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末科舉考試親歷記》（商衍鎏，《嶺南文史》，1983年第1期）

只是，置身事外，還是不能抵禦病魔的襲擊。

273名考生在保和殿從上午寫到傍晚，終於交卷，答卷收到了讀卷官手裡。

那一屆殿試的讀卷官一共八人：大學士王文韶、鹿傳霖，尚書陸潤庠、張英麟、葛寶華、陳璧，侍郎李殿林、綿文。這八名讀卷官第二天會在文華殿將所有考生的考卷閱畢，分出高下。

其實在那個時候，劉春霖自己未必沒有這樣的感受。

不知是不是狼狽離開的王揖唐的授意，日偽軍在第二天就找上了劉春霖的家，用刺刀逼著劉氏一家人離開，然後將他家的書法藏書文物一抄而空。劉春霖後來動用多層關係並花了重金，才把抄去的物品給贖了回來。

四、士習之邪正，視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禮教，以選士、俊士、造士為任官之法。漢重明經，復設孝廉賢良諸科，其時賈董之徒最稱淵茂。東漢之士以節義相高，論者或病其清議標榜，果定評歟？唐初文學最盛。中葉以後，干進者至有求知己與溫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試探其原。今欲使四海之內，邪慝不興，正學日著，其道何之從？

按照清朝的規定，皂役之後是不能參加科舉的，所以劉春霖被寄養到了大伯家裡，送入保定著名的蓮池書院讀書，師從當時書院的總教習吳汝綸。

第二個人，叫商衍鎏，是1904年那一科的探花。他同樣也被派往日本法政大學留學，歸國后又前往德國任教，正好與辛亥革命擦肩而過。從德國回國后，他擔任過一些諸如顧問、秘書、咨議這樣的虛職，日本侵華后，曾多次怒斥日本人的暴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商衍鎏於1960年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所副所長，1963年在廣州逝世，享年88歲。商衍鎏的後人和弟子中出了不少著名學者，而他自己也根據回憶寫了一本23萬字的《清代科舉考試述錄》，為後世了解清朝科舉提供了很多寶貴的資料。

一年之後的1905年9月，清廷正式下詔，廢除科舉，推廣學堂。

闖過縣試和府試，可稱「童生」（明代以後）；過院試，可稱「秀才」；過鄉試，稱「舉人」，可擇優放官；過了會試，便可稱「貢士」；而過了最後一關殿試，即可稱「進士」。由此可見，一旦成了貢士，離成功就只剩一步之遙了。

看上去似乎頗有些名堂，但實際上呢？劉春霖曾自嘲過自己在政府任職，不過是個「執戟郎官」——就是一個空擺設。

其實當時無論哪種觀點，相對於腐朽的清朝統治而言，都是進步的。而劉春霖的選擇應該還有另外一層因素——畢竟他是皇帝欽點的狀元郎。

那一年，劉春霖才39歲，正值壯年，恰是可以做一番事業的時候。但劉春霖卻在自己北京的寓所里隱居了起來，終日讀書吟詩，品茶下棋，似乎已決定「兩耳不聞窗外事」了。

1934年，鄭孝胥來找劉春霖了。

我曾接受一本雜誌的採訪，採訪的記者告訴我，她對我寫的那篇《讓「二戰」美軍痴迷的「東京玫瑰」》印象頗深，她問我：「你怎麼看待被時代洪流裹挾的個體？」

所以，這一屆科舉，就成了「末代科舉」；這一屆的狀元，便成了「末代狀元」。

我覺得，劉春霖他們的境遇，或許給出了一個答案：在滾滾的時代洪流面前，個體的抉擇確實顯得微不足道，哪怕你貴為狀元，也只是一朵被推著前行的小浪花。

前清遺老。

這273個人不是普通的人，他們有個共同的稱號，叫「貢士」。

然而，劉春霖的態度令鄭孝胥大吃一驚。他不僅對這個「誘惑」嗤之以鼻，更是宣稱要和溥儀決裂：「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

1928年，劉春霖看不慣北洋政府的種種鉤心鬥角、互相傾軋，辭職賦閑在家了。賦閑在家后的劉春霖反倒過得舒心了，除了讀書寫字之外，還盡己所能興辦教育、捐建學堂、捐贈圖書、為災民募捐等，做了很多好事。

