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蔣介石在重慶的一次講話中，提到了那一句流傳至今的話：

陳布雷的文筆，確實得到了國共兩黨的一致認可。1941年，周恩來託人給陳布雷帶話：

「恩來先生我也衷心敬佩，可惜共產黨里像恩來先生這樣的人太少了。」

1947年，陳布雷曾向自己的浙江同鄉毛翼虎分析過他自己所認為的「勢力」二字：

第一，要讓世人知道張楊二人犯上作亂的狼子野心；

陳布雷一開始以「不熟悉事變經過」為由推辭，但蔣介石再三表示只能由他寫才放心。結果這篇文章耗費了陳布雷的大量心血，卻遲遲不能完稿。在蔣介石的再三催促下，陳布雷交出第一稿，蔣介石不滿意，回去改了再交，蔣介石仍不滿意，再改——這在陳布雷的「作文」生涯中是很罕見的。

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對決，隨著抗日戰爭的結束，很快就到來了。

而他在給蔣介石的《上總統書》中寫的是：

第四，陳布雷更是從自己的身上，感受到了國民黨不可挽回的崩潰。

「對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們共產黨人欽佩有加，但同時希望你的筆不要為一個人服務，要為全中國四萬萬人民服務。」

蔣介石本人非常滿意，但不知他是否知道陳布雷所經受的折磨。陳布雷在後來的日記中寫道：「余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於此哉！」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陳布雷本來是要跟隨蔣介石去西安的，卻因為在洛陽時生病沒能同行。「西安事變」爆發后，陳布雷當時的心情不是感到慶幸，而是感到後悔——當時沒能和蔣介石在一起。

但陳布雷拒絕了——他說他的志趣不在官場，還是想回上海當記者。

雖然沒有確切證據證明，這個講話文稿是出自陳布雷之手（但可能性極大），但陳布雷自己立刻做出表率：鼓勵自己的一個侄兒和兩個兒子報名參軍，奔赴前線。

作為陳布雷的機要秘書，蔣君章想了想，替陳布雷請了個假。

蔣介石當時很不高興，但沒有強求。

但讓陳布雷感到痛苦的事，還遠沒有結束。

「今生今世休再作此妄想，倘不死心歸順，願提刀勒馬一戰耳！」

第三，對陳布雷打擊更大的，是蔣介石對他的信心。

可以說，陳布雷經此一步，成了蔣介石身邊最重要的「幕僚長」。

全國上下團結一致抗日，這讓陳布雷精神大振，鬥志昂揚。在抗日戰爭時期，當年那支「驚雷之筆」又復活了，陳布雷寫了大量激勵國人堅持到底、抵抗日寇的文章，如名篇《告入緬將士電稿》《駁斥近衛東亞新秩序》《告空軍將士書》《抗戰周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等。

在這個時期，最讓陳布雷糾結的，就是抗日的問題。

蔣介石最信任的「文膽」陳布雷自殺了。

從個人意願來說，陳布雷當然是主張積極抗日的，但從他所處的職位而言，卻必須服從蔣介石的意志：隱忍，退讓，攘外先安內。

作為蔣介石的幕僚長，陳布雷也是對此深信不疑的。但事實的發展過程，卻出乎每一個人的意料——戰爭開場才打了兩年多，國民黨軍隊已經處於崩潰邊緣。

蔣介石當時一言不發，拂袖而去。

「『勢力』這個詞要分開來看，一個是形勢，一個是力量。按照力量來說，國民黨無論是陸軍，無論是空軍，都遠遠超過共產黨。但是形勢的話，那很難說了，形勢越來越不對了，形勢變化了。」

1933年，陳布雷的政治生涯邁出了關鍵一步。

「各單位互不接洽，互不配合，互相拆台；黨的高級幹部中有人對黨國前途喪失信心，未能集中精力以紓危艱；有人公開散布失敗情緒，在總統府的門口竟問別人『你有沒有準備』？準備什麼？準備後路還是準備投共？甚至有個別黨國中堅，在此多事之秋，以國家委以的重任持敷衍、推諉的態度……」

