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上文所申述，我們知道惟庸於十二年九月下獄取勘，《實錄》所記太祖自己在朝堂上覺察惟庸舉措，事實上為不可能。《憲章錄》《皇明法傳錄》諸書因其矛盾，捨去不錄，《明史》因之。我們如再細心檢討一下，就可以知道，不但《實錄》之事後增飾和《明史》諸書之截短取長是靠不住的，即其所記之惟庸子死事，也是同樣的叫人不敢相信。如王世貞記惟庸獄起前之所謂促成謀反之動機雲：

與李善長謀逆事，《明史》雲：

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據明人諸書所記是一個裊猾陰險、專權樹黨的人。以明太祖這樣一個十足的自私慘刻的怪傑，自然是不能相處在一起。一方面深慮身後子懦孫弱，生怕和他自己並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將不受制馭，因示意廷臣，有主張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殺，胡案先起，繼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復繼以藍案。胡惟庸的被誅，不過是這一大屠殺案的開端。

《國史考異》二引《庚午記書》亦云：

由以上的推斷，雲奇事件之無稽荒謬，已決然無可疑。不過這一傳說又從何發生的呢？雲奇與胡惟庸雖無關係，但這事件的本身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呢？這兩疑問，何孟春氏的《雲奇墓碑》將給我們一個滿意的解答。

關於阻隔占城貢使事，《明史》雲：

所說純據想象，虛構樓閣，不足置信。

如瑤貢舶事在《日本國史》既無足征，中籍所記又荒唐如此，由此可知這本是一件莫須有的事，如瑤即使真有其人，也不過只是一個通常的使僧或商販，和胡惟庸黨案根本無關。

綜結以上的記載，胡惟庸黨案的構成及經過是：

以上試參證中日記載，說明這一事件的真相和明代初葉中日間的國際關係。

除上文所說的政治的國際的關係之外，胡案構交的因素，還有經濟的、階級的關係在鼓動著。

惟庸益以為事可就，乃遣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嗣君，請兵為外應，事皆未發。

日本在王朝之末，紀綱大亂，瀨戶內海，海賊橫行，至鎌倉時代不絕。南北爭亂之頃，其勢逾逞。伊豫之住人村上三郎左衛門義弘者統一近海海賊為之首長，義弘死後，北昌顯家之子師清代為首長，率其黨以掠奪為事。入寇者以薩摩、肥后、長門、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后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其來或因貢舶，或因商舶。隨風所之，南至廣東，北至遼陽，無不受其荼毒。由是海防成明代大政，設戍置寨，巡捕海倭，東南疲於奔命。

所記恰與《大誥》合。《籌海圖編》亦采此說，而誤以胡惟庸為樞密使，為王士騏所譏。且以為先於洪武十六年詔絕日本，二十年如瑤事發，時代與各書歧異。日人辻善之助據之以為懷良親王已於前四年卒，足證使非征西所遣。書中標明日使為歸廷用，足補何氏之缺：

關於胡惟庸通倭之明清人記述，其主要事實多根據《實錄》及《大誥》，《明史》和《實錄》更不過詳略之異，大體一無出入。文中洋洋洒洒據口供敘述胡惟庸的罪狀，于通倭投虜事，僅有二句：

第一次的倭寇交涉完全是恐嚇性質，洪武二年三月明廷派吳用、顏宗魯、楊載、吳文華使日，到征西府責以倭寇責任，詔書雲：

《明史》言：「帝怒，切責省臣，惟庸及廣洋頓首謝罪，而微委其咎于禮部，禮部又委之中書，帝益怒，盡囚諸臣，窮詰主者。」《高皇帝文集》卷七載《向中書禮部慢占城入貢第二敕》雲：「敕問中書禮部必欲罪有所證。古有犯法者犯者當之，此私罪也。今中書禮部皆理道出納要所，九月二十五日有慢占城入貢事，向及省部，互相推調，朕不聰明，罪無歸著，所以囚省部，概窮緣由，若罪果有所證，則罪其罪者，仍前推調，未得釋免。」旨意極嚴重，接著就是塗節上變告反，由此可見惟庸已於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下獄，到十二月又發生汪廣洋妾陳氏從死事，再下法司取勘，塗節窺見太祖有欲殺之意，逢迎上變，遂于次年正月被誅。

