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說：「你不明白這個道理，大凡一個做主子的自以為了不得，人家就不敢替他出好主意。即使做對了，自吹自擂一陣，也要不得，何況做錯了，還受人亂恭維！看不清事情的是非，一味喜歡恭維附和是糊塗，認不明道理的所在，只是阿諛巴結是卑鄙。在上的糊塗，在下的卑鄙，這樣的政府是不會得民心的，長此不改，必然亡國。」

劉繼庄說：「這情形，明朝初年我知道不清楚，至於明末，我所耳聞目見的，又有哪一個官不如此！」

北宋這一個時代，就內政說，算是比較像樣子的，有見識的政治家都能有充分的言論自由批評政府，指摘的題目之一是冗兵冗吏。

如今吏治貪污，例如催錢糧要火耗（零星交納的幾分幾錢銀子，鎔鑄成錠才解京，鎔鑄的虧蝕叫火耗，地方不肯擔負這損失，照例由納糧的人民吃虧，額外多交一兩成，積少成多，地方官就用這款子來肥家），打官司要罰款，都算本分的常例，不算外水了。新辦法是政府行一政策，這政策就成敲詐的借口，地方出一新事，這一新事又成剝削的機會，大體上是官得一成，辦事的胥吏得九成，人民出十成，政府實得一成，政府愈窮，人民愈苦，官吏愈富，以此人民恨官吏如強寇，如仇敵，突然有變，能獻城就獻城，能造反便造反，當機立斷，毫不躊躇。

《唐會要·六十七》：「景龍二年（公元708），長寧宜城定安新都金城等公主及皇后陸氏妹郕國夫人、馮氏妹崇國夫人，並昭容上官氏與其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咸共樹朋黨，降墨敕斜封以授官。」

至道三年（公元997），有一個在政治上失勢，被趕到外郡去的地方官，知揚州王禹偁寫信給皇帝，指出冗兵冗吏的弊端說：「過去三十年間的一切，就我所親見的說，國初疆域，東未得江浙福建，南未得兩湖兩廣，國家財賦收入不多，可是北伐山西，御契丹，財政不困難，兵威也強。道理在哪裡？明白得很，第一，常備兵精而不多，第二，所用的大將專而不疑。其後，盡取東南九_九_藏_書諸國，山西也收復了，土地增加，收入增加，可是財政反而困難，兵威反而不振，道理在哪裡？也明白得很，第一，常備兵多而不精，第二，所用的大將也多而不專。如今的辦法，要國富兵強，只有學以前的辦法，採用精兵主義，委任好將官，用全國的財力，培養數目不大的精兵，國富兵強自然不成問題。」

舉縣官作例吧，上官有知府，有巡道，有布政使，有巡撫，有巡按，還有過客，有鄉紳，更有京中的權要，一層層須得應付、敷衍，面面都到。此外鑽肥缺，鑽陞官，更得格外使錢，當然也得養家，也得置產業，他們不吃人民吃什麼？又如巡按御史吧，饒是正直自好的，你還未到任，地方大小官員早已湊好一份足夠你吃幾代的財寶，安安穩穩替你送到家裡了。多一官百姓多受一番罪，多派一次巡按，百姓又多受一番罪，層層敲詐，層層剝削，人民怎能不造反？怎能不拚命？

子思說：「看樣子，衛國真合著老話：『做主子的不像主子，臣下的不像臣下！』滿不是那回事！」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一個中級軍官向他的統帥曹操上報功文書，照規矩紙上的數目應該比實數增加十倍，以一報十，為的是誇大武功，嚇住老百姓。這軍官居然反常，只照實數報告，惹得曹操驚異，大大誇獎了一頓。

《新唐書·卷八十三·安樂公主傳》：「安樂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貲售官，降墨敕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

光從文字上形式上講究，滿意于紙面的空談，靖康之變是最現實的一例。

這是一個秘密，一個尺度，歷史上所有記載戰功的數字，都可以用這個尺度去衡量。

6世紀初年，北魏有兩個大官，一個是侍中盧昶，一個是侍中領左衛將軍元暉，都得北魏主的寵任，都貪污放縱，人民給這兩個人外號，盧昶叫「飢鷹侍中」，元暉叫「餓虎將軍」。餓虎將軍後來升了官，做吏部尚書，定下市價，大地方郡守絹二千匹，中下等依次對摺，其餘的官也各有定價。人民又給這機關一個外九九藏書號——拍賣行。

