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家驥是第三十六師二一六團的團長，黃埔五期畢業生。他率領的這個團，是攻打上海匯山碼頭的主力團。匯山碼頭處於日軍防線的關鍵位置，將是他們增援部隊上岸的一個重要據點。

隨後，易瑾就發現了迎面撲來的日本海軍陸戰隊第三大隊。

按照張治中原定的計劃，全面總攻其實應該是在8月14日，但因為這次遭遇戰，歷史就被定格在了1937年8月13日。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所遭遇的挫折，其實折射出了中國軍隊在淞滬會戰中暴露出的普遍問題，總結來說，還是四個字：技不如人。

張治中在這一天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此日吾民族已臨最後關頭，此日吾人亦陷於生死線上。」

雙方軍隊迎面撞了個正著，幾乎都沒有猶豫，同時開火。

而在淞滬會戰中，至少還有一名中國飛行員的名字值得銘記。

在這一天，中國國民政府宣布：把首都從南京遷往重慶。

上海政府態度的強硬，與張治中抵達上海大有關係。

但是，淞滬會戰記錄的也是中國空軍短暫的輝煌。

姚子青是九十八師五八三團三營的營長，他得到的任務，是一個只有開始沒有結束的任務：死守寶山。

淞滬會戰開戰10天，作為一線總指揮的張治中又急又愧：在上海的中國軍隊一開始的數量是日軍的十倍之多，雖然猛攻猛打，卻始終無法實現突破，最終讓日軍固守待援的戰略意圖實現。

落後就要挨打，這個道理從來就不會變。

桂軍是當時地方軍中公認的最能打的部隊，白崇禧也憋足了勁想讓桂軍在淞滬會戰樹一面旗幟，所以，在一次南翔和真如反擊戰中，他一下子投進去了桂軍6個精銳師。

對方說，這是中國的軍事重地，不能進入。

作為京滬警備司令，他在這樣敏感的時刻抵達上海，並不是來處理日本海軍大尉（8月9日當天，大山勇夫死後，日本內閣就追他為大尉）大山勇夫被中國守軍擊斃一事的——儘管這件事立刻就引起了軒然大|波。

1937年8月14日下午，高志航聽到筧橋機場拉響了防空警報。

想到中國人居然還敢暗暗打大日本帝國的算盤，大山勇夫的鬥志不禁燃燒了起來。他讓齋藤踩下汽車的油門，準備硬闖進去，探個究竟。在這次硬闖中，雙方起了衝突，最終二人被中國士兵擊斃。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淞滬會戰都堪稱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以及最慘烈的會戰之一。

儘管日軍對中國軍隊發動進攻有一定的思想準備，但對於首先進攻的是中國空軍，他們卻很意外——在他們眼裡，孱弱的中國空軍，居然敢主動向大日本帝國的空軍挑戰？

按照張治中的估計，如果要全殲在上海的日軍，那麼只憑他能指揮的幾個師是遠遠不夠的。

1937年8月18日，松井石根稍微鬆了一口氣。

不僅僅是高志航。以他為代表的中國空軍「四大天王」，在開戰一年內，全部殉國。而中國空軍第一批精英，幾乎沒有一個人活過1938年。

上海陷落了。

松井石根曾長期擔任駐上海武官，在日本軍中又遊離于「皇道派」和「統制派」之外，所以高層認為他非常適合擔任需要協調多個師團的「上海派遣軍」司令。但是，松井石根在臨行前問上司杉山元討兵，杉山卻只肯給他兩個師團。

胡家驥最終撿回了一條命。他知道他還算幸運的，多少和他一樣甚至比他軍銜還高的兄弟，連同千千萬萬的士兵，已經在總攻開始后的近10天里失去了生命。

日本總領事岡本季正在第一時間就會見上海市長俞鴻鈞，向中國表達了日本「舉國震驚」的態度，並要求中國軍隊立刻拆除在上海的一切軍事工事，撤出一切軍隊。而讓日本人震驚的是，之前一直打太極但至少態度謙遜的中國人，這次卻非常強硬——俞鴻鈞表示是日本人擅闖中國軍事禁區，並打死中國軍人在先，所以拒絕日本一切要求。

