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末代帝師庄士敦》（任秋平，《學習博覽》，2014年05期）

最初，庄士敦是住在紫禁城外的。他每天早上由汽車接到神武門，然後下車步行到毓慶宮去給溥儀上課——「內務府」認為他不過就是皇帝的一個英文老師。但後來，庄士敦明顯得到了「帝師」的待遇，入宮可以坐兩人抬的轎子，官階也升到了二品。再後來，溥儀在與婉容成婚之後把庄士敦的官階升到了一品，又把御花園的養性齋賜給他居住——讓一個外國人住在紫禁城內，這是聞所未聞的事。

每逢重大節日，庄士敦總會邀請親朋好友上島，而這時他必然會穿起清朝的官服迎客，年年如此。

在教英語之外，庄士敦盡己所能，想給這位「少年天子」打開一些眼界。

但是，留給庄士敦的時間幾乎沒有了。

1924年10月23日，「北京政變」爆發。

按照庄士敦的想法，他非常想以自己的個人力量來慢慢感染溥儀：會見這個時代各式各樣的潮流人物，讓這條「龍」朝著自己期待的方向成長。

胡適在入宮前還特地諮詢了庄士敦：應該不用向「皇帝」下跪吧？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胡適見溥儀時只鞠了躬，但他出宮后還是遭受了一些人的質疑，認為他向舊時代的「皇帝」下跪了。

他給自己起了一個中文名字，叫庄士敦。

但庄士敦還是這麼寫了，或許只能理解為他必須要為自己那段珍貴和美好的回憶畫一個至少還有希望的句號。

這個英國人先是被領到毓慶宮西廂書房，向坐在龍椅上、身著龍袍的溥儀深鞠三躬，並用中文恭請聖安。溥儀起身，和英國人握手，英國人再次鞠躬，然後退出門外。

庄士敦本人自然是很願意接受這樣一個機會的。作為一個「中國通」，他深知中國人是尊師重道的，更何況他要擔任的是「帝師」。

這份合同是庄士敦要求籤訂的，這一度讓「小朝廷」的「內務府」感到匪夷所思：皇上賞臉請你做老師，居然還要簽合同？

二十多天後，整個紫禁城裡，除了陳寶琛、梁鼎芬、朱益藩三位「帝師」，其餘人都跟隨「皇上」剪掉了辮子——大概有1500人。

按照原先的設計，給「皇上」教授英語是庄士敦的主要任務。

不久之後，溥儀果然還是去了東北。

對於這一點，庄士敦有自己的打算。

5.《紫禁城裡的洋帝師》（高希，《月讀》，2017年07期）

庄士敦是如此痴迷於中國文化，以至於他開始反感西方文明試圖強加于中國的一切：「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處在各自社會發展的試驗階段，因此不管哪個半球，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強加給另一方都是不明智的。」

來自英國的庄士敦當然是贊同中國施行君主立憲制的，所以他希望把溥儀培養成一個有科學知識、有進取精神、有理想、有作為的人。這樣的話，進可做虛君，退可當凡人。

來自國內的質疑讓庄士敦在威海衛的工作陷入困境，但就在這個關鍵時刻，他卻收到了一份意外的邀請：你願不願意來擔任中國皇帝的老師？

這一年，溥儀13歲，已退位7年，但按照民國政府當初約定的優待政策，他仍可居住于紫禁城，以「遜帝」的身份維持那個所謂的「小朝廷」。

在庄士敦看來，紫禁城裡的這個「內務府」是一切腐敗的根源：機構人員眾多，絕大部分都是依附於溥儀的「吸血蟲」，各種貪污腐敗驚人。庄士敦曾經了解到，有一次為了宮殿修繕，「內務府」賬面支出是8萬元，但最後到工匠手中卻只有80元，剩餘的錢在盤根錯節的中間環節被吃光撈光。

中國政府顯然不希望看到這一幕，他們通過各種辦法試圖說服溥儀不要那樣做，其中自然也有人想到了庄士敦。九_九_藏_書

他甚至化名撰文，指責基督教試圖改變中華文化的做法，這引起了英國教會的強烈不滿——對這種「英奸」行為，不少英國人直接指責他為「英國的叛徒」。

等到英國人再次被傳喚進入門內的時候，溥儀已經換好了便服，然後又是一次鞠躬致禮——這一次，是溥儀向英國人鞠躬行禮。

由於《紫禁城的黃昏》大賣，庄士敦得到了一筆不菲的版稅。他用這些版稅在蘇格蘭買下了一座小島，造了一座大房子。

在紫禁城裡當「帝師」，是沉迷中國傳統文化的庄士敦很樂意做的事，但同時也讓他陷入了一種自我矛盾：一方面，他非常享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官場文化，比如受官封、穿官服、坐轎子、與各個官員拱手打招呼、被稱為「庄大人」；但另一方面，他無法忍受中國千年帝制催生的那些官場「潛規則」和陋習。