于罷中書省詔中，亦只及其枉法撓政諸罪：

惟庸私通外夷的第二件事是通虜。《明史》說：

又嘗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曰：「吾有所用爾也。」

明廷要解決倭患，只有三個辦法：上策是用全國兵力，并吞日本以為藩屬，倭患不掃自除。中策是以恩禮羈縻，示以小惠，許以互市，以其能約束國人為相對條件。下策是不征不納，取閉關政策，努力防海，制止入犯。在這三個辦法中九_九_藏_書，最難辦到的是下策。因為中國海岸線延長二萬里，倭寇可以隨處侵入，中國卻沒有這財力和兵力來到處設防，即使可能，兵力太單了也不濟事。上策也感覺困難，因為中國是一個大陸國，沒有強大的海軍，要征服這一倔犟的島國，簡直辦不到。並且基於過去隋、元二代的歷史教訓，也不敢輕易冒這大險。元吳萊曾作了一篇《論倭》的文章，反覆地說明伐倭之無益和大海之阻隔，要征服它是不可能的事。他建議應當遣使往諭，以外交的手腕去解決倭寇問題。這篇文章影響到明代的對日政策，明太祖差不多全盤地接受了他對元朝的勸告和建議，毅然地拋棄上策，把日本列為十五不征之國之一，著在《祖訓》。

只是一疑心，就籌出七百萬的大款，這是一件最便當的生財大道。又如空印事件：

以上諸家所記都屬於胡惟庸使林賢通倭，如瑤偽貢事件。王世貞一流的史家所記，則與此異：

讀了以上諸家記述之後，最後我們試一試與當時的官書一核，看到底哪些史料是可靠的，哪一些是不可靠的，《大誥三編》說：

由上引諸記載，參以《明史·劉基傳》所敘胡惟庸與基之宿怨，乘隙中傷，太祖對基懷疑事。可知胡惟庸之毒基，確受上命，所以劉基中毒后，雖質言情狀，亦置不理。並且派人看他會不會死，直到確知他必定要死，方派人送他回家。我們看汪廣洋之死是為塗節告發，胡惟庸之被罪，也和劉基死事牽連，但在宣布胡氏罪狀時，卻始終沒提起這事。由此可見「欲蓋彌彰」，塗節之所以與胡惟庸駢戮東市，其故亦正在是。

可見胡惟庸謀逆的真相，明初人就不大清楚。舊碑闕以存疑，尚不失忠實態度。何孟春自作聰明，硬斷定為胡惟庸，后此史官，雖以此事不見《實錄》，亦援引碑文，定為信讞，自王世貞以下至彭孫貽、飯田忠彥等都篤信其事，因訛傳訛，結果當然是到處碰壁，怎麼也解釋不出時間性與空間的不可能和事實上的矛盾了。錢謙益《明太祖實錄辨證》三說：「雲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嘉靖中朝廷因中人之請而加贈，何孟春據中人之言而立碑。」所謂中人，潘檉章以為是高隆。他說：

日使祖來到南京后，明廷向之經過幾度的諮詢，才恍然知日本國內分裂情形，懷良並非日本國王，以前幾次的交涉，不幸都找錯了對手。

明廷於是改變方針，想和北朝直接交涉。洪武五年五月特派僧仲獻祖闡、無逸克勤為使，以日僧椿庭海壽、權中巽為通事，使者一行八人，送祖來回國。先是建德二年（洪武四年）肥后守菊池武光奉懷良親王起兵謀復筑紫，與今川貞世（了俊）戰于鎮西，敗績，貞世尋為鎮西探題，勢力方盛。懷良由博多移于肥后之菊池。明使一登岸，新設的北朝守士官見其與祖來同來，以為是征夷府向中國乞師回來的使節，因加以拘辱。不久即遣送至京，滯留二月，始就歸途。途經征西府，懷良憤其秘密入京，及頒示大統歷有使奉正朔之意，復加拘辱。七年五月始還南京。

即在十六年後，太祖和劉三吾的談話中，胡惟庸的罪狀，也不過只是擅作威福和僭侈：

胡案的組織過程，根據當時的公私記載，很顯然地擺露在我們的目前。在胡案初起時，胡氏的罪狀只是擅權植黨，這條文拿來殺胡惟庸有餘，要用以牽蔓諸勛臣宿將卻未免小題大做。在事實上有替他製造罪狀的必要。明代的大患是南倭北虜，人臣的大罪是結黨謀叛，於是明太祖和他的秘書們便代替胡氏設想，巧為造作，弄一個不相干的從未到過北邊的江蘇人封績，叫他供出胡惟庸通元的事迹，算作胡黨造反的罪狀。後來又覺得有破綻，便強替封績改籍為河南人，改身份為元遺臣，又叫他攀出李善長，引起第二次屠殺。一面又隨便揀一個黨獄中人林賢，捏造出一串事迹，算他通倭。恰巧胡惟庸死後不久，日使或日商來華，因無國書被明廷詰責，他們就把這兩件事併為一事，裝點成有因果關係，再加上洪武六年前所纂的《皇明祖訓》中的文證，這反情便成鐵案了。同時中日關係因倭寇問題惡化，明廷感於外交的失敗，不得不採取下策，閉關自守，卻又不願自承失敗，貽譏藩屬，就大肆宣傳名正言順地把絕倭的責任委在莫須有先生的如瑤頭上。為取信於天下後世計，又把此事特別寫在《大誥》中叫全國人讀，一面又在《祖訓》首章加入小注，於是胡惟庸之通虜通倭，成為信讞，明廷也從此脫卸了外交失敗的恥辱。