直到8月13日之後，在收到上海方面不斷發來的求援電報時，日本軍部大本營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更讓大本營震驚的，是那些從前方發回的電報和隨軍記者報道，無一不提到中國士兵前仆後繼、完全不顧性命地拚死衝鋒的各種細節。

南京，是國民政府的首都。

而比浪費時間更可怕的，是撤退時完全沒有秩序和協調。

其實何止是一個團。當時中央軍的一個師上去，能頂一個星期；雜牌軍的一個師上去，可能三天就被打殘了。連見多識廣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馮玉祥也忍不住感嘆：「淞滬戰場真是一個血與肉的大熔爐。」

在羅店，中國士兵最渴望的其實是拼刺刀，因為那會將雙方在火力上的差距縮到最小。所以在羅店陣地上，曾出現過上千人規模的肉搏戰——渾身負傷但雙眼血紅的中國士兵們一聽到號聲，依舊如同猛虎一般衝出戰壕，撲向日軍。排長犧牲，連長帶頭沖，連長犧牲，營長帶頭沖，營長犧牲，團長裝上刺刀衝出戰壕。

一寸山河一寸血。

以孫元良的第八十八師為例九-九-藏-書，師以下轄兩個旅，旅下轄兩個團，團以下的營、連、排、班均為三建制。團一級有自己的一個迫擊炮連，一個通信連，一個特務連，一個機炮連（6挺重機槍和兩門迫擊炮），而師一級更是擁有炮兵營、工兵營、通信營、輜重營、特務營、衛生隊。全師配德式鋼盔，絕大多數配純德式毛瑟步槍，輕機槍用的是捷克造，重機槍是二四式仿馬克沁水冷機槍。這些配置和裝備，在當時的中國軍隊中已是頂配。

這是中華民族自辛亥革命之後，第一次如此團結。很多老百姓都信心滿滿：「我們中國人都這樣團結了，還打不跑小鬼子？」

閻海文身邊只有一把手槍，他在日本士兵的「投降」喊話中，舉槍擊斃了5名日本士兵，然後給自己留下了最後一顆子彈。

「中國已非昔日支那」這個觀點，是松井石根一直想讓日本軍部大本營明白，卻覺得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堅決不投降！」

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的隨軍記者木村毅吃驚地目睹了這一幕，並寫成了報道發回國內。在報道的最後，他寫了這樣一句話：「中國已非昔日支那！」

8月12日那天的清晨，上海市民從睡夢中醒來，忽然發現窗外的馬路上，全都是全副武裝的中國士兵——從1932年之後，上海市民就再也沒有在自己的城市看到過自己的正規軍了。

在日軍全面侵華之前，蔣介石的算盤是藉助德國軍事顧問，幫助中國訓練60支德式步兵師。但時間緊迫，到盧溝橋槍聲響起時，只訓練出了20個師。而在這20個師中，由原中央警衛第一師改建的第八十七師、中央警衛第二師改建的第八十八師，以及在這兩個師補充旅基礎上建立的第三十六師，德國化最徹底。

同樣成問題的還有「步炮協同」。為了打上海，蔣介石也派出了自己最好的炮兵團。但是在攻擊時，炮兵和步兵卻缺乏實戰協同演練，最終往往是步兵在沒有炮兵支援的情況下，以血肉之軀向敵方陣營發起衝鋒。

當然，日本和列強可能忽略的一點是，淞滬會戰其實真正促成了中華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

而他們心裏也明白，自己死後，也將成為戰友的屏障。所以他們在重新挖戰壕的時候都一聲不吭——每個挖的士兵都知道，他們就是在為自己挖墳墓。

如果一定要擴充一下，那就是五個字：

因為就在抵達上海的這一天，張治中得到了一個新的任命頭銜：第九集團軍總司令。

一場中日雙方其實都有預謀的戰爭，正在醞釀之中。據後來披露的大山勇夫的日記，其實他去虹橋機場前已經抱了必死的決心，知道這是一次挑釁，而目的是為日軍增加借口。

1937年8月9日傍晚，大山勇夫有點煩躁。

但事實上，通過淞滬會戰我們看到，當時日本作為一個工業化國家，對依舊處於農業社會的中國發起的侵略，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降維打擊」——別說是「一人一口唾沫」，千千萬萬子弟兵抱著必死之心，拼上血肉之軀依舊無法阻擋侵略者的進攻。