李唐的制度，人主的命令必須經中書省的審議，門下省的副署，然後交由尚書省執行，「不經鳳閣鸞台，何名為敕？」敕令用黃紙書寫，經過一定的法律程序，才發生效力。反之，只是用人主的名義發令寫敕，直接交當事機關執行的，叫作「墨敕斜封」，雖然生效，輿論都抗議以為違法，由斜封得官的人稱為「斜封官」，雖然得勢，卻無人看重，不得與于士大夫之列。

靖康之變（公元1127），金人長驅深入，開封的大臣們，正在雍容商討，有的主張抗戰，有的主張講和，有的主張遷都，意見紛紛，莫衷一是。大家搶著說話，誰也不能做事，弄得戰的準備沒有，和的準備沒有，連逃的準備也沒有，卻又一面在敷衍作戰，一面在遮遮掩掩地講和。議論未定，金人已經渡河，開封已經被包圍了。

元朝末年，官貪吏污，因為蒙古、色目人渾渾噩噩，根本不懂「廉恥」是什麼意思。這一階級向人討錢都有名目，到任下屬參見要「拜見錢」，無事白要叫「撒花錢」，逢節有「追節錢」，做生日要「生日錢」，管事而要叫「常例錢」，送往迎來有「人情錢」，差役提人要「齎發錢」，上衙門打官司要「公事錢」。做官的賺得錢多叫「得手」，鑽缺叫「好地」，補得要缺叫「好窠」。至於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則一概「曉勿得」！

子思老實不客氣，說出一番話：「道理很明白，你說出話自以為是，群臣左右沒有人敢說錯，文武大臣也自以為是，老百姓沒人敢說錯，你們都自以為是不錯，底下人又恭維你們不錯，說好捧場，順而有福；喝倒彩，逆而有禍，如此這般，怎樣能做出好事？做不出好事的政府，怎麼不危險！」衛侯聽了大不高興。過了幾天，子思只好凄凄惶惶，捲起鋪蓋，離開了衛國。

有ｒeaｄ.99ｃｓｗ•ｃｏm人聽了就反駁：「你說得太過火了！」

南京某家買到一段作正梁的木料叫柏桐，很是名貴，巡城御史正想制一個書桌，聽說有好材料，動了心，派人去要，這家捨不得，連夜豎了柱，把梁安上，以為沒有事了。不料巡城御史更強，一得消息，立刻派皂隸夫役，一句話不說，推翻柱子，抬起大樑，揚長而去。

在承平時代，有如此公開的指摘，過了九百年，到了我們的時代，有史以來國難最嚴重的時代，我們讀了這兩個文件，有點惘然！

不到五年工夫，開元皇帝即位，刷新政治，這些斜封官依舊回去做酒店掌柜屠肆掌刀，只是死後的銘旌上落得多添一道官銜，歷史上留下一點污漬。

南京也照北京的樣子，設有六部五府等機關，原來各有職掌，和百姓並不相干。這些官家裡需用的貨色，隨時由家奴到鋪子買用，名為和買。我初住南京的頭幾年，還是如此，不過五六年光景，情形漸漸不妙，各衙門裡並無事權的閑官，也用官府的印票，叫皂隸去和買了，只給一半價錢，例如值銀兩錢的扇子只給一錢，其他可以類推。鬧得一些鋪戶叫苦連天。至於有權有勢的御史，氣焰熏天，更是可怕。例如某御史叫買一斤糖食，照價和買只要五六分銀子，承買的皂吏卻乘機敲詐了五六兩銀子，他在票面上寫明本官應用，要鋪戶到本衙交納，第一個來交納的，故意嫌其不好，押下打了十板，再照顧第二家，第二家一算，反正來差要錢，門上大爺又要錢，書辦老爺還是要錢，稍有不到，還得挨十下板子，不如乾脆拼上兩三錢銀子，消災免禍，皂隸順次到第三、四家一樣對付，誰敢不應承，於是心滿意足，發了一筆小財，夠一年半載花銷了。