洪武八年七月征西府遣僧廷用文圭（歸廷用，圭廷用）奉表貢馬及方物，表詞倔犟負固。此時明廷對日方有進一步之了解，他們知道日本南朝在利用倭寇，萬不肯加以禁止，自閉財源。北朝雖極盼通商，並願禁倭，但為南朝所阻，無力制止，其他派使入貢者又全是不能代表政府的大名藩士和唯利是圖的商人。外交解決的途徑至此全窮，在事實上不能不放棄中策，予日本以經濟上的封鎖，一面嚴修海防為自衛之計了。

《明史》所記之如瑤貢舶事，明清人記載極多。日人記載則多據中籍迻譯，雖間有疑其支離者，亦僅及派使者之為征西或幕府，對於事實本身，則均一致承認。

庚午詔書中所指的「枉法朋比」，《明史》所記無實事可征。李善長獄后數年方發覺，此時當不能預為周納。惟吳伯宗事別見其本傳雲：

他知道懷良的卒年，因以斷定貢舶非其所遣，同時他卻忘記了胡惟庸也已死了八年，這事如何能同胡惟庸發生聯繫！木宮泰彥亦主二十年之說，且以懷良之遣使事為必有。他說：

也只是一疑心，把天下的財政官長都殺了，殺頭與籍沒相連，這一疑心又自然地籌了一筆大款。胡案、藍案的副目的也不外此，在這一串黨獄中，把一切夠得上籍沒資格的一起給網進去，除了不順眼的文官，桀驁的宿將以外，他所特別注意的是由大地主充當的糧長和大富豪充當的鹽商，如《大誥三編》所舉出的于友、李茂實、陸和仲和他書所記的浦江鄭氏、蘇州沈氏諸獄，均足以證明此獄的動機。

谷應泰關於雲奇的記載，確有所本。此事最先見於雷禮所引《國琛集》。記述與谷氏小有異同。其文雲：

惟庸通倭事，《明史》雲：

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筍，出水數尺，諛者爭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矣。

我們在時間上的比較，已知此事非真。如再從事實方面考核，南京城高數仞，胡惟庸第據文中「壯士匿屏帷（或廳事）間」決非無屋頂——露天可知（《有學集》一〇三引《明人記載》說：南京城西華門內有大門北向，其高與諸宮殿等，後門薨棟俱在，曰舊丞相府，即胡惟庸故第）。無論西華門離胡第怎樣近（事實上愈近愈只能看屋脊），就譬如在景山山頂吧，故宮就在足下，除了黃澄澄的屋瓦以外，我們能看出宮殿內的任何事物出來嗎？同理，胡第非露天，即使明太祖真有登過城這一回事，又何從知道胡第伏有甲兵，此甲兵且伏在廳事中，屏帷間！

今將不征諸夷國名列后：

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至十八年李存義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

他的兒子王士騏卻不惜反對他的話，對這事件深為質疑，他以為：

小林博氏亦主是說，且記此陰謀之發覺時間為弘和二三年間（明洪武十五、十六年，1382—1383）。辻善之助則誤據《籌海圖編》所記，以貢舶為洪武二十年事，而斷雲：

谷應泰記胡惟庸被誅前又有雲奇告變一事：

根據以上簡約的敘述，可知明初即已列日本為十五不征之國之一，其地位和朝鮮、安南、爪哇、渤泥諸國同。明廷之所以決意絕日的原因是倭寇頻繁，日政府不能禁止，無再向請求或恫嚇之必要。且絕日的動機肇于洪武八年，在三次交涉失敗之後，在胡惟庸死前五年。胡氏死後中日亦未完全斷絕國交，時有使節往來。洪武十九年後的中日關係疏淡，則以倭患較稀，日本國內政治勢力發生變化之故。由此可知，一切關於胡惟庸和明初中日國際關係之傳說，均系向壁虛造，毫無根據。

如瑤貢舶事件，記載紛紜，多不可信。舉其矛盾處之顯著者，如使節之派遣者或以為征夷將軍源義滿，或以為征西將軍懷良親王。明人如鄭曉、雷禮、章潢、何喬遠、李言恭、陳仁錫、王士騏、鄧元錫、茅瑞徵、嚴從簡、方孔炤諸人均以為助胡惟庸謀逆者為懷良親王。茅元儀、葉向高諸人則以為派遣如瑤來華者為征夷將軍。《日本考》雲：

因為《皇明祖訓》《大誥》和《實錄》中的記載，出於朝廷。後來的史家便都一致相信，以為事實。自鄭曉、郎瑛、章潢、鄧元錫、茅瑞徵、茅元儀、陳仁錫、張復、葉向高、方孔炤、黃道周及《制御四夷典故》諸書，一致以為太祖朝之中日絕交，是因為如瑤貢舶事件，如《蒼霞草》所記：

