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美國《財富》雜誌副總編小理查德·科克倫來到上海，說了自己對這裏的印象：「只有一家接待外國人的飯店，只有大約100輛汽車，而且沒有一棟摩天大樓。」而另一個剛剛從東京來到上海的美國人的言論似乎更扎心：「看上去日本結束二戰已經50年了，可是上海好像是昨天才結束戰爭。」

暴風雨來臨之前，有時會有短暫的平靜。

有時候，一件事要反覆強調，那多半是因為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至此，《解放日報》以兩周一篇的速度，在頭版刊登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文章。

1992年1月17日，一列沒有編排車次的專列，在黨的十四大即將召開的前夕，載著88歲的鄧小平和他的家人從北京開出，向南方駛去。

再把目光放到1991年的中國國內。

經過兩天的緊張撰寫、推敲、修改、編輯，1991年2月15日，也就是辛未羊年的正月初一，《解放日報》讀者拿到手裡的報紙頭版是這樣的：

他還回顧了自己當初制定「經濟特區」時的考量：「那一年確定四個經濟特區，主要是從地理條件考慮的。深圳毗鄰香港，珠海靠近澳門，汕頭是因為東南亞國家的潮州人多，廈門是因為閩南人在外國經商的很多，但是沒有考慮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優勢。上海人聰明，素質好，如果當時就確定在上海也設經濟特區，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

文章的作者署名，是「皇甫平」。

「都是我的心裡話！」

這背後其實也有一定的原因：恰逢春節大年初一，看報的人並不多。凌河還記得，這篇稿子連當天本報評報的「好稿」稱號都沒獲得。

當時，還有一位中央大報的社長，在沒有通知任何人的情況下，以私人身份來到解放日報社，進門就問：「皇甫平文章是什麼背景？是誰授意寫的？」周瑞金的回答是：「沒有人授意，是我組織撰寫的。我從來沒有向誰請示過，也沒有送審，就是我做主的。我作為《解放日報》一把手，發表署名評論文章還是有這個權利的。」

「從全局上說，從戰略上說，一定要保證我國整個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從具體問題來說，不能囿於『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對外開放用了一些社會化大生產通用的做法，如果問『姓社還是姓資』，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這樣的話，從根本上說來，是妨礙社會主義經濟繁榮的，甚至是破壞社會主義繁榮的。」

最後，省委書記總結：

再把目光縮小一些，放到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

「實踐證明，在當代中國，堅持改革開放是人心所向。」

不過，周瑞金還是以個人名義，給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市長、分管宣傳的市委副書記三位領導寫了一封信，著重說明為什麼這組「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不送審。在此之前，上海的市委領導一直都沒有給周瑞金施加任何壓力，只是希望《解放日報》不要撰文反駁，淡化處理。

按照當時評論部副主任凌河的回憶：「第一篇文章出去，其實並沒有什麼大反響。」

朱鎔基聽的時候，不斷點頭。因為就在不久前，朱鎔基在向全市幹部傳達https://read.99csw.com第十三屆七中全會精神的會議上，曾修改了曹操的《短歌行》，提出了八個字：

當然，吳敬璉是猜錯了，在這件事情上，鄧小平始終沒有介入過。在7月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科召開的「當前經濟領域若干重要理論問題」座談會上，吳敬璉和衛興華、戴園晨、周叔蓮、樊綱等經濟學家一起，坦誠地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吳敬璉的觀點是：

說完上海，鄧小平似乎自己做了總結：「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會有不同意見，但那也是出於好意，一是不習慣，二是怕，怕出問題。

接下來，我們把這篇文章放一放，來看看「意味深長」的1991年。

「……

而就在這個「谷底」之年，87歲的鄧小平來到了上海。

重重壓力之下，當時中宣部還專門成立了調查組，到上海來調查「皇甫平」系列文章成文的背景。

「解放思想不是一勞永逸的。……我們要防止陷入某種『新的思想僵滯』。」

1991年3月2日，第一篇文章刊登之後兩周，以「皇甫平」為筆名的第二篇評論文章又在《解放日報》出現了。這一次的題目是《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這篇文章中提出：