邵力子力主將全部事實向社會公布，「警惕黨人」，「警惕社會」。隨後，在九*九*藏*書11月18日的《中央日報》上，國民黨官方承認了陳布雷的自殺：「……兩醫官判斷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藥過量，其心臟已於兩小時前停止跳動。」陳布雷自殺是毫無疑義的，因為他給蔣介石，給家人，給同事寫好了遺囑，交代後事。

陳布雷在推辭了好幾次后，向蔣介石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我的初願，是以新聞工作為終身職業，若不可得，願為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但求對公能有涓滴之助，機關重職，非我所能勝也。」

在那幾年裡，無論是在《天鐸報》還是後來去《商報》擔任主編，陳布雷憑藉自己充滿激|情和預見性的評論，大力擁護辛亥革命，反對封建帝制，在上海乃至全國報界聲名鵲起。

11月15日，陳布雷的遺體在南京的中國殯儀館崇敬堂進行了大殮。在大堂的正中央，高懸著蔣介石為陳布雷親筆寫的匾額：「當代完人」。

於是，蔣君章找來陳布雷的副官陶永標，一起想方設法弄開了陳布雷房間的門——然後，就看到了躺在床上，一動不動的陳布雷：

大概9點半的時候，辦公桌上的電話響了。

陳布雷被發現自殺后，蔣介石第一時間就趕到了現場——雖然一言不發，但他取消了當天要參加的所有會議。

于公于私，陳布雷都全力支持國民黨的「最後一搏」。

在陳布雷的房間里，人們後來發現了他寫的多封遺書。

但到了上午10點，陳布雷依然沒有從房間里出來。

第二，陳布雷自己心裏也知道，國民黨從士氣上已經垮了。

沒多久，陳布雷就拿出了一篇《告黃埔同學書》。

陳布雷的悲劇，甚至還延續到了他的子女一輩。

1948年11月12日晚上，陳布雷忽然變得非常健談，與幾位秘書聊了很久，從辛亥革命一直談到眼前局勢，說完便徑直上樓。

這是一份要表明蔣介石「暫緩抗日」意圖的報告，卻和陳布雷的本意相悖，幾度修改之後，終於成文。

1948年11月13日的早晨，秋高氣爽。

也正是因為如此，「陳布雷」這個筆名在當時名聞遐邇，人們稱他為「布雷先生」乃至「布公」，清末著名的詩僧八指頭陀曾贈詩曰：「迷津喚不醒，請作布雷鳴。」

1926年，盛名之下的陳布雷，被一個人看中了。

陳布雷再沒有經濟知識，也知道國民黨政府準備「濫印鈔票」了，而這顯然是一條加速滅亡的絕路。

這一年，在蔣介石的再三邀請之下，陳布雷終於決定出仕——擔任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

「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面對當時已頗有威嚴的蔣介石，潘公展的神態舉止比較拘謹，且目光閃爍。而陳布雷癟嘴，頭髮蓬亂，一副無所謂的樣子，這一點給蔣介石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

他的命運，終於和蔣介石，和國民黨捆綁在了一起。

按蔣介石的規劃，抗戰結束后的半年之內，就可以徹底消滅八路軍和共產黨。

1948年初，毛澤東寫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擺到了蔣介石的案頭上。蔣介石自己都感到，中共提出的各種策略和政策，都恰好戳到國民黨的痛處。蔣介石遂召見陳布雷，表示為什麼中共能有這樣的文章，而國民黨所謂人才一堆，卻沒人能寫出直擊共產黨要害的文章？

1948年11月11日，早已精神衰弱，長期失眠的陳布雷受到了「最後一擊」。

而且，陳布雷的身份特殊——他是蔣介石的筆，他必須將蔣介石的這個思路充分闡述出來，動之以情，說服眾人。

陳布雷當時對國內局勢的評述和對革命的理解，得到各方面的高度欣賞：國民黨方面，孫中山稱他寫的文章，比國民黨辦的報紙宣傳革命更有成績；共產黨方面，當時中共領導人蕭楚女曾專門致函《商報》，稱主筆（即陳布雷）具有「革命精神」。著名報人鄒韜奮曾在《生活》周刊上評價陳布雷：「我國現今第一流政論家。」