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婿李佑父也。惟庸令陰說善長，善長已老，不能強拒，初不許，已而依違其間。

《實錄》載此事較詳，其文雲：

二十一年藍玉征沙漠，獲封績，善長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發，捕績下吏，訊得其狀，逆謀大著。會善長家奴盧仲謙首善長與惟庸往來狀，而陸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勝宗、費聚、趙庸三侯與惟庸共謀不軌。帝發怒，肅清逆黨，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乃為《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株連蔓引，迄數年來靖雲。

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被誅時的罪狀是：

則伯宗自以坐事謫徙，亦未嘗得「危禍」也。劉崧事見《高皇帝文集》七《召前按察副使劉崧職禮部侍敕》雲：「奸臣弄法，肆志跳梁，擬卿違制之責。邇者權奸發露，人各伏誅。卿來，朕命官禮部侍郎，故茲敕諭。」其朋比事，當時人的記載，《國初事迹》中，有這樣一條：

此文全據《實錄》，而略其下一段。今補列如下：

但是，一個國家要能行使它的統治權，先決問題是這個國家的統一。不幸在這時期，日本國內卻陷於南北分裂的對峙局面，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在北朝是征夷將軍源義滿，在南朝是征西將軍懷良親王，北朝雖願和中國通商，解決它財政上的困難，南朝卻以倭寇為利，且以政治地位的關係，也不肯讓北朝和明有任何外交關係。以此，明廷雖經幾度的努力，終歸無效，結果仍不得不採取下策，行閉關自守之計。

據《行狀》所述，基未死前且曾以被毒狀告太祖，太祖不理：

這樣，胡惟庸私通外夷，東通日本高麗，西通卜寵吉兒，南通三佛齊，北通沙漠，東西南北諸夷，無不與胡惟庸之叛逆發|生|關|系。

促成惟庸謀反的動機，據《明史》說是：

一面又派前曾使日之楊載送還捕獲之日本海賊僧侶十五人，想用示惠的手腕，使日本自動地禁捕倭寇。這一次的交涉，總算博得相當的成功。洪武四年十月懷良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方物，並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擄男女七十余口。

由上引證，可知所謂通倭通虜都是「莫須有」的事。上文曾說過：胡惟庸事件正像一個在傳說中的故事，時間越后，故事的範圍便越擴大。根據這個原則，我們試再檢校一下胡惟庸私通外夷這一捏造的故事的範圍的擴大。

李開先所記則與諸書微異，其所撰《宋素卿傳》雲：

學士吳伯宗劾惟庸既得危禍。自是勢益熾。

明初中日兩方之所以發生外交關係，在中國方面是因為倭寇出沒，請求制止，在日本方面則可說完全是基於經濟的關係。

《明史》記此事顛末雲：

高岱記太祖朝事，說胡惟庸和高麗也有關係：

嗣後王世貞、朱國楨諸人所記，均據之以封績為元臣或元遺臣。這一些記載的根據都很有來歷，《實錄》記：

永樂五年詔敕陝西官吏，又有通卜寵吉兒事：

明年正月，塗節遂上變告惟庸，御史中丞商皓時謫為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訊，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寧並及節。

總算勉強可以遮過讀者的究詰。但據以上諸書所記，惟庸請明太祖到他家裡來看醴泉或甘露的日子是洪武十三年正月戊戌。據《明史》惟庸即以是日被誅。這樣當天請客，當天殺頭，中間並未經過審訊下獄的階段，在時間上是否發生問題呢？這問題夏燮曾引《三編質實》證明其不可能，他說：

《明史》說：

另一方的明太祖自身出身寒賤，寄跡緇流，且又賦性猜嫌，深恐遭知識分子所譏刺。在他初起事的時候，不能不裝作禮賢下士的神氣，借作號召，及至大事已定，便不惜吹毛求疵，屢興文字之獄。又恐知識分子不為所用，特頒《大誥》，立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目。一面算是嚴刑示威，一面卻也不無帶著一些嫉視的階級意識。《大誥》中所列文士得罪者不下千人。在胡藍二獄中所殺的幾萬人中大部屬於知識分子，其中之著者如宋濂以一代帝師匡翊文運，仍不惜曲為歸納，以其孫慎與胡黨有連為辭，流之致死。其他同時諸文士，凡和明太祖稍有瓜葛的也都不得善終，趙甌北《廿二史劄記》曾替他算過一筆草賬。另一方面卻極力設學興教，進用宋訥一流刻薄寡恩的教師，用廩祿刑責造就出一批聽命唯謹的新知識分子出來，做皇帝個人的馴仆，來代替老一輩的士大夫。這是明太祖鞏固君權的方法，也是這幾次大獄的起因。

