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奴隸和奴變
凡家長與奴娶良人女為妻者，杖八十。女家減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長知情者減二等，因而入籍為婢者杖一百。若妄以奴婢為良人而與良人為夫妻者，杖九十，各離異改正。
大量奴隸的畜養，除開少數的家庭奴隸，為供奔走服役的以外，大部分是用來作為生產力量的。用於農業的例子如《匏翁家藏集·五十八·徐南溪傳》：
徐鼒《小腆紀年·卷二》：
庶民之家養奴婢者，杖一百。即放，奴婢從良。
「驅口」這一名詞在明代似乎不大用了，奴隸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情形卻並不因為朝代之改變而有所不同。
吳人以織作為業，即士大夫家多以紡織求利，其俗勤嗇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議者如華亭相（徐階）在位，多蓄織婦，歲計所織，與市為賈，公儀休之所不為也。
主奴關係的改變，有一種情形。奴隸發了財，成為富人，主子眼紅，故意找出一點小過錯，打一頓關起來，到他家席捲財物而去，名為抄估。家傾了，產盪了，依然是奴才。除非是自己識相，自動獻出家財以求脫免奴籍，主人出了放良憑執，才能取得自由人的地位。
大體地說來，私人畜養的奴隸愈多，國家的人民就愈少，租稅力役的供給就會感覺到困難。以此政府雖然為代表官僚貴族地主的少數集團利益而存在，但是，這少數集團的過分發展將要動搖政府生存的基礎時，政府也會和這少數集團爭奪人口，發生內部的鬥爭。著例如洪武五年（公元1372）五月下詔解放過去因戰爭流亡，因而為人奴隸的大量奴隸。正統十二年（公元1447）雲南鶴慶軍民府因為所轄諸州土官，家僮莊戶，動計千百，不供租賦，放逸為非，要求依照品級，量免數丁，其餘悉數編入民籍，俾供徭役。政府議決的方案是四九-九-藏-書品以上免十六丁，五品六品免十二丁，七品以下遞減二丁，其餘盡數解放，歸入民籍。但是，在實際上，這些法令是不會發生效力的，因為庶民不許畜養奴隸，而畜養奴隸的人正是支持政府的這少數官僚貴族地主集團，法令只是為庶民而設，刑不上大夫，這法令當然是落空的。
無錫趙氏族大資厚，僮使千指。
一部分人民的厄運，又因大清帝國的成立，而延續了將近三百年。
買賣奴隸的紅契，據姚燧《牧庵集·十二·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說：凡買賣人口，都要被賣人在契上打手指印，用的是食指，男左女右，以指紋的疏密來判斷人的短長壯少。這位潘廉訪就曾用指紋學，集合同年齡的十個人的指紋，來昭雪一件良人被抑為奴的冤獄。
四、明末的奴變
家有僮奴千指。
明代統治集團畜養奴婢的數量是值得注意的，單就吳寬《匏翁家藏集》的幾篇墓志銘說，卷五十七《先世事略》：
在法律上，私宰牛馬杖一百，打死驅口或奴隸呢，比平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奴隸的生命和牛馬一樣！
《何文肅公文集·三十·先伯父稼軒先生墓志銘》：
若奴婢毆舊家長，家長毆舊奴婢者以凡人論。
奴隸在統治集團的政治和軍力控制之下，他們受盡了虐待，受盡了侮辱。然而，一到這集團腐爛了，政治崩潰了，軍隊解體了，整個社會組織渙散無力了，他們便一哄而起，要索還身契，解放自己和他的家族了。明代末年的奴隸——奴隸解放運動，可以說是歷史上最光輝的一件大事。這運動從崇禎十六年到弘光元年（公元1644—1646），地域從湖北蔓延到江浙。
東南故家奴樹黨叛主，所在橫行。翁家豢奴謀乘宗祠長至之祀，圍而焚之。翁即從山中，歸預祭畢，門外劍戟林立，翁久以恩信孚諸健兒，里無賴聞聲輒斂手。ｈｔtpｓ://reａd•９9ｃsw•ｃoｍ
崇禎十六年四月，張獻忠連陷麻城。楚士大夫仆隸之盛甲天下，而麻城尤甲于全楚。梅劉田李諸姓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雄張里閭間。寇之將作也，（奴）思齊以民伍為相蔽，聽其糾率同黨，坎牲為盟為里仁會。諸家兢飾衣冠以誇耀之，其人遂炮烙衣冠，推刃故主，城中大亂。城外義兵圍之，里仁會之人大懼，其渠湯志殺諸生六十人，而推其與己合者曰周文江為主，縋城求救于獻忠。獻忠自殘破后，步卒多降於自成，麾下惟騎士七千人，聞麻城使至，大喜，進兵城下，義兵解圍走，獻忠逐入麻城，城中降者五萬七千人，獻忠別立一軍名曰新營，改麻城為州，以文江知州事。
高度的勞動力的剝削，造成這些統治集團大量的財富，奴隸過著牛馬一樣的生活，在精神上也被當作牛馬一樣看待。謝肇淛《五雜俎·十四·事部》說，福建長樂奴庶之別極嚴，為人奴者子孫不許讀書應試，違者必群擊之。新安之俗，不禁出仕，而禁婚姻。江蘇婁縣則主僕之分尤嚴，據《研堂見聞雜記》：
用於商業的例子如《匏翁家藏集·六十一·裕庵湯府君墓志銘》：