小小的羅店，中國軍隊傷亡數萬人，而日軍也傷亡萬人，被公認為淞滬會戰中的「血肉磨坊」。

這一天，俞鴻鈞奉命告訴上海市民一個不幸的消息——中國軍隊已經全部撤離上海市區。

所以，日本對於中國敢先出動空軍感到惱羞成怒。在8月14日下午，日軍先後出動兩批轟炸機，準備炸平筧橋機場，將中國空軍的有生力量摧毀。

1937年8月16日，淞滬會戰開戰的第四天，隸屬中國空軍第五飛行大隊的閻海文奉命轟炸日軍駐上海司令部。在完成轟炸任務后返航過程中，閻海文的5210號座機被日軍地面高炮擊中，他被迫跳傘，卻因為風向變化，落入了日軍陣地。

一時之間，數十萬中國軍隊在沒有掩護、沒有斷後的情況下，開始往上海周邊方向大潰退，到處都出現幾萬部隊擁擠在一條狹窄公路上，成為日軍飛機掃射和轟炸活靶子的景象。有的大橋奉命要被炸毀，卻因為後續友軍部隊還沒有過橋而發生爭執，甚至出現了多起自己部隊拔槍相向的場面。

當然，在日本軍部大本營看來，這隻不過是失敗者一種「體面」的說辭而已。

但是，從上海的戰況進展來看，一切並不如他們所願。

第三，從戰術上講，上海高樓眾多，在鋼筋水泥的叢林中和日軍打巷戰，對方的重武器優勢就很難發揮。就算我方撤退，日軍面臨的也是江南的水網地形，機械部隊很難長驅直入；

但是，淞滬會戰同時也是一面鏡子，讓當時的我們，更清楚地審視了自己。

讓這批人感到寬慰的是，蔣介石最終也認同了這種觀點。

和彭孟輯一起困在河邊的，還有大批從上海市中心撤下來的兄弟部隊。沒有事先通知，沒有統一調控，也沒有人管後續部隊的死活。

而第九集團軍的使命，就是圍攻在上海的日軍。

「此時不報國，還等什麼時候？！」胡家驥大吼一聲，第一個帶頭爬上了鐵門，後面的士兵一看團長如此拚命，也爭先恐後地踏著戰友們的屍體，拚死往裡攻擊。

與張治中主張一致的，還有當時的副參謀總長白崇禧、軍令部作戰組組長劉斐、武昌委員長行營陸軍整理處處長陳誠等一批在蔣介石身邊頗有影響力的人物，他們的觀點概括起來就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每一名中國飛行員可能都知道自己的必然結局——殉國。

而在世界各國眼中，中國人也因為在淞滬戰九-九-藏-書場上的表現，改變了他們原先的認知。

原保安總團的劉仁義這樣回憶當初中國士兵是怎麼對付日軍戰車的：「他們的戰車我們怎麼對付？自告奮勇捆起了炸藥，他的戰車來了軋我們的單兵，輾軋之下我們的人犧牲一個，他們的戰車也犧牲一架，就是那麼干。我們又沒有炮什麼的，我們都是陸軍，可憐哪，我們那時候的武器差呀。」

姚子青告訴殘存的全營士兵：「人從生下來就註定要死，但好漢死要死出個樣子。今天，三營誰也不許後退一步，誰也不許苟且偷生，讓日本人看看咱中國人的骨氣！」

他的名字，叫閻海文。

盛怒之下的胡家驥把二營做預備隊，三營做側翼，自己揮著手槍，親自率一營沖了上去，最終一鼓作氣衝過了火力交織的唐山路，來到了匯山碼頭的大鐵門前。然而，在那裡又被碼頭裡面布置的日軍火力壓制住了。

望著滔滔河水，彭團長和手下的將士淚水止不住地流。而耳邊傳來了爆炸聲和慘叫聲——有兄弟部隊的士兵冒險試探過橋，被自己人埋的地雷炸死。

這也是大山勇夫帶著手下來到虹橋機場的目的：和之前的多起偵查一樣，他們需要知道中國軍隊到底打算幹什麼。儘管日本方面利用《淞滬停戰協定》獲得的談判優勢不停在上海增強軍事力量，也有在上海打一場的準備，但是，中國政府如果也想這麼做，無疑是不被允許的！

