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如此，儘管全球經常發生陣發性的分裂趨勢，我們仍然將要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大的趨勢仍然是維持大規模的超級部落水平。世界的一個地方發生分裂時，另一個地方又實現了融合。如果今天的局勢像過去千百年裡那樣不穩定，我們為什麼還要盡量維持這樣的局勢呢？如果這樣的局面危險，為什麼還要維持呢？

作為選舉的輔助手段，在地方假性部落層次上，低一級領袖被派往各地去參与政府工作。在有些國家，這不過是一種儀式，因為這些「地方」代表只不過是外地引進的專業人士。不過，在現代超級部落複雜的社區里，這種扭曲是難以避免的。

以這種方式統治超級部落，一位獨裁者是不夠的。即使他有最致命的技術比如武器、地牢和酷刑來幫助他強制維持大眾服從的局面，如果他要使那生物擺錘固定在一邊，他還需要大批追隨者。這樣做之所以可能，那是因為其追隨者像領導者一樣感染了超級部落缺乏人情味的病症。他們憑藉的手段是在超級部落內組建亞群體或假性部落（pseudo-tribe），在一定程度上使合作意識平息。每個人都與一小群社會群體或專業群體建立了古老的生物類型的個人關係網。在群體內部，個人可以滿足自己對互助和共享的衝動。如此，他就可以比較心安理得地看待其他的亞群體比如奴隸，將其視為群外人，不受他的保護。社會雙重標準隨之產生。這些新型亞群體隱蔽的危害在於，它們使用無人情味的方式處理個人關係成為可能。主人可能熟悉他的下屬比如奴隸、僕人或農奴，但他把下屬放進另一個社會範疇，所以他仍然可以虐待下屬，像對待他不認識的暴眾一樣。

最早的城市發展、第一批城鎮並不是像皮膚起疹子那樣突然從史前社會裡冒出來，而是少數微小、孤立的聚居區。它們在西南亞的出現是戲劇性的例外，而不是普遍的規律。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它們很小，其模式傳播得很慢，非常慢。每一座城鎮以一個高度地方化的組織為基礎，和周圍的農田聯繫緊密，且受其束縛。

本章追溯了導致我們目前社會處境的過程。接下來，我們可以更仔細地考察自己成功適應人類動物園生活的各種方式；某些情況下又可以看看這些行為模式不適應現代生活造成的災難。

從這些文明濫觴之地成長出第一批城鎮。

偷竊，大概是最常見的犯罪，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超級部落的成員飽受壓力之苦，人為的社會情況向他施加各種壓力和重負。大多數超級部落的成員都是陌生人，他和這些人沒有個人的、部落的紐帶。典型的竊賊不會偷吃窩邊草：他不會破壞古老的生物部落規矩；他腦子裡瞄準的對象在部落之外。如要抗衡這一衝動，那就必須要強制執行超級部落的法律。我們有時說「盜亦有道」「下層社會的規矩」，這凸顯出一個事實：我們把罪犯視為超級部落里存在的獨立、明顯的假性部落。順便說明，我們處理罪犯的方式值得注意：我們把他們推向邊緣，加以限制，囚禁在自由受限、全部是罪犯的社群里。這樣的處置頗為有趣。作為短期解決辦法，的確有一定的效果，其長期效果卻是強化罪犯的假性部落身份，而不是削弱其身份，反而進一步增加了他的假性部落社會交往。

如果古代城邦要更加輝煌，它們不可能只依靠本地產品，它們必須要用兩種方式拓寬供應渠道：貿易或征服。羅馬雙管齊下，重點放在征服上，它以毀滅性的行政和軍事效率發動征服戰爭，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大城市，其人口接近50萬，並確定了一個模式，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里迴響。這樣的迴響至今不絕於耳，不僅反映在組織者、操縱者和創造性人才的腦力勞動中，而且反映在百無聊賴、尋求感官刺|激的城市精英身上，他們人數太多，以至於容易變質併產生破壞效果，他們不惜一切代價取樂。在羅馬帝國的城裡人身上，我們已經能夠看到今天超級部落人的原型。

回頭說我們人這種動物，我們看到，那套基本的系統——對外的社會合作和對內的社會競爭——對我們同樣適用，不過，我們的遠古祖先被迫挪動那個平衡點。從採集果實到狩獵是異常艱巨的鬥爭，要求更有效、更積極的內部合作。成長過程中的狩獵猿面對的外部世界，除了偶爾的恐慌，幾乎無時無刻不向他提出挑戰。結果就發生了根本的轉向：互相幫助，共享資源，合併資源。這並不是說，早期人類開始像魚群一樣一起行動；生活遠比這複雜。競爭關係和領屬關係仍在，這有助於提供動力，減少優柔寡斷，但專制的權威受到嚴重削弱。微妙的平衡實現了；我們看到，這種平衡將大獲成功，使早期的獵人分佈到地球的大部分地區，雖然他們在漫漫征途上只擁有最低限度的技術。

另一種法律即習慣法和我剛才的主張沒有關係，其功能是團結社會，其名曰「隔離律」（isolating law），它使一種文化與其他文化不同。這些習慣法在法庭上只當配角。它們更大程度上是宗教和社會風俗的關懷。其功能是增加幻覺，使人覺得他屬於一個統一的部落，而不是屬於一個伸展過度的、熙熙攘攘的超級部落。如果有人批評說，習慣法似乎隨心所欲或沒有意義，他們得到的回答是，這是傳統，必須毫無疑問地服從。最好不要質疑，因為它們本來就是隨意的，且常常沒有意義；它們的價值在於社群里的人都共同遵守。如果它們減弱，社群的團結也隨之削弱。習慣法有許多形式：社會儀式的繁複程序比如婚喪娶嫁、慶祝活動、遊行、節日等，社會禮節、禮貌和禮儀，社會風尚、統一制式的裝飾和展示等。

