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一年（1378）以南京為京師。太祖對於建都問題已經躊躇了十年，到這時才決定。可是為了控制北邊，仍時時有遷都的雄心。選定的地點仍是長安、洛陽和北平。當時獻議遷都長安的有鬍子祺：

靖難兵起時宦官狗兒、鄭和等以軍功得幸，即位后遂加委任。有派做使臣的，如永樂元年（1403）遣內官監李興出使暹羅，馬彬出使爪哇諸國。三年遣太監鄭和出使西洋。有派做大將的，如永樂三年之使中官山壽率兵出雲州覘敵。又因各地鎮守大將多為惠帝舊臣，特派宦官出鎮和監軍，使之伺察，永樂元年命內臣出鎮及監京營軍。出鎮的例如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阯，監軍的如王安之監都督譚青軍。由是司法權和兵權都慢慢地落在宦官手中。宣德以後，人主多不親政事，內閣的政權也漸漸地轉到內廷司禮監手中去了。在外則各地鎮守太監成為地方最高長官，積重難返，形成一種畸形的閹人政治。英宗時的王振、曹吉祥，憲宗時的汪直、梁芳，武宗時的劉瑾，神宗時的陳增、高淮，熹宗時的魏忠賢，思宗時的曹化淳、高起潛，莫不竊弄政柄，禍國殃民，舉凡軍事、外交、內政、財政、司法一切國家大政，都由宦官主持，甚至閣臣之用黜都以宦官的好惡為定。他們只圖私人生活的享樂，極力搜刮掊斂，榨取民眾的血汗，誘導皇帝窮奢極欲，大興土木禱祠，對外則好大喜功，生釁外族，馴至民窮財盡，叛亂四起。外廷的士大夫與之相抗的都被誅殺、放逐，由此朝廷分為兩黨：一派附和宦官，希圖富貴，甘為鷹犬；一派則極力攻擊，欲將政權奪回內閣，建設清明的政府。閹人和士人兩派勢力互為消長，此仆彼興，一直鬧到亡國。

鄭曉記此事始末，指出遷都的用意在控制西北：

錦衣衛和東、西廠，明人合稱為廠衛。錦衣衛是外廷的偵察機關，東、西廠則由宦官提督，最為皇帝所親信，即錦衣衛也在其偵察之下。

守鎮兵之調發，除御寶文書外並須得王令旨方得發兵：

基於天然環境的限制，東南方面沿海數千里時時處處有被倭寇侵犯的危險，東北方面長城外即是蒙古人的勢力，如不在險要處屯駐重兵，則黃河以北便非我有。防邊須用重兵，如以兵權付諸將，則恐尾大不掉，有形成藩鎮跋扈的危險。如以重兵直隸中央，則國都必須扼駐邊界，以收統轄指揮之效。東南是全國的經濟中心，東北為國防關係，又必須成為全國的軍事中心。國都如建設在東南，則北邊空虛，不能防禦蒙古人的南侵；如建設在北邊，則國用仍須仰給東南，轉運勞費，極不合算。

燕王智勇有大略，妃徐氏為開國元勛徐達女，就國后，徐達數奉命備邊北平，因從學兵法。徐達死後，諸大將因胡惟庸、藍玉兩次黨案誅殺殆盡，燕王遂與秦、晉二王併當北邊禦敵之任。洪武二十三年正月，與晉王率師往討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征虜前將軍潁國公傅友德等皆聽節制。三月師次迤都，咬住等降。獲其全部而還，太祖大喜。是后屢率諸將出征，並令王節制沿邊士馬，威名大震。二十四年四月督傅友德諸將出塞，敗敵而還。二十六年三月馮勝、傅友德備邊山西、北平，其屬衛將校悉聽晉王、燕王節制。二十八年正月率總兵官周興出遼東塞，自開原追敵至甫答迷城，不及而還。二十九年率師巡大寧，敗敵于徹徹兒山，又追敗之於兀良哈禿城而還。三十一年率師備御開平。太祖崩后，自以為三兄都已先死，倫序當立，不肯為惠帝下。周、湘諸藩相繼得罪，遂決意反，陰選將校，勾軍卒，收才勇異能之士，日夜鑄軍器。建文元年七月殺朝廷所置地方大吏，指齊泰、黃子澄為奸臣，援引祖訓，入清君側，稱其師曰「靖難」。九-九-藏-書

