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做稅務官的化學家被推上了斷頭台——于拉瓦錫忌日談法國大革命》（葉克飛，騰訊網，2014年5月8日）

（3）空氣是由兩種成分組成的，物質在空氣中燃燒時，吸收了空氣中的氧，因此重量增加，物質所增加的重量恰恰就是它所吸收的氧的重量。

隨後，一個滔天巨浪迎面打來——

1794年5月8日，本文開頭的那一幕出現了。

拉瓦錫被一步步帶入絕境，和兩個人有關。

羅伯斯庇爾一開始極力宣揚人權，甚至提議取消死刑。但是他上台後，卻嗜殺成性，凡是反對他的人，不能辯護，不能請律師，一律被推上斷頭台，其中包括他的親密戰友丹東——這位戰友之前也曾帶人闖入監獄，無甄別屠殺了裏面的1000名犯人。

根據當時法國法律的規定，包稅官每年在向國王繳納了約定的稅款之後，多餘的部分是可以進入自己腰包的，這種缺乏制約和監督的制度無疑會導致一個極端局面——包稅官為了獲得更多的「多餘部分」，肯定會想盡一切辦法對老百姓多徵稅、嚴徵稅。

關於「燃燒」這一常見的現象，當時幾乎所有的歐洲人都信奉德國哈勒大學醫學和化學教授斯塔爾提出的「燃素」說——世界上能燃燒的物質都含有「燃素」，當物質燃燒時「燃素」就分離出來，燃燒時產生的熱、光、火焰都是「燃素」逸出時發生的劇烈現象。

那一年，拉瓦錫27歲。

這也是我們要讀一些歷史，記一些歷史的意義所在。

法國大革命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民眾對法國的稅收制度不滿，而拉瓦錫恰恰踩入了這個坑。

第四位走上斷頭台的死刑犯，是一個50歲左右的人。與前面的幾個死刑犯不同的是，他的神情很鎮定。幾乎沒有什麼言語，他自己安靜地跪了下來，將脖子放到了鍘刀切口。

拉瓦錫，1743年8月26日出生於巴黎。

站出來用實驗表示質疑的，還是拉瓦錫。

馬拉當初是很想走科學家的道路的，為此，他寫了一本《火焰論》送到當時的法蘭西科學院。《火焰論》的觀點全部都是建立在「燃素」理論基礎上的，於是受到了一名科學院院士的無情批駁，認為其「毫無科學價值」。

他牽頭統一了法國的「度量衡」——主張採取地球極點到赤道的距離的一千萬分之一為標準（約等於1米）建立「米」制系統，定密度最大時的1立方分米水的質量為1千克。這套系統如今已被世界通用。

在法庭上，這28人全部被判處死刑，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且為了避免夜長夢多，必須在24小時內執行完畢。

法國大革命開始了。

拉瓦錫站了出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拉瓦錫對人類化學發展的貢獻還遠不止這些。

比如長期以來，歐洲人都信奉古希臘流傳下來的「四元素說」——世界是由風、火、水、土四種元素構成的。這種說法雖然早已被英國天才化學家羅伯特·波義耳駁斥，但依舊擁有大量信徒，很多科學界人士依舊無法完全走出這個怪圈。有一派學者就堅持認為：水如果長時間加熱，就會變成土類物質。

1.《油畫中的科學家：〈拉瓦錫和夫人〉解讀》（張九慶，《科學》，2017年第5期）

1777年，才34歲的拉瓦錫在一系列精確實驗的基礎上，拿出了一份詳細的報告《燃燒概論》，徹底否定了「燃素」說，提出了全新的「氧化」說：

4.《法國大革命中的著名死刑案件》（楊宇冠、楊益航、王靜，《中國案例法評論》，2016年第1期）

這個人，就是推翻「燃素說」的拉瓦錫。

作為有科學素養的人，拉瓦錫不會只動嘴皮子，而是直接拿實驗說話。他將蒸餾水密封加熱了整整101天，結果發現在瓶底確實出現了微量固體。

5.《拉瓦錫「罪有應得」嗎？》（程映虹，《瞭望新聞周刊》，1994年第17期）

而且，拉瓦錫在1771年還和自己同事的14歲女兒結了婚，這位同事也是皇家稅收公司的負責人之一。通過這場婚姻，拉瓦錫的包稅官位置更加穩固，但作為一名偉大的科學家，他的形象也進一步和「橫徵暴斂」捆綁在了一起。

他定義了「元素」的概念，並對當時常見的化學物質進行了分類，總結出33種元素（儘管其中一些實際上是化合物）和常見化合物，使當時零碎的化學知識逐漸清晰化，進而完全和「鍊金術」分離。