第二，要讓世人知道自己是怎麼感化張楊二人的；

而陳布雷的家人也罕有地見到了陳布雷發火的一幕——他枯坐在書桌前，許久不能寫下一字，拿著筆在紙上亂塗一氣，最終憤怒地把自己心愛的毛筆給戳斷了。

陳布雷並沒有正面回答這句傳話，而是說：

而陳布雷的嫡親長孫陳師孟，在台灣又成了當年陳水扁的得力幹將，脫離了國民黨，加入了民進黨，大力鼓吹「台獨」……

陳布雷自己也知道，當時的人心，已經不在國民黨那裡了。

而陳布雷大殮的這一天，正是他自己的生日。

1948年7月，為了挽回已如脫韁之野馬的通貨膨脹，蔣介石在廬山召集新任行政院院長翁文灝、新任財政部長王雲五、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等人，開會商定幣制改革，由中央銀行發行金圓券。

蔣君章急忙喊來包括蔣介石專用醫生在內的三位大夫。幾針強心劑打下去，陳布雷依然沒有任何復甦跡象。在場的人都意識到了一個事實：

兩個月後，《西安半月記》附加了宋美齡的《西安事變回憶錄》終於問世，重印30餘次，成為暢銷書。

蔣介石為什麼要見陳布雷？因為出於形勢的需要，蔣介石越來越希望自己身邊能有個得力的新聞秘書。

在陳布雷的葬禮上，他的好友，國民黨的另一個理論家和「筆杆子」戴季陶號啕大哭，說不理解陳布雷為何要選擇走輕生這一條路。

第三，要讓世人知道自己是怎麼化險為夷的。

他自己的遺書，是這樣寫的：

唉，百無一用是書生。

但他的矛盾與痛苦，也由此開始。

後來的情況，大家都知道了：陳布雷用自己家的家當兌換的金圓券，最終成了一堆廢紙。而當初存在銀行的100億元法幣，最後只值幾千元金圓券。

陳布雷還寫了多封遺書，給朋友，給夫人，給秘書。他還特地叮囑，自己遺留下來700元金圓券，其中拿300元給自己的副官陶永標——那個時候，300元金圓券只能買一石米了。

三個月後，戴季陶于廣州服安眠藥自殺。

其實從1926年初開始，因為一直撰文讚揚當時代表先進力量的國民黨，陳布雷就已經進入有關人士視線。那一年的11月，陳布雷的堂兄陳屺懷向陳布雷轉達了一個信息：有一個人想見你。

蔣介石後來在一次會議上講話，他說曾有人勸他，要孔祥熙、宋子文、陳立夫、陳果夫和宋美齡一起拿出5億美元來充入國庫。蔣介石當時大光其火：「宋子文有什麼錢，嗯！孔祥熙有什麼錢，嗯！至於夫人，那就更沒有錢了。所以，這個，散布這個言論，不管怎麼說，只會給黨九-九-藏-書國帶來危害，有利於共產黨！」

而陳布雷提出的建議是：先派可靠的部隊包圍上海，然後再利用上海的幫會勢力打頭陣。

但是，沒有一個政黨是從來沒有走過彎路的。陳布雷心愛的女兒陳璉在抗戰時期就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最終在1967年的「文革」風暴中因家庭出身受到衝擊，含冤跳樓自盡（后被平反）；最小的兒子陳礫也是共產黨員，同樣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到「文革」結束后才被平反（后做到《中國日報》總編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

「鄂事成敗之問題，關係吾四萬萬同胞之生死；鄂事萬一無幸，期吾同胞無萬劫回復之日。」

潘公展的回答是：「總司令自有妙策。」這句話答了等於沒答。

「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1911年，也就是中國天翻地覆的那一年，21歲的陳布雷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隨後實現了他的夙願——進入上海的《天鐸報》，成了一名記者。