又雲：

《李善長傳》亦言：

考《太祖本紀》胡惟庸以洪武六年七月壬子任右丞相，十年九月辛丑改左。其時惟庸正被恩眷，得太祖信任。《高皇帝文集》卷二載是時《命丞相大夫詔》：「朕平天下之初，數更輔弼，蓋識見淺薄，任非其人。前丞相汪廣洋畏懦迂滑，其于申冤理枉，略不留意。以致公務失勤，乃黜為嶺南廣省參政，觀其所施，察其自省。今中書久闕丞相，御史台亦闕大夫，揆古稽今，誠為曠典，特命左丞相胡惟庸為中書右丞相，中丞陳寧為右御史大夫。且惟庸與寧自廣洋去后，獨署省台，協誠匡濟，舉直措枉，精勤不怠，故任以斯職。播告臣民。」云云。據《奸黨錄》所言，則不特《實錄》所記惟庸諸謀叛動機為子虛，即明人諸家所言亦因此而失其立足點。因為假使惟庸已蓄意謀叛，其行動且早至被誅之五年前，且屢試屢敗，則何以史文又曲為之隱？于《奸黨三錄》所云「五年之中期會為變無慮二百余次」一事至不著一字！何以《明史》及《弇州別集》諸書僅著其「以祥瑞自喜有異謀」、「令費聚陸仲亨收集軍馬」、「收集亡命」、「通倭欵虜」、「被責謀起事」諸近疑似曖昧之刑法上所謂「意圖」的記載，而及略其主要之已舉未遂行為！

即由史臣纂修之《實錄》，也說太祖明知劉基被毒事：

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帝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艱苦殊甚。使皆效爾所為，民雖盡鬻子女，不能給也。」責捕盜于代縣。平涼侯費聚奉命撫蘇州軍民，日嗜酒色。帝怒，責往西北招降蒙古，無功。又切責之，二人大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二人，二人素戇勇，見惟庸用事，密相往來。嘗過惟庸家，酒飲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益惶懼，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軍馬。

惟庸誅后七年，始於所頒《大誥》中提及林賢：

向來中日兩方的記載都以為明初中日絕交的主要原因是如瑤貢舶事件。上文既已論及如瑤貢舶之莫須有，以下試略一述中日初期交涉之經過，以說明其絕交前後之情勢，從反面證明在此情勢中實無容納如瑤貢舶事件之可能。

惟庸誅后數日，在宣布罪狀的演辭中，亦未提及通倭一字：

在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所頒《祖訓》中，方才正式列出惟庸通倭的記載，其文雲：

同樣是在敘述同一事件，並且用同一筆法，但所敘的事卻全不相符，一個說是惟庸子死，一個說是惟庸家人被誅。顯見這兩種不同的記載是出於兩種不同的來源，由此又可知胡惟庸事件在明嘉靖以前是怎樣一個紛亂矛盾的樣子了。

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墮死車下，惟庸殺挽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謀起事，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己者。十二年九月占城來貢，惟庸等不以聞，中官出見之，入奏。帝怒，切責省臣，惟庸及廣洋頓首謝罪，而微委其咎于禮部，禮部又委之中書，帝益怒，盡囚諸臣，窮詰主者。未幾賜廣洋死。廣洋妾陳氏從死，帝詢之，乃入官陳知縣女也。大怒曰：「沒官婦女只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乃敕法司取勘。於是惟庸及六部堂屬咸當坐罪。

何喬遠、鄭若曾、嚴從簡諸人記林賢與如瑤之事迹較詳盡，《名山藏·王享記》雲：

渡邊世祐《室町時代史》（頁二三五）亦謂：

胡惟庸事件是明代初葉的一件大事，黨獄株連前後十四年，一時功臣宿將誅夷殆盡，前後達四萬餘人。且因此和日本斷絕國交關係，著之《祖訓》。另一方面再三頒布《昭示奸黨錄》《臣戒錄》《志戒錄》《大誥》《世臣總錄》諸書，諄諄告諭臣下，以胡惟庸為前鑒。到明成祖時代，還引這事件來誡諭臣下，勿私通外夷。明代諸著作家的每一部提及明初史跡的著述中，都有這事件的記載。清修明史且把胡氏列入奸臣傳。在政治制度方面，且因此而永廢丞相，分權於六部、五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在這事件的影響方面說，一時元功宿將皆盡，靖難師起，僅余耿炳文、吳禎等支撐禦侮，建文因以遜國。綜之，從各方面說，無論是屬於政治的、外交的、軍事的、制度的，這事件含有之重大意義，其影響及於有明一代，則無可置疑。