宗教失去威力的第二個原因是普及科學教育的水準日益提高，隨之產生的要求是，個人應該提出問題，而不是盲目接受教條。基督教遭受了嚴重的挫折。西方超級部落人日益富有邏輯的頭腦難免會發現，基督教顯然有一些不合邏輯的地方。也許，其中最重要的是教會領袖的言行不一：一方面，他們教誨教徒要謙虛謹慎、溫文爾雅；另一方面，他們卻極盡奢華，講排場，顯威風。

民族學家和文化人類學家對這些課題已經做了詳細的研究，他們對這些課題的巨大多樣性很感興趣。當然，多樣性即一種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區別正是這些行為模式的功能。但在驚嘆其多樣性時，我們不應忽略其基本的相似性。風俗習慣和服飾的細節可能會有鮮明的文化差異，但它們具有相同的基本功能和基本形式。如果你給一種文化的社會習俗列一個清單，你就會發現，幾乎所有其他文化的社會習俗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僅僅是細節，由於細節差異懸殊，以至於有的時候會掩蓋一個事實：你面對的其實是相同的基本社會模式。

除了法律、風俗、語言和宗教外，還有一種更加猛烈的凝聚力形式，這就是戰爭，它有助於把超級部落的成員捆綁在一起。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沒有什麼比一場好的戰爭更能幫助一個領導者了。勝利使他在當霸主的同時還受敬愛，這是兩者皆得的唯一機會。他可以實行最殘酷的控制形式，把數以千計的同胞送去當炮灰，同時還被同胞謳歌為偉大的庇九-九-藏-書護人。外群體（out-group）的威脅使內群體（in-group）的紐帶更加牢固，任何力量都難以超越外群體威脅的推動力量。

共同敵人的存在會抑制內鬥，統治者不會不注意到這一事實，古今皆然。當過分膨脹的超級部落開始出現裂縫時，一幫強大的「他們」能夠迅速縫合這樣的裂縫，內外的差別使我們轉化為統一的「我們」。領袖如何牢記「他們」和「我們」的對立，如何刻意操弄群體內的衝突，這難以斷定，但無論其舉措是否故意為之，內部抱團的反應幾乎總是因此而發生。只有效率極其低下的領袖才會把這樣的事情辦砸。當然，他必須要有一個敵人，而且這個敵人的惡棍色彩要塗抹得非常醒目，否則他就可能會有麻煩。令人憎恨的戰爭被轉化為光榮的戰鬥，這需要一個必備的條件：外來的威脅真的很嚴重，或者被宣傳得很嚴重。

記住我們的猴類祖先，現存猴類的社會組織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富有啟迪意義的線索。在高級靈長類的猴群中，強大而霸道的個體凌駕于其他猴子之上，這一現象普遍存在。弱小的成員接受從屬的角色，它們不會鑽進叢林去另立山頭。群體數量多，力量就大，安全就有保障。當然，當群體數量太大時，分出的一群就會出走，但孤立個體單獨生存的情況是反常的。群體一道遷徙，一道生活。這種忠誠並不僅僅是猴王強制暴政的結果。誠然，猴王可能是霸主，但它們也扮演著守護者和保護者的角色。當外來的威脅逼近，比如飢餓的肉食動物來攻擊時，它們總是最積極奮起防禦。面對外來挑戰時，處於頂端的雄性必然要集合起來去迎接挑戰，內部的紛爭就被擱置了。但在其他時候，群體內的積極合作只維持在最低限度。

上文說過，這個過程不難解釋，其意思是我們回頭看時，不難找到至關重要的因素，不難看清邁出人類故事里下一步的關鍵因素是什麼。當然，這並不是說，在當時那一步很容易。的確，狩獵人/採集人是了不起的動物，充滿了待開發的潛力和能力，我們在今日世界的地位就是充分的證明。但他演化成了部落獵手，而不是耐心、好靜的農夫。他富有遠見卓識的頭腦能謀划狩獵，懂四季的變遷，這也是事實。但若要成為成功的農夫，他還必須進一步拓展他的遠見，使之超越過去的經驗。狩獵的策略還必須變成農耕的策略。這一目標達成以後，他還要再進一步開發腦力，以便應付富裕帶來的社會複雜性，應付村落變成城鎮以後的新情況。

地中海東部是兩種重要植物的原產地——野小麥和野大麥。這個地區還有野山羊、野綿羊、野牛和野豬。在這個地區定居的狩獵人/採集人已經馴化了狗，但狗首先是用作獵人的夥伴和看家狗，而不是當作食物。真正的農業始於小麥和大麥的栽培。接著，山羊和綿羊被馴化，稍後，牛和豬也被馴化。很可能，這些動物起初受栽培作物的誘惑來進餐，捕捉后飼養起來成為盤中餐了。

類似的例子幾乎在一切社群活動里都能夠找到，基本原理是，發生場合的社會性越高，細節的差異就越大，初看之下對外人就顯得越奇異。最隆重的社會性場合是隔離機制發揮最重大作用的活動，比如登基禮、國葬、舞會、宴會、獨立日紀念、授勛儀式、大型運動會、軍事檢閱、節日和遊園會（或同等活動）等。其細節千差萬別，每一點細節都極受重視，彷彿參与者的生命都依賴於此。當然，在某種程度上，參与者的社會使命有賴於此，因為只有靠公共場合的言行舉止，他們才能夠強化並支持自己的社會身份情感，以及他們的文化群體歸屬感；場面越盛大，強化情感的力度就越大。