上午10點，273名考生落座，試捲髮下，一共有四道題：

殿試歷來應由皇帝主考，按名次分三甲：一甲三名獲賜「進士及第」，二甲和三甲分別獲賜「進士出身」和「同進士出身」。

還不行。這不是他能決定的，而是他所處的那個變幻莫測的時代，還要給他一個考驗：

在時代前進的步伐下，劉春霖他們的腳步只要稍微放慢一些，可能就會顯得有些「落伍」（朱汝珍也說過「絕不吃民國飯」），但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恰恰是時代才能檢驗出個體的本色。

這個版本流傳很廣，散見於多種資料，但似乎有不少漏洞，一時也難辨真假。

從私人交情上來說，鄭孝胥和劉春霖都是清末立憲派的代表，兩人的很多意見是一致的，當初頗有惺惺相惜之感。

這一次，不光朝廷沒了，國家也要沒了。

讀卷大臣高聲喊出了第一名的名字，聲音刺破了黎明的寂靜：

劉春霖並非出身於書香門第，而是一個標準的「苦出身」。他的祖父是農民，父親是保定府的一個皂役（衙門裡的普通當差），母親為了補貼家用，還要給別人家做女僕。

一甲是第一等的，前三名分別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狀元、榜眼和探花。而那名狀元，就是那一年名副其實的「天下第一」。

看完了這兩個人的故事，加上劉春霖的，似乎會有這樣一種感覺：哪怕貴為狀元、榜眼和探花，他們的一生似乎也沒有太多顯赫的事迹。如果在太平盛世，他們的境遇可能會有些不一樣。

劉春霖本身也是有讀書天分的，且非常肯吃苦，他曾自刻一枚印章，上刻「平生志不在溫飽」。而「苦心人，天不負」，劉春霖的讀書之路最終還是相當平坦的：18歲中秀才，30歲中舉人，32歲金殿奪魁，獲「狀元」之名。《神童詩》有雲「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說的就是劉春霖這樣的人了。

第一個人，叫朱汝珍，是1904年那一科的榜眼。他後來和劉春霖一起，被公派到了日本法政大學留學。學成歸來后，他參与擬定中國第一部「商業法」，前往各地商埠調查現代商業操作習慣，之後提交了長達數十萬言的調查報告。後來他在「遜帝」溥儀的小朝廷里做了13年「南書房行走」（可以視為溥儀的老師之一），后移居香港。溥儀建立「偽滿州國」之後，曾邀請朱汝珍去助一臂之力，但他婉言謝絕。香港淪陷后，朱汝珍移居北平，曾多次資助抗日義士。1943年，朱汝珍因中風去世，享年73歲。

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平淪陷。時任偽華北臨時政府常務委員會委員兼賑濟部總長的王揖唐又來到了劉春霖的家。這一次，王揖唐許給劉春霖的官也不小：北平市市長。

自隋唐開科舉以來，及至清朝，中國的讀書人要出人頭地，必須要闖過「六關」，分別是：縣試，府試，院試，鄉試，會試，殿試。（各朝代略有不同）

如果說這件事是因為劉春霖和袁世凱有各種難以言清的關係，那麼另外兩件事，似乎也可以成為劉春霖漸漸與「進步」和「革新」形象有所距離的佐證。

鄭孝胥是充滿信心的。

漢奸，是絕對不能做的。

比如按照規矩，前十名的考生試卷遞進去，名字都應該被遮掉，慈禧如何能看到考生名字？但想到放到那個時代環境下，慈禧真要看，料來也是沒人敢阻攔的。

種種說法，給劉春霖這個「狀元」的頭銜加上了一層神秘色彩。

鄭孝胥來找劉春霖，是想請他出任「偽滿洲國」教育廳廳長一職。

吳汝綸是晚清著名的文學家和教育家，在他的主持下，蓮池書院雖為中式書院，卻引入大量的「西學」，如《萬國史要》《西國哲學史》《世界文明史》《海上權力史》等，這讓劉春霖受益匪淺。