關於胡案部分：

又把這事件和如瑤發|生|關|系。陳仁錫、朱國楨諸人都相信這一說，引為定讞。稍後谷應泰、夏燮等，便兼采兩家矛盾之說，並列諸事，作最完備之記錄。

劉基事據《明史》《本傳》說：

《國朝列卿記》所記全用《實錄》原文，明代向例于《實錄》修成后即焚稿扃史館中，不為外人所見。所以後來人的記載大部分可說都是根據《列卿記》這部書。

荻野由之反之，肯定如瑤為懷良所遣。希泊魯禿則不特堅持懷良遣使之說，且著其遣使之年為元中元年（洪武十七年，1384）並雲：

與《實錄》《明史》《弇州別集》《開國臣傳》及明代諸記載家如黃金、陳仁錫、何喬遠、雷禮諸人所言無一相合。由是知不但封績非元臣，非河南人，非胡惟庸親信，且與李善長亦始終無涉。不但上述諸正史及野記無一可信，即上引之封績供辭亦不必實有，因為明代兵制初不集中兵力于首都，而於沿邊要隘及內部沖區設衛分鎮，明初尤重視北邊防務，以燕王棣守北邊，隸以重兵，自后九邊終明一代為防虜重鎮。即有侵軼，初無用於京軍之調動，假使真有封績使元這一件事，胡惟庸自身任軍國大政，反說出這樣荒謬絕倫的話，理寧可通！

據《胡惟庸傳》，則惟庸之毒基，實為太祖所遣：

以下便接著敘雲奇事件，把這兩件事發生連帶關係。他在另一記載中又說：

懷良的答覆是殺明使五人，拘留楊載、吳文華兩人三個月才放回。

《高皇帝文集》卷七有《諭丞相枉序斑敕》，所謂丞相當即指惟庸言，但細繹敕意，亦只是責其刑罰不中而已。敕雲：「《傳》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日序斑奏，昨晚一使自山西至，一使自太倉來省，引進將至與姓名，且曰郎中教只於此處候丞相提奏引見，已而終不見，郎中復喚，於是不敢引見，是有丞相怪責，不由分訴，刑及二十而膚開，甚枉之。因序斑奏枉，試釋之，若為上者教人正其事而後罪人不行，此果刑罰之中乎？」

御史中丞劉基亦嘗言其短。久之，基病，上遣惟庸挾醫視，遂以毒中之。基死，益無所忌。與太師李善長相結，以從女妻其從子佑。

《吾學編》《制御四夷典故》《皇明世法錄》《圖書編》諸書雲：

自后王世貞撰《胡惟庸傳》即引此文，不過把「誑言所居井涌醴泉」改為：「偽為第中甘露降。」把地下湧出來的換成天上掉下來的罷了。鄧元錫索性把他列入《宦官傳》，以為忠義之首，不過又將名字改成奇雲奇。傅維麟本之亦為立專傳，仍復其名為雲奇。其他明清諸著述家如陳建、嚴從簡、鄧球、尹守衡、彭孫貽、谷應泰，日人如飯田忠彥等，均深信不疑，引為實錄。

這一次對北朝交涉的結果，北朝因連年征戰，帑藏奇絀，正盼能和中國通商，解決財政上的困難，所以明使一至京，便完全容納禁倭之請，一面因征西府梗中日商道，派兵來攻。一面派僧宣聞溪（揔州太守圓宣）凈業喜春備方物來貢，又送還所擄中國及高句麗民百五十人。這是征夷府第一次遣明的使節，不幸因無正式國書，征南之舉又失敗，道路不通，被明廷疑為商人假冒，以拒絕接待。

《明史》別據明人所記以為說善長以封王者為其故人楊文裕。于其冤抑，特載解縉所代草之王國用奏疏剖解甚明。錢謙益據當時招辭謂：

《太祖實錄》洪武三十年中，載胡惟庸通三佛齊事：

在另一方面的各家記載紛歧，也不一而足，如如瑤貢舶所納兵士或以為四百人（《名山藏》《明史》諸書），或以為千人（《弇州別集》《獻征錄》諸書），通倭之經過，或以為使林賢下海招約（《明史》），或以為適日本貢使來因與私約（《弇州別集》），林賢獄具或以為在洪武十九年十月（《明史》），或以為在洪武十五年（《皇明書》《制御四夷典故》《皇明世法錄》），或以為在二十年（《殊域周咨錄》），如瑤末次來華或以為在十七年（《皇明書》），或以為在十九年（《大政記》），或以為在二十年（《籌海圖編》）。如瑤末次來華之謫徙地方或以為發陝西（《明史紀事本末》），或以為發雲南（《名山藏》《殊域周咨錄》），或以為發川陝（《日本國志》），如瑤所率精兵或以為盡被誅夷（《獻征錄》《明史紀事本末》），或以為盡發雲南守御（《皇明書》《名山藏》）。種種歧異矛盾，數不勝數。