當我們談到「城市革命」時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城市革命」這一說法給人的印象是。城鎮在這個地區一夜之間拔地而起，奔向一種給人深刻印象的新型社會生活。事實並非如此。舊的生活方式僵而不死，遲遲不退場。實際上，在今日世界的許多地方，舊的生活方式依然存在。許多當代文化還停留在新石器時代的農耕水平，在南非的卡拉哈里沙漠、澳洲北部和北極地區，仍然可以看到舊石器時代的狩獵人/採集人社群。

在石器時代晚期，動物的馴化和植物栽培非常成功。從那時起直到今天，栽培作物和家畜一直是大型農業文明的主要食物來源。農業的偉大進步是機械的進步，而不是生物學上的進步。然而，真正對我們這個物種產生重大影響的，最初只是早期農業生產的剩餘產品。

稍後，地球上兩個地區出現了兩個獨立演化的文明——南亞和中美洲，這並不偶然。在這兩個地區，狩獵人/採集人也發現了適合栽培的野生植物——亞洲的水稻和美洲的玉米。

由於人類社會生活膨脹到超級部落水平是人為的，因此有必要創造更精細的控制形式去將龐大的社群團結在一起。為獲取超級部落里大量的物質利益，人們不得不在紀律上付出代價。在地中海周邊等地的古文明裡，技術和藝術日益繁華，同時，行政和法律也日益臃腫和複雜。

這是一個緩慢的進程。我們今天驚嘆這些文明的遺存是多麼宏偉，我們很容易設想它們擁有龐大的人口，其實不然。以超級部落的人頭算，發展是漸進的。遲至公元前600年，最大的城市巴比倫也不過有80 000人。古典時期的雅典只有20 000公民，其中只有1/4是真正的城鎮精英。整個雅典城邦的人口，包括外邦商人、奴隸、城鄉居民，加在一起也不過70 000—100 000人。這一數字比今天的大學城——比如牛津或劍橋的——人口還要略少一些。跟現代的大都會當然更不可比：今天1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就不止100座，最大都市的人口超過了1 000萬。現代雅典的人口也不少於1 850 000了。

微型部落發展成為超級部落以後，這一微妙的平衡受到了什麼影響？由於個人對個人的部落模式喪失了，競爭/合作的擺錘開始危險地來回擺動，並從此一直劇烈搖擺。超級部落的部屬成為缺乏人情味的人群，最急劇的搖擺指向專橫和競爭一邊。密度過大的城鎮群體成為受害者，他們迅速且反覆淪為極度膨脹的專橫、暴政和獨裁的獵物。超級部落產生超級領袖，相比而言，他們行使權力時使昔日猴王顯得像仁慈的君主；同時還以奴隸的形式產生了超級下屬，奴隸表現出的極端形式的屈從使最卑賤的猴子的服服帖帖都相形見絀了。

你可能會認為，超級部落人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他可能更喜歡安靜、平和、沉思默想的生活。當然，他的確是這樣想的，但正如運動一樣，雖然他總是想鍛煉身體，但他實際上很少運動。遷居郊區是他最極端的舉措。在那裡，他能創造擺脫都市壓力的一種假性部落氛圍；但除了禮拜天上午之外，他又急急忙忙回到那緊張的都市環境中。他可以遷走，但他會懷念新狩獵人的興奮，他思念都市提供的最大、最佳的狩獵場去獵取最大的獵物。

隨著超級部落的發展和融合，當地語言被融合，或者被淹沒，所以全世界的語言總數在不斷減少。但在這個過程中，read.99csw.com一個反方向的趨勢出現了：口音和方言的社會意義上升了；俚語、流行語和行業語被發明了。超級部落的成員試圖通過建立亞群體來強化自己的部落身份，同理，在官方的主要語言內部，一整套廣譜「口語」出現了。英語和德語成為身份標記，成為英格蘭人和德意志人的隔離機制；同理，上層社會的英語語音使之與下層社會的口音隔離，化學術語和心理治療術語成為化學家和心理治療專家的隔離機制。（學術界扮演著教育者的角色，應該獻身於交流並視之為最重要的任務，遺憾的是，它表現出偽部落孤立語言，像罪犯的俚語一樣極端。其借口是，表達的精確要求他們用專業術語。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這一點常常搞得太過火了。）

在一切情況下，另一種調整都是勢所必然，其目的是恢復古代部落獵人那種「民有」「民治」的管理模式。超級部落太大，而管理的問題又太複雜、技術性太強，所以需要一種代議制，而代議制又需要專家型的專業人士。究竟這種體制多大程度上脫離了「民治」的模式？英格蘭政治發展中最近的一項建議頗能說明問題：議會辯論直播，民眾憑藉現代技術終於可以更加直接地參与國家大事了。但直播議會辯論會幹擾專門化的專業氣氛，所以它遭到激烈的反對和拒絕。民治的政府到此為止，但這並不奇怪。經營一個超級部落就像讓政治體制走鋼絲。看來，任何現代政治體制的最大希望都是用右翼的方法來執行左翼的政策。（實際上，這正是東方和西方都在執行的政策。）走鋼絲是艱難的任務，需要高超的專業技巧，想用含糊其詞的話來達到目的是根本不可能的。現代政客常淪為笑柄、遭到奚落，是因為太多的人頻繁地看穿了他們的花招。但由於目前超級部落的規模，我們似乎又別無選擇。