第二，從外交上講，上海是當時遠東第一大城市，歐美列強在上海的利益盤根錯節，如果在上海開闢一個「第二戰場」，日軍肯定投鼠忌器，且列強很可能干預戰爭；

哪怕戰鬥到最後一刻，用身軀，用鮮血。

一時之間，中華大地的鐵道線上，跑的全是運兵的專列，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地：上海。

就這樣，在8月12日前後，從蘇州、無錫到上海的公路上，全都是載滿士兵的卡車，所有通往上海的火車也停止了客運，被闢為運兵的專列。

日方終於明白過來：對中國人而言，這不是一次普通的衝突，而是一次被壓制多年的巨大岩漿的總噴發。

他們的注意力，已經放到了離上海只有300多公里的南京——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軍」和柳川平助的第十軍，都摩拳擦掌虎視眈眈，不斷發出「請戰」的訴求。

但是，比武器裝備落後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國士兵在戰鬥素質、訓練水平和現代化戰爭的配合演練上的巨大差距。

隨後，他跳上了自己的「霍克–3」攻擊機，帶著兩架僚機升空，直撲日機編隊。

除了在飛機數量上存在劣勢，中國最吃虧的還是工業製造能力——我們根本造不出飛機。在日本不斷研發和製造更新式的飛機背景下，中國所有的飛機包括零件都來自國外採購，自身沒有任何製造能力。換句話說，打一架就少一架。在最初的交手之後，中國空軍飛行員每一次駕機升空，往往要單挑對方10架甚至20架飛機。

每當列車停靠在站台的時候，自發前往站台的中國老百姓就往車窗扔香煙，扔水果，扔糖果，很多老百姓邊扔邊流淚：「好好打啊！一定要把鬼子趕出去啊！」

因為他得到的可靠情報是，蔣介石政府也正在把手中所有能動用的力量都在向上海集結。

歷盡三個月的淞滬會戰結束了。

在手下將官紛紛勸他下達總撤退命令時，蔣介石卻總是寄望於國聯的調停和干涉。包括在11月6日明明已經聽取陳誠建議決定撤退，卻因為布魯塞爾召開國聯大會，想看看國聯會不會幹預，於是又下令全線再堅守三天，直到11月9日才明確下令實施總撤退——三天的寶貴時間，被白白浪費。

為了守住羅店，蔣介石把自己手裡殘存的好牌都投了進去，包括在之後讓日軍最心存忌憚的王耀武的五十一師（后擴編為七十四軍），以及他自己的得意門生胡宗南率領的第一軍第一師。

當淞滬會戰快打到一個月的時候，中國軍隊在初期建立起的優勢已經蕩然無存。隨著擁有巨大優勢的日軍大部隊源源不斷地增援，中國軍隊的多處防守陣地被突破，日軍的登陸地點很快就要連成一線。

在短短的三個月時間內，中日雙方在上海先後投入了總計100萬兵力。蔣介石確實拿出了他能拿出的所有底牌，先後投入100多個師共70萬精銳，最後自報傷亡30萬（其中10萬傷亡于撤退途中）。而日軍也被迫前後投入8個師團、兩個旅團以及多個聯隊，接近30萬兵力，最終自報傷亡4萬（有統計數據最終為7萬）。

大山勇夫沒有猜錯：中國軍隊的正規軍已經進駐了上海。

21歲的閻海文在自盡前，喊了一句：「中國沒有做俘虜的空軍！」

不過，日本人在大山勇夫被擊斃之後，很快也嗅到了戰爭即將爆發的味道，立刻命令在上海的海軍陸戰隊進入特別戒備狀態。日本海軍則調動「龍驤」號和「鳳翔」號兩艘航母，外加原本對蘇聯實施警戒任務的「加賀」號，逼近離上海130多公里處的馬鞍群島。在上海的原有日軍，再加上第三艦隊機動部隊2400人，一共達到了4000多人。

但總攻發動一個多小時后，二一六團連匯山碼頭前的唐山路日軍防線都沖不過去。

「技不如人」首先體現在裝備上。

高志航，中國空軍第四大隊大隊長。防空警報拉響的時候，第四大隊第二十一中隊的9架飛機剛剛降落，而第二十二中隊和第二十三中隊正準備降落（關於中國抗戰期間空軍的故事，參看《歷史的溫度1》中收錄的《抗戰期間的中國空中經營》）。

