家是不是也有這樣的大山。

「推了？」

寂靜的山谷里，殘破的牆壁足以昭示，當初的建設工程進行得如何倉促。然而，再也沒有人來朗讀這條標語了，建築工人們要麼回了重慶，要麼回了涪陵，反正是來自哪裡就回到了哪裡。整個山谷里，只有我和我父親行走在為了應對美國的原子彈而匆忙建起來的斷垣殘瓦之間。

琳達不是黨員，儘管我敢肯定，像她這樣的聰明人只要想加入的話應該早就加入了。我問她，為什麼沒有想過申請入黨。

一天，我在批改作業的時候，注意到了這樣的趨勢。當時我在想：喬治·貝克·弗羅斯特是哪個傢伙啊？之前從沒聽說過誰叫這個名字，可他在課外作業的上方用特大字型大小頗感得意地寫下了這個名字。

「我們一定要小心，」喬治說道。

他解開水牛，放它到油菜地里吃草。那老農五十四歲，個子瘦小，但跟他用來犁田的那頭水牛一樣身板結實。他滿頭的黑髮剪得很短。依我看，如果他梳洗一下，看起來還真像個當老師的。但今天這個周末屬於農民，所以他的雙腿上沾滿了稀泥，從衣服到頭頂的黃色泥點依稀可見。

我本想說：隔牆有耳。但我只是笑著點了點頭。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如此偏遠的地方有這麼多學生遠行到涪陵求學。我意識到，我自己的學生畢業后，教授的就是他們這樣的學生。於是，我看到了自己工作的價值——我教的不僅僅是文學課，其中還有一個毫無爭議的事實，在幾近兩年的時間里，我在這裏的教育體系——包括這些孩子們的教育體系——當中佔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我穿過兩個小山谷之後，就來到了涪陵涼塘砂石廠。過去一年的時間里，什麼都沒有改變，去年我還不太認識的兩條宣傳標語現在也能夠念出聲來了：

老婦人把我細細地打量了一番。「我去年見過你的，對不對？」她問道。

每當我到師專後面的田間地頭跋涉，看到一個個學生趴在自家的街檐坎上完成家庭作業時，我也會有這樣的想法。一個個陽光明媚的下午，幾乎每一個街檐坎上都會有一個孩子——涪陵的學校總是會布置很多家庭作業，學生們總會特別勤奮地完成那一堆堆作業，哪怕他們來自沒受過什麼教育的農村家庭。我逐漸地認識到，這也許是當地人身上最令我敬重的一種品質：他們對教育充滿了無限的尊重，在這樣的地方教書，感覺真的很好。

「恐怕不行，」他說道，「學生們星期四也不會有空。」

「也與你的心靈同在，」我父親說道。

琳達是我最喜歡的學生之一，她覺得沒有必要再取一個英文姓氏。在三年級所有學生中，她也許是最聰明的，一年前被提名保送至位於重慶的四川外語學院。從涪陵到重慶，這是一個很大的跨越，每年都只有極少數的尖子生被選中保送，那也就意味著，他們的人生軌跡不再局限於回到鄉下當老師。不過，這個挑選過程既帶有濃重的政治色彩，也存在著徇私偏袒。琳達在之前一次走過場的體育考試中吃了敗仗，因為體育系的某個老師從琳達進校開始就一直跟她過不去。實際上，在所有的女生中，琳達的體育算是比較好的，這種不公現象在英語系引起了很大的憤慨，但大家都無能為力——體育系那位老師說了才算。這種對學生不留情面的欺侮行為在校園裡十分典型，尤其當它來自體育系的時候，大家普遍選擇了忍讓。

「沒有，」我回答道。

「你看這樣做怎麼樣？」亞當說道，「我先上課，課上完之後，學生們可以向我的父母提問。這樣行嗎？」

「這兒的人，」其中一個人說道，「只會盯著我們看。不管走到哪裡，他們都會盯著我們看。他們也會盯著你看嗎？」

「這都是醫院要用的，」當我問他那麼干有何用處時，那人朗聲說道。

「那麼，我去跟他們商量一下，看什麼時間合適，然後我再告訴你吧。我覺得，你也可以聽聽這場講座。」

幾個孩子圍了過來，盯著我看個不停。那個十二歲的小男孩告訴他們，我就是那個贏得涪陵長跑比賽冠軍的外國人。他把每一個細節都描述得活靈活現，尤其強調我領先其他選手很多。儘管我已經習以為常，但他的描述還是不免令我尷尬；哪怕過去了一年的時間，很多涪陵人還是因為這事兒記住了我是誰。