在政治制度方面，郡縣制和封建制的選擇，也成為當前的難題。秦、漢、唐、宋之亡，沒有強藩屏衛是許多原因中之一。周代封建藩國，則又枝強幹弱，中央威令不施。這兩者中的折中辦法，是西漢初期的郡國制。一面設官分治集大權于中央，一面又分封子弟，使為國家捍禦。這樣一來，設國都於東南財賦之區，封子弟于東北邊防之地，在經濟上、在軍事上、在統治權的永久維持上都得到一個完滿的解決。這就是明太祖所採用的折中政策。

扼邊諸王尤險要者，兵力尤厚。如寧王所部至「帶甲八萬，革車六千，所屬朵顏三衛騎兵皆驍勇善戰」。洪武十年又以羽林等衛軍益秦、晉、燕三府護衛。時蒙古人猶圖恢復，屢屢南犯。於是徐達、馮勝、傅友德諸大將數奉命往北平、山西、陝西諸地屯田練兵，為備邊之計。又詔諸王近塞者每歲秋勒兵巡邊，遠涉不毛，校獵而還，謂之肅清沙漠。諸王封並塞居者皆預軍務，而晉、燕二王尤被重寄，數命將兵出塞及築城屯田，大將如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皆受節制。洪武二十六年三月詔二王軍務大者始以聞，由此軍中事皆得專決。一方面又預防後人懦弱，政權有落於權臣和異姓人之手的危險，特授諸王以干涉中央政事之權。諸王有權移文中央索取奸臣：

要解決這兩個困難，則第一必須大治河道，第二必須仍駐重兵于南京，鎮壓東南。成祖初年，轉漕東南，水陸兼挽，仍元人之舊，參用海運，而海運多險，陸運亦艱。九年命宋禮開會通河，十三年陳瑄鑿清江浦，通北京漕運，直達通州，而海陸運俱廢。運糧官軍十二萬人，有漕運總兵及總督統之。十九年（1421）遷都北京后，以南京為留都，仍設五府六部官，並設守備掌一切留守防護之事，節制南京諸衛所。

錦衣衛初設於明太祖時，是皇帝的私人衛隊。其下有鎮撫司，專治刑獄，可以直接取詔行事，不必經過外廷法司的手續。錦衣衛的主要職務是「察不軌妖言人命強盜重事」，專替皇帝偵察不忠於帝室的和叛逆者，其權力在外廷法司之上。洪武二十年（1387）曾一度取消錦衣衛的典詔獄權。到了成祖由庶子篡逆得位，自知人心不附，兼之內外大臣都是惠帝的舊臣，深恐惠帝未死，諸臣或有復國的企圖，於是恢復錦衣衛的職權，使之活動，以為鉗制臣民之計。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一個最高偵察機關叫東廠。因為在起兵時很得了惠帝左右宦官的力量，深信宦官的忠心，賦以「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的職權。以後雖時革時復，名義也有時更換（如西廠、外廠、內行廠之類），但其職權及地位則愈來愈高，有任意逮捕官吏、平民和任意刑訊處死的權力。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吳王稱帝，改元洪武，湯和平福建，四月平廣東、河南。七月廣西平。八月徐達率師入大都，元帝北走。十二月山西平。二年八月陝西平，南北一統。四年夏明升降，四川平。十五年平定雲南。二十年元納哈出降，遼東歸附，天下大定。在這一長時期中，個人的地位由王而帝，所統轄的疆域由東南一隅而擴為全國。元人雖已北走，仍保有不可侮的實力，時刻有南下恢復的企圖。同時沿海倭寇的侵襲也成為國防上的重大問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帝都的重建和國防的設計是當時朝野所最矚目的兩大問題。

永樂元年以北平為北京。四年詔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宮殿。十八年北京郊廟宮殿成，詔以北京為京師，不稱行在。在實際上，自七年以後，成祖多駐北京，以皇太子在南京監國。自邱福征本雅失里汗敗死後，五入漠北親征。自十五年北巡以後，即不再南返。南京在事實上，從七年北巡后即已失去政治上的地位，十九年始正式改為陪都。