這個人，就是鄧小平。

「你無非是聽了鄧小平談的話，鄧小平現在算什麼，他現在退休了，是一般黨員，難道他說的都正確嗎？你都要跟著宣傳嗎？」

「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麼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試第一個就要準備失敗，失敗也不要緊。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但是到了8月，《求是》雜誌也加入進來，發表了《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繼續推進改革開放》；9月，《人民日報》發表了文章《當前改革的三個問題》。

在視察南方的過程中，鄧小平終於在等待了一年之後，公開、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有人確實把改革開放引向了資本主義的邪路。」

時任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兼副總編輯的周瑞金，把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鴻和《解放日報》評論部副主任凌河請到了一起，說是要開個小會。

「《解放日報》駐京辦事處當時也接到很多電話，有的打聽文章背景，問是不是傳達了鄧小平同志的講話精神，還有read.99csw.com的表示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為主旋律，說出了他們的心裡話。」

「我們不能把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同資本主義簡單等同起來，一講市場調節就以為是資本主義。」

文章里有一句話，看得周瑞金出了一身冷汗，他又覺得應該不是在說他自己：

三天以後，第一篇批判「皇甫平」的文章在北京的一本叫《當代思潮》的雜誌上發表了，題目是《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

至於為什麼要用「皇甫平」作為筆名，周瑞金多年後的解釋是：「許多論者把『皇甫平』解釋為黃浦江評論的諧音，這並不錯，但又不僅僅是這個意思。從更深層的意思來說，這個『皇』字，按照我家鄉閩南話的念法，與『奉』字諧音。這個『甫』，不念『浦』，而念『輔』。我選這個『甫』，就是取有輔佐之意。奉人民之命，輔佐鄧小平。」

6月，《高校理論戰線》雜誌發表了文章《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7月，《真理的追求》雜誌發表《重提姓「社」與姓「資」》。

與第一篇文章相比，進入「深水區」的第二篇文章直接觸碰到了當時最敏感的一個話題：

「有人說我是你們的後台，可惜你們寫文章時我並不知道，當不了後台。你們把第五篇文章重新發表，加一個編者按，讓廣大讀者來評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張過『不要問姓社姓資』？」

「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在各省市之間當然也引起了巨大反響。

可能凌河不知道的是，其實這篇稿件登報后，已經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包括每天都要讀報的鄧小平。

周瑞金提了一個總的大方向和寫這個系列文章的初衷：新的一年，是辛未羊年，按照中國人「十二年一輪迴」的觀念，又到了一個新的歷史交替點上——12年前的1979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元年。

鄧小平開始了他的南方視察。

有時候，一件大家看起來理所應當、毋庸置疑的事，背後卻有令人意料不到的博弈，以及暗流涌動。

這是周瑞金的三人小組在那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中，用來收尾的那句話。

1992年夏季，在上海和全國相繼舉行的好新聞評獎活動中，《解放日報》的「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均以高票獲得一等獎。

周瑞金回去后，自己決定：作為當初延安時期的中央機關報，後來成為上海市委機關報的《解放日報》，在這樣的一個歷史節點上，應該發聲！

1991年2月13日，是農曆的除夕前夜。

各方關注迅速升溫。

1991年2月11日晚上，上海市委一位領導把周瑞金叫到自己在康平路的家裡。他拿出鄧小平視察上海的談話材料給他看。

「何以解憂？唯有改革！」

當時的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吉，就一直在給周瑞金打氣：

鄧小平是來過春節的，但他又不像是來過春節的。一到上海，他就去了很多企業和工廠考察。那一天，鄧小平在錦江飯店旋轉餐廳——上海那時候https://read.99csw.com為數不多還算拿得出手的地方——對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說：「浦東如果像深圳經濟特區那樣，早幾年開發就好了。」

