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陷落。

但拉貝知道，自己的使命不只是要保護院子里的600多名中國難民。

首先，拉貝把自己那棟小樓，變成了一個難民收容所。

那個半路殺出來的德國人，叫約翰·拉貝。

但沒多久，1950年1月的一個晚上，因為中風，拉貝與世長辭。

位於安全區內的金陵女子大學，三天兩頭被開著卡車前來的日本士兵侵入，他們抓女老師，抓女學生，抓一切女性，有時甚至在現場就對她們實施強|奸。哪怕是在安全區內的民宅和商店，日軍士兵也是說進就進，說搶就搶，有人反抗，說殺就殺。

2013年12月11日，在柏林西郊，拉貝墓地的落成典禮舉行。中國駐德大使史明德在典禮上表示：「我們今天站在這裏，是為了共同緬懷中國人民的朋友和恩人，是為了共同回憶那場戰爭給世界各國人民造成的空前劫難，是為了共同紀念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為捍衛人類尊嚴和贏得世界和平團結奮戰的歷史壯舉。」

無論如何，安全區的設立，畢竟給當時人間地獄一般的南京保留了更多生存的可能。拉貝四處奔走，利用納粹黨的身份和多重政治力量向日本方面施壓，最終迫使日軍打開封鎖，允許安全區能運進糧食等生活必需品。

據倖存者李世珍回憶：「有一個家族裡的37個人，被日本兵抓住了，全被綁好了跪在地上。（日本兵）準備砍頭的時候，拉貝剛好經過，他就和日本兵交涉，最後把這37個人都帶走了。後來這個家族的人都說，如果沒有拉貝，他們整個家族就滅亡了。」

但也正是因為納粹的身份，拉貝飽受折磨：一方面，他必須忠於自己的黨員身份，將對南京大屠殺的憤怒壓抑進心底；而另一方面，在戰後清算時，他又因為曾經的納粹身份而受到牽連。

1908年，拉貝踏上了前往中國的旅途——作為德國西門子公司的一名僱員，他被派往中國工作。1911年，拉貝在中國建立了第一個電訊台，後來又在上海另建一個新電訊台（一直到拉貝1938年回國，西門子一直享有中國海軍使用西門子電訊台裝備的壟斷權）。在中國，拉貝去過瀋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因為長期在中國經商的關係，他可以說是一個「中國通」了。

毫無疑問，拉貝是偉大的。

日本兵翻圍牆的事其實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拉貝讓難民門組成巡邏隊，一發現有日本人翻牆進來就吹哨子，然後他就奔過來驅趕。每一次，拉貝都不允許日本兵從大門走出去，必須翻牆回去。

在之後的一個多月時間里，整個人類文明史上都罕見的獸行，在南京這座古都的各個角落裡每時每刻發生著。那個以文明和自律而自豪、尊崇所謂「武士道」精神的軍隊，上至軍官，下到士兵，如同地獄里爬出的萬千惡鬼，用突破人類想象力和恥辱度的殘暴行為，不斷衝破人類文明的底線。

回到柏林后沒多久，拉貝就開始給希特勒寫信，提交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告，並在德國放映他拍攝的反映南京大屠殺真相的一些電影膠片和展出照片。

拉貝明白，不能只是寫日記。

隨著投奔拉貝的難民越來越多，他也越發意識到自己這棟小樓對保護難民的重要意義。

在1937年的南京，貝拉家院子里的中國難民，稱他們的恩人為「活菩薩」。而貝拉可能更喜歡後人給他的另一個稱號：中國的辛德勒。

這個關於拉貝的故事，感人卻又耐人尋味——原本象徵邪惡的納粹黨旗，卻一度成了無數中國人的庇護，而拉貝一邊行著納粹禮，喊著「嗨！希特勒」，一邊救下一個又一個即將遭受屠殺的中國人。