就空間大小來看，城市公園不過是笑話。真要給大都會龐大的人口提供漫遊的空間，公園需要數千平方英里。關於公園最好的評價是：聊勝於無。

俚語中的行話可以變得非常專業，幾乎像是一種新的語言正在誕生。這就是俚語的特徵，一旦傳播開來成為普通詞彙，首先使用它們的那個亞群體就會用新的行業語取而代之。如果整個超級部落都採用了這些行業語，如果它們進入了官方語言，它們就失去了原來的功能。（你現在用於漂亮姑娘、警察或性行為的俚語是否和你父母年輕時所用的俚語完全相同，這是令人懷疑的。但你和你的父母使用的正式語彙還是相同的。）在極端的情況下，一個亞群體完全採用一門外語。比如，俄國宮廷曾經操法語；在英國，你仍然可以看見這樣的殘存，在高檔的飯店裡，菜單通常是用法語寫的。

這種去人格化的機制的確有助於叛逆者和革新者；在小型的部落社群里，約束他們的內聚力要大得多。他們會被從眾的要求磨平稜角。相反，在熙熙攘攘的城市裡，社會隔離的悖論又給人類動物園裡的囚犯帶來大量的壓力和苦難。

追求空間的都市人的一個選擇是到鄉間去做短期漫遊，他們很投入。每到周末，一輛接一輛的汽車下鄉，又一輛接一輛地回城。那沒關係，他們漫遊了——在稍大的家園裡漫遊了——他們一直在與城市裡不自然的狹小空間作鬥爭。現代超級部落的擁擠道路把周末的出遊變成了一種儀式，繼續漫遊總是比放棄漫遊好。相比而言，動物園裡動物的處境更加惡劣。它們的「漫遊」更加可笑，它們只能在鐵籠里來回踱步。既使這樣，它們也不放棄。我們人類動物能做的不只是在起居室里來回踱步，為此我們心存感激。

我們以古羅馬為例來講述城市的故事。它到了人類社會的這樣一個階段——社群太大、人口太密，從動物學的角度來說，羅馬人已經進入現代狀態。誠然，在以後的千百年裡，故事情節越來越複雜了，但基本上還是老樣子——人口更密集、精英更精明、技術更發達；城市生活的挫折和壓力更加嚴重；超級部落的衝突更加血腥。人太多了，這就是說，有人能空閑出來，有人能被浪費。人際關係在大群體里消失了，人越來越冷漠，與此同時，人對人的非人道行為多到了恐怖的程度。然而正如之前所說，冷漠的人際關係並不是生物學上的人際關係，所以這並不奇怪。奇怪的是，膨脹的超級部落居然存活了下來，而且還活得很好。這不是我們穩坐在20世紀就應該輕鬆接受的，這是我們應該驚嘆的事實。這是一個令人驚嘆的證據，說明我們這個物種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創造才能、堅韌意志和可塑潛能。我們究竟是怎麼做到的？作為動物，我們只有一套在長期的狩獵生活里演化出來的生物學特徵。答案必定隱藏在這一套生物學特徵里，以及我們能夠利用和操弄它們的方式，使之不至於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樣嚴重地扭曲這些特徵。我們必須要更加仔細地審視這些特徵。

權力即腐敗，但這僅是部分真理。極端的征服同樣使人腐敗。當生物—社會擺錘從積極合作擺向專橫時，整個社會都會腐敗。這個社會可能會取得物質上的巨大進步，它可能會運輸4 883 000噸的岩石去修建一座金字塔，但由於其社會結構畸形，其壽命就屈指可數。你可以事事稱霸，統治很長時間，統治很多人，但即使在超級部落的溫室里，你的統治也是有極限的。極限達到時，如果那生物—社會擺錘慢慢恢復到中間的平衡點，那就是社會之幸。但更常見的可能性是，擺錘猛烈地晃蕩，流血的規模前所未有，那是我們原始的狩獵祖先做夢也想不到的。

那時，歐洲氣候嚴酷，但我們的祖先與氣候的鬥爭頗為成功。他們用極簡陋的技術捕殺大型動物。幸運的是，他們給我們留下了狩獵技能的證據；在他們居住的洞穴地面上，我們搜尋到他們偶然留下的殘留物，而且，在洞穴的石壁上，他們還留下了令人震驚的壁畫。壁畫中描繪的毛髮濃密的猛獁象、披毛的犀牛、野牛和馴鹿無疑說明了那時的氣候多麼寒冷。今天，從黑黝黝的洞穴里出來步入炎熱的鄉間時，你真的難以想象，這裏曾經有皮毛厚實的動物棲息。那時和如今氣候的巨大差異就在腦海里生動地呈現出來了。

在未來的歲月里，大眾傳播技術的進展將令人震驚，目前我們還難以想象這樣的進步；即使這樣，技術進步還是繼續受到我們這個物種生物—社會局限的阻礙。我們的生物特性不像白蟻，不會甘心成為龐大社群的成員。我們本質上是並且永遠是簡單的部落動物。

請想象一塊方圓20英里的土地，蠻荒，棲息著大大小小的動物。再想象聚居在這塊土地中央的一群人，60人。想象你自己坐在那裡，就是那個小部落里的一員，周圍的景色望不到盡頭。除了你這個部落，再也沒有人使用這一空間。這是你的專屬家園，部落的狩獵場。男人經常外出打獵，女人採集果實，兒童在營地周圍嬉鬧，模仿父輩的狩獵技巧。如果部落萬事如意，人口膨脹，一群人將會出走，到一片新的領地去殖民。就這樣，人這個物種一點一點地在廣闊的地區逐步定居下來。