庄士敦也很念溥儀的情，他在自己的島居上升旗，穿清朝官服。在他的眼裡，溥儀幾乎是一個完美的存在。《紫禁城的黃昏》目錄里，但凡提到溥儀的，都是以「龍」為代稱：「龍的躁動」「龍振雙翼」「龍陷困境」……

庄士敦，1874年出生於蘇格蘭。

他的教學日程安排，是根據溥儀的課程表來的。

8.《庄士敦受聘為溥儀師傅合同》（謝小華，《歷史檔案》，2009年01期）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余里，各在天一涯。」

庄士敦真的對「皇上」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嗎？似乎真的有。

1.《紫禁城的黃昏》（庄士敦著，張昌麗譯，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

書一經出版，轟動歐洲，隨後又有了日文版和中文版。

毓慶宮，是康熙皇帝為自己當初立的太子胤礽建的，後來乾隆和嘉慶都在這裏住過，及至同治和光緒，都把這裏當作讀書的地方。

而庄士敦遇到的「甜蜜的煩惱」，還不止這些。

1924年4月，亞洲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泰戈爾訪華，在中國遭遇了一些人的指責。按照庄士敦自己的說法，他「不希望泰戈爾在回國之前認為中國人缺乏禮儀」，所以他給溥儀看了幾篇泰戈爾的詩歌，然後請求溥儀「召見」泰戈爾入宮。

按照當時南京臨時政府與大清皇室簽訂的《清室優待條件》協議，清朝的皇室可以暫居紫禁城，最終的居住地是頤和園。

庄士敦非常贊成溥儀離開紫禁城這個「囚籠」，住到頤和園去。為此，他對頤和園的「遷居工程」非常上心，而溥儀也非常信任他，任命他為頤和園總管，操辦一切遷居事宜。

這位從英國來的「帝師」，名字叫雷吉納德·弗萊明·約翰斯頓（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3月3日這天，庄士敦創下了一個紀錄：他是中國兩千年來，皇帝——哪怕已經退位——正式拜的第一個外國「帝師」。

他那座島上宅邸的屋頂，還飄著一面旗幟。一說是大清的龍旗，一說是「偽滿洲國」的「國旗」。

遺憾的是，庄士敦作為旁觀者，並沒有看到這幕劇的終結。

溥儀被趕出了紫禁城。

1922年5月，溥儀對當時外界的新文化運動很感興趣，庄士敦就挑了幾篇胡適的文章給他看，然後牽線請胡適進宮見見溥儀。胡適和溥儀都對這次會面頗感興趣，雙方聊了不少東西。

更讓庄士敦憤怒的是，紫禁城裡有無數價值連城的珠寶和文物，但一直都在被「內務府」的人監守自盜，溥儀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寶物，也無法知道到底有多少已經被他手下「內務」，在庄士敦的再三勸導和督促下，溥儀決定出手整治「內務府」：宣布「內務府」每年的開銷將從600萬元削減至50萬元。更讓人惶恐的是，溥儀下令清點紫禁城內的珍寶，並檢查宮中賬目，還要求對各種東西隨機抽檢。

在這件事告一段落後，庄士敦還想儘力幫溥儀完成一件事：遷居頤和園。

我揣測，興奮肯定是有的，憧憬也是有的，但read.99csw.com所謂的「雄心」，我覺得未必有——誰都知道溥儀那時候已經是一個「遜帝」了，要想通過改變「皇帝」來改變中國，是不可能的。

1930年9月15日，庄士敦要返回英國了。那天一大早，溥儀趕到了庄士敦下榻的旅館為他送行，並派車送他到碼頭，還在輪船啟航前和他一起坐在船艙里做最後的告別，直到船要開時才離開。溥儀送了庄士敦一把中國的摺扇，上面有他自己抄錄的古詩：