那個時期，陳布雷的文字，立論客觀，分析透徹，但同時又充滿著熱血激|情，氣勢如虹。比如他在揭露袁世凱欲稱帝時寫過這樣的句子：

「我想安靜一下」，就是陳布雷留下的最後遺言。

第二件事，他會後從廬山回南京途經上海時，回到家裡，讓夫人王允默把家中的金器、銀器都整理出來，去兌換金圓券，並表示「我們要帶頭遵紀守法」。

更重要的是，蔣介石還話中有話地說：

蔣君章在後來的口述回憶錄里說：布雷先生在兩天前就關照我，不要讓他見客。連11月12日的孫中山誕辰紀念活動，他也沒有參加。

據說那天陳布雷情緒激動，脫口而出一句話：「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寫的！」

這兩件事也給了陳布雷很大的觸動：

於是，陳布雷最終出任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蔣介石覺得身邊需要處理的事情越來越多，於是在1933年設立了「侍從室」。

國民黨當時給出的陳布雷的死因，是心臟病突發。

陳布雷說自己不想當官，最想做記者，但在時代洪流的裹挾之下，每個人都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更何況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

第一件事，他堅持把當時中央宣傳小組的100億元法幣經費存入了銀行——當時有人勸他換成黃金避免貶值。

這篇講話的起草人，就是陳布雷。

「武昌起義」爆發之後，陳布雷連寫10篇《譚鄂》，按天發表，在當時上海很多報紙稱武昌起義軍為「逆軍」的背景下，對起義進行大力的頌揚。他在文章中指出：

一個是報業大亨史量才，他最後被國民黨軍統特務暗殺在路上。

一個是一代軍閥孫傳芳，他最後被自己下令斬首的人的女兒刺殺。

陳布雷有8個子女，他曾明令子女一個都不允許參与政治，所以陳布雷雖然是國民黨高官，但8個子女竟然沒有一個是國民黨黨員。

這兩個人一生的故事，包括最後的歸宿，都有很多可寫的地方。

第一，陳布雷是切身感受到國民黨的腐敗的。

蔣介石對陳布雷下達的要求很明確：

但剛剛出仕的陳布雷，隨即遭遇了蔣介石人生的第一次下野。為了表示與蔣介石同進退，陳布雷也同時辭去了職務。

盧溝橋事變，最終逼盡了蔣介石所有的後退餘地。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發表了著名的「廬山講話」：

其實，寫陳布雷的故事，挺痛苦的。因為必須從中體會一個知識分子從充滿自信到迷茫彷徨，從氣勢如虹到悲觀失望的全過程。

當時與會人士一致猜測：敢對蔣介石提出這種建議的人，只可能是陳布雷。

蔣君章早上起床，先是打了一套太極拳，然後坐在辦公桌前看報紙。

隨後蔣介石問了兩個人一個問題：「怎麼應對上海的工人運動？」

但國民黨從上到下的腐敗之風，早已一發不可收拾。1943年，還在抗戰時期，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悄悄塞給陳布雷一個信封，陳布雷滿面通紅地退還給了孔祥熙。後來有人告訴他，信封里塞的居然是一張100萬元的銀行本票。陳布雷當場就大嘆：「腐敗！腐敗！」

1948年11月14日出版的《中央日報》，在第二版以三欄長題這樣報道陳布雷的死訊：

但我卻幾乎沒有猶豫地選擇了陳布雷之死。

11月12日，蔣介石在大會上公開朗讀了這篇當時著名的對日政策演說，其中那段文字，似乎能讓人咀嚼出主筆人內心的艱澀：

但是，被張學良護送回來的蔣介石，很快給陳布雷出了一道難題：要他寫一部記錄「西安事變」經過的《西安半月記》。

真正讓陳布雷「解脫」的，其實是「七七事變」。

這篇洋洋洒洒的長文，無論是文風、氣勢，還是文字里流露出的情感，完全符合蔣介石的要求。於是，蔣介石當即提出：希望陳布雷留下來為自己工作。

而這篇講話中最有名的那句，就是：

「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以最後犧牲之決心，為和平作最大之努力。」

「文膽」一詞，是褒義詞，一般指給國家領導人撰寫各種文告和講稿的；也指為人剛正，文采斐然。但熟悉國民黨歷史的人都知道，一般說起國民黨的「文膽」，是特指一人的。

蔣介石原來的秘書是邵力子，但邵力子已多次流露出親共的思想，蔣介石不想用。他本來想起用當時的《商報》社長陳屺懷，但陳屺懷覺得自己比蔣介石大了一輪，做秘書不合適，於是就推薦了自己的堂弟陳布雷。