考《明史·胡惟庸傳》謂：「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查《實錄》十九年十月條不載此事。胡惟庸罪狀中之通倭一事，據史言發覺在十九年，其唯一之根據為當時官書《大誥三編》。據此則十九年以前不當有絕倭之事，而事實上則卻相反。《祖訓》之成，據《大事記》所言第一次編成於洪武二年。第二次在六年五月。第三次在二十八年九月，重定名為《皇明祖訓》，其目仍舊，而更其《箴戒》章為《祖訓》首章。由是可知最後定本即仍洪武六年之舊，不過把原來《箴戒》章改成首章而已。胡惟庸事敗在洪武十三年正月，通倭事發在十九年十月，不應先於洪武六年絕倭！細繹《祖訓》文意，知其大旨不過戒子孫勿務遠略損國威，所列不征之國，亦以其阻絕海洋，不易征服，于胡惟庸事，初無關涉。蓋日本之被列為不征之國事在洪武六年以前，在洪武十九年到二十八年這時期，中方把胡惟庸事加入，作為佐證。後來讀史的人不留心，把不征之國和胡惟庸事因《祖訓》先後放在一起，就混為一事，並誤為有因果關係。因胡惟庸獄詞和《大誥》所載，輾轉附會，惟庸之通倭謀逆及明廷因之與日絕交數事，遂成信讞了。

同年大隅守護之島津氏久和征西府之菊池武政都遣使來貢，冀圖通商，明廷以其非代表國家，且不奉正朔，均卻之。又以頻入寇掠，命中書移牒責之。

明初連年用兵，承元疲敝之後，益以兵荒天災，國庫奇絀。一面又因天下未定，不能不繼續用兵。明太祖及其部屬大抵都出身卑賤，自來就不滿於一般專事尅削的地主鉅商，因此除不斷用徙富民的政策以奪其田產以益軍實外，又不斷地尋出事來擇肥而噬，屢興大獄的目的只是措財籌款，最顯著的如《明史·刑法志》所記郭桓事件：

上曰：「臣無外交，古有明戒，太祖皇帝申明此禁，最為嚴切。如胡惟庸私往卜寵吉兒，通日本等處，禍及身家，天下後世，曉然知也……」

劉辰曾佐太祖戎幕，所記當得之見聞，較可徵信。且善長、惟庸均為淮人，惟庸之進用，又為善長所援引，為保全祿位樹立黨援計，其排斥非淮系人物，又為勢之所必至。不過據這一條史料的引證，也僅能證明惟庸之樹黨而已。《高皇帝文集》卷十六《跋夏圭長江萬里圖》文中有指摘惟庸受贓語，不過盡他所能指摘的也還不過是一幅不甚著名的圖。其文雲：「洪武十三年春正月奸臣胡惟庸權奸發露，令法司捕左右小人詢情究源，良久，人報左丞贓貪淫|亂甚非寡慾。朕謂來者曰：果何為實，以驗贓貪？對曰：前犯罪人某被遷，其左相猶取本人山水圖一軸，名曰《夏珪長江萬里圖》。朕猶未信，遣人取以驗，去不逾時而至，吁！微物尚然，受贓必矣。」

三年三月又作第二次交涉，以萊州府同知趙秩往諭，委婉勸導中含有恐嚇的意味，詔書說：

總之，在上文所引述的史料中，我們找不出有「謀反」和「通倭」、「通虜」的具體記載。這正好像一個故事，時代越后，故事的輪廓便越擴大，內容也越充實。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後，胡惟庸的謀反便成鐵案，裝點得有條有理了。錢謙益引《昭示奸黨三錄》說：

在上載的兩項文件的矛盾中，最顯著的是時間問題。《實錄》說惟庸幾經遊說善長，得其讚許后，方進行通倭款虜二事，《實錄辨證》據當時口供考定為洪武十二年八月事。惟庸被誅在次年正月，離定謀只是五個月間的事。下獄在九月，離定謀更僅一月。據《明史·日本傳》《名山藏·王享記》《籌海圖編》諸記載，惟庸先遣林賢為明州衛指揮，再佯奏其罪謫日本，使交通其君臣，再請宥賢復職，以李旺召之，且以密書奉日本王借精銳人為用。然後有如瑤藏主之貢舶事件。林賢在日本的時間，《大誥三編》和《籌海圖編》都說是三年。其回國在洪武十六年後，這當然是不可靠的（鄭若曾連胡惟庸卒年都弄不清楚，以為是洪武二十年間事）。不過無論如何，照那時代的航海情形，這一來一往總非一二月可辦。據雷禮記如瑤第一次來華之時日為洪武十四年七月戊戌，正值惟庸敗后一年，事頗巧合。不過我們所注意的是胡惟庸能否在死後再派人去召回林賢，在定謀和被誅的五個月中要容納至少要三年以上的時間才辦得到的事實是否可能？通倭事發的年月據《明史》說是在洪武十九年十月，但除當時的官書《大誥》外，我們翻遍《實錄》也找不出有這項記載的存在。即在錢謙益所引胡黨供辭中亦不及此事。同時在日本方面，除了引征中國的記載外，亦不著如瑤使節之任何事實。甚至在中日雙方的若干記載中，有的連日本使者和派遣者的本身都有無數異說。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很明顯的，此種不被當事人所注意的時間問題，因為事實的本身，出於故意捏造或附會，事後編製，只圖假題入罪，便不能顧及時間上的衝突。更因為所附會周納的故事見於朝廷所頒發的《大誥》，大家不敢不相信，載諸記錄，因訛傳訛，遂成鐵案了。