每當我拿不準該走哪一條路的時候，我都徑直向人們打聽，我去年走的是哪裡。每個人都記得很清楚——記不得我的人好像一個都沒有。他們也都談起了那位德國人，我真想見見他，因為我越來越好奇，他來這裏究竟研究了什麼東西。這真像追尋著庫爾茨的足跡遊覽剛果河，我不斷地聽到有關的隻言片語，全都是他走路的架勢、如何有錢、穿了什麼靴子。至此，我意識到，他一定也聽說了我的情況，而他也很可能覺得自己是追尋著某個陌生外國人的足跡在烏江峽谷的崎嶇山嶺之中艱難跋涉。

「我記錯了，」我對她說道，「我們國家確實有地主。」

我們露營了兩個晚上，還爬到了石灰崖壁上一個很深的山洞跟前。洞口本是天然形成的，但不知為了什麼不為人知的軍事用途——也許是軍需庫，也許是彈藥倉，有人把它又擴大了許多，還修了一條長長的隧道，直通到金佛山山體的最深處。一片黑暗之中，我們藉著手電筒的光亮跋涉了四百多米的長度，又從大山的另外一面鑽了出來。順著北坡下去是一片片稻田，有一條道路返回涪陵。

沿途的風景有一種無言的美——沒有驚險的場景，但略顯粗獷的山巒、間或出現的梯狀耕地依然魅力十足。一如重慶城剛被無言地拋在了身後，霎時之間便一目了然，沿途的風景也是由長江水持久的作用力一點一點造就而成。

「對頭，」那位婦女說道，「他們爹媽交了罰款的。」

那正是我遇到醫療急救時必須要去的地方啊。「他們會重複使用這些針頭嗎？」我問道。

我終於明白，他們害怕的不是被別人聽見。這其實是個自在與否的問題，因為拿不太準的話題用母語更容易表達清楚。不過，我也感覺到，他們真正害怕的是他們自己：所有的限制其實早就植入了他們的頭腦。英語是上了學才學到的，它因此和教育制度、政治條規難解難分。當他們說起這種語言的時候，頭腦里會不由自主地敲響警鐘——這是在學校學到的語言，也是外國人的語言——在這兩種背景下，他們早就被訓練成了謹言慎行的人。一旦認識到這樣的限制已經內化到他們頭腦里之後，我就開始想，壞幹部會不會也是這樣呢。這種限制也許僅存於好乾部們頭腦中很小的一個角落，這樣的恐懼十分糾結，大家的善意在它面前總是甘拜下風。

「告訴他，我曾經在別人用拉丁語做彌撒時當過聖壇侍者。」我父親吩咐道。李神甫點點頭，說涪陵再也沒有人聽得懂拉丁語了。我問父親，他是否還記得彌撒的傳統儀式，他點了點頭。

我敢打包票，今年我再也不會走錯路了。他們問我在涪陵做什麼事情，我說我是當老師的。

這時，我用漢語給他們講了事情的原委。在中國，如果讓某人的父母覺得不受歡迎，那是相當的不尊重，幾個學生的眼裡露出了失望的神情。我如實地對他們講，我是如何看待英語系的，類似的小摩擦又是如何地一再重演的。莫和喬治都是黨員，我在一年前是不可能這樣對他們實話實說的。但現在用上了漢語，大家都覺得自在多了，我也如此。

「你看他那個背包好大嘛！」另一個人說道，「好重嘛！」

僵持到最後，大個子乘客問道：「還有二等艙嗎？」這一場爭議就這樣極其簡單地化解了。補了差價之後，乘客和那位幹部握了握手。大個子給周圍的人都發了香煙，大家就離開了。自尊心受了傷害的小個子撫了撫弄皺的肩章，叼著不值幾錢的香煙，遠遠地躲到了欄杆後面。沒有人注意到他——隨即，「中華號」汽笛鳴響，駛離了碼頭。乘客們看著重慶這座城市向後掠去，早已忘掉了剛才那一場口水仗。輪船朝著浩瀚長江的江心搖搖擺擺地駛了過去。