在紫禁城內，溥儀見到了泰戈爾，雙方聊得很愉快，庄士敦對此也很滿意。

對大多數人而言，一生能見證一段歷史，甚至能有機會親身參与其中，應該也可以滿足了吧。

既然「皇上」對庄士敦好，那他身邊的人自然也心領神會。

有一次，庄士敦收到一封信，來信的人自稱是流亡美國的沙皇，正在組織一個「退位君主協會」，邀請溥儀參加成為「重要的一員」。庄士敦把這封信拿給溥儀看，溥儀笑了，稱如果每個退位皇帝能學會一種樂器，組成一支樂隊倒是挺有意思的：

溥儀也是把這裏當書房的。

在這本書的扉頁上，庄士敦寫著：「謹以此書呈現給溥儀皇帝陛下，以紀念十五年之前建立於紫禁城的良好友誼，並謹以此書對陛下本人以及生活在長城內外的他的人民，致以衷心的祝福。歷經這個黃昏和漫漫長夜之後，正在迎來一個嶄新而更加美好的黎明。」

對溥儀去做「偽滿洲國」的傀儡皇帝，庄士敦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這位從小被禁錮在紫禁城中的少年皇帝能夠有一番自己的天地，能回到自己家族的故土；但另一方面，他絕非不知日本人的用心，以及溥儀的傀儡命運。

很有可能是兩種旗庄士敦都掛過。

戴眼鏡，剪辮子，穿西裝，通電話，騎自行車……正因為庄士敦對遜帝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所以各方面的政治勢力也開始關注這個英國人：他到底會教溥儀些什麼？是像其他「帝師」一樣，教導他要一心復國，還是接受現實，安心做一個對共和國有用的「虛君」？

他在愛丁堡大學完成了本科學業，又考取了牛津大學的文學碩士專業。畢業后，經過嚴格的考試和篩選，他被大英帝國殖民部錄用為見習生，隨後被派到了香港。因為表現出色，他一路做到港督的私人秘書。由於他深受香港輔政司駱克哈特的賞識，於是他跟隨駱克哈特來到了中國的威海衛（當時是英國租借地），擔任駱克哈特的秘書。

因為他看重的不是旗，而是人。

不過，這對特殊師生之間的情誼，我相信還是真摯的。

庄士敦為溥儀請來了美國醫生霍華德，霍華德一查，皇上果然近視了，就給他配了一副近視眼鏡。溥儀戴上后，立刻感受到了一個清晰的世界。霍華德醫生沒有收費，但溥儀事後讓人給他送去了1000元酬謝。

每天早上5點30分（冬天是6點），溥儀起床上課，授課老師是陳寶琛。上到7點30分左右，學生和老師都開始用早餐，8點30分開始恢復上課，一般是溥儀的滿族老師伊克坦上第一節課。上到10點，由朱益藩接續，上到11點。

而庄士敦最終也回到了自己的故鄉英國。

儘管當時紫禁城裡的「小朝廷」已經非常精簡，但依舊是一套可以內部運行的小官僚體系。在這套體系裡，庄士敦最痛恨的，就是「內務府」。

庄士敦來到內地后，就深深地被這裏的傳統文化吸引，他不僅學會了說一口流利的漢語，更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在儒、釋、道中，他最推崇中國的儒家文化，所以他不僅給自己起了個中文名字「庄士敦」（和他的英文名字Johnston諧音），還給自己起了一個字：「志道」——典出《論語·里仁》「士志於道」（讀書人立志追求真理）。

因為這是一場拜師儀式，是溥儀拜見他的新老師。

按照庄士敦的說法，1928年軍閥孫殿英盜墓東陵，對溥儀震動極大，對他後來決定去東北產生重要影響。

但庄士敦心裏也清楚，那時的溥儀，早已不是「真龍」了。也正是因此，庄九*九*藏*書士敦最終選擇站到一邊，做一個默默的觀察者。

在庄士敦來之前，溥儀一直對陳寶琛非常依賴（陳寶琛從溥儀6歲起就當他的老師），而在庄士敦到來之後，溥儀感慨：「陳寶琛曾是我唯一的靈魂，而庄士敦來了之後，我又多了一個靈魂。」

11點之後是午餐時間，然後午休。從1點30分開始，就是庄士敦的上課時間了，課程為2個小時，上到3點30分。

總而言之，那些人都知道庄士敦和皇帝成了亦師亦友的關係，都希望能借庄士敦的影響，實現自己的訴求。

和溥儀成為亦師亦友的關係后，庄士敦發現自己收到的來信明顯增多了。

所以，庄士敦對溥儀的教育，應該說還是克制和中立的：只是希望溥儀成長為一個有知識、有文化、能夠自立的人。當然，不能說庄士敦是不傾向君主立憲的，這個念頭可能也糾纏過他，只是面對紫禁城裡狹小的一片天地，庄士敦只能接受現實。