良賤絕對不許通婚，《明律·六·戶律一》：
七十四《承事郎王應詳墓表》：
其次，奴隸的婚姻限於同一階級，奴婢止可自相婚嫁，例不許聘娶良家，除非是良家自願娶奴隸的女兒，至於奴娶良家婦女，則絕對為法律為社會所不容許。
唐順之《荊川文集·十一·葛母傳》：
金堡《偏行堂集·卷六·朱它園傳》：
葛翁容庵，游于商賈中，殖其家，僮婢三百余指。
嘉靖時名相徐階家人多至數千。至於軍人貴族，那更不用說了，洪武時代的涼國公藍玉蓄庄奴假子數千人，武定侯郭英私養家奴百五十餘人。九*九*藏*書
用於工業的如《穀山筆麈》所記：
崇禎十七年五月，嘉定華生家客勾合他家奴及群不逞近萬人，突起劫殺，各縛其主而數之，倨坐索身契。蘇松巡撫祁彪佳捕斬數人，余盡掩詣獄，令曰，有原主來者得免死，於是諸奴搏顙行匄原主以免。
至是出叱之去，群奴盡靡，翁密語當塗，誅其首惡，主僕之分始明。
吳江王宗吉置田使僮奴隸以養生，久之，囷有餘粟。
到建州政權在各地奠定以後，這些舊地主官僚和資本家又得到新主人的蔭蔽了，他們替新主人鎮壓人民，維持秩序，搜括財富，徵發勞役，自然，所得到的報酬是財產的尊重和奴隸的控制。
先母張氏，勤勞內助，開拓產業，僮奴千指，衣食必均。
雖然被地方政府用軍力壓服，可是這運動還是在繼續發展，《研堂見聞雜記》記1646年婁縣的情形：
一、奴隸的來源
六十五《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公墓志銘》：
次年北都政權覆滅后，嘉定又起奴變，《小腆紀年·卷六》：
凡奴婢毆家長者皆斬，殺者皆凌遲處死，過失殺者絞，傷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姦淫的處刑也不問行為，只問所屬階級，《明律·二十五·刑律八》：
凡奴婢罵家長者絞。若僱工人罵家長者，杖八十，徒二年。
為了維持階級的尊嚴，庶民是不許蓄養奴隸的，《明律·四·戶律一》：
買田一區，帥群僮耕之。
曲鉞，他若守分，到日後亦與他地二十畝，村宅一小所。若是生事，心裏要回去，你就合你兩個丈人商議告著他。——原是四兩銀子買的他，放債一年，銀一兩得利六錢，按著年問他要，不可饒他，恐怕小廝們照樣行，你就難管。
世勤生殖，有兄弟八人，其仕者曰渭，他皆行貨于外，其家出者，率僮奴能協力作居，而收倍蓰之息。
毆罵殺傷也是一樣，《明律·二十·刑律六》：
益督僮奴治生業，入則量物貨，出則置田畝，家卒賴以不墮。
徐訥不自安逸，率其僮奴，服勞農事，家用再起。
六十二《李君信墓志銘》：
奴隸作為財產處分的實例，小說《今古奇觀》「徐老僕義憤成家」是根據《明史·二百九十卷·阿寄傳》寫的，淳安徐家兄弟三人分家，大哥分得一匹馬，二哥分得一條牛，老三被欺侮，分得五十多歲的老奴阿寄，寡婦成天悲哭，以為馬可以騎，牛可以耕田，老奴才光會吃飯，老奴才氣急了，發憤經商，發了大財，臨死時說：「老奴牛馬之報盡矣！」
吾婁風俗極重主僕，男子入富家為奴，即立身契，終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孫累世不得脫籍，間有富厚者，以多金贖之，即名贖而終不得與等肩，此制御人奴之律令也。
何喬新《何文肅公集·九-九-藏-書三十一·故承事郎趙孺人董氏墓表》：
三、奴隸的生活
凡奴婢毆良人等加凡人一等，至篤疾者絞，死者斬。其良人毆傷他人奴婢者減凡人一等，若死及故殺者絞。若奴婢自相毆傷殺者，各依凡斗傷法，相侵財物者不用此律。
乙酉亂，奴中有黠者，倡為索契之說，以鼎革故，奴例何得如初。一呼千應，各至主門，立逼身契。主人捧紙待，稍後時即舉火焚屋，間有縛主人者。雖最相得受恩，此時各易面孔為虎狼，老拳惡聲相加。凡小奚佃婢在主人所者，立即扶出，不得緩半刻。其大家不習井飪事者，不得不自舉火。自城及鎮及各村，而東村尤甚，鳴鑼聚眾，每日有數千人，鼓噪而行，群夫至家，主人落魄，焚劫殺掠，反掌間耳，如是數日而勢稍定。
凡奴及僱工人奸家長妻女者各斬。妾各減一等，強者亦斬。凡奴奸良人婦女者，加凡奸罪一等。良人奸他人婢者減一等，奴婢相|奸者以凡奸論。
元末明初的學者陶宗儀，在所著《輟耕錄》卷十七奴婢條，說明這時代的奴隸情形，他指出了幾點：第一，蒙古、色目人的臧獲，男曰奴，女曰婢，總稱為驅口，這類人是元初平定諸國所俘到的男女匹配為夫婦所生的子孫，永為奴婢。第二是由於買賣，由原主轉賣與人，立券投稅，稱為紅契買到。第三是陪送，富人嫁女，用奴婢標撥隨女出嫁。這三類來源不同，性質一樣，在法律上和奴隸對稱的是良人，買良為驅，就法律說是被禁止的，因為良人是國家的公民，驅口或奴隸則是私人的財產。
奴婢所生的子女叫家生孩兒。
二、《大明律》中的奴隸
買奴的實例，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1555年楊繼盛的遺囑，他在被殺前寫信給兒子處分後事，有一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