人的合作衝動會重佔上風，以強大的姿態反覆露頭，這是文明社九-九-藏-書會存活的奇迹。許多力量抗衡它，但它不斷強勢現身。我們可能會認為，這是理性的利他主義戰勝獸|性弱點的結果，彷彿倫理和道德是現代人的發明。倘若真是這樣，我們是否還能活到今天，在這裏做這樣的斷言，那就很值得懷疑了。倘若我們從來就沒有與同類合作的基本的生物衝動，我們這個物種就絕不可能存活下來。如果我們的狩獵猿祖先是殘酷、貪婪的惡霸，充滿「原罪」，人類成功的故事早就消亡了。我們之所以老是需要被灌輸這樣那樣形式的「原罪」教義，原因只有一個：超級部落的非自然環境總是有悖於我們的生物性利他主義，所以「原罪」教義需要得到它所需的一切幫助。

用我們今天的標準來衡量，蘇美爾城市很小，其人口數量在7 000和20 000之間。但那簡單的部落人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他們成了公民、超級部落人，關鍵的差異是，在超級部落里，人不再認識社區里的所有人。這一變化是從個人的社會向非個人的社會的轉變，在未來的千百年裡，這一轉變給人類帶來了最大的煩惱。作為一個物種，我們在生理上沒有能力應付大量偽裝成我們部落成員的陌生人。這是我們不得不學習的能力，但學起來不容易。稍後，我們將看到，我們至今還在以各種隱蔽的方式與之作鬥爭——當然有些鬥爭方式也不是那麼隱蔽。

除了個人的隔離，物質空間的擁擠也產生直接的壓力。每一種動物演化的結果都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間。在動物園和人類動物園裡，這樣的生存空間都被壓縮了，其後果可能會很嚴重。我們認為，動物的幽閉恐懼症是不正常的反應。極端的幽閉恐懼症是不正常的，但輕微的、不容易辨認的幽閉恐懼症是一切都市人都患有的病症。人們半心半意地嘗試矯正這一病症。於是，作為一種姿態，城市裡專辟的地塊被保留下來作為開放的空間，這些小塊的「自然環境」被稱為城市公園。起初，城市公園是狩獵場，裏面有鹿等獵物，富裕的超級部落人在此重溫他們祖先的狩獵行為，但現代都市的公園裡只剩下植物了。

近年來，作為社會力量的宗教的威力在弱化，這是普遍的共識。原因有兩個。首先，它未能發揮作為凝聚力的雙重功能。隨著人口的增長和膨脹，古老的帝國難以管理，分解為族群。新的超級部落努力確定自己的身份，用上了一切常用的手段。問題是，許多族群有相同的宗教信仰。這就是說，對他們而言，雖然宗教仍然是團結本民族成員的強大力量，但它已失去另一種功能，即削弱民族之間的聯繫。於是，主要的宗教內部形成了教派。誠然，宗派主義恢復了一些隔離機能，重新推動了宗教儀式的部落化或本土化，但這僅僅是解決宗教問題的部分出路。

我們已經在社會層次上看到了這些弊端，它們也存在於個人層面上。生活在大型都市複合體里的個人承受著各種各樣的壓力和緊張：雜訊、空氣污染、缺少運動、空間拘束、過度擁擠、高度刺|激和看上去很矛盾的事——有人還感到孤單和無聊。

回過頭看，這一點容易解釋。農業到來前，凡是想要分享食物的人都必須要參与採集和狩獵。實際上，部落要全體動員。獵人的頭腦有前瞻性，他們要規劃狩獵的計謀；當他們把注意力轉向栽培作物的組織、土地的灌溉和獵物的馴化時，他們取得了兩大成就。這是空前的成就，開天闢地第一次，他們不僅獲得了源源不斷的食物供應，而且還獲得了定期而可靠的剩餘食物。剩餘食物的產出是一把鑰匙，打開了通向文明的大門。最後，人類部落能夠養活的人口超過了獲取食物所需的人口。部落不僅規模更大，而且可以騰出一些人去完成其他任務：不是在業餘時間里從事的工作，或者圍繞採獵食物的優先需要而展開的任務，而是可以投入全部時間獨立發展的活動。專業分工的時代開始了。

在此基礎上，你可能會認為，每一座大城市都是充滿新奇和創新的地獄。和村落比較，大城市可能看起來是這樣，但它遠遠沒有到達探索的極限。這是因為社會的內聚力和創造力之間存在著根本的衝突。內聚力維持穩定，因而是重複性的、靜態的。創造力努力實現新的發展，必然會摒棄舊的模式。正如競爭與合作有衝突一樣，從眾和創新也存在著鬥爭。唯有在城市裡，持久的創新才有真正機會。只有城市足夠強大和穩定，能夠容忍顛覆性的原創性和創造性產生的破壞力量。反傳統的利劍劈在巨人的身上時，那隻不過是小芒刺、撓痒痒，給它一種舒服的刺痛感，把它從睡夢中喚醒，敦促他行動。

社會行為的其他方面也作為凝聚力發揮作用。語言即為其一。我們容易把語言只當作交流的手段，但其作用不止於此。如果它僅僅是交流工具，我們大家就應該操相同的語言。回顧超級部落的歷史，很容易看到，語言的反交流功能和它的交流功能幾乎是同等重要的。它豎起了許多堵塞群體內部交流的嚴重障礙，在這一點上，它比其他的社會習俗表現得更加嚴重。它界定個體的身份，標明他是某一個超級部落的成員，又設置障礙，使他不能叛逃到另一個群體；在這一點上，語言功能之強大無與倫比。