3月3日去毓慶宮覲見溥儀的，是一個英國人。

庄士敦顯然低估了中國官僚體系的「協作能力」和「反抗精神」。

7.《庄士敦談溥儀：末代皇帝的身世，勾連起一部中國近代史》（《記者觀察》，2020年01期）

「這支樂隊的成員都是曾經頭戴皇冠的顯赫君主，這樣的樂隊前所未有，肯定能給世界帶來極大的歡樂。」

「假如聖賢們所言非虛，那麼他（指溥儀）即將有一個充滿光明的未來。不過，清楚他性格的人都明白，假如國家沒有安定，國民沒有擺脫困境，從此安然生活，他是不會停下腳步的。」

1934年，他把自己在紫禁城裡的這段「帝師」經歷寫成了回憶錄，出版成書，取名為《紫禁城的黃昏》。

更何況，庄士敦的祖國英國，是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這也算對路。

成了近視眼，其實也簡單：配副眼鏡就是了。但是庄士敦低估了這件事在紫禁城裡的難度——中國的「真龍天子」怎麼可以戴一副西方人的眼鏡？

這份文件其實並不是「修正」，而是推翻了之前的《清室優待條件》，規定清室自即日起廢除帝號，在規定時間內遷出紫禁城，紫禁城內一切財產清點充公。

庄士敦利用自己的外國人身份，在各國領事館斡旋，最終通過一些辦法，把溥儀一行送進了日本領事館。

庄士敦還收到過一些女士的來信，當然不是向他表達愛慕之意，而是希望他能推薦自己進宮成為妃子。還有直接找上門來的，比如一名虔誠的傳教士希望庄士敦能讓溥儀改信基督，「讓皇帝的靈魂得到救贖乃至升華」。

1938年3月6日，庄士敦病逝在自己的家鄉愛丁堡，享年64歲。

我們無法知道庄士敦當初在收到做「帝師」的邀請時，究竟是怎樣一種心情。

按照庄士敦自己的說法，他想把溥儀培養成一個儒家意義上的「君子」。

發出邀請的，是當時擔任民國大總統的徐世昌，而向他推薦庄士敦的，是李鴻章的兒子李經邁。李經邁曾經在威海衛待過一段時間，和庄士敦關係很好，知道這個「洋儒生」不僅是牛津大學的文學碩士，還熱愛中國文化，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是「帝師」的好人選。

按照清廷的規矩，新官上任，下人是可以來祝賀，順帶領一個紅包的。雖然紫禁城內當時已經是「小朝廷」，但太監們還是延續了這個規矩，樂呵呵地來向「庄大人」領賞。

時光流轉，滄海桑田，如果一個外國人成為「帝師」，那會是一種怎樣的情景？

庄士敦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里做出這樣的辯解：「日本公使在我告訴他之前，根本不知道皇帝會來到使館區，只是在我的再三懇求之下，公使才同意了接納皇帝。準確地說，『日本帝國主義』在『皇帝出走』事件中，沒有任何關係。」

1935年，庄士敦又一次來到中國，去了「偽滿洲國」的「首都」長九_九_藏_書春，再一次見到了溥儀。溥儀設家宴招待了他，衷心希望他能留下來輔佐自己，但庄士敦拒絕了這個提議。

庄士敦從進入紫禁城那天起，就顯得格格不入。

我們很難揣測庄士敦寫下這段話時的心情，即便不打開「上帝視角」，處在當時時局中的人也都明白，溥儀不過是一個傀儡，他的「光明的未來」不知道在哪裡，而國家的安定和國民的安康與他的所作所為其實關係也不大。

6.《末代帝師庄士敦》（劉東黎，《國學》，2011年02期）

那也是庄士敦最後一次來中國。

有些信件寫得比較隱晦，比如提出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在庄士敦教溥儀讀書的時候在旁邊研墨，這樣他們的孩子也能聆聽「皇上」的教誨——庄士敦認為，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博得一個「皇帝同門師兄弟」的名分。

辛亥革命后，國人紛紛剪去了長辮，連清朝皇室中也有不少人做了同樣的事。但溥儀始終沒有被允許剪辮子，因為他的辮子代表了所有滿人最後的尊嚴。

本文主要參考來源：

1919年3月3日一大早，在紫禁城裡的毓慶宮，溥儀接見了一位金髮碧眼的外國人。

溥儀隨即得到了報告：在這場大火中，共有6643件珍寶被燒毀，其中包括2685尊金佛、1157幅畫卷和書法作品、1675件佛教祭祀用品、435件工藝品，以及數千冊藏書。