遷都之舉，當時有一部分人不了解成祖的用心，力持反對論調：

部將中馮國用亦早主定都金陵之說：

在內地則有：

明太祖在初渡江克太平時（至正十五年六月，1355），當塗學者陶安出迎：

由此看來，從洪武初年到二十四年這一時期中，明太祖雖然以南京作國都，可是為了控制北邊的關係，仍時時有遷都的企圖。遷都到北邊最大的困難是漕運艱難，北邊磽瘠，如一遷都，則人口必驟然增加，本地的糧食不能自給，必須仰給東南，煩費不資。次之重新創建城地宮闕，財力和人力耗費過多。懿文太子死後，這老皇帝失去勇氣，就從此不再談遷都了。

仁宗即位（1425）后，胡濙從經濟的立場「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都，省南北轉運供億之煩」。於是又定計還都南京，洪熙元年三月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五月仁宗崩，遷都之計遂又擱置不行。一直到英宗正統六年（1441）北京三殿兩宮都已告成，才決定定都北京，詔文武諸司不稱行在，仍以南京為陪都。

成祖北遷以後，三面臨敵，邊防大重。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亘萬里，分地守御。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又加上太原、固原，是為九邊。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褊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為援。失策的是即位后即徙封寧王于江西，把大寧一帶地，送給從征有功的朵顏三衛，自古北口至山海關隸朵顏衛，自廣寧前屯衛西至廣寧鎮白雲山隸泰寧衛，自白雲山以北至開原隸福余衛。而幽燕東北之險，中國與夷狄共之，胡馬疾馳半日可抵關下。遼東廣寧、錦義等城自此與宣府、懷來隔斷，懸絕聲不相聯。又以東勝孤遠難守，調左衛于永平，右衛于遵化而墟其地。興和為阿魯台所攻，徙治宣府衛城而所地遂虛。開平為元故都，地處極邊，西接興和而達東勝，東西千里，最為要塞。自大寧棄后，宣、遼隔絕，開平失援，胡虜出沒，餉道艱難，宣德五年（1430）從薛祿議，棄開平，徙衛于獨石。後來「三岔河棄而遼東悚，河套棄而陝右警，西河棄而甘州危」，國防遂不可問。初期國力尚強，對付外敵的方法是以攻為守，太祖、成祖、宣宗三朝並大舉北征，以兵力逼蒙古人遠遁，使之不敢近塞。英宗以後國力漸衰，於是只以守險為上策，坐待敵來，諸要塞盡棄而邊警由之日亟。正統十四年（1449），瓦剌也先入寇圍北京。嘉靖二十九年（1550），韃靼俺答入寇薄都城。這兩次的外寇都因都城兵力厚不能得志，焚掠近畿而去。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北上，宣府和居庸的守臣都開門迎降，遂長驅進圍北京，太監曹化淳又開門迎入，明遂亡。由此看來，假如成祖當時不遷都北京，自以身當敵沖，也許在前兩次蒙古人入犯時，黃河以北已不可守，宋人南渡之禍，又要重演一次了。htｔps://ｒｅaｄ•9９ｃsｗ•com

明太祖晚年之想遷都，次要的原因是南京新宮風水不好。顧炎武記：

不得已大加減削，宗藩日困。棗陽王祐楒「請除宗人祿，使以四民業自為生，賢者用射策應科第」，不許。萬曆二十二年（1594）鄭靖王世子載堉請許宗室皆得儒服就試，毋論中外職，中式者視才品器使，從此宗室方得出仕。國家竭天下之力來養活十幾萬遊盪無業的貴族遊民，不但國力為之疲敝不支，實際上宗室又因不能就業而陷於貧困，勢不能不作奸犯法，擾害平民。這也是當時創立「祖制」的人所意想不到的。

明太祖定都南京的重要理由是受經濟環境的限制。第一是因為江、浙富饒為全國冠，所謂「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第二是因為吳王時代所奠定的宮闕，不願輕易棄去。且若另建都邑，則又須重加一層勞費。第三是因為從龍將相都是江、淮子弟，不願輕去鄉土。洪武元年四月取汴梁后，他曾親到汴梁去視察，覺得雖然地位適中，可是四面受敵，形勢還不及南京。在事實上，則西北未定，為轉餉屯軍計，不能不有一個軍事上的後方重地，以便策應。於是仿成周兩京之制以應天（金陵）為南京，開封為北京。二年八月陝西平。九月以臨濠（安徽鳳陽）為中都，事前曾和廷臣集議建都之地：