8 000多年前，最早的城市在傑里科出現，但第一個充分發展的文明在離它很遠的東方，在敘利亞沙漠里的蘇美爾地區。在5 000—6 000年前，第一個帝國誕生，由於文字的發明，史前史便結束了。城際合作興起，首領成為行政人員，役畜（與用於肉食的動物區別）馴化了，紀念碑式的建築出現了。

在過去幾千年城市生活的歲月里，文明人擁擠不堪，這些歲月里發生的事情數不勝數，我們很難理解這隻不過是人類故事的一小部分。人類的故事對我們來說如此熟悉，以至於我們迷迷糊糊地認為，我們是一步一步慢慢走過來的，所以，我們的生物學裝備非常齊全，能夠對付一切新的社會危險。然而，如果我們強迫自己冷靜思考，我們就不得不承認，事實並非如此。我們令人難以置信的可塑性、天才的適應性彷彿能夠對付一切危險，但那僅僅是表象。樸實的部落獵人穿著他的新服飾，儘力做出一副輕鬆自如、得意揚揚的樣子，但那身複雜、笨拙的衣裝老是把他絆倒。不過，在我們審視他的行為之前，讓我們先看看他是如何將那神奇而非凡的文明縫合在一起的。

宗教的運行和語言的運行大同小異，它強化群體內的紐帶，削弱群體間的聯繫。宗教的作用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簡單前提：強大的力量高高在上，遠遠超越群體里的個人；人們必須要愉悅這些力量、超級領袖或神祇，必須要平息其怒氣，對神祇的崇拜和服從是不容置疑的。因為神祇高於一切，不容置疑，所以其地位就巋然不動了。

戰爭對殘暴的領導人很有吸引力，但又有一個不利後果：戰爭的一方可能徹底失敗，而慘敗的可能正是他自己。超級部落成員可以九-九-藏-書感謝戰爭這一不幸的弊端了。

起初，神祇的威力有限，其影響範圍是分割的，但由於超級部落膨脹到難以管理的規模，所以就需要更大的凝聚力。小神團隊的管理力量不能滿足需要；一個龐大的超級部落需要一個獨一無二、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察的主神。在古代候選的神祇里，經過千百年的汰洗，這種全能的神勝出。在今天小型、落後的文化里，小神仍然存在，但大型文化的成員都轉向了單一的超級神。

但這樣的說法失之過簡。其言下之意是，領袖人物和立法人是完人。當然，暴君和霸王可能會強加嚴酷而不合理的法律，他們對老百姓實行不必要的限制——連現有的超級部落情況也不能合理解釋的種種限制。弱勢的領導實行的法制可能會缺少力度，難以把熙熙攘攘的百姓擰在一起。這兩種情況都隱藏著文化災難或文化衰落。

重新考慮「法律禁止的，是人出自本能傾向於做的事情」，我們不妨做這樣的修正：「法律禁止的，是文明的人為環境驅使他做的事情。」如此，我們就可以把法律視為求得平衡的手段，法律傾向於制衡超級部落生存造成的扭曲，有助於維護對人而言自然的社會行為，但法律是以非自然的條件發揮這一維護功能的。

幸運的是，長期的狩獵學徒工作培養了人的聰明才智和互助系統。誠然，人類獵人有與生俱來的競爭力和自信心，就像他們的猴類祖先一樣，但日益增長的合作慾望強制性地削弱了他們的競爭性。要與食肉動物世界里地位牢固、鋒牙利爪的專業殺手——比如大型的貓科動物——激烈競爭，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合作。人類獵人的合作精神隨著他們的智力和探索天性的發展而發展，兩者的結合被證明是有效的，也是致命的。他們學得快、記得牢，善於將過去的學習要素組合起來解決新問題。如果說當他們踏上艱苦的狩獵征程時，合作精神有助於他們在遠古時代的生存，此刻，當他們站在新的門檻上，面對更加複雜的社會生活形式時，合作精神就更加重要，成為生存必需了。

此前，一切人類部落都用兩種方式填飽肚子——男人獵取動物性食物，女人採集植物性食物。食譜的平衡靠共享食物。實際上，部落里所有活躍的成年人都採獵食物。食物儲存相對較少。他們只在需要的時候出去收集他們想要的食物。當然，這樣的生活並不像聽起來那樣危險，因為和今天龐大的人口比較，那時全世界的人口數量是微不足道的。雖然這些遠古的狩獵人/採集人極為成功，遍及地球很大一部分地區，但部落的規模卻很小，結構也簡單。在數十萬年的演化過程中，人在體力和腦力、身體結構和行為舉止上都越來越適應這樣的狩獵生活。他們邁出了新的一步，進入農業生產的一步，這使他們越過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門檻，迅速進入一種全然陌生的社會存在形式，以至於根本來不及演化出與之配套的由新的基因控制的屬性。自此，他們的適應力和行為的可塑性，他們通過學習和調整以適應陌生和複雜生存方式的能力，將要接受全面的考驗。城市化和城市生活的錯綜複雜離他們只有一步之遙了。

這樣的探索激|情，加上我描繪的內聚力的輔助，是許多現代都市居民自願禁錮在人類動物園的動力。超級部落生活的興奮和挑戰難以抗拒，只要有一點點幫助，它們就足以壓倒嚴重的危險和弊端。但這些弊端如何與動物園的弊端相提並論呢？