在這些文章里，有的是理性討論，有的則頗有火藥味：

「願辛未年以名副其實的『改革年』而載入史冊！」

他還特彆強調指出：

當時的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等紛紛報道了「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引發了中國關於「改革開放」的辯論；台灣的《聯合報》直接發文，說是「上海在向北京叫板」。而當時尚未解散的蘇聯塔斯社乾脆派人來問：「這系列文章是不是鄧小平在背後授意的？」

「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周瑞金實在無法認同裏面的一些論述，就讓駐京辦記者告訴作者：「刪掉那些話，不然《解放日報》絕不刊登。」

在《人民日報》記者凌志軍寫的《變化》一書中，第一部是記錄1990年到1991年的那段中國歷史，他給這部分取名叫作「谷底」。

1992年元旦，時任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的陳開枝，忽然接到了省委書記謝非打來的電話：「我們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要來了。」

對周瑞金的那封信，書記和市長都圈閱了，但沒有表示意見；市委副書記做了批示，但批示沒有講文章該不該寫、寫得對不對，只批了一句話：「像類似這樣的文章今後還是要送審。」

鄧小平的這些講話，也讓上海《解放日報》遭受的壓力頓時消失。

5.《鄧小平南方談話前後》（陳雷，中央黨史出版社，2014年）

對此，周瑞金做了自我批評，表示願意承擔責任，但另一方面，他心裏也更有底了。

在「蘇聯」變成歷史名詞之前，東歐也發生了劇變：兩德統一，波蘭、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這些國家相繼發生政權更迭，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更是被槍決。

周瑞金的底氣，更多的是來自其他渠道的反饋。

按照周瑞金的回憶，當時新華社的《半月談》是唯一支持「皇甫平」的中央媒體，他們公開提出，對「改革開放」，不能任意提出「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當然，《半月談》也受到了其他中央媒體的批判。

本文主要參考來源：

在當時的國內媒體報道中，已經出現了這樣一些比喻：

果然，三人碰面后，周瑞金提出，要三個人一起，寫幾篇大的署名文章。

1.《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鄧小平，人民出版社，1993年）

在這場由「皇甫平」文章引發的大討論中，有一個人始終沒有發表意見。

當然，在這個時間點，周瑞金要親自牽頭組織寫這樣一系列署名文章，肯定是有更深層的思考的。

時任《新聞記者》雜誌主編的魏永征，是「皇甫平read.99csw.com」的堅定支持者，他不僅自己撰文，還拒絕刊登一位老幹部寫的批判文章。他回憶，當時上海有四位局級幹部前往某省辦公事，省委書記接見他們時開口便問關於「皇甫平」的文章。沒等上海的幹部回答，這位省委書記已經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地列舉「皇甫平」種種觀點。

這篇文章的開頭這樣寫道：「親愛的讀者，當我們稱頌『三羊開泰』之際，當我們互祝吉祥如意之時，您是否想到，我們正處在一個意味深長的歷史交替點上？」

第二篇文章一出來，各界的關注一下子就來了，但很多人還摸不準路子：《解放日報》哪來那麼大的膽子？背後是不是有什麼人？

在互聯網還沒有在中國出現的年代里，全國不少省、市、自治區駐上海辦事處人員都接到當地領導人電話，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還派出專人到上海來了解發表背景。

4.《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先聲：「皇甫平」的「四論改革」》（吳光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經濟學家吳敬璉在看到第二篇文章的時候就大感興奮，他後來對周瑞金說：「一看『皇甫平』就是大有來頭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發話了！」

但有些事，他卻沒辦法不理睬。當時上海市離退休老幹部有一個讀報小組，有一天他們開讀報會，指定要周瑞金去參加。按照周瑞金的回憶，他去了后，他們的批評是：

「經濟特區」是「和平演變的溫床」，「股份制改革試點」是「私有化潛行」，「企業承包」是「瓦解公有制經濟」，而「引進外資」更是被稱為「甘願做外國資產階級的附庸」。

周瑞金理解鄧小平的擔心，因為身處1991年，不要說在黨報擔任領導工作的他，恐怕普通讀者對當時的輿論氛圍也都有所感受。

不久之後，周瑞金調任《人民日報》擔任副總編輯。在很多年後，回憶當年的「皇甫平」系列文章經歷的風風雨雨，周瑞金用了一句話來總結：

看了鄧小平的那些講話，周瑞金回憶自己當初的感覺是「深受觸動」：「實際上他（鄧小平同志）已經感到，在當時國際大形勢和國內政治氣氛下，如果不堅決推動改革開放，不加快經濟發展，再走封閉僵化的回頭路，中國是沒有前途的，中國人民是沒有福祉可言的。」