而這273個人參加的這場考試，正是殿試。

第二場考外國政治藝學五道題，既有「日本變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國以日強；埃及用外國人至千余員，遂至失財政裁判之權，而國以不振。試詳言其得失利弊策」這樣的比較，也有「美國禁止華工，久成苛例。今屆十年期滿。亟宜援引公法，駁正原約，以期保護僑民策」這樣的問策——如果考生平日還是埋首于「之乎者也」，可能會一個字都答不出來。

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立志投身改革的狀元郎，似乎已經在風雲變幻的時代潮流中迷失了方向。

在當時的日本，雖然也有不少紈絝子弟混在留學的中國學生中，但畢竟還是有相當一部分學生思想是比較進步的。劉春霖以「狀元」的履歷，也認真刻苦學習，只是在「共和」和「君主立憲」這兩派觀點中，他漸漸傾向於後者。

慈禧拿掉了朱汝珍的卷子，看了第二張卷子，頓時眼前一亮：這個考生的字寫得相當好看，有名家風範，而且名字起得也好，劉春霖，「久旱逢甘霖」。再一看籍貫，直隸省河間府肅寧人——肅靜安寧。

事實上，自光緒二十七年（1901）之後，國人痛定思痛，開始詬病延續千年卻與時代脫節的科舉制度，而清廷迫於壓力，做出改革：廢除八股文，考題與時事密切相關。

這四道題，與當初的八股文題目已有很大不同。

在1904年7月4日那一天，那273名貢士誰都不知道，究竟狀元這頂桂冠會花落誰家。而他們更不可能知道的是，他們參加的這一次殿試，是大清帝國最後一次科舉考試，也是整個中國封建王朝的最後一次科舉考試。

於是，慈禧把兩張試卷換了一換：原來的榜眼劉春霖成了狀元，而原來的狀元朱汝珍成了榜眼。

時下流行一句話是：「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5.《科舉史上「第一人中https://read.99csw.com最後人」》（劉繼興，《江淮文史》，2013年第3期）

當初在乾清門外的台階上，當讀卷大臣第一個報到「劉春霖」的名字后，立刻就有人將一條白色綢帶給劉春霖纏到了腰上——寓意他入仕后就要效忠朝廷了。可如今，皇帝沒了，朝廷沒了，他堂堂狀元郎，又該向誰效忠呢？

這個問題，困擾了劉春霖至少兩年時間。到了1914年的時候，他終於出仕了。

王揖唐同樣也是有信心的：他和劉春霖同為1904年那一年的進士，一起在保和殿答的卷，在乾清門聽的宣，然後又一起去日本法政大學留的學。

清朝的殿試一直到乾隆帝的時候，皇帝還多有親臨考場巡視，但從道光帝開始就已經開始缺席了，更別提早已被軟禁在瀛台的光緒了。

更何況，當每一粒灰的共同選擇凝聚在一起，放到時代面前的時候，難道，不也是一座山嗎？

在被授予翰林修撰之後，劉春霖並沒有按照慣例被派官，而是很快就被派往日本的法政大學留學了——同行的包括他這一科的其他進士。其時，大清帝國的根基已經搖搖欲墜，面對民間呼籲的「預備立憲」，清廷知道無法迴避，在這個時候，管你是狀元還是榜眼或探花，全都要去「師夷長技以制夷」。

以這一年殿試前的會試題目為例。第一場考中國政治史事論五道題，雖然都考中國歷史，但已有「北宋結金以圖燕趙，南宋助元以攻蔡論」這樣和時事能夠結合的題目。

但熟悉劉春霖的人，可能知道他這樣做的矛盾和苦衷：他是皇帝欽點的狀元。

按照殿試的規則，在宣布名次之前，還有一個必須要經過的步驟——面呈欽定。

1910年11月，湖南巡撫楊文鼎不經省咨議局決議就發行國債，劉春霖堅決反對，其間軍機處建議「不必追究」，劉春霖又杠上軍機處。到後來攝政王載灃也要求資政院不要「多管閑事」，劉春霖直接又杠上了攝政王：「于立憲精神很相背馳，將來立憲政體很不牢固，恐要變成專制。」