我意識到，有些權威人士對我剛才這番話會持激烈反對的態度。他們認為，人的天性虛弱、貪婪和邪惡，需要嚴厲的戒律以便使之堅強、仁愛與善良。他們挖苦「高貴野蠻人」的觀念，把問題混淆了。他們說，愚昧或迷信里不存在任何高尚的東西，在這個方面，他們是對的。但那隻不過是故事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早期獵人對同伴的行為。這裏的情景必定截然不同。同情、和藹、互助，部落內合作的基本衝動必定是早期人群的行為模式，這有助於他們在危險的環境中生存。部落膨脹為冷漠的超級部落以後，古人的行為模式才在壓力下開始瓦解。到那時，人為的法律和戒律才必須要強加於人，以矯正失衡的天平。如果強加的力量剛好和新的壓力相等，一切皆好；但在早期文明裡，人在這方面還是新手，不善於求得微妙的平衡。他們反覆失敗，遭遇致命的後果。如今，我們已精於此道，不過，這一系統尚不完美，因為超級部落繼續膨脹，問題不斷出現。

請想象一塊方圓20英里的土地，已經完成文明進程，裏面塞滿機器和建築物。再想象聚居在這塊土地中央的一群人，600萬人。想象你自己坐在那裡，龐大的都市紛繁複雜，在你四周鋪展開來，一望無際。

比較這兩個畫卷：第二幅畫里的10萬人對第一幅畫里的1個人。用漫長演化的術語說，這一戲劇性變化幾乎是一蹴而就的，從第一景到第二景的變化只用了幾千年。人這個動物似乎適應這異乎尋常的新情況，幹得很漂亮，但他還來不及完成生物學意義的變化，來不及演化成為在基因層次上文明化了的新物種。這個文明化進程完全是依靠學習和條件反射實現的。從生物性上講，人仍然是第一場景里描繪的那個簡單的部落動物。他那樣生活，不是幾百年，而是整整100萬年，艱難度日。在那個時期，他的確完成了生物意義上的變化。那是氣象萬千、嘆為觀止的變化。生存的壓力很沉重，正是這沉重的壓力塑造了他。

建設和平的、全球規模的超級部落的夢想被反覆粉碎。看來，外星人的威脅似乎才能夠給我們提供必要的凝聚力，但那樣的凝聚力時間短暫。至於將來人類的聰明才智是否能夠產生某種新的因素，將其引入社會生活並解決凝聚力的問題還有待觀察。目前看來，這樣的可能性不大。

在更近的時代里，允許民眾在選擇領袖時有發言權已經成為一種慣例。這一政治手段本身成了一種寶貴的凝聚力，給超級部落成員更大的「歸屬」感，使選民覺得自己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新領袖當選不久，情況就清楚了：他們的影響比想象的要小，不過，在選舉期，寶貴的社會認同的漣漪在社區里蕩漾。

圈養動物發現自己被關禁閉，孤苦伶仃，或者生活在反常而扭曲的社會群體里。在並排的鐵籠里，它可能會看見或聽見其他的動物，但不可能與它們接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類都市生活的超級社會環境的運作與之頗為相似。城市生活的孤單是眾所周知的危害。在冷漠的大群人中，人很容易失落。天然的家庭關係和個人的部落關係很容易被扭曲、粉碎或肢解。在村子里時，鄰居都是友人，最壞的情況下可能成為敵人，但沒有一個人是陌生人。在大城市裡，許多人連鄰居的名字都不知道。

最後一次冰河期快結束時，冰層以每年50碼的速度向北移動，在這個寒冷國度生活的動物也隨之退往北方。豐茂的森林取代了寒冷的苔原景觀帶。大冰期大約在1萬年前結束，預示人類發展的新紀元即將到來。

舉一例說明：在有些文化里，喪禮穿黑衣；在另一些文化里，喪服卻是白色的。如果你把研究網撒得更大，你就會發現，還有一些文化的喪服是深藍ｒeaｄ•99csｗ•ｃom色、灰色、黃色或棕色。在你的文化里，自童年時代起你就看到黑色總是和死亡及哀悼聯繫在一起，所以，看到穿黃色或藍色的喪服時你難免會感到吃驚。因此，當你發現其他地方有人穿這些顏色的喪服時，你可能就會說，他們的習俗與我們截然不同。這裡有一個因文化隔離的需要而造成的陷阱。顏色的戲劇性差異是表面現象，膚淺的觀察模糊了以下的基本事實：一切文化都舉行哀悼的「展示」，一切文化的哀悼展示都要穿一件與非喪服截然不同的服裝。

在許多方面，現代超級部落的社會難以管理，所以它們的大趨勢是分解。我已經提到，特化的假性部落在超級部落里是如何形成的；社會群體、階級群體、專業群體、學術群體、運動團體等就是這樣的假性部落，它們為都市裡的個人恢復了各種形式的部落身份。這些群體在大社群里生活得頗為愜意，但比這些群體的分割更富有戲劇性的分類還是經常發生。帝國分裂為獨立國家，國家分裂為自治區域。通信和交流改善了，相同的目標和共同的政策日益增加，但分裂還是在進行著。在戰爭凝聚力的壓力下，結盟可以很快完成，但在和平時期，分割和分裂則經常發生。分裂的群體拚命打造某種地方身份，那就是說，它們所屬的超級部落的凝聚力不夠強大、不夠激動人心，不足以把它們團結在一起。

起初，城鎮中心之間幾乎沒有什麼貿易或聯繫。貿易和聯繫是下一個偉大的進步，它需要時間。這一步的心理障礙顯然是失去本地認同。與其說這個例子講的是「失去首領的部落」，不如說是首領拒絕失去自己的部落。人這個物種演化成了部落動物，部落的基本特徵就是，它們的運行是局部的，個人之間的。這是古人類典型的特徵，對古人而言，摒棄這一基本的社會模式是難以接受的。從另一個意義上說，加快變革步伐的是高效的糧食收割和運輸。農業發展了，城鎮精英不用參加生產勞動，他們開始集中腦力思考其他新問題；城鎮網路的最終興起，相鄰的城鎮結成分等級的組織關係，乃是必然的結果。