這個第四個登上斷頭台的人，名字叫安托萬·洛朗·拉瓦錫。

而馬拉從來沒有忘記拉瓦錫給他的羞辱。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後，馬拉率先將人民對稅收制度的怒火引向了拉瓦錫，發出了號召：「埋葬這個是人民公敵的偽學者！」由此掀起了對拉瓦錫的批判。當時馬拉指責拉瓦錫在煙草上洒水增加分量坑害百姓，並寫了這樣一段話：

其實，拉瓦錫很快就平反了。

另一個人，叫佛克羅伊。此人也是法蘭西科學院的院士，還長期和拉瓦錫做過同事。但在拉瓦錫被指控期間，佛克洛伊做了很多背後「挖牆腳」的事，典型的落井下石。

「燃素說」確實能解釋當時一系列不能解釋的燃燒現象，所以儘管它明顯不能解釋為什麼金屬燃燒後會變重（說好的「燃素」脫離呢？）之類的現象，還是幾乎成了一條公理。

他被稱為「現代化學之父」。

為的，就是堅決不要讓一些歷史重演。

1794年5月7日，在被關押了半年之後，拉瓦錫等人被押到了法庭上。在這半年裡，拉瓦錫其實一直試圖恢復科學研究，還提出過願意被罰沒所有，只要讓他回去當個藥劑師，但這個提議也被拒絕。

6.《死在斷頭台上的「近代化學九_九_藏_書之父」——拉瓦錫》（尹傳紅，搜狐網，2017年4月4日）

1783年，馬拉找到了自己更擅長的領域：成為一名激進革命家。幾乎由馬拉一人擔任撰稿、編輯、出版工作的報紙《人民之友》成了當時法蘭西最有名的報紙。馬拉的諸多觀點得到了法國底層人民的熱烈擁護，他們直接稱馬拉為「人民之友」。而馬拉也作為「國民公會」的主席，成為「雅各賓派」的重要領袖之一。

科學家，尤其是為人類文明做出卓越貢獻的科學家，無論在哪個國家，都應該是受尊敬的群體。但是，也有例外的時候。

他在證明「氧化」的實驗過程中，順帶再一次證實了物質雖然在一系列化學反應中改變了狀態，但參与反應的物質的總量在反應前後都是相同的——這就是化學反應中的「質量守恆定律」（這個定律其實在1756年已被俄國科學家羅蒙諾索夫發現，但當時莫斯科不處於歐洲核心科學圈，此發現未得到歐洲的重視）。

在那段人心惶惶的日子里，報紙上形容罪犯的用詞只有「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法庭上審判的罪名只有一個「叛國罪」，懲罰方式只有一個「死刑」。

「法蘭西公民們，我向你們揭露大騙子拉瓦錫先生，土地掠奪者的兒子，化學學徒，股票跑腿，收稅員，火藥會長，銀行頭子，國王的書記，法國院士，瓦維葉的密友，巴黎食品委員會的瀆職官，當代最大的陰謀家。這個年進4萬磅白銀的紳士為了收稅，竟然耗用我們貧苦人民的3300萬磅白銀修建城牆，把巴黎變成空氣不通的牢城。他在7月12日和13日的夜晚，把國家火藥庫搬進了巴士底獄。他還要使用惡毒的伎倆妄圖進入巴黎市管會！」

這個實驗將「水加熱變土」的說法一舉粉碎。

（4）一般的可燃物質（非金屬）燃燒后通常變為酸，氧是酸的本原，一切酸中都含有氧。金屬煅燒后變為煅灰，它們是金屬的氧化物。

為了進一步確認「究竟是和空氣中哪一部分結合導致燃燒」這個問題，拉瓦錫在1773年進行了進一步的實驗，終於發現了那個可以「幫助燃燒」的氣體是一種元素，他在1777年正式將這種元素命名為「Oxygen」，也就是我們現在熟知的「氧」。

（1）物質燃燒時會放出光和熱。

1772年，29歲的拉瓦錫開始系統地針對「燃素說」進行研究，擁有高超實驗技巧的他這次設計了著名的「鍾罩實驗」，用來測量反應前後參与燃燒的氣體的體積變化。在整個實驗過程中，拉瓦錫發現物質的燃燒，其實是可燃物與空氣中某種物質結合產生的結果，這也能完美解釋金屬燃燒后質量會變重的問題。

1769年，拉瓦錫在向國王繳納了50萬法郎保證金之後，成了一名「包稅官」，掌握了食鹽和煙草的徵稅權。

事實上，拉瓦錫築城牆是為了打擊鹽走私，築牆和「空氣不通」也沒有任何關係。他讓人在煙草上洒水是為了防止火災，洒水是在稱重之後才進行的。但是，民眾的情緒卻被馬拉輕易調動起來。