拉貝的身後事，也讓人感到有些凄涼。拉貝的墓地位於柏林威廉皇帝紀念堂墓地。1985年，由於墓地租用到期，無人續租，管理部門便拆除了拉貝的墓碑。中國方面曾與柏林市政府多次溝通，希望柏林能將拉貝墓地列為歷史名人墓地予以免費長期保留，但被婉言拒絕。

所有日本兵都愣住了，拿在手裡的槍，也不敢動。

1948年，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和一些南京市民，開始每月給拉貝寄錢和食物，南京國民政府甚至承諾：只要拉貝肯來南京，政府將終身為他提供住房和養老金。拉貝曾回過兩封信，表示南京人民的友好支援使他得以重新樹立起對生活的信心。

1938年的新年，拉貝在他的日記中這樣寫道：「我得到了一份預料不到的再好不過的聖誕禮物，那就是600多個人的性命。」

但是，日本人又怎會聽得進拉貝的意見？表示一聲「非常遺憾」，已經是最禮貌的回應了。

一開始，拉貝和他的外國同事擔心的，其實是中國潰敗的軍隊會帶來很多麻煩，在他reａｄ•9９csｗ.ｃom們看來，「一旦日軍接管南京，一切就將變得安全有序」。

早在南京保衛戰開打之前，拉貝就和南京城內20多名外國人，謀劃成立「中立區」，保護戰爭爆發后出現的大批難民。

沒錯，拉貝是一名納粹黨員。

一名日軍士兵很快發現了那對中國母女，他加速走了過來，直接拉著女兒的手，往旁邊的一幢小房子里拖。母親一邊哭著哀求，一邊拉著日本士兵的手不肯放。然後她被一腳踹倒在地上，旁邊的日本士兵端起槍，周圍的人都不敢作聲了。

在小粉橋1號那棟小樓里，憤怒的拉貝開始將自己在南京城的所見所聞，寫成日記：

在拉貝後來寫給希特勒的報告中，他這樣說：「日本人有手槍和刺刀，而我……只有納粹黨標誌和我的袖章。」

12月15日，拉貝還在自己的日記中記下了這樣一件事：「我們在寧海路的米鋪於12月15日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搜查，他們買走3袋米（3.75擔），只支付了5元錢。米市的現行價是每擔9元，這樣，日本軍隊共欠國際委員會28.75元。」

拉貝很快等到了結果——蓋世太保登門找到了他，沒收了他的紀錄片膠捲。

一對中國的母女，惶恐地低著頭趕路，在路過小粉橋路的時候，她們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一隊日本兵從對面走了過來。

拉貝在南京的家，位於廣州路小粉橋1號。那是一幢帶院子的獨立小樓，也是德國納粹黨駐中國南京分部的辦公地。

在拉貝家的院子里，有一面很大的旗幟，那是他和家人一起用床單做的。當初放這面旗幟是為了讓日本飛機看到不要投下炸彈，後來是希望所有的日本人看到后能夠「繞道而行」，放過裏面的難民。

彼時的南京，城已陷，人已亂，禽獸橫行，如同煉獄。

在南京那段讓人不忍回憶的日子里，拉貝和很多留在南京的外國人士一樣，展現的是普通卻又偉大的情懷，展現的是人類面對殘忍和血腥而被激起的善良和抵抗之心——在拉貝的身後，還有魏特林、辛德貝格、鮑恩典……還有後來悔過的，當時日本第十六師團二十聯隊上等兵東史郎。這些人用文字、口述、回憶錄的形式，記錄了當時禽獸軍團的那些惡行，鐵證如山，不容篡改！

在日軍攻城前，拉貝的公司、同事包括日本大使館的官員，都勸拉貝快點離開南京，但拉貝不肯。

中國人沒有忘記拉貝。曾經被拉貝庇護過的中國難民都站出來為拉貝說話。一位叫伍正禧的人說的話代表了大家的觀點：「不管拉貝是不是一個納粹黨員，都改變不了我們對他的看法，因read.99csw.com為他是我們的救星。」