他並沒有等到他希望看到的那一天。

中國的末代狀元，是否就能如此安然平凡地終老呢？

讓我們還是回到這一天的殿試。

當時的時代背景，是中日《塘沽協定》已經簽訂，在東北淪陷后，整個華北也有落入日本人之手的趨勢。而鄭孝胥當時的身份，是「偽滿洲國」總理大臣兼文教總長——劉春霖當年支持的那個溥儀皇帝，已經以一個傀儡的身份，在滿洲「建國」了。

4.《劉春霖〈甲辰科狀元策〉探源》（于素敏，《保定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

那一天的黎明，所有參加考試的貢士在乾清門外的台階上集結，恭聽最終名次的宣讀——這一天的這件事，被稱為「小傳臚」。

劉春霖得這個狀元，背後一直有一些傳說。

但慈禧一看這個考生的名字，不禁眉頭一皺。

另一件事，是1931年淑妃文秀提出和溥儀離婚，轟動全國（溥儀離婚的事情參看《歷史的溫度4》收錄的《1931年，皇帝陛下離婚了》）。在中華民國已經建立了近20年的時代背景下，59歲的劉春霖憤怒地發出指責：「實屬大逆不道，于情于理均不合清祖宗法制。」

然而，即便是一座山壓下來，怎樣來面對這座山，我們九*九*藏*書並不是完全沒有選擇的：堅強、樂觀、麻木、逃避、投降，都是選擇。

其他還有一些版本，比如劉春霖的卷子是光緒皇帝提為第一的，因為他並不喜歡朱汝珍寫的文章。（如果這種說法成立，就很可能慈禧並沒有改順序，因為如果是慈禧定的順序，以當時光緒的地位，可能未必敢動。）

劉春霖，字潤琴，1872年出生，直隸省河間府肅寧縣人。

等到劉春霖學成回國的時候，他已是「君主立憲」方面的專家和活躍分子。1909年，他被選為直隸咨議局議員，1910年擔任資政院議員。雖然資政院在清廷「預備立憲」的幌子下毫無實權，只是一個受制於皇帝的御用機構，但劉春霖卻一直努力在裏面發揮參政議政的作用。

或者有個更意味深長的稱呼，「第一人中的最後一人」。

劉春霖晚年的主要收入來源，就是賣字。好在他一是字寫得確實好，二是畢竟有個「狀元」的頭銜，所以前來求字的人絡繹不絕，維持生計倒也不成問題。

「劉春霖！」

劉春霖擔任的職位，是大總統府的內史（相當於秘書長），但在他做的諸多事情中，唯獨只有一件事讓人印象深刻，且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在袁世凱籌備稱帝期間，各地組織「勸進」，劉春霖作為直隸省的「請願團」代表，也加入了「勸進」的行列。

這一天的清晨，273名表情肅穆且略顯緊張的男子，由專人帶領，從紫禁城的中左門進入保和殿，然後經過點名、散卷、贊律、行禮等一系列儀式禮節之後，屏氣凝神，蓄勢待發地準備參加一場考試。

先來說兩個人的故事吧。

在袁世凱去世后，劉春霖還擔任過一系列職務：中央農事試驗場場長、總統府秘書幫辦兼秘書廳廳長（徐世昌、曹錕當大總統期間）、直隸省教育廳廳長、直隸自治籌備處處長等。

一件事，是1917年的張勳復辟（張勳的故事請參考《歷史的溫度2》收錄的《張勳這個人》）。劉春霖作為「前朝遺老」的一分子，在張勳擁立溥儀登基之時，是穿著清朝的四品官服，去太和殿磕了頭的。

二、漢唐以來兵制，以今日情勢證之歟。

歷史上，有兩個詞容易被人記住。一個是「開創」，一個是「終結」，但擔任主角的，不一定都是皇帝。

1904年的那一科進士，出了王揖唐那樣的漢奸，但也出了沈鈞儒、譚延闓這樣頗為著名的政治人物，哪怕像劉春霖、朱汝珍和商衍鎏，看似平凡，也至少都有一個共同點：守住了自己的氣節。