3.《暮色紫禁城庄士敦的帝師歲月》（孫貝貝，《國家人文歷史》，2019年15期）

庄士敦的到來，給13歲的溥儀打開了一扇窗，讓他看到了一個之前從沒見過的世界，再加上庄士敦彬彬有禮，又算是溥儀諸多老師里最年輕的，所以溥儀很快對他產生了好感，給他的禮遇也開始高了起來。

庄士敦始終希望溥儀剪掉辮子。他告訴溥儀，中國人留的辮子在西方人眼裡就是「豬尾巴」，他自己也同意這一觀點。在得知老師的想法后，溥儀堅持要太監幫他剪掉辮子，太監苦苦哀求，溥儀怕為難太監，自己把自己關到一個房間里，剪掉辮子後走了出來。

但沒過幾天，超出庄士敦想象力的事情還是發生了：1923年6月26日晚，紫禁城的建福宮忽然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勢兇猛，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被撲滅。

為此，溥儀做了一件可以載入中國近代史史冊的事：除了極少數太監，其餘紫禁城內的所有太監統統領了遣散費后出宮——中國的太監製度至此徹底畫上了一個句號。

從前線閃電殺回的馮玉祥，一夜之間趕走了總統曹錕，帝都上空風雲突變。

但即便如庄士敦所言，他也必須承認：他的「皇帝學生」在進入日本勢力範圍后，就無法控制接下來的事了。之後，在庄士敦不知情的情況下，溥儀前往了在天津的日租界——這件事讓庄士敦非常失望和生氣：一是他被蒙在鼓裡，二是他知道日本人會利用溥儀。

但是，他還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並且還輕視了一個問題：溥儀的背後，是整整兩千年沉澱下來的宮廷文化和制度，儘管這套制度退出了歷史舞台，但死灰猶存，星火仍在。

庄士敦並沒有像中國傳統的「嚴師」那樣去強迫溥儀學習，而是先用漢語和他交流，慢慢引起他的興趣。比如，有一天他給溥儀帶來了一個鐵皮盒子裝的水果糖，趁著溥儀高興地吃水果糖，就告訴他西方是如何通過化學工藝和機器流水線生產出水果糖和鐵皮盒的。

在庄士敦的回憶錄里，用的是這樣一句話：「皇帝最終回到了他的故鄉。」

一向很少生氣的溥儀對此勃然大怒：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顯然是有人為了逃避檢查而毀滅證據。

庄士敦的回應讓太監們進退兩難：領紅包是可以的，但必須每個人寫一張收據。

對溥儀來說，那是一段頗有些驚心動魄的日子，因為坊間到處是傳言，有的說馮玉祥的士兵血洗了紫禁城，殺光了滿人，有的說溥儀已經被囚禁了起來，隨時會被公開處決——「只要中國的皇帝一日在，中國就一日不會得到安寧」。

1919年2月，庄士敦在取得英國政府同意之後，奔赴北京。經過多輪見面和會談，他得到了一份成為「帝師」的「合同」：成為13歲的遜帝溥儀的老師，教授英文、數學、歷史、地理、博物等等，月薪600元，外加津貼100元，包住宿。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給胡適、陳獨秀等人開出的頂級月薪也就300元左右，已經令人咋舌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坊間開始流read.99csw.com傳一種說法：末代皇帝溥儀將被日本人帶到大清的「龍興之地」東北，去當「偽滿洲國」的皇帝。

換句話說，庄士敦希望溥儀如果有一天離開了所謂的「皇帝」寶座，也能依靠自己的能力生活下去。

當時的《北京時報》曾有這樣一則報道：「據說，皇帝的英文老師庄士敦得到了瑾貴妃的賞賜。瑾貴妃因擔心他教學勞累會導致喉嚨疼痛，特別恩寵地給了他一些人蔘和西洋參。」

但一開始，庄士敦發現溥儀對英語一竅不通，也沒有興趣學。在庄士敦看來，13歲的溥儀感興趣的是時事，比如他很關心《凡爾賽和約》簽訂前後的歐洲局勢，以及歐洲的地理、天文、物理、政治等等。