到了1789年前後，拉瓦錫已經成了法國顯赫一時的人物，不僅在科學界，在政界也備受矚目，被推選為眾議院議員。儘管拉瓦錫多次表示自己不想參与過多政治事務，只想回到實驗室去做一名化學家，但此時時代洪流已經將他推到了風口浪尖。

拉瓦錫入獄的消息震驚了法國學術界，各個學會紛紛向法國國會提出申請，希望能夠赦免拉瓦錫，甚至准予他恢復職位。但是，當時在國會掌權的是最激進的雅各賓派，對於一系列希望赦免拉瓦錫的請求，全部回絕。

他出生在一個富裕的家庭，父親是一名律師，母親在他5歲時過世，但留下了一筆豐厚的遺產。

「氧化說」的提出對當時的人類化學進程有重要意義，使得當時的科學家們能走出「燃素」的迷霧，將人類化學研究的路線重新撥到正確方向，進而快速發展。

但是，正如拉瓦錫自己所言，他並非制定這條法律的人。無論他將稅收用在何處，一定程度上還是成了「惡法」的幫凶，但是，應該也不至於到上斷頭台的地步——即便完全拋開他偉大科學成就不論的話。

在場的不少老百姓並不知道，那顆掉下來的腦袋，究竟屬於誰。

1794年5月8日的早晨，法國巴黎的路易十五廣場上，人頭攢動。

但是，由於當時法國規定貴族和僧侶不用繳稅，所以沉重的稅收負擔都落在了最底層的老百姓和剛剛興起的城市中產階級身上。數量眾多的中下層民眾的怒火越來越高漲，矛盾越來越集中到法國的稅收制度，而作為老百姓接觸到的代表，「包稅官」很快就成了所有矛盾中的焦點。

不過，馬拉沒有想到的是，自己死在了拉瓦錫的前面——1793年7月13日，馬拉被女刺客科黛刺死在自己的浴缸里。

他寫的《化學基本論述》在歐洲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加印幾十次，與牛頓的《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並稱為世界自然科學史上的「三大名著」。

第一個人，是因為一幅入選歷史教科書的畫作而被廣大中國人熟悉的讓·保爾·馬拉（馬拉的故事可以參看《歷史的溫度4》收錄的《一幅名畫背後的謀殺案》。著名的畫作《馬拉之死》的作者，就是給拉瓦錫夫婦畫肖像畫的雅克·路易·大衛）。

但是，他那顆被拉格朗日稱為「一百年也長不出來的聰明腦袋」，卻再也回不來了。

隨著一顆顆人頭落地，圍觀百姓的情緒也慢慢被調動了起來。

「我度過了非常幸福的一生。我想，人們會帶著一些惋惜的心情記住我，也許在我的身後還會留下一些名譽。我還需要什麼呢？」

確實，這場大革命在體現法國民眾意識覺醒和革命精神的同時，演變到後來也釋放出了大量的暴力和恐懼，甚至展現了各種人性的瘋狂、殘暴和卑劣。

年輕的拉瓦錫能夠成為院士，自然要有拿得出手的東西。經歷了多年地質勘測的工作九-九-藏-書，拉瓦錫已經明確了自己真正的興趣所在——化學。事實上，當時的「化學」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基本上是和「鍊金術」結合在一起的。拉瓦錫很快證明，自己在這個領域擁有過人的天賦。

1789年7月14日，法國大革命終於爆發，憤怒的民眾很快把焦點對準了法國的稅收制度。而作為包稅官的拉瓦錫卻比較泰然。一方面，他認為「包稅」是國家制定的法律而不是他制定的，他只是遵守而已。另一方面，他認為自己的稅收利潤主要用來從事科學研究，自己為法國乃至全人類的科學事業做了那麼大的貢獻，不至於被逮捕。

這一天早晨，這架自法國大革命爆發以來就超負荷運轉的斷頭台，又將執行28個人的死刑。那是28個與稅務公司有關的稅務官和相關負責人，也是被老百姓痛恨且唾罵的一群人。

無論中外，都有現成的例子。

按照父親的願望，拉瓦錫18歲考進了巴黎大學的法律系，並在之後獲得了律師資格。但是拉瓦錫發現自己的興趣並不在法律，而在自然科學。

直到40歲之前，馬拉還只是一名醫生。不過，作為一個從小受到過良好教育的人，馬拉學習過希臘語和拉丁文，能說法語、西班牙語和義大利語，對化學、物理和醫學頗有研究，翻譯過《牛頓光學原理》，出版過《光學基礎知識》，還因為寫《關於電的特性研究》而受到過里昂科學院的獎勵。

3.《〈革命狂潮與化學家〉：拉瓦錫之死》（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節目，2009年7月9日）