好在，《拉貝日記》還是完好無損地被他保存了下來。經後人公布，那些翔實客觀的記錄，成為控訴日本人在南京暴行的最有力證據之一。

銘記，與寬恕無關。

感恩，與身份無關。

因為那個德國人，身穿德國軍裝，頭戴德式鋼盔，腰裡別著一把手槍，最關鍵的，是他的手臂上佩戴著「卐」字的袖章。

當然也震驚了約翰·拉貝。

有一次，拉貝答應1000多名已經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進入安全區，他以為《國際法》會有效，就通報了日方，說中國有一部分士兵已經放下了武器，應該得到「戰俘」的待遇。結果日軍表面答應，隨後衝進安全區，當著拉貝的面綁走了這1000多名中國士兵，隨後拖出去全部槍殺。

但等待他的厄運還沒有結束。

一開始，只是拉貝家附近的鄰居躲了進來，再後來，「躲進拉貝家就沒事了」這一消息開始迅速傳開，四周的難民開始向拉貝家聚集——只要能有一丁點地方空余，拉貝來者不拒。

最終，拉貝家那不大的院子里，一共收納了600多名中國難民。那時正值寒冬，拉貝在院子里給他們搭了蘆葦棚，鋪了稻草。據當年住在拉貝家院子里的丁永慶老人回憶，天冷后地上潮濕，拉貝給難民們每人都發蘿蔔根，讓他們煮著吃祛濕。在當時困難的條件下，拉貝努力給院子里所有的難民每天一人發一小杯米，一個星期發一次蘿蔔根和蠶豆。

1946年，宋美齡邀請拉貝出席遠東軍事法庭，以證人的身份為南京大屠殺作證，考慮再三，拉貝還是拒絕了。

但事實上，也不用如此糾結。無論拉貝是不是納粹黨，無論他內心是否真的認同納粹的理念，但在1937年，在南京，在那一個個真實的時刻，拉貝放下的是頭銜和身份，遵從的是自己的內心——一個善良人的內心。

謹以此文，獻給那些在抗日戰爭期間幫助過我們的外國友人。

每一個在拉貝家院子里出生的中國新生兒，都會得到拉貝的禮物——男孩10美元，女孩9.5美元。不少中國父母就把男孩取名叫「拉貝」，女孩取名叫「朵拉」（拉貝的妻子的名字）。

而他拒絕離開的原因，還因為他又多了一個頭銜：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

在經歷了這個日子之後的6周，拉貝如果回看自己當初寫的這篇日記，估計也會對自己當初對日本人的期待而感到幼稚可笑。雖然成立了安全區，但在已經失去人性的日本軍隊面前，拉貝深深感到了自己的無力。

1938年2月，應西門子公司的要求，拉貝還是要回國了。拉貝回國的時候，還將一個中國飛行員喬裝成九*九*藏*書傭人，轉道上海送到香港。

但同時，他在1937年南京城中的所作所為，卻一點都不像我們想象中的納粹。和拉貝一起在安全區工作的美國醫生威爾遜甚至感慨：「因為拉貝，我居然開始對納粹有點好感了！」

那一刻，拉貝應該是痛苦的：自己希望世人得知的醜惡行徑終於得到曝光，但因為黨員的身份和對所謂「元首」的承諾，他卻不能甚至不願成為證人。

但同時，他也是矛盾的。矛盾的根源，在於他的納粹身份。

倖存者湯英至今都忘不了那個驚心動魄的夜晚。那天晚上，拉貝正好外出，有三個日本士兵從拉貝家院子的圍牆外翻了進來，尋找「花姑娘」。當日本兵用刺刀頂著一個中國女子要推出圍牆的時候，拉貝正好回家。「喇叭先生回來了！」所有的難民齊聲大喊——他們一直把「拉貝」喊成「喇叭」。拉貝像一頭怒不可遏的獅子一樣沖了進來，對著日本士兵用英語大吼，叫他們滾出去。日本士兵看著拉貝手臂上的納粹標誌，尷尬地想從大門走出去。但拉貝堅決不允許——他要求日本兵從什麼地方爬進來，就從什麼地方爬出去。日本士兵並不想在中國人面前丟臉，堅持要從大門走出去，於是拉貝大聲吼叫著，拔出了手槍。三名日本士兵只能乖乖地從圍牆上爬了出去。