3.《試析末科狀元劉春霖的政治觀》（楊猛，《集寧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

按照排列順序，第一名的卷子放在最上面，而當時的那張卷子，是一個叫「朱汝珍」的考生的。

辛亥革命對劉春霖的打擊，還是相當大的。

2.《劉春霖生平事迹考》（劉超，《蘭台世界》，2018年第1期）

對於中國歷史而言，這應該是可以留下一筆的一天。

出仕的對象，是當時全中國最有權力和實力的一個人：袁世凱。

從「君臣道義」上說，無論是張勳復辟還是文秀離婚，劉春霖都是堅定站在溥儀這一邊的。現在溥儀都建立新的國家了，他難道還有什麼理由不去輔佐他嗎？

6.《民國時期的北京書風·劉春霖》（鄒典飛，《藝術品》，2018年第6期）

這件事對劉春霖打擊頗大，但原則上的事情，他還是絲毫沒有動搖：

然而，王揖唐卻直接被劉春霖當面怒斥：「筋骨軟的東西！」

其次，朱汝珍來自廣東。慈禧對廣東籍的人更是恨之入骨——康有為和梁啟超都是從那裡來的。1903年的經濟特科考試，廣東才子梁士詒高中榜首，但據說就是因為慈禧看這個名字是「梁頭康尾」（康有為原名康祖詒），又來自廣東，就硬把這個名字劃掉了。

讀卷大臣立於台階之上，捧著一張寫滿名字的黃紙，開始高聲宣讀名次。

鄭孝胥悻悻而歸，但劉春霖畢竟頂著一個「末代狀元」的頭銜，日本人還是不會輕易放過他。

又比如室內換名次這種事情，應該是相對機密的，又是如何傳得人盡皆知的？但那一次考試的第三名商衍鎏撰寫的回憶錄記載，他當時就說自己原來是第四名，後來被欽定改為第三名的（「我卷即是進呈時為第四，而欽定改為第三的」），可見這事情似乎又不是什麼高度機密。

所有人都豎起耳朵聽第一個被報出的名字——那就是這一科的狀元郎。

首先，「朱汝珍」這個名字，犯了一個「珍」的忌諱——慈禧對光緒當年的寵妃珍妃可謂心懷怨恨，以至在庚子年逃難前，還要讓人將她投入井中溺斃。（珍妃的故事請參考《歷史的溫度》收錄的《珍妃為什麼必須死》）

確實，有時在不能控制的大環境下，每個人都會有一種無力感。

誰欽定？自然是皇上欽定。但考慮到光緒當時的處境，在面呈他之前，是要先給慈禧太后看的。這個版本的傳說就是由此而來。

然而，沒多久之後，武昌一聲炮響，天翻地覆。原本還屬於「進步」和「革新」一派的劉春霖，忽然發現自己多了一頂帽子：

三、古之理財，與各國之預算決算有異同否。

但是，真的聚焦到每一個個體，難道連一點抉擇空間都沒有嗎？

然而，時處「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的風雲激蕩時代，即便高中狀元，又哪有什麼時間和機會讓劉春霖「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呢？

袁世凱對劉春霖算是有「知遇之恩」。當初在清廷，是袁世凱提議讓劉春霖參与君主立憲方面的工作，而劉春霖的老師楊士驤在世時和袁世凱是好友，劉對袁也執弟子禮。

轉眼到了兩天之後的7月7日。

1944年，劉春霖因為心臟病突發，與世長辭，享年72歲。

一、世局日變，任事需才。學堂、警察、交涉、工藝諸政，皆非不學之人所能董理。將欲任以繁劇，必先擴其見聞，陶成之責，是在長官。顧各省設館課吏，多屬具文。上以誠求，下以偽應。宜籌良法，以振策之。

論國學修養，劉春霖是堂堂狀元；論西學知識，他又是日本法政大學的海歸，所以那段時間是劉春霖在政壇最活躍的時候，也是他離政治中心最近的時候。

本文主要參考來源：

流傳最廣的一個說法是，那個「狀元」原來並不是劉春霖的。

公元1904年7月4日。

但無論如何，客觀結果是不變的：中國科舉制度的最後一位狀元，就是劉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