於是復勘實以「交通倭虜，潛謀叛逆，具有顯證」上，嚴家由是方倒。獄辭中通倭誘虜二事，恰好做胡惟庸事件的影子。

據《國琛集》說胡惟庸第在西華門內——禁中。王世貞《舊丞相府志》頗疑其非是。考《昭示奸黨第二錄》載盧仲謙供，謂胡惟庸私第在細柳坊，按《洪武京城圖志》：廣藝街在上元縣西，舊名細柳坊，一名武勝坊。又考《街市圖》：廣藝街在內橋之北，與舊內相近。則惟庸私第之不在禁中明甚。再按《實錄》：丙午八月（1366）拓建康城；初舊內在建康舊城中，因元南台為宮，稍庳隘，上乃命劉基等卜地，定新宮于鐘山陽。戊申正月（1368）自舊內遷新宮。由是知明太祖之遷居新宮在洪武元年，舊內固近惟庸第，新宮則在建康城北，雲奇事件如在洪武十三年，則根本為不可能。

此以貢舶之來為在十四年後，時胡惟庸已死垂二年，葉向高所記全同。日人松下見林采其說，謂：

胡惟庸黨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明人亦未深知，這原因大概是由於胡黨事起時，法令嚴峻，著述家多不敢記載此事。到了事過境遷以後，實在情形已被淹沒，後來的史家只能專憑《實錄》，所以大體均屬相同。他事有不見於《實錄》的，便只能閉戶造車，因訛傳訛，所以極多矛盾的同時記載。正因為這許多記載之曖昧矛盾，所以當時人便有懷疑它的。鄭曉以為「國初李太師、胡丞相、藍國公諸獄未可知」。王世貞是明代的一個偉大精核的史學家，他的話應該可信了，他說：

由此可見，這事件的可信程度正如徐階所授意的嚴世蕃獄詞一樣。按《明史》載世蕃獄具，徐階以為彰主過，適所以活之，為手削其草。略雲：

我們且不推敲這事件的本身是否可靠，明太祖這樣一個裊桀陰忮的人的話——一面之辭是否可信。光和其他的記載比較，至少以下幾件事是明太祖或胡惟庸所未曾想及的。這幾點是：

據上文所論證，我們知道關於中日關係部分：

《實錄》記李善長獄事，尤曖昧支離，使人一見即知其捏造。蓋其所述謀反情事，皆援據當時獄辭，其不可信，又無待究詰。且即以所敘和《昭示奸黨錄》所條列善長諸招一校，亦有未核。《實錄》雲：

《殊域周咨錄》本之，而以為十三年發如瑤雲南守御，林賢事發則在洪武二十年。日人飯田忠彥、荻野由之、辻善之助、栗田元次及木宮泰彥和德人希泊魯禿（Sicboldt）諸人所記大率根據以上所引。

在時代較前的記載中，胡惟庸私通外夷的範圍，僅限明代一代所視為大患的「南倭北虜」。稍後便加上一個三佛齊，再后又加上一個卜寵吉兒，最後又加上一個高麗。

在上引的諸家記載中，有一個共同的可疑點。這疑點是雲奇身為內使，所服務地點與胡惟庸第相近，他既知胡氏逆謀，為什麼不先期告發，一定要到事迫眉睫，方才闖道報警呢？這問題彭孫貽氏把它彌縫解答了。他說：

按《昭示奸黨錄》所載封績供辭：

在以上所引的史料中，衝突性最顯著的是《明史》所記塗節、商皓告變和《紀事本末》所記的雲奇告變二事。因為假使前者是真，則惟庸已得罪被誅，無請臨幸謀刺之可能。假使後者是真，則惟庸亦當日被誅，無待塗、商二人之告發。質言之，兩件告發案必有一件是假，或者兩件都假，斷不能兩件都真。現試略征群籍，先談雲奇事件。

明廷雖已決計絕日，但在表面上仍和日本派來的正式使節虛與委蛇，希望能得外交上的轉機。洪武十三四年間和征夷、征西兩方打了幾次筆墨官司。征西府的挑戰倔犟態度，給明廷以極大的侮辱。明廷極力容忍。以後通使較稀，但仍未完全斷絕外交關係。1383年懷良親王死，北朝勢旺，忙於國內之統一運動，和明廷的關係因之暫時停止。

這是他把永樂三年十一月日本使者自治倭寇的記載和如瑤貢舶事件混在一起誤為一事的錯誤。