這無疑就會讓人審視將拉瓦錫推上斷頭台的這場「大革命」了。法國前總統密特朗曾對法國大革命有這樣一句評價：「法國大革命就像生活本身一樣，是一個混合物。它既鼓舞人心，又令人難以接受。在大革命中，希望與恐怖交織，暴力與博愛雜陳。」

與此同時，更多的人為了自保而開始違心舉報、告密、背叛，甚至落井下石地陷害別人，但同時又為了自己的利益極盡虛偽之能事——在拉瓦錫的追悼會上，曾經落井下石的佛克羅伊還專門做了演講，表達了對拉瓦錫的崇敬之心。

這難道不是證明水長時間加熱確實會變成土嗎？拉瓦錫卻不這麼認為，他繼續使用實驗的手段——用精密的天平稱容器質量，發現容器減少的質量正好等於瓶底固體的質量，而水的質量完全不變——這就說明固體來自瓶子，和水完全無關。

他推出了《化學命名法》，正式提出化學的命名系統，使不同語言背景的化學家可以彼此交流。其中的很多原則加上後來貝采里烏斯（瑞典化學家）的符號系統，形成了至今沿用的化學命名體系。

拉瓦錫是富家子弟，對財富其實沒有太大的渴望，他當包稅官的一大原因，是做化學實驗的各種儀器實在太貴，需要更多的錢來購買和製造。事實上，拉瓦錫確實把稅收盈餘的大部分用在了儀器上，且進行了鹽稅改革，打擊走私，在自己的農場進行農業化學實驗，希望以提高產量來抵消高稅收的影響。

群情激昂的法國老百姓們，早早就聚集到了這裏，交頭接耳，頗為期待地看著廣場中央高高聳立的一台機器——一架由國王路易十六親自參与設九九藏書計的「斷頭台」。

他在人類化學史上的地位，堪比達爾文之於自然科學，牛頓之於物理學。

（2）只有在氧存在時，物質才會燃燒。

「他們可以一眨眼就把他的頭砍下來，但他那樣的頭腦一百年也再長不出一個來了！」

本文主要參考來源：

死刑開始了。

1793年11月28日，拉瓦錫被捕入獄。

所以，在這樣一個瘋狂的時代，別說拉瓦錫是一個卓有成就的科學家，上至王侯將相，下至平民百姓，誰都不知道明天的命運是什麼，榮辱生死，有時只在一線間。

1794年7月，殺人如麻的羅伯斯庇爾自己也被送上了斷頭台，雅各賓派倒台，之前被處決的拉瓦錫很快恢複名譽，人們為他舉辦了盛大而莊重的追悼會。

在一些人的運作下，在民眾高漲的怒意中，拉瓦錫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推向了死路。

但是，拉瓦錫還是想得天真了。

人類一旦陷入運動式的瘋狂，很容易變得面目全非，甚至自己也無法相信自己的行為。

讓拉瓦錫在人類化學史上奠定里程碑地位的，是他顛覆了「燃素說」，發現了「氧化現象」。

和他一起被關進去的，還有皇家稅收公司的其他27名人員，其中也包括他的岳父。

據說，拉瓦錫在臨死前還想做一個實驗，他和負責行刑的劊子手約定：當自己的腦袋滾落下來后，會快速眨眼睛，請劊子手統計下一共能眨幾次，以此判定人的大腦與軀體分離后大概還能保留多久的意識。劊子手最後數了數，拉瓦錫一共眨了11次眼。

拉瓦錫的助手生涯持續了三年，也正是因為在這三年裡的突出成績和貢獻，他成為法蘭西科學院的院士。那一年，他才25歲。

馬拉曾為法國窮人不斷呼喊發聲，因此被稱為「人民之友」，但他在1792年的《人民之友》刊物上，卻公然提出要砍下敵人的頭顱，並且給出了精確的數字目標：27萬顆。

不過，這個故事不見於正史記載。有白紙黑字記錄的，是拉瓦錫在臨死前寫給自己妻子的最後一封訣別信：

儘管拉瓦錫本人對法國大革命並不報敵視態度，但他不知道的是，敵視他的人卻不少。

而法國著名數學家拉格朗日（「拉格朗日點」即因他的推算而命名）一句痛心疾首的話，似乎可以代表當時整個科學界的心情：

1764年，明明已經擁有律師資格，可以去賺大錢的拉瓦錫，卻去做了法國著名地質學家蓋塔的助手，採集法國礦產，繪製第一份法國地圖。在這個過程中，拉瓦錫研究了生石膏與熟石膏之間的轉變，還參加了法蘭西科學院關於城市照明問題的徵文活動並獲獎。

鍘刀被緩緩拉起，轟然落下，人頭落地，眾人歡呼。

拉瓦錫被推上斷頭台，不是平白無故的，因為當時法國的稅收制度確實造成了極大的不公，而他也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民眾痛恨的稅收制度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