周瑞金在信中說：「按照歷年的慣例，黨報的社論、重要的評論員文章應該送審，但並沒有規定署名文章、署名評論也要送審，皇甫平評論按慣例是可以不送審的。更重要的是，我擔心送審會讓你們為難和被動，如果由此產生什麼問題的話，我願意個人承擔責任。」

按照慣例，每年的農曆大年初一，周瑞金都會在《解放日報》的「新世說」欄目上寫一篇小的言論文章。但是，如果只是要寫一篇小言論的話，是沒必要把施芝鴻和凌河請到一起開會的。

周瑞金很快|感受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

這讓周瑞金他們感到有些冤枉：我們什麼時候說過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還是姓「資」了？

4月12日，第四篇文章《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也見報了。九-九-藏-書

半版刊登鄧小平與上海市委、市政府領導迎新春的新聞報道和大幅照片，下半版加框出現了一篇大文章：《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

一開始開炮的，都只是些小雜誌。

在歷時近一年的關於「改革開放」和「姓社姓資」的大討論中，鄧小平一直在安靜觀察。不過，當時不發聲音，並不代表從此就不發聲音了。

按照周瑞金的回憶，理論界當時有一個在全國很有名氣的人寫了一篇文章，讓《解放日報》駐北京辦事處一位記者轉給他：「說是如果我把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報》上，可以視作一種自我批評，北京報刊就不會再發表批評文章了。」

3.《1991年的皇甫平到底是誰》（李月剛、周筱贇，南方新聞網，2008年12月）

當時上海有一位老幹部，寫了一篇非常長的文章，逐字逐句批駁了「皇甫平」的文章。他把文章寄給市委領導，市委領導轉給了周瑞金，但沒有批示什麼意見。對此，周瑞金乾脆沒有理睬。

除了專家的意見，讓周瑞金受到鼓舞的，還有普通讀者的心聲。他回憶：「每逢文章發表，都會有不少讀者打電話到報社詢問文章作者是誰，並紛紛表示讀了這些文章很有啟發，有助於進一步解放思想，認清形勢，打開思路，堅定信心。

1991年2月22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第一號統計報告表示，1990年經濟形勢有嚴峻的一面，主要問題是「產成品積壓增多、經濟效益下降，財政困難加劇，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到了年底，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全國企業實現利潤下降67%，虧損總額已高達310億元。

那時候，周瑞金自己也沒想到，這篇文章以及後續文章，會引起一場大風波。

「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參觀深圳先科激光電視有限總公司時，鄧小平說：「特區發展了十幾年才有今天的樣子，垮起來是一夜之間哪！……只要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

在1991年，如何「預防和平演變」是一個重要的任務，但不知為何，「改革開放」被悄悄騰挪到了對立面。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也就是在這之後不久，原本已經定下來要調任香港《大公報》總編輯、已經買好機票的周瑞金髮現，他的調動被卡住了。

2.《我與皇甫平——寫在〈解放日報〉創刊60周年之際》（周瑞金，《新聞記者》，2009年第9期）

1991年的國際形勢，用「風雲變幻」四個字來形容應該不算太誇張。在這一年，克里姆林宮的「蘇聯」旗幟被緩緩降下，讓很多中國人在震驚中無法緩過神來。

還沒等大家有所反應，3月22日，第三篇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文章又出現在了《解放日報》的頭版——《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文章強調：「必須要有一系列嶄新的思路，敢於冒點風險，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