在上海浴血奮戰了三個月的中國官兵，陷入了巨大的混亂：有的部隊接到了撤退命令，卻不知道往哪裡撤；有的部隊接到了撤退方向，卻不知道撤退時間和撤退序列；還有的部隊根本就沒有接到撤退命令，但看到負責掩護的友軍部隊撤了，也只能跟著撤。

彭孟輯，陸軍獨立炮兵第十團團長。他統率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支機械化重炮兵團，配備全中國僅有的德制150毫米口徑榴彈炮。而接到撤退命令的他，卻在上海以西的一條大河邊無法前進——先前過去的兄弟部隊的工兵部隊，為防止日軍追擊，已經在橋上布滿了地雷。

蔣介石也把家底全拼上了。

8月15日，不甘心失敗的日軍從馬鞍群島附近的「加賀」號航母上起飛了16架轟炸機和29架戰鬥機，再次奔襲杭州。高志航率第四大隊起飛迎敵，又打下日機3架（高志航本人擊落兩架）。那一天，中國空軍第四、第五大隊一共打下17架日本飛機。8月16日，又擊落日機8架。

但當真的挨打乃至處於危亡之際，中華民族從來不會妥協或屈服，哪怕付出巨大的代價，也會挺起胸膛，堅決抵抗。

不少滿腔熱血從全國各地趕到上海殺敵的子弟兵，最終卻死在了潰退的路上。

那些平日里溫和敦厚的日本老百姓，高呼著「萬歲！萬歲！」，目送自己的丈夫或兒子、父親和兄弟踏上戰場。在他們看來，他們是光榮地去為天皇開疆拓土，弘揚大日本帝國的威風。但他們不知道，他們中不少現在看上去還彬彬有禮的親人，一踏上鄰國領土，很快就會變成他們自己也不認識的人間惡魔。並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不會再回來了。

但是，當這場會戰打到11月初的時候，已經從全面進攻轉為全面防守的中國軍隊，還是迎來了一個最壞的消息：由日軍第十八師團、第一一四師團為主組建的第十軍，在杭州灣強行登陸成功。

8月13日，國民黨軍八十八師五二三團一營在八字橋的遭遇戰中與日軍交上了火，但陸上戰鬥還沒全面打響。

1937年8月21日凌晨，胡家驥的眼睛都快噴出火來了。

身為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海軍中尉，大山勇夫認為眼前阻擋他的中國士兵很無理——他們攔住了他和他手下的一等兵齋藤與藏，不准他們進入上海虹橋機場。

以大山勇夫的觀點來看，中國的軍隊在上海——這座屬於中國的城市——做得已經有點過分了。

所以，淞滬會戰先正式開打的，其實是中日兩國的空軍。

1937年11月28日，日軍空襲河南周口機場，高志航冒著轟炸奔向自己的座機想升空迎敵，最終被炸死在機艙內。

自9月5日凌晨開始，日軍在艦炮和飛機的協助下，調集大量坦克猛攻寶山城門。姚子青率全營500多人死守不退。久攻不下的日軍開始發射大量燃燒彈，寶山縣城頓時陷入一片火海。

這讓張治中感到非常興奮——在上海與日本人大打一仗，一直是他主張的。

「中國人那麼多，一人一口唾沫都夠淹死小日本了。」這是我們從祖輩口中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們都覺得，要不是當初的不抵抗政策，我們是能輕鬆戰勝日本的。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但是，俞鴻鈞的使命，是宣讀一份《告上海市民書》：「……以酷愛和平之民族，被迫與黷武之強敵抗戰，所持者唯此堅忍不拔之志願，稱意敏果之行為，但使尺寸土地之進出，胥有代價可言，則目前之小勝小負，胥無與于最後得失之衡量，此長期抗戰之精神意義，所以必須洞徹了解，無所用其彷徨顧瞻也……」

1937年11月11日，俞鴻鈞臉色凝重。

在整個淞滬會戰中，中國的步兵基本上不知道怎麼和坦克戰車進行協同作戰。坦克戰車手們認為步兵老是躲在自己後面而不懂得火力掩護，而步兵們則認為，你坦克自己有裝甲，為什麼不讓我們躲，還要我們配合掩護？