而拉貝回國有自己更重要的目的：他想拯救更多的中國人。

2005年，一群中國留學生自發捐贈，為拉貝塑了一座雕像。後來，拉貝的長孫托馬斯·拉貝與中國駐德大使館聯繫，希望能在拉貝墓地的原址重修墓碑。為此，南京市政府特批105萬元作為專項資金，用於40年墓地租賃和墓碑的製作及運輸費用。

1937年，12月的某一天，南京。

而對於難民們來說，能住進拉貝家的院子，不僅僅代表著可以滿足溫飽，保全家庭，更重要的是能夠保住性命和免遭羞辱。

按照埃爾溫·維克特所著的《約翰·拉貝——南京的德國好人》一書中的說法，拉貝在1934年為了在南京給西門子員工的孩子建一所德語學校，為爭取經費才加入了德國工人黨（即納粹的前身），但事後的各種信件表明，他對希特勒還是忠心耿耿的——當然，當時德國像拉貝那樣被蠱惑的人成千上萬。

拉貝當時可能自己都沒有想到，「小粉橋1號」這棟小樓連同院子，會在六年後成為中國難民心目中最安全的天堂。

拉貝早年喪父，所以只念到初中，就出去做了學徒。因為老闆的推薦，他去了一家在非洲莫三比克的英國公司，在那裡，他學會了一口流利的英語。

那是一面納粹的黨旗。

原本期待希特勒能對日本做出干預的拉貝，開始被迫陷入了沉默。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時代都在這個國家愉快度過，我的兒孫都出生在這裏，我的事業在這裏得到了成功，我始終得到了中國read.99csw.com人的厚待。」

僵持了一會兒，日軍士兵吃不準對面這個「盟友」到底是何來路，最終決定放棄，掉頭離開。

就在那個女兒快被日本兵拖入小屋的時候，一個德國人突然沖了過來，用英語大聲喊：「停止！」

1946年，在證實拉貝完全沒有參与納粹的作惡后，同盟國法庭宣布他無罪釋放。但是，那個時候西門子公司已經同拉貝解約了（應該和拉貝的納粹黨員身份有關），64歲的拉貝開始衣食無著，生活拮据。

1931年，拉貝在中國南京定居下來。他的身份之一，是西門子的南京代表處負責人，負責經銷通信器材、防空報警系統、電話系統、交通材料等，兼任商人協會會長、校長等職。

無奈之下，拉貝一度只能穿上德國軍裝，戴上納粹袖章，然後憑藉個人的力量在安全區的街頭遊走，幫助一切可以幫助的中國人。

1945年，德國戰敗，因為納粹黨員的身份，拉貝先後被蘇聯和英國逮捕，甚至被投入了監獄。

翻開南京大屠殺期間拉貝的日記，有很多是寫給日軍指揮官和日本大使館的抗議信，信中詳細記錄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槍斃」「砍頭」「強|奸」這些名詞幾乎充斥了每一頁。

1882年11月23日，約翰·拉貝出生在德國漢堡。

在蓋世太保的「教育」下，拉貝只能寫信給希特勒做出保證：「我將謹遵此項規定（指不得做報告、出書、放映有關日軍南京暴行的影片），因為我並無意和德國的政策以及德國當局唱反調……堅定地追隨和忠實于您！」

這一幕，來自「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湯英的回憶。

「我知道很少，但我已經儘力了。」拉貝對他們說。

拉貝開始當一個拆卸搬運工，每天工作12個小時，生活艱辛。因為缺錢，他甚至開始典賣從中國帶回來的瓷器。

同時，他還有了一個新的身份——德國納粹黨駐中國南京分部的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