庄士敦回憶說：「皇帝是一個寬容的人，他可以原諒很多事情，包括威脅、羞辱、違背信義等，但是他不能夠原諒對祖先的不敬行為。」

但作為一段歷史的旁觀者乃至參与其中的一小部分，庄士敦已經值得在史書中留下一筆了。

4.《末代帝師庄士敦的中國情》［史集成，《老年教育》（長者家園版），2020年04期］

當時溥儀身邊還有幾位「帝師」，都是一代名儒：陳寶琛、朱益藩、梁鼎芬……但是，這些老師通曉的都是中國傳統文化，對近代的科學技術以及其他方面基本一竅不通。考慮到年少的遜帝溥儀長大后終要學一些與時俱進的知識和本領，所以一直持反對態度的遜清「小朝廷」的「內務府」，最終也答應給溥儀請一位「洋老師」，至少讓「皇上」能夠跟上外面世界的步伐。

庄士敦對溥儀的印象很不錯，他對溥儀的回憶用的幾乎都是褒義詞：聰明，活潑，有人情味，有幽默感，風度翩翩。在他看來，這位「少年天子」從某種意義上說很可憐，因為他是被囚禁在紫禁城內的，被禁錮了天性。

與庄士敦「慫恿」溥儀做的另外一件事相比，讓皇帝戴眼鏡這件事其實還不算大。

要求提上去，引來一路反對聲，從「內務府」到「皇室」都不同意溥儀佩戴眼鏡，端康太妃甚至揚言，如果皇帝戴眼鏡，她就服鴉片自殺。但庄士敦非常堅持，甚至不惜以辭職相抗。最終，溥儀自己拍板：我聽醫生的。

當時庄士敦確實作為英方參与「庚子賠款」相關事務的代表，正在中國。他在1932年10月15日專門趕到天津，與溥儀進行了一次長談——他感到，「皇帝已經下定決心了」。

進宮后沒多久，庄士敦發現了一個細節：每次看時鐘，溥儀都不看桌子上的那個小鍾，而是去看掛在牆上的那個大鍾。通過其他的一些細節，庄士敦斷定：皇帝肯定成了近視眼。

有的信件意圖就比較明顯了：比如直接請庄士敦幫忙，讓自己的親戚在「朝中」任職；比如請庄士敦安排覲見皇帝，說有重大秘密要報告；比如請庄士敦遞交「奏摺」，或直接寫信譴責某位官員。也有要求不高的，寫信給庄士敦，讓他幫忙搞一個皇帝的簽名。

讓庄士敦感到欣慰的是，少年時的溥儀沒有沉迷到「一心復國」成為「實權皇帝」的迷夢中。

時任中華民國財政部長宋子文曾專門約見庄士敦，希望他能夠勸阻溥儀前往東北。但庄士敦婉轉地告訴宋子文，沒有任何人脅迫溥儀，溥儀只是遵從自己的想法，而他也無法干涉：「皇帝非常清楚我的活動，假如他需要我提供援助，只要他親自對我說，我就立即採取行動。」

中國讀書人自古就有一個崇高理想，不是當官，不是發財，而是成為「帝師」。帝師，自然就是皇帝的老師。

就在頒布清查令后不久，忽然有人往庄士敦宅中送來了一件紫禁城的珍寶，來送東西的人說這是皇上賞賜的。庄士敦堅決要求出示皇上的賞賜手諭，不然就把東西扔出門外，送禮人最終只能帶著珍寶悻悻而歸。隨後庄士敦向溥儀求證，後者表示從沒讓人送過禮。

而庄士敦的「帝師」使命，也隨著溥儀失去最後一份「皇權」宣告終結。庄士敦回到了威海衛，擔任了威海衛的最後一任行政長官。不過在之後的幾年，他和在天津日租界里的溥儀還是保持著聯繫。

房子內的各個居室，庄士敦都給起了名字：松竹廳、威海衛廳、皇帝廳……其中還有一個陳列館，陳列著溥儀賞賜給他的各種朝服、頂戴、飾物等等。

這個時候的庄士敦已經清楚地知道，自己只不過是一個旁觀者，他沒有能力，也不可能改變溥儀接下來的選擇，以及他未來的命運。在《紫禁城的黃昏》最後一章的最後一段，庄士敦是這樣表達自己的美好期待的：

從1919年3月3日起，庄士敦成了唯一一個可以進入紫禁城的外國人。

11月5日，庄士敦一直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上午9點，馮玉祥的親信鹿鍾麟帶隊由神武門衝進紫禁城，要求見「溥儀先生」，並宣讀了一份文件：《修正清室優待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