南京戰役還沒打響，中國人已經宣布遷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儘管中國軍隊的鬥志毋庸置疑，卻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巨大的傷亡。按照第九集團軍司令部作戰科科長史說的回憶：「一個團整整齊齊地上去，兩天之後，就留下了幾副伙食擔子。」

很快，松井石根就慶幸來自後方的增援是如此及時了。

孫元良，黃埔一期畢業，中央軍第八十八師師長，在8月12日率全師搭乘火車抵達上海。他心裏知道，如果哪場戰爭蔣介石一上來就要調用他這支部隊，那說明校長一定是下了大決心了。

防空警報拉響的原因，是筧橋機場上空出現了9架日本「九六式轟炸機」——它們是來報復的。

比如和胡家驥二一六團一起進攻匯山碼頭的，還有杜聿明的南京裝甲團——這是當時中國軍隊僅有的一支坦克部隊。結果參加戰鬥的坦克戰車全部被擊毀。

在中國援軍的序列里，有最精銳的中央軍：羅卓英的十八軍、胡宗南的第一軍一師、夏楚中的九十八師、王耀武的五十一師、俞濟時的五十八師、李玉堂的第三師……也有原先和蔣介石同床異夢的地方軍閥：從四川日夜兼程甚至步行的川軍楊森的第二十軍；從關外退回來，憋著九_九_藏_書口氣想要為自己正名的東北軍主力；一向與中央軍鬧彆扭的桂軍全部精銳……此外，蔣介石把最不捨得打的兩張精銳王牌也派向了上海：桂永清的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和黃傑的稅警總團。

日本人未必不知道中國人想借淞滬會戰，將他們引入「由東向西」的攻擊線路中，而是他們不在乎：

然而，一個星期後的11月20日，中國國民政府發布的一條聲明，徹底震驚了日本人。

俞鴻鈞，上海市長。他做市長的時候，40歲都不到，可見能力確實非同一般。但在戰爭時期，他對一切都無能為力。

松井石根此時的身份，是日本「上海派遣軍」的總司令。他之所以能鬆一口氣，是因為接到了消息：日本第三師團已經從熱田港搭乘軍艦前來上海支援。

淞滬戰役開戰才幾天，日本人引以為豪的木更津和鹿屋兩個航空隊，竟然在他們本以為「不存在」的中國空軍面前，損失了一半最新式的「九六式」轟炸機，且對戰略目標的打擊根本不能完成。

上海一戰，雖然日本軍隊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言論變成了「三個月打進上海」，但畢竟也殲滅了蔣介石的大量精英部隊。等到再打下南京，坐著等中國人來投降就可以了。

中國軍隊除了那幾支德械師之外，絕大多數部隊武器配備和火力輸出都遠遜於日軍，面對據守在鋼筋水泥碉堡里的日軍，除了人肉衝鋒之外，基本拿不出其他辦法。

自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人等待這一天已經很久了！

一時之間，街頭巷尾的老百姓都懷著興奮的心情在傳播這樣一條信息：終於要打小鬼子了！

而寶山，就是登陸地點中的一個關鍵樞紐。

囂張的日本攻擊編隊連戰鬥機護航也沒有配備，頓時陷入中國戰鬥機的圍剿之中。高志航作為大隊長，率先擊落日方一架敵機，成為中日全面抗戰爆發后第一個擊落日軍飛機的中國飛行員。

8月14日凌晨到上午，中國空軍出動飛機76架次，轟炸了日軍在上海的司令部、碼頭、倉庫和艦船。這都是完全按照張治中的部署來的。因為在蔣介石問他上海攻略時，他的回答就是：首先出動空軍，拔掉對方的重要據點。

在防空警報中，高志航命令第二十一中隊重新起飛，正準備降落的第二十二中隊和第二十三中隊也放棄降落，進入戰鬥隊形。

如今，為了在上海大幹一場，蔣介石上手就甩出了自己手中的王牌——一方面是體現對這場戰爭的重視，另一方面，也向全國的各路軍閥顯示了自己的誠意：你們看，我把自己的家底都拿出來了，諸君看著辦。