其實，蔣介石怎會說他？但陳布雷總是在想，蔣介石是不是在針對自己。

陳布雷當時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委員會代秘書長以及總統國策顧問。他雖然不懂經濟，一言沒發，卻在會後做了兩件事。

其實，放在我面前的有三個題材供選——都和「死亡」有關。

上樓前，他關照秘書：「不要讓任何人打擾我，我想安靜一下。」

陳布雷，原名陳訓恩，浙江慈溪人——沒錯，是蔣介石的老鄉。

面對這些困局，陳布雷也做過掙扎，也試圖勸諫蔣介石，一是爭取和共產黨和談，二是拿出些具體的辦法來拯救黨國。

陳布雷做的官，從某種意義上說，其實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要巴結他的人成千上萬。但他一直衣著樸素，自己從不搞特權，家中會客室只有三張舊沙發，配給他用的汽車，從來不準家人使用。

隨著戰局的惡化，蔣介石對國民黨的各方面工作越來越不滿，其中也包括宣傳工作。陳布雷曾向蔣介石表達過這樣的意思：國民黨的很多實際問題需要儘快改善，宣傳才能取信於民，否則問題不解決，怪到宣傳頭上，是不公平的。

蔣君章覺得事情有點不對勁——陳布雷一般是早上8點就起床的。

部屬布雷負罪謹上

這個人，就是當時北伐軍的總司令，蔣介石。

那次談話之後，蔣介石單獨留下了陳布雷，希望他在總司令部暫住一段時間。

掌握實際軍權的蔣介石，在重新出山後，第一時間就邀請陳布雷再度出仕。

這就讓陳布雷非常為難，因為他知道，張學良和楊虎城「犯上」的目的並不是要「篡位謀反」，而是要「逼蔣抗日」。而且，在整個記錄中，隻字不能提周恩來代表的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的斡旋作用。

在國民黨方面的再三邀請之下，陳布雷啟程前往南昌，面見蔣介石——後來他才知道，那其實是一場「面試」。

後來他曾對人說起，陳布雷給他的遺書，他「不忍卒讀」，實在太傷感，說陳布雷的死，「等於砍了我的手和腳」。

「國家利益被犧牲了，個人利益被犧牲了，卻便宜了金融家。」

1935年11月，國民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蔣介石的外交報告交由陳布雷起草。

國民黨從上風一步步落到下風，位於神經中樞的陳布雷，全程經歷，所以他所能感知到的痛苦，更甚於外人。

「侍從室」是蔣介石最重要的幕僚機構，地位相當於清代的軍機處。「侍從室」下轄三個處，一處主管軍事和情報，三處主管人事考察，二處主管黨務和政治業務——出任二處主任的，就是陳布雷。

那天上午，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舉行臨時會議，在會上，蔣介石宣布經濟政策失敗，他表示將取消「限價政策」，轉而大量發行鈔票，發行總額將不以20億金圓為限。

電話是國民黨中央黨部打來的，催陳布雷先生快點去開會。

「天哪！蠟黃的臉，睜開了的眼，張大了的嘴，而枕旁邊卻是一封給我的信，這是我平生所遇最大的晴天霹靂。是麻木了吧，一點沒有感覺，本能地立刻拉開他的被窩，撫摸他的手，是冰冷的了，又撫摸了他的腳，是僵硬的了，最後撫摸他的胸口，還有一點溫暖……」

陳布雷的自殺，給蔣介石也造成了極大的震撼。

然後，陳布雷接到了蔣介石的下一輪「面試題」：幫蔣介石起草一篇給黃埔軍校學生的文章。

那次和陳布雷一起參加「面試」的，還有另外一個人，叫潘公展（時任《申報》總編輯）。

陳布雷重新陷入了痛苦之中。

1927年，蔣介石率北伐軍攻克南京，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國民黨都已具有「正統」的氣象，這對陳布雷這樣的傳統文人來說，還是有影響的。

但是，深知內情的邵力子卻發火了：「宣傳，宣傳，一生從事宣傳，到後來連老命都賠了進去，還要講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