子思想了又想，忍read.99csw.com不住，直對衛侯說：「你的國家有危險了！」衛侯問：「為什麼？」

明代後期賄賂之風盛行，官官相送，講究用新刻書，面子上送書，底子里送黃的金子，白的銀子，落得好看。一時東也刻書，西也刻書，趕刻得快，便顧不得校對，錯字脫簡，一塌糊塗。大凡那時地方官府所刻書，序文上寫著「捐奉綉梓，用廣厥傳」的，例如弘治時溫州知府黃淮重刻陳埴《木鍾集》，和州知州黃桓所刻都穆《南濠詩話》一類雜書，都是為著送大官的人情的點綴品。

宋人張端義《貴耳集》里有一段很沉痛的話：「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風度，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親，秦尚刑罰，漢尚才謀，東漢尚節義，魏尚辭章，晉尚清談，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華，本朝尚法令議論！」

有一天，衛侯出了一個不合適的主意，話猶未了，左右群臣齊聲稱頌，說了一大堆恭維話。

明代中期，離現在四百多年前，一個退休的顯官何良俊，住在南京，告訴我們一個故事：

由此看來，官商合一，由來久矣！

紀元前140年，大儒董仲舒提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給政府以警告，他指出一般官僚和貴族，平時盤踞政府高位，錢夠多了，生活夠舒適了，卻憑藉他們的勢位，做買賣，做生意，和小民爭利，小民怎能相比，成天成年被剝削，颳得精窮。一邊荒淫無恥，一邊呢，窮急愁苦。小百姓反正活著無趣，又怎能不鬧事！刑罰因之日多，危機也因之日重了。

明末的理學家劉宗周先生指出這時代的吏治情形說：

接著他舉出冗官的實例，他說：「我是山東濟上人，記得未中進士時，地方只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十年以來，政府不曾添過人，地方上也沒有什麼事辦不了。以後又添了一個團練推官。到我中進士回鄉時，除了刺史，又九九藏書有通判，有副使，有判官，有監庫，有司理，管賣酒收稅的又有四個官，衙門天天增加，官的數目自然也多，可是算算地方收入，比過去反而減少，逃亡的人民呢，反而比過去增多。一州如此，全國可知，冗吏在上消耗，冗兵在下消耗，兩頭吃國家，國家如何能不窮！」

這個有趣的談話，談的人是子思和衛侯，地點在衛國的都城，時間是紀元前377年。

《舊唐書·卷五一·韋庶人傳》：「時上官昭容與其母鄭氏及尚宮柴氏賀婁氏，樹用親黨，廣納貨賂，別降墨敕斜封授官，或出臧獲屠販之類，累居榮秩。」

晉武帝碰了釘子，只好大笑：「桓靈的時候，聽不到這話。我有你這樣的直臣，還比他二位強一點。」

公元282年正月，晉武帝親自舉行了祭天大典，好容易把一切禮節都合合式式表演完了，滿腔得意，嘆一口氣，問在左右的大官司隸校尉劉毅說：「我可以比漢朝的哪個皇帝？」劉毅答：「桓帝和靈帝。」晉武帝臉都白了：「何至於此？」劉毅答：「桓靈二帝賣官錢入官庫，你的呢？填私房。這樣比來，你還不如呢。」

明代後期書刻得不好，這是一個原因，我們現在還有許多明版書可讀，這也是一個原因。

五十年後，戶部副使包拯也告訴皇帝說：「五十年前文武官的總數九千七百八十五員，現在是一萬七千三百余員，這數目不包括未管差遣京官使臣和候補官在內。比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全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平均算來，照定額不過五六千個官就夠辦事，如今的數目恰好多了三倍。而且三年一開貢舉，每次考取二千多人，再加上中央機關的小吏，加上大官的兒孫蔭序，再加上出錢買官的，總共算來，逐年增加的新官又不止三倍！做官的一天天增多，種田的一天天減少，國家如何能不窮，民力如何能不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