而等待變成現實的那一根導火索，在1937年8月13日下午3點終於被點燃。

那些懷著一顆為天皇盡忠之心的日本士兵，在各個主要城市的港口開始登船，前往一個陌生的國度。短暫的迷茫和緊張情緒很快被兩旁瘋狂揮舞旗幟的日本民眾驅散。

不料，由於事先沒有進行火力偵察和壓制，衝鋒前的煙霧彈又因為風向原因被吹反了方向，步兵在沒有炮兵掩護的情況下就勇敢地沖向日軍陣地，成了對方交叉火力的活靶子——桂軍士兵雖然抱著必死的信念拚命向前衝鋒，但絕大多數好男兒都倒在了日軍的重機槍火力之下。

大批的日軍圍了上來，他們希望能活捉一名「支那飛行士」，看看他們到底有什麼能耐，居然能擊落大日本帝國的飛機。

第一，從戰略上講，由於日軍無論裝備還是軍官士兵素質，均遠勝中國，如果放到華北平原進行大決戰，中國軍隊的主力肯定會被具有機械化優勢的日軍輾軋，屆時再敗退到東南沿海，大勢已去；

按照1932年「一·二八事變」之後的《淞滬停戰協定》，中國軍隊是無權在上海駐紮正規軍的，只能部署「保安團」。但這幾個月來的種種跡象表明，蔣介石政府正在運用各種手段增強在上海的軍事力量，包括在各個重要建築和街口修築工事。據可靠情報，他們甚至已經讓中央軍的正規部隊換上駐上海保安部隊的服裝，分批滲透進來。

其實，11月12日，國民政府軍委會發表的《告上海同胞書》的開頭，說得更直白一些：「親愛的上海同胞們：我軍這次撤退，是戰略上有計劃的撤退，絕不是戰爭的失敗，而且真正的抗日戰爭，實際上是從這時候才開始！」

丟了再搶，搶了再丟，在陣地狹小的羅店，每一天都是地獄般的慘烈景象。在日軍密集的炮火攻擊之下，中國士兵連自己戰友的屍體都運不下去，最終屍體堆得比戰壕還要高，只能把戰友的屍體當作沙袋做掩護，子彈打在上面「噗噗」作響。有的士兵打著打著就哭了，因為對方子彈打的，是之前還生龍活虎的戰友。

這一切，就取決於蔣介石到底有多想打這一仗。

1937年8月13日中午，孫元良下令，先頭部隊彙報抵達位置。

在淞滬戰場這座血與肉的大熔爐里，日本人不得不認識了一個完全有別於他們之前認知的「支那」——在他們的印象中，中國依舊是那個只要有幾艘炮艦在大沽口露一下面就會投降談判的國家。

每一個士兵都遵從營長的教導，即便在日軍攻進縣城后，依舊依靠每一個屋頂、每一條街巷、每一堵斷牆，與日軍展開巷戰。子彈打完了，就用磚頭、用木棒，甚至用牙齒咬。

於是，從東京到仙台，從熊本到金澤，從京都到名古屋，日本各地開始出現了狂熱的出征場面——日本開始全面增援在上海的守軍。

還有就是從指揮官到士兵暴露出的現代化戰爭經驗不足的問題。

然而，身中5hｔｔps://ｒｅａｄ.９９cｓｗ•ｃom槍不下火線的胡家驥在率團衝進大鐵門后，卻遭到了來自港口的日本軍艦的炮轟，在付出了500多名兄弟的生命之後，只能退了出來。

隨著登陸增援的日軍大幅度增加，中國軍隊的處境越發艱難。

只打了一天，桂軍6個精銳師就全垮了，光旅長就陣亡了兩個。

在淞滬會戰之前，我們總是覺得我們退讓是因為我們不想打，不願打，不敢打，不然小日本怎能如此囂張？但這場會戰打完之後，很多人終於意識到——戰場上的事，確實要意志力，但有些時候，真的不是僅靠意志力就能夠解決的。