她們就這九_九_藏_書樣不停地翻著詞彙手冊，還是服務員想了起來，問我可不可以幫著翻譯一下。看到我坐在那裡，那兩個丹麥人做出很是驚訝的樣子來。她們說，她們並不想要什麼辣椒。我當時真想告訴服務員，這兩個丹麥人要吃辣椒，而且對四川的辣椒根本沒放在眼裡，因為她們說在偉大的丹麥王國，這樣不夠勁的辣椒不過是小孩子的糖果而已。但我還是做了如實的翻譯。我明白，她們的做法跟其他遊客沒什麼兩樣，和我自己在彼時彼地的做法如出一轍。

其後的幾分鐘，他們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地進行著彌撒儀式。我做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的翻譯，一時很不適應啞口無言地坐在那裡聽著他們說個不停。兩個人我都十分熟悉，但他們之間的話我一句也聽不明白。神甫講的拉丁語帶有四川口音，我父親講的拉丁語則帶有美國腔。他們之間的交流十分刻板，極其正式，但又十分明顯，這樣的對話改變了他們對彼此的一些看法。交流完畢，李神甫依然處在忘我的境界，用四川話直接跟我父親說起話來，就好像他聽得明白似的。不過，就在我們出門離去的時候，他又說了一句拉丁語：「願主與你同在。」

從好幾個方面來看，他都讓我想起了孔老師，他也是個黨員，同樣地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他們倆仍舊相信，這樣的制度終究會好起來，因此需要他們這些人的諒解、耐心和支持。從黨的理論上來說，他們的信念還不夠堅定，像他們這樣的人可以——而且應該——奉獻于社會，哪怕它有這樣那樣的瑕疵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說，這是一種民主思潮，或者說至少是一種想在現行制度某個角落裡找到被塵土掩蓋的民主精神。如果徹底拒絕加入這樣的尋找，他們根本無法忍受。

「你們怎麼曉得我的中文名字呢？」

「他是個專家，」一個老人說道，「我猜想他是來這裏研究樹木的。因為這裏窮，他才來這裏的。」

第二天早上九點鐘，我們坐慢船順流而下回到了涪陵。結果，跟住旅館一樣，這成了我的嚴重失算，我們本該乘坐水翼飛船，這樣就能把乘船時間縮短一半。我本以為父親想體會一下江上生活的滋味，可五個半小時的滋味實在不好受，九點鐘的慢船擠滿了到武漢找工作的四川人，他們像傷兵一樣橫七豎八地躺在過道上，要麼抽煙，要麼睡覺，要麼隨地吐痰。船上十分擁擠，根本沒辦法走動。江面上大霧籠罩，根本無法欣賞風景。我的父親坐在船艙里直打哆嗦，好不容易熬到了涪陵。

在涪陵下船的乘客不多。大多數乘客還要坐上兩天的時間，穿越三峽抵達宜昌，或者坐上三個晚上才能到達武漢。所以，涪陵更像是美夢中斷之處——靜謐的長江，艙室里擠滿了昏昏欲睡的乘客，城市的燈光從黑黢黢的長江上順勢而起。

在天乾物燥、沙塵瀰漫的3月的最後一個周末，我逆烏江而上做了一次長途跋涉。我去年所做的徒步游也是在這個周末，路線也都一樣。我一直喜歡鄉村生活的周而復始，這已成了我個人的一種儀式——在3月底，到春意盎然的河邊紮寨露營。

不過，我們逐漸意識到，這種不信任恰如其分，我們的多疑症也並不是無中生有。有朋友給我們講了事情的起因經過，看著自己被|操控到如此地步，我們真是驚訝得目瞪口呆。那個春季，當《泰坦尼克號》上映的時候，其中一個同事邀請我們去他家觀看碟片，但這次邀請同樣在最後一分鐘被取消了。後來，他坦率地跟我們講，幹部們擔心外國人會發現觀看的碟片是盜版——這真是滑稽的掩耳盜鈴，不管走到涪陵的哪個角落，到處都是小攤小販拿著粗製濫造的《泰坦尼克號》碟片爭相叫賣。這部影片如此受歡迎，以致當地的劇院門口懸挂著一大幅標語，既算宣傳，也算廣告，令人好奇地兼而有之：