同理，一位英格蘭人初到西班牙時，他驚奇地發現，在黃昏時分，城鎮和鄉村的公共場所人頭攢動，顯然是在漫無目的地隨意溜達。他不會想到這一習俗與他比較熟悉的雞尾酒會相當，而認為這是一種奇異的地方習俗。在這裏我們又看見：基本的生活模式相同，不同的是細節。

電視之類的現代大眾傳播設施使世界的社會空間「縮小」，產生了一個全球電視村（global televillage），圍繞這個問題，近年展開了一場大辯論。有人說，這一趨勢將要助推走向真正的共同體的進程。遺憾的是，這是一個神話，原因是：和個人社交不同，電視是單向系統。我能聽見電視主持人說話，認識他，但他不能聽見我說話，也不能了解我。不錯，我可以了解他的所思所為，這固然大有好處，可以拓寬我的社會信息範圍，但這不能取代真實社會交往的雙向關係。

成功的革命者有時忽略或低估了這一事實。在根除他們厭惡的舊政權結構時，他們被迫橫掃大多數的舊儀式。即使這些舊儀式和被推翻的權力體制沒有任何直接關係，它們也很容易使人聯想到舊政權，因而必須要予以根除。一些匆忙拼湊的表演也許能取而代之，但一夜之間就發明儀式是有困難的。（基督教運動有一個有趣的事實，其初期勝利在一定程度上和它借用現成的異教儀式有關，結果，它以適當的偽裝吸收消化了這些儀式，將其融入自己的慶典。）革命的激|情和動蕩過去以後，許多人不滿意的情緒終將表現出來，因為他們覺得失去了恢宏盛大的革命場面，不過，這種不高興的情緒在一定程度上是隱蔽的。革命領袖如能預料到這樣的問題，他們的勝算就更大。他們的追隨者想要打碎的不是一切社會身份的鏈條，而是某一種社會身份的鏈條。一旦這種鏈條被砸碎以後，他們就需要新的鏈條，不久，他們就不會滿足於抽象的「自由」感了。這就是「隔離律」的需要。

突破發生在非洲、亞洲和歐洲接壤的地方。在地中海的東部，人的進食行為發生了一點小小的變化，改變了人類進步的整個進程。這一變化微不足道，也足夠簡單，但其影響卻是巨大的。今天我們把這一變化視為理所當然了：我們稱之為農業。

即使實際上難以兌現，民選代表管理的目標是美好而清晰的。這一目標的基礎是部分回歸原始部落體制的「政治」，彼時，每個部落人（至少成年男子）在社會管理上有發言權。在一定意義上，他們是共產主義者，強調財產共有，不重視僵化地保護個人財產。財產的保有和給予同等重要。但如前所述，那時的部落很小，每個人都認識部落里的所有人。他們可能會珍視個人財產，但門和鎖是未來的東西。然而，部落變成冷漠的超級部落以後，陌生人進來了，嚴格保護財產成為生活必需，並在社會生活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忽略這一事實的任何政治企圖都會遭遇相當大的困難。現代的共產主義開始認識到這一點，且已經開始對這一制度做相應的調整。

首先，我們要將溫度下調，直到我們回到冰河期，大約是2萬年前。我們遠古的獵人祖先已經遍布舊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區，即將從東亞跨入新世界。如此驚人的擴張意味著他們簡單的狩獵生活方式已經超過了他們的對手食肉動物們。這不足為奇，想想看，我們冰河時代的祖先的腦容量已經和今天的我們一樣大、一樣發達了。從顱骨構造來看，他們和我們幾乎沒有差別；從體質上來看，現代人已經登場。實際上，如果可能的話，藉助時間機器，你可以領養一個冰河時代獵人的新生兒，把他當作自己的孩子，是否有人能察覺這一騙局是值得懷疑的。

讓我用另一個方式來表述。常有人說：「法律禁止的，是人出自本能傾向於做的事情。」其順理成章的推斷是，如果有禁止偷竊、謀殺和強|奸的法律，那麼人這個動物的本性就是盜賊、殺人犯和強|奸犯。如此描繪人這個社會—生物物種，公平嗎？在某種意義上，這不符合昔日新興部落猿的動物學形象。遺憾的是，它符合我們這個超級部落的社會畫面。

這絕不僅僅是一場國際權力博弈。人這種動物有一個固有的生物屬性：被扔進超級部落里的混亂中時，能從中獲得極大的滿足感。這一屬性就是人永遠難以滿足的好奇心、創造性和對腦力運動的熱愛。都市的混亂場面似乎能加強他這一屬性。龐大而密集的繁育場喚醒了海鳥築巢孵雛的本能；與此相似，密集的都市社群能喚醒人的思想創新。都市是人類思想的孵化場。這是都市優勢的一面。雖然它有許多不利的因素，但它維持了系統的運轉。

以上諸點就是對大型城鎮社會產生影響的黏合力。每一種力量都產生了特殊的領導人：行政官員、法官、政客、社會領袖、高級祭司和將帥等。在生活比較簡單的時代里，他們被通稱為一種人——萬能的皇帝或國王，能扛起全部領袖責任。然而，那樣的時代業已過去；群體已經膨脹，真正的領袖責任總是從一個領域向另一個領域遷移，走向擁有最傑出人才的那個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