最終，除了一個奉命出城報告戰況的士兵外，自姚子青以下，三營全體殉國，無一人生還。

第四，從地形上講，一旦上海開戰，將把日本「從北向南」的攻擊引入「從東向西」的「仰攻」路線中（中國地形西高東低），這樣就算中國一路退守，西南還有大後方。

1937年9月7日凌晨，姚子青最後望了一眼上海寶山縣城。

我們的祖輩一直口口相傳的一句話是：「小日本如果敢來侵略中國，我們中國人一人一口唾沫就淹死他們了！」

而像在寶山、羅店上演的如此慘烈的戰鬥景象，在淞滬會戰的中期，每天都同樣上演在大場、楊行、劉行、吳淞、川沙、蘊藻浜等各個中國軍隊的戰場。當擁有巨大裝備和戰鬥素質優勢的日軍撲上來的時候，支撐中國軍人用血肉之軀死守不退的，就是一顆保家衛國的決心。

1937年11月10日上午，彭孟緝面對著布滿地雷的大橋，痛哭失聲。

打死他們的，確實不是保安團的普通中國警察，而是隸屬於中國正規軍第二師獨立旅的士兵。他們早就受夠了日本人在上海橫衝直撞、囂張跋扈的氣焰，今天終於等到了機會。

為此，張治中其實一直在抽調自己能指揮的正規軍，填充到上海的「保安團」中——在虹橋機場擊斃大山勇夫的正規軍，就是張治中調動的。

1937年8月12日清晨，張治中一臉凝重地抵達上海南翔。

中國軍隊的後路被抄了。

松井一開始是想拿5個師團的，但軍部大本營認為，「打支那，兩個師團已經寬裕了」。

寶山的失守，導致上海北部的羅店防線失去了堅守意義——之前這塊陣地已經幾經易手，中日雙方在這塊彈丸之地都投入了超乎想象的重兵。

在1937年，中日兩國的空軍實力對比是這樣的：日本擁有91個飛行中隊，各類作戰飛機2100架左右，而中國一共只有300架左右的作戰飛機，相差7倍。

孫元良在8月13日得到的彙報是：五二三團一營營長易瑾，率全營進駐了1932年《淞滬停戰協定》規定的中日停火線：八字橋。

彭孟緝部所呈現的，只是數十萬中國軍隊撤退時混亂畫面中的冰山一角。在撤退這件事上，蔣介石難辭其咎。

所以，這場發生在80多年前，歷經三個月的慘烈會戰，從今天回望，依舊有太多的教訓和意義。

美國著名軍事評論家卡爾遜曾說過，淞滬戰役足以證明兩點：「第一，中國已下決心為她的獨立而戰，而且中國軍隊確有作戰的能力；第二，日本的軍隊在日俄戰爭中，被世人視為可怕的軍隊，經中國一打，降到了第三等的地位。」

在「巨大的恥辱」面前，木更津航空隊聯隊長石井義大佐剖腹自殺。

但是，戰況依舊沒有改觀。

最終，彭孟緝只能下令：將中國當時最先進的那批重炮推入河中。

因為他的部隊不是一般的部隊，也不是一般的中央軍，而是中央軍王牌中的王牌。

忽略日軍在杭州灣登陸，是中國軍隊指揮層的嚴重失誤，但這時候，也沒空追責了，因為大家都在考慮一個問題：在上海激戰近三個月的數十萬中國軍隊，很有可能被日軍合圍全殲。

為此，蔣介石把自己著力培養的親信陳誠也調了過來，擔任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實際上就是負責指揮淞滬會戰。

「不投降！」

這背後透露出的只有一個信息：在歷經三個月煉獄般的淞滬會戰之後，日本人只得到了中國人斬釘截鐵的三個字答覆：

在8月14日戰端初開時，張治中就制訂過一個「鐵拳計劃」——按照德軍作戰樣式，組織一個500人的突擊敢死隊，直撲日軍指揮部。但在實際攻擊過程中，抱著必死決心的中國士兵卻因為沒有重武器，始終無法突破日軍的碉堡火力封鎖，每前進一步都要用戰友的屍體鋪路。最終，突擊隊全軍覆沒，帶隊的劉宏深營長殉國，陣亡時年僅28歲，結婚還沒滿百天。

蔣介石對張治中說的原話就是：「把在上海的日軍，趕到黃浦江里去！」

國民黨政府一改「七七事變」之後的猶豫和彷徨，正式認定將和日本全面開戰。這場戰爭不僅僅促成了地方軍閥和國民黨中央政府軍站在一條戰壕，更加快了當時中國兩個政黨的一致對外：淞滬會戰開戰後9天，蔣介石就宣布改編紅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10月2日，南方的紅軍游擊隊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陸軍第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