我把一切都翻譯給我父親聽。我給他講了那些宣傳標語的意思，還介紹他認識我在城裡面遇到的那些熟人。他跟黃小強，以及「學生食家」那一幫人見了一面，跟公園裡的服務員們見了一面，也跟經營燒烤的攤主們和那位十歲的擦鞋女見了一面。我把他介紹給了我在茶館里結識的朋友們，就在我們起身離開的時候，街對面的髮廊里跑出三位小姐，對著我大聲喊叫：「霍偉！霍偉！霍偉！」

農民都是這樣——想法悲觀，遷怒於天氣。在涪陵相對較為富裕的郊區，我經常聽到類似的評論，我以為類似的抱怨是一種謙虛，謙虛下面隱藏著他們的知足而樂。而這也可能是一種迷信，目的是為了避免滿招損。中國人對待孩子也有這樣的習慣，他們一般不會對孩子過分褒獎，因為那有可能招致霉運。

「你去年也是這時候來的，對吧？」他問道。

到了第三天，他已經比較適應外面的噪音和空氣了。那之後，我們在城裡一連步行了數個小時。我們觀看了街頭郎中替一位農民施行腳部手術，觀看了幾位鐵匠在鐵砧上捶打出一把把鐮刀，還觀看了正在觀看我們的幾位棒棒軍。我們去蘭州拉麵館觀看了那個人用手工拉出麵條。我們到市場里閑逛了一圈，看人們剖划剛從農民的水塘里撈起來的一條條黃鱔。一天早上，我們無意中來到了老城區的一個小鋪子門前，有人正在用骯髒的刷子清洗注射器，我們也停下腳步觀看了一陣子。

她們十分詫異地搖了搖頭。我告訴她們，美國沒有人口問題，所以各種規定跟中國完全不一樣。

我們走到街上的時候，她們又大笑起來。我爸爸回頭看了一眼，問道：「她們是些什麼人？」

「她們在喊什麼？」我爸爸問道。

今天，這位農民搖了搖頭，微笑著低頭看了看他腿上早已干成黃褐色的泥漿。那一層泥漿之下，是緊繃而有力的一塊塊肌肉。

我還是不敢相信，於是在本子上寫下了那個字。「是這個『推』嗎？」

我估摸著，要衝淡對茶館的這次拜訪，去一趟教堂不失為好主意。我們見到了李神甫，跟他在客廳里聊了起來。他跟我爸爸說話的語氣十分恭敬，我則擔任了他們之間的翻譯。我提醒他，神甫仍然可以用拉丁語做彌撒。

「以聖父，」他用拉丁語說道，「聖子，聖靈之名。阿門。」

「哪裡喲，一點都不漂亮，」她應聲說道，接著又笑了笑說，「不過也夠了。」

春季學期快要開學的時候，我的父親來看我了。自從來到中國以後，我一直沒有見過家裡人——妹妹安吉拉除外，她不住地給我父親打氣，他才終於鼓起勇氣來中國走一趟。我的媽媽決定待在家裡。

這真是艱難的求生之地。就連種植莊稼最成功的農戶——兩層的正屋，寬大的豬舍，寬大的水泥街檐坎，屋后的山坡上斜躺著幾塊玉米地——無不都在昭示著，在這樣的地理條件下，種植莊稼是一件多麼艱難的事情。每一塊台地都靠人力壘成，也許經過了同一個家族世世代代幾十年、幾百年的艱苦勞動。這一切全都有賴於手工勞作、肩挑背扛、工具簡陋，但極其緩慢的地形變化正說明，農民們的勞動跟大自然的力量一樣早已註定——一如門前那條大江，毅然決然，力量無限。人類歷史深深地植根在了土地之上，中國的東西南北莫不如此。