太孫又和黃子澄密謀定削藩之計：

皇太子巡視陝西在洪武二十四年。則太祖在十一年定都南京以後仍有都長安之意。皇太子巡視的結果，主張定都洛陽：

定計以後，第一步先收回王國所在地之統治權，下詔「王國吏民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建文元年二月又「詔諸王毋得節制文武吏土」。收回兵權及在王國之中央官吏節制權。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廢周王橚為庶人。建文元年四月湘王柏懼罪自焚死，齊王榑、代王桂有罪，廢為庶人。六月廢岷王梗為庶人。九九藏書

參酌諸謀士的意見，經過了長期的考慮后，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六月拓應天城，做新宮于鐘山之陽，至次年九月新宮成。這是吳王時代的都城。同月滅吳張士誠，十月遣徐達等北伐。十二月取溫、台，降方國珍，定山東諸郡縣。

他的理由是：

是則假使太子不早死，也許在洪武時已遷都到洛陽或長安了。又議建都北平：

洪武二年四月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之制。在沿邊要塞，均置王國：

兵起時惠帝正在和方孝孺、陳迪一些文士討論周官法度，更定官制，講求禮文。當國的齊泰、黃子澄也都是書生，不知兵事，以舊將耿炳文為大將往討。八月耿炳文兵敗於滹沱河，即刻召還，代以素不知兵的勛戚李景隆。時燕王已北襲大寧，盡得朵顏三衛騎而南。景隆乘虛攻北平，不能克，燕王回兵大破之。二年四月燕王又敗景隆兵于白溝河、德州。進圍濟南，三月不克，為守將盛庸所掩擊，大敗解圍去。九月盛庸代李景隆為大將軍。十二月大敗燕兵于東昌，燕大將張玉戰死，精銳喪失幾盡。三年燕兵數南下，勝負相當。所攻下的城邑，兵回又為朝廷據守，所據有的地方不過北平、保定、水平三府。恰好因惠帝待宮中宦官極嚴厲，宦官被黜責的逃奔燕軍，告以京師虛實。十二月復出師南下。朝廷遣大將徐輝祖（達子，燕王妃兄）出援山東，與都督平安大敗燕兵于齊眉山。燕軍謀遁還。惠帝又輕信謠言，以為燕兵已退，一面也不信任徐輝祖，召之還朝。前方勢孤，相繼敗績。燕兵遂渡淮趨揚州，江防都督陳瑄以舟師迎降，徑渡江進圍南京，谷王橞及李景隆開金川門迎降，宮中火起，惠帝不知所終。燕王入京師即帝位，是為成祖（1403—1424）。

洪武五年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每府設三護衛。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一萬九千人。王國中央所派守鎮兵亦得歸王調遣：

成祖以邊藩篡逆得位，深恐其他藩王也學他的辦法再來一次靖難，即位之後，也採用惠帝的削藩政策，依次收諸藩兵權，非唯不使干預政事，且設立種種苛禁以約束之。建文四年（1402）徙谷王于長沙，永樂元年徙寧王于南昌，以大寧地界從靖難有功之朵顏、福余、泰寧三衛，以償前勞。削代王、岷王護衛。四年削齊王護衛，廢為庶人。十年削遼王護衛（遼王已於建文元年徙荊州）。十五年穀王以謀反廢。十八年周王獻三護衛。盡削諸王之權，于護衛損之又損，必使其力不足與一鎮抗。到宣宗時漢王高煦，武宗時安化王寘鐇、寧王宸濠果然援例造反，遂更設為厲禁，諸王行動不得自由，即出城省墓亦須奏請。二王不得相見，受封后即不得入朝。甚至在國家危急時，出兵勤王亦所不許。只能衣租食稅，憑著王的位號在地方上作威福，肆害官民。王以下的宗人生則請名，長則請婚于朝，祿之終身，喪葬予費。仰食于官，不使之出仕，又不許其別營生計，「不農不仕，吸民膏髓」。生齒日藩，國力不給，世宗時御史林潤言：

合軍事與政治中心為一，以國都當敵。朱健曾為成祖遷都下一歷史的地理的解釋。他說：

廷杖也是祖制的一種，太祖時曾杖死工部尚書薛祥，鞭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以後一直沿用，正德十四年（1519）以諫止南巡廷杖舒芬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嘉靖三年（1524）群臣爭大禮，廷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內外大臣一拂宦官或皇帝之意，即時廷杖，由錦衣衛執行，打而不死者或遣戍邊地，或降官，或仍舊衣冠辦事。宣宗時又創立枷之刑，國子祭酒李時勉至荷枷國子監前。直到熹宗時魏忠賢杖死萬燝，大學士葉向高以為言，忠賢乃罷廷杖，把所要殺的人都下鎮撫司獄，用酷刑害死，算是代替了這一祖制。九*九*藏*書