「他為什麼——」父親問道，「老是要摁喇叭？」

她的兒媳婦也一直在聽我們閑聊，她這時轉身過來問道：「你們國家有地主嗎？」

「他們已經安排了別的事情。非常抱歉。」

「不行，」傅主任還是繃緊了臉笑著說道，「恐怕還是不能唱聖誕歌曲。很抱歉，但你要明白，這也不是我的決定。」

「解放后，也就是50年代吧，他們就被趕了出去，」老太太說道，「被趕到了北邊，就在白山坪那邊。我也不知道他們一家人結果如何。」

「可以，這個沒問題。但他們不能唱聖誕歌曲。」

莫·錢是一位學生黨員，但這個話題並沒有讓他產生戒備心理。對於曾經發生過的那些事，他並沒有加以否認，這跟政府的立場一模一樣。他知道，我所掌握的信息也許比官方渠道來得更準確，因而沒有必要跟我爭論過多。

還是在去年秋天，我以為我在涪陵看到了其他外國人，儘管我不太有把握——我只是瞥見一個男子進入了一家餐館，但無法確定那是不是一個外國人。過去兩年時間里，我唯一明確無誤地看見外國人是在1月份的時候，兩個丹麥遊客乘坐的遊船在前往重慶的途中擱了淺，停靠在涪陵等待修理。我在「美國加州牛肉麵大王」店遇見了他們，那也是涪陵最近似於連鎖快餐的地方。那家餐館的麵條做得很麻辣，我每周總會去那兒光顧兩三次。那裡的老闆娘經常問我，她做的牛肉麵有沒有加州味兒。我總是很肯定地回答她，就算我回到加利福尼亞州要吃牛肉麵，期望的味道肯定跟她這兒不會相差一分一毫。她聽了這個總是高興不已。他們甚至在餐館大門上方懸挂了英文標識，這大概也是那兩個丹麥女子得以走進門去的原因吧。

「你知道，共產黨對於傳播宗教是非常敏感的，」他說道，「我也感到很抱歉，但學生們在課堂上不能學習聖誕歌曲。」

「是的，我去年也是3月份來的。」

他給我遞了一根香煙，然後自己點了一根，就在石頭上坐了下來。我放下背包，坐在太陽底下歇息起來。老農問我是不是德國人。

「如果不是宗教歌曲呢？劇本中確實有一個情節，需要唱到聖誕歌曲，但我可以讓他們唱一首跟宗教無關的歌曲。你知道，很多美國人不再認為聖誕節僅僅是宗教節日。比如，有一首歌是這樣唱的：『祝你聖誕節快樂！祝你聖誕節快樂！祝你聖誕節快樂，還有新年快樂啊！』」

她回過頭去對那幾位老太太說道：「涪陵有個長跑比賽，他跑得最快。」

「不太清楚。他可能在研究什麼東西。他走得很快——走山路比我們當地人還要快！他帶了個翻譯。他肯定是個富翁，所以才拿得出那麼多錢跑到中國來。你的工資有多少？」

我沒有走到去年的宿營地。我跟人們聊天的時間太多，最後只好縮短了行程。不過，我在高踞于烏江之上的山坡上找了個好地方，我吃了晚飯，讀了特德·威廉姆斯的自傳小說。我下定決心，在我餘生的每一個春天，都要讀一讀這本小說。他每次去紅襪隊工作的時候，並不是特別的「高高興興」，我就佩服他這一點。他帶有明顯的美國味兒——狂妄，濫用俚語，文章鏗鏘有力。我尤其喜歡小說剛開頭的那幾句話：

傍晚時分，我開始順坡往河邊走了下去。我穿過了一條陽光明媚的開闊峽谷，盡頭是一塊大田，田角邊上有幾座房子。我停下來歇息，幾個農村婦女圍了過來。她們大多六十多歲，穿著藍布衣褲。我跟她們說，她們這裏很美。

「我們在喊你嘛。」其中一個人回答道。

夜色下的河流十分靜謐。夏夜的星星鑽了出來，北斗七星在略顯顛簸的輪船頂上泛著微光，一輪弦月明晃晃地掛在南邊的天空上。除了星星點點的燈光，江面上一片漆黑。岸上的房屋越來越稀少，亮燈的房屋就更少了。光線多來自河面——來自岸邊依稀可辨的砂石樑子、無篷的小艇，以及航標的燈塔。江面的南邊閃著紅光，北邊閃著綠光。夜班船在航標燈之間緩緩前行，船頂的探照燈在水面上平靜地一掃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