自稱為淮右布衣，出身於流氓而做天子的朱元璋，在得了勢力稱王建國之後，最惹他操心的問題：第一是怎樣建立一個有力的政治中心，建立在何處。第二是用什麼方法來維持他的統治權。

錦衣衛，東、西廠和廷杖制原都是為鎮壓反對勢力，故意造成恐怖空氣，使臣民懾于淫|威不敢反側的臨時設施。一經施用，大小臣民都惴惴苟延，不知命在何日。太祖時朝官得生還田裡，便為大幸。皇帝的威權由之達于頂點。這三位一體的恐怖制度使專制政體的虐焰高得無可再高，列朝的君主也有明知這制度的殘酷不合理，但是第一為著維繫個人的威權，第二因為這是祖制，所以因仍不廢。英宗以來的君主多高拱深宮，宦官用事，利用這制度來樹威擅權，排斥異己，雖然經過若干次士大夫的抗議，終歸無效。一直到亡國才自然消滅，竟和明運相終始。

成祖入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對主削藩議者的報復，下令大索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五十餘人，榜其姓名曰奸臣，大行屠殺，施族誅之法，族人無少長皆斬，妻女發教坊司，姻黨悉戍邊。方孝孺之死，宗族親友前後坐誅者至八百七十三人。萬曆十三年（1585）釋坐孝孺謫戍者後裔凡千三百餘人。即位后的第一件事是盡復建文中所更改的一切成法和官制，表明他起兵的目的是在擁護祖訓和問惠帝擅改祖宗成法之罪。由此《祖訓》成為明朝一代治國的經典，太祖時所定的法令到後來雖然時移事變，也不許有所更改。太祖時所曾施行的制度，也成為明一代的金規玉律，無論無理到什麼地步，也因為是祖制而不敢輕議。內中如錦衣衛和廷杖制，最為明一代的弊政。為成祖所創的有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的制度，和皇帝的偵察機關東、西廠。

分封過制之害，在洪武九年葉伯巨即已上書言之。他說：

在營建中都時，劉基曾持反對的論調，以為「鳳陽雖帝鄉，非建都地」。八年四月罷營中都。

《明史》記：

甚至得舉兵入清君側：

又怕後人變更他的法度，把一切天子親王大臣所應做和不應做的事都定為祖訓，叫後人永遠遵守。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正式頒布《皇明祖訓條章》于中外，並下令後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論。由此諸王各擁重兵，憑據險厄，並得干涉國事，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握大權，漸漸地釀成了外重內輕之勢。

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1368—1398），皇太子標早卒，太孫允炆繼位，是為惠帝（1399—1402）。時太祖諸子第二子秦王樉、第三子晉王棡均先卒，四子燕王棣、五子周王橚及齊、湘、代、岷諸王均以尊屬擁重兵，多不法，朝廷孤危。諸王中燕王最雄傑，兵最強，尤為朝廷所嫉。惠帝用黃子澄、齊泰計謀削藩：

書上，以離間骨肉坐死。其實這時諸王止建藩號，尚未就國，有遠見的人已經感覺到不安的預兆了。到洪武末年諸王數奉命出塞，強兵悍卒，盡屬麾下，這時太祖衰病，皇太孫幼弱，也漸漸地感覺到強藩的迫脅了。有一次他們祖孫曾有如下的談話：

至正十八年（1358）葉兌獻書論取天下規模：

何孟春記鮑頻諫都北平事說：

即位后高巍、韓郁先後上書請用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當局者都主削藩，不用其計而靖難師起。

成祖削藩的結果，寧、谷二王內徙，盡釋諸王兵權，北邊空虛。按照當時的情勢，「四裔北邊為急，倏來倏去，邊備須嚴。若畿甸去遠而委守將，則非居重取輕之道」。於是有遷都北京之計，以北京為行在，屯駐重兵，抵禦蒙古人的入侵：

建都北京的最大缺點是北邊糧食不能自給，必須仰給東南。海運有風波之險，由內河漕運則或有時水涸，或被「寇盜」